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文科男，从专科考到名校硕士，毕业后送外卖，辛苦但不痛苦
这是《自拍》第333个口述故事
我叫何成，三年前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三年后的今天，我在重庆步行送外卖。身为寒门学子的一员，我的起点其实并不高，高考懵懵懂懂地考进一所大专，才开始后悔高中没好好学。在几位老师的鼓励下，我先完成了专升本，接着又考上了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
当所有人都盼着我学业有成、前途光明的时候，我却走上了另一条路。研究生毕业后，我没有着急找工作，直接回老家休息了几个月。后来，我在河南的教培机构当过英语老师；去长沙的电子厂加工过苹果手机玻璃屏；最近这50多天，我一直在重庆做外卖小哥。
很多人一听我的经历，就觉得我这么多年书白读了，问我为啥不选个体面点的工作？我觉得这跟性格有很大关系。坦白说，我这人身上有很多缺点，比较自我、不太会交际、做事没什么规划，过去这些年也因此踩了不少坑。但我觉得现在还不算晚，尝试这么多工作，也算是在弥补我的人生阅历吧。
外卖小哥分平台骑手和众包骑手，我选的是后者，可以自由安排接单时间。
用现在流行的一个词儿来定义，我属于典型的小镇青年。1992年，我在河南信阳的一个村子里出生，虽说是农村，但也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种穷乡僻壤。我爸妈生养了四个孩子，他俩平时除了种庄稼，还包了个小鱼塘，在家里养了十几头猪，足够支撑六口人的开销。
我爹这人很勤快，每天给猪打料喂食，锄屎冲圈，剩下时间就去撒网打鱼，除草种地。他见到每个人都会热情地上去唠两句，唯独在家里话少，经常不知不觉出了门，啥时候回家也不打声招呼，赶上饭点儿我们都不知道去哪儿找他。我性格比较自我，这点可能也是随他。
童年时代，我总体上是无忧无虑的，除了帮家里打打猪草，干点农活，就是上树掏鸟蛋，下水摸鱼捉虾，成天上窜下跳。后来上了小学，我爹怕我跟其他小孩学坏，就经常背着我把别人支走。以至于我和弟弟几乎没什么好朋友，也不太会跟人交际。
左一是我弟，左三是我，这是周末在表哥单位玩跳棋。
小学五年级，我爷爷被调到县城工作，我和弟弟也跟着转去了县里读书。爷爷以前在乡镇做会计，一年到头不怎么回家，是奶奶一个人把五个子女拉扯大。到了孙子辈，奶奶就不干了，宁愿天天打麻将也不乐意看孩子。
老两口长期分居，没什么共同语言，常常一天也不说一句话。在她家的那段日子，我听得最多的就是各种唠叨，比如牙膏挤多啦，盛饭太满啦，拧毛巾把地弄湿啦......时间一长，我的性格都变得小心翼翼的。
我的小学成绩还不错。特别是数学，不用费劲就能年年拿第一。升初中之后仗着自己基础好，老师讲课基本不听，自己看看课本就会。可初中毕竟跟小学不一样，随着难度加深，我慢慢就消化不了了。由于性格原因，我不会做的题也不知道去问老师问同学，难题就放在那里，我不去解它，也不想管它。
初中三年，我的成绩一落千丈，刚入学是全班第二，到初三已经跌到中等水平。高中就更难熬了，高二开始分文理，大部分男生都想学理。我那会儿理科不太好，想着努力学一学期，看能不能争取分到理科班。结果期末一考试，化学刚及格，物理和数学都不及格，只好去了文科班。
有段时间我还想走艺术生这条路。以前家里人干活的时候就老爱哼歌，潜移默化地我也爱唱。周末放假同学们都回家了，我喜欢晚上一个人在校园里溜达，经常看到一些艺术生在唱歌练嗓子。我感觉“嗯”呀“啊”呀的也不难，练了一段时间自我感觉不错，就跑去跟班主任说想学声乐。
老师理都没理我，直接给我家里打电话，“怎么想走艺术？那学音乐的文化课得是差到啥程度的！”可能在老师眼里我还算是有希望的那类学生，他也不管我喜欢什么，死活卡住不让我学，一次宝贵的主动选择就这样夭折了。
我（右一）上学时很少拍照，这是高中唯一的照片。
后来，我高考数学只考了59分，总分离本科线还差十几分，专科倒可以好好选一选。可惜我啥也不懂，填志愿随便选了几个名字靠前的学校。选是选了，心里还是不甘。那时候复读成风，很多人高考失利都会考虑复读。我也想再试一次，八月初填完志愿就去复读了。我把状态调整得非常好，还选了一个我喜欢的数学老师带的班。专心学了半个月后，我发现无论怎么努力数学还是学不会，这让我特别郁闷。
8月23号，我收到了北京科技大学延庆分院的录取通知书，打开一看，通知书说24号开学报道。我想既然学不会，复读的事还是算了吧。当天下午就去亲戚家借了7000块钱，想连夜坐12个小时的硬座赶到北京报到。
我大专报的是英语幼教专业，那会儿挑专业的时候看了几个都不太喜欢，觉得自己初高中英语都不错，高考英语考了120多分，就选了这个专业。找亲戚借学费的时候，亲戚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专业是一辈子的大事，你这选的有点仓促啊。老话说，宁做田舍郎，不做孩子王。你一个小伙子，将来带一群娃娃咋说？”
我没有听亲戚的话，想着不管怎样，先上了再说。当时爸妈和两个姐姐都在东北打工，做搓澡按摩的行当，家里只有我和弟弟。无论复读还是临时决定上大专，这些别人看起来很重要的人生大事，都是我自己决定的。
我和弟弟（左一），高中时一起在校附近租房，虽然经常吵，但让是陪伴我最久的亲人。
