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啃老，年轻人不工作的退路
为逃避就业压力，一些年轻人主动退出社会竞争，缩回家中，靠父母的接济维持生活。他们尽量节省开支、减少社交，以低欲望的姿态活着，甚至靠考公、考编、考学，换取蹲在家里的资格。
“啃老”不易，与父母的对峙拉锯，以及对自我价值的焦虑，驱使他们不停将头探出壳外，在走向社会的路上探索。
蹲在家里
大学刚毕业，何悦悦就从一名天之骄子，变成一个闲散人士。
大四下学期，北京疫情爆发，何悦悦提前离校，回到呼和浩特家中，一边做毕业设计，一边申请留学。2021年7月，她如愿收到新西兰学校的offer，本应奔赴的行程，随着全球疫情爆发戛然而止。新西兰学校发来通知，她所申请的幼儿教育专业不再向海外招生。
人生突然失去方向，家里成为何悦悦唯一的容身之处。
一开始，何悦悦手里还有一笔积蓄，可以心安理得地闲晃。父母心疼她本科期间课业负担重，也建议她在家里休息一阵，还会按时给她生活费。
几个月后，他们的态度悄然转变。爸爸不断劝她去考公务员，妈妈给生活费时总抱怨没钱，家里的气氛微妙而紧绷，几次发生争吵。
每天白天父母去上班，三人只有晚餐时间会见面，吃完饭又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因为缺少交流，摩擦也随之减少。没钱花时，何悦悦也不着急，“他们愿意给就给，不愿意给就算了。”
终于有一天，何悦悦忍不住向父母提出，要搬去老房子住。起初妈妈不同意，认为何悦悦没工作，不需要一套独立的房子，还会令家里减少一笔租金收入。她最终没能拗过何悦悦。
离开父母后，何悦悦过上彻底自由的生活。每天早上8点起床遛狗，回来接着睡到中午。睡醒后就在阳光下看看书，自己煮咖啡。下午去熟悉的咖啡馆坐坐，和老板聊聊天，或者漫无目的地逛公园。为了看电影，她专门买了一台投影仪，晚上接着玩游戏或健身。
在这惬意的生活里，她没忘记正事：偶尔准备留学的语言考试。
日本曾用“蛰居族”一词形容无法就业、放弃就业或逃避就业的年轻人，那是上世纪90年代末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的“就职冰河期”。反观国内，近些年在家待业的年轻人数量也急剧上升。
2019年，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的调查显示，中国65%以上的家庭存在“老养小”的现象，30%左右的青年基本靠父母供养。因回避就业压力，以考公、考编、考研等理由蹲在家里的年轻人，被称作新型啃老族。
研究生毕业后，在互联网公司刚工作不到半年，钟琳就被裁员了。一开始的伤心失意，很快就被蹲在家里的轻松快乐取代。
再也不用每天挤地铁上班，一路小跑到公司打卡了，作息时间突然变得像学生时期一样规律。每天9：00醒来，桌上已经摆好妈妈准备的早餐，包子、花卷、面条、粥，一天变一个花样。吃完饭，妈妈去厨房收拾碗筷，钟琳只需要窝在沙发上看电视节目。她会挑一些最轻松的情感剧或综艺，“完全不用动脑子的那一种”。悬疑剧一概不考虑，“人在放松的时候，根本不想给自己增加任何负担。”
有时候，电视剧只是玩游戏的背景音。失业之前，钟琳游戏玩得很烂，几乎没人愿意和她组队。蹲在家里三个月后，她的排位一点点升高，把账号练到了星耀段位，创下游戏生涯中的最高记录。
图 | 钟琳不工作时出去玩
蹲在北京家中的钟琳，非但没有遭到父母的反对，甚至得到前所未有的支持和包容。此前，因为毕业和工作带来的压力，钟琳患上慢性肾炎。这次回家，被妈妈视作帮她调养身体的好机会。只是那时大家都没想到，她在家里一蹲就是近两年。
母女俩每天形影不离，建立起久违的亲密关系。她们一起去超市买菜、做饭、逛街购物、逛博物馆，主要开销都是妈妈负责。
钟琳不愿否认，这段无所事事的时光，对她来说“非常快乐”。甚至，妈妈也舍不得让她再出去：“找不到工作爸妈养你，要是家里拆迁，就甭出去工作了。”
当理智占据上风时，她还是会觉得羞愧，“作为成年人，整天不工作，脸皮太厚了，我的人生里从来没有啃老的选项。”她试图重新回到正轨，因为害怕再被裁员，开始搜寻体制内的工作，然而进展并不如意。
2019年，和钟琳一起竞争公务员岗位的年轻人大幅上涨。那年国考招录了14537人，共9657个职位，招录规模为近十年最低值。同时报考人数反向走高，平均竞争比高达87.5:1，远高于2018年的58:1。丢失了应届生资格的钟琳，更是没有竞争优势。
退出竞争
2018年毕业后，带着对高额回报和优质福利的期待，钟琳手捧名校研究生的学历，成为一家互联网公司的管培生。没想到，入职仅半年就迎来行业寒冬，一个月时间，部门三分之二的人被陆续裁员。她看着同事们像蚂蚁一样在楼下排队办理离职，“一条队伍远远看不到尽头。”
