一个妻管严的叛逃
1
认识阿强，是在2017年。
那是十一假期的某天早上，宿醉的我正在家醒酒，敲门声响起，我睡眼惺忪地打开可视对讲，看见外面站着一个素未谋面的男人——更让我懵圈的是，他手里还拎着东西，好像是大闸蟹和海参礼盒。
男人看起来40岁左右，圆润的脸庞，明显隆起的小腹，让人一眼能看见系在肚脐眼上方的LV腰带，标准的国企干部打扮。我以为他敲错门了，但一梯两户又门禁森严还有大堂管家的住宅楼里，类似情况之前并没有发生过——那他估计是给我媳妇送礼的，我更不能瞎往上凑，便索性关掉可视对讲继续蒙头睡。直到门外又足足敲了5分钟，我才没好气地开了门。
然后，我自己都有点害臊了——男人是我楼上新搬来的邻居，名叫张强，还真是来给我送礼的。
阿强家3年前就买好了这处学区房，但他儿子小学没在这里念，现在要上初中了，才想起来要装修房子好搬进来住。他家这种情况，在这种“铁打的楼盘、流水的家长”的名校学区房小区里，几乎每年都有。这些不差钱又追求个性化的土豪家长们，恨不得连承重梁都抠下几根钢筋来，赶工期时更没日没夜地凿，自然引来邻居们群起而攻之，闹大了甚至发生肢体冲突，最后只得各种职能部门介入协调——在这种土豪扎堆的小区里，面对邻里之间的冲突，物业和社区基本就是个摆设，除了和稀泥，也真没办法，因为纠纷双方谁都惹不起。
我并不在意这些，因为我沾枕头就能睡着，只要邻居不投诉我的呼噜声影响他们装修就行。我媳妇是公职人员，更怕我去瞎搞事，她也不会参与这些邻里纠纷，至于小学要毕业的女儿，枕头下永远自备耳塞，觉都不够睡，她哪有心思去操那闲心。
但阿强显然不想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他的做法也直接刷新了我对“好邻居”的认知：除了趁大家过节都在家时，给周边的邻居挨家挨户地送礼，他随身带着装修图纸，跟人解释，装修工程并不繁琐，保证“不会改变楼体结构，更不会影响邻居们的休息”，然后留电话和微信，“随时接受投诉”。
伸手不打笑脸人，对于这种还没装修就各种道歉、送礼的邻居，就算我真的在意，又能说什么？再说了，就算我说不行，人家还能不装修了咋的？
阿强的做法，让我舒服。我是个爱交朋友的人，面对这种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邻居，我自然乐不颠地把人家请进门，泡上一壶茶，聊上一顿。阿强是石油系统搞宣传的，单凭这种对邻里矛盾未雨绸缪的情商，我想他自然混得不差。他媳妇在本市开了几间主营海参兼顾各种大闸蟹的连锁店，还有个小学就拿过各种钢琴大奖的儿子——毫无疑问，这家伙是妥妥的人生赢家。
只是，阿强似乎并不喜欢我，后来的日子，甚至还有意无意地在防备着我。其中的道理也不难猜，除了央企干部自带的傲娇与戒心，估计我家楼下那位包打听的“大堂管家”也对他说过些什么——毕竟我长得就不太像好人，也跟保安起过冲突，还总有些三教九流的朋友出入我家，我早就是个物业眼中的“社会人”，即使我从不在家门口惹事炸毛，也从来不拖欠物业费，但这并不耽误物业经理把我列入“危险分子”名单——连小区保安都不爱招惹我，阿强是央企干部，自然对我这种人敬而远之。
2
城市里的钢筋混凝土是冰冷的，越注重私密性、物业服务越完善的小区，就越缺少邻里之间的温度。
我起初在这个小区里住了4年多，每天钻进地库就进电梯，电梯里也很少能碰到邻居，更到不了别的楼层，所以除了隔壁邻居见面能打个招呼，偶尔凑一块吃顿饭，我也没跟其他邻居打过交道。直到后来成立了业主群，我才知道，原来这个小区里有200多户人家，但大家都不熟络，群里除了投诉、建议，也没有多余的言语。
阿强的出现引起了轰动，他那“没装修先送礼”的奇葩做法，很快在业主群里传播开来，甚至还有社区工作人员做出了新闻链接。后搬来的邻居被拉进群后，都会被有意无意地介绍这段“历史”。自那之后，小区邻里关系居然前所未有的和谐，甚至还弄了支足球队没事就凑一起训练比赛。
其实，这年头没人差那点礼，缺的只是几句让人心里舒服的话，如果每一位新搬来的业主都在装修前主动挨家跟邻居登门致歉提前打招呼的话，还有谁会为了那些鸡毛蒜皮而去撕破脸皮呢？更重要的是，“游戏规则”已经在无形中建立了——不管新搬来的业主啥背景，只要提前因为装修跟邻居打完招呼后，高素质的人设就立在这里了，后面又怎么好意思在邻居休息的时间瞎折腾呢？于是，困扰了小区多年的装修噪音、电梯拉货、楼道卫生问题，统统神奇般地消失了。
阿强媳妇是个精明的生意人，眼见着老公成了小区里的“模范邻居”，而“蟹”又与“谢”完美谐音，“大闸蟹”的梗，便成了她搞社区营销的突破口。这些不差钱的邻居们乐得捧场，尤其当大家发现这位“蟹老板娘”还是位风韵犹存的大美女时，邻里之间的礼物，几乎成了螃蟹和代金券的天下。当邻里间的感动牵扯到利益之时，总会有人去怀疑阿强夫妇曾经的动机，但即使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营销套路，又有谁会否认，它依旧是一管让邻里关系更加和谐的润滑剂呢？
期间，我在电梯里看到大量吸音板和隔音棉，还特意问过装修工人，人家说，这家业主真是有钱烧的，这是拿自家当KTV包间装修了，除了护墙板，下面还全部铺上一层吸音材料，连地热管下面，都要求再铺上隔音棉，“为的只是怕儿子练琴时影响邻居”。
在这个小区，估计家家都有钢琴，也天天有人练，但我都不用问是谁家——能干这种事的，除了阿强，没别人了。这让我大为感动。
不过，在那之后的大半年时间，我和阿强并没有接触。虽然我们两家只隔着一层楼板，但因为作息时间不同，女儿又自己上下学（离学校太近），我们连面都没见过，而楼板之间的隔音又实在太好，他在不在家，我都不知道。还有，当我得知他媳妇是个邻里公认的大美女时，就更不想去招人烦了——我毕竟是个经物业鉴定的土流氓。
3
真正跟阿强打交道，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期间。
那段时间，因为想打场货真价实的职业拳击比赛送给自己当40岁生日礼物，我已经接受了超过半年的职业拳击培训，赶上个拳房休息的周一，我便和几个哥们喝到了懵圈。回家下出租车时，刚巧看到地下停车场入口有吵架斗殴。
我多欠啊，怎么可能错过这种看热闹的机会？
事情的起因一目了然：一台保时捷卡宴横在了小区地下停车场出入口，另一台特斯拉要进停车场，估计在这座民风彪悍的城市里，又是“着急的遇到了不讲理的”，一言不合就开打了。
当时正赶上乘凉的高峰期，围观的人不少，连小区保安都出来了两三个，但除了围观和报警，没人上前劝架，因为当众撒野的那哥俩，寸头、文身、大金链，外加满脸横肉，都是标准的地痞流氓成精后的画像，谁愿意去招惹这种开豪车、住豪宅的流氓呢？
