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教授”爆红后被骂，他得罪了谁？
戴建业的课经常有外院的学生来听，其中有个女生，常常被他的课逗得大笑。
女生叫何小平，是地道的武汉人，家庭条件优渥，戴建业只是个乡下人，觉得配不上她。
但何小平觉得戴建业很有才华，又很幽默，说服父母后向他求婚：“一个能给学生带来快乐的人，一定能给我带来快乐，我跟定你了。”
婚后，戴建业和何小平都傻了眼，两人由于生长环境的不同，观念相差甚远，经常吵架。
为了解决问题，何小平提出一个方法：以后家里的大事你说了算，小事由我来管。戴建业听了很激动，觉得自己的命太好了。
但很快，戴建业就发现，在妻子眼中家里就没什么大事，每次当他觉得这事儿很大，要发表一些意见，何小平就会说：“这么点小事，你一个大男人还要管？”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7、8年，有一天，戴建业与妻子吵架后，半夜才回家，觉得肚子有点饿，自然而然地走到了饭桌前，打开菜罩，饭还冒着热气。一旁妻子在沙发上睡着了。
戴建业心里五味杂陈，很懊悔。
多年后，戴建业说：“中国有13亿人，只要有一个傻瓜爱你，所有人不爱你都没有问题。”
戴建业出生于湖北麻城的一个小山村，父亲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个知识分子，却无人赏识，母亲大字不识一个。
父亲觉得字是自己的脸面，戴建业不喜欢读书，字写不好，成绩也不怎么样，父亲经常打他，还专门打头。母亲心疼，害怕把儿子打坏了，“抗议”后才变成打屁股。
戴建业无法理解父亲的行为，很厌学，看到家里的小狗摇着尾巴跑来跑去，很是羡慕，心想：如果变成一只小狗就不用承受背书之苦了。
后来，戴建业回忆起这段时苦笑着说：“当时要是在练字与吃屎之间选择，我肯定立马选择吃屎。”
高中时，戴建业真正感兴趣的是理科，他的老师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他看出戴建业喜欢读书，送了他一本《初等数学》。戴建业如获至宝，天天琢磨数学题，获得数学竞赛第三名。
老师觉得戴建业很聪明，有一次，班里写大字报，老师让他写首诗上去，戴建业不会写，从几天前的报纸上抄了三首，略加修改。大字报张贴后，大家都夸他“诗写得不错”，鼓励他投稿。
戴建业飘飘然，觉得写诗是件很美妙的事，投稿到当地小报，没想到发表了，领导都表扬他，说他有才气。事情闹大后，戴建业不敢承认自己的诗是抄来的，更加认真读诗。
1977年，高考中断11年后重启，戴建业是首批高考生。那年，高考程序还不规范，大家只知道自己的成绩，不知道同学的。戴建业发疯般想当个诗人，放弃了数学专业，报考了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
毕业三十年后，戴建业才知道，自己那年的分数超过北京大学19分。
离开麻城，戴建业第一次到武汉，看到下江的船，足有三四层楼那么高，激动地喊出了声，车上的人回过头看着他，像是在看一个乡巴佬。
戴建业尴尬一笑，闭上了嘴。
进入大学，戴建业很快就对写诗失去了兴趣，每次上课都打哈欠，戴建业从没想过古诗词课能这么无聊。
那时，大学还没有转专业这么一说，戴建业跟班主任说，我读中文系太痛苦了，想退学，班主任不同意。戴建业又给在乡下的母亲写了封信，信里说自己想退学，回去重考一年。
母亲让邻居帮忙读了信，急得要死，来信说：大家听说咱家出了个大学生都很羡慕我，你要回村那我就成了全村的笑柄，要是敢退学，我就跳水塘淹死，不活了。
戴建业吓坏了，连忙说自己不退学了，会一直读完。
▲ （第四排 右数第五个） 戴建业 图源｜网络
没有其他出路，戴建业只能好好上学，但他自学能力很强，渐渐对古诗词产生了新的兴趣。就连零基础的英语，也愣是靠反复背诵把成绩追了上去，到后来，还能阅读英文原文著作，英文版的《西方哲学史》甚至被他读出包浆。
戴建业学习成绩好，但相比于城市孩子，多少有点自卑。他的麻城普通话大家都听不懂，让他想钻进地缝。
入学不久，班里组织了一次春游，戴建业从没看过这么美的大自然，想说“这里最美丽”，但读成了“lè lì jì mì lì”，重复了好几遍就是没人听懂。戴建业以为同学在开玩笑，后来认真学了拼音，才确定同学们是真没听懂。
快毕业了，戴建业被分配到武汉一所中学实习，同学试讲一遍就能上台，戴建业怎么练习都不合格，教案很棒，但学生就是听不懂，还有家长来告状。
戴建业很害怕教书，夜夜失眠，决定考研究生。
1985年，戴建业研究生毕业，回到华中师范大学教书，那时研究生毕业都是香饽饽，学校安排他给干部讲课。
唾沫四溅地讲了一上午，戴建业以为自己讲得好，还连上两节课，课后才知道，干部都跟校领导告状，说不知道戴建业在讲什么东西。
为了不被调到行政处工作，戴建业开始恶补普通话，买了一台便携式的收音机，听广播练诵读，但练来练去，那口”麻普“还是非驴非马。
课堂上，学生经常指出他的错误，戴建业不仅不生气，还很高兴，并尽量去调整自己的口音。每次说完都会问一句“你们听懂了没”。