去北京上大专是我人生第一次坐火车。开学军训的时候，我发现同学几乎都是北京或周边的，那些孩子对职场和社会比我现在了解的都多，家里对他们的职业规划也很清晰，将来毕了业，最差也能在北京郊区找个有编制的幼师工作，能看出有一部分人是混日子等毕业证的。
看着同学们吃喝玩乐，我开始后悔高中没好好学，脑子里经常会蹦出回去复读的念头。人都是这样，能上一本谁也不想上三本，何况是一所没什么学习氛围的大专。其他同学经常约着出去玩，我极少跟他们一起，就自己一个人看书。在老师们眼里，我的这种行为算是特别的存在，他们都觉得我这样的应该上本科才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有位英语老师喜欢唱英文歌，刚好我也爱唱，我俩就经常一块唱。有几次唱完，老师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何成啊，你是个男孩子，学业是大事，要好好规划规划，如果能考上本科是最好的了。”
还有一次，我从食堂吃饭出来，顺手捡起地上一张小纸片丢进垃圾桶，这一幕刚好被一位老教授看到了。那天他在办公室门口见到我就说：何成啊，你身上有一股浩然之气。后来有几次他当着全班同学对我说：何成，你必须考上本科！
老师的鼓励让我内心非常震撼，我再也不想像过去一样荒废时间了，听课特别认真，考试有两三次都拿了单科满分。专三的时候，学校也开始建议同学们专升本，学制是3+2，考上本科之后只念两年就可以。一些优秀的助教老师还会分享成功经验。有了动力，又有学习方法，我很顺利地考上了北京联合大学的英语（文秘）本科。
我的大学学位证书，我的身份证年龄比实际年龄小三岁。
可能大专时对自己抓得太紧，上了大学我又开始放松了。我对自己要求不高，学习不用太好，差不多就够了，剩下的时间都用来参加活动、交女朋友。北京联大的奖励又特别多，要么给钱要么给奖品。有一次我只是参加了个唱歌的海选，卡里就多了150块钱。后来我参加校园歌曲大赛，第一届得了第二名，第二届得了第一名，钱啊物的没少得，生活费都不用家里出了。
毕业季来临前，同学们都对未来做好了规划，不是工作就是考研。我依然懵懵懂懂的，唯一确定的就是压根儿没考虑要工作。我这人有一个特点，脑子里只能装一件事，一般不会一心二用。既然不想工作，那就只剩考研这条路了。
联大的一位政治老师对我影响很大。他硕士考的中国社科院，博士考的清华。他对我们说，如果决定考研，就一定要相信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在那种氛围下，你能明显感觉到这不是心理暗示，而是一诺千金，是那种沉甸甸的自我承诺。这句话感染了我，接下来十个月我排除了一切干扰，全心备战考研。
本科毕业前拍的证件照，有些人拿去求职了，我没用上。
为了考研，我还是动了很多心思的。考我们本校相对容易，但方向只能是教育硕士。我又不想当老师，考教育硕士干嘛？我是学英语的，身边很多同学会考英语或者翻译方向的硕士。这时候，我的想法又和别人不一样了。学了这么多年英语，我自认为掌握了很多学习方法，觉得没必要再浪费时间。
作为一个曾经的文科生，我考虑了文史哲包括心理学很多学科，再深入一了解，又都不感兴趣了。后来我在研招网翻那些招生目录，有一天翻到了中国社科院，再往下翻，就看到了民间文学这个专业。
这个专业相对小众，竞争会小一点，而且这个领域面很宽，民俗音乐，语言，建筑等等，包括现在很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属于这个专业的研究范畴，学生可以任选一个方向做研究，这点我尤其喜欢。
在北京考研，本地的好学校好专业竞争都很激烈。我一个二本英语专业，几乎没有什么竞争优势。从学校选择来说，一般考985、211的学校多，像中国社科院这种学校招的少，报的也就少，于是综合考虑之后，我决定冒个险，果断选择了社科院。
我的硕士学位证书，专业全称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没想到，我竟然成了那一年北京联合大学本部唯一考上社科院的学生。面试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选的民间文学“神话学”这个方向更冷门，全国搞这个研究的导师也不过几十人，社科院这个专业每次招生不过一两名，还不是每年都招，而是毕业几名招几名。
因为涉及民俗比较多，考这个专业的多是少数民族学生。这一届只招两人，我是唯一主动报考且中文过线的学生，另一个同学是北师大那边调剂过来的。
我查过相关资料，“神话学”主要研究人类神话和一些神学哲学类的东西，很多涉及到人类灵魂的。很多人会开玩笑说“科学的尽头是神学”，可能会有它的道理。现在人们不管穷还是富，好像快乐的并不多，这些现象也许是灵魂深处的东西，这点我倒挺感兴趣。而且，这个专业这么偏门，估计报考的应该不会太多，也许会好过些。所以我还是按时去复试了。
我在社科院研究生宿舍里的自拍。
导师很重视我这个中英文都比较溜的学生，可惜那时候我还是不够成熟，做事也不行。有一次导师交给我一些文件整理，也是为了让我多接触些资料，为将来研究做基础。但我心里很抵触，觉得扫描上传这些东西毫无技术含量，纯粹浪费时间。我一直拖着没做，也没跟导师说，直到截止日期前两天，才跟导师说这工作我做不了。
