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做律师近10年，感觉还是刑事案件最累人、最没有成就感，但遇到了还是会接。 涉嫌违法犯罪的当事人在一般人眼里，只要被抓就都是有罪的——“犯罪分子说话就是狡辩，律师为他们做辩护就是助纣为虐，只为钱。”类似这样的说法很常见。 这10年，我称自己为“在唾沫里游泳的人”。
不过，让我真正感觉到累的并不是案件本身，而是要一遍又一遍地解释：为什么律师要给“坏人”辩护。 有时候解释累了，我甚至会想，如果这个社会没有律师，大家会不会过得更好一点？所有的嫌疑人只要被抓起来，马上踩死，是不是就天下太平了？这样一来，正义是不是就可以得到伸张，所有人皆大欢喜？ 当然不是。
犯罪任何时候都要打击，但要依法，而不是依情绪。让嫌疑人说话，让律师对法律作注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为了保护每一个普通人。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没有权势，没有背景，没有金钱，万一身处绝境，只有真相和法律——而这些，往往就够了。 我想通过一些案件告诉大家，为什么律师要给“坏人”做辩护，他们“坏”在哪里，我们自己又有多“好”。如果同样的际遇，我们会不会比他们冷静，比他们处理得更好？
1
2019年，曾经的当事人李姐领着一个女生来找我。我们握手时，李姐迟迟不肯松开，任由眼泪从脸颊滑落，“你帮帮这个孩子。”
当年李姐自己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我也没见她哭过，这会儿她的情绪却一时难以自控，“赵安这个孩子可怜，早年妈妈生病去世，后来自己又患癌，往阎王殿走一遭还没缓过神来，她爸爸又被抓了。”
如果不是事先知情，仅从外貌上来看，很难立刻辨别赵安的性别。她身高接近一米七，穿墨绿色条纹宽松衬衣，配黑色牛仔裤，体型消瘦，脸色发黑，因化疗而掉落的头发还没长好，时不时当着我的面，将骨节嶙峋的双手伸到后背抓挠。
“本来我的病经过一番治疗后，差不多好了，现在我爸无故被带走，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撑下去。他是个苦命的老实人，没什么心眼，大半辈子都在被人嘲笑。”赵安将身子往李姐身上靠，“阿姨，不要哭了，这些年我的眼泪都流干了，好累。”
李姐搂住赵安，安慰道：“不用怕，你爸爸心地善良，这几十年大家有目共睹，或许是警察只是将他带回去协助调查，一定能将事情查个水落石出，还他清白的。”
李姐说自己是赵安母亲的闺蜜，这些年来与他们一家多有来往。说到赵安的父亲赵诚意，更是夸赞不已，“是个负责任的男人。他们家条件不差，父母是退休工人，有个姐姐嫁到外地去了，他自己开了家粉面店。老人家希望他多子多孙，但赵安妈妈身体不好，他有了赵安后便执意不生了。”
“看来我爸的决定是错误的，他这辈子就毁在我们娘俩身上了。”赵安闭上眼睛，不停地摩擦双手，“或许我就该跟着我妈一起走，我爸就轻松了……”
李姐轻拍她的后背，“说什么傻话，家人之间不存在拖累，就算明知是来这个世上品苦，只要是家人相约，那也是甘愿的，这些年来你爸爸可从没有过一句抱怨。”
看着赵安如此责备自己，我也顺着李姐的话安慰她，“我会尽心尽力去办好你父亲的案子，如果手头紧，你可以缓些时日支付律师费，我尽可能给你折扣。但现在得调整好情绪，告诉我警方是以何罪名将你爸爸带走的，我回去好为会见做准备。”
“我不知道，他是昨天被警方带走的。当时我不在，去公安局问，他们让我回家等《刑事拘留通知书》，并建议我尽快找律师。听风声像是非法经营之类的，我这两年光顾着生病去了，没有过问他的任何事。”赵安说，父亲赵诚意名下并没有公司，也没有经营场所，也没有从事过进出口生意，更不熟悉股票证券等其他资金结算业务。这两年为了女儿，跑得最多的就是医院，每次交钱不管多难他都会筹来，“我唯一能发现的是他一天一天地变老了”。
我有些不解，赵安说不清她父亲所涉嫌的罪名，却对非法经营罪的相关情况了解得相当清楚，或许她只是查了相关法条吧。
随后我补充道：“既然你对非法经营比较了解，那应该这就是个小案件。其实我们对非法经营的当事人是抱有同情的，这个罪也一言难尽。但就算往最坏的地步想，你父亲确实触犯了法律，只要数额不是特别巨大，量刑基本上就是在5年以下，若认罪态度好，主动上缴赃款，积极配合调查，从轻判处也不是不可能，不过具体情况还得我去会见后才能确认。”
那天中午，我们签了协议。下午，赵安母亲那边的亲戚得知消息后一一与我通电话，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尽快“救出”赵诚意，“我们所有人都即刻联合签字请愿。”
在亲戚们的眼中，赵诚意是一个好男人、好父亲。当年，他妻子生赵安时难产，痛了一天一夜，他看着心疼，于是此后坚决不肯再要孩子了。
仅隔了一天的时间，我就拿到了一封几千字的请愿信，上面大概有百来人的签字，有的是赵诚意的亲朋好友，有的是赵安和她母亲的病友。还有一些病友特意录了视频夸赵诚意，他们说：“救人如救火，蔡律师你赶紧把这份材料报上去，家里的顶梁柱可不能垮。”
在众多视频当中，有一段视频是赵诚意的妻子在生前拍的，虽然她当时饱受癌症的折磨，已瘦得不成人形了，气息不足，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我这辈子不幸也幸，最感谢也最愧对我先生赵诚意。若没他的救助，可能我五年前就没了。生病的这些日子，我把房子车子都给败没了，他没一句怨言，还要笑着给我端屎端尿。我让他别管了，可他却总是说我们结婚时发过誓的，无论生老病死都甘愿相守，那不过是司仪教我们的一句套话……”
病友家属们都说，自己最佩服的就是赵诚意。照顾病人劳心劳力又很压抑，一般人难免会有抱怨，但在给妻子治病期间，大家从未见过赵诚意摆脸色。妻子不吃饭他就变着花样哄，唱歌、跳舞、说情话，实在没办法了就用嘴巴喂食，说是馋她的亲吻。后来，妻子连流食都喝不下了，他就一个人躲去楼梯间呜咽。
赵诚意一直都觉得妻子是痛死的，走到生命的尾声，她只会说“痛”这个字，打了止痛针也无济于事。妻子死后，赵诚意在她身上贴了好多创可贴，哭成了泪人。
无奈苦痛无休无止，才送走妻子，女儿又被查出癌症，所有人都说最苦最累的还是这个健康的男人，大高个子硬生生被折磨成了瘦竹竿，被命运无休无止地为难。
赵安患癌后，有人问他生了这么一个累赘，还不能传宗接代，家里值钱的东西都给败光了，到底值不值？他就大发脾气，骂那些人是冷血动物，动不动就要给孩子估值。
赵安自己也说：“我去上个洗手间，爸爸都会在门外喊，让我一定要给他一个留住我的机会。就算倾家荡产了，他还有110多斤的肉，近一米八的人瘦成那样，还在说顶得住，让我别怕。”
作为一名律师，我自认为在工作中是一个较为理性的人，会尽全力为当事人据理力争，甚至在法庭上与公诉人针锋相对，也一直不赞同在诉讼时“打感情牌”——人心是最善于藏污纳垢的，我在职业生涯中也见识过不少的伪善者——可当我第一时间看到那么多为赵诚意求情的材料时，还是有所触动，至少我相信那几张纸上的人心不是作假的。
虽然赵诚意妻子的这段视频跟案件没多大关系，但我还是破例将其放入材料里。我接手过太多婚姻家庭的案件，深知大多数人结婚都是趁喜庆的日子说几句好听的话而已，过了就忘。最后闹得鸡飞狗跳，连“至少不伤害”都做不到，何况践行最初的承诺。如此看来，赵诚意对妻子的真心，是真的难得。
2
正因为赵诚意是一个好男人、好父亲，在他的亲戚眼里，“好人是不会犯罪的，就算犯错，也定是事出有因，法不外乎人情。”他们火急火燎地催促我尽快捞人。
我当然想尽快弄清事情的原委，但警方兴师动众地抓了人，或多或少是掌握了一些情况的。第二天，我给负责赵诚意案子的警官打去电话，说了赵安的病情，眼下她还在接受化疗，若赵诚意的问题不算严重，看能否考虑一下给他变更强制措施。
警官的语气不大好：“我在出差，具体情况等我回来再说。不过我善意提醒你，有些事不该管的就不要管，不要被人利用了。他女儿不是小孩，能应付得过来的。”
我当然不能要求警官在电话里与我沟通案情，更何况他在出差，又是周末。我打算第二天直接会见赵诚意，先听听他的说法，再去向警方和检察院了解相关案情。
