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le

为逃避就业压力,一些年轻人主动退出社会竞争,缩回家中,靠父母的接济维持生活。他们尽量节省开支、减少社交,以低欲望的姿态活着,甚至靠考公、考编、考学,换取蹲在家里的资格。

“啃老”不易,与父母的对峙拉锯,以及对自我价值的焦虑,驱使他们不停将头探出壳外,在走向社会的路上探索。

蹲在家里

大学刚毕业,何悦悦就从一名天之骄子,变成一个闲散人士。

大四下学期,北京疫情爆发,何悦悦提前离校,回到呼和浩特家中,一边做毕业设计,一边申请留学。2021年7月,她如愿收到新西兰学校的offer,本应奔赴的行程,随着全球疫情爆发戛然而止。新西兰学校发来通知,她所申请的幼儿教育专业不再向海外招生。

人生突然失去方向,家里成为何悦悦唯一的容身之处。

一开始,何悦悦手里还有一笔积蓄,可以心安理得地闲晃。父母心疼她本科期间课业负担重,也建议她在家里休息一阵,还会按时给她生活费。

几个月后,他们的态度悄然转变。爸爸不断劝她去考公务员,妈妈给生活费时总抱怨没钱,家里的气氛微妙而紧绷,几次发生争吵。

每天白天父母去上班,三人只有晚餐时间会见面,吃完饭又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因为缺少交流,摩擦也随之减少。没钱花时,何悦悦也不着急,“他们愿意给就给,不愿意给就算了。”

终于有一天,何悦悦忍不住向父母提出,要搬去老房子住。起初妈妈不同意,认为何悦悦没工作,不需要一套独立的房子,还会令家里减少一笔租金收入。她最终没能拗过何悦悦。

离开父母后,何悦悦过上彻底自由的生活。每天早上8点起床遛狗,回来接着睡到中午。睡醒后就在阳光下看看书,自己煮咖啡。下午去熟悉的咖啡馆坐坐,和老板聊聊天,或者漫无目的地逛公园。为了看电影,她专门买了一台投影仪,晚上接着玩游戏或健身。

在这惬意的生活里,她没忘记正事:偶尔准备留学的语言考试。

日本曾用“蛰居族”一词形容无法就业、放弃就业或逃避就业的年轻人,那是上世纪90年代末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的“就职冰河期”。反观国内,近些年在家待业的年轻人数量也急剧上升。

2019年,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的调查显示,中国65%以上的家庭存在“老养小”的现象,30%左右的青年基本靠父母供养。因回避就业压力,以考公、考编、考研等理由蹲在家里的年轻人,被称作新型啃老族。

研究生毕业后,在互联网公司刚工作不到半年,钟琳就被裁员了。一开始的伤心失意,很快就被蹲在家里的轻松快乐取代。

再也不用每天挤地铁上班,一路小跑到公司打卡了,作息时间突然变得像学生时期一样规律。每天9:00醒来,桌上已经摆好妈妈准备的早餐,包子、花卷、面条、粥,一天变一个花样。吃完饭,妈妈去厨房收拾碗筷,钟琳只需要窝在沙发上看电视节目。她会挑一些最轻松的情感剧或综艺,“完全不用动脑子的那一种”。悬疑剧一概不考虑,“人在放松的时候,根本不想给自己增加任何负担。”

有时候,电视剧只是玩游戏的背景音。失业之前,钟琳游戏玩得很烂,几乎没人愿意和她组队。蹲在家里三个月后,她的排位一点点升高,把账号练到了星耀段位,创下游戏生涯中的最高记录。

imagev
图 | 钟琳不工作时出去玩

蹲在北京家中的钟琳,非但没有遭到父母的反对,甚至得到前所未有的支持和包容。此前,因为毕业和工作带来的压力,钟琳患上慢性肾炎。这次回家,被妈妈视作帮她调养身体的好机会。只是那时大家都没想到,她在家里一蹲就是近两年。