当时情况紧急，导师真是气坏了，他把我带到人少的楼道里，忍着怒火跟我说“你既然做不了为什么不早说呢？”我很不好意思，感觉对不住导师。但这样的事情我好像一直也不太会处理，习惯了逃避和放任，连怎么去解释都不知道。
好在导师很包容我，他年过半百，为人极有修养，轻易不发脾气，我在这种宽松的氛围中度过了三年。
后来我才意识到自己在沟通表达上的问题。平时看似和人交流挺好，真遇到事就不行了。我没什么朋友，也不太会处理交往中的矛盾，很多时候即便意识到问题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只好任由事情发展，导致身边一些人渐行渐远，有一任女朋友就是因为我的性格原因分手的。
2018年大雪后的社科院研究生院校园。我喜欢人少的时候出来溜达。
2019年七月，转眼又到毕业季。学校组织了不少校招会，同学们天天跑面试，就我没去。我当时的想法很幼稚，觉得那些单位如果很好，还用跑到我们学校来招人吗？这个想法可把我害苦了，导致我错过很多了解工作和职场信息的机会。
后来导师建议我考博，甚至帮我分析了几位博导老师，也因为我的原因没有实施。我不想考博一是不喜欢写论文，二是觉得我身边的那些博士可能搞学问太久了，张嘴闭嘴都是理论；三是考虑到博士毕业一般会去大学工作，学校里一成不变的环境也不是我想要的。听说我们学院很多毕业生都去了企事业单位，也有的去了高校，总之工作都很稳定，还有一小部分选择继续读博。
领完毕业证之后得离校，我干脆收拾东西回老家休息了几个月。一开始不觉得有什么，后来下楼碰到邻居都很惊讶，问我啥时候回来的，现在在哪儿呢，在干嘛呢？一堆问题搞得我很尴尬。意识到老这么待下去也不行，我就去市里一家培训机构找了份英语老师的工作。
面试的时候说起学历，他们说硕士啊，我们这来过十几个，还有一个博士呢。进去之后，我才发现现任的大部分老师都是大专毕业。在我入职一个月的时候，疫情的消息传开了，公司仍然要求上班，我强硬拒绝了，怎么着也不能为了工作玩儿命吧？老板一看我不去，工资也没给我，等于白干了一个月。
后来又换了家机构带初三英语，一个月三千块钱，这是和其他老师们的合影。
我有一套自己的学习方法，无奈我们这些小地方的孩子基础太差，而且已经习惯了填鸭式学习，对我的方法不太适应。机构要求带课老师要保持一定的续费率，我带的20个人只有四五个续费，很难把课卖出去。这时机构销售部换了个老资历的英语教师做主管，他之前在上海做过销售，不过他的那套东西我不认可，忍了一阵儿我再也忍不下去了，终于在第九个月的时候辞职了。
接下来我又在家闲了几个月。2021年8月，经过一个视频博主的介绍，我去了一家名叫长沙蓝思科技的电子厂，负责在车间流水线做苹果手机的玻璃屏。这家厂子在郊区，地方有点偏，距长沙市中心有38公里。
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博主介绍一份工作能拿九千的提成。有很多从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被介绍过去的，一看那么偏僻，连体检都没参加就跑了。
这是我去的那家电子厂，一共在里面做了8个月。
我的学历只有上边面试的人知道，做到一个月转正时，管我的线长才看到我的资料，他特别惊讶，嘴巴大张，眼睛瞪得圆圆的，问我咋那么高的学历跑来干这个。我随口说了一句，来之前我也不知道办公室也招人啊，他听了就没再问我。
入职前五个月，厂里为了留住人每个月会补助1500，加上底薪，我差不多能拿到五千多。在工厂上班还是挺苦的，白天晚上两班倒，每天工作十个半小时，中间只有午饭时间能休息一会儿。我的岗位是开机员，要不停地来回走动操作机器。
刚开始俩月还能忍受，到后来我发现，昼夜颠倒导致我生理时钟紊乱，白天、晚上都睡不好觉。到第六个月的时候，新人补贴没有了，工资一下子少一千多，我感觉为这点钱牺牲健康特别不值，就又辞了。
2022年4月，我带着存下的几万块钱回了老家，那天晚上，我整宿都在想接下来能去哪呢？小区里的叔叔阿姨见面就问，老家是一天都不能多待。想来想去，我想到了重庆。之前因为谈过一个重庆的女朋友，我对重庆也算了解，那里的人文自然我都挺喜欢。于是第二天一早，我就买了去重庆的车票。
重庆的龙头寺公园，我比较喜欢户外运动，更在意一个城市有没有这些活动场所。
到重庆前两天我是住的宾馆，第三天就花800多租了间房子。第一个月，我每天吃饱喝足刷手机，还学那些做自媒体的人发了些视频。歇满两个月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这种心态变化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可以说是身心痛苦，宁愿做再苦再累的工作也不想无所事事了。
虽然没人管没人问，但每天洗衣做饭，吃了睡，睡了吃，疯狂刷手机的生活也会让人精疲力尽，好像废了半条命一样。这种消耗真的能让人脱层皮，这就是我对躺平最真实的感触，所以人千万不能躺平什么都不做。
第三个月，我开始找工作，最先打来电话的是保险公司，听到保险我就烦，我爹之前就因为耳根子软被卖保险的人忽悠过，每年几千块保费交了，赔付额度才几万块。之后又有个销售公司让我去面试，等我隔了几天去入职的时候，发现公司门口贴着公安局的通告，说这是个卖保健品的骗子公司。要不是晚了几天，我差点就成了他们的同伙。
