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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踢球，爱踢野球，从中学一路踢到了中年，脚指甲曾为此染红过，然后又变成了可耻的铅灰色，夏天都没法穿凉拖鞋。右眼角的那一道疤，蚯蚓形状，争头球顶的，没顶着球，球门框倒顶得一颤。去医院皮上缝十针，肉里缝十针，针走起来线也跟着走，最后针和线一起在皮肉里膨胀，燃烧，那感觉一辈子忘不了。
1994 年世界杯，我家那台黑白电视只能收到两个频道，不跳的是中央一台，跳的是省台，所以我一场球也没看成。倒是我爸每天带回一份省里的报纸，体育版有图，有文，有专栏，被谈论最多的当然是意大利人罗伯特·巴乔——“一个让我爱上足球的名字”、“用灵魂与球共舞的忧郁剑客”——类似文风的专栏标题，让年少的我一度以为职业足球是一种跟偶像剧差不多的玩意儿。
上了大学，读巴乔的自传《天上的门》，才知道他在1984年一场意甲联赛中撞折了右腿关节骨，被他自己形容为“感觉像一把刀子插进腿里”，医生用电钻在他的胫骨上钻孔，用手术刀割断肌腱，再通过胫骨上的孔洞拉紧，最后连缝二百二十针固定。此后，巴乔的职业生涯——包括被省报的专栏作家们评为“用灵魂与球共舞”的1994年世界杯——都是用一条半腿舞完的。所以，这算是职业足球的本相么？
1998 年法国世界杯，家里买了立式彩电，能影影绰绰从隔壁邻居家收到中央五台。那时我读高二，家里防我看球甚于防贼。在巴西淘汰荷兰那场比赛的第二天早上，父亲打开电视，发现频道虽留在了中央一台，音量却是静默的，才明白我半夜偷偷看完球，从央五调回央一，忘了归复音量。父亲当下把遥控器锁进了柜子，余下的淘汰赛，我只能靠学校小卖店的电视回放解馋。
决赛已是暑假。凌晨，父亲叫醒我，问我看不看球。我摇头，因为不想让他发现自己的晨勃。被窝里熬了一会儿，还是弓腰起来去看了，跟他坐在同一张沙发上。那天隔壁的信号格外强，我家彩电格外清晰，闭幕式上跳舞的女模特们的薄纱裙也格外透明，跟没穿差不多。父亲保持着沉默，我先挺不住了，嘟囔一声“太困”，落荒而逃。再从被窝儿爬起来，尚未秃顶的齐达内已顶进两个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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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时校门口常堵着几个混混，要钱，要烟，我也被他们堵过。正哆嗦着，走过来一个同学，跟混混们谈笑几句，就让我回家了。这位同学叫强强，一口四环素牙，一头遮眼中分，十六开的历史课本里夹着一柄刀，土黄色的军挎被撑得四四方方。
有一次我蹲在教学楼的墙脚，听他讲打群架时刀的用法：不能捅，不能砍，会住院，会死人，要一片一片划，杀伤面积大，架势很屌，却只伤皮肉。正说到酣处，操场上滚来一个足球，是初三那帮人踢过来的，叫我们两个初一的捡。强强甩开中分，夹克里掏出三叶甩刀，慢慢捧起那球，一刀一刀戳，戳成一团烂皮，再塞进半块砖头，才笑着扔了回去。那帮初三的怒又不是，走又不是，在操场上对着那团球不球砖不砖的东西发呆。
后来强强打群架，并没有施展那套“一片一片划”的刀法，而是把人捅得露出了肠子。他家里在市场卖菜，为他闯的这大祸赔了个底儿掉。从拘留所里出来，他就不念了。我们再碰见，是在南二道街的菜市场，我穿高中校服，他剪了板儿寸，一个往家里买葱，一个帮家里卖葱，相互装着不认识。