周一早上8点，我便赶到看守所排队。整个过程出奇的顺利，算是我执业以来最快的一次会见——我以前去那里，他们总以各种理由一拖再拖，多次预约才能勉强见到当事人，而这次他们签字审批都很快，即便我的会见时间过长也未见人来催促——当时，我还以为是看守所那边同情赵诚意的处境，所以才没有怎么为难他的律师。
我面前的赵诚意才45岁，看上去却很显老，他头发稀疏，颧骨高耸，挂着两个大眼袋，嘴唇不知是干裂还是咬破的，渗出了血。他见到我时，情绪尚好，不像有些当事人喋喋不休地抱怨，只是看上去有些累，哈欠连连。即便主动提及女儿赵安，也未见他情绪有多大起伏，“她自己都那样了，还会张罗着给我找律师？”
接着，赵诚意问我年纪多大了，是否有经验，“从我被审讯时，我就想这个案子尚有操作空间，不是乌七八糟的暗箱操作，从法律层面看，很难办成铁案，你不会先入为主吧？”
我有自己的职业操守，这些年接触的当事人不乏凶神恶煞的杀人犯或影响极坏的强奸犯，但我很少言语攻击，最多只是劝他们对自己的罪行承担责任。
可当我得知赵诚意涉嫌的罪名并非“非法经营罪”，而是“生产、销售假药罪”时，我的胃就像被人从中间揪住了一样紧绷，有极度的不适感，憋了很久才能正常地与他对话。
赵诚意交代，他在老家有一家小型加工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压片机、包衣机都有，都是一些几经转手的旧设备。除此以外，成本最高的就是外面的包装譬如盒子，一些英文标识，抗癌药物说明书，以及一些我们胡乱对付的防伪标志……”
他说话依然温吞，还露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反而是我在不停地按压腹部。恍惚间，我突然觉得自己才是高墙内不安的囚徒，对面的赵诚意则冷静得像是一名业务水准颇高的律师。
为了从这种压抑的情绪里跳出来，我打断了他的话，“有个问题或许不该我问，但它又与案件相关，我相信公诉方和审判员都会问的——你妻子死于癌症，你女儿也是被癌症折磨的病人，都说你最疼爱、呵护她们，你为何要去生产、销售假药呢？”
“就是为了她们才去做的，跟在医院一样，一开始是为了妻子，后来为了女儿。”赵诚意承认自己也曾是假药的受害者，“为了给我老婆治病，我也试图找人去买过便宜的进口特效药，后来才知道是假药。它们非但不能治病，还让她的病情急剧下降，我当然痛恨制造假药的人，但有些事真是一言难尽，所以我该怎么说呢……”
赵诚意说，妻子在没有生病之前确实是一个体贴的女人，就算治疗的那段时间也是明事理的，一直说没必要为了她花销那么大，“后期她反而变得很怕死，疑神疑鬼，说我们个个想害她，不给她治疗。在医生建议放弃治疗时，她整天骂各种恶毒的话，连女儿都诅咒。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无菌仓将近一万块一天，服用正规的靶向药一个月开支3万起，譬如格列卫一盒一万多——关键是靶向药对她没用了。”
就在赵诚意一筹莫展之际，妻子开始骂家里所有人都是“杀人犯”，无奈之下，赵诚意跟那些假药贩子挑明了，“我托人牵线，直接说要假药，让他们给个实价。他们倒也爽快，说假药成本可能就跟一个棒棒糖差不多，但他们还担着坐牢的风险。”
当熟悉的“药物”再次出现在妻子面前，她的情绪逐渐趋于缓和，也慢慢恢复了理智，“她说自己是魔怔了，不受控，极度害怕被放弃治疗的感觉。像一个一直流血的人被扔在旷野里，觉得只要把伤口封住，还能过几十年好日子的那种。”
“我痛恨假药，当时发誓等我老婆的事情过去后，我要去和他们接触，取得他们的信任，把那些人都揪出来，一定要将其绳之以法，假药到底是害人啊！”讲到这里，赵诚意咬牙切齿，唾沫横飞，像一个恨极了假药贩子的受害者。可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但是啊，没多久，我女儿又病了，我的房子车子工作都没了，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3
得知19岁的女儿查出了淋巴癌时，赵诚意说自己有种被当众扒光衣服的感觉，“即便让我变狗求人，给人舔屁股都不在意了。尤其是女儿像她妈一样对着我喊痛时，所有的底线都被击垮了，想着只要能救她，我能做什么就做。”
赵诚意决定冒险生产利润超高的假药，他购买设备的钱大部分来自网贷、高利贷，还有一些爱心人士给赵安的捐款，“一个没有后路的人哪还会有良知？我劝说自己，赚了钱要把捐款还给人家。”
后来，我看了赵诚意的作坊照片，水泥内墙，屋顶都没有粉刷，地上到处都是垃圾，机器上堆满了粉尘。所谓的包衣机是用以保护药物的有效成分的，但他生产的“药品”里，最有效的成分是面粉、番茄红素、青花素之类的东西。
“配药”的地方则在一个隐蔽的厕所里。混合粉末压片上色，再贴上印度或其他国家的抗癌药牌子，一盒打完折还能卖几千块钱的药就制成了，至于外文标识和说明书，不用担心，因为基本上很少有人能看懂。
人到了那地步都怕死，少有从容看淡的。为了活，为了钱，买药的卖药的都疯狂。就算是有钱人，有时也得托赵诚意买药，因为有些药就算有钱也买不到，“就是这么个环境，所以才有灰色地带。关键是这个药的成本虽然只有一两块，但不能卖得太便宜，不然反而没人买。这种药毒不死人，至于药效，在癌症病人身上都能糊弄过去。”
起初，赵诚意会内疚，他半夜惊醒，失眠，捶打自己，一次次跪着发誓，只要赚够给赵安治病的钱就收手不干，然后将上线下线一锅端，“我真是这么想的，后来发现身边很多人都为了赚钱而不择手段，哪有底线？连有些小地方的医生都私下表示愿意跟我合作，还有些连个医生执照都没有的江湖郎中，摇身一变就成了整形专家。”
渐渐地，赵诚意的心态发生了改变，他赚钱后非但没收敛，反而“扩大业务”，相继制造了减肥药、美容产品、壮阳药等。但凡是那种带有神奇色彩的药，他都制造，甚至连已经去世的妻子都可以搬出来利用，“我说我老婆靠这个药延续了10年性命，走之前没有痛苦，有人马上喊我‘专家’、‘大师’。我至少有大专学历，有些同行连小学都没毕业，一个药方照抄都不会，还敢派头十足地去坐诊，还得是重金邀请。”
我觉得没有必要再给赵诚意留情面了，反问他：“照你这么说，你还是名副其实的高学历专家了？人家想要抓救命稻草，你们递一把软刀子过去，让人用救命的钱求一个早死早超生，到了还要给你发锦旗，对吗？我见过一些残忍的杀人犯，他们捅死一个是一个，捅死两个就是两个，你这不是吃人血馒头，是活取器官。”
“不管你们怎么骂我，我救了自己女儿。她化疗、用高价药，我都能负担得起，但有多少干净高尚的人因无能而失去至亲，事后痛切心扉，却没人同情他们。这个社会弱肉强食，才不管你是如何变得强大，又是怎么变得弱小的。”
经赵诚意这么一说，我反而冷静了下来。这个社会从来不缺强盗逻辑，在有些人的眼里，就是金钱当道，利己主义涵盖一切。庆幸的是，还有很多人对自己有要求，他们忍受着各种困苦无助，有时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亲人离世，却坚决不肯去做伤害他人的事。这些人不是无能，而是他们懂得身为一个人，最后该有几分自重。
“我自己可以不为自己，但为了家人，那就得遇神杀神。”赵诚意的语调忽然变得高昂起来，并用食指指向我。不过由于戴着手铐，他的姿势并不那么好看。
我不与赵诚意讨论对错，只谈他目前的处境，“弱小的人在外面自由呼吸，强大的你却坐在我对面。”
之后，经得赵诚意的同意，我决定做罪轻辩护。尽管赵诚意行为可恶，我还是向他保证，自己会认真阅卷，若相关证据有瑕疵，会依法提出异议，这是他应有的权利。
会见结束的那一刻，赵诚意突然对我说：“跟你接触后，我倒是有点紧张了。”
4
10天后，赵诚意被检察院批准逮捕。我阅卷时才发现，他的口供与会见当天讲述的完全是两回事，气得我差点摔手机。要知道，当事人自以为是地跟律师耍心眼，其实对自己没好处。
赵诚意在第一次审讯时认罪认罚，后来不知为何，又突然翻供，否认自己销售假药，并控诉警方疲劳审讯加诱供，以至于让他稀里糊涂地认了罪——而这些情况，我一无所知。
他辩称，自己这两年一直在做公益，免费帮一些家属照看病人，后来那些癌症晚期的病人很信任他。于是，他学着做一些类似于“临终关怀”的疗法，至于那些“药品”，他说不过是道具而已，“从一开始，我就和病人家属挑明了的，没收他们钱”。
赵诚意的这个说法，得到了一些病人家属的认可：“他乐观热心，见有些病人需要去做检查，家属一个人扶不动，他都会主动帮忙，有时候自己累得不行了，还要逗病人开心，他说有些癌症病人是在医院被活活吓死的——氛围太压抑了。”