每次讲课，戴建业都情绪饱满，三年后，戴建业第一次在课堂上收获了掌声，讲杜甫时，他激动得掉眼泪，讲李白时，又变得神采飞扬。
戴建业的课经常有外院的学生来听，其中有个女生，常常被他的课逗得大笑。
一段时间后，戴建业才知道，这个女生是同学给他介绍的女朋友，叫何小平。何小平是地道的武汉人，父母都是干部，家庭条件优渥，戴建业只是个乡下人，工作没几年，一穷二白，觉得配不上何小平。
但何小平觉得戴建业很有才华，又很幽默，说服父母后向他求婚：“一个能给学生带来快乐的人，一定能给我带来快乐，我跟定你了。”
何小平从不做饭，和戴建业结婚后才学着做，第一次做好，何小平把三菜一汤端上了桌，问：“你看我做的好看吗？”戴建业觉得感动，连连称赞，夹了一口放到嘴里，没想到这么难吃。看到妻子期待的眼神，戴建业只能一边哭一边夸奖妻子做饭好吃。
但时间一长，戴建业和何小平都傻了眼，两人由于生长环境的不同，不管是生活方式还是对待不同事物的观念都相差甚远，一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谁都无法说服对方。
有一次，戴建业在上课，有个学生突然问：“老师，婚姻到底是什么？”戴建业听着叹了口气，然后笑了起来，说：“婚姻就是一大堆的小事情，柴米油盐，你们别想着把恋爱时候的风花雪月带到婚姻里。”
为了解决问题，何小平提出一个方法：以后家里的大事你说了算，小事由我来管。戴建业听了很激动，觉得自己的命太好了，老婆又漂亮又通情达理。
但很快，戴建业就发现，在妻子眼中家里就没什么大事，每次当他觉得这事儿很大，要发表一些意见时，何小平就会说：“这么点小事，你一个大男人还要管？”
戴建业有些大男子主义，想着以前在家都是母亲端洗脚水给父亲，心里很不是滋味，甚至动了离婚的念头，经常以工作忙为借口，拖到很晚才进家门。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7、8年，有一天，戴建业与妻子吵架后，半夜才回家。觉得肚子有点饿，自然而然地走到了饭桌前，打开菜罩，饭还冒着热气。一旁妻子在沙发上睡着了。
戴建业心里五味杂陈，懊悔道：“戴建业啊戴建业，只有你的妻子能陪你走完这一生，也只有她能深夜给你留饭呀。天天跟我同床共枕，我跟她吵个啥呢。”
▲ 戴建业和妻子何小平 图源｜网络
多年后，戴建业说：“她（何小平）带给我安宁，家庭的稳定，时间长了还是相濡以沫，有一种温情。”
“中国有13亿人，只要有一个傻瓜爱你，所有人不爱你都没有问题。”
在华师，戴建业的名声越来越大。大家都觉得他讲课方式幽默，内容深入浅出。
2002年，央视筹备《百家讲坛》，听说戴建业在学生中很受欢迎，邀请他来录节目，讲《三国》，录了两次后，戴建业被通知不用再去了，视频已经被砍掉了。
问了原因，才知道是审稿时大家觉得他的普通话不标准，很多都听不清，怕播出效果不好。
节目组暂停后，又邀请了易中天来讲，节目播出后，易中天一炮而红，很多人拿这个事儿来调侃戴建业，戴建业笑笑过去，说：“我和易中天很熟的，他讲的确实不错，我听了也喜欢。”
有一次，课堂上，有个女生问戴建业：“《三国》里你最讨厌的人是谁？”戴建业想都没想说：“刘备。”学生疑惑，戴建业解释说：“刘备这人虽然是个大好人，但总喜欢哭，当初桃园三结义时，他对关羽和张飞说，我们是兄弟，兄弟如手足，不可断；老婆是衣服，可以随便穿，随便脱。”
“当时我看到这我觉得刘备好啊，在他眼里结拜兄弟比老婆都亲，但当我结婚后我才知道这人有多虚伪，我们都只有一个老婆，你穿上之后能随便脱吗？脱了之后你就打光棍儿了啊同学们，想再找一个那可就难如登天了啊！这下你们明白我为什么讨厌刘备了吧？”
台下听了哄堂大笑，说：“刘备确实讨厌。”
▲ 戴建业与学生们 图源｜网络
为了让本科生们更深入地了解诗人，学校开了一门名叫“走近大诗人”的选修课，戴建业担任老师。
一到戴建业的课，不仅教室满座，就连过道上，甚至第一排和讲台中间的缝里都挤满了学生，最后还有站在教室外的。
戴建业想讲五位大诗人，但由于课时不足最后只讲了陶渊明、李白和苏轼。
讲陶渊明的幽默，以《归园田居》来举例：他第一句写得特别隆重，种豆南山下，你以为他种得蛮好，他突然来一句，草盛豆苗稀，种得个鬼田，要是我种得这个水平，我绝对不写诗。
讲李白自我感觉良好，“他在四十岁那年，接到了唐玄宗的诏书，诏他进京，你看他写的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一看他这个德行就当不了官。”
▲ 戴建业 图源｜华中师范大学《走近大诗人》课堂
戴建业还说，李白和杜甫的老婆区别很大。杜甫老婆内向，老公出差回来，不好意思问，一直等到三更半夜了才说：相公，你想我了没？
李白老婆却极为强势，“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时归”，看到没？李白还没离开，老婆就要问他什么时候回家，这就是患了妻管严的男人典型症状。
而一个男人，想要真的干出大事业来，就要有点流氓气质，身上要有一点匪气。
可画风一转，戴建业接着说：“否则，比方说，我没有匪气，那我回家去，就要继续给我老婆洗碗。”
2010年起，华师研究生会每年都会评选“我心目中的好导师”，全校参与投票的七千多名研究生，四千多人投票给了戴建业，戴建业夺得第一名。