很快，班里又转来一个留中分的，姓林，不背军挎，课本里也不藏刀，下课自己捧着个球出去，颠起来没完。据说他家是市里的，而我们当时对“市里”没什么概念，过后才知道，他那套邮购的尤文图斯队服，还有脚背三道杠的阿迪达斯球鞋，加一起比我们两年的班费还多，我们这才开始明白“市里”意味着什么，便一起叫他“小林子”，跟他踢球混了。
操场上一群初中生追着一个皮球疯跑，与其说是踢球，不如说是以小林子为中心进行的人体布朗运动。初三那年我们搬到四楼，雪天，老师压堂，我哼了几声黄家驹，被罚出教室，隔着走廊窗子，看见小林子在练习任意球。学校的球门没有网，白茫茫的雪中立着一个黑铁框子，再加上一人一球，远看就像一幅抽象而孤独的简笔画。
我的脸贴着窗户，默默数着他的任意球，总共三十脚，一半进了，一半没进。雪越下越大，整个操场一片迷茫，可是他脚内侧搓出的弧线，每一道都清晰无比，散发着诱惑。我忍不住跑下楼，直扑操场，和他轮流罚球守门。雪还没停，我俩都被老师给拎回去了。我的棉鞋湿透了，耳朵冻得又热又胀，再从窗子往下看，操场上的鞋印和皮球画出的轨迹隐没在了雪中。
小林子家在县里有亲戚，是一位开饭馆的朝鲜族大叔，小林子住在他家的三节小楼上。大叔很好客，每次我去，都会招待狗肉年糕辣白菜，盘盘碟碟摆满一桌子。那时的小林子不但喜欢看球，还喜欢画画，更喜欢睡觉，尤文图斯的比赛偏又在后半夜，他就用夏普录像机录下来，中午一边吃饭一边看回放，进球要往回倒，越位也往回倒，一场球往往抻上四五天才能看完。
临近中考，小林子问我能不能搬进小楼住个把月，给我一千块钱，算是陪读。我没拒绝，也没答应，装着糊涂混过中考。全县发大榜，我的名次正数，他的倒数。但高一的重点班上，我和他又成了同学。这样的重逢，让我对“市里”二字又有了新的理解。我对没有答应他陪读这件事感到愧疚，他却笑着送了我一张铅笔素描，尤文图斯的当家10 号皮耶罗，还没画完，好像楼盖到一半，脖子以下是一片小小的方格子。
高中有高考压着，球不敢放开了踢，只能课间十分钟匆匆捅两脚，简直就像野合。小林子却大张旗鼓，班里班外拉起一支球队，自掏腰包租中巴去附近县市踢比赛。赛前大家一起看他录的意甲，赛后吃烤肉喝扎啤，据点便是朝鲜大叔的馆子。他问我去不去，我不说去，也不说不去，又装糊涂混到了高三。
因为会画画，小林子踢球总少不了女生围观。既然有女生看球，男生就更有动力跟他混球踢了。他自己垫上一笔钱，订了十来套尤文图斯队服，谁想上场就按原价买一套，大家自然争先恐后。有人凑不够钱，便找人合买一套，上半场你穿，下半场我穿，井然有序。有人说那些尤文图斯是假货，小林子赚了不少，黑心着呢。但没谁相信这一套，大家都叫他“林老板”了。
林老板当然要穿10号，而且10号底下必须印着大写的“LIN”。LIN和LIN的球队一时风头无二。大雨滂沱，LIN打了一脚侧挂，虽然没进，却惹得一个外班的女生尖叫——她在雨中看了整场比赛，衬衫下的胸罩清晰可见。回家发烧，大病一场，她把这理解成了爱情。
县客运站后面新开的旅馆，能洗浴，能住宿，LIN 开了一间房，在电话里告诉她房间号，还说他带了画笔、颜料和画布。她跟家里撒谎，说晚上住学校的宿舍，结果在房间里等她的却是尤文图斯9 号，ZHANG。
高三下学期，LIN要备考术科，林老板的球队便散伙了。第一次从他嘴里听到“鲁美”，我惊诧莫名，没想到鲁迅先生居然和这号人物联系在一起。好在他最后没去沈阳，而是去了北京的一所艺术学院。球队那十来个人，成绩都很烂，大部分家里条件一般，留校重读。小部分家里有钱，当年走了。至于那个外班的女生，数年后在县里开了一家美容瘦身馆，嫁给了当民警的ZHANG。