刚从检察院出来，我又马不停蹄地赶去看守所，批评赵诚意自以为是，“（警方查到了）作坊、你未来得及清理的药物和相关单据，还有你存入银行的百万现金，除了证人，证据链基本固定了。我猜想，人证也是有的，你东窗事发应该是有群众举报，不然你经营了三四年都要收手了，怎么被警方盯上呢？很多人就是这样，看了几集电视剧就以为能骗过警方，实则害人害己，连轻判的机会可能都没了。”
赵诚意不以为然，又是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谁说老百姓的卡里就不能存一百万了，别人赠予我的不可以吗？那个小作坊一年前就关停了，我的上线没有，下线也没看到，工人都没抓一个，能严重到哪里去？律师可不能去举报我。”
我再次跟赵诚意确认，既然他不认可我的辩护意见，现在是否要更改辩护思路，按照他的口供来做无罪辩护。只要当事人自己执意要冒这个险，我当然无话可说。
赵诚意不假思索道：“我尊重你的专业，会适当认罪的，你还是做罪轻辩护吧。”
我对赵诚意几乎丧失信任了，反复确认他是否认罪，并写进会见笔录，他签字表示无异议。其实做罪轻辩护，我心里都没底，赵诚意恶意对抗审讯，供述反复无常，唯一的能够求情的点就是他自己坚持认为的，是为了女儿铤而走险。
可我不愿将赵安扯进来，她才22岁，有着大好年华，不该将一些肮脏压在她的心头。
就在差不多快要开庭的时候，又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李姐焦急地打来电话，说警察到她家楼下了。我赶去公安局一打听才知道，她被人举报与赵诚意的案子有牵扯。
过了将近4个小时，李姐才被批准与我见面，一见我就拉着我的手哭了起来，“不用说我也知道是谁。我是喜欢赵诚意，世上靠谱的男人真不多，他算一个，虽说是朋友的丈夫，但久而久之，两个受苦的人自然而然就相依为命了。可他开小作坊的事，我一无所知，更别说分钱了。赵安生病，我出钱出力，哪想到会惹火上身？！”
我让李姐不要多想，“若赵诚意真犯法了，警方理应追查非法所得，当然从他亲近的人入手。”
李姐甩开手，看着我说：“我跟赵诚意的事连你都不知道，只有一次我们拥抱时，被赵安撞见过。还有，我怎么没见警方传唤赵安？她才是直系亲属。”
为了探明情况，我给赵安发去了消息，她没回。打电话，语音提示关机。她失联了。
我只得又一次跑看守所会见赵诚意，一见面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我现在被你弄得很被动，赵安对你的事是否知情？李姐又是怎么一回事？你在下怎样一盘棋？”
赵诚意努力将双手合十，“蔡律师，我发誓不会害身边的人，女儿、小李，还包括你。事已至此，我还是那句话，做我能做的。你按程序走，就是给我最大的帮助。”
5
开庭前，赵诚意主动要求见我，说自己认罪认罚，让我跟他对一下辩护方案。因此，我给检察院递交的法律意见书也是希望法院能从轻判处。
可就当我在法庭上说他“积极悔过”时，赵诚意突然说警方的证据是孤证，机器上并没有提取到他的指纹，没弄清楚销售渠道，所以他决定要给自己做无罪辩护。
审判长一脸无奈地看着我。不得已，我只得提出“独立辩护权”，说自己是基于事实和法律，不受他人或者法外因素的影响，包括当事人的意志，坚持做罪轻辩护。赵诚意却大声喊道：“我坚定地认为自己无罪，我要进行自辩，律师当助理。”
我承认自己没有那么强的应变能力，无法按照当事人的要求当即改为无罪辩护，只能说：“首先表示遗憾，是我的水平问题，为了维护被告的利益，我建议双方解除委托协议。”
赵诚意却与我杠上了，“我不同意解除协议，我依法享有辩护权，如果辩护律师单方面毁约，我将对贵所、乃至整个律师行业表示失望与抗议，并追究相关责任。”
我一时语塞，不得不低下头。
接下来的庭审，赵诚意一直答非所问。公诉人问赵诚意为什么要生产、销售假药。他答道：“每个癌症家庭都要花50万到100万买自费药，除了标靶治疗药物，还要算免疫性高蛋白，止吐剂等昂贵药材，及家属辞职照顾癌症患者的成本。”
当他的说辞被检方用证据击破时，赵诚意又改变策略，说其行为是紧急避险，“虽说金钱乃万恶之源，但当妻儿受到疾病威胁时，你只能不管不顾地想办法消灭疾病。”
对于赵诚意的诡辩，审判长和公诉人几次打断他的话，脸色更是铁青。可双方没解除委托，赵诚意就是我的当事人，我不得不出来打圆场，“被告人的意思是他知道自己为了金钱触犯了法律，但在他看来，给妻儿治病就相当于紧急避险，无奈却又必须，他想表达赚钱救治亲人本身没有错，错的是他赚钱的方式。”
对于我的意见，赵诚意完全不予理会，“不对，我说的就是紧急避险。你们不要当圣人，当一个人处于饥饿、疾病的状态，那么世间的法律与规则就对他毫无意义。”
“被告，法庭充分尊重了你发言的权利，但要知道饥饿、疾病、贫困、失意、从来不能构成紧急避险，你要如实陈述事实，不要混淆概念。”停顿了几秒后，审判长抬头看着我，“辩方律师，你是否认可被告的说法。”
我如实作答，“一个人如果没有法律边界，一般会造成铤而走险而非紧急避险，这句话仅作为我对审判长所提问题的回答，与被告无关。被告也在认真回答问题，不过在经历丧妻、女儿重病等应激障碍后，难免会有情绪失控、逻辑不通的地方。”
法官没有再接话，这时公诉方问赵诚意，生产、销售假药的非法所得为多少？我提出抗议，“公诉人诱导式的发问不符合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
赵诚意却回答：“就是你们冻结的那一百万，没有转账记录，我存进去的，除此以外再没有了。”
我打算放弃对赵诚意的有效辩护，就按他的思路应付庭审，所以接下来，我尽量能不发问就不发问。然而，公诉方的一个意外之举，又让我打起了精神——他们在质证环节，向审判长申请关键证人出庭作证。
一般来说，这种小案件都是公诉方宣读一下证人证言，然后交给法官，再进行质证。我个人办理同类型的案件时，就算到了开庭阶段，除了相关鉴定人员，很少会见到控方证人，他们通常都会以各种不方便的理由申请不出庭。
在此之前，我完全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存在。
6
当赵安作为控方证人出现在法庭上时，我脑子里一阵抽搐，突然明白了一些事，却又一时无法完全想清楚。
赵安上下打量着赵诚意，我故意死死盯着赵安看，她却不看我。这时，坐在旁听席上的李姐突然站起来冲赵安大发脾气，“在你眼里，这世上所有的人都要害你是吧？包括你爸妈、我，还有蔡律师，都是你的眼中钉对吧？就算你爸该碎尸万段，也不该你提刀吧。”
法官对李姐进行了警告。见她余怒未消，我摆手示意，小声提醒她不要让我为难。向赵安发问之前，我先向审判长确认了一个问题，“我国虽未明确规定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但对于我履行职责所发表的有关言论，我不希望被无端攻击。”
审判长点头，说《律师法》规定，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接着我向赵安发问：“作为被告的亲生女儿，你是自愿作证，还是遭到一些人的威胁？”
公诉方当即抗议，“辩方律师存在捏造事实、攻击控方品行的行为。”
我抢先回答：“我并非此意，就如律师去看守所会见当事人，有必要排除当事人是否遭到警方的刑讯逼供，是律师的职责所在，希望控方不要刻意解读。我从不赞同亲属出庭指证嫌疑人，并希望以后嫌疑人的亲属享有拒绝出庭作证的权利。”
见法官和公诉方没有打断我，我继续表述观点，“我一向不赞同法律大肆宣扬‘大义灭亲’，尤其是配偶之间、直系血亲之间的相互告密。因为基于血缘关系的原因，彼此之间过于熟悉，各方面的细节都会被无限放大，亲属之间的翻脸，因情绪使然，反而有违客观事实，有损法律公正。除非嫌疑人伤害到亲属，或是他的案件与亲属有利害关系，否则法律的正义不一定要牺牲伦理道德。”
我的话刚落音，赵安的话筒就开始砰砰作响，“我是自愿出庭作证的，被告的犯罪事实是我向公安机关检举的，他伤害到了我，我的母亲就曾被假药贩子骗过，他作为受害者的丈夫，非但不配合公安机关打击他们，反而以身试法。如果我的死亡能唤醒他的良知，我宁愿自己癌细胞扩散全身，也不希望罪恶生长在自己的父亲身上，那些病人的救命钱多是倾家荡产凑出来的，他骗走的其实是一条条人命。”
在我准备问第二个问题时，赵诚意突然举手，“我对不起患者，我认罪。此后我将协助公安机关追根溯源，彻查我所知的假药产销全链条，不求戴罪立功。我还想说，一般药品批文号可以在国家药监局挂网查询得到，查不到就可能是假药。还有就是，我觉得自己该被重判，因为我翻过《刑法》，就算是真的药品，利润都是巨大的，何况假药，我研究过这一行，还是处罚力度不大，判刑一般都不重。”