我本不想多管闲事，远远观战之时，却发现那个披头散发、扯嗓子尖叫还不服不忿的美女，正是阿强的媳妇——这娘们实在是嚣张惯了，屁事不懂，老公都让人给按地上揍，儿子都在一边被吓哭了，她还在那里连抓带挠，拉扯着对方的衣服不让人家走，非要等警察来处理。
那一刻，我真的很头疼：就凭阿强那谨慎入微的性格，他不可能跟任何人动手，估计他那媳妇在家里作威作福惯了，以为是个男人都会像她老公那么惯着她。我算看出来了，这老公真不是亲的——别说是不是她挑起的事端，就算她让那俩流氓开着保时捷逃走了，记下车牌号，满城监控无死角，警察还找不到他们咋的？
没办法，谁让我吃了人家的大闸蟹呢，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好邻居被按在地上胖揍吧？天地良心，我真的是想拉架，但我刚把压在阿强身上那货拉开，身后那已经被疯婆子惹得急赤白脸还没地方撒气的家伙，居然把我当成了出气筒，一脚踹在我屁股上把我踢倒了，接着，那哥俩就齐刷刷地跟我来劲了。
和谐第一，打架的过程也不是重点，对于一位体重达到“正九”以上级别的半职业拳击手来说，对付他俩那样的肥猪老胖，难度也真不大。但我是真喝多了，直到感觉自己手疼，才意识到好多年没打架，出手也没轻没重了。
后来110和120都到齐了，那哥俩和阿强也都去医院验伤了，还好，都是轻微伤。
即使监控录像说明我真的只是“见义勇为”过了头，但阿强挨揍和我打人也是两起独立的案件。本着“单案单论”以及“伤重”原则，我因涉嫌“寻衅滋事”面临着至少7天的行政拘留——我尽管屁股挨了一脚，但连个鞋印都没找到。
我是真咽不下那口气，警察建议我给那俩孙子赔钱道歉，我坚决不干。
但当天夜里，做完笔录又在派出所滞留室羁押了几个小时的我，居然一分钱没赔就被放了出来。警察说，阿强那边已经主动跟那俩孙子和解了，条件是他们也不再追究我的法律责任。警察还说，阿强压根就没还手，如果我不多此一举，就凭阿强脸上和身上的伤情，那俩家伙至少赔个上万块，还得保送拘留所。
更让我无地自容的是，脸上缠着绷带的阿强，居然在派出所大厅等了我一宿，然后拉着我的胳膊各种感谢，那一刻，我自己都开始嫌弃自己的爪子了。我想请他喝顿酒，阿强答应了，他说等他痊愈了。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阿强没再找过我，给他打电话，也是各种忙。我以为，他更嫌弃我了，但楼下那个八卦的“大堂管家”说，出事那天，阿强两口子在停车场里吵得连保安都出动了，因为阿强在派出所里瞒着媳妇管同事借了5000块给那俩混蛋赔偿——那俩货看准了阿强不想让我被拘留，便直接开始碰瓷了，即使他俩的拘留时间肯定比我长，但这种事，谁越不要脸，谁就越占便宜。阿强不想两败俱伤，便选择了息事宁人，但不知内情的警察给说漏嘴了，让他媳妇知道了，这账也不难算明白，他们挨打吃了亏，还损失了至少1万5，她哪能饶了阿强？
我想把钱还给人家，但阿强永远说：“等有机会的，你请我喝酒吧。”
我也明白，每当别人对我说“等有机会”的时候，那就是永远没机会。
4
2019年春节前夕，从外地回家过年的我，车刚在地下停车场里停了一宿，第二天早上便在风挡玻璃下发现了张纸条：晚上6点，沙滩小镇，张强。
当时我就乐了：这他妈的喝顿酒，怎么整得跟地下党接头似的？
“沙滩小镇”是一家离我们小区不太远的大排档，以廉价而闻名。当我如约到达看到阿强时，还主动逗他：“我说你也太讲究了吧？就这地方，咱俩喝到明年也花不了5000块啊？”
没想到，阿强居然还从包里摸出瓶2斤装的茅台——是瞒着媳妇从家里偷出来的，他说他要请我，但兜里就200块零花钱，还是省了一个礼拜烟钱攒出来的，以前我每次找他喝酒，他不出来，除了媳妇管得严，“也是兜里没钱，不好意思”。
我已经笑不出来了。我是做工程出身的，从念书到工作都常年混迹于男人圈，要说老婆管得严的男人并不罕见，但把老公管得如此惨绝人寰的，我还真是第一次如此开眼。阿强是国企干部，在那种套路深不见底的环境里，要是连200块喝酒钱都得从烟钱上抠的话，真的很难想象他平时是如何与领导和同事们相处、如何“进步”的。
阿强说，逢年过节送礼的事，媳妇支持，但喝酒想都别想，所以他压根没想过“进步”，家里那位更不希望他“进步”，因为阿强家里就是包海养海参的，不差钱。更重要的是，他那位在生意场上见识了太多成功男人丑陋嘴脸的媳妇，始终坚信“男人有钱就变坏”，打着“防止他利用职务犯错误”的旗号，没收了他所有银行卡，连手机账户带现金，不允许超过50块钱。
至于他为什么在我车上留纸条约我，原因也不难猜——因为我已经上了他媳妇的“黑名单”，他的手机又随时随地可能被检查，所以他才出此下策。
我不想八卦，更不会去操心别人家的闲事，但他兜里就200块还非要请我喝酒，我便开门见山地问突然找我的原因。
阿强确实有事找我，因为他愈发觉得，他那已经上初中的儿子，性格越来越懦弱，别说平时让同学欺负连个屁都不敢放，偶尔让老师批评了，回家不光不吃饭，还不想再上学了。阿强不想让儿子长大了像他那么怂，知道我在学打拳，还带着自家闺女学打拳，所以也想让我把他儿子带到拳房去。
其实阿强说的，我也大概知道，家有悍妻如斯，他儿子要是不怂，那就真得去问问隔壁老王是怎么回事了。上次我亲眼目睹他被那俩流氓按地上揍的时候，那位已经比他妈高的儿子，不就捂着眼睛在一边哭吗？
我还知道，阿强儿子跟我闺女是一所学校的同学——也就是年前那段时间，从裹着尿片就跟我混拳房的小破孩在学校替同学出头，把俩初三男孩追得满操场跑，直到把人家统统打哭。那场都惊动了警察的闹剧在他们学校都传开了，天天接送孩子的阿强不可能不知道。
现在人家都主动找我了，我自然不能光看笑话，更不能胡说八道，尤其拿学打拳当偏方去治病这事我也不太赞成，便连夜把我的拳击教练给找了过来。那位满脑子是拳击的大男孩，拉着阿强念了一晚上经，从“生气了你就输了”唠到了“掌控自己”，而越发酒精上头的阿强，心服口服地直接要跪在地上行“拜师礼”，给人家教练都整懵了。
阿强指定趁着酒劲连夜做媳妇工作了，第二天早上，那位悍妇就走楼梯下来砸我家门了，吓得我都没敢露头。我媳妇把人家请进门一阵安抚，我也听到了，人家说得似乎也没毛病，孩子都上初中了，“学习多忙啊，怎么可能浪费时间去练拳呢？”而且，人家那练钢琴的纤纤玉指，怎么可能去学习打打杀杀？
当然最重要的，是郑重警告我，不许再把她家阿强给带跑偏了。
5
紧接着各种变故，那之后没多久，我就搬离了那个小区，至于阿强和他儿子后来怎样，有没有学拳，我都无心过问了。
直到2021年秋季的疫情期间，我去公园晨跑，在一群围着大树练硬气功的老头之中，发现了阿强。从他看到我那惊喜的眼神中，我已经读出，他并不是那么讨厌我。
那天早上，在一群老头老太太厌恶的眼神中，两个四十出头的大老爷们，一人抱着一瓶二锅头在人工湖畔席地而坐，阿强也第一次真正跟我敞开了心扉。