高中三年，没人知道LIN 家在市里到底是干嘛的，他自己更讳莫如深。倒是那三节小楼，后来被朝鲜大叔一把火烧了，连同老婆孩子。
我在省城读书，大四那年和小林子联系上了。他说要北上来一趟省城，给他的导师跑一个艺术特长班。于是十月的某个深秋，戴黑框眼镜羊绒围巾的小林子站在我的面前，那一身北京艺术学院范儿跟这座省属院校格格不入。在校门口的“大伟火锅”，就着涮羊肉，他问我毕业想干吗。我说读研吧。
“读研？你丫整个儿一奇爱博士！”他笑着甩京片子，“看没看过库布里克？”
“没看过。”
“那就好好看看《巴里·林登》，随便一个镜头就能上框儿挂到美术馆里。”
那天我们踢了一场球，踢完去大学生浴池蒸桑拿，没想到他脱掉衣服身上会多出那么多肉。他在球场上不怎么跑，有球没球都是原地溜达，所谓大保健球王踢法是也。既是他烟酒太甚，也是过去在球场上甩掉的热量，都找回到了身上，一个卡路里也不少。
3
大学里风靡漫画《灌篮高手》，女生每天聚在篮球场上搜寻她们的樱木花道。我们这帮踢球的身高不占优，不招她们待见。久而久之，班里还在踢球的男生，只剩我和老颓了。
老颓本人就像一个球，脸像，腰更像。可到了场上，我才知道他那传球和意识，绝对是踢核心的料子，就是跑不快，而且兜风。他见谁都一团熟络，在学校里踢了四年球，来一茬大一的，走一拨大四的，最后所有人都知道那个喜欢用外脚背撩球的小胖子叫老颓。
院里有院队，队长读大四，看球，打麻将，推四国，宿舍走廊夜夜通宵，一双金鱼眼又鼓又红。他来我们新生寝室招人，一屁股坐我床上，指着膝盖上的疤说，大学四年怎么可以没有一点理想？
“那么啥是理想？”我们惴惴地问。
“踢球啊！给院队踢球就是理想！”
我听了无动于衷，老颓却满脸通红，当下买了院队队服，皇马的黑色客场，一百多块，沾水就掉色，掉成浅灰色就不再掉了。新老队服一起上场，乍看就像两支皇马。
院队每天早晨六点半训练，其实就是大一陪大四的踢小场。大四的总熬夜，体力不好，所以大一的还不能玩儿命踢，必须得让他们赢。让又不能让得太过，太过会被骂一届不如一届。等校里举行比赛，谁主力谁替补和训不训练没有关系，和请没请大四的喝酒很有关系。酒成箱成箱喝，赢球要喝，输球也喝，走廊水房逮哪儿吐哪儿。
球，老颓场场首发，酒，更是顿顿不落，“反恐”“星际”也都跟大四的学会了，在队里混得如日中天，结果一路挂科挂到大四，把自己也挂成了队长，推开新生寝室的门，拍着圆滚滚的肚子说，大学四年怎么可以没有一点理想。
2001年中国队踢世界杯外围赛，老颓场场不落。踢西亚的客场多在半夜，宿舍十点就熄灯了，老颓和几个大四的便把电视电源接到水房的灯上。几个大一的刚被忽悠进院队，买了啤酒鸡爪卤水花生过来伺候。老颓还拆了条红河烟，烟雾缭绕间一时其乐融融。水房电压不稳，屏幕跟着灯一起闪，遇到关键球还断电了。电断了要骂，球断了更骂。
记不得是哪场，中国队被断了个七佛出世，水房便骂得如涅槃重生，连带着摔酒瓶子。第二天要考六级英语，我们寝老三爬起来，问水房能不能小点声，影响他睡觉。
“影响你睡觉？”大四的横了他一眼，“没他妈看见中国队落后呢么？”
六级兹事体大，老三也是狠人，一剪子掐掉了电线。大四的也有酒了，抄起酒瓶就抡，幸亏老颓中间挡着，不然当晚肯定有人住院。
沈阳五里河，中国队提前出线，学校餐厅爆满，满地的啤酒沫子，进了世界杯举校皆欢。老颓又喝多了，居然哭了出来，看得我不知所措。到了2002年的韩日赛场，国足三场小组赛，餐厅又挤满了人。结果呢？国足为同组另外三支球队奉献了九个积分，九粒入球，草草收场。当年爆满的沈阳五里河，据说后来被拆掉了，原因不详。至于老颓，好歹也毕了业，挂的那些科，连他自己也算不清到底花了多少钱才搞定。