一场闹剧就此收场，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虽未有被害人出面指证被告造成他人伤害或延误诊治，但生产、销售的假药并不要求发生实际的严重危害后果，只有它具有造成危害人体健康的可能性。相关证据表明，赵诚意已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零3个月，没收非法所得，并处罚金。他当庭表示不上诉。
在赵诚意被法警押送出门时，赵安冲着外面连喊了三声“爸爸”，赵诚意没理会。
后来我才知道，赵安是在赵诚意被检察院批准逮捕的第二天，向公安机关举报了自己的父亲。而赵诚意被批捕，至少表明公安机关那边的证据足够他被公诉了。
至于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所有人都不得而知了。
虽然我的工作已结束，但第二天一大早我又去了看守所。
我见到的赵诚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精神，“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人在正绝望时，生存才是正道，我可以死，但拼了命也要保护好自己的亲人。人都是命运的棋子，总有被利用的时候，做父亲的一定要为女儿打算，要替她未来的生活、名声打算。蔡律师，对不起！小孩子不懂事，吃醋整了这么多事，也怪我贪心，没有把摊子丢掉。”
我想他还是想要误导我，就说自己听不懂他模棱两可的话，只问了一句：“你是否真心喜欢李姐？”
赵诚意低头，“当然喜欢的，小李是个好人，但是我更爱自己的女儿，我理解她的担忧。”
2020年7月，我在医院的地下车库偶遇赵安，她开着一辆奔驰轿车，穿着打扮和以前判若两人。她也一眼认出了我，主动过来跟我打招呼，“蔡律师，谢谢你啊。”
我直接上了车，对她说：“你大义灭亲，所有人都为你鼓掌，你不再是假药贩子的女儿了，你是一个坚强抗癌，三观很正的女性，过上好日子也是正常的。”
发动车子之前，我当着赵安的面，给李姐打了个电话，“至少，你喜欢一个人没有错，我依法为嫌疑人辩护也没问题，但是人心深渊，总归是不能一眼望穿的。”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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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精神专科住院患者的康复治疗项目中，有一个重要部分叫健康宣讲。一般是由心理治疗师讲一些有关疾病的专业知识以及出院后的注意事项，其主要目的是加强患者的自我管理意识，预防复发。 情绪管理，则是健康宣讲的重要内容之一。可以这么说，无论是怎样的精神疾病或者是心理问题，其具体症状都会在情绪障碍上有各种形式以及程度的体现。而情绪，也是患者在治疗康复过程里最能自我察觉的部分。毕竟，自己的欢喜哀悲，又多受其累，谁心里会没点数。 可知道和做到，毕竟是两码事。 我总跟患者朋友们讲，出院后，不要畏“情绪”如虎，偶尔一两次的情绪问题不是复发，而仅仅是身心在提醒，你需要“调节”。每当讲到这里，就有人问，有什么有效的调节方法呢？然后，我也无外乎逗趣地将那些书里的方法嚼来嚼去，求一个“宾主尽欢”。 可有一次，一个低头玩手机的女孩忽然站起来，大声问：“我不调节，也不跟人说，你说说，我会怎样？” 我无从发掘她愤愤样的缘由是什么，但她的提问，确实让我想到一个案例，是由我的老师张哥告诉我的，时间大约是2017年。以下为张哥自述。
1
2017年以来，作为市立精神病院精神科的心理治疗师，我一直跟着自己大学（学校在本市）的班主任做团体健康宣讲的助讲。不同于医院针对患者疾病的知识宣讲，学校的团体宣讲主要是讲一些学生可能遇到的问题，诸如学习压力、人际关系、家庭关系等。最后，也会罗列一些基本的应对方式及求助途径。
这年9月，班主任说她想组织学生上一节心理健康课，由我来主讲。我忙不迭地答应了。事实证明，这堂课我讲得无比成功，预抄在讲稿里的段子在课堂上炸翻了锅。下课后，不少学生围在讲台边问东问西。快结束时，一位自称阿章的男生凑上前来：“老师，危机干预到底是干什么的？”
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没接触过，只在医院的日常培训里听过一些案例。我如实相告，他满脸失望，“那老师，您在平时工作中接触过有自杀经历的患者吗？”
我下意识地正视他的眼睛，没有立即回答。他这个问题勾起了我的职业敏感——必须得确认他为什么提这样的问题，是单纯对“自杀”案例好奇，还是他本身就受这个问题的困扰。见我沉默，他连忙让我不要误会，说他只是觉得TVB电视剧里，专家三言两句就把要自杀的人劝下来，“所以很好奇”。
思考片刻，我回答道:“简单说分三步，第一，确定问题，评估风险等级。第二，建立信任，尝试沟通与提出解决方法，最好能获得对方的承诺，唤起生存的希望，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他能接受的、不加重情绪负担的解决步骤，但不能假设式判断，寄希望于无法实现的条件。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切语言、行动干预都要配合救援，确保当事人安全，随时预防紧急情况的发生。”
他若有所思，随即又问:“所谓唤起生存的希望，一般从哪里入手？让他想想自己的父母，亲人，朋友？”
“不不不，这是大忌。自杀者之所以选择自杀，肯定是有诱发的导火索，大多来自解决不了的现实因素。在不明确问题源头时，不能贸然用这种方式，万一自杀者的现实因素就来自家庭或身边的亲密关系呢？”
他又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说自己是针灸推拿专业大二的学生，问我要了电话和微信，说有问题再找我。
回程路上，我特意跟班主任打听了阿章的情况。
“哦，我记得，挺壮实一个小伙，确实是针灸推拿专业的，经常来听心理班的课。”
“来听心理课？”我咂摸这里面的信息。
“怎么，他跟你说了什么？”
“没说什么，就是好奇一些专业上的问题。”我摇摇头，没再说下去，看阿章的状态，若有情况，他应该还会来找我。到时候要有异常，我就查查他的“量表”——在许多次的校园健康宣讲过程中，若是时间充裕，我们都会跟学校建议做一次量表筛查，根据彻查结果，发现一些可能存在心理问题困扰的学生，及时干预。
2
科室工作繁重，我日常总忙得脚不沾地，很快就忘了阿章这茬。
大半个月后，他突然打来电话，又问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说是最近有一部电视剧，男主角很失意，决定放弃生命，就写了一封遗书，藏在床板下面，可是被女主角无意间发现了，“接下来剧情要怎么发展才合理呢？”
我知道这个所谓的“剧情探讨”是在瞎扯，可又不敢贸然戳破，万一真有点什么，他被我吓到了，怕是越发不肯讲实话。我笑着反问他：“来，跟我讲讲是哪个电视台播的？又是TVB？”
“哈哈哈！”阿章的笑声既夸张又洪亮，不似作伪。他说确实不记得是在哪儿看到的情节了，只是因为自己毕业后想从事心理咨询方面的工作，就想问问我这样的“专业人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他说得诚恳，让我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过于神经质了，再三思考，还是正面回答了他的问题：“如果你发现了一封遗书，遗书的主人你也熟识，根据我听过的案例分享。第一，没把握的情况下不要贸然戳破，特别是不要当面质问；第二，找一位他信任的人，或者取得他的信任，尽力搞清楚现实原委，对症下药；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杜绝一切自伤自杀风险，关键时刻要果断，一切以人身安全为前提。”
电话那头，阿章沉默良久，不知道在想什么。我们这次对话也没有持续太久，我犹豫过要不要继续追问一番，但还是放弃了。