采访中，戴建业欣慰地说：“学生们终于不会因为我的普通话怀疑我的水平了。”
2011年，互联网开始流行博客，戴建业听说好友在写，觉得把自己的观点发到网上很有意思，回家就注册了一个账号。
从此，戴建业变成了揭穿皇帝没穿新衣的人。
第二年，戴建业在博客上撰文《逗你玩：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这篇揭露本科毕业生论文答辩的文章引起了媒体极大关注。
文章中，戴建业痛斥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都是在“走过场”，呼吁取消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
“一个教师如果对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论文都认真指导，他不是精神崩溃就是身体崩溃，学生和老师心照不宣地共同作假，每次答辩我都觉得是在羞辱学术，羞辱自己仅存的一点良知。”
刚写完没多久，戴建业的一篇《校长，别在毕业典礼上发嗲》又火了，针对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在庄严的毕业典礼上不停使用网络用语迎合当下年轻人，戴建业毫不客气地说：“校长，别在毕业典礼上发嗲，肉麻。”
除此之外，戴建业还调侃周立波的高价门票：花一头猪的钱到他那里去买“思想”，还不如到洗手间去闻“香”；调侃余秋雨文学中的“矫揉造作”。
戴建业发现了自己写杂文和各种尖锐时评的能力，一度写到发疯，还被评为“网易十大名博客”。
2018年，有一天，和戴建业一个教研室的年轻老师兴奋地告诉他：我在网上看到你的视频了，特别火爆，点击量超过两千万。戴建业不明白，还是咨询了年轻老师才下载了短视频APP，一看才知道原来是十几年前“超星明星讲坛”给他录的讲课视频火了。
点击量最多的视频讲的是李白、杜甫和高适三个大诗人之间的友谊，戴建业概括为“找仙人、采仙草、炼仙丹”，还评价盛唐诗人“浪漫得要死，狂得要命”。
一夜之间，戴建业成为了网友口中把“我的个天”“听懂了没有”“狗东西”挂在嘴边的有趣老头，好玩得要命。
有人因为他不拘一格的上课风格，调侃他为“流氓教授”。
▲ 戴建业 图源｜网络
本来晦涩难懂的诗词和词人，在戴建业的讲解中都变得接地气了。网友说：“我那时如果有这种老师，语文早就学好了。”
火了之后，戴建业的课堂上更是座无虚席，他接受多家媒体采访，记者问他火了之后心理有什么变化，戴建业想了想说：“一个人不能红得太久，铁因冷却而变硬，人被冷落才清醒。”
戴建业试图把自己更真实的一面给大家，好友劝他：“现在还不是时候，各种各样的争议会干扰你。”
戴建业忍住了，可在一次演讲中，还是说：“男人好色，文人好名，这些劣根性我样样都没落下。不过，我所在的学科同事，我的朋友和同学，都可以为我作证，虽远说不上高尚，但我大体上还算正派。我一生疾恶如仇，敢说、敢写、敢做、敢当，为此常常惹火烧身。有些话或许稍失偏激，但它们都出自我的内心，有些事可能办得有欠妥当，可那全是因为我缺乏经验。”
不久，争议随之而来。
有人说戴建业走红之后过于活跃，频繁做讲座，开直播，入驻B站接着录视频，赚了几千万，到处捞金，所谓的“文人风骨”早已消失。
戴建业没有回应，和往常一样去各大高校开讲座，还被邀请去中学，题目是《古代诗人的人格理想与人文关怀》。
报告厅能容纳300人，结果来了600多人，都是学生家长和附近各中学的语文老师，孩子不感兴趣，家长连连鼓掌。
除了讲座，戴建业还写了好几本书，有老子、陶渊明和孟郊的专论，还有更专业的古代典籍分类，只有一本随笔，叫《你听懂了没》，每次签售，读者都排了几里路，书的销量都高达几十万册。网友骂他“为老不尊”，开讲座不够还开始写书了。
但自始至终，戴建业从未提到家里的事情。
一年前，一次体检时，何小平被检查出患了癌症，戴建业不敢相信，但很快镇定了下来。
抗癌药很贵，没有降价前一盒五万一，只有20粒，一个月就得吃一盒。
有一次，何小平不小心把药盒碰掉在了地上，俩人赶紧蹲在地上找药，可最后一颗到处找都找不到，急得何小平哭了起来。戴建业看了很心疼，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 戴建业 图源｜环球人物
一次闲聊中，戴建业把药物发票拍给了以前的大学同学，他看后很震惊，把这一段写进了自己的公众号，呼吁药物降价。那时，《我不是药神》正在热映，文章发表后，引起社会关注，网友才知道，戴建业的妻子患了肺癌晚期。
平时，何小平就住在家里，每天吃过晚饭，戴建业就陪她聊天，聊人生、聊生死，回忆以前的过往，抚平她的情绪。
最后摸摸她的头，说一声“宝贝，我爱你”。
等妻子睡着，戴建业才开始工作，通宵达旦地看书。
▲ 戴建业 图源｜网络
随着病情的加重，何小平经常夜里突发高烧，不忍把丈夫喊醒，就自己忍着。半夜醒来，戴建业发现妻子蜷缩着，连忙送往医院，一守就是一通宵。
戴建业的学生想替老师照顾师母，他总是摆摆手，说不用了，妻子醒来应该想看到自己。