后来我想起来之前看的一些视频博主就是跑外卖的，这个工作时间灵活，工资也过得去，于是我就在网上查了查兼职送外卖的介绍，下载了一个众包app。前两天是线上简单培训，到第三天后台就可以使用了。
我好奇地试着点了抢单。点进去之后才发现竟然不能退，平台规定抢了就必须送，否则会扣八块钱。好在这单就在我租房的小区里，我跑着就过去了。送完感觉还挺简单的嘛，又接了第二单。我从下午三点多一直送到夜里10点多，总共完成11单，挣了63块7毛钱。
第一天送外卖纯步行上线五个小时，怕超时不敢多抢，抢一单就送一单。
绝大部分外卖员都有电动车，我问过站点，租一辆车要六百块钱一个月，相当于每天20块钱成本，这也太贵了。自己买一辆续航差不多的得四五千块钱。我想来想去，觉得没想清楚要干多久，正好自己从小爱运动，身体素质也不错，不如这样先步行送。
为了方便取送，我只抢周边一公里内的单，我们小区一共有四个区，每个区八栋楼，总共大概有五千多人，这体量差不多够我跑了。担心超时完不成任务，我都是抢到单就下线，送完了再上线，这样自己好掌控一点，一天也能挣个一百多块钱。
有段时间接单不多，我吃饭都省着，总吃便宜又抗饿的面条啥的。虽然身上也有几万块钱存款，不至于很困难，但我已经习惯了节俭。为了保持身体健康，我也会尽量给自己补充营养。
我一上午接了10单挣了五十块钱，买这条鱼才花了六块钱。
跑外卖的过程中，我会看到很多贫富差距和社会现实。有时候送一单零食就好几百，差不多顶我一个月的菜钱。平台上还会有那种帮人家扔垃圾的单，上楼到门口提上垃圾，下楼扔进垃圾桶，一单五块钱就到手了，这样的单虽然不多，难免还是会让人感慨一下。
前些日子重庆四十多度，因为天气热，平台补助多，订单的客户也多。我顶着一身臭汗跑来跑去，每天平均要走三万多步，三万多步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你不要太慢地这样走路，要连着走五六个小时。我送单的区域基本都在社区里，也不会堵车什么的，都能按时送到。那个月每天跑四十多单，平台补助拿了五百多，算下来总共挣了五千多。
对我来说辛苦倒不觉得什么，遇到一些看不惯的事情才会让我觉得不爽。有一次送单因为时间问题导致客户退单，商家不肯承担损失，把责任推给平台，平台的权力肯定大过我们这些外卖员，最后我只好自认倒霉，自己把单买了。
看着越来越低的提成，我对这个行业也有点失望。外卖员真的太辛苦了，顶着烈日跑那么远，一单只挣三块钱，有时还要忍受客户的挑剔。
这份工作让我想起了我爹，他当初特别不喜欢干搓澡的，经常抱怨自己得不到尊重。那些客人动不动嫌轻嫌重骂骂咧咧，后来他每次提起来就说自己是“褪猪皮的”。我知道他也不想那么说，苦点累点没什么，得不到尊重就让人挺不舒服的。
我们一家各忙各的，很少团聚，上一次凑齐还是2017年给妈妈过生日。
全家属我学历最高，现在挣钱最多的却是学历最低的我妈，她转行做护工后平均每天最少挣二百，还不算客人给的红包。爸妈老说我高不成低不就，他们很无奈，完全理解不了我的想法，但碍于中间隔着这么远，管不了也就不管了。最近一任女朋友跟我分手主要也是嫌我挣得少，工作不稳定。
像他们一样，很多人都说硕士送外卖是浪费社会资源。我不这么认为，现在都什么年代了，送外卖又不丢人，反而那些觉得送外卖丢人的才丢人。别说我现在是暂时送外卖，就算长期送了也很正常。
如果我不是送外卖的，而是应聘了大学辅导员，也许很多人对我的看法会立马转变。实际上呢？大学辅导员或者公务员扣掉五险一金，到手也就四千到六千的工资，跟我送外卖的工资差不多，只不过打工更累，工作时间更长。说到底，还是大家对职业偏见根深蒂固，所以才有那么多人要考公考编，好像进入机关单位才算体面，才有社会地位。
我的事被媒体报道后，有好几个经历相似的粉丝联系上我，跟我聊他们目前的状态。我感觉像我这种情况的人还是挺多的，有些人也做着一份暂时过渡的工作，有些人只是看着不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不过没说出来而已，就像那句话说的：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
再难大家都没有躺平，起码都在干着，这就不错。也有几个干得不舒服在那抱怨的，我觉得没必要。既然都是成年人的选择，又没人逼你选。开心就干，不开心就换一个，没必要那么痛苦，我虽然暂时辛苦，但并没有觉得痛苦。
车到山前必有路，选的不对再重新选择呗。我之前因为不会规划也踩了很多坑，不过年轻时做错也正常，现在我不也在学着完善自己嘛。
接下来，我计划买辆二手电车继续跑外卖，这个工作时间自由，只要付出点辛苦就有点收获。剩下来的时间，我也会探索别的路子，希望能找到一个既能赚钱又能帮助别人的事来做。如果过几年还是找不到，也许会找个工作上班，也许会开个小店做个生意。不管什么时候，事总还是会做的，哪怕边走边看呢。
文末彩蛋：《自拍》对话何成
何成：我觉得自己是个带引号的“失败者”，我只是在尝试的路上做的太少了。为什么别人做成了，因为别人该经历的早就经历了，所以犯下的错误更少，更容易成功。而我尝试的太少了，基本上没什么工作经历，包括大学期间也没有尝试，实际上我几乎是没有经验的，这可能就是我失败的原因吧。不过我现在经历也不晚。
《自拍》：走到今天这一步，你的主动选择和被动选择哪个发挥的作用更多？