他是个富二代，毕业于一所相当不错的大学，家里的生意都是父母传给他的，但因为经营理念跟媳妇不合，总吵架，媳妇太强势，他说不过，为了家庭的和谐，便自己找了个清闲的工作，把主业改成带孩子。他那个做服装生意出身的媳妇并不懂得海参店的经营之道，还压根听不进去他和父母的建议，海参店的生意越来越差，先是赶上了“八项规定”，后来又被疫情反复冲击，搞得他家在本市的8家门店已经缩水成1家。但这些对他来说，也无所谓，只要家还在，他也没有太多追求。
他儿子如今已经在私立高中读高一了，趁学区房还能卖上个好价格，他们全家也搬离了那个小区。在国企的不断改革之中，兜里向来只有50块又无欲无求、不思进取的他，毫无意外地被“优化”了，便在家做起了“全职煮夫”。家有悍妻，连教育孩子的事，都轮不上他插嘴——正因为总挨媳妇骂，他才格外注意他家的隔音措施，平日连窗都不敢开。
他说的这些我并不意外，虽然眼前这个富二代活得实在窝囊，但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人家的家事，我更不能多嘴。
但让我意外的是，阿强说，那次跟我们喝完酒后，他已经被拳击教练给“洗脑”了，好不容易说服了媳妇申请到了笔学拳经费，却赶上了疫情反复，那间本就不温不火的拳馆也倒闭了。从那以后，他从网络上搜罗了各种教程自学，媳妇不允许他在家里安装沙包，他便混到公园老头之中，享受那击打沙袋的快感。
我说，那不应该叫快感，应该叫“发泄感”。
两个男人对视了2秒之后，哈哈大笑。
有些事，没必要说得太透，阿强当然明白我的意思。他说，他儿子就读的就是所双语国际高中，等儿子高中毕业了就送儿子出国，至于去哪，读什么大学，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媳妇得留在家里看店，不可能再插手孩子的事了。他还是那个想法，必须让儿子离开家，绝对不能让儿子将来跟他一样窝囊。
我不解风情地问了一句：“你媳妇同意吗？”
阿强沉默了，从他的眼神中，我已经读出，他媳妇不同意。
尽管我实在有些反感那个自以为是的女人，但这次，我绝对拥护她的选择，因为在海外漂泊了多年的我，太知道一个在强势妈妈的软暴力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到了完全用实力说话的资本主义社会，大概率将上演一场悲剧。
那天，我跟阿强说了很多，尽可能委婉地用发生在我身边的例子，去给他讲述他家孩子真的不适合自己出国，至少不能在“没断奶”前出国留学。我也看得出，阿强听进去了。
从那以后，我俩基本每周都能相约在公园见个面，他更多的还是在跟我打听欧美国家留学的区别，也让我帮忙介绍留学移民的资源，直到给我整烦了，我冲他吼：“大哥，你先问问你家媳妇行不？她要是不同意，你不纯粹瞎折腾吗？”
那次后，阿强没再来找过我。
6
再一次见到阿强，是2022年中秋节。
他居然又拎了一大箱大闸蟹和几盒礼品海参找到我住的出租房，就如同当年去我家提前致歉那样。
这次，他是来跟我道谢外加道别的——通过我帮他介绍的一个在英国的哥们，他已经帮儿子联系好一所英国高中预科，他即将带儿子启程了，而且，为了防止我说的情况发生，他决定全程陪读，一直陪读到儿子大学毕业。
有钱人确实任性，但这个结果还是让我意外，我还是那句话：“你媳妇同意了吗？”
阿强摇头，但这次的眼神很坚定，他说他媳妇目前还不知情，这次是他跟儿子达成共识后，爷爷奶奶全资赞助的，连出国手续带儿子出国的行头，都是瞒着媳妇偷摸准备的——他准备临行当天，再跟媳妇和盘托出，那时候同意不同意，都由不得她了。
当时就给我听乐了。这真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看来这老实人是真被逼急眼了，亏他连瞒着媳妇带孩子跑路到国外这种事也能想得出来。想到他孩子还未成年，办理出国手续居然能完全瞒住媳妇，看来还真有些门道。
尽管我内心里在为阿强这次的做法而喝彩，但这事实在太大，甚至会有法律罗乱，而且对孩子妈妈实在不公平，我还是得假惺惺地劝了几句，让他跟媳妇好说好商量。
然而，我刚开口说了几句，阿强就忙不迭地摆手：“为了保住婚姻，保住那个家，我已经隐忍了快20年了，也努力了快20年了……”但哪怕是过了20年，他那强势的媳妇从来就没有尊重过他的意见，更因他的“没出息”，而越来越看不上他。
剩下的，我也实在不想听了，因为我自己的婚姻经营得也没好到哪儿去。我也看出来了，为了儿子，这次他豁出去了。多说无益，唯有祝他爷俩在英国一切顺利吧。
临分别的时候，我终于问出了个藏在心底很多年的问题——当年他家装修时，挨家挨户给邻居们送礼的壮举，到底是谁的主意？
阿强笑了，他问我：“我在你眼里，是不是也是个让媳妇管怂了的窝囊废？”
我摇头。
即使他确实让媳妇给管怂了，但在我眼里，也绝对不是窝囊废，而是个为了家庭、为了儿子，什么都能豁得出去的纯爷们。一个连复杂的邻里关系都能轻松摆平，更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儿子送出国的男人，他又怎么可能真的是个窝囊废呢？
遗憾的是，这个非常浅显的道理，本应最懂他的女人，却根本不懂，更看不到他为那个家庭的付出，非要把一头狮子给当猪养。
更加遗憾的是，我心目中那位最棒的“中国好邻居”，这就要去便宜英国佬了。
（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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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我为期一年多的“创业”算是画下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基本上想拿的奖项都拿到了——但我也彻底准备和“创业”两个字说再见了。
搞创业，说得理想一点，是为了开拓眼界——我学的是工科，上的很多专业课都落伍了，而在创业团队里，我可以和不同专业的同学交流讨论，这是在专业课里很难获得的体验；说得功利一些，我十分迷恋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国家级、省级、市级的证书上，它们能够为我的期末成绩加上不错的分数，拿到“综合排名前3%”的人才能拿到的甲等奖学金，且只要保证自己排名位置处于“团队前三”，保研还能加分。
我努力“鸡”自己，一定要比“优异生”做得更好。哪怕老早就发现本科生创业很“水”的事实，老师PUA的苗头，比赛中各种不成文的潜规则，也舍不得退出，结果就是专业课荒废、保研滑铁卢、抑郁症加重。