接到失业通知的前一天，钟琳刚接到领导派发的任务，要写一份企业文化报告。早上她还在发愁怎么写，中午和领导吃完饭回到公司，对方就通知她，“互联网寒潮，公司困难，趁着公司账上还有钱，赶紧走吧。”
钟琳感到这短短几句话信息量极大，一时竟不知道该先消化哪一句。复杂的感受汹涌而来，前一秒她有些庆幸报告不用写了，下一秒就开始掉眼泪。
当天回到家，妈妈正在做饭，得知钟琳失业了，走过来抱着她一起哭：“正好想让你歇歇，这样也挺好。”爸爸下班回到家，也安慰她：“没事，爸爸养你。”钟琳感到心里一块石头落地。
蹲在家里大半年，钟琳一直没放弃找工作。2020年开春，她接到北京一家教育服务中心的offer，机构藏在胡同一栋不起眼的破旧大楼里，并且不提供午饭，这打破了她对事业单位福利高的想象，索性放弃入职。
接下来七个月，她相继投了三十几份简历，全是体制内单位，拿到八个offer，但没有一份工作让她满意。要么因为薪资仅有五千块，要么因为通勤需要三小时。
最后钟琳去了一所职校做心理教师，入校一周，她又后悔了。一次大型庆典彩排，她每天顶着烈日守着学生排练，一种无意义感向她袭来，“难道我这辈子只能这样了吗？”当天辞完职，她再一次缩回家里。
蹲在家里的短暂计划被无限延长，挫败感日益强烈。和朋友聚会时，若被问起想找怎样的工作，钟琳会赶紧用一句“钱多事少离家近”的玩笑搪塞过去。焦虑和迷茫始终在心头萦绕，直到有一天，她发现身上出现一大片一大片的疹子，奇痒无比，只能靠皮肤药来缓解。
2021年，半月谈根据调查发现，原本普遍出现在一线城市的“蹲族”，已开始在二三线城市蔓延。某社交平台上标签带有“蹲族”的小组加起来近七八万人，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家庭条件也不错。除了就业压力，对工作意义和自我价值的怀疑，也是他们逃避社会的动因。
南京大学高等教育学博士生鞠法胜曾对蹲族进行了半年的观察，发现许多人的经历中呈现出一种共性：在家庭教育里，考上好大学是父母对他们唯一的期待，忽视了对兴趣、人际交往、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培养。
十八岁之前，何悦悦一直是一名符合社会期待的好学生。高考那年，她差五分上北大，最后进入一所985高校，圆满完成一个学生的主线任务。但这不过是她压抑内心真实需求的结果。她从小就不喜欢刷题，不喜欢竞争，当别人做卷子时，她在偷偷看闲书。
到了大学选专业时，何悦悦决定顺从自己，凭兴趣选了园林景观。原以为这是一个“可以去户外做田野调查，自由而有趣的学科”，入学后才发现，那不过是招生简介里的漂亮话罢了。
大四下学期，何悦悦决定逃离国内内卷的风气，去新西兰追求自由的教育。但疫情打乱了她的计划，一时间不知何去何从。
蹲在家里的日子，因为失去目标而变得漫长，“啃老”带来的压力也让何悦悦开始动摇。出国留学每年花销至少五十万，这对爸妈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几经思量后，她主动放弃了留学。
不出国了，何悦悦依然没有做好投身职场的准备。加班、应酬、女性歧视，朋友们的一系列抱怨，令她对职场心生抵触。
一个曾在社会评价体系中被赏识的人，突然开始挑战体系的标准，蹲在家里的何悦悦需要学会如何自处。她渐渐发现，“要心安理得地躺倒是困难的，不努力是会产生愧疚和自责的。”在家里蹲久了，她开始陷入自我怀疑：“我是不是在浪费时间？是不是个废物？是不是落后同龄人了？”
对自我价值的怀疑和否定，同样也困扰着游鹿。高考那年，他以全国第九名的成绩考取东华大学服装设计专业，却遭到母亲的反对。母亲认为这不是男孩该学的专业，替他选了“更好就业”的工业设计。
读了一个不感兴趣的专业，游鹿学不好，也不想学，但妈妈的强势让他不敢反抗。在这个单亲家庭里，母亲是绝对的权威，从小到大，母亲从不放松对他的要求。一次游鹿作业做错了，一把小刀飞过来，在他额上留下一道疤。后来母亲甚至都不记得这件事。
这种控制关系最终在强烈的对峙中脱轨。大一结束后，游鹿以跳楼威胁，办了休学，回到家经常和母亲陷入争吵，严重时两人甚至互扇巴掌，东西被砸得稀烂。直到有一天，母亲拉上他一起去看心理医生。
在心理医生的指导下，母子俩尝试缓解矛盾，重建亲子关系。等到大四毕业，游鹿提出不想做跟专业对口的工作，决定窝在保定家里，这次得到了母亲的默许，“只要不犯法，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蹲在家里的每一天，游鹿都和几个在家待业的发小混在一起，去街上游荡，去网吧打游戏，不玩到凌晨四五点不会睡觉。“就是毫无压力，报复性地玩。”游鹿说。