舆论没有停止，一篇《华师大教授戴建业：我老婆一盒药五万一，你跟我谈文人风骨?》的文章将戴建业推上风口浪尖。
文章中说：一次讲座中，一位女学生当众站起来，质疑戴建业：“你到处走穴捞钱，有失文人风骨。”戴建业说：“如果妻子没了，我要这文人风骨有什么用？”
戴建业终于站了出来，回应道：“讲座上我被质疑一事是杜撰，许多自媒体写手想当然。我到处演讲是挣药费为太太治病。我不怕别人骂我，也不怕别人恭维我。我认为我是一个有底线的人。跟社会我也想有回馈，国家培养了我这么多年，我现在讲的这些东西，能家喻户晓的让别人喜欢，我觉得就足够了。”
“人生短暂，是吧？”
2020年年初，何小平再次发病，住进了医院。
医院离华南海鲜市场只有500米，戴建业陪着妻子，不敢随处走动。有时拿着一本书，有时就看看窗外，夜晚的时候心想：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也会被感染，也许会死在妻子之前呢。
有时候何小平说得多了，戴建业听了难过，只能走出病房自己擦擦眼泪，调整好心情再进去。
转眼到了除夕夜，戴建业的好友听说何小平的状况很不好，两口子只能一直呆在医院，不能回家，冒着风险给他们送了年夜饭：一盘饺子，一份鱼。
戴建业和何小平都很感动，一整个下午，何小平的眼睛里都在发光。戴建业时常给她掖掖被角，擦擦脸，轻声问：你还痛吗？何小平笑着摇了摇头。
元宵节那天，何小平还是去世了。戴建业所在的文学院教研室的同事们帮忙一起操办了丧事。当时疫情严重，他怕麻烦大家，没有发讣告，也没有举行告别。
火化后，戴建业舍不得立马把妻子的骨灰下葬，带回家放置了半年，他觉得妻子自从最后一次去医院后再也没能回家，她一定想家了。
这一年，戴建业再也没出去做讲座，一个人在家读书写作。戴建业时常去坟前看望妻子，叨念着“小平，我来看你了”，还未说完眼泪就出来了。
第二年，戴建业正式退休了，婉拒了南方两所大学的聘请，沉寂在自己的书房，他还是喜欢讲课，到了晚上，就会对着机器录上一课。
大家知道何小平去世的消息，是在戴建业的讲课视频里。
有一次，戴建业讲到苏轼的《江城子》，刚读完“十年生死两茫茫”，眼睛里就泛起泪花。
接着读到纳兰性德的《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念完“当时只道是寻常”后，淡淡地对着镜头说：
“以前，我拍完授课视频，都是妻子去给我关机器，然后收拾设备。现在我拍完都是自己去关，那时候才知道，以前妻子给我做的这些小事我只觉得是寻常的事情，现在都得自己来喽。”
[1].《网红教授戴建业：被争议的“文人风骨”背后》，新京报
[2].《网红教授戴建业：因普通话不好，曾被《百家讲坛》放弃》，中国青年报
[3].《65岁戴建业：凌晨3点睡早上9点起，顶流之后没时间孤独》，央视网
[4].《大学课堂里的“泥石流”老教授魔性解读古诗爆红》，央视网
[5].《“网红“”教授戴建业：想想苏轼陶渊明，眼前的挫折就不算事了》，南方周末
[6].《“魔性教授”风流记》，万小刀
*图片来源：《环球人物》、《走近大诗人》课堂视频及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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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90年代到俄罗斯当倒爷，换美元、买“条子”、买二手车，自驾走遍俄罗斯
这是《自拍》第340个口述故事
我是刘开宇，60后，东北人。我曾在国企工作，后来在俄罗斯当倒爷，现在是洲际自驾爱好者。20世纪90年代初，下海弄潮是潮流，我跟着潮流走，搭上中俄边贸的快车。
90年代末回国，国企改制，在下岗潮中，我成了灵活就业者。大时代变革，下海和下岗都被我赶上了，小人物的悲喜我都经历了。“开国产车，娶进口妻，造合资娃，走世界路”就成了我的人生调侃。
这是2022年6月我在俄罗斯Троицкий собор教堂前。
我出生在军人家庭。我爷爷是山西小有名气的乡绅。父亲在当地出了名地会读书，却在15岁时，瞒着父母，加入了抗战武装队伍，后来加入了八路军四野。他很爱学习，枪不离身，钢笔也不离身。他一辈子喜欢摆弄车、望远镜和无线电，后来转业到工业局当领导。
母亲是中国医大第四分校的女兵大学生，建国初期，她就作为军区女摩托车手，骑着苏制иж250大摩托接受过东北最高首长的检阅。
这是1964年，我的全家照，当时我2岁（前排左一）。
那个年代，男孩子的最高理想是参军，我两个哥哥都去当兵了。我们家有一台七晶体管的“美多”牌收音机，姐姐喜欢收听英语广播，自学英语。1977年恢复高考，姐姐相信自己百分之百能考上，但她没收到体检通知书。原来被父亲不小心扔进废纸篓了。
姐姐捡回它时，已错过体检。她怎么甘心？自己跑到体检医院旁边找个招待所住下，想再争取一下。碰巧室友也是女知青，碰巧刚参加完体检，碰巧她亲戚是体检医生，姐姐马上求助。结果姐姐获得补检资格，考上大学。要不是最后关头自己想法子，她肯定后来做不成大学教授。