我想记下过去一年多的折腾经历，给后来的学弟学妹们提个醒，不要再走我的弯路。
1
人生中第一次实际接触到“创业”的概念，是大学城里一间奶茶店老板请我去做说唱歌手——作为小镇做题家，我靠着高中三年老实本分的学习才考上这所排名不错的985高校，对说唱的爱好经过压抑之后彻底释放了，跟着学校里说唱社的同学开始“混圈”。
奶茶加说唱这不伦不类的搭配，源自老板对说唱的执念。他的法子太过新颖，愿意买单的人很少，加上无力邀请说唱圈的“大腕”来巡演热场，开着开着，奶茶店便转型酒吧了。跟老板混熟之后，他向我们坦承，第一次创业，没有经验，只是觉得“喝奶茶才能安静地听说唱”，没想到效果适得其反，用阿尧的话说，“这家店定位不清楚”。
我和阿尧是在大学认识的，都对音乐非常感兴趣，经常一起来奶茶店，算这家店元老级的客户了。奶茶店经营不理想的时候，我们几个“元老”还和老板一起讨论过运营策略，分析当周人气、销量，要不要策划活动。时间长了，说唱的本事没长多少，倒是对开店创业有了一番认识。
阿尧在“创业”上比我早行一步，他曾休学两年，期间做过驻场歌手、酒吧老板，也开过视频工作室。一次在酒吧门口聊天，我问他为什么没继续，他说开工作室虽然赚得不少但开销很大，剪辑需要高配置的电脑，拍摄需要很贵的单反相机、摄像机，除此之外房租费、人工费也是很大的一笔。当然，更要命的是人的原因：“当初接了几单之后，客户反馈还行，我觉得应该沉淀一段时间了，但另外两个合伙人一味想赚钱，又接了几单，搞得所有人手忙脚乱的，成品也不太好。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一起，有时因为彼此卫生问题吵起来，生闷气，拖累工作，结果让整个团队垮掉了。”
说完这些，他又提醒我：“创业需要一个团队，但最好不要和兄弟一起，因为你们的关系大多会闹崩。”
我说自己最近刚参加完学校的“寒假创业训练营”，虽然是围绕着大学生创业比赛转，不过也确实学了点东西，“什么股权结构啊，商业模式，我还加入了一个创业团队”。阿尧又立马用他的经历，给我泼了几瓢冷水。
对于普通的本科生来说，创业确实是资金、技术、人脉“三不占”，亲身参与过酒吧的运营后，我打听了一圈朋友的情况，本打算放弃。可一个打来的电话，从此改变了我2020年的寒假。
电话是英哥打来的，他是我高中室友，如今又考入了同一所大学。
他先是寒暄，问我说唱搞得怎么样，又说辅导员不同意他寒假留校，问我有没有让他“搭伙”的地方——大一上学期我住学校寝室，后来一直想出来住，磨了很久，父母才答应先让我寒假在学校北门外商业街的自家房子独自住一下，感觉能否适应，看来是被他知道了。一通东拉西扯，我才在他的一堆废话中抓到“创业”两个字——尽管他没说清楚，但我心一热，就答应让他先过来住。
我去学校北门，半个小时后看到了穿着军绿色冲锋衣、留着短发的英哥，他的脸庞已褪去了高中时的青涩，一派神神秘秘的样子。见面后他就着急去寝室抱被子，至于他在搞什么创业项目，他一直遛我回了公寓才说。路上聊天时，我发现他现在对钱异常执着，挂在嘴边的尽是“没钱就是屌丝”“跟学历没有关系，只有钱才能赢来尊重”，已经不再是高中那个只爱打篮球的男孩了。
回到我的公寓，他才说自己做的是二手书生意，之前有过上万的订单。业务流程并不繁杂：先确定同学们所需要的书名和数量，再与“货源”谈价，确定后下单运送，货到后通知同学们领书。他打包票说这生意简单又好赚，他已经确定了他们学院的订单，问我要不要也在我们学院复制一把。我问起货源和成本的问题，他一脸自信地说“货源不着急”，过几天便能给我消息，至于本钱，他先帮我垫付。
“那真是谢谢你啊。”我真诚感谢，仍旧疑惑，“但你为什么要找我呢，还非要跑来我这儿住一段时间？”
“因为你的‘年级长’身份啊，你可以利用职务之便（把广告）发在年级群里，老师给你几分面子，不会说什么，肯定会有同学信任你并且填问卷，这不就手到擒来？我现在在附近的一家补习机构做小学数学老师，辅导员不同意留校，实在走投无路，只好投奔你。我一个人做不长远，只有团队才能做长久，电话里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
我的质询被他打了一顿太极，接着他又拿出手机给我展示了一张收款5000元的截图说：“我就做了几单生意，轻松赚了一个学期的生活费！”然后拍拍我肩膀：“我们几个都觉得，你上了大学变化最大。他们要么保持高中的状态，继续做题，要么抗拒新鲜事物，变得畏畏缩缩。只有你搞说唱，又当年级长，混得风生水起——好好弄，等你出歌了，兄弟出钱给你拍那种很拽很Flexing（流行于嘻哈圈中，有爱炫、炫富之意）的MV。”
这一番话说得我异常舒服，我决定让他搭伙几天看看。
2
白天我要去寒假工机构当“答疑老师”，回到家往往都晚上10点半了，每次都看见英哥坐在椅子上打游戏，还要拉我“一起放松放松”。我还惦记着二手书的生意，他却搪塞：“这段时间干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我心里虽然有点不踏实，但每天8个轻轨站地来回奔波，也无暇纠结太多。
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们学院年级群里出现了“订书”的消息，便赶紧跟英哥说了，他沉思了一下回我：“这是竞争对手‘书多多’把业务做到你们学院来了。”
“书多多”是我们学校已经办了好几年的一个二手书平台，他们有相对成熟的小程序，也有正规的工作人员。我有点丧气，“书多多”体系完善，口碑也不错，而英哥找我搭的草台班子，胡乱编了个品牌叫“旧手”，就想同这样的对手竞争，抢食为数不多的校内学生市场，那同学们肯定更愿意买对手的账——至于校外的资源，“书多多”都没能做出去，更别说我们这些后来的。
我问英哥接下来要怎么做，他这才叫我赶紧也发个问卷，我又一次担心拿不到货源把自己名声搞臭了。英哥却风轻云淡：“以后会告诉你的。要相信我，兄弟，想想你已经做了这么多天了。”
事到如今，我不得不如法炮制，编辑了文案，在年级群里先打感情牌，说我们“旧手”是大学生创业团队，请大家支持，然后又根据下学期的书单在“问卷星”上制作了一份订单需求问卷，统计书名和相应数量的需求，还有个人收货信息，做完就发在了年级群里。
问卷发完后不久就是2021年春节，我回家后，父母担心地说我看上去很憔悴，曾经帅酷自信的“黄毛rapper”，现在蔫嗒嗒的。我心知肚明，知道自己很久都没有创作写词的欲望了。
正在家里过年，英哥的电话又来了，让我大年初四陪他再去老校区附近“勘探书源”。我一听就火大了，他这才说了实话：他做的工作也只是发问卷和找货源，这个项目是由一个清华博士牵的头。接着，他又谈钱画饼，说事成之后能分我三成。
