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585)

被贫穷诅咒的阿江,下辈子别再倒霉了

 条子 全民故事计划 2022-08-22 08:32 Posted on 北京
从这时候开始,我就觉得这小孩挺倒霉的,似乎什么也做不好,谁也不喜欢他。

 

 

这是全民故事计划的第663个故事—

 

 

他叫林鸿江,我叫他阿江,我和他是发小。

 

而我叫宁悠然,这是我爸花钱找人取的,我爸咧着嘴,这件事都快在他嘴里盘包浆了。悠然,一生安好悠然。

 

我住在云南的一座十八线小城市——文山,这里节奏很慢,人不多,天很蓝,我的成绩也一般。

 

小时候回乡下,我认识了阿江,那时我六岁,他比我小一岁。满脸的鼻涕,蹭着点灰,太邋遢了,我不喜欢和他玩。但他表姐是孩子“头头”,硬要把他塞进这个小群体。

 

我们玩翻石子,他的指甲抠进泥里,划到碎石子后出了血。但是他没哭,抬起头对表姐笑着说:“不疼不疼,我们继续。”事实上也没人理他疼不疼,我转过头去,他站在群体的最边缘捂着手指发呆。从这时候开始,我就觉得这小孩挺倒霉的,似乎什么也做不好,谁也不喜欢他。

 

我爸是彝族,我妈是汉族,没有犹豫,我的户口本上也填了彝族。后来我又转回乡下读小学了,老家是边境县,我爸说,我要一直在这读到初中结束,为了高考加分。

 

我的前桌就是阿江,他的脸擦干净了,眼睛很大,时不时转过来问我借东西。我不喜欢他,我认为他喜欢占小便宜,我和他并不熟,但他以为我们是朋友。

 

那是他认为的,我当然不这么认为。他一靠近我,我就哭,老师就会拉开他,瞪着他,被骂的只有他。但他还是笑嘻嘻的,即使耳朵被老师掐得泛红。我看着他,不自觉地让自己也成为他倒霉的缘由,明明他什么都没做,但老师也不喜欢他。

 

初中时,我去了县一中,阿江却辍学了,我规规矩矩读书,不出意外,和他不会再有任何交集了。但他爸和我爸认识,偶尔会有几天,我放学回家,他就坐在我家沙发上。

 

后来我才知道,阿江家里条件不好,没钱供他读书,公立上不去,去了也是吊车尾,想拉他去私立初中改造改造,但学费太贵。阿江爸商量着把他的姐姐嫁出去,用彩礼钱供他读书,阿江不愿意,闹得两边都不好看。

 

那时阿江十二岁,到处在村里喊他爸卖女儿,闹得人尽皆知,他爸走到哪都被议论,回家狠狠揍了他一顿,就再也没提上初中的事了。

 

阿江不让她姐干农活,他想要她姐读书,但阿江的姐姐已经辍学两年了,不愿再回去了,她的思想变了,觉得不读书也没什么不好。她在网上交了个男朋友,和家里吵了一架就离家出走了。

 

姐姐的突然失联,吓坏了阿江一家,他们到处找,也不见半个人影。电话联系不上,周围人也不清楚。后来才知道,阿江姐姐去贵州了,拉也拉不回来,便再也没有联系。阿江没说话,掏遍全身就一百二十来块,全塞给了他姐。

 

等我初二的时候,阿江来读书了,比我小一届,人突然长得瘦瘦高高的,抽了条,但是更黑了,像个猴子。有时候在走廊遇见,他和我打招呼,我只是点点头,不太想搭理他。

 

到处有人起哄我和他的关系,我只是皱着眉头,想离他远一点。早读时他来找我借体育课的排球,刚好念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大家打着哈哈,笑嘻嘻地看着我和门口的阿江。

 

阿江跑步特别快,长手长脚,姿势虽然不好看,但甩得开,步子大。校运会他总是站在领奖台上,有人和他合影,他举着反光的塑料奖牌,咧着嘴笑。这大概是他唯一的高光时刻,学习上他就不太行,也许真不是读书的料,以至于读得很费力。

 

大概是倒霉,或者真的没有什么人格魅力,阿江总是一个人,没什么朋友。班主任总是影射他放学跑去打篮球而不是学习,他并不在意,还是摊着不及格的数学试卷笑。但意外的是,阿江的英语很好,但偏科太严重,再好也无济于事。

 

初三中考前一个月,我因为太紧张,总是不吃早饭赶早去学校早读,落了胃病,病发的时候疼得死去活来。他开始给我送早餐,是我爸喊的,早餐钱给他双份,带给我一份,他自己吃一份。我又觉得他占便宜了,但他把这几块钱存了起来。

 

直到初二下学期,学校封闭管理不给带电子产品,他偷带手机被老师发现,老师一把拿过摔在地上,手机碎得稀巴烂。阿江走出教室把残骸扫起来丢进垃圾桶,就再也没有回来了。我看着他背着书包冲出教室,那么多人带手机,就他被发现,然后教室里一阵窸窸窣窣,都是藏手机的声音。我知道,老师拿他当鸡来儆猴了。

 

他又辍学了,用早餐省下的几块几块的散钱买了张车票去了广东。

 

第二天起来,我爸告诉我阿江走了,我有些错愕,这个人,怎么就安不下心思好好读书呢?
 