那段时间，母亲也因疫情在家办公，每天负责给游鹿做饭。他能感到母亲在努力克制对自己的不满，可能是听从了心理医生的建议，想尊重他的选择，等他玩够了再去找工作。
然而混沌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游鹿自己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收心，甚至越来越迷茫，“人一旦在舒适区待久了，就不愿意跳出去，就想一直这么过下去。”
走向社会
受够了无所事事的日子后，何悦悦决定走出门，“人没事干又不思考是会疯掉的。”她选了一家精品咖啡店，跟着店长学做咖啡、磨豆子、拉花，每完成一杯咖啡，都带给她久违的充实感，她很快在店里独当一面。但时间一久，一成不变的生活再次让她感到无聊。
离职后，何悦悦转而去宠物店打工。在这里，她完整经历了一轮职场文化的“洗礼”。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6点，她在店里喂狗、洗狗、打扫笼子。忙起来一周只能休息一天，晚上还要加班，“早9晚9，俗称996。”有时候，如果老板还没走，员工就按点下班了，也会被批评。何悦悦无法接受这套规则，再次离职了。
图 | 何悦悦工作过的宠物店
受到朋友的邀约，何悦悦决定创业，与其合开一家自习室，每人投入五万左右，妈妈主动补贴了她两万。在呼和浩特这座小城，自习室的生意很快见顶，除了考研期间能坐满，其他时候都冷冷清清。今年三月，自习室所在的大楼还因为疫情被封控了两个月。何悦悦意识到，这也不是一份能坚持下去的营生，几个月后终于将它关掉。
为了打发宅在家里的无聊，游鹿的想法更加天马行空，他计划了一场跨越半个中国的摩旅。
两个月里，他骑着摩托车，一路从保定玩到南京、顺德、佛山，又去了河南、陕西、甘肃、新疆。那是一段快乐自在的日子，也抚平了他内心的一些愤怒。在佛山，他看到满街都是开保时捷的人，不由感叹世界的参差；在大西北，他看到农民在光秃秃的梯田上刨食，又被那种生命的韧劲打动。
图 | 游鹿骑摩托车旅行
结束摩旅之后，游鹿决定重新开启生活。由于还没准备好进入职场，他选择通过送外卖作为过渡。
刚开始跑单，游鹿想试试自己的极限，最忙的时候一天跑十几个小时。去年平安夜送餐，险些出车祸。过十字路口时，游鹿感觉放在踏板上的蛋糕快掉下去，低头去看蛋糕，刚一抬头，一辆黑色SUV正掉头开过来，他赶紧刹车，“万一速度没降下来，人就飞了。”
当天晚上，游鹿在蛋糕店遇到当地外卖排行榜上的榜一大哥，大哥眼睛充满血丝，厚厚的手套摘下来，手都冻成青紫色，控制不住地发抖。游鹿同情他，转头一想，自己也一样，“拿命换钱，人在工作面前变成一个异化的符号。”
送了七个月的外卖，游鹿感到自己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不再沉浸在自我的感受中，没有那么多敏感情绪了，对人有了更多换位思考的理解。
后来，朋友邀请游鹿加入他在南京的设计工作室，和工业设计专业对口。这次游鹿欣然接受，他的考虑很务实，“我想先挣钱，再实现人生梦想。”
德国作家贝恩德.布伦纳曾讨论过躺卧的价值，“躺卧不等同于消极或懒惰，它可以是一种反抗，一次整合思绪或改变看法的机会。”因对自我价值陷入怀疑的蹲族，常常会借这段缓冲期重新调整甚至降低预期，积极寻求“脱蹲”。对他们来说，适应社会是始终无法回避的命题。
从职校辞职当天，钟琳和妈妈去看了刚上映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当看到哪吒无论做什么，都能得到父母无条件的爱护和支持时，钟琳想到了自己。她坐在电影院嚎啕大哭，长期积压的情绪突然找到出口。回来后她做了一个决定：重新考博。
钟琳把考博视作对人生偏离轨道的一种补救，寄望于拿到博士学位，重获应届生和党员身份，换取在就业市场的主动权。2020年夏天，在收到博士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长期以来对父母的内疚感消失了。
回想过去两年待业的日子，钟琳觉得很可惜，“年轻人的时间是用来进步和成长的，但这两年我什么都没积累。”她计划毕业后进入高校，当一名行政老师，“既没有学术的压力，也能有稳定的生活。”
网络上一个名为“逆社会时钟小组”里，有超过7万5千人分享人生脱轨的故事，很多年轻人都希望通过考研、考博来开启新生活。何悦悦的选择也是如此。
放弃留学计划后，何悦悦报考了北大的非全日制研究生，并于今年9月入学。重归校园让她找回了内心的价值感。一次，她在一门名为“性别与家庭”的课上发言，表达了作为女性主义者的立场，以及对女性处境的共情，赢来一片掌声和称赞。这让她体会到一种久违的认同感，“校园让我还有时间、有条件去探索自我。”