“为什么不让我去见那个博士呢？”我问，“货源你也没有，到底怎么回事？你他妈之前就不能一次性说完吗？”
“别急，赚钱哪有那么容易？！”英哥脾气也上来了，开始强调我俩要以“团队”的名义去和书商谈，过一会儿又说光我一个人还是太少了，干脆不用去了。
我已经隐约觉得这事情不太靠谱——以前我追问生意细节时，他总是让我“不要着急”，除了发问卷确定订单，再问就是“以后再准备”。于是举着手机，对着空气摆了摆手，准备止损：“虽然我过年没有事情，但我确实想休息。”
英哥却再次强调我们是一个“初创团队”，不应该中途散伙，半是打感情牌，半是央求，要我一定要陪着他找货源。我服软了，想着寒假已经过去大半，毕竟已经做了这么多事，不如就继续做到底。我们花了3天时间在老校区附近转悠，四处观察打听大学生二手书货源的信息，最终给英哥的上线推了两家。
马上迎来开学，寒假里“创业”的事情我只敢跟父母说个大概，他们只让我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等英哥再次出现，带来的是过河拆桥的老戏码——那个清华博士得到货源之后，立马把他拉黑了。当然，我对他的说辞也是将信将疑——那段时间他总是老早就出门，说自己在市里另一条街当补习老师，还拿了一套小学奥数教材给我看，可后来我偶然路过那条街，发现一个培训机构都没有。联想到他最开始说事成之后分我3万，后来又说开学之后把我的房子作为“创业基地”，我猜英哥也许跟那个博士是一伙的，只把我当作免费劳动力，或者只是编理由蹭睡觉的地方。
但他给我造成的麻烦事情在等着我，除去那些已经确定被博士私吞的订单，“旧手”还有8个订单，无法与书商按之前谈好的价格出货。我绞尽脑汁，先从认识的学长学姐那里收书，数量还不够，迫于无奈，只得拉下脸去寝室楼一间一间地敲门问不认识的学长学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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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二手书”生意给我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我开始每晚睡不着觉，上课听不进去，看书看不进去，常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开学3个月了，我仍旧耿耿于怀，辛苦了一个寒假，生意就这样说没就没？我给阿尧讲，他安慰我：“你应该从我的经历中汲取教训，我早就说过跟所谓的‘兄弟’合作要慎重。”
我愈发懒得说话，每天躺在床上啥事也不想做。直到在网上偶然瞟到抑郁症的文章，才恍然大悟。镜子里的我呆滞无神，头顶黑色头发长出来了大半，一气之下，我把烫了5个月黄色卷毛全部剪掉，也把英哥拉黑了。
大一下学期的课程比上学期难得多，我的期中考试成绩惨不忍睹。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撑不住了，特别想休学，就在网上查找关于休学的事宜，因此加了一个女孩。她对这些很熟稔，告诉我：现在刚过了半学期还能休学，成绩下次重新计算；休学最少1年，最多2年；休学必须要医院精神科开诊断书，如果没有切实的证明材料，辅导员只会对你做很多的心理疏导工作。她还提醒我说：“因抑郁症休学再复学很麻烦的，上面的领导不想你在学校里出事，会让你在各个医院做很多量表，必须足够证明你的心理是健康的（才行）。”
这个女孩叫林央，我们学校环境学院的，曾因“双相（情感障碍）”休学1年，现在跟我同级。刚开始我只是问问题，聊着聊着发现我俩的编程课在一起，之后我逐渐敞开心扉，她赞叹我经历丰富，人也很有趣，想要见一面。
当时，我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但还是撑着去了。林央长得很好看，长发披肩，眼睛极有神。她坐在我身旁，我看着她手里的烟头在黑暗中明明灭灭。她问我还想休学吗？我说不确定，如果能找到值得挂念的事物的话。
一周之后，林央对我表白了，她说见到我的第一面就确定了，我是她喜欢的类型，而她身上的气质也深深吸引着我。
我对创业仍留着一股冲动，林央劝过我很多次，但我觉得，只有创业才能够为当时破碎的我带来极大的自信。
跟林央在一起之后，状态稍好，我便全身心投入了之前在“寒假创业训练营”加入的一个“互联网+”团队，他们的核心技术是利用一种高新材料做电子仪器和玩具周边，市场领域大类属于电子消费和文创，像我这样的本科生，在此类项目里能做的就是改PPT、答辩打比赛。学校里的“互联网+”创业团队很多，不仅仅是为了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也是赶当下趋势。
2021年5月，甫一正式“工作”，我就被安排去答辩。最开始的两场比赛评委都很友好，问的问题都很基础，我也渐渐触摸到了一些灰色地带——参赛的众多大学生创业项目，都是由该校老师的科技成果转化的，只是为了应付比赛才包装成学生的东西，我参加的项目也是如此。
看我渐渐上路后，招募我的学姐便说，团队里这批成员马上大四了，现在项目需要一个传承——即交接。“传承”过程很简单，学长学姐带着我们这批3个新人见了个面，吃饭时交代了些工作，后来我再问问题，他们都答得很模糊。
几场答辩之后，我就晓得这项目的本质了。很明显，这些答辩路演只不过是产品市场推广的一部分而已，美名其曰“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实际上，学生都是打杂的，也没有工资。可我当时已经对纯体力劳动的工作十分厌烦，只想干一点对得起学历的事情，希望用技术建立竞争壁垒，踩着别人的肩膀登上我想要的位置——而那些荣誉也可以在学校的综合奖学金评定上、保研上加分，为未来求职添上有用的一笔。
但并不是每次答辩的评委都很友好。去年6月，我第一次参加“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校赛答辩，评委就毫不客气，严肃质疑：“你们这个项目已经参加了好几年，为什么今年还要来呢？”
我们一起去答辩的3个人瞬间凝住，幸好我脑子一转，信口说：“今年我们在技术和应用上做了相应的创新，推出了‘画板’系列，这个画板也用上了高新材料，售价仅300元，准备以此打开低端市场的入口。”
在我看来，这个画板颇像小时候用吸铁石在沙堆里吸铁砂的游戏。评委们自然也不傻，皱着眉头，一脸不屑：“那你们产品的技术优势在哪儿呢，我看不出来。”