 
阿江飘去了广东。

 

阿江像中了诅咒一样,一直都不太顺。他爸带他去算命,算命先生摇着头,只说他命里亏损,没法善终。阿江不信,才和他爸商量,一个人去广东。十四岁的阿江只想着挣点钱也好,无所事事也罢。

 

阿江在广东做工,进了几年厂,专门帮人做电子零件,也不难,就是枯燥无味。他坐不住,总是打瞌睡,后来因为走神,食指被压断一截,工厂赔了钱,不敢要他了。中介抽了钱,加上年纪小,最后干了几年,兜里也没几个钱。

 

阿江十八岁时,盯着自己缺失的手指,站在工厂门口晃了一下午,他想自己除了手指,肯定还失去了些什么,但他说不出来,无力得只觉得愤怒。

 

阿江去送外卖,用厂里赚到的那点钱买了辆电动车。一开始不认路,全靠导航,因为超时被投诉了几次,最后咬着牙拼速度,过红绿灯时没刹住车,被转弯的轿车撞倒,缓了好半天才爬起来。他坐在十字路口,驼着背把车扶起来,司机探出车窗,叽叽哇哇地说着他听不懂的方言。

 

阿江把车推到树荫下,外卖的残渣留在太阳下,晒得干巴巴的。他眨眨眼,一屁股坐在树下,他想,又要赔钱了。

 

后来送了三个月,认熟了路,以为生活快好了,结果第二天起来电瓶车电池没了。阿江翻着电瓶车的坐垫,举着手算:“八百,要送好多单才挣得回来。”

 

换了电池,广东下了大雨,云盘在头顶,天阴暗暗的,他骑着电瓶车摔进雨里,订单超时,他躺在地上,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风把雨全刮在脸上。那时候阿江第一次哭,客户打来电话骂他,但听着他的哭声又熄了火。他躺了很久,听见雷声才猛地坐起来,赔了钱,又把泡湿的外卖吃了。

 

那时我二十一岁,去昆明读大学,那年过年,阿江第一次回来。他似乎赚了点钱,来我家做客,提了不少东西,还是很拘束,特别是见到我的时候。

 

我爸要我和他说话,我愣了半晌问他在做些什么,他只和我说送外卖。我开玩笑说送外卖也挺挣钱,他说读书更好,还说我毕业后会赚得比他多得多。

 

刚过完年几天,阿江又走了,临走前给我包了个红包,我不敢收,我比他还大一岁呢。但阿江塞给我,说他工作了,叫我好好读书。

 

我打开一看,六百块。没敢和我爸说阿江给我钱了,也没敢花,只是偷偷放了起来。

 

后来阿江又回来了,刚走一个月,他就被撞断了腿,是他爸把他接回来的。有点严重,但能治好,只是哪怕好了,站久了还是有些站不住。

 

我突然想到他在运动会上的模样,老天真会找地方,哪怕他现在原本就没有办法再站上跑道了,但我还是为此惋惜。

 

突然一下子又回到乡下,人生像是开了个玩笑,把所有人都逗笑了,除了阿江自己。

 

2019年,他二十岁生日那天,手机QQ提醒我他的生日到了,我用他之前给我的钱给他买了个蛋糕,我提着去阿江家里,他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发呆。

 

二十岁那年,他的生日愿望是之后都平平安安。很大声地念出来的,我说念出来就不会实现了。阿江摇摇头,说只有念出来,老天才听得见。如果在心里想就能实现,为什么他那么多祈求,老天都不理会呢?

 

阿江爸带他说婚,他不愿意,任凭他爸打骂,死活不愿去,也不说原因。闹得没办法,阿江又走了,这次是去昆明。

 

我开学时带着他一起坐长途车,这是我爸交代的。下车后我和他分别,叮嘱他好好找份工作,不危险的最好。他点点头,递给我一袋苹果。我低头一看,个个都红,和他左手上的那道勒痕一样红。

 

我看着阿江的背影叹了口气,真希望他不要再那么倒霉了。
 
 
阿江又开始送外卖,二手车老是半路没电,最后一咬牙买了摩托车,烧油是贵了点,但续航久,也不怕超时了。

 

大概是倒霉,阿江总是遇到奇葩单主。不是叫顺便买东西的,就是要爬高楼层的。要么就是下雨天接到远单,轮子打着滑就拼命赶,要么就是几十杯奶茶一个单子。

 

直到2019年下半年,阿江微信和我说想开饭店,说我是大学生,觉得怎么样?我不敢给建议,左右我也就是一个普通学生,上了个大学也没什么本质变化。我和他说记得考量市场,万一大家不爱吃,生意不好。

 

阿江开了饭店,拿出了所有积蓄,还借了几万块,开了家专门做酸汤火锅的店。开业那天我带着舍友去捧场,他笑着说给我们免单。招了几个工人,有模有样。明明是不错的地段,但人却不多,我心里说不上什么感受。

 

刚开业一个月,本都没收回来,疫情来了。

 