2014 年我回国，在省城和老颓联系上了。我们重游校园，发现当年尘土飞扬的操场换成了塑胶假草，只是铁门上挂了铁锁，不让学生进去踢球。老颓有了妻室，隔着铁门，望着绿得很真的假草，问我还在踢么。我点头，问你呢。
“都脂肪肝儿了，”他摇头笑，“早就挂靴了。”
喝了一顿酒，互加了微信，就此再无联系。
4
在厦大读了两年研，上弦场踢了一两百场野球，塑胶草坪铺满了比咖啡豆还细碎的黑胶粒。闷热黏糊的海风，黄昏的太阳像掉在了海里，被越泡越大，海面挂上一层光晕，与球场只隔一条环岛公路，仿佛一个大脚就能把球开进海里。
来上弦场踢的多是厦门本地的中年“阿伯（bèi，闽语）”，个个光着膀子，在夕阳的余晖下泛起古罗马的古铜色。上弦场通常下午五点开始上人，六七点是黄金档，整个大场分成若干小场，四五十口人在上面混踢。八点多日头落尽，人才慢慢退了。我踢完一般会去逛南普陀寺附近的小胡同，有龙岩花生，有大白鲨啤酒，有闽南风味的麻辣烫，不麻不辣不烫，加了很多油而已。小胡同里铺着一块块石板，石板间的缝隙填满了菜叶和污水。我的球鞋里还灌进不少胶粒，倒出来黑黑麻麻的，仿佛是从球场跟回来的一群小蚂蚁。
上弦场的边上总是坐着一个女人，无论天气多热，都长袖长裤戴着竹笠。她的脸一团黑，不知是竹笠的阴影，还是被晒出来的，根本看不清她的模样。她用扁担挑了两大竹筐的矿泉水，盘腿坐在地上。有时球滚过来了，她立刻站起来，一只手摆着臂，一只手捂着竹笠跑去捡，腿的频率很快，姿势就像个孩子。
有一次我没停住球，顺着海风滚到场外，她又以那孩童式的姿势去追。我赶紧跑过去，说大姐我捡吧。
“阿弟呀，要不要买水？”她停住了，笑着看我，闽南口音很重，黝黑的脸上满是皱纹，眼里的期盼让我觉得羞愧。
我掏出十块钱，发现她那两个竹筐装满了全中国所有品牌的矿泉水。她的水卖五块五一瓶，说不好找零钱，不如十块钱卖我两瓶吧。我就付钱拿了一瓶王力宏，一瓶孙燕姿，打开喝一口，像馊了的温水。下次她再帮着捡球，还会问阿弟要不要买水，眼里依旧是期盼，我却不为所动了。后来干脆球也不捡，看着她手捂竹笠，追逐隐没在棕榈树间的皮球。
后来上弦场又多出一个法国老头儿，细高的个子，乱蓬蓬的白发，穿10号齐达内的法国队球衫，胳膊腿晒得漆黑。每次他来到球场，先摆上一圈橙色的橡胶锥，给他的队员们占好场地。那些队员都是本地的聋哑少年，统一穿着黄色的训练背心，由他用哑语指挥，用长腿示范，默默跑圈，默默传球，小圈练抢断，大圈演绎攻防。
刚开始我们这帮踢野球的很不屑，在一旁指指点点。后来看那些少年球员踢对抗练习赛，虽然一个个因沉默而显得文质彬彬，但球感位置感都甩我们好几条街，而且没有拖泥带水的多余动作，我们才服了，私下里叫那法国老头儿齐达内。
训练完毕，齐达内收起橡胶锥，在一旁看我们踢了会儿野球，用英语问能不能加他一个。我们说来呗，都使出了十二分的精神。结果呢？我踢了这么多年球，没见过动作比这位头发花白的齐达内更慢的，没见过拿球比他更稳的，也没见过传球比他更舒服更优雅的。散场后我们问齐达内技术是怎么练的。
“足球可不是技术，”齐达内拢了拢炸向两边、如同孔雀开屏的白发，“足球是一门关于时间与空间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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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研去的美国，刚开始时没车，也就无球可踢，因为球场无论室内室外，都在十英里开外。幸好认识了一伙美国人，带头大哥叫吉姆，其实比我年轻好几岁，却非往老里拾掇，所以显得胡子拉碴儿，满脑袋白头发。吉姆开一辆同样老气横秋的雪佛兰，外面刮蹭得不成模样，里头塞满了球鞋球袜狗粮狗毛。每次约完球过来接我，都车速奇快，就差没超前面的警车了。我坐在一股狗腥味儿中问他不用上班么。