“我们控制高新材料的系统有了重大的突破，现在的画板系列基于的新系统同样有效，成本更加低廉。”
“那你们产品有订单了吗？”一个中年女评委有点好奇地提问。
“原产品系列主要针对B端（企业用户商家），这类客户每年都有固定需求。我们已经与陕西省的一个高校签订了70万的合同，和国家级科技馆签订了40万的合同。绘板系列则面向C端（个人消费者），走潮玩路线，并打算在今年下半年量产。”我继续回复道。
这些订单其实我们心里都没底：答辩之前，拥有这个项目技术专利的刘老师（即我们的指导老师）就毛毛地为我们上了几个小时的课，我们只能临时背熟了上一届学姐留下的稿子，随机应变。我们对项目了解得太少，也无法深入阐述某些具体操作和细节。3个评委互相打了个眼神，面容冷峻，我知道他们对我们的答辩和项目都不太满意。
之后的比赛中，没有了学姐学长，我和刚进来的2个伙伴不得不像无头苍蝇一样，尽最大努力想出善意的谎言去应付评委们诸如“你们的市场意义在哪里”、“细分市场属于哪个领域”、“有对标的竞品吗”、“技术门槛足够吗”等等问题。
我自告奋勇地担任了修改PPT的工作，同期进来的一个学姐主要负责商业计划书的修改和部分的答辩，另一个学姐做的事情也是大差不差。
无论是打比赛，还是导师请的熟人教授、科技馆的渠道商、种子基金投资人，不管他们对项目实质了解多少，都可以对PPT和商业计划书指手画脚，我们往往需要花至少半天的时间和刘老师一起开会讨论调整答辩策略和修改PPT文案。导师特别喜欢约上一大群认识、不认识的人一起开会，将学生团队和社会上的人拉在一起，显摆他“人脉广”。
我的PPT愈发精致，内容也逐渐庞杂，又加上了竞品分析、行业政策、技术创新等好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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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7月一次开会时，一个学姐说：“我们应该招人，现在忙不过来。”
通常，学校参加这类创新创业比赛的同学，都是各个学院的年级前几名，学有余力想再给简历添几笔。我虽然只是跟着他们磨PPT，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自己的认知，了解了一些其他专业的情况，甚至能在某些想法上建立交集——工科各个专业本身联系紧密，只要有人愿意提点，触类旁通。
这次招募，我存了私心，在岗位需求中加了一个做小程序的岗位。这是为林央专门加的，我想借此机会在来年“互联网+”大赛的市赛决赛之前将她拉进来，之后我俩好携手参加后续的创业比赛和“国创”训练项目。
大学生的创业比赛里，一般国创（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市创（市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SRTP（校级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项目是“主线”，而“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I CAN（国际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是“副线”。不管哪条线，前期申报材料、网评，项目通过之后的路演答辩，都是相通的。当然，在保研加分上，也都是通常要排名团队前三或者前五。
除了以上两条线的比赛，我们还要参加各种创业孵化基地、平台的社会性质的比赛，这些场合鱼龙混杂，不会像上面那些比赛只限定学生和教师。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是由教育部与政府、各大高校共同主办的赛事，“高校主赛道”包括本科生组和研究生组，此外还有什么“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职教”赛道。“高教主赛道”又分为本科生创意组、研究生创意组、初创组、成长组、师生共创组5个组别。本科生、研究生创意组的参赛项目以学生个人身份参加，不能由学校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参加比赛；初创组得以企业法人身份参加，可以拿学校科技成果转化；成长组则在初创组的基础上要求获得过大于等于2轮的融资才行。
我们两次大赛参加的都是本科生创意组——初创组什么的，各路大神齐聚，我们打不过。通常，“互联网+”大赛是3月提交材料，6月初举行校赛决赛答辩，7月底市赛，9月底国赛。“挑战杯”是11月提交资料，次年3月校赛决赛答辩，接着也有省赛，全国决赛。奖金的话，像2022年“互联网+”，1万出头，比赛官网写的是指导老师和学生一半一半，但刘老师赛前一个月就通知只能分给我们1/8。
林央进组之后，说这下终于能跟我完全感同身受了。殊不知，我那时又一次走到崩溃边缘，每一天，那些层出不穷的需求会占满我的时间，我根本不可能停下来关心自己的心理状态。备赛战线极长，期间我们要参加必要的培训、修改提交资料、参与答辩，以及应对突发状况和其他琐事。
竞赛、学习、生活之间的界限根本拉不开。虽然我会尽量让自己不缺课，完成好作业，实在不行就找队友帮忙应付，有时候只能抄作业。林央也差不多，加之我俩本身有心理疾病，情绪异常敏感，很多时候我俩会因为项目吵架——大多都是毫无意义的内容、没有营养的噱头。
无意识地，我变得愈发急功近利，林央也拉不住我了，我想，学校里那些讲师为了评职称升职的心理，跟我也是异曲同工吧。
直到2021年底，林央说她累了，说这些反反复复的工作让她完全得不到什么成长。我也很心累，不服气地指责她加入后只有刚开始忙了一阵子，那时确实辛苦，可如今她做了“小挑（即挑战杯）”负责人，反而主要工作都是我在帮她做。
“你要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想要那些荣誉，我不喜欢做这些事情。一开始坚持做，只是因为是被你拉进来的，我不想给你丢脸。”林央说。
我似乎懂了什么，但思绪却拐到别的岔路上去了。
林央又劝我：“我刚遇到你时，这些都是你的加分项，但现在看来，它们只会拖累我们的情绪。关于这个项目的意义和你我的关系，你真的需要好好想一想。”
之后，我俩大吵了一架，冷战了一段时间。其实，我心底也早已厌倦了所做的一切，我很清楚这些东西根本不属于我，我本想拿参与这个项目的经历做为跳板，但却被荣誉迷了眼。