2020年初,突然开始戒严,很多店铺都陆续关门了。阿江也是,他拉下卷帘门,看着堆放的桌椅发呆。

 

疫情越来越严重,阿江关门回乡下了,再不走,就走不了了,比起封在这,还不如回去。我封校了,也出不去,他从门口递给我几袋水果一箱牛奶,告别的最后一句话,还是叫我好好学习。

 

走的那天,阿江发了一条朋友圈,坐在城际客车里,拍了一张昆明高架桥的照片。高架桥上种满玫瑰,云大团大团的,这是个浪漫又美好的城市,但有的人没运气享受。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有的人不是不想,而是做不到。就像阿江一样,总是过不好自己的生活,哪怕很努力,还是差点运气。

 

他和我开玩笑,说没办法再开店的话,就继续送外卖去,实在不行再进厂,做什么都行。我说好,难得他看得那么开。但乌云压顶,得等到下雨才会散开,阿江人生的雨,还在酝酿。
 
 
阿江在家里一直等,怎么也等不来好消息,甚至因为老家是边境县,疫情比昆明还要严重。

 

直到2021年2月,阿江咬着牙,又回到昆明开店。卷帘门刚打开那会儿,屋子里一下子透入阳光,灰尘在光柱里飞舞,阿江难得地激动了一会。

 

开业了几天,生意不太好,但一切总有了盼头。直到通知下来,有人感染,就在他店里吃过饭,一店的人都成了密接,店得继续关着了。

 

此时,阿江放弃了,他转让了桌椅设备,停了租金,隔离几周后,又风尘仆仆地回家了。

 

等我2021年6月放暑假回去,听说阿江的姐姐从贵州回来了。因为生病,所以拖着病体,颠簸着回来了。一个人回来的,没带丈夫和孩子。

 

阿江的姐姐没办法,丈夫家没钱给她治病。后来阿江拿出仅有的两万块,送姐姐去医院。我和他说,他还有七八万的债没还,应该给自己留一点。

 

阿江和我说没必要,姐姐就这一个,他这么倒霉了,家里人肯定会幸运一些。

 

事实上,他没说对,7月底,阿江的姐姐去世了,一共花了五万八,也没能救回这条命。

 

那天晚上,他独自给姐姐守夜,灵前放了一个黑漆漆的大铁盆,他一晚上烧了几十沓纸钱,我坐在旁边,忍着困意和他一起烧。

 

阿江说,老天喜欢欺负穷人,阎王肯定也是。我给姐姐多烧点,别活着的时候穷,死了还穷得抬不起头。阿江哭得很小声,说怕姐姐听见舍不得。

 

阿江再也没有离开家了,像是认命一样,留在了这里,帮父母锄地,背玉米,剥玉米,晒玉米,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和他梦里想的完全不一样,但他似乎因此没有再那么倒霉了。

 

但他还是会洗澡打翻沐浴露,被树枝划破衣服,吃饭溅一身汤,摔倒在田埂上,总是忘记在下雨的时候带伞,也买不到最喜欢的本子写日记。

 

我和阿江说,也许这是抑郁症。

 

阿江不了解,他不认为自己生病了,只是变得普通了。但他确实越来越敏感,总是崩溃,情绪低落,溅起一身尘埃,灰头土脸地面对自己的内心。

 

2021年,阿江22岁生日那天,我送了他一只小狗,专门挑的一只黄色的,还是用他去年春节给我的钱。我一直没花,只想花在阿江身上,这本来就属于阿江的钱。

 

阿江说这只狗就叫小狗,没有名字,他不会取名字,不如就叫小狗。

 

有了这只小狗后,阿江似乎好多了。但他还有债务,小狗不可能帮忙还债,阿江还是要出门。

 

2021年9月,那天阿江来和我告别,我说可以等我开学一起去。他说不行,他不去昆明了,他还是得去广东,进厂,稳定些。

 

为了省钱,阿江吃食堂最便宜的西红柿鸡蛋面,一连吃了一个月。保安大爷看不下去了,让阿江中午跟着他一块吃。做了点红烧肉,烧鱼块。阿江吃了很多,但太久没吃这么好,吐得满地都是。

 

阿江哭着和保安大爷鞠躬,不停说对不起,鼻涕和眼泪混在脸上,和小时候一样。他现在依旧站在社会边缘,但是他笑不出来了。

 

2022年3月,阿江在厂里干了半年,太节省导致营养跟不上,精神也因为高度重复的劳作,身体和心理一起垮了。他从广东回云南,专门在昆明逗留了半天,来学校找我。

 

我出不去,在南门和他说话,看着他憔悴的脸,我显得小心翼翼,于是我们对视一阵,相互沉默。

 

成绩还好吗?阿江先开口了。我说还不错,年级前列,有机会拿奖学金。阿江嘴一下子咧开,笑了起来,盯着我,夸我读书一直很厉害。

 

我说你小时候也可以好好读书的,就是没走这条路。阿江说太难了,对他来说,读书没办法改变什么,虽然不读书也没办法,但总归是一条路。

 

阿江给我送了一箱牛奶,他很瘦,面色发黄,感觉下一秒就快晕了,但他把牛奶给我了,总感觉这箱牛奶是他用命榨出来的一样。

 

我接过牛奶,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Everything will be fine.