生活在校园，何悦悦仍需要家庭供养，妈妈每个月会给她五千块生活费。她想过去打零工，被妈妈驳回了，叮嘱她在学校好好学习。何悦悦的心理负担也由此卸下，“在我爸妈看来，考上北大是完成了光宗耀祖的任务，在北大学习的价值远远高于工作价值。”
至于未来的工作，何悦悦还不想去思考，她对职场依然充满抵触，“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我一直都是龟兔赛跑里的兔子，跑累了就一定要停下来休息。”
*文中部分人物信息有模糊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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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时，“孩子王”孟正宏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吹捧他那因贩毒而被枪毙的父亲，立志以后也要像他父亲那样厉害，“为此，我可以付出任何代价”。
为了追赶父亲的脚步，孟正宏初三毕业就“子承父业”，最终自己被判无期徒刑不说，他弟弟也被害得坐了牢，母亲因此而自杀，他们家的别墅也成了“鬼宅”——真可谓是家破人亡。而这些，我之前零零碎碎听村里人说过，但并不全面，直到今年五一，在小学同学的婚礼上，我才完整地了解了他和他父亲的故事。
1
我的老家地处西北偏远农村，上世纪90年代，这里一度毒品泛滥。起初，许多人吸毒是因为无知，不知那些“白面”为何物，便在有心人的怂恿下染上毒瘾，家破人亡。
有人吸毒就有人贩毒。贩毒所带来的暴利，给生活在这片贫瘠土地的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当时，有些“运气好”的人，去一趟云南回来，家里的钢筋混凝土新房便拔地而起，各种新款家电、摩托车、汽车一应俱全。因此，一些盲目又胆大的人，抱着一夜暴富的心态，纷纷开始效仿。
孟正宏的父亲孟永祥就是这样的人。
孟永祥当时二十岁出头，不想继续像父辈们那样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在村里老毒贩孟朱的“点拨”下，踏上贩毒的道路。早先，孟永祥只做孟朱的马仔，替他运毒、零售“小包”，挣些小钱。几年后，不甘屈居人下的孟永祥，凭借自己积累的人脉，自立门户。买卖较大时，他才会跟孟朱合作，借助他的“能量”，以保障交易的安全性。
孟永祥贩卖的毒品都是从云南入境，经兰州中转，一部分销往新疆、青海、宁夏，另一部分则运回本地——追根溯源，我们村镇祖上同宗，七绕八弯都是一脉相承的血亲，孟永祥就这样踩着“兄弟姐妹”们的肩膀，迅速打开本地市场，在县城以及各大村镇的KTV、酒吧、舞厅、台球厅等鱼龙混杂之地贩售毒品。没多少时日，他就在村里盖了一栋阔气的别墅，提了两辆新车，一辆越野车，一辆轿车，像两只神兽一般趴在别墅楼前，威武霸气。那时的孟永祥还不到30岁，这一副“少年得志”的派头，惹得村镇不少年轻人眼红，纷纷踏上跟他相同的“致富”道路。
2002年9月秋收之际，孟永祥、孟朱及孟朱的堂侄一行3人前往云南“进货”。他们将毒品装进几个半米高的花瓶底部，然后用泥土覆盖，顶部又插上鲜花，伪装成普通绿植放在后备厢，准备开车一路北上。没想到，他们还没出云南，就被警方抓获了。
他们这次所涉毒品数量巨大，若真要判刑，3人都没有好下场。但孟朱“能量”巨大，即使远在云南，也有人替他花钱周旋关系——前提是必须要有一个替罪羊，揽下所有罪责。孟朱自然不会让自己的堂侄有事，于是果断把孟永祥给“卖”了。
就此，孟永祥被判死刑，孟朱的堂侄被判7年有期徒刑，在孟朱的“打点”下，只坐了4年牢就出来了。孟朱则被判3年有期徒刑，但没到半年就出狱了——4年后他再次被捕，那时他的“保护伞”已倒，鉴于他犯罪情节特别恶劣，身负命案，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家族中与他有贩毒牵连的男性也都一一被判刑，只剩下妇孺老幼——此乃后话。
孟永祥死后，尸首被运回家乡举行葬礼。当地有些富裕家庭死了人，会在出殡时将撒的纸钱换成面值较小的真钞，任由孩童拾取，用孩子们的喜悦来洗涤死者的罪行。那时我还小，不懂其中的隐晦之意，只听我妈说孟正宏家有钱，他爸的葬礼上肯定撒真钱，于是便跟同村的小伙伴一起蹲在祠堂门前，等着捡钱，以补贴家用。
出殡撒钱时，我们一拥而上，各显神通，都争取多捡点钱。这时，孟正宏突然脱离送殡的队伍，看着手忙脚乱捡钱的我们，好奇地问：“你们在干什么？”他穿着干净的孝服，手中拿着一个我们都没见过的玩具，眼角挂着泪，显然刚刚哭过。