母女俩每天形影不离,建立起久违的亲密关系。她们一起去超市买菜、做饭、逛街购物、逛博物馆,主要开销都是妈妈负责。

钟琳不愿否认,这段无所事事的时光,对她来说“非常快乐”。甚至,妈妈也舍不得让她再出去:“找不到工作爸妈养你,要是家里拆迁,就甭出去工作了。”

当理智占据上风时,她还是会觉得羞愧,“作为成年人,整天不工作,脸皮太厚了,我的人生里从来没有啃老的选项。”她试图重新回到正轨,因为害怕再被裁员,开始搜寻体制内的工作,然而进展并不如意。

2019年,和钟琳一起竞争公务员岗位的年轻人大幅上涨。那年国考招录了14537人,共9657个职位,招录规模为近十年最低值。同时报考人数反向走高,平均竞争比高达87.5:1,远高于2018年的58:1。丢失了应届生资格的钟琳,更是没有竞争优势。

退出竞争

2018年毕业后,带着对高额回报和优质福利的期待,钟琳手捧名校研究生的学历,成为一家互联网公司的管培生。没想到,入职仅半年就迎来行业寒冬,一个月时间,部门三分之二的人被陆续裁员。她看着同事们像蚂蚁一样在楼下排队办理离职,“一条队伍远远看不到尽头。”

接到失业通知的前一天,钟琳刚接到领导派发的任务,要写一份企业文化报告。早上她还在发愁怎么写,中午和领导吃完饭回到公司,对方就通知她,“互联网寒潮,公司困难,趁着公司账上还有钱,赶紧走吧。”

钟琳感到这短短几句话信息量极大,一时竟不知道该先消化哪一句。复杂的感受汹涌而来,前一秒她有些庆幸报告不用写了,下一秒就开始掉眼泪。

当天回到家,妈妈正在做饭,得知钟琳失业了,走过来抱着她一起哭:“正好想让你歇歇,这样也挺好。”爸爸下班回到家,也安慰她:“没事,爸爸养你。”钟琳感到心里一块石头落地。

蹲在家里大半年,钟琳一直没放弃找工作。2020年开春,她接到北京一家教育服务中心的offer,机构藏在胡同一栋不起眼的破旧大楼里,并且不提供午饭,这打破了她对事业单位福利高的想象,索性放弃入职。

接下来七个月,她相继投了三十几份简历,全是体制内单位,拿到八个offer,但没有一份工作让她满意。要么因为薪资仅有五千块,要么因为通勤需要三小时。

最后钟琳去了一所职校做心理教师,入校一周,她又后悔了。一次大型庆典彩排,她每天顶着烈日守着学生排练,一种无意义感向她袭来,“难道我这辈子只能这样了吗?”当天辞完职,她再一次缩回家里。

蹲在家里的短暂计划被无限延长,挫败感日益强烈。和朋友聚会时,若被问起想找怎样的工作,钟琳会赶紧用一句“钱多事少离家近”的玩笑搪塞过去。焦虑和迷茫始终在心头萦绕,直到有一天,她发现身上出现一大片一大片的疹子,奇痒无比,只能靠皮肤药来缓解。

2021年,半月谈根据调查发现,原本普遍出现在一线城市的“蹲族”,已开始在二三线城市蔓延。某社交平台上标签带有“蹲族”的小组加起来近七八万人,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家庭条件也不错。除了就业压力,对工作意义和自我价值的怀疑,也是他们逃避社会的动因。

南京大学高等教育学博士生鞠法胜曾对蹲族进行了半年的观察,发现许多人的经历中呈现出一种共性:在家庭教育里,考上好大学是父母对他们唯一的期待,忽视了对兴趣、人际交往、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培养。

十八岁之前,何悦悦一直是一名符合社会期待的好学生。高考那年,她差五分上北大,最后进入一所985高校,圆满完成一个学生的主线任务。但这不过是她压抑内心真实需求的结果。她从小就不喜欢刷题,不喜欢竞争,当别人做卷子时,她在偷偷看闲书。