这次吵架后，我发现我与林央的感情正在不断被耗损，她对我的爱好像慢慢消退了。不过，我并没让她退出“挑战杯”以及后续的“互联网+”，她的工作几乎都被我揽了过来，我想挽回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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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寒假，我开始参与到这个项目的技术部分，发现目前一篇实质性的论文都没有，全部都是专利，而且20来项专利中只有3个是发明专利。
技术部分主要由刘老师和他的博士硕士在做，他也挑了几个本科生参与，但只能算打杂，碰不到核心技术。如之前所说，学生的创业项目一般都是拿老师的科技成果转化，所以很多项目可以借用对应的实验室，但我们这个项目所有的物化实验，都是在一个“创业谷”2层的办公室里完成的。那个“创业谷”离我们校区只有几分钟的距离，由本地人力社保局管理，相当于地方政府牵头成立的创业孵化基地，给初创公司提供场地和资金支持，以期望能带动整个大片区的经济发展。
每次在“创业谷”里见面，刘老师总夸我是个不可多得的创业人才：“好好干，以后我把这些帮扶创业的资源直接推给你。”整个寒假，我常常为了清洗容器在办公室和卫生间之间来回跑动。途中，我透过走廊里光滑洁净的玻璃墙，能清晰地看到办公室里其他人都坐在电脑前剪视频或者做设计，只有我手里拿着大大小小的玻璃实验仪器，显得格格不入。
今年3月，大二下学期，我如愿当上了团队的负责人。今年我校项目极多，学校鼓励大家踊跃参赛，哪怕只有一个商业计划书也可以拿来凑数——一是可以在新闻报道上写我们前面30个项目是“从6000多个项目中脱颖而出”，其次也是为了高校排名。
刘老师叫我们本科生去“创业谷”打杂的次数愈发频繁，美其名曰“参加公司实习”，实际上学生们并没有签订任何实习合同，也拿不到什么工资，倒贴饭钱车钱，最多就是得到毕业要求的实习证明。之后他的做法更加恶劣，让新来的学生承诺必须“干到大四”。我作为负责人，自然每次干活都要首当其冲，有几次因忙别的事没能到现场，刘老师就威胁说：“没有那么多理由，你这样，不是合适的负责人的角色。”一次我请假，他就在QQ上厉声道：“明天见投资人，要是你表现不好就撤了！”
他这样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我们是他的私有财产一样。我作为负责人，做好自己分内工作，统筹安排好人员就够了，为了搬个仪器就扯出什么人力策划案，无理由随叫随到，人人都可以不在，我必须在，这是什么样的道理？而且我从2021年5月打比赛打到当年年底，新年第一天只给了我500块钱劳务费，后面还改口说是“奖励”，真是可笑又荒谬。
被刘老师这一番搞，我们团队更加招不到有能力的学生，所以他把进“互联网+”大赛国赛的压力全部压在了我头上。他给我画大饼，说2022年“互联网+”大赛我校进国赛的名额可能会多一些，只要进了国赛，起码是个铜奖，奖金可以分我1万，又捧我说，我将会是本市最年轻的国赛获胜项目负责人。
“国赛铜奖5万元，但学生与老师哪能真的按照这上面说的对半分？你懂吧？我给你们一部分就行了。”他压榨惯了我，直接下了结论。
我哪里敢反驳呢，这毕竟主要是他的成果。
我开始考虑跳槽去更好的创业项目团队。其一，这个项目本身的技术和应用解决不了行业痛点，应用领域狭窄，门槛也不高；其二，从比赛的角度来说，这个项目的实力不上不下，得不到国家级荣誉，上限就是一些市赛金奖；其三，所有专利第一人都是刘老师，知识产权属于他开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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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互联网+”大赛的比赛要求——公司法人必须是学生（之前的是刘老师的公司，而且学校参赛团队普遍都会想法子去注册公司，对打比赛有好处），所以我又拿着父母之前给我的商业房产证，以我们的项目名注册了一个“R科技有限公司”。刘老师没有反对，问起相关流程也全力支持，毕竟，我只打算开一个空壳公司。
刘老师忙得风生水起。虽然我们的项目他是投入最大的，但他在学校其他项目上也挂了名。临近比赛，他的花样就越发多了，常常将原有产品与其他项目的部分技术或者元素结合起来，改造成一件新产品，再添加进我们PPT的“项目成果列表”。
比如，一个高新材料的电子仪器，刘老师只是给它换了一个炫酷外观再加上音效设备，就摇身一变成了一件新产品，并借此获得了德国一个极有名的工业设计大奖；再比如，和本校实验室一起合作做太空生物研究，与国家级科学院老师的项目倒腾倒腾。
刘老师常常在开会时分享这些“喜讯”，一讲就是4个小时。但产品太多太杂，就像之前的奶茶店定位一样，非常不清楚，对打比赛极为不利，倘若我们每场都把这些产品挨个介绍一遍，估计评委们会听得极为疲惫，一个要点都抓不住。于是我主动提出，根据价位，把产品进行分类，做成三大系列，并用现在正热的“IP”概念来做标签化。
比赛事宜统统落到我肩上，我想得奖的欲望也随之更加强烈，沉没成本让我根本不可能回头。大部分事情都需要我亲力亲为，负责产品设计、技术的同学也跟着我备受煎熬。我甚至买了PPT网课学“如何美化”，将内容打磨了数遍，又加入了引领教育、带动就业、市场规模等部分——这版PPT一直用到了市赛结束。
我跟刘老师绑在一条绳上了，这个“商人”教授只想提高知名度，卖产品赚钱，我们的比赛在他那里只是产品市场推广的一部分。我也摸清了高校教授们拿自己成果转化为学生创业作品的另一重现实——这里面包含着实打实的金钱收益。
明面上刘老师春风化雨，平易近人，暗地里把我们一群人压榨得像骡子一样。我问了下以前的学长学姐们，才知道从2019年开始，刘老师每年都会申报项目，由他指导学生团队参加各色大学生创业比赛。他以实验花销为由先去学校报批经费，累计下来将近3万，比赛所获奖金也一并收入囊中，学生们每每问起劳务费，他都以自己劳苦功高糊弄，到我们这一届，也就我们核心的3个成员在元旦时得了几百块。
我们在比赛现场、路演时吹嘘的50万、70万高价合同订单，实际上只卖出去了两台大型的第一代仪器，盈利仅5万。这也是刘老师的包装手段，以便之后再去新的创业孵化园找人做“冤大头”。
等到和我一批进来的2个学姐全都走了，我身上又加上了去“创业谷”和经销商开会的工作：旁听记录，展示项目撑个场子，以及负责在“智博会”、教育设备展会进行“场控”。我要提前安排人准备器材，布置好展台，并在展览高峰期负责演示和解说。