 

阿江打开,轻轻念了一遍。我说你英语还是那么好,他抬头看我,没接我的话,只和我说一切都会好,他要回去看小狗。

 

阿江的父母凑了凑,加上阿江这半年来省下的,帮阿江把债还干净了。阿江和我说,这半辈子白干了,到头来一分钱没有,还要父母费心帮忙。我说他还小,没过半辈子。

 

“因为艰难,我的人生实在是太漫长了。”阿江和所有人一样,在普通的日子里过得那样苦涩。他说这是普通人的常态,只是在他身上那么巧合。

 

我认为他走出来了,他每天带着小狗下田,拍拍视频,发在短视频平台。日子就这样过去了,可他才22岁,却早已没有年轻时的勇气。他不敢做选择,不敢面对父母的白发,他只是静坐在角落,做一点自己能做的活。

 

2022年6月,他和我说要去看日出,一切都会重新开始,他会放下,然后和小狗一样快乐。

 

阿江有五百个粉丝,他拍了小狗吃饭的视频,告诉大家他明天要去看日出,然后发出来,给所有人都看看山里的太阳。

 

他四点就起床,带上小狗,从后山开始往上爬。后山泥土松软,山脚是一块玉米地,他常来这里。山上长满了云南松,地上铺满了松针,枯的新鲜的都有。这证明很多东西都在这里重新开始,至少松树是,松针也是。

 

他身子已经不太好了,爬得很艰难,小狗摇着尾巴,站在几米前等他。

 

天太暗了,他喘着气站在山顶,等着太阳出来。小狗围着阿江转圈,走到山顶边缘。

 

阿江想抱回小狗,他倾身伸手,同时往前迈出左脚。突出的石头一下子松动,阿江只觉得左脚一滑,栽了出去。

 

没有阿江在的山顶,太阳慢慢出来了,满天的霞光,给山镶了一层金边。山边缺了一块,是石头落下去了,阿江也落下去了。他死得太安静了,以至于没人知道,他的二十三岁生日快来了,但先来的,是祭日。

 

第二天,我是被我爸叫醒的,他和我说阿江没了。

 

阿江的父母就在我旁边,我没敢去看阿江,他们说摔得很惨。

 

我数了数红包里的钱,还剩300,想了想又往里塞了点,凑到了666。和阿江一开始给我的一样,因为我不想在某种意义上,让蛋糕和小狗,都成为阿江自己买的。

 

阿江的父母用阿江的手机一个个地发消息通知,告诉大家阿江死了,明天火化。

 

村里的人都来了,吃了饭又匆匆散去了,只有我们一家人和阿江的父母给阿江守夜。

 

阿江最新的视频下面有人说日出怎么还没发,不会没起得来吧?我用自己的账号回复他:“阿江起来了,但是又睡下了,所以没看到日出。”

 

我给阿江也烧了很多纸钱,满满一盆。几百米高的山顶,摔下去的时候,阿江一定清晰地想着什么。然后粉身碎骨,连带着把对未来的期望,重新开始的勇气都摔得稀巴烂。

 

随后我拖着行李,回到了学校。我的书桌上写着阿江常对我说的好好读书,现在我懂了,阿江羡慕我是悠然,是生活一直悠哉安然的悠然,事实上,我每次念着自己的名字,都会想到阿江,他的人生,也是悠然,只不过是悠悠远去,再不见安然的悠然。

 

所以一切都会好起来,除了阿江而已。
 
 
 
作者:条子,学生

编辑: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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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霸退学后

中国青年报 人物 2022-09-10 21:29 Posted on 山东

 

2000年出生的蒋逸雯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奇怪」的小孩,她很难把自己塞进寻常的轨道。
 
小学三年级,她从四川转学到广东,课上老师讲粤语,她听不懂,会直接举手说「能不能说普通话?」初二暑假,她给班主任打电话,大段陈述自己不想补课的理由,把老师说得「脑子嗡嗡」,成了班里唯一没补课的人。高中,她在班里稳居前3名,但总在考试时哭。
 
「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的标语、随处可见的排行榜、不断播放的铃声,都让她难受。她说话慢条斯理,动作也慢,但学校里干什么都要赶时间。宿舍8个人共用一个浴室,每晚共有40分钟洗澡时间,别人用5分钟可以洗完,蒋逸雯要用近10分钟,室友为此告到了班主任那儿。
 

那所「当地最好的」高中——资阳中学,自习课上摄像头转动,一旦小动作被捕捉到,全班都要多上一节课,原本单周只有一天的假期又少45分钟。因此,高中同桌李玥阳很难扭头去关注蒋逸雯在干什么。除了哭,蒋逸雯总在写日记,休学后回去那段日子直接写「很想死」。初中同学李美琪每周都会接到她从学校电话亭打来的电话,一说就是半小时,话题越来越集中——她俩都不想上学了。

 

2017年6月15日,在经历了休学、转文科后,蒋逸雯还是无法适应。那天晚自习下课,她在课桌上给老师留下一封信,混在走读生的队伍里,心情平静地离开了学校。

 