通过这些事情，我打小就知道，有勇无谋，成不了事，有谋无勇，照样成不了事。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所以我学得比较机智，敢闯，而且特爱闯。和陌生人打交道会用技巧，突发事件来了能应变。诸事顺遂，自然就有些自命不凡。
我们一家六口，个个能文能武。我天然就爱两样东西：学习和玩车。高考时，我报的是汽车制造专业，但没考上，服从分配上了辽宁师范大学数学系。
这是1976年我在鞍山的家里。
1984年，我毕业留校任教，1988年调到鞍钢文化技术学校当数学老师。那时的我，不敢想象，有一天，我这代人能拥有自己的车，还能驾着它驶向地球另一端。
1989年，戈尔巴乔夫来北京，中苏关系正常化。两年后，苏联解体，改名叫俄罗斯。名是改了，远东地区的物价还是苏联时期的，这叫双轨制。3块钱人民币就能买一双全牛皮冰刀鞋。当时一个鞍钢国际部的领导说，“要是使点劲儿，我能买下一个俄罗斯商店”。这绝对是个契机，我蠢蠢欲动，很想去那边看看。
1990年，我每月挣132元，在当时的鞍山，这是高工资。但我觉得，在企业学校工作再出色，都没有什么价值体现，所以我不能再混了。我决定去俄罗斯，边学专业，边学外语，边做点服装生意。
这是我在辽师大校门前。
1992年10月底，我跟大学同学准备一块儿去俄罗斯。第一步比较大胆，要丢掉铁饭碗。在同一个地方吃一辈子饭，有什么意思？去任何地方都有能力吃上饭，那才叫本事。
我先把人事关系转到一个计算应用中心，这工作很自由，领导交待我做的，我及时完成就可以。学数学的都知道苏联有个数学家叫基米洛维奇。我说我很向往那个国家，领导开明地说，要不你先到俄罗斯留学吧。
说是派我去留学，其实就是能学就学，不能的话出去看看能做些什么。当时的我，刚满三十岁，风华正茂，不知天高地厚。反正父母从不干涉我，我很独立。
第二步比较高难，要办护照。那时都争着抢着办一种护照，叫“公务普通护照”，这种护照要去省政府的外事处办。需要一个进出口企业给我上报一个申请， 再递交一个外方邀请函，邀请函上要写上我去干什么 ，出国费用由谁出。当时一个办国际公司的同学帮我拿到批文。另一个学俄语的同学，刚从俄罗斯回来，他帮我搞定邀请函。
我把资料递交到省政府，“公务普通护照”下来了，还附一个纸条子，叫“出国函”。它表示“批准某某同志，在某时，到某地，去执行某使命”，有了这个条子，边防才能放行。我很快就拿到护照和纸条子。可我第一次出境没成功。
在绥芬河，快上国际列车时，同学突然问我办没办国际健康证？结果我没办，走不成了，只好让他把我的行李先带过去。我的行李有三十件，每件二十公斤。当时去俄罗斯的中国人都会带点货，比如仿鹿皮夹克。作废一张车票，80元人民币，相当于我在鞍钢半个月的工资，我挺心疼。回头去补办健康证，当天我就顺利拿到健康证。
重新出发，在绥芬河过境时，我认识了一个边防中尉。我说，我能不能跟你商量一下，这个“出国函”你别收走，我下次出国还要用。他说，那哪行呢？这个必须收走。我把纸条放在那儿，他看看我的护照，盖完章，头一转，我把那纸条就顺走了。没想到，过那边海关更顺利，不看任何文件就能过，因为当时中俄两国对公务普通护照互免签证。
这是绥芬河口岸。1995年，我再次故地重游。
第一站是去海参崴的一个卫星城市，叫格城，在中国边城绥芬河市的对岸，归乌苏里斯克管辖。这里完全像个小农村，却有国际列车车站。当时下火车，我看到的是一个刚解体的国家，物资极度匮乏。
就是这样的俄罗斯小边城，俄罗斯人仍然购物排队，买货不讲价，开车不闯红灯，行人过街走斑马线，没有人大声喧哗……这等的秩序和素养，给我留下美好印象。
这是我的俄罗斯第一城—格城（Годеково)，它还有一个名字叫“边境”（Пограничный)。
出站不远处就是服装批发市场，类似咱的乡村集市。不同的是，这里的用电几乎免费，这里的人都金发碧眼。走在街道上，看到一口奇怪的井，有个按钮，一按就能出水。大冷天的，水还不结冰。怎么做到的？
后来我去问，原来人家把泵放到井里，上来的水总是温的。咱们用扁担挑水，他们用小车拉水桶，桶盖四周用橡胶圈封死，水就不会洒。我就想啊，这个民族五大三粗的，挺会使巧劲儿。
这是后来我在楚瓦什共和国看到的类似的水井，但这个没有按钮，压一下这个把手，水就能一直流出来。
对这个国家，我无时无刻不充满好奇。没去之前，我听说老毛子打砸抢烧什么都干，可我一个没遇着。有一次我开车加不上油，又说不明白，过来一老毛子，我指着我的车说，“它饿了”(голодный)，那人哈哈大笑，一边指一边说“边进”（бензин)，我马上学会了，“边进”是加油站的意思。
后来才知道，“边进”不是加油站，是汽油的意思。那小地方啊，加油站就写个“边进”，因为那儿没有柴油，只有汽油。
先到的同学挺麻利，拿着货运单，提了行李，到市场立马就做批发。我到了后也开始当倒爷。进一件衣服加上所有费用，一件成本合42块钱人民币。老毛子来了，就卖80块，他们绝不砍价。过不了三、四天，我就返身回辽宁海城市的西柳市场，再进一批货。
同学问，你有钱上货没？我说，有啊，我家开过一个治疗腰腿痛的中医诊所，我有本钱。回来过关时，我如入无人之境，那张“纸条子”还管用。在市场，我很快学会一百多个单词，我尤其会查数。一听到数字我就能反应过来，因为我是数学专业的嘛。