有个小伙伴抽空回答他：“捡钱。”
“……这能有多少钱呢？”他脱口而出，眼神中满是不可思议，仿佛我们在拾荒一样。
孟正宏的这句话，瞬间拉开了他与我们的距离。在我们看来，捡到的钱可以买一包盐、一瓶醋、一袋米甚至一袋面。可在他的眼中，这些钱只不过是他一两天的零花钱——他当时只有8岁。后来听他说，他爸生前经常让他给村里的叔叔们送“东西”，送完后给他的零花钱，比我家一个月的生活支出还要多。所以孟正宏从小就知道用钱、零食或各种稀奇的玩具笼络人心，让所有人都听他的话，给他当“小弟”，跟着他干各种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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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永祥虽然死了，但他生前也算“居安思危”，提前给老婆孩子留了许多“备用钱”。孟正宏的母亲蒋招弟是个本分的农村妇女，并未对这些钱有合理的规划，还将一部分钱交由娘家赌徒弟弟保管。她心疼孩子们早早失去了父亲，对他们极度溺爱，但凡孟正宏张口要钱，只要数额不算太过分，她都会答应。
2004年，孟正宏超龄入学，同我一个班。他依然花钱买零食、玩具笼络人心，在学校继续称王称霸，到处惹是生非，不是无端跟人斗殴把同学打进医院，就是划别人车、砸别人玻璃……四年级时，孟正宏给自己买了一部翻盖手机，还买了个MP4，堂而皇之地在教室后面看黄色视频，好几个女老师都被他气走了。可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得意洋洋地说：“不管出了什么事，我家都能用钱给我摆平。”
事实也的确如此，每次孟正宏惹事，蒋招弟都会用“花钱赔偿”给儿子摆平。因此，孟正宏对钱有种近乎迷信的崇拜，进而对自己那个很会“挣钱”的父亲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时我爸已经挣了很多钱，但他就是闲不下来，想再多挣点。被抓后，要是花钱找找关系，他也不至于被枪毙，我爸当时以为孟大爷（孟朱）有关系，不用浪费钱……”末了，他便宣称将来也要像他爸那样挣很多钱，“做个真正的男人”。
那时，老家的禁毒工作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学校也常常联合禁毒办定期开展禁毒宣传教育会，普及禁毒知识，我们一帮小孩也对毒品都有了基本的认识，但这仍浇不灭孟正宏“子承父业”的决心。他这种“危险”言论迅速传到班主任耳朵里。班主任及时上报学校，同校长及禁毒办的同志一起做孟正宏的思想工作，教他明辨是非，让他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老师面前，一向嚣张的孟正宏表现得像个乖娃娃，表示自己只是说说而已，“绝不会去做违法乱纪的事情”。
小学毕业后，孟正宏去了县中学就读，寄宿制，这让他彻底脱离了家庭的控制，拜了几个社会上的混混做“大哥”，经常翘课跟着他们泡吧打游戏。因为有“大哥”们保驾护航，孟正宏在学校里目空一切，频频招灾惹祸。在他初中3年，蒋招弟不是在给人道歉赔钱，就是在道歉赔钱的路上。
但孟正宏并不领情，还总黑着脸问母亲要钱，别的同学三五十块钱就能过一周，而他一周得花出去一两千——除了自己的开销，还得兼顾那几位“大哥”的日常消费。在这样的挥霍下，孟永祥当初留下来的那些钱逐渐缩水，孟正宏再要钱时，蒋招弟便会谨慎地问清楚钱的用途，还会劝他省着点花。每当这时候，孟正宏就特别不耐烦，“你给我钱就是了，哪来那么多废话？”有次被唠叨得怒了，还差点动手打了亲妈。
中考前一周，酷暑难耐，孟正宏翘课，弄了辆摩托车，载着女友去游泳。路上经过一处转弯时，因车速过快，与迎面一骑自行车的老者相撞。孟正宏和他女友命大，全身多处擦伤，但并无大碍，而那位本来就有病的老者送去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为了不让死者家属追究儿子的责任，蒋招弟要回了寄存在弟弟那儿的钱——但只要回了一半，另一半被她弟赌掉了，自己又添了些，赔偿了30万，才算摆平此事。
这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胆大妄为的孟正宏第一次感受到了恐惧，他整整在家待了一个月，没怎么出去鬼混。但等他缓过来后，这次事件却成了他炫耀的资本，他逢人便说：“一个老头儿，居然值30多万，真他妈不可思议。”我们都听得出这句话背后的意思——你看，我家就是有钱，即使我撞死了人，也能花钱摆平。