何成：应该是主动选择，就算看上去是被动选择，之前也是因为没有主动行动造成的。比如说找工作，在我找工作之前，基本上本没做任何提前准备。因为我不喜欢一心二用，到毕业那一段时间，我就一直在处理跟毕业相关的事情，没有去考虑工作的事情，这可能跟我个人的做事习惯有关系，我很多时候确实是有点拖延。
《自拍》：你理想中的最佳职业是什么，你最想成为像谁一样的人？
何成：我还真的想象不出来，之前也没有想过。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会变化的。比如说这两年你觉得这个职业不错，但随着你的年龄、环境、家庭成员的变化，对最佳职业的理解也会变化，我觉得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现在我说不出来什么是理想中的最佳职业。我也不能说想成为像谁一样的人，每个人都不一样，比如说我说我想成为作家一样的人，问题是我还不太会写作，或者说我想成为像运动员一样的人，但我已经错过了成为运动员的阶段。
《自拍》：你会觉得自己是在逃避现实或者逃避一些更有挑战的事吗？
何成：应该是有这种情况的，其实更多的时候去逃避的就是对你不熟悉的，或者是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更有挑战性的事情。但是我也不太同意一些人说的要挑战自我，要战胜自我，我觉得尽力去做就行了，不要到一种极端的程度。我们有时候会做出一些反人性，甚至伤害自己身体的一些事情，我觉得这种情况还是要减少。
《自拍》：现在年轻人中流行躺平和摆烂，你有哪些思考，觉得和自己有关联吗？
何成：躺平和摆烂都只是一种说法，因为说的人多了，你说我说他也说，变成了一种流行的时候，就不会有人对你有偏见。比方说以前你穿一个烂洞的衣服，别人可能会觉得是你穷，当它是一种流行的时候，大家就不觉得有什么了。年轻人这种所谓的躺平、摆烂，实际上是对自己还没有进入工作状态时对压力的一种排解，或者是一种自嘲。大家都这么说，形成共识了就不会压力很大。我自己和这两个词表面看还是有关系的，在别人看来，到了这个学历就应该朝该去的地方去，只是我个人没有把学历和工作结合得那么紧密。
《自拍》：你觉得当下的年轻人应该找什么样的工作，过怎样的人生？
何成：这个问题难到我了，因为我自己的工作都没有整明白，将来做什么职业，还是干什么事业，我还处于一个摸索阶段。过什么样的人生，我也只能说一个大概的，就是尽量让自己舒服，也让身边人舒服，毕竟我还有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毕竟他们都是我们最亲的人，我还要照顾别人的感受。
《自拍》：读书这么多年，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自己和其他外卖员有什么不同？
何成：首先我能意识到跟这个世界的接触。读书的过程给人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你可以和古今中外的人交流，打开了你的思维和思路，所以我虽然是一个很犟的人，但我的思维实际上是非常灵活的。
我们学辩证法，所谓一分为二看问题，很多人都以为就是一分为二，从正反两个方面看不就行了吗？不是你对就是我对，不是你错就是我错，实际上不是这样。一分为二的思想是在告诉我们，你还可以一分为三，一分为四，一分为五，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人、不同的历史阶段来看问题。我觉得自己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我想问题的角度、眼界可能会更宽。不过，也不能因此否定和我一起送外卖的其他小哥，觉得他们没有眼界，不是这样的。毕竟我也不了解别人，我们做众包配送的都是线上接单，平时基本没有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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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女孩，17岁当武打替身，5年还清30万债务，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这是《自拍》第343个口述故事
我叫陈筱娇，在影视圈里久了，大家习惯叫我娇姐。16岁，我靠当武替，5年还清了30万债务，后来又一步步变成了制片人。
我从小在东北长大，家里只有我一个女儿。我妈妈是家里的支柱，她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山东家庭里，只上到二年级就被迫辍学照顾四个弟弟。妈妈爱笑，开朗且坚韧。她一个人在社会上打拼，生意最好的时候开了两个饭店。
爸爸不爱说话，人很内向。他7岁失去父亲，12岁没了母亲。他在福利院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来在社会上流浪，睡过大街和桥洞。18岁起打零工，在卖鱼的时候认识了妈妈。妈妈追的他，他做了入赘女婿，给了800块两人就结婚了，婚后住在妈妈的房子里，跟舅舅、姥姥在一个大院里，家里所有人都瞧不起他，他的前半生很压抑。