「人是不一样的,不是吗?让他们卷入同样的模式,用同样的标准去要求他们,是不公平的。」「我不奢望老师能够理解我」「仅仅是接受它的存在就好了」。

 

 

 

 

文|郭玉洁

编辑杨杰

受访者提供
来源冰点周刊 (ID: bingdianweekly)
 
 

母与女

 

詹敏在出差途中接到了女儿来电,女儿说,在给学校的信里留了詹敏的电话。詹敏说:「你既然为自己作了这么大决定,就不该留我的电话。」蒋逸雯解释:「老师会觉得家长的话比较有分量。」詹敏说:「那你就应该告诉他们,你家长的话没有分量。」

 

这就是詹敏和蒋逸雯相处的方式。她们常签书面协议,规定双方权利义务,例如零花钱要怎么花。詹敏对孩子发了脾气会道歉,从不逼她学不喜欢的东西,买来书,也只是「鼓励」她读。蒋逸雯从小就养成了维护自己权益的习惯。课上举手询问老师是否能说普通话,詹敏觉得很自然,因为她一直是这么教的。

 

詹敏是个特立独行的妈妈,她生于1975年,中专毕业后进了国营化工厂做机床维修,工厂倒闭后进光盘厂打工,自己花钱去学摄影、英语、计算机。2003年她就买了台式电脑,那时候论坛很火,2004年她在中国光盘论坛发帖,发起一个「为乡村失学儿童捐款」的倡议,得到几十人响应。詹敏就此开始了公益生涯。她联系起这些人,拿到捐款,联系助学机构,资助乡村孩子读书。再后来,詹敏和另一位创始人一起发起了「麦田计划」,又发展成麦田教育基金会。刚做公益时詹敏收入比在工厂里低,而且那时把公益作为职业的人「少之又少」。几乎同一时期,她和蒋逸雯的爸爸离了婚。

 

在蒋逸雯记忆里,五年级后,妈妈就不再做饭。她初中时,一个月里有20天詹敏都在外地出差,周末蒋逸雯不想回家,拿着200元零花钱在城市里游荡,去电影院、咖啡馆、茶餐厅泡着。为了有人陪伴,她总是花钱请同学吃这个、玩那个,有时甚至会找自己不喜欢的人玩。

 

李美琪蹭了她不少饭。她每次和蒋逸雯一起回家,都觉得那「不像个家」,很冷清,东西乱糟糟摆放着,厨房里也没有开火必备的锅碗瓢盆。她印象最深刻的一天是,她们两个小孩打算在蒋逸雯家做蛋花汤,拿出一个鸡蛋,最后做得很难吃。「很惨那种感觉,像两个乞丐」。蒋逸雯形成了缺乏安全感的性格。「缺爱这个话题,从我们认识就在聊。」李美琪说。

 

但是,蒋逸雯「站在妈妈的肩膀上」,获得了超越同龄人的见识。詹敏身处公益圈,身边有很多「不走寻常路的人」,40岁还保持着单身的女性、大学退学的公益人。蒋逸雯和詹敏不够亲近,却喜欢詹敏身边有思想的朋友,很小的时候就和他们讨论哲学问题。这些成年人很尊重蒋逸雯,一直用平等的姿态和她对话。

 

詹敏工作能力快速提高,成为别人眼里的「女强人」,「麦田」发展成一个在90多个城市有志愿者团队的公益组织。做公益的人收入不会太高,她们至今没有房子,但蒋逸雯在高中前已出过国,参加过徒步旅行、公益筹款,认识国内外的大学生朋友,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初中时她对李美琪说要学泰语,李美琪觉得新奇,「从来没听说过」谁要学泰语。蒋逸雯记得小学四年级时第一次跟着詹敏来到安徽农村,这里新成立了一所麦田小学。她记得,志愿者从大巴车上下来,「所有人都认识我妈,所有人也都知道我」。

 

有同龄人羡慕她有这样开明的母亲。但李美琪的妈妈不想让女儿和她玩。有次她们出去,这位母亲在背后偷偷跟踪,李美琪发现后,和她大吵一架。

 

 蒋逸雯和母亲詹敏 
 
 
「有大路不走,偏走小路」

 

听说蒋逸雯从学校逃走,她高一时的班主任「生气极了」。这位老师很年轻,蒋逸雯是他带的第一届高中生。蒋逸雯高一在理科班排100多名,按照资阳中学往年的升学情况,如果保持住这个排名,她能被一所「985」高校录取。他曾评价蒋逸雯「太淘气了!有大路不走,偏走小路。」

 

但蒋逸雯那封措辞工整、言辞恳切的信在传递,这不是一个青春期少女的短暂出逃,她做好了承担代价的准备。除了母亲手机号,她留下家里的电话号,并附文「明天我会尽量全天候在家等电话」。

 

詹敏的工作是资助贫困少年儿童完成基础教育,自己的女儿却没读完高中。有同事言语间表达不理解,「不上学怎么行呢,还是要上学啊」。但詹敏最终接受女儿退学的理由是,女儿学习能力很强,只是不喜欢传统学校。她提醒过蒋逸雯,家里没有条件让她出国,「这会是一条比别人的路更难走的路,我没有任何资源能给你。」