到了大学选专业时,何悦悦决定顺从自己,凭兴趣选了园林景观。原以为这是一个“可以去户外做田野调查,自由而有趣的学科”,入学后才发现,那不过是招生简介里的漂亮话罢了。

大四下学期,何悦悦决定逃离国内内卷的风气,去新西兰追求自由的教育。但疫情打乱了她的计划,一时间不知何去何从。

蹲在家里的日子,因为失去目标而变得漫长,“啃老”带来的压力也让何悦悦开始动摇。出国留学每年花销至少五十万,这对爸妈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几经思量后,她主动放弃了留学。

不出国了,何悦悦依然没有做好投身职场的准备。加班、应酬、女性歧视,朋友们的一系列抱怨,令她对职场心生抵触。

一个曾在社会评价体系中被赏识的人,突然开始挑战体系的标准,蹲在家里的何悦悦需要学会如何自处。她渐渐发现,“要心安理得地躺倒是困难的,不努力是会产生愧疚和自责的。”在家里蹲久了,她开始陷入自我怀疑:“我是不是在浪费时间?是不是个废物?是不是落后同龄人了?”

对自我价值的怀疑和否定,同样也困扰着游鹿。高考那年,他以全国第九名的成绩考取东华大学服装设计专业,却遭到母亲的反对。母亲认为这不是男孩该学的专业,替他选了“更好就业”的工业设计。

读了一个不感兴趣的专业,游鹿学不好,也不想学,但妈妈的强势让他不敢反抗。在这个单亲家庭里,母亲是绝对的权威,从小到大,母亲从不放松对他的要求。一次游鹿作业做错了,一把小刀飞过来,在他额上留下一道疤。后来母亲甚至都不记得这件事。

这种控制关系最终在强烈的对峙中脱轨。大一结束后,游鹿以跳楼威胁,办了休学,回到家经常和母亲陷入争吵,严重时两人甚至互扇巴掌,东西被砸得稀烂。直到有一天,母亲拉上他一起去看心理医生。

在心理医生的指导下,母子俩尝试缓解矛盾,重建亲子关系。等到大四毕业,游鹿提出不想做跟专业对口的工作,决定窝在保定家里,这次得到了母亲的默许,“只要不犯法,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蹲在家里的每一天,游鹿都和几个在家待业的发小混在一起,去街上游荡,去网吧打游戏,不玩到凌晨四五点不会睡觉。“就是毫无压力,报复性地玩。”游鹿说。

那段时间,母亲也因疫情在家办公,每天负责给游鹿做饭。他能感到母亲在努力克制对自己的不满,可能是听从了心理医生的建议,想尊重他的选择,等他玩够了再去找工作。

然而混沌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游鹿自己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收心,甚至越来越迷茫,“人一旦在舒适区待久了,就不愿意跳出去,就想一直这么过下去。”

走向社会

受够了无所事事的日子后,何悦悦决定走出门,“人没事干又不思考是会疯掉的。”她选了一家精品咖啡店,跟着店长学做咖啡、磨豆子、拉花,每完成一杯咖啡,都带给她久违的充实感,她很快在店里独当一面。但时间一久,一成不变的生活再次让她感到无聊。

离职后,何悦悦转而去宠物店打工。在这里,她完整经历了一轮职场文化的“洗礼”。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6点,她在店里喂狗、洗狗、打扫笼子。忙起来一周只能休息一天,晚上还要加班,“早9晚9,俗称996。”有时候,如果老板还没走,员工就按点下班了,也会被批评。何悦悦无法接受这套规则,再次离职了。

imagev图 | 何悦悦工作过的宠物店

受到朋友的邀约,何悦悦决定创业,与其合开一家自习室,每人投入五万左右,妈妈主动补贴了她两万。在呼和浩特这座小城,自习室的生意很快见顶,除了考研期间能坐满,其他时候都冷冷清清。今年三月,自习室所在的大楼还因为疫情被封控了两个月。何悦悦意识到,这也不是一份能坚持下去的营生,几个月后终于将它关掉。