“上班？”他变戏法似的在车里摸出一个汉堡包，“上个屌班儿！”
他的汉堡其实藏在驾驶座底下，永远是最便宜也最垃圾的麦当劳芝士堡，吃完抹嘴就上场开踢。以一般美国人的野球水准来说，吉姆的脚法算很棒了，尤其是正脚背射门，大毛腿一抡，球像炮弹一般射了出去。
在一起混熟了，我才知道他给本地中学的女子球队当教练，按小时收费，不够养活他和他的雪佛兰还有三条狗，所以还去麦当劳打零工，驾驶座底下的芝士堡就是这么来的。
吉姆没有固定住所，只有一辆载满狗腥味儿的雪佛兰，照我们中国人的标准，他介于无家可归者与社会闲散人员之间，按说很落魄，但每次踢球他都有本事带过来一个女孩，而且样式五花八门，有扎耳钉穿鼻环的，有腿上刺骷髅头的，还有在大学当助教的，郑重其事跟大伙介绍，这是南希，这是妮可，这是苏米。
“难不成都是你女朋友？”我忍不住问。
他大笑：“随便搞搞而已。”
渐渐地，他带来的女孩固定下来了。她叫珍妮，一个白人姑娘，上身扁平，大腿粗壮，射起门来腿上的肉都发颤。我被她放横铲过，没法回敬，只能祈祷自己跟她分到一伙儿。不过负责分伙儿的人是吉姆，他总把自己和珍妮分在一起，专门在珍妮身后喂球，要是珍妮被断了就抢回来再喂，直到她抡起大粗腿一脚打飞为止。
珍妮凶得很，明明自己浪射，却非让吉姆捡球，还骂他传得不好，天杀的、狗娘养的，什么难听骂什么。我们要是劝她，也会被骂个狗血喷头。吉姆却甘之若饴，一边挨骂一边喂球，踢完请大伙儿去喝一杯，当然还是奔着珍妮去的。
珍妮是急诊室的护士，经常值夜班，应对的全是重病急病车祸，抬进来未必能走出去。这份工作压力大，作息又不规律，是故脾气暴戾，不过薪水极高，不知道算不算吉姆钟情于她的一个理由。
2010—2011年欧冠决赛，巴萨对曼联，珍妮请我们去她家看球，房子和泳池都不小，足够住下十个吉姆。吉姆穿着曼联球衫，在后院里支上烤架，燃起炭火，扒拉着烤肠，自己那三条狗满院子乱窜，俨然一副男主人的模样。珍妮略施粉黛，穿了巴萨的球衫，粗腿下十个脚趾涂得猩红。
尽管巴萨三比一拿下曼联，珍妮还是当众骂了吉姆，嫌他的意大利烤肠糊巴了。吉姆依旧不恼，脱掉曼联球衫，单膝赤膊跪地，献上婚戒，我们一起打口哨，珍妮杯里的葡萄酒洒了一地，狗们迅速围上来，摇着尾巴乱舔。
液晶屏幕里的梅西无人可挡，屏幕外的美国人用英语闲聊。我呷着啤酒，蓦然想起多年前在省城的某个寒夜，雪花飘扬，十点寝室熄灯，中央五台九点五十分开始转播意甲，老颓把电视搬进水房。雾气弥漫的梅阿查球场，罗纳尔多痛苦地倒下了，全世界都安静下来，外星人膝盖软骨的断裂声无比清晰。1998年世界杯的夏天，我和父亲坐在同一张沙发上，中间隔着遥控器。父亲睡着了，我摁了消音键，电视屏幕闪烁跳跃，齐达内顶进的第二个球无比真切。夏普录像机敦实厚重，尤文图斯在录像回放中踢得酣畅淋漓，场上的10号从皮耶罗变回巴乔。LIN的画纸上，黑白箭条衫化为两匹斑马，彼此交叠着脖子，默默站在草原上。
2011年女足世界杯决赛，美国对阵日本，吉姆和珍妮乐颠颠飞到德国去看球，顺便度个蜜月。可惜美国输了，俩人大吵一架，珍妮提前飞回来，跟我们出来踢球，嘴上还骂着“那个狗娘养的混球”。