 

真实的世界向这个17岁的女孩徐徐展开。

 

休学后她先去上海待了一阵子,在麦田教育基金会的办公室住。起初她对金钱没有概念,办公室其他工作人员做饭,她也跟着吃,没掏过钱。直到有一天一个叔叔跟她谈话,说她在这里住着,吃也不用掏钱,住也不用掏钱,家务也不主动做。蒋逸雯才意识到,这些小事都有成本。

 

正式退学后,她想去「环境好、有文化底蕴」的小地方定居,最后「很随机」定在了香格里拉,「觉得这里够偏僻了」。她把行李寄过来,找了客栈、酒吧做义工,可以管食宿。

 

一来到香格里拉,她就感觉舒服多了。「这里的人、生活方式、空气,都让我觉得,世界上真有这样的地方、这样的生活啊。」前现代和后现代的元素在这里交织。天空的蓝、草原和树林的绿、木头和土地的黄,是香格里拉的三原色,建筑低矮、视野开阔。当地少数民族居民和外来定居者组成了一个多元社会,少数民族语言和英语都能派上用场。这里的人身份观念不强,宽容、松散。她在这里可以闲逛、去社区图书馆自学、去和僧人学藏语。而她为这个她眼中的「理想社会」承受的代价是,来这第一天就遭遇了骚扰,在手机屏幕这端看着对方说「要去开房」之类的话,吓得腿抖。后来她平静地说,这类事情「太多了」,「那也是我来到香格里拉首先打开视野的一面」。

 

2019年前,蒋逸雯把重心放在学习上,没有太多目的性,她远程找学习伙伴,学法语、日语、中国文化,去非洲参加公益项目——在当地社区给居民修厕所,教他们卫生健康知识、制定管理洗手间的方案。更多时候则纯粹是玩,时间长了,她感觉自己像一个「没钱人家的富二代」,做的事情都不为生存,「就剩开心了」。

 

她错过了高中毕业会考,没拿到高中毕业证,坦然接受了这一点,「我既然拒绝了高中的折磨,就不该索取高中学历的保护。」2019年5月,她和妈妈签订了一份《成年过渡时期权利法案》,「2020年12月31日失效」。其间,詹敏每月支付她1800元生活费、800元的创业资金,拥有她10%的营业额所有权。这样的协议,从初中开始,她们签了五六份,以前蒋逸雯觉得自己是「甲方」,这次她很自觉地把自己写成了「乙方」。

 

 

 
 蒋逸雯和母亲签订的《成年过渡时期权利法案》

 

在詹敏看来,蒋逸雯要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存。蒋逸雯听说一个朋友职高毕业进了工厂,没什么爱好、不怎么花钱,已经要买房了,觉得「震撼」。她的性格中,「3分钟」热度是常态。16岁休学那年,她在广州逛街时看到一块厚实的军绿色布料。她把那块布买回来,没有缝纫机,自己画图,一针一针地缝,用了一个月,做成了一件紧身「朋克风」夹克。詹敏看了那个过程,看到女儿一次次犯错,又打上补丁,很是感动。蒋逸雯爱上了服装设计,它创造性强,灵感会在很多时候到来:看到一幅画、一处风景。做衣服过程中,蒋逸雯心会很静,问题一个个出现,再一个个解决。这和她在学校的学习状态完全不同。

 

2019年,她「开始把重心放在赚钱这件事上」。她去成都待了半年,一边学服装设计,一边在一家青年旅社做前台。她是个尽职尽责的前台,存下人生中第一笔万元存款。

 

2021年1月,蒋逸雯有了一间实体服装工作室,年租金8000元。玻璃的墙面和天花板下,蒋逸雯在3米长的工作台前画图、制版、设计出20多件衣服,也根据客户要求定制,接100多件的批量订单。蓝天和红色土房在玻璃墙外形成一道风景。她习惯起床后慢悠悠吃早饭、看新闻,12点来到这,一直工作到晚上11点。剪裁的时候站着,缝纫的时候坐着,站着的时候很多,有时她抬头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像个裁缝」,她很喜欢这个样子。

 

蒋逸雯内心始终有很强的「边缘」感,这投射在她的设计风格上。她喜欢带有边疆文化、西域风格的设计,给自己的品牌取名「关外」,「有一种漂泊感、不安定感,有异乡人的感觉」,她一直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

 

 

叛逆和和解

 

以前读高中时,蒋逸雯总在课上读课外书,像避难一样逃进张爱玲、海子、泰戈尔的世界。张爱玲能让她看到「痛苦生活里的一点美」,海子和泰戈尔是她的两个极端,代表绝望和美好。

 

在她不知道的地方,还有很多不能适应应试教育的孩子逃向艺术。在衡水中学,一个经历了休学、复学纠缠的女生最终在大学选择了「艺术教育」专业,她说,她在艺术里才学会了认识自我、接纳自我。

 