1990年，妈妈39岁，我出生了。
婴儿时期的我。
我从小性格就虎，一头短发，爬树下河、翻跟头捣蛋。爸妈不常在家，但很爱我，对我从来不打压，永远是鼓励、赞美。小时候家里条件很好，父母开饭店，他们每天很忙，陪我的时间很少，就请了两个保姆带我。那时候日子过得惬意，饭桌上很丰盛，有大龙虾，伙伴们喜欢围着我。
我6岁被爸爸送进少年宫学武术，他不想让我跟他一样，在成长的过程中受欺负。就这样，我白天上学，晚上练两三个小时武术，压腿、下腰、跑步、扎马步，疼得哇哇大哭。东北的冬天冷极了，刺骨的风，我们要在冰渣子里翻跟头。练武的场地在室外，地又硬，我穿着单薄的衣服在空地上摔打。
小时候的我。
我练武老受伤，腿摔断了、骨折了，侧空翻的时候头先着地哗哗出血，我那会儿才十来岁，自己还不知道，人在前面跑，后面流了一滩血，教练和伙伴们都吓死了。
也是在这时，家里的生意开始不好，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饭店就垮了。家里欠了很多债，天天有追债的人上门。十几个纹着花臂的大哥上门，带着人砸家，威胁我们再还不上债，房本就不还了，要把我家房子收走。那几年，家里很压抑，父母会为了钱吵架，相互埋怨。放学回家，看到他们谁也不理谁，为钱发愁。餐桌上再也见不到大龙虾，天天都是炖白菜。
练武就成了我的寄托，完不成的动作课下会找教练加练，我一定要比别人练得好，拿第一名练武才值得，将来可能才会有更好的出路。十一二岁起，我就开始拿辽宁省少年武术比赛的金牌了。去比赛时妈妈会陪着我去，拿不到好名次她也会告诉我，老儿子很棒了（“老儿子”是父母对我的称呼）。是父母的教育，给我了很大的自信，长大以后我觉得做任何事我都能做得成。
学费对家里来说是个负担，教练知道我的情况，没让我继续交学费，跟我说你就来练吧。我在缺钱的环境下度过了青春期，有次阑尾炎要动手术，我坐在医院门口大哭，一千多的手术费让我很焦虑。爸爸安慰我，有爸爸啊，我去借。当时最大的目标就是要赚钱。妈妈还是那个乐观的人，即使家里快揭不开锅了，她依然乐呵呵的，那时她和爸爸一起卖菜维持生计。
2006年，16岁，我初中毕业了，摆在我面前有两个选择，一是继续念高中、上大学；二是去北京上武术替身学校，进影视圈拍戏。我上学期间一直是班长、大队长，学习成绩也是数一数二的，如果继续念书，我当时觉得最好的方向就是进学校当老师，一个月赚几千。刚好我有个师兄去了北京，进了家武术替身学校，学完后可以推荐到剧组拍戏，每个月能拿两三万。
我看着父母这么辛苦，那时满脑子就想着赚钱，不上学了。女替身比男替身贵，我又练得好，我决定跟走跟师兄一样的路，去北京。我爸妈都不同意，尤其是妈妈。我从小主意就正，跟她谈了一次，说了很多我对未来的规划和想法，比起他们卖菜一个月两三千的收入，如果当了武打替身，收入能有两三万。
当时愿望很强烈，赶紧帮家里解决经济负担。后来她就同意了。父母把家里的房子抵押后，带着2万多块钱学费陪着我来到了北京怀柔，进了武术替身学校学习，那是吴京的师哥开的学校，那一年我16岁。
穿上戏服的我。
小时候练武动作好看就行，但做武替，除了好看的动作，最重要的是在完成各种动作的同时学会避开镜头，避免穿帮，需要学习专业影视动作培训。除了常规的基本功训练外，还要吊威亚。
刚到的第一天我就懵了，早功跑了30圈，然后要从二楼往下跳，师姐们嗖嗖就往下跳，还能翻跟头下去。我站在二楼，腿抖得不行，半个小时后教练说你再不下来我就上去推你了，我只能硬着头皮，闭着眼睛就往下跳。下午吊威亚，在高空中荡来荡去，我那一天魂都不在身上。再难的事，我都不会沉沦，总是想着怎么克服。毕竟也练武这么多年了，苦还是能吃的。学校里的女替身本来就少，练得好的更少，后来我算是练得最好的女替身了。
我只在学校待了一年，就因为学费上不起了。2007年，17岁，我通过师哥师姐的推荐进入剧组拍戏，那次是实习机会，没有武打的戏份，是去当丫鬟。那会儿小，什么都不懂，也胖，162cm的身高，有120多斤。导演当着我的面对副导演说，你下次找演员能不能找好看一点的，这又胖又丑的我怎么拍。
我演一个丫鬟。
那时候也挺害怕，我话不多的，自卑。同剧组的演员又瘦又高，长得也漂亮，我自己每天都不开心，暗暗决定减肥。拍完戏后，我去美容院针灸按摩，也吃减肥药，加上控制饮食，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从125斤瘦到了95斤。
我以为生活会慢慢好起来，能靠自己的能力赚钱，帮家里还债。生命的船触礁时，从来没有招呼，永远都是当头棒喝。
踢腿是武术的常见的基本功训练。
2007年的冬天，我在北京的平房里待着，无戏可拍。噩耗是从一通电话开始的，电话那头说，妈妈生病，胰腺癌晚期，确诊了，赶紧回来。我听到这句话后感觉天旋地转，浑身止不住地抖，人都要站不住了。事实上，她在我来到北京后就开始胃疼，但怕浪费钱，也不去检查，只是吃药。等疼到不行的时候，一查就是晚期。
卡里只有几百块，我在北京停留了三两天，凑了几千块回去。回去见到她的第一眼，我就知道完了。她躺在病床上，脸色蜡黄，人瘦到皮包骨，只有70多斤。刚打完杜冷丁镇痛，就那么睡着。医生说她最多只能坚持到过年——两个月。我每天都很绝望，妈妈那时候很疼了，我握着她的手，全是骨头。
一开始借的几千块一天就花完了，最后实在没钱的时候医院停药了，我当时就快借到钱了，只差半天。她走的时候是晚上，忽然就昏迷了，再也没醒过来，什么都没交代。凌晨四五点，1月份的东北非常冷。我跟自己发誓说，无论多苦，有多少磨难，这辈子我一定要好好赚钱，同样的事情不能发生在爸爸身上第二次。