有一天，我遇到一个蓄着胡须的中国裁缝，他一口乡音吸引了我。当时我还剩最后一包货，他问能不能卖给他，我说，既然是老乡，我就按70块人民币给你吧。这老乡一下子感动得哭了。
他开始痛说家史，原来他是一个偷渡者。当年他觉得自己没前途，踩着老虎脚印，穿过铁丝网，冒着风险跑到苏联。苏联人怀疑他是特务，审了又审，审不出什么名堂，就定个“非法越境罪”，把他扔到牢里关了好几年。结果他在牢里把俄语学会了。
我问，你现在算是哪国人呢？他说，我哪国人都不是，我是“无国籍公民”。哎，这种人就好像在地球上消失了。能证明他存在的，只是一本苏联护照。我不觉得他是坏人，我相信他。当时，我的房东闹意见，我们一直搞不清状况。我让老乡当翻译，帮我们问问。结果老乡说，房东的意思是“赶紧走人，在他视野里永远消失”。不知道我们哪里冒犯了他，不懂人家的语言，就不懂人家的规矩，这教训我记住了。
因为语言问题，我时不时出糗。大冬天去买冰淇淋吃，见到一块金纸包的东西，买回家把金纸剥开一看，呀！这肥皂怎么能在食品店卖呢？气得我啪就甩了，结果小猫叼着就跑，猫都馋成这样了，连肥皂都吃，这还了得？过后我才知道那是块乳酪。
这是格城站前一条街。
出国我没带钱，人和货过去了，就会有钱。可挣到的钱，如何带回中国呢？当时有这么几种方式，第一种是在当地换成美元，再带美元过来。风险是，过关时不报关，被警察搜到就被没收。
第二种是“买条子”，就是到绥芬河的边贸公司办事处换钱。比如说有个国内公司想买俄罗斯的卡玛斯车，他们在格城收了你的卢布，拿去买车，就打一个欠条。两天后，你再到绥芬河的边贸大厦拿这个条子去取人民币。当时鱼目混杂，谁也搞不清楚哪个是骗子。
第三种就是买车，要跟俄罗斯的公司做一份“易货贸易”合同。上面写：用两万件仿皮夹克换三十台拉达车。这么写是为了以后大家都可以拿这个“易货贸易”合同给车过关。
我只做成三台车的“易货”：一台拉达2014，两台拉达2105，合同上写“折合五千瑞士法郎”。当时计价统一要用瑞士法郎。咱也不知道瑞士法郎汇率是多少，咱就按美元价写。合同一做完，就到中国这边，给中国海关备案。
当时我们挣的钱，一部分换成美元，一部分买“条子”，一部分就买车。挣了很多卢布，大家却不怎么兴奋。如不赶快把卢布换成“条子”或车，只能眼巴巴地瞅着带列宁头像的卢布天天贬值。
背着双肩包，包里塞满卢布，我就去乌苏里斯克大集买车。三台车都是二手的，折合人民币10万块钱，这在国内我得干一百年。和车主谈好价后，得去有卖车资质的商店开一个收据，用这玩意儿才能出俄罗斯海关。
车主是个不会说朝鲜话的俄罗斯籍朝族人，我当时只会说“裤大”（куда)，意思是“去哪”，他说“去商店”。路上我犯嘀咕，怕掉贼窝里。我从后视镜观察他，他目光呆滞，凭此我判定，他不是坏人。拿到收据，另外两台车也照这个路子办。
然后我把车开到格城，停到我住的院子里。大冬天，电池冻鼓包了。当时在格城买不到电瓶水，我就把积雪最纯净的部分拿到室内融化，自制“蒸馏水”。把水灌进电瓶后，再用我事先买好的充电器给电瓶一次次充电，直到它好使。作为学理工的大学毕业生，这些电化学原理我都懂。可我再有能耐，也没有三头六臂，怎么把三台车开回中国呢？我到大街上现抓一个“壮丁”去！
碰巧一个中国人走过来，我看他，他看我。他愁眉苦脸，我问，你干啥去，他说他要买票回国。我问他会不会开车，他答，会。我说，帮我把车开回去，你就能免费回国。他很乐意。然后他自报家门，说自己来自齐齐哈尔，姓周，海参崴阿尔乔姆机场旁有个中国人的工地，他在那盖房子。我问他机场工地怎么走，他说了一遍。
我跟他准备各开一辆车去过关。可要过关的车排了一公里。排一天也没过去。老周说，找个“摆事儿的”，不排队就能直接进，一台车要一百美元。我说太贵了，不给，咱就排着。第二天又没过去。大冷天，车还烧了不少油。这儿油不值钱，烧油跟烧水似的，咱不在乎。第三天，快黑天了，只好去找那“摆事儿的”，交二百美元，两辆车进去了。进去发现，里面的海关人员要下班了。
他们赶我们出去，我装听不懂。过来一个上尉，拍着我的机盖子说，赶紧出去。我说，别拍我车！我就不走！他哇啦哇啦说了一大堆，其中两句我听懂了，一个是他叫“瓦洛佳”，一个是“明天你第一个过”。
隔天早上，果然我们第一个过关。为了庆祝，我们就去吃饭喝酒。我又让老周说了一遍机场工地怎么走，他两次说的一模一样，说明他没骗我。用他自己的话去验证他的真假，这是我的经验。
在绥芬河卖掉两台车，我自己开第三台车再次过关，开回鞍山。那时在鞍山开拉达，跟现在开奥迪差不多。半年后，我卖掉这台车。
这是我和我的拉达车在格城。
1993年6月，我又回俄罗斯。这次是坐船从黑河对岸的海兰泡上岸，再坐火车到一个产煤的小城聂留恩格利（Нерюнгри）。那时正是夏至，赶上白夜，天一直都是亮的。公交车没有卖票的，人人免费乘车。只有几万人口的小城里，仍能看到中国人在市场做生意。
我当时的妻子已经在圣彼得堡留学。我去聂留恩格利，就是因为朋友有办法帮我买到飞莫斯科的卢布票。飞到莫斯科后，我又要换火车去圣彼得堡。问题来了，我要花高价买外国人车票。