退学、去香格里拉、做独立服装设计师,大家都觉得蒋逸雯是个叛逆的人,但李美琪看到的相反,「她很缺爱,需要一种稳定的东西。」很多人为了她的未来着急,詹敏有同事会觉得,在蒋逸雯身上「还没看到清晰的方向啊」。但李美琪,这位蒋逸雯近10年的老朋友说,「这几年虽然她没干什么实际的事,却是很有意义的一段时间。」

 

最近两年,蒋逸雯发现自己不再那么爱写作了。小时候她有强烈的成功渴望,总觉得自己长大了「会是个名人」,她觉得自己从小就早熟,「一切应该都会比别人来得更早一些」。但这两年,蒋逸雯接纳了自己是个普通人。

 

她和现在的男朋友在一起,有人很惊讶,因为男朋友看上去「不爱玩」,是个安分的人。但蒋逸雯和他在一起3年,感情稳定。男友是外卖员,他们住在一年2000多元租金的公租房里。蒋逸雯热衷于布置这个家,设计缝制了门帘、垂布,房间里五颜六色,她甚至给冰柜加上了一个好看的罩子。

 

 
 蒋逸雯精心布置的房间 

 

2021年年初,她作为模特拍了一组成衣照片,她身高1.7米,身材瘦削,一双丹凤眼,一对银色圆形大耳环、一头长卷发。她穿着自己设计的深褐色丝绒材质的少数民族特色西装,站在香格里拉牧场。1月,牧场一片光秃的黄褐色,围栏内依稀可见牛羊。她的设计风格从「街头一点、酷一点」走向更沉稳的方向,越来越偏爱厚实的布料,「也体现了我这几年性格的变化」。

 

詹敏在反思对女儿的教育,「过分强调独立」,让女儿感觉自己不被爱。詹敏说,自己是个回避型的人,在打击教育中长大,不擅长建立亲密关系,女儿8岁时总黏她,但她会嫌烦,总甩开。现在想到这些她很心痛。教育是她的工作,她不断在学习和纠正自己。

 

蒋逸雯抛弃了传统学校,几年过去,当时的班主任回想起她时曾说,「学校的制度是理念和现实的平衡。」他想说理念不一定能完全落地。

 

做了半辈子基础教育资助,没有人比詹敏更懂得学校的意义。她知道,对于大多农村贫困孩子来说,多上一年的学,「不是简单知识量的叠加,而是学习能力几何式地增长。」初中毕业生和高中毕业,哪怕一样去工厂打工,后者抽象能力更强,就更容易进入管理层。她见到过太多贫困山区儿童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故事。

 

但詹敏也看到另一重矛盾。2010年之后,她发现经济不再是农村孩子教育中最大的问题。以前学校推荐的贫困学生,在走访核实中几乎百分百能被认定为贫困,但现在,可能只有三分之一符合要求。以往他们会在学校组成「麦田班」,但现在这样的班级建立起来难了,人数凑不够。詹敏觉得,教育不公平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即教育内容的不公平。在城市进行的教育创新如火如荼,游学营、实践课很多,乡村学校却保留着最传统、最应试教育思维的教育方式。「小镇做题家」「凤凰男」,这些标签都是对这些孩子的一种伤害。

 

2021年,詹敏从麦田教育基金会离职,想做教育内容上的创新。她来到云南一所乡村中学,在初中一年级做了半年的创新课程。教学生学习方法、自我认知,还设计了「真人图书馆」课程,邀请几位老师讲自己怎样生活,怎么接纳自己,其中有作家、公益人士、辞职旅行的教师。

 

在课上,她让学生自由书写,看到一个女孩愤怒地在纸上狠狠划拉。收上来后,第一页看不清,第二页写着对老师的辱骂——曾有位老师冤枉了她。这个女孩家庭情况特殊,这次被冤枉的经历让她更难和人相处,会踩别的同学书包。詹敏收到那份作业,什么也没说,只是在上面写「老师也曾经被人冤枉过,能体会到那种很愤怒的感觉」。后来,她看到那个女生一次不小心把同学的水杯撞倒,默默对着水杯说了声「对不起」。

 

詹敏让他们写梦想。收到的答案有「上清华大学」「让父母过上好生活」「把教养刻在骨子里」。有学生问詹敏:「老师,你为什么这么宠我们?」詹敏说:「世界上就是有无缘无故的爱,不因为你学习好,也不因为你长得漂亮,就因为你是你。」

 

 

「在做自己喜欢的事」

 

蒋逸雯家庭中的三代女性都围绕着教育打转。

 

外婆李春琴88岁了,生于物质匮乏年代,15岁才读了小学一年级,后来她考上了大专,学校却被撤销,她被迫回乡务农。李春琴不甘心这样的命运,在那个年代,她近30岁还不结婚,到处做代课老师。有人休产假,需要人手,她就顶上,等人返岗,她「又灰溜溜地回来」,几乎去了乡里每一所小学。乡里的人笑话她。后来她做了30年老师,转成公办教师,做了乡村小学校长、中学老师,教出了县长。她有大学梦,「我一辈子就是想读书啊」。

 

蒋逸雯(右一)和外婆(中)、表姐(左一)在一起 

 