殊不知，他即将要迎来人生的转折。
这年9月，孟正宏18岁生日当天，女友和他那几个“大哥”在县城KTV为他庆生。女友不知从哪弄来一些“白粉”作为送给他的生日礼物，让他尝尝，说这东西不仅能壮胆，还能让他忘记不愉快的事情，特别舒服。孟正宏当然知道这东西一旦上瘾就戒不掉，他立志要像父亲那样挣大钱，但从没想过要染指毒品——小时候，他替他爸送“东西”时，见过瘾君子们痛不欲生的模样，不愿重蹈覆辙。
可众人一个劲儿在旁边起哄，其中一位“大哥”给他做了示范，还挑衅道：“要是不尝尝，就不是真男人。”最终，孟正宏只好尝了一口。
有了第一次，便有第二次、第三次……渐渐地，他越陷越深，钱越来越不够花，朝他妈要钱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可经过车祸一事，他家里的钱已所剩无几，实在搞不到钱而又毒瘾难耐的孟正宏便开始了偷、抢、骗……同样染上毒瘾的女友为了挣钱，也开始去卖淫。二人通过各种龌龊手段来缓解自己的痛苦。当时孟正宏也想过要贩毒，以贩养吸，只是苦于没有门路。
吸毒的那段光阴应该是这位没落的公子哥最艰难的日子，他精神萎靡，变得人鬼不像，鲜少露面。后来他跟人说起这段经历时，仍心有余悸，直言：“人可以贩毒，但万万不可以吸毒。”
2013年的冬天，孟正宏和他对象在出租屋吸毒时被抓，强制戒毒1年。戒毒结束后，孟正宏确实戒掉了毒瘾，却未戒掉想靠贩毒挣大钱的心——他决意要像父亲那样“再创辉煌”。听说戒毒期间，他结识了一位“朋友”，那人搭桥让他在一个毒贩手下做事，维持生计。所谓“老鼠儿子会打洞”，孟正宏摸清门道后，便像他父亲当年那样自立门户，开始贩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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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钱的孟正宏，恢复了张扬。有次放假回家，我在村口的桥头碰到他。见我背着书包，他问我“还在上学吗？”我点点头，他就搂过我的肩，聊起小学、初中的“峥嵘岁月”，然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读书有什么用呢？读一辈子书，也挣不到我这一辆车的钱，还不如跟着我干……”
这时我才注意到，他的身后停着一辆白色的宝马车。
我笑着问：“你的？”
“当然，刚提的，新车。”他重重地点头，又问，“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干？”
我果断拒绝他：“我胆小，只适合上学读书，哪怕一辈子也买不起你这样的车，我也心甘情愿。”
过后我才知道那是他租来的车——那段时间，他每天都开着不同的豪车，停在人们必经的桥上，摆弄着他的新款手机，给路人发中华烟，秉承一贯的高调姿态，仿佛在告诉人们，那个有钱的他又回来了。或者说，他想以这样的方式拉人入伙——除了我，他还拉拢过好几个老同学，但大家都拒绝了他。
他想拉拢的人没有上钩，倒是我的小学同学“瞎子”孟德华主动找上了他。孟德华有白内障，小学毕业后就去兰州打工了。那段时间，瞎子赌债缠身，债主扬言若不按时还钱就要卸他的胳膊。他只好逃回老家躲债，正巧听说孟正宏“飞黄腾达”了，便闻讯赶来。
上学时，瞎子就是孟正宏的“小弟”，两人经常合伙欺负同学，还曾公然在一个女老师的课上“打飞机”，比谁射得远，可谓是交情匪浅。瞎子能来入伙，孟正宏自然是欢迎，他还承诺，只要瞎子好好干，那些赌债很快就能偿清。
起初，瞎子老老实实地听从孟正宏的安排，给他当“马仔”，每天骑着摩托到县城的宾馆、酒吧、KTV、公园以及河边等地“散货”，从而降低孟正宏暴露的概率。1个月后，孟正宏替瞎子还清赌债，又另给他2万现金，让他去赌了个痛快。随后，孟正宏又给瞎子置办了一身行头，配备最新款的手机，开着租来的豪车，带他出入各种风月场所，好不快活。
表面看起来，相较于其他“马仔”，孟正宏与瞎子最亲近，瞎子在“马仔”里也确实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但孟正宏从不让瞎子触碰他的“核心业务”——他的上线是谁，他的进货渠道以及交易方式都非常隐秘。每次“进货”，孟正宏都孤身前往，即便瞎子主动要求一起去，孟正宏也从来都不带他，说“这样更安全些”。但瞎子不这么认为，有时跟同学们说起他和孟正宏的事时，一再强调说是孟正宏亏待了他：“他不就是担心我会取而代之嘛，所以便处处提防着我喽。”