挂了阿章电话后，我拨通班主任的电话，出于保密原则，并没有详细讲沟通内容，只是说这个学生可能有点心理问题，是不是要找找他的辅导员或是家长，看看能否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两天后，班主任电话打来了：“跟老师还有同学都了解过了，这个小伙子是出了名的不着调，花钱大手大脚。但人高高大大，球打得好，挺能出风头，才大二就换过四五个女朋友。哪儿像有问题的……”
难道只是单纯地闲得无聊？挂了电话，我心底冒出这样的想法。
两天后，我又接到阿章的电话。时间是半夜2点多。之前还有几个未接来电，从下午6点到晚上11点，我当时正好在紧急处理一些治疗记录，没留意。
“哥，你得赶紧给我出个主意。”他听起来很着急，但并不慌乱。但是他接下来说的事情，差点把我搞乱了阵脚。他说他的上铺，一个叫焯仔的男孩要自杀。
“谁？谁是焯仔？人在哪儿？阳台还是天台，厕所？手里拿没拿东西，刀、叉子、玻璃？” 我一句赶着一句追问他。
“等等！”电话那头阿章猛然说了一句，话筒立刻鸦雀无声。
“喂！喂！”我连呼数声，没有回应。就在我准备挂电话时，阿章的声音又传出来：“喂，哥。”
“快点把事讲清楚。”
可这会儿他又支支吾吾起来。
我暗吼一声：“讲！”
“我们在重庆……”
“啥？！”
阿章告诉我，遗书确有其事，是他的上铺焯仔写的，压在床板下面。晚上睡觉，焯仔翻来滚去，漏了小半出来，被他无意看到。上面大致写着，焯仔计划去重庆结束自己的生命，希望自己的叔叔、叔母看到后不要伤心，一切都是他自己的决定。
我炮语连珠：“之前不明说，跟老师、辅导员报告一下也行啊，你跟着他跑重庆是怎么回事？”
“我……”阿章愣住，“你说不搞清楚缘由，不能贸然戳破，我就……”
我恨不得抽自己一巴掌——后悔自己一开始跟他装专家、条分缕析那么多干什么。阿章说下午的时候，他发现焯仔收拾好东西，大概是要准备从宿舍出发了。他不知道要怎么处理，给我打电话也没人接，眼看着焯仔上了出租车。他赶过去车站没找到人，实在没辙，就临时买了张去重庆的票也上了车。
我赶紧问他：“现在他人呢，你找到没有？”
“酒店呢，刚睡，我俩打了一路排位，”阿章似乎还有点得意，“可不敢输啊，这辈子没这么CARRY过。”然后就开讲自己是进站找到人后，如何“跟踪”焯仔上了车，还佯装“偶遇”。
“行了行了，”我打断他，“在车站你就该把他拉住，还一块儿跑重庆了。”
阿章愣了会，小声问我：“那现在怎么办？”
我咬着劲：“怎么办？想办法把人安全弄回来！”
我叮嘱阿章，现在紧盯着焯仔，最好哪儿也别去，我这里赶紧通知学校，说不定还得报警，先把人弄回来再说。为了确保真实性，我还问阿章，当初的遗书有没有拍照或是有确切的留存，我好让其他人相信事情的真实性。
没想到阿章一口拒绝我的想法：“哥，你要是想这么做，那就当我没找过你。”
“放狗屁呢你！”我火冒三丈，“人命关天的事跟我耍个性？”
没想到，阿章却很冷静，他跟我说，这绝不是耍个性。他跟焯仔的关系，不是兄弟也胜似兄弟了。刚入学的时候，阿章自己连衣服都不会洗，是焯仔每次默默帮他洗好还晾起来。阿章学习很随便，而焯仔很刻苦，大一的几次重要考试，不是焯仔强行带着他去图书馆突击，他估计已经被退学了吧。
阿章说，他很清楚焯仔的性格，不愿意讲的事，谁问都没有用。这次也是自己无意间发现的遗书。最起码，人现在还很稳定。“目前搞不清楚焯仔是为什么要自杀，要强行解决了这次，下次呢？万一他下次的计划更周密，谁也发现不了呢？”
阿章的话也让我冷静下来。确实，工作几年之后，我思考问题的方式是“就问题看问题”，在我眼里，这是一次确切的危机干预，第一要务是确保被干预者的人身安全。但在阿章眼里，焯仔是他的兄弟，不仅仅只是一个不相干的需要帮助的陌生人。
我问阿章：“想我怎么配合你。”
他说：“放假就几天，这段时间我带着他到处玩。万一，我说万一啊，有紧急情况，我现在只能找到你，你指导我该怎么做，一旦真搞不定，你这边帮忙通知人，我把他稳住。但你放心，这种情况我尽力不让它出现，人我一定会带回来。在这之前，哥你得保证，不要惊动太多人，还说不定是什么事儿，我担心焯仔受刺激。”然后也告诉了我酒店地址。
我直言阿章的想法太矛盾，真出事他一个学生能控制什么，说不好还得负责任。可阿章很坚定：“哥，焯仔是我兄弟，说什么我都不会让他出事，他现在什么都不愿意说，这次没事，万一有下次呢？我得后一辈子悔。你要是不答应，就当我没找过你。”
我只能答应他的要求。想了想，我叮嘱阿章最重要的一点，千万不能让焯仔脱离视线，摸清楚周围的环境，一有情况，搂也好捆也好，一定把人控制住，求助，然后报警。
阿章满口答应：“这你放心，我一身肌肉不是白长的。”
3
第二天上班后，我一直心神不宁，也不敢给阿章打电话，生怕焯仔起疑，坏了事儿。但我又实在是担心，不知道他们的具体情况。我想了个办法，也下载了游戏，游戏的好友列表里面，我清楚地看到了阿章的头像亮着，显示正在游戏中。
我暗自舒了口气，只要阿章还在玩游戏，两人八成没事。
一直到中午，我时不时打开游戏看看好友列表。主任走到身边都没察觉。他冷不丁一句：“上班打游戏？”吓得我赶紧放下手机。等主任走远，我立即跑到厕所，再看了一眼好友列表。坏了，阿章的头像黑了。顾不得那么多，我赶紧一个电话过去：“干嘛呢？去打排位啊！”
“打一早上了呀，”阿章声音疲惫，嘴巴含混不清，“我们得吃点东西吧。”
“哦哦，吃吧吃吧。”我呼了口气，挂了电话。
我那时实在是过于紧张了。可说实话，我也不能不紧张，工作这几年，我要么是跟着老师处理治疗档案，要么是被抽壮丁到康复科讲课，几乎没有正经做过一个个案，更别提处理这种危机干预事件。而且，由于一开始阿章没有及时讲实话，我也没有深入挖掘，导致现在的情况完全超出了我的掌控范围。
我所在的医院没有专门的危机干预小组，以往讲课的老师都是从外面请的，想找人问问都难。而我连个入门都不算。
眼下应该先找谁呢，学校吗？现在是国庆节，恐怕学校第一时间也就是找焯仔的家属，或者报警后强行把人弄回来。按照阿章的忧虑，哪怕这次把人弄回来了，下次再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我又劝自己狠狠心，还管什么下次不下次的，先搞定这次，下次的事下次再说。可转念一想，阿章能找我完全是出于信任，我怎能这样粗暴地解决问题。
纠结了好久，我去找了督导。
在踏入这一行时，老师告诉我，如果遇到自己能力解决不了的问题，要么找高层级治疗师，要么找自己的督导。考虑到目前的事情不是一件合规的个案，找上级治疗师完全没有头绪，而我的督导就是班主任。
电话里，我不敢隐瞒，将自己到目前为止掌握的情况全部说给她听。班主任却先问了我一个问题：“关于焯仔的情况，你了解多少？”
“情况？”我一头雾水。
说实话，就是焯仔这个名字，我也只是在阿章口里听到的，他多大年纪，爱好，家庭情况，有没有疾病史等等，我一概不了解。
“都不了解？那你要干预个什么，真出现情况怎么处理？”
班主任这个问题完全把我问懵了。对啊，我什么都不了解，还大言不惭地答应阿章的要求。
“所以咯，”班主任回答，“遇见这样的情况，你还是需要先找一个途径。比如学校里有没有专门管心理疏导的老师，他平时工作是不是接触过前来咨询的同学，里面会不会有焯仔？懂吧，你要想办法，尽量多了解情况……”
我恍然大悟。按照阿章的描述，从焯仔决定自杀到实施计划之间，有一段时间间隔，说明他纠结过。既然如此，那他极有可能求助过。一般大学里都设有心理咨询办公室，说不定焯仔就去过。我赶紧让班主任将学校负责心理咨询老师的电话告诉我。
“不用了，”班主任施施然，“我就是，今年年初刚接的手。”
原来这一通循循善诱，跟给我上课似的，是心里早就有数了啊。
班主任说如果不是我提到的这些情况，她都不会把这两个学生联想到一起。
确实，大约是大一下学期，2017年6月左右，班主任接触过焯仔，聊了几次，焯仔本身有明显的抑郁倾向，但学校的心理咨询室只有简单的量表，她也不敢肯定焯仔是抑郁症。特别是在量表的“最近有没有自杀想法”一项问题上，焯仔没有作答。
班主任唯一能确定的是，焯仔有抑郁的倾向，时间不短了。出于谨慎考虑，班主任劝焯仔到医院做一次系统的检查，但是他拒绝了，明确表示自己只是最近有些郁闷，有人能说说话心里就舒服多了。
班主任还告诉我，她当时还专门找了焯仔的辅导员。辅导员告诉她，焯仔自13岁后，一直跟着自己的叔叔生活，所有的生活学习费用，一直是叔叔跟叔母负担。焯仔的父母从前一直在重庆搞装修，因为一次工地事故，夫妻二人双双离世。
我心里了然，难怪焯仔遗书里选择在重庆结束生命。