2013-2014年欧冠决赛，两口子没再请我们看球，既是因为他们都讨厌皇马，也是因为珍妮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就此挂靴，天天在网上晒娃。吉姆把脸刮得铮亮，雪佛兰也换成了适合一家四口出行的休旅车。他不打零工了，也不再吃驾驶座底下的芝士堡，身体迅猛发福，乐呵呵地当他的中学女足教练。也许再过几年，就能带自己的女儿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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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踢球的美国人多是外地来的学生，一到感恩圣诞，都回家过节。吉姆球瘾太大，停不下来，便拽来两个墨西哥人充数。墨西哥人一老一少，状如父子，都是黝黑的脸，长而卷的头发，五短三粗的马拉多纳身材。俩人又都是非法移民，只是老的出来一黑好多年，黑出绿卡，黑出国籍，黑出一栋小房子，总之是在美国黑出头了，却坚持用自己的西班牙名“Agua”，意译是“水”，我却更喜欢音译“阿瓜”。少的那个刚黑出来，英语单词蹦不出几个，却取了英文名“Tony”，托尼小子，跟吉姆在同一家麦当劳打工，因为爱开下流玩笑，所以有了外号“肮脏的托尼”。
因为年轻，托尼的长发乌黑铮亮，好似抹了一层油，毛茸茸的小腿又粗又圆，像各塞进一个足球。阿瓜叔的长发就灰白且干燥，踢球时必须扎起来，否则根根奓立。大概是年岁的缘故，他的腿很光滑，因为毛都掉光了。托尼喜欢自己带球狂奔，野蛮、生猛，冲起来像头小牛犊，周围的草皮都会因为他震动。阿瓜叔在场上绝大部分时间都慢慢悠悠的，像在闲逛，只是临门一脚突然提速，球射得既刁且贼，尤其擅长穿裆捅射，经常搞得身高腿长脚下活儿糙的白人火大。
这小镇上刚黑过来的墨西哥人，都把阿瓜叔的小房子当成窝点，这其中就有托尼，所以他和阿瓜叔总是同出同入，可俩人却互相看不上：阿瓜叔笑他闷头瞎带傻小子一个，托尼则抱怨阿瓜叔房租太黑，还天天逼他下厨做饭。然而骂归骂，俩人在球场上一个生猛无比，一个老奸巨猾，倒也相得益彰。到了场下，外人看来也是如父如子。
“他真是我儿子，”阿瓜叔对我眨眨眼，拢起花白的长发，“不信你翻他护照，跟我一个姓。”
“去你妈的！”托尼啐了一口，继续带球往前冲。
“他就是缺个女人啊！”阿瓜叔摇头叹道。
除了穿裆，阿瓜叔还喜欢绊人，脚往上一勾，一米九的白人大汉便轰然倒地。他却一脸无辜，还弯腰去扶人家。白人怒挥老拳，冲过来挡在阿瓜叔身前的，还是托尼，他护照本上的儿子。下次白人约球，阿瓜叔依旧来了，脸上挂着淤青，悄悄对我说：“妈的一群美国猪。”
圣诞节走了不少白人，吉姆叫墨西哥人来充数踢室内，阿瓜叔却端起架子，迟迟不过来。
“再等会儿狗娘养的墨西哥人。”吉姆很恼火，汉堡吃得又急，放了一串响屁。
室内用的足球比室外要小一圈，分量轻，皮子又薄，踢起来感觉近似于排球。阿瓜叔偷偷教了我一招：用脚背和脚尖连抽带捅，射出的弧线很诡异，像一道走火入魔的流星。冬天时室内足球很流行，租用场地的人多，我们只能抢到午夜场的时段，不算门将五对五，攻防节奏和篮球差不多。平底球鞋在快速跑动中与地板摩擦出特有的胶皮味道，再混上每个人的呼吸和汗味儿，令人莫名兴奋。刚上场肺部还没跑开，有一些喘不过气，等浑身都踢开了，便急剧释放多巴胺，热量、快感，以气体的形式，澎湃于千万个肺泡之间。那真是大快朵颐的两个小时，想把后半夜也一口气踢完。
“再等一会儿吧。”
吉姆一边苦等，一边颠球。但我们心里都明白，等待墨西哥人的这几分钟，是最兴奋也是最漫长的几分钟。
托尼后来从墨西哥“搬运”来一个女孩，叫玛丽亚。俩人都是矮矮墩墩的身材、黝黑的脸庞，乍一看不像夫妻，倒像兄妹。除了给他当老婆，玛丽亚还是托尼的球迷，大半夜的微笑着站在场边，一站就是俩小时。托尼也剪了长发，蓄起山羊胡，笑着跟我们说她刚过来，不会英语，找不着活儿干，除了睡觉就是看我踢球。