正发愁时，奇迹出现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过来说，你不用买票，跟我走。原来她是一个新西伯利亚来的中学老师，要带学生去圣彼得堡过夏令营，有学生没来，她手里有多余的票。她们走到哪我就乖乖跟到哪，老师嘱咐我上车后别四处看，“你们中国人眼神变化太丰富”，容易穿帮。好在我坐的是包厢，我上车就蒙头大睡。下车后，她只收了我几块钱。
1993年6月20日，我和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女老师（左二）以及她同事在莫斯科市中心留影。
因为有事，我回了一趟国。1993年的9月，我再次从海参崴坐飞机去圣彼得堡。这次没人帮忙买票，我必须独立完成。机票贵得吓人，要340美元。俄罗斯人可以用卢布买，只需付美元票价的1/4。他们对外国人开价高，而且必须用美元支付。不过，留学生可以享受本国公民待遇。
在海参崴市内民航售票处，我拿出学生证，那是一个留学生回国前留给我的，他的名字跟我的很接近，我贴张自己的照片，准备糊弄过去。结果他们不卖我。我又跑到机场，机场售票员没细看学生证就卖了我学生票。我一高兴就送她一把中国打火机，说是纪念品，她摆手说“聂古溜”（не курю)，我就从她那学会了怎么说“不吸烟”。
当时俄罗斯经济不好，主要表现就是航班经常延误。这样的超远航班，通常只坐了1/3的人，要等客满再飞。那就等吧，可第二天又没飞。飞机延误那两天，我就因地制宜，想起老周的工地。
我打个车找到他的工地宿舍，果然有几个中国人在那里做饭，我说我是老周的朋友，想在他床上借宿一下，那厨师痛快地答应了。那个时候，人和人能不能彼此信任就靠眼神观察。我帮他们削了两天土豆皮，蹭了两晚食宿。
第三天终于飞了。回到圣彼得堡，我继续去市场卖服装、手套和各种小货。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做别人做不了的事，才是我的追求。在国内，我跟着家里做过几年中医药电疗治腰腿疼痛，有很成功的经验。我知道，天寒地冻的俄罗斯，腰腿痛患者一定多。心里一直想着，我当时的妻子是学医的，我们可以在这里开个诊所。
1993年底，我终于找对了学俄语的方法——住在俄罗斯人家里。当时，我的妻子住在Кира房东家。我住进去不久，她提出她要搬到别处，后来她又说她想回国，这个小家就这么散了。我住进另一个家，认了一个“俄罗斯妈妈”。她叫叶莲娜，比我的亲妈小两岁。她的身世和中国有着深远的联系。日俄战争后她父母来华工作，她出生在中东铁路穆棱站。
1921年拍摄于哈尔滨。那一年，俄罗斯妈妈的母亲（右）在哈尔滨接受女子高等教育。
1933年，她随父母回到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后来，一家人被流放到俄罗斯远东的黄金城——马加丹。最后才移居到圣彼得堡。她的护照上显示她生在中国。她把我看成故乡来的最亲的亲人。她叫我Коля ，她说，你有了俄罗斯名字，俄罗斯人就能很快记住你。
这是我住过的地方，我每年都开车看望我的俄罗斯妈妈。
我与俄罗斯妈妈相处三年，留下太多美好的回忆。她喜欢普京，投票只投给普京，她还会用发霉的面包酿酒，没事儿就喝上两口。
我的到来多少改变了她的生活。她爱喝我送的中国绿茶。她跟我学做中国菜，比如花生炖猪蹄、红烧凤爪和腌制鲜鸡蛋。她常为我做饭、洗衣、缝制衣裤，她教我按俄罗斯的方式做饭、吃饭和生活。她给我朗诵俄语课文，我用录音机录下来，每天反复听，半年我就拿下俄语。
这是2014年，我去看我的俄罗斯妈妈，这一年她84岁了，她身后的冰箱是苏联时期制造的，噪音好像拖拉机一样。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有个冬妮娅，Кира房东有个邻居也叫冬妮娅。她也是个典型的俄罗斯女人，没有丈夫，能干、善良、热情、健壮。苏联刚解体那几年，中国留学生多起来，Кира房东和冬妮娅阿姨不仅腾出自己的房间，还免费帮更多的中国留学生找房源，租金都很低。她们的善良、开朗和无私帮助，让许多中国人在异乡感受到家的温暖。
冬妮娅阿姨在一个体育中心有个女朋友，叫瓦伦缇娜，她在那帮我要了一个办公室。我教俄罗斯医生怎样用中草药外敷和电疗，他们做一次治疗收10块钱，我留5块，他们留5块。退休金不多的老兵和老太太来治病，我们就不收钱，我们收获了更多俄罗斯朋友。一个画家朋友，给我做了一个大广告牌，就放在路边儿上。我们的诊所越来越受欢迎。
这是1993年我和冬妮娅阿姨（左）还有Кира房东（右）的合影。
1996年，我离婚了。1997年，我哥病故，家里的平衡被打破，我只能离开俄罗斯。回国后，因为我有出国背景，别人推荐我去一家国企，后来我做上了副厂长。不久，东北国企改革，企业效益不好，我下岗了，偶尔帮别人跑跑国外业务。
之前在圣彼得堡开诊所时，有个年轻的俄罗斯姑娘来咨询，她手脚干裂，问能不能治，我就去查字典，把这个病症记下来，做成卡片，回国跟一个老中医沟通后，给她寄了一些药。这件小事很普通，却在她心里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时，我33岁，她是19岁的大学生。
我回国后，和她天各一方。她想来中国看我，可她在军工企业做工程师，这种身份的人，和外国人结婚不被允许，办理护照更受限制。她果断离开军企，进入俄罗斯最赚钱的石化公司。