那么如此看来，他的问题会不会跟叔叔叔母有关呢？比如，叔叔叔母待他不好，总是打骂，我脑子里甚至脑补出一个举着扫帚的恶妇形象。但转念一想，似乎又不对，既然是收养，如果是对焯仔不好，怎么会辛辛苦苦把他供到读大学，这也说不过去啊。
我把我的疑问说给班主任听，她笑了一声，说：“脑子还算清楚。我当时就跟他们辅导员打听过了，焯仔的叔叔叔母对他很好，自己的亲儿子都只是中专毕业，因为焯仔争气考上了本科，全家都在努力供他。”
确实焯仔在遗书里也提到，让自己的叔叔叔母不要伤心。从这个角度说，焯仔想要自杀的原因大概跟家庭无关，那又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我脑子里仍然毫无头绪。
忽然，阿章的短信来了。
4
“哥，不对劲了啊！”
电话里，阿章显得很慌乱，说焯仔在浴室里很久都没出来，自己偷偷在外面听，焯仔好像一直在打电话，说什么“求求你，不要离开我”、“能不能来看我一眼”之类的话，自己怎么敲门都不行。
我没等他继续说，立刻问：“有听到什么玻璃破碎的声音吗？”
“啊？”
“玻璃、牙刷，尖锐的东西！”
“嘭！”电话里突然很明显一声巨响，阿章的声音戛然而止。
“喂！喂！”我对着电话急呼，可没有回应。
坏了，我心下一沉。报警！这是第一反应。我不敢挂掉电话，因为一挂掉就完全没有途径知道现场的情况。想到这里，我立刻冲到办公室，准备用座机报警。
“哥，哥你还在吗？”手机里忽然传出阿章的声音，很微弱，还带点恐惧。
“你不要怕，”我压住情绪，调整声音，“里面怎么样了。”
阿章似乎也冷静下来了，说是自己把门撞开了。可是里面的焯仔就像完全没有听到一样，手机扔在脚下，人对着墙，不断流泪，嘴里呢喃着：“求求你来看看我，来看看我好不好。”
幻觉？我的心又悬起来。我嘱咐阿章，现在哪里都不要去，现在必须有可靠的人，把两个学生接回来。
我问他：“你那里有没有条件报警？拍门，找服务员！”
没想到，阿章这个时候又跟我犟起来——他不愿意报警。阿章说，现在焯仔还稳定，报警万一刺激到他了怎么办。
“你又放狗屁！”我怒骂，“真死了人你个小X崽子要负责的！”
而阿章的回答却无比冷静：“哥，焯仔我了解，他要死早就死了，等不到我发现。”
想到一时半会我是劝不动阿章了，我只得用座机打了班主任电话，让她赶紧通知焯仔的家属，立即出发赶往重庆。这期间，我跟阿章的电话一直保持着联系，我让阿章拿好充电器，在厕所里面找插头，不要没电。在此期间，我也坐在办公室，手机插着充电器。
科室里的同事也知晓了情况，期间劝我先回去休息，他们替我守着电话，但我不敢。阿章一个学生守在一边，虽然他年轻身体也好，但我担心一旦自己离开，他会不会精神上也撑不住了。
焯仔的叔叔接到电话后，便立即订机票出发前往重庆，找到阿章和焯仔他们俩时，已经又过去了7个多小时了。
好在那边的情况一直很稳定。这么长时间里，焯仔除了流泪、睡着、醒来再流泪，或者对着墙旁若无人地自言自语，没有其他的过激行为。而我每隔十几分钟就问问阿章的情况，他虽然后来越发虚弱，但也还算清醒，不断回复着我扯东扯西的提问。
焯仔的叔叔带着两个孩子在重庆休整了一晚，次日便找车赶回了学校。阿章告诉我，车上焯仔没有表现出异常的状态，但是精神很恍惚，一路上抓着手机不放，没电了也继续在漆黑的屏幕上点来点去，像是在跟谁激烈地对话。
有时候还装作正在打电话一般，嘴里呢喃：“你们不要再逼我了，不要再逼我了。”从重庆回来后，焯仔叔叔听从学校的建议，直接带他到我们这里办理住院。
在住什么病房这件事上，焯仔的叔叔很纠结。按照惯例，像焯仔这样有自伤自杀风险、且带明确精神症状的患者，是要安排在封闭式病房接受严格管理的，这也是出于安全考虑。可是焯仔叔叔却跟接诊的谢医生说：“我大崽儿只是心情不好，受了刺激，你们把他安排在精神病房？出来还怎么做人呐，那不是成精神病了？”
选择病房是家属的权利，虽然我们有权利按照规定强制分诊，但是焯仔的确也还没出现明显的“出格”行为，这让谢哥很为难。思考再三，同在一边的我回答他：“开放式病房确实可以收诊轻微精神症状的患者，但一般也是在有陪护的情况下，您这边看是不是有谁能来一下，起码在住院期间不能离开……”
“这……”焯仔叔叔犹豫起来。没想到，同来送诊的阿章立马一口答应：“我来陪护。”我无奈地看向他，看样子只能答应了。
焯仔当天就办理了入院，出于安全的考虑，开放病房专门腾出一间所有门窗都带限位钉的房间，里面带尖带角的家伙也提前全清理了出去。平时，开放式病房的患者除了治疗是可以自由活动的，只要在服药时间和晚十点睡觉时间人在就可以了。但是对于焯仔，病房的范护长特意嘱咐阿章，除了医院的范围，他哪里都不要去，一旦要去，阿章必须报告，以防出现无法预料的行为，比如出逃之类的。
阿章还跟我抱怨：“这是坐牢啊还是住院，早知道我不答应陪护了，回去打游戏多好。”我没好气地跟他说：“那不是你要讲兄弟义气？这是出于安全考虑，给我老实陪着吧。”
5
一连好几天，病房的护士都说焯仔很配合，按时按点服药，对康复治疗的项目也没有表现出抗拒，让坐哪儿就坐哪儿，让带器械就带器械。大概过了一周，我特意去看了看他们。治疗室外面，我把等在一边打游戏的阿章拎起来，问他焯仔的情况。
他神神秘秘地说：“白天里也没什么异常的，话是不多，端到跟前问他吃不吃，喝不喝都还应。但就是夜里，老看见他坐在床上，对着手机讲话，还是那些什么‘你不要’……”
我打断他：“这些跟医生说了没有？”
“啊？”他很意外，“这些你们医生不都该知道吗？”我猛翻了个白眼。
我看过焯仔的诊疗报告，上面的诊断是“急性精神障碍（待查）”，没有提到抑郁情绪的事。说实话，从我这里了解的情况，焯仔是有明显的抑郁倾向的，现下最好也考虑进去，换句话说，稳定情况下的心理疏导介入是有必要的。毕竟还是个学生，以后还有大把人生，能趁机会一起解决是最好。
然而，我虽然很想介入焯仔的心理治疗，但一直没有医嘱，我也不能贸然行动。我理解医生的决定，焯仔现下明确表现出了精神症状，先稳定下来是第一要务。而且，在治疗精神疾病的过程里，心理治疗师绝不能干涉医生的诊断以及治疗措施。尤其是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这极有可能造成医疗事故。
我将焯仔在班主任那里的量表结果，结合自己掌握的情况写成了一份简要的评估报告，递交到焯仔的主治医生手里。虽然我也不知道这些资料会用到哪一步，或者到底有没有用，但我总感觉，若是一开始自己能够坚决一些，一定要阿章告诉我真相，事情可能不会发展到这一步。
往后几天，我下班后都会翻阅焯仔的医嘱发送记录，并没有心理治疗项目。我每天晚上都会固定询问阿章关于焯仔的情况，回复也是大差不差——日常沟通没什么大的障碍，神志清醒，除了交谈欲望不强烈；只是夜里，焯仔经常起身，对着黑屏的手机点来点去，嘴里呢呢喃喃。
随着时间推移，我发现了蹊跷。
这段时间里，焯仔的日常病历记录上，开始千篇一律起来，大多是“对答切题，情绪稳定”之类云云，换句话说，在医生的眼里，他是慢慢稳定下来了。可是阿章对我反馈，焯仔夜里的仪式依旧继续着。
这就有点不对劲儿了。虽然精神疾病是千人千面，谁也说不准患者的具体表现是什么，会持续多久。但按照一般的规律来看，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患者的症状即使不消失，也会有某种程度上的减轻。但焯仔的情况，说加重吧，日常查房看不出问题，说减轻吧，他又日日夜里神游。
某天中午，我在食堂里逮住焯仔的主治医生谢哥，直接提出了我的疑问，他倒是很若无其事：“你也发现了？”
“啊？”我很诧异，难道他心里早就有数了？谢哥当了十来年精神科医生，他的判断肯定是有他的道理，但他为什么不戳破，我又很意外。
谢哥说，目前焯仔表现的状态，是有明显的抑郁倾向，但起码还是能沟通，回答也切题，“所以说，他目前的所谓‘精神症状’……嘿嘿，不好讲。”
我没理解他的意思。是什么不好讲，到底是有还是没有。那搞不清就一直耗着吗？
“耗是不可能了，万一家属追究起来怎么办，”谢哥很无奈，“等过了这个治疗周期，他还不愿意沟通，那就直接跟家属说实话了。”
谢哥的一番话让我越发糊涂了。实话？什么实话，说焯仔在装？
谢哥看出我的疑问：“你还年轻，这种人我见多了。在精神科待久了，你就懂了，说到底，治疗只是辅助手段，愿不愿意走出来，还是要看患者自己，他要一直躲，谁拿他有办法？”
我更加不理解了，焯仔在到底在躲什么？可谢哥只埋头吃饭，我意识到不该再问，再往下问就涉及触犯患者的隐私。