从那时候起，我就知道，人生是很苦的。处理后事、下葬、出殡，没有时间悲伤，事儿赶着事儿。等一切都结束了，我回家收拾她的衣服，一进家门，一切都不一样了。我嚎啕大哭，哭了一个多小时。
加上之前的欠债和医药费，家里的负债有近30万，我一夜长大，代替她变成家里的顶梁柱。处理好一切后我立刻回了北京，我需要赚钱。每天很迷茫，一个人在十来平米的房间，空荡荡的，晚上成宿地哭。拿不到大戏的日子，我会接一些广告和临时的活，半个月开两三天的工，也在联系认识的导演，不停投简历。2008年吴京找了我们校长，说要一个女替身，就找到了我，我拍了段视频发过去，没过多久就得到通知了。
《西风烈》是我人生中的第一部大戏，给余男做替身，在戏里经常要和吴京对打。基础工资2万一个月，做危险动作有额外的红包。
拍《西风烈》时我跟倪大红老师合影。
戏是在甘肃的沙漠里拍的，非常苦，风沙很大，每天能从身上洗下一把一把的沙子。拍了三个多月，每天12个小时，有时14、15个小时，大部分是夜戏，零下三十几度的天气，拍戏的时候只穿单衣和外套，穿牛仔裤。手脚生了冻疮，奇痒无比，脸上干裂。打完了在外面套件棉服，实在冻得不行就跟服装师借军大衣披着。
有个镜头是我要在十几米的升降台上和吴京打，边升边打，我先把他踹下去，自己再往下跳。我站在升降台上脚都软了。我在上面做了2分钟的心理建设，导演说你要是太害怕我们可以找个男演员。我还是亲自上了，我告诉自己，完成这个动作会有500块的红包。这个工作就是卖命赚钱的，我得给家里还债，顾不上害怕了。拍完回酒店我就哭了，觉得自己无依无靠，只能拿命去拼。
我在戏里和吴京对打的镜头。
这部戏的危险动作很多，拍特技的车戏，人在车里滚来滚去，我跟着惯性，头磕到了车的天花板上，脑子空白了一分钟才缓过来。我还需要替演员试位置，在那么冷的天，穿着单薄的衣服趴在山坡上。等调好机位和灯光，我已经趴了一个多小时，人都冻僵了，意识都快不清醒了。心里想着，不管多苦多累都要撑住。拍完之后，几个工作人员把我抱上车，给热水和暖水宝，缓了两三个小时才缓过来。
在拍戏的同时，我过了18岁生日，大家为我庆生。
拍完后我拿了7万多的工资，发的现金，我用红色塑料袋装好，回家过年。这一年，我还了6万的债。
这部戏后，就陆续有人来找我拍戏了。从18岁22岁，我几乎每年拍2部戏，全国各地地跑，工资最高到3万。我把生活成本压到最低，吃饭只是为了填报肚子，凉皮、玉米、馒头都可以。租了个地下室住，一年赚14、15万，一点点把债还了，还保住了妈妈的老宅，难过的时候在地铁站也哭过。
我在电影《1942》里演女特务。
想起妈妈，满心的遗憾，子欲养而亲不在。一直到三十岁以后，我才慢慢接受，生离死别是人生的必经之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宿命。之前我不回忆、不诉说，每年有一半的时间梦里都是她。
22岁，我还清了债务。23岁，我转行做场记。拍《西风烈》时，吴京告诉我，武替是吃青春饭的，要做长远计划。武替这一行不稳定，也危险，有些女武替做到一定年纪，就结婚生子了。我有好几个师兄，拍电影时船上失火，几十个人身体大面积烧伤，脸上的皮要从后背植皮过来。武替太需要拼命了，我算是替身里比较幸运的，没受过大伤。
在做武替时，我就知道自己想做制片人。总觉得很多工作换一种方式做会更好，但我就是个武替，自己没法操控，得听制片人安排。从武职转文职并不容易，我很早就计划好，先还清债务，还清债务后又给自己定了目标：从场记做起，再做制片统筹，之后是制片主任、执行制片，最后是制片人。
转行升职很难，没有人脉和资源，单打独斗的话，每一步都只能靠自己研究，摸索着往前走。我先跟着剧组的场记学了一年，有空就去问、学习怎么记录镜头，板子怎么打，晚上补场记相关的专业知识。
场记除了打板，要每天跟着导演记录镜头，得懂镜头和拍摄，学得差不多时，我就和导演争取说我想做场记，也学得差不多了。导演就给了我一个机会，边学边干，摸着石头过河，一个月工资是五六千，好在我学习和适应能力还算快。每天坐在导演身后，跟着学拍摄，安排每场戏的镜头。刚开始小错不断，很多细节都得在实践中悟，挨骂、承认错误、重拍。
23岁，我成为一名场记。
场记要知道下个镜头拍什么，了解导演的意图，每个导演的拍摄风格都不一样。得足够熟悉场景，大的方面就是看有没有落镜头？如果落了镜头，剧组又转了场景，再回去补拍会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会损失一大笔钱。
另外，拍好的素材没保管好，丢了，这些都是场记的责任。场记还需要有足够的细心和耐心，拍同一场戏，如果切到特写演员的服装、造型跟上一个镜头不一样，场记没注意没提醒，上了荧幕就是穿帮镜头。工作非常琐碎，戏里的每个细节都要盯着，人必须全神贯注，那时候我除了用秒表、场记板和记录本，还会用相机记录，落了什么倒回去看。
在做场记时，我就准备转统筹了。在剧组里我除了自己的场记工作，天天跟着制片统筹，有空就到她房间里学习。跟她说，姐你需要助理的时候带带我，我很想做制片统筹。那个姐姐也非常好，能教的尽量教。做场记的一年里，我同时就把制片统筹的活学得差不多了。到了下部戏，我变成了她的统筹助理，场记和统筹是相关的，每场戏需要什么东西，服装、道具、化妆、摄影、录音、美术等各个部门的工作流程，我在做场记时都了解得差不多了，那时闲下来我就去看其他部门是怎么工作运转的。