孟正宏那段时间靠贩毒挣得盆满钵盈，不仅买了一辆水泥罐车，雇人替他跑运输，还入股了我们村孟二伟（也是一名毒贩）开在市里的一家宾馆作为他的贩毒窝点，同时也用于洗白毒资。而瞎子除了还清赌债外，根本没存下什么“家产”，他逐渐心生不满，便跟孟正宏挑明心意，想要成为“合伙人”——风险一起担，利润也一起分。
孟正宏虽然“为人阔绰”，但对钱格外敏感，他曾说过，“我有钱我可以给你，但你不能伸手朝我要”。所以他便找借口搪塞瞎子，还打发给他1万，让他去赌场好好潇洒一番。见钱眼开的瞎子拿到钱时的确是暂时消停了。不过，钱输光后，他再次提出了入伙的要求，前后不过一天时间。这让孟正宏无比恼怒，他本是睚眦必报之人，瞎子的贪婪触怒了他，于是便思量着如何踢瞎子出局，但又担心瞎子会揭发他。两难之际，孟二伟给他出主意，让他用毒品控制住瞎子，说这样瞎子便会死心塌地地跟着他，不再乱提要求，而且也能放心地将部分生意交给瞎子，降低自身风险，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贩毒的安全。
孟正宏一开始很犹豫，毕竟同学一场，他于心不忍。但瞎子一再得寸进尺，反复威胁孟正宏，“光脚不怕穿鞋的，如果不让我入伙，就把你贩毒的事抖出去”。孟正宏便下定决心，假意答应让瞎子入伙，然后寻机让他染上毒瘾。待瞎子回过神来后，就已经完全离不开毒品了，而在这种状况下，他除了抱紧孟正宏的大腿外，别无他法。
控制住瞎子以后，孟正宏对他放心了许多。2016年初，孟正宏让瞎子拿着20多万现金去跟他的上家“拿货”。提着这些钱，好赌的瞎子手痒起来，想着先去赌场碰碰运气，然后再去拿货。起初，瞎子的手气很好，赢了好几万，以至于都忘了“正事”，加之他手机没电，孟正宏怎么也联系不上他，以为他拿钱跑路了，四处找他，发誓找到他就要打断他的腿。
等瞎子想起还有“要事”在身时，赌场的人却不放他走了——是啊，哪有赢钱就走的道理呢？他只能继续赌下去。当孟正宏找到他时，他已经将“进货钱”快输完了。孟正宏把他痛揍一顿，瞎子为证明他不是拿钱跑路、只是好赌博，砍掉了自己左手的小拇指和无名指，但孟正宏可不管这些，找人替他简单包扎后，就把他关在宾馆的隐秘小隔间里，不给他饭吃，也不给他毒吸，让他足足难受了两天。
为了补上缺口，之后几个月里，孟正宏让瞎子到处散货，还派他去了趟云南拿货，工作量比之前大了许多。
2016年6月我们高考那会儿，警方接到举报，对孟二伟的宾馆进行突击检查，但提前得到消息的孟正宏在孟二伟的庇佑下，早就打点好了关系，做足了准备。警方虽没有检出什么，但孟正宏也因此被列入监控名单。
事后，孟正宏听说是小学同学孟强举报的他，就雇人天天到孟强常去的台球厅，故意找茬。孟强脾气暴躁，一向是他找别人的茬，没有别人欺负他的道理，于是不问缘由便跟对方打起来。孟强没有正经工作，此前与瞎子曾一起混过社会，还因打架斗殴一起被拘留过，可谓是蹲过号子的“过命兄弟”。有同学说他是为了替瞎子出口气才举报的孟正宏，也有人说，孟强之前也想跟着孟正宏干，但被拒绝了，就此心生不满，遂报复——不过这都是同学们的说法，孟强自己从来都不承认，后来他因肇事逃逸被判3年，这件事就更无从得证了。
知道自己被警方盯上之后，孟正宏将毒品生意全部停了下来，专心经营宾馆和水泥罐车的运输生意。此时嗜毒和赌如命的瞎子却成了他最大的隐患——若对瞎子置之不理，没毒可吸的瞎子一定会出卖他；若一直管着，瞎子就像无底洞似的，一定会掏空他。
可是那么大一个活人，又能把他怎么样呢？
那阵子，孟正宏和瞎子都回了老家。孟正宏比之前低调了许多，逢人不再高谈阔论他的“毒品致富论”，而是开始洗白自己，说自己现在做的都是正经生意。瞎子“宅”在家中，很少在外露面。自打回来以后，他们俩似乎没有了任何交集——至少白天没有人看到他们有过接触。人们都说他俩闹掰了，向孟正宏求证，他只笑笑不言语。
2个月后，瞎子突然被发现死在山上的一处洞穴里，发现时尸体已经发臭，身上爬满了蛆虫。
小时候，我们镇子里吸毒致死的人不在少数，山上的洞穴里、河边的草丛间以及破旧的宗祠中经常能发现瘾君子的尸体。对于吸毒致死的瘾君子，人们全然没有好感，反应也很淡漠：“活该！谁让他吸毒呢！”——人们只会庆幸他死了，庆幸镇上的瘾君子又少了一个，庆幸他可怜的父母就此解脱。
瞎子的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此前只知道他跟着同学在市里上班，待遇不错——瞎子还算孝顺，会经常给他们打钱——但他们并不知道儿子吸毒的事。回家那段日子，瞎子“深居简出”，精神状态异常，睡眠时间黑白颠倒，易怒，往往没跟他们说两句话就会吼起来，与之前简直判若两人。对于儿子的死，除了悲痛外，他们只有自责：“都怪我们没有管好他，才让他染上了那玩意，都怪我们……”