有了玛丽亚，托尼下脚就温顺了，阿瓜叔却越发生猛，不但破天荒地无球跑动，肚子上还缠着减肥专用的收腹带，踢完摘下来，勒出了一圈紫红色，远看像套着个救生圈。
托尼拽玛丽亚的手，阿瓜叔就喊别碰我女儿，自己却把球往外挑，逗那玛丽亚去弯腰捡，只为了瞥一眼乳沟。托尼也不恼，捻着山羊胡，轻蔑一笑。托尼有时对玛丽亚很凶，阿瓜叔用英语说你再装就没人陪你“嘿咻”了，一边说一边还上手比画。托尼忍不住笑了，玛丽亚听不懂，安安静静站在那里，眼神放空。
一老二少就这样过着小日子。来年再踢室内，玛丽亚大着肚子站在场边，吉姆说这样不行，被球砸着危险。阿瓜叔却说没事儿，肚子大了他们晚上就会安静些，他能睡个好觉。
托尼除了在餐馆打工，还帮人搬家、割草、换房盖、锯大树，无所不包。“孩子生下来之前，”他说，“我欠玛丽亚一个婚礼。”
后来，还真被他挣出一个婚礼，郑重其事请一起踢球的这帮人参加。我们嘴上说恭喜，却谁也没去。等新郎再来踢球，我们都跟他抱歉说有事儿，新郎笑说没关系。
二十出头的托尼，从新郎升级成父亲，英语也越说越溜了。开始带娃的玛丽亚不再来看球，托尼也挂靴了。他拿到绿卡，买了辆车开出租，拾掇得很干净。玛丽亚又生下老二， 四口人搬了出去，阿瓜叔的小房子顿时空下来了。阿瓜叔说无所谓，反正俩孩子吵得他睡不着。他的白头发掉得差不多了，跟我们一起踢球的新人还以为他是个秃子。
阿瓜叔给我看他跟“马拉多纳”的合影，我惊诧莫名。他很得意，说那不是正版老马，是墨西哥的盗版模仿者。阿瓜叔对C罗和梅西都很不屑，说他们缺乏性格，而老马那个时代的球星，拉上台就是能唱摇滚的。当然了，如果回到老马那个时代，阿瓜叔的头发也会像托尼那样油光黑亮。
阿瓜叔再没找新的房客，也不绑收腹带了。夏天踢球，依旧光着膀子，身上的肉又老又颤。有一次他被人在场上放倒了。一向以绊人为乐的他，在场上滚了两圈，疼得用拳头猛捶草皮。新入伙的美国人不认识他，掐腰站着，看着他被抬上救护车。“墨西哥人脚踝骨废了，”后来吉姆嘟哝了一句，“粉碎性骨折。”
所以在美国人的嘴里，早已入美国籍的阿瓜叔，也还是一个墨西哥人。
7
后来我换了工作，离开小镇，搬到另一个州。一人一车，大雨中连开五百英里的高速，副驾驶上摞着球衫和短裤，底下是许多双球鞋，既是有瘾，也是人生过半，踢一场少一场，少一场就要更珍重一场。
到了新地方，家没搬利索呢，就已经用微信扫到了一个中国人的球群。群名叫“足疗院”，群主爱穿皇马7号，脚法一般，但颇有自知之明，所以总是待在后场，偶尔前插上去一脚打飞，嘿嘿一笑就撤回去了。
这位“足疗院”带头大哥在场上虽然没有魔力，但到了场外，在我见过的所有中国人拉的球群里，却是最认真负责的一位群主。比如说他做了一份在线表格，列出每次来踢球的人员名单，按人头收钱支付租场地的费用。不用说，这种事费力不讨好，好在大家基本上很配合，都提前把钱转给他。有两个一时忘了的，他就在群里提醒。可到底还是有个访问学者，欠着二十多美金回国了，连群都退了。这一点亏空，大家提出集体补偿，群主笑笑说算了，不够麻烦的，最后他自己掏的腰包。
八月踢球最热，群主每次都会抱一个西瓜过来，踢完切开，沙瓤，无籽，可是有股葱蒜味儿，来自于切瓜用的菜刀。“从家走得急，换一把刀就好了。”群主涨红着脸解释，切下两片瓜皮飞快地擦着刀身。
他还买了自带内存的摄像头，开踢之前在场边架好，回头把视频传到网上。刚遇到他这种操作我有点不屑：我们踢的是要脚法没脚法、要硬度没硬度的养生足球，拍下来到底给谁看？可是很快我又要搬去东海岸。临走前踢最后一场，群主自己剪了个一分多钟的视频，是我的射门集锦，用的就是平时用摄像头拍下的素材。除了有一丝愧意，心头更是一暖。