统筹助理需要协助制片统筹出通告、做单子、市场表、场景表。安排拍摄大计划，前半个月拍什么，后半个月拍什么，还有每天的小计划，和各部门沟通，衔接、推荐拍摄计划。沟通协调能力很重要，我花6000多块买了台联想电脑，跟着她做了两三个月助理后，她说赶紧出去自己干吧，别在我这儿浪费时间了。于是我联系了之前做场记时的导演，说马导我制片统筹我已经学得很成熟了，如果下部戏需要的话，你能否带我去做统筹？他答应了。我去做了制片统筹，工资升到3万。
我做制片统筹的戏开机仪式。
我很有野心，也很主动，这让我赢得了很多机会，我总是跟他们说我可以做到。其实很多人都不看好我，一路上质疑、否定的声音是没断过的。我不信这些，先去做了再说。
制片统筹需要非常强的整合能力，协调好所有部门后安排拍摄计划、人员怎么安排、怎么在场景里最有效地拍摄移动，全是统筹要干的事。
我那时候没有助理，一个人处理很多项工作，安排剧组几十个演员的时间。当时两个组同时开拍，一个场景要怎么搭配，主演要抢时间，主演乔振宇现在的场景在A组，下个场景就去了B组，要不停地协调时间、场地和人员。
制片统筹工作表。
压力很大，我几乎每天睡3、4个小时，起来就对着电脑，每时每刻要跟导演、演员沟通，跟摄影、灯光等各部门协调，手机不离手。人处在高压、焦虑的状况下，那时我还要自己补课，捋剧本，研究怎么做Excel表。
因为一直对着电脑，后来我就近视了。
好的制片统筹，要在周期内顺利把戏拍完，把时间、资金省出来，这需要非常强的专业和沟通能力。
2015年，成为统筹的一年里，我拍了三四部戏。其中有部《我不是妖怪》，那部戏剧组穷，四个主演还搭着别的项目，经常一走走一个星期，整个项目推进得很艰难，我除了做统筹的工作外，其他地方有困难我也会协调。制片人很欣赏我，问要不要继续合作一部网剧《迷境之都市奇谭记》，让我做制片主任。
《迷境之都市奇谭记》剧组开机，我在右起第五个。
当时这部戏里有很多大咖，我才26岁，就要管理几百号人的剧组，里头有很大牌的人，比如有人拍过张艺谋的戏。一开始很多人对我持怀疑态度，你一个小姑娘，到底行不行？我下达指令时，有些部门会反驳为什么要这么做，我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和口舌去说服他们。
这部戏意外很多，受伤事件很多，摔断腿的，工作人员骑平衡车时癫痫发作的，摔得颅内出血的。作为制片主任，我需要和家属沟通，安抚他们的情绪，处理责权问题，非常考验沟通能力。最大的职责是不能超预算，每一项支出要非常了解。
在做预算的时候，要十分清楚，演员、特约演员、群演多少钱，数量多少，每个部门工作人员的工资和花销，置景材料费、服装费各个方面都要了解才能不超支，剧组的每笔支出都需要我签字，如果不合理，我会打回去。我做的项目里，从来没有超支的，有的还能给投资方退回一部分钱。
那时候很多财务的知识都是临时学，边学变用。戏拍完后，制片人更加相信我的能力，邀请我到他的公司做副总，负责项目前期剧本的选择、IP开发，找导演和演员，还负责管理经纪部的艺人。
我在剧组里工作。
在公司的三年里，我保持着每年拍一部戏的频率，不断积累合作方资源，2019年，我开始从执行制片人转制片人。制片人要跟不同的人打交道，要能融资、懂剧本，要跟平台沟通，还要和投资人争取融资。
以前总待剧组，里头什么样的人都有，有老油条，也有像黑社会老大一样的人，匪气很重，这些年见的人多了，也锻炼了我跟人沟通、打交道的能力。那段时间也在不断补课，学编剧课程，制片人要懂创作，看了大量的片子，学习财务知识。
怀疑的声音一直没断过。我不在意这些，无论行不行，先干了再说，拼了命去做，不行我就认命。
这张照片是我成为制片人后拍的。
这两年行情不好，影视寒冬，项目融资非常难。有时候公司答应投资，到签字盖章的环节，又说不投了。前期做剧本、找合适的导演、演员班底，送到平台去，不能过就毙掉，前期的所有投入都归零。后来公司因为经营不善解散了，我现在做独立制片，自己承担风险，未来想做女性力量题材的作品。制片人这份工作会给人很足的成就感和价值感。
靠着这些年的打拼，前几年我给爸爸全款买了房，这两年他来北京跟我一起生活。有次他喝了酒，对我说老儿子你不知道这种感觉有多好，我活一辈子了，感觉人生终于翻身了。
我和爸爸。
他现在每天都知足，去早市买菜，不问价，直接买最贵最好的。跟他差不多的老年人，会为了便宜买不好的东西，他说现在很幸福，买东西可以不看价了。我给他买一两千的衣服，他会开心很久，一双耐克鞋，能穿好几年，每次穿都高兴一下。
唯一的遗憾是我妈没能跟我们一起。想起小时候，每次吃东北老式五仁月饼，她都会把馅给我，自己吃皮。等我有机会买很多很多五仁月饼时，她已经不在。我很想让她知道现在我们的日子过得有多好。
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这么多年我在影视圈打拼，不断往前冲，其实是继承了她的精神。妈妈也是这样，不服输、不畏难，越难越往上迎，在某种意义上，她从来都没离开过。
*本文由陈筱娇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陈筱娇本人提供。
*本文在今日头条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