为了打发宅在家里的无聊,游鹿的想法更加天马行空,他计划了一场跨越半个中国的摩旅。

两个月里,他骑着摩托车,一路从保定玩到南京、顺德、佛山,又去了河南、陕西、甘肃、新疆。那是一段快乐自在的日子,也抚平了他内心的一些愤怒。在佛山,他看到满街都是开保时捷的人,不由感叹世界的参差;在大西北,他看到农民在光秃秃的梯田上刨食,又被那种生命的韧劲打动。

image图 | 游鹿骑摩托车旅行

结束摩旅之后,游鹿决定重新开启生活。由于还没准备好进入职场,他选择通过送外卖作为过渡。

刚开始跑单,游鹿想试试自己的极限,最忙的时候一天跑十几个小时。去年平安夜送餐,险些出车祸。过十字路口时,游鹿感觉放在踏板上的蛋糕快掉下去,低头去看蛋糕,刚一抬头,一辆黑色SUV正掉头开过来,他赶紧刹车,“万一速度没降下来,人就飞了。”

当天晚上,游鹿在蛋糕店遇到当地外卖排行榜上的榜一大哥,大哥眼睛充满血丝,厚厚的手套摘下来,手都冻成青紫色,控制不住地发抖。游鹿同情他,转头一想,自己也一样,“拿命换钱,人在工作面前变成一个异化的符号。”

送了七个月的外卖,游鹿感到自己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不再沉浸在自我的感受中,没有那么多敏感情绪了,对人有了更多换位思考的理解。

后来,朋友邀请游鹿加入他在南京的设计工作室,和工业设计专业对口。这次游鹿欣然接受,他的考虑很务实,“我想先挣钱,再实现人生梦想。”

德国作家贝恩德.布伦纳曾讨论过躺卧的价值,“躺卧不等同于消极或懒惰,它可以是一种反抗,一次整合思绪或改变看法的机会。”因对自我价值陷入怀疑的蹲族,常常会借这段缓冲期重新调整甚至降低预期,积极寻求“脱蹲”。对他们来说,适应社会是始终无法回避的命题。

从职校辞职当天,钟琳和妈妈去看了刚上映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当看到哪吒无论做什么,都能得到父母无条件的爱护和支持时,钟琳想到了自己。她坐在电影院嚎啕大哭,长期积压的情绪突然找到出口。回来后她做了一个决定:重新考博。

钟琳把考博视作对人生偏离轨道的一种补救,寄望于拿到博士学位,重获应届生和党员身份,换取在就业市场的主动权。2020年夏天,在收到博士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长期以来对父母的内疚感消失了。

回想过去两年待业的日子,钟琳觉得很可惜,“年轻人的时间是用来进步和成长的,但这两年我什么都没积累。”她计划毕业后进入高校,当一名行政老师,“既没有学术的压力,也能有稳定的生活。”

网络上一个名为“逆社会时钟小组”里,有超过7万5千人分享人生脱轨的故事,很多年轻人都希望通过考研、考博来开启新生活。何悦悦的选择也是如此。

放弃留学计划后,何悦悦报考了北大的非全日制研究生,并于今年9月入学。重归校园让她找回了内心的价值感。一次,她在一门名为“性别与家庭”的课上发言,表达了作为女性主义者的立场,以及对女性处境的共情,赢来一片掌声和称赞。这让她体会到一种久违的认同感,“校园让我还有时间、有条件去探索自我。”

生活在校园,何悦悦仍需要家庭供养,妈妈每个月会给她五千块生活费。她想过去打零工,被妈妈驳回了,叮嘱她在学校好好学习。何悦悦的心理负担也由此卸下,“在我爸妈看来,考上北大是完成了光宗耀祖的任务,在北大学习的价值远远高于工作价值。”

至于未来的工作,何悦悦还不想去思考,她对职场依然充满抵触,“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我一直都是龟兔赛跑里的兔子,跑累了就一定要停下来休息。”

*文中部分人物信息有模糊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