我无法肯定谢哥说的究竟是什么，但我可以肯定一点，焯仔的情况八成是好转了，起码在精神状态上来看，他绝对是有好转。换句话说，他现在夜晚出现的规律性自言自语行为，是不应该出现的，至少不应该这么频繁，不然跟现下他问诊所表现出的状态就是割裂的。
我也理解了谢哥为什么不建议心理咨询介入。从治疗原则上来说，只有患者表现出求助欲望，心理干预才会起该有的作用，若是患者明显抵抗，强行介入极有可能起反效果。
既然焯仔对谁都不愿意说，那我很有必要再去找一下阿章，虽然他不一定是故意瞒着我们，但肯定有什么东西被忽视了。
第二天中午，我特意把阿章约到医院外面的一家西北面馆。阿章也恢复了往日大大咧咧的模样，在面馆里一直嚷嚷着该他请客。我没什么心情，筷子在碗里挑来挑去，一直找机会想切入主题。面上来了，阿章闷头呼呼嗦面条，我有点恨铁不成钢：“吃，还吃！快一个月了吧，你俩不回去上课了？准备不毕业去步行街铺草席按野摩呐？”
阿章很委屈，说焯仔又不好转，他能有什么办法。我白了他一眼，直接问他，发现焯仔出现明显的抑郁情绪到写遗书要自杀，中间大概有多长时间。
他嘴里抱怨：“不都跟谢医生讲过了吗，记不清了，平时他本来就话少，除了跟我也不跟谁说话，直到发现遗书我才意识到事情麻烦了。”
我立刻接着问：“那在之前呢，我是指他在没有这个情况之前，有没有一段时间里，表现出特别反常的情绪，或者说行为？”
“之前？”阿章陷入思考。
我猜测谢哥极有可能没问过这个问题。因为面对的是精神疾病患者，精神专科医生的问诊习惯大多是就精神症状看问题，换句话说，他关注的是“症状结果”以及针对的治疗方法。
而治疗师面对患者，是把他当作来访者，往往关注的是“造成结果的缘由”，如果在目前的情况下无法挖掘到有用的信息，治疗师多会尝试从更早的时候提问，甚至听起来可能跟目前来访者的具体表现毫不相关。
阿章告诉我，大一下学期开始不久，焯仔有段时间特别开心，天天早出晚归，游戏也不打，课也时去时不去。我有些莫名其妙，按照以前阿章给我的信息，焯仔这么努力的人，不上课他能不焦虑就算好了，还能高兴得起来？
阿章忽然神神秘秘的，还带点得意。他说，焯仔八成是谈恋爱了。
“谈恋爱？”我问阿章，知不知道焯仔跟谁谈恋爱了，情况咋样，成没成。
阿章兴奋起来，“成没成我不知道，但大学谈恋爱嘛，分分合合挺正常啊……我也没见他跟我聊过什么，说不定就是实践实践。所以你要说焯仔为了女孩要死要活，我看不见得。”
“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我没好气，“知不知道是哪个女孩？”
阿章毫不害臊：“那我还真知道，我前女友提过，是叫什么阿萝？有回在食堂遇到了，人文社科学院的……”
“带我去找她。”
6
直到去学校找焯仔前女友阿萝之前，我还是很挣扎。因为这个行为已经明显超出一个心理治疗师该做的范畴。从治疗原则上来说，不干涉患者私生活，不涉及治疗以外的患者人际关系是底线，而从职业规章上来说，我从没接到过焯仔的心理干预医嘱，根本就不该继续管。
但是，我还是想去。
某种程度来说，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是有责任的。同时，我也告诫自己，如果在问过焯仔这个所谓的前女友阿萝之后，还没找到他犯病的缘由，那就不再继续挖掘了，就按照谢哥的做法，过了这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后，再跟焯仔的家属说明情况。
下班后，我跟同事借了一辆摩托，载着阿章回了学校。我让阿章想办法把阿萝约出来，就说我是焯仔许久未见的哥哥，想请她吃个饭，顺便问问焯仔的情况。
我在校外找了家奶茶店，等了好一阵，阿章才进门，后面跟着一个小姑娘，不高，微胖，白净，提着一个不大不小的编织袋。我站起身：“阿萝好，焯仔这段时间心情有点不好，在调养，一直念叨说放心不下女朋友，我就过来看看。”
我等着阿萝的回话，可她的眼神却一直左顾右盼，不知在想些什么。我决定再撒一个谎——“有什么话要我带给他的吗？听他说，这段时间你俩也没打过电话。”
阿萝这才一把将编织袋撴在桌上：“哥，这些东西请你帮我还给焯仔，我不想骗你们，我跟他其实没有男女朋友关系，这些东西也不是我故意要的，是他网上买了直接快递给我的。都在这里。手机、化妆品、包的包装发票都在。”说完，她便转身走了。阿章想出去追，被我叫住。
袋子里有一个新款的三星手机，使用过；两套包装没拆过的化妆品，我叫不出名字；还有一个白色荔枝皮的包，提手上还绑着漂亮的丝巾，这个我认识，而且印象深刻——女朋友曾举着手机给我暗示过无数回，打了折都得9000多块。
“走。”我把东西装回去，示意阿章走吧。
阿章不解：“就走？还没问清楚呢。”
“问不出什么了，回去再说。”
怎么处理这堆东西让我犯了难，按道理是应该直接还给焯仔的家属，毕竟这是他的东西。但是这里面明显是有“故事”的，可究竟这个所谓的“故事”跟焯仔现下的情况关系大不大，大又能大到什么程度，我不敢下判断。虽然从事心理治疗师不久，但无论是老师们的教导，还是我见过的案例，都告诉我一个道理：人是极其复杂的，有时旁观者所认为的理所当然，往往对当事人没那么重要，甚至有可能毫不相关。
只是，就此放弃，我又不甘心。
我告诉阿章，让他趁夜里焯仔夜里起来“作妖”的时候，将阿萝退回来的这些东西，一股脑倒他面前，看他的反应。
“你疯了？！”阿章吓了一跳。
我料到他会有这样的反应，“你放心，这里是医院，有护士医生治疗师，出不了事。”完了还向他解释，这种“暴露”也属于治疗方式之一。
“哥，我知道你是想帮他，但这样很容易起反作用，刺激他，”阿章难得认真起来，“再说了，你本身就没必要这样做，弄劈叉了，还得把自己搭进去。算了，他住多久我陪多久，时间会磨平一切的。”
“你自己也说，焯仔这次好了，下次呢，你能看他一辈子？”
话讲到这里，阿章终于答应了我。
我跟阿章约好，蹲在焯仔房间外。焯仔一旦开始游神，他就用手机震我一下。过一会儿，把东西抖出来后，再震我一下。如果焯仔反应特别激烈，就把门踹一脚，我立刻冲进去跟他一起把人按住。出于安全考虑，我事先跟护士站借了约束带，把锁扣都打开，检查了好几遍，确认如果真有事可以直接绑人上锁。
手机如约而至地震了第一下，我还没来得及紧张，又震了一下。
我一口气憋在嗓子眼，悄悄地起身半蹲，将耳朵贴在墙壁上，房间里并没有声音。可是怎么会没声儿啊？
就在我犹豫要不要进去时，手机忽然连续震动起来，是阿章的电话，“哥，别蹲了，进来吧。”
我慢慢推开门，里面没开灯，只有屋外楼道顶灯的微弱光线。阿章抱着手站在床边。焯仔则斜躺在床上，背向我们，包包、化妆品都堆在他面前。
我也不敢问，轻手轻脚地走到床头，往里探了一眼。焯仔眼睛睁着，贴近床单那一面湿成一片，整个人一动也不动。
我正犹豫接下来该做什么，焯仔忽然直起身子，在床头坐好，双手四处翻动，最后从床头的缝里扣出一个旧手机。他按住电源键，手机猛地亮起来，在漆黑的房间里格外明亮。
“嗡嗡嗡……”手机有节奏地震动起来，是满页的短信，夹杂很多的未接来电——焯仔没有避着我，一条条刷着，我瞧得一清二楚。
“恭喜您成功注册XX，验证码是XXXXX。”
“XX欢迎您，注册码是XXXXX，有效时间15分钟。”
“您的欠款XXXX元于X年X月X日X时前到期，请及时还款。”
……
我忽然明白了，照这个情况看，焯仔给阿萝买那些东西的钱，应该都来自借贷平台，而且没有还上。而他出现抑郁情绪，乃至发展到最后决定自杀的原因，八成也跟这有关。
我问他：“欠多少？”
焯仔按下电源键把手机关机，塞回床缝里。
“4万吧，利滚利，现在记不清了。”
阿章忍不住了，一连串问题：“什么4万哪，阿焯，你有啥不能跟兄弟我说的，就……”
我示意阿章安静下来。焯仔忽然笑出了声，眼泪又流了出来。他抱着腿，一点点地跟我们讲了起来。
7
焯仔说他和阿萝相识于大一上学期的选修课考试。他答完卷后，见前面的阿萝东张西望，几次都想拿手机出来抄。焯仔犹豫了一会儿，抽出一张草稿纸，把答案誊抄下来，递给了阿萝。他知道这样做可能会被抓包，但他忍不住想帮阿萝——进考场时，他就被她吸引了。
两人确实也被老师抓了包，但也因此相识了。念及焯仔平日学习刻苦，大一的下学期，老师网开一面，给了两人补考的机会。因为这个，阿萝似乎也开始对焯仔心生好感。
焯仔提出帮阿萝补习，还信誓旦旦地说，一定保证她通过考试。焯仔天真地以为，“共患难”可以拉近友情，甚至也可以质变为爱情。但阿萝并没有像他预想的那样，透露出哪怕一点点循序渐进的喜欢。
几次之后，阿萝开始对焯仔的补课表现出不在乎，常以各种理由搪塞推脱。实在抹不开面儿赴约补习时，她也心不在焉，掏出手机刷淘宝，看各种各样的包、化妆品、手机等等。