在刘老师的手下干活令人窒息：他极爱迟到，约了时间开会，到了现场电话不断，等到会议开完，往往都晚上10点以后了，还得继续加班，而寝室11点门禁；几乎所有紧急事务，他总是在截止日期前才告诉我们，第二天在商业街开展览要做海报，晚上6点发通知，12点之前成品就得出来；他还要我们干私活，赶他其余项目的PPT，好让他去参加外地的创业比赛。
我们虽十分反感且极力抵制，但一点用都没有。当上负责人以后，我就成了刘老师的“人肉备忘录”，常常12点突然接到他询问比赛事宜的电话。一个保研到他门下的学长说，自己垫付了上千元的仪器钱，被刘老师一直拖着不给，后面再发钱的时候，就直接让他负责管账了。
这些细枝末节的痛苦罄竹难书，我常常暗下决心：参加完今年“互联网+”大赛市赛之后，一定要退出。
6月一次队内模拟答辩，刘老师说我的声音听起来不自信，为了第二天的一个社会上的比赛，他临阵换将，让我刚招进来的法学院朋友去了“创业谷”。次日比赛刚结束，那个朋友就给我打电话，表示要退出。她说台上那些“社会选手”都像是搞传销的一样，自己应付不了这样的场合。
我劝她好好休息，她也回过头来劝我：“你变了，我还记得你以前很开朗、很快乐，但现在你是那么的疲惫、不开心。”
我在电话这头沉默了，她说得很中肯，我想起冷战前，林央也曾这么说过——我俩初相识时，我就像是她的“小太阳”。
“人会变的。”我叹息回复。
“去给自己买一束花吧。”最后她劝我，微信界面是50元转账。
隔天，刘老师对着我痛斥道：“这本来是个多么好的锻炼机会啊，结果不好我也不会责怪她，结果她直接退了，气死我了！”他盯着我，咬牙切齿，像是要把怒气撒到我头上。我强撑着，不情愿挤了一下嘴角。
可我始终无法轻易放弃为包装这个项目所付出的心血，我不想做了很多事却一无所获，我迫切想要证明自己的价值。我甚至做了两手准备——7月初，我找到另外两个实力更强的团队负责人，面谈后，他们让我加入了团队，一个医药类，一个农业类。但作为后进项目的新人，我能做的事情又是改PPT和梳理答辩逻辑，而且没有机会在排位上进入“团队前三”。
比赛规则允许我们钻这样的空子，虽然只能当一个团队的负责人，但可以作为队员加入其他团队，得奖后，奖状上也会有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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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的创业比赛想要拿高分获奖，除了项目本身的硬技术，还有另一条潜规则——幕后得跟打分的评委搞关系。许多创业导师本身就是高校教师，对比赛的了解程度不是我们能比得上的，再加上关系硬，我们越发被动。
今年赛区项目极多，本科生创意组有5个大组，每大组有40个项目，前3名基本上都有类似背景。
2022年7月底，市赛决赛，我们作为小组内第一个队伍上台答辩。刚进入提问环节，一个评委就先发制人，声音极为严肃可怕：“这个（专利）发明第一人是你们学生吗，放大PPT给我看看。”
他明知故问，我便知道来者不善，连忙镇定回答：“是的，我负责了其中一项改善材料性能的专利。”
“那你们有实物吗？”评委紧追。
“有，请各位评委老师观看我们身后的这台……”我已经被训练了多次，回答这些问题几乎手到擒来——当然，专利是有水分的，回答的内容也真假难辨。
3分钟很快过去，这一个评委霸占全场，从各个角度反复质询，可想而知，我们的答辩情况异常差劲。
我事后回想，显然，我们被针对了。毕竟，像专利第一人、公司法人、签约合同、订单主体等等这样的问题，是这个圈里的评委早就心照不宣的、几乎不会问的。一项新技术或者发明专利都需要极长的时间来研究探索，年年举办五花八门的比赛，能有几个有含金量？所以一般情况下，评委们会集中问学生在其中做了哪些工作、有哪些技术上的创新。
刘老师的电话很快打来，上开就是一句脏话“去他妈的”——哪怕之前我那个法学院的朋友退出，他也没骂过。本来赛前他还很开心地说我们抽到第一个答辩非常走运，因为“早上评委都很精神”，而且，评委里还有一个他的熟人，吴老师。
负责我们这组的评委里，恰好也有“创业谷”的给刘老师投种子基金的。结束后，人家给刘老师传消息，直言我们答辩状态不佳。刘老师转头就要求我们当晚加班做答辩训练，备战第二天的“复活赛”。同去的两个同学怨声载道：“吴老师怎么不提问我们，这样不就打断那个评委的咄咄逼人了吗？”
第二天的“复活赛”，我们成功晋级进入前12名，获得市赛“金奖”。这次的金奖名单上虽多了些新项目，但大抵都是参赛了几年的“回锅肉”，还有几个就是像我们这种，上限只能到此。打分评委也都是创业圈内人，他们对往年“回锅肉”都一致高分，次之的项目，他们心里也都门清。
在比赛现场，我结识了南方另外一个高校的团队负责人小王，他已经获得了50多项国家级奖项，在今年的赛后夏令营中很快崭露头角，收获了武大、川大、华科的“优秀结营”，而且，他有一个由自己独立带领团队做出来的项目，进了“挑战杯”的国赛。虽是偏文的项目，不像理工科那么难，但我仍旧佩服且羡慕有这样完全属于自己的成果。
我想，现在我也可以去做这样的项目，但我不再想经历了，我厌烦这些流程了。小王安慰我说，如果他当初也遇到刘老师这种人，可能早就躺平了。
8月，“互联网+”大赛终于熬完了，我们斩获省级、市级第一，我还拿了国家级“创业训练良好结题”。刘老师想留我干苦力到大四，我坚持退了——团队里一个上一批的学长，好心提醒我“根本学不到东西”，父母也劝我赶紧脱身，不要再参加了。另两个勉强自己的项目，虽然实力强劲，但本科生进去，现状就是如此，我也相继退出。
今年生日前两天，我主动向林央道歉，冷战叠加我自己受的折磨，让我早已明白“创业”太能磨平一个人对生活的热情了。林央选择了原谅我，但要我保证以后不能再碰这些“虚的”东西。
我仔细回想“二手书创业”的遭遇，也觉得这些“创业”的奖项，最多能证明某段努力的时光和未知的能力提升。功利点说，也一样没用，毕业后企业不会因为这些就招你，只是锦上添花而已。
暑假，我去阿尧的租屋里坐了半天，他有了新的生活和梦想，斥资打造了一个录音室，每天除了学习就是写歌、混音、发歌。那个定位不清的酒吧（奶茶店）也已经倒闭了。
仔细想想，握不住的东西那就不是我的，挣扎只会徒劳无功，反而带来新的折磨。生活不是靠名誉来定义的，我本应该笑闹着和林央一起度过大学时代，本可以游刃有余地以高分保研，而不是这么被动。
“要是我们最后在不了一起怎么办？”我问林央，时间转瞬即逝，我害怕又像上次一样不小心失去她。
“未来的事情，谁又说得准呢，只要现在好好在一起呀。”她异常坚定。
（文中人物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