在詹敏看来,母亲把这种梦想全寄托在姐姐身上。詹敏是被忽视着长大的。因为没有姐姐学习好,好吃的都要给姐姐,吵架了,「你是妹妹你要让着姐姐」。詹敏初中毕业考试时是应届生中全校第一名,但因为家里条件有限,父母选择让中考全县第二名的姐姐读高中、考大学。高中时,姐姐想学文科,被父母逼着学理科,后来陷入抑郁,在家学习了一年半,没考上大学。出成绩第二天姐姐就吞了安眠药,被救回来。后来父母让她去复读,她嘴上答应下来,又在一个小旅馆自杀一次。被救回来后,因为没有及时干预心理问题,病情愈加严重,时不时会狂躁、打人。姐姐最后终生服药,无法正常工作生活,现在被88岁的母亲像小孩一样照顾着。

 

姐姐成了家族里「房间里的大象」,没有人敢提,但却在詹敏心里种下「很深的恐惧」。在教育女儿过程中,她总担心自己管错了,压制她,有时可能也走向另一个方向,「自由有点过头了」。

 

詹敏的童年就在一所乡村小学度过。她看到了母亲教育学生的方式。2016年在上海出差时,她接到蒋逸雯的电话,说要休学,詹敏第一反应是「我妈会怎么看我,她会觉得我教育很失败。」

 

蒋逸雯就读的是和姨妈同一所高中,高中时由外婆照顾。外婆对蒋逸雯小心翼翼,比如「最怕她把自己锁在屋里,最怕她哭」。蒋逸雯一哭,李春琴就给詹敏打来电话,很慌张,「她又哭了,怎么办」。蒋逸雯休学后,外婆很着急,她不断给詹敏打电话,说还是要读书、读大学。

 

但现在,外婆学会了外孙女那句话,「她在做自己喜欢的事」。高中时蒋逸雯曾想过,「我适应不了高中,是不是也意味着适应不了社会」。詹敏不是没有这个担心,但她觉得这个世界会有一些空间给像蒋逸雯这样的人。詹敏想到自己,内向、不擅长建立关系、对不认同的东西很难容忍,但也走出了自己的路。

 

蒋逸雯一直在探索从主流学校脱离的孩子,怎么样能继续接受好的教育。退学之初,蒋逸雯参考英国「夏山学校」,线上发起了「夏山计划」。夏山学校倡导因材施教,被誉为「最富人性化的快乐学校」。她招募到7-8名学员,每人收取了约200元,聘请了两位导师,希望能办一个想象中的家庭式学校:生活在一个空间,自主规划课程,制定学习计划,请导师来教。计划进行了一个月,以失败告终。学员参与程度很低,几乎一项活动都没开展。线上结营仪式上,有学员要求退钱。

 

2021年,蒋逸雯自考了云南师范大学英语专科证书,今年又在考惠州学院服装设计与工程的本科学位,已经考了8门。她想拿到学历,进而去申请更多服装设计方面的学习机会。有人觉得她「兜了一圈又回去了」,她知道不是,因为自考很适合她,除学习之外不须受到约束。「不能让它把我绑住了,完全影响到我每一天的生活了。」

 

她不期望自己的独立品牌能在多大范围推广出去,但相信世界上有一群特定的人是喜欢的。

 

 今年8月,蒋逸雯给男友小胖过生日 

 

现在,她很难靠服装设计养活自己,手工成衣成本很高,一开始她给一件衣服定价1000多元,没卖出去,后来渐渐放低了价格。她常会接一些定制的订单,客户提出的要求很具体,她不得不「做一些自己都觉得不好看的衣服」。2021年生意最好的时候,她曾请过一个当地的裁缝做帮手,但很快发现付不出工资,还是自己来做了。最近两年她不再要妈妈给的生活费,有时要靠一些「不喜欢」的事情赚钱,比如通过朋友介绍,给藏区的商业机构写标书、项目书、报告。

 

但她从来没动过「如果没退学是怎么样」的念头。詹敏想,女儿能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并且一步步克服困难为此努力,已经比很多同龄人要强。

 

李美琪后来高三也休了学,「太不开心了」,一到学校附近就浑身紧张,她被老师、校长叫去谈话,说「你成绩这么好,不上学有点可惜」。后来她参加了高考,没报志愿。打了一阵子零工,发传单、做服务员,一个月赚2000元,发现居然也挺开心。后来父母说可以送她出国,从小没有零花钱的她很意外,她申请了一所花钱较少的法国大学,但意外地来到了适合自己的地方。这里有很多教育经历坎坷的人,她舒展了很多。

 

一个有相似退学经历的人感叹:退学这个圈子好「卷」,大家不是在工作就是在创业,有21岁就进入福布斯UNDER 30排行榜,还有16岁退学去办学校的。

 

蒋逸雯和李美琪都觉得这种氛围很荒唐。李美琪说:「既然选了退学这条路,为什么还要走回跟别人『卷』的道路上?」

 

但李美琪在承担着选择的代价,自卑深藏在心里。在法国遇到一个中国人,是上完高中、考了大学的,她立刻会想到自己是「初中学历」,觉得自己不能适应竞争,不能适应高考,是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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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你养成吸金体质 -FormatRun58- 给 FormatRun58 发送悄悄话 (194 bytes) () 11/12/2022 postreply 19: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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