失落自然是有的，但焯仔脑子里很快冒出一个解决办法：只要给阿萝买下那些东西，就一定能向她证明自己的真心。
可上网一搜，阿萝浏览的那些化妆品，单瓶的也得大几百上千，更遑论套装，还有手机和包，他根本买不起。焯仔算了一下，按自己在电科城兼职赚钱的进度，一年到头，估计够挣一个手机钱。但这也太慢了，他不能等，或者说，他也不想让阿萝等。
这个时候，有人给他送了把“钥匙”。
某天晚上，焯仔他们宿舍来了个做推销的学长，说如果缺钱的话，可以找他们平台借，然后给每个人都发了名片。其他人没在意，焯仔却偷偷地将名片收了起来，因为那上面有一行字：无需征信，最高5万，秒借秒到账。这让他激动万分。他不是没尝试过借贷，他找过数家银行，但因为是学生，征信不高，能借的钱不多。
5万呐，他盘算着，怎么都够了。
“网贷？”我忍不住打断他，“那么多暴雷的新闻，你不至于吧？”
焯仔低头沉默一阵，才缓缓开口。他说自己看过那些新闻，身边也有这样的例子，因此他才买了个旧手机，注册了一个新号码，除了自己谁都不知道，就是预防着后面还不起，身边人不会被顺藤摸瓜地“轰炸”。同时，他笃定自己只要借的额度不高，凭打工兼职，不至于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他联系了那个发名片的学长，找他借了8000块。钱很快就打到卡里。拿到钱，焯仔立即在网上下单，买了一个三星手机，地址填的阿萝宿舍。听到这里，阿章小心翼翼地问：“直接给她不是更好？”焯仔露出一丝害羞的神情，他是怕阿萝不要。
果然，焯仔再去约阿萝的时候就顺利了许多，还亲眼看见她拿上了新手机。其实阿萝本意是想将手机还给他，可焯仔说什么都不要，阿萝只好收下了。
在这种微妙的默契下，焯仔以为两人“亲近”了不少。往后的一段时间，阿萝的确不再拒绝焯仔的邀请，每天都会抽出时间回复他的消息。这让焯仔觉得，自己成功了。
可没过多久，阿萝的态度又变了。有一天，阿萝执意要归还手机，还说两个人以后不要再常见面了。焯仔心急如焚，追问原因。而阿萝的回答却让他如遭雷击——心仪的男生正在追她，她不想被误会。
说到这里，焯仔情绪急转直下。他当时单纯地以为，只要还没确定关系，他就有机会。他说什么也不要阿萝还回手机，扭头回了宿舍。也不管自己将来是否能还得起，一股脑从学长那里又借了3万，把阿萝看中的那些化妆品、包全买了下来，直接寄到了她的宿舍。
买完东西后，焯仔不仅陷入一种自我感动中，也陷入了一种自以为被“背叛”的愤怒中。阿萝打电话、发短信他一概不回，他以为，这种方式恰恰能表明自己的决心。阿萝最后拍了一张照片发过来——她将所有的东西装在一个袋子里，同时也发来一条信息，说这些东西，她一概没动，焯仔什么时候想通，什么时候来拿。
焯仔彻底绝望了。可是，还有更绝望的——因为被阿萝的事困扰着，焯仔的兼职干得不尽人意，老板给他派的活少了很多。兼职本来就没几个钱，活一少，几乎就等于没有。而且，他开始收到还款提示了，金额远远超出他的想象——近4万的本金，分6期，加上利息，他要还6万多。
“高利贷啊，你这是跑哪儿借钱了？”阿章又惊讶地插了句嘴。
而我心里却了然——焯仔明显是被这个所谓的学长坑了。但我没有纠结这些，因为我意识到，接下来发生的事，就要跟焯仔后来的抑郁，甚至是计划自杀有关了。
我问他：“后来你是怎么处理的。”
焯仔低头，泪流得快止不住，回了两个字：“偷钱。”
他不是偷同学的钱，也不是偷外面的钱。他是偷自己叔叔、叔母的钱。
焯仔的叔母患有慢性病，需要长期服药。叔叔平时在一家单位工作，业余时间还在二手市场倒腾旧家电补贴家用。因为忙碌，焯仔的叔叔平时都将钱放在家里电视柜的抽屉里，供妻子买药，也任焯仔跟弟弟自由支取。他无比信任自己的两个孩子，特别是焯仔。
其实接下来的事，焯仔不用详细讲，也一清二楚了。他还不上钱，只能偷。偷也不敢多偷，毕竟叔母要吃药。在这种纠结里，焯仔渐渐陷入无能为力，情绪一直往极端的方向发展，直至绝望。他跟我们说，只要自己死了，那些高利贷也不敢怎么样。毕竟也不正规，身死账销。
听到这，阿章一把将他揽在怀里，拿拳头使劲捶着他的后背，边捶边哭：“你他X的，你他X的，你他X的……”
焯仔就任他捶着。
我找了谢哥，把焯仔的“故事”告知他。谢哥问我，这些话是真的还是我编的。我不明白他的意思：“是他亲口说的，怎么成我编的了。”
“只要能用钱解决的事就不是个事，再说也就4万，平台也不正规，哪有那么多利息的，法律是吃干饭的？还有那些旧东西，卖了也能抵不少，”谢哥轻描淡写地说，“是这小子自己把自己逼到这份上了，我去跟他家里说，没事，放心。”
知晓消息后，焯仔家里人赶过来了，甚至一直生病的叔母也来了。她走到病房门口，只往里看了一眼，一声哀呼：“崽儿啊！”焯仔连滚带爬，跪在叔母面前，抱着腿大哭。
谢哥拦住想进去的我，把门带上了。
焯仔的叔叔站在走廊里，背对着房间。我从口袋里掏出烟递过去。他连连点头，抽了一口，又满脸愁云：“本来没跟我婆娘说，我就讲大崽儿有点不舒服，在医院看看，谁知道是这个事儿。”
我不知道该说啥，使劲嗦烟。
谢哥开口：“年轻人嘛，没经历过什么，小事都以为天塌了。”
“嘿嘿，”焯仔叔叔笑了一声，有些苦涩，“麻烦你们了。”
“吱呀”一声，焯仔推门出来，里面，叔母躺在床上，脸色有些惨白。焯仔叔叔往里看了一眼，掐灭烟头，钻了进去。
走廊外，难得的阳光。焯仔走到我身边，和我并排站着，叉腰，抬头，望天。远处，阿章提着盒饭跑过来——我之前特意把他支去食堂打饭。他定在原处，神情惊喜。因为焯仔住院这么久，除了治疗还没主动出过房间。
他兴奋地指着盒饭，朝焯仔大喊：“阿焯！炸鱼块儿！”
“阿章！”焯仔鼓起胸膛，奋力回答：“出院！”
后记
我原本以为，这个案例是张哥职业生涯初期的“得意之作”。没想到，张哥却很严肃地跟我说：“严格来说，这个案例我处理得很失败。”
他说，在这个案例中，心理治疗师不该犯的错，他几乎都犯了。
首先，他察觉到学生有自杀风险时，无论是出于什么情况，都应该立即向学校和上级汇报，不能隐瞒，因为生命安全永远是第一位。
其次，知道两个学生跑到重庆后，应该立即采取措施，组织人去找也好，报警也好，第一时间将两个学生弄回来，而不是“自以为”安全地远程指导。而且，在住院期间，自己明知道医生有自己的判断，不让心理治疗介入，他还是执意介入，并且在没有事先沟通和充分准备前用了“暴露”这种有风险的治疗方式。
最后，也是最大的错误，他违反了不干涉原则。心理治疗师在没有来访者同意的情况下，不应该主动涉及来访者的其他人际关系，但他像查案一样，执意去找了焯仔的前女友，并且为了挖掘信息，撒了谎。
张哥跟我说：“我只想着解决焯仔的问题，但是阿萝并没有什么错，万一这件事对她有影响呢？万一这个影响又回头影响到焯仔呢？我当时还是太年轻了，好在最后没出什么事。”
张哥告诫我，心理治疗是一门在感性旋涡里打转的理性职业，作为治疗师，应该每时每刻提醒自己，要清醒。
我问了张哥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情绪障碍的患者，无论是抑郁倾向，还是焦虑倾向，发展到最后，都会出现自伤、自杀行为？
张哥用一个自杀患者的自白回答了我：“淡漠的感觉上升到极点，没有喜悦，没有悲哀，也没有愤怒。以往记忆里那些痛苦的、开心的，甚至没有关联的人、事、物，像电影片段一样，没有规律地在脑子里闪回、重组、构建成虚无的情节。父母、朋友，好人、坏人，在混乱里胡乱转换。善良、可憎，眷恋、决绝，在混乱里肆意纠结。分不清是真是假。这种混乱最终会完全包裹所有的注意力，怎么也拔不出来，或者说不想拔出来。如果此时手边是一把刀，或者面前有一道阳台，那不如干脆地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最容易的解脱。”
张哥说，专业上，这类似于一种极端情绪所致幻觉，是一种认知能力极度受损乃至影响到神经系统的状态。此时，心理上的折磨已经压抑住对生理性受损的本能恐惧，自伤、或者说自杀，只需要一个契机。
“所以，面对情绪疾病的患者，我们要做的，不是焦急地告诉他，你一定要开心起来呀，一定要积极起来呀！这是做不到的，”张哥总结道，“最主要的，是要让他自己想明白，有些事儿不值得钻牛角尖，不值得铤而走险，有些你以为天大的、要命的事儿只是没经历过，总有办法可以解决，有些情绪完全可以疏解，总是憋在心里，才会将自己引入深渊。”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