警方对这件事情进行了简单的调查，据说还传讯了孟正宏，但之后很快便判定瞎子是吸毒过量致死，排除了他杀。
后来，在与同学们的聊天中，我了解到，那段时间瞎子所吸食的毒品其实仍由孟正宏供给。为安全起见，孟正宏和瞎子从来不会通电话、发消息，每到中午，孟正宏的弟弟孟正伟都会按照哥哥的指示，将东西送到指定的地点，每天换一个不同的地方，7天为一个循环。
瞎子的死，是不是孟正宏刻意为之，谁都不得而知。但听说瞎子死后，孟正宏又开始贩毒了。那时他的生活已变得非常奢靡，吃穿用度都是大牌，习惯了赚快钱的他，估计是很难放下手头的生意吧。
4
再说说孟永祥的小儿子孟正伟。
孟正伟似是得了他哥孟正宏的真传，为人极其嚣张。上学时在学校里从不穿校服，经常戴着一块金灿灿的阿玛尼手表，穿得像“精神小伙”一样，到处晃悠，特别亮眼。他经常挑事，动不动就跟人打架，打不过就找他哥来。尽管自己干的是不法行当，但孟正宏却希望弟弟能好好学习，考取大学，因此对他是有求必应。但养尊处优的孟正伟就像当年的他一样，眼里除了钱外，哪还有“学习”二字？
2017年，读高三的孟正伟在KTV认识了一个姑娘，搞大了人家的肚子，闹得满城风雨，被学校开除了学籍。孟正宏作为“家长”，出钱让那个姑娘打胎，给了她10万补偿金。为了不让弟弟再生事端，孟正宏在宾馆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不让他闲着。
孟正宏在家虽没有明说自己贩毒，但蒋招弟也能从大儿子的行事做派中看出来他在走父亲的老路。想当初，她也曾劝过丈夫不要贩毒，但丈夫似是走火入魔般，不仅不听劝阻，还以阻挠他挣钱为由将她打了一顿，最后落得枪毙的下场。她知道大儿子跟丈夫一样，不会听她的劝，便默默在心里为他祈福，希望他不要有事。
孟正伟搞大了女孩的肚子，让蒋招弟意识到，自己该给两个儿子找媳妇了——一是防止他们再做出格的事，二是她知道贩毒的没有一个好下场，想要给孟家留后。
蒋招弟便张罗着要给孟正宏相亲说媒。23岁的孟正宏也理解母亲的不容易，想着自己和弟弟一向在外混，不肯搬到市区的母亲孤身一人在村里，确实需要有人陪伴照顾，便欣然同意。在母亲的安排下，孟正宏很快相中邻村的一个女生，17岁，初中肄业，厨艺好，人老实乖巧，没什么花心思，娶进来可以安分地陪伴母亲。女方家长也很中意多金的孟正宏，未经女生同意就订下了婚，约定2018年的五一完婚。
2017年年底，替孟正宏开水泥罐车的司机夜间疲劳驾驶，撞死了一个小孩。作为老板，孟正宏赔了100多万才算了事。这次赔偿让他元气大伤，于是加快了“出货”的速度。为扩大市场，也为摆脱上家对货源的“垄断”，孟正宏不知从哪搭上的线，决定从云南运一批毒回来。但他知道自己目标太大，于是指派弟弟孟正伟去。孟正伟是个大嘴巴，他哥交代给他的事，都被他当作炫耀的资本说给别人听，临走前，他跟刚谈上的女朋友说：“我哥答应我，等我这趟回来就要给我买辆车。”
天网恢恢，孟正伟运毒的回程中被警方抓获。他是个软骨头，被抓以后，立马就供出了哥哥。
警方抓捕孟正宏那天，他刚从市里回到老家给生病的蒋招弟送药。听说抓捕过程中，孟正宏为了逃跑，从他家二楼的高墙往外跳了下去，摔断了右腿。蒋招弟眼睁睁看着大儿子从她眼前被带走，很快又得知二儿子已被抓捕的消息，万念俱灰，晕厥了过去。
警方根据孟正宏的口供，迅速将他的上线以及孟二伟一干人等抓捕归案。最终，孟正宏被判处无期徒刑，孟正伟被判10年有期徒刑。
孟正宏被判刑后，他的未婚妻也取消了婚约。蒋招弟不堪重负，望着空荡荡的大别墅，整日以泪洗面。渐渐地，她变得精神失常，时常胡言乱语。有时在街上碰到，她蓬头垢面，两眼无神地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看到像她儿子那般大的人，便会冲上去，抓着对方的手，反复地喊道：“宏儿，伟儿……”
2018年年底，正值寒冬，蒋招弟在偌大的别墅里服药自尽，被发现时，已经死了一周，尸体都已冻僵。
后记
今年7月份，老家突发疫情，我作为志愿者，带领医护人员挨家挨户做核酸。途经孟正宏家落满尘埃的“鬼宅”时，来自外地的医护人员们感叹道：“在这样的地方，居然还有这么漂亮的别墅。”不过，听了孟家父子的故事后，他们瞬间对这栋豪宅没了兴趣。
同为志愿者的孟占明（孟正宏的邻居，他儿时的好友）听我说完，纠正说：“瞎子的死应该就是孟正宏刻意为之的，因为那段时间我们俩经常在他家打游戏，有天晚上我俩喝了点酒，他有点小醉，跟我吐槽说瞎子太贪心了，隐患太大，他要想办法除掉他，那之后不久瞎子便死了……”
我不禁愕然——贩毒的人心够狠，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本文人名皆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