这是2005年9月，我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合影。
有了出境自由，她就飞到中国来找我。当时我是个下岗再就业人员，在国内娶不到媳妇儿。她是高级工程师，从事石化工程设计，薪水很高。她不看我有没有钱，住不住大房子，开不开豪车，她觉得顺眼，凭直觉认定我这个人，就一直追到中国来。
2006年，她从圣彼得堡飞过来。我当时真没什么钱了，因为离婚，钱都给前妻了。但我姐出钱帮了我，我提前三天到北京买了台奇瑞，第二天就开车上机场接她，带着她满世界跑。她也要学开车，跟我学了一下就开上瘾了。回到俄罗斯，二话不说就自己买了一台中国制造的奇瑞，考完驾照就上路了。
这是她在2016年7月驾奇瑞QQ613车。
她每年都飞来看我，我带她到处玩。她喜欢中国文化，她好奇“成天有人请你吃饭，为啥啊？”我说，“人家看我带洋媳妇来，就给我面儿呗”，她追着问，“为什么这样呢？”，我告诉她中国是人情社会。
她说她很难生孩子。可我还是决定和她结婚，她大受感动。2007年，我们结婚了。后来，她竟然给我生了两个娃。我在俄罗斯常居下来。
她叫叶莲娜，但我偏叫她娜塔莎。电视剧《我的娜塔莎》里有个庞天德，庞天德的欧亚穿越就像我，她当然就是那个娜塔莎。她是我的好车友，我们自驾走很多地方，很开心，车轮子是我们的最好伙伴。
这是2007年7月，我们在辽宁岫岩县给新买的摩托车刚上完车牌。这是我的第十辆摩托车。
回到俄罗斯，我经常做的都是不挣钱的事儿，我也不差那几个钱。我经常搭救自驾陷车的车友，看到中国劳务出国的工人过关遇到难题时，我就用自己的经验帮他们过关。不过，给自驾车队做领队却是挣钱的事。跑一大圈儿，把车队带出国门再安安全全带回国，是我最大的满足。当你拼命去挣钱时，你可能挣不到钱，当你努力去做一件好事，钱会自动找你，你不要都不行。
反正我把房子买了，没有什么其他压力了，就每隔两年换一部新车，我都是开最新款的车，都是中国制造的。父亲年轻时喜欢枪、望远镜和无线电，但这些都是日本造。真正的民族解放，那是要发展民族工业，可不是喊口号这样简单，发展中国制造才是最基本的出路。我们这代人比父亲那代人幸运，有机会把自己个人消费这滴水，倾注到伟大的中国制造的洪流中。
每年春秋我都在国内，在国内我还开了公司，做建筑工地配套机具，春秋忙，夏冬没事儿。夏天我自驾游，冬天我就住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不冷，冬天在那儿很舒服。像咱这样的小人物，东一耙子西一棒子地，没发着财，但生活压力不太大，一直过得挺愉快就可以了。回想这一辈子，穷时骑自行车，有钱就买摩托车，钱多一点儿，就开小汽车。还要什么呢？
我那代人很小的时候，家家条件都差不多，骑自行车也能风驰电掣，我们给车轮子一侧别上纸盒，就能发出摩托车的响声，骑一台车可以带三个人，摔个人仰马翻是家常便饭。从少年时代我就喜欢玩车，开上拖拉机俺都兴奋得不得了，就像一个孩子开玩具车一样。
这是2018年12月，我在后贝加尔斯克边疆区开苏式履带拖拉机。
1992年，我第一次开车往返俄罗斯和中国时，少年时对车的梦想又被唤醒。什么时候能自己开车走一趟欧亚大陆呢？
后来有一次回国时，我备足一周食物，带上俄语字典，专门坐了一趟火车，从莫斯科坐到海兰泡，就为了看一眼西伯利亚大平原和贝加尔湖。那时车票要80块钱，火车在西伯利亚大平原上足足跑了144个小时。可它不能停下来，任我攀登雪山和下湖戏水。
这是 1994年的莫斯科—北京的国际列车，我在西伯利亚一个火车站月台上。
2013年夏天，我终于自驾一个月，走了一万五千公里路。从圣彼得堡出发，开往黑海，翻过乌拉尔山，穿越西伯利亚，最后在海参崴口岸出境回国。为了怀一下旧，我专门开到我的俄罗斯第一城—格城。和21年前比，它竟没什么变化。唯一变的是，那时我开苏联产的拉达2105，现在我开中国的东方之子。
格城火车站静得出奇，我差点认不出来。服装批发市场早被取缔了，街道依然干干净净，径直走向通往绥芬河的公路口岸，就到了俄罗斯国门。
这是新的格城城镇牌子，我记得在1992年时，它不是这个样子。
这是2013年8月，我在海兰泡的州际公路上，上面的俄语写的是：莫斯科—海参崴。
到今天，向南，我走到了索契和黑海；向北，我走到了摩尔曼斯克和北冰洋。俄罗斯的85个联邦实体，我走过了77个；欧洲国家有43个，我走过25个。地球在我的车轮子下越变越小。
前一段，我看完了电视剧《莫斯科行动》，那些打打杀杀我都没遇到过，遇到的都是俄罗斯阳光的一面。我可能是比较幸运的一个，感受更多的是文明和温柔的俄罗斯。从我第一次去俄罗斯到现在，已过去整整三十年。我所有的生活都根植于俄罗斯民间，那里有中俄友好的丰厚土壤，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如鱼得水。
*本文由刘开宇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刘开宇本人提供。
*本文在今日头条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