我大抵是个独来独往的人，却不可救药地爱上足球这项集体运动，何其讽刺。据说男性过了三十岁，体内的雄性荷尔蒙会逐年递减，这足以解释我在球场上的爆发力和耐力的不断下滑。更何况还有膝盖：长年累月的急转急停、扭转变向、突然发力，都在残酷地损耗着半月板。现在我坚持服用骨关节保健片，上场前绑膝盖绑带，球袜里塞护腿板，两条腿弄得跟变形金刚似的，整套拾掇完得十来分钟。
也不看新的比赛了，没时间，对现在的球星也没感觉。不是他们踢得不好，而是纯粹没有感觉。偶尔看看过去喜欢的球星，看他们的进球，看他们的告别赛，看他们的眼泪——毫无例外，没有谁是笑着离开绿茵场的。
“这该死的时间！”
奥林匹克球场的告别式上，托蒂发出含泪的诅咒。而我第一次在电视上看罗马王子踢意甲，还是2001年的初夏，宿舍楼水房的窗子都开着，夜风漫过，凉快、通透，夹在老颓胖手指间的烟头忽明忽暗。
波士顿的盛夏潮湿闷热。下午在公司餐厅接了一杯冰咖啡，电视上正转播法国女足世界杯，中国对阵西班牙，美国的评球员报着中国球员的名字，吃力而又突兀，在我听来别有一番滋味。二十年前美国女足世界杯决赛，两个国家第一次在我的生活中通过足球对接起来。电视里的姑娘们看起来很焦灼，因为她们谁都不知道九十分钟后的功败垂成。沙发上的我也很焦灼，因为彼时我刚结束高考，不知道接下来这四年的球，自己会去什么地方与哪些人一起踢完。
人到四十，感觉就像九十分钟的球赛踢完了上半场，疲惫中带着一些茫然。没有中场休息，没有战术调整，没有轮换，没有替补，只能硬着头皮把它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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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927年夏，美国新泽西州“五个必死女人”的诉讼案拉开帷幕，这离她们吃下如人生倒计时器的“镭”刚好10年，此后，工伤审判绵延10年，她们没有获得应得的正义，一个接一个地死去，美国镭公司赢得了这场战争。金塔·马贾死于1929年圣诞节前，当年10月29日，后来称之“黑色星期二”，金融风暴席卷华尔街，大萧条开始了，此前，姑娘们面临着误诊，被泼脏水，找不到律师的窘境；此后，经济危机让整个社会对任何有可能影响工作机会的人和事避如蛇蝎。艾琳·科比战斗到1931年，死前肚子里的肿瘤比两个足球加在一起还要大，接着，1933年，是凯瑟琳·肖布，年仅30岁；同年10月，格蕾丝·弗赖尔告别人世，死亡证明上写着死于“镭引起的肿瘤，工业中毒。”只有埃德娜·博尔兹挺到了1939年，镭藏在这些表盘画工的骨头里，如一颗定时炸弹般滴答作响，直到某天轰然炸开，更多的姑娘根本等不到站上法庭，默默消失了。“镭”，是我们所熟知的居里夫妇发现的一种元素，它可以杀死癌细胞，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掀起了巨大的镭狂热，各界人士打包票说镭百利而无一害，而镭的荧光效应，被用于描画夜光手表上的数字。一战催发了夜光表盘的巨大利益市场，姑娘们用唾液润湿毛笔尖来保证镭涂料丝毫不溢出那纤细的表盘指针边框，为战场上士兵的安全尽最大的努力，但她们自身没有受到任何保护，没有铅衬围裙、象牙镊子，更没有医疗专家。姑娘们只是：抿……蘸……画……直到二战前的50天，伊利诺伊州的另一个也叫凯瑟琳的姑娘，赢得了工伤诉讼的绝对胜利，从而为所有为“镭”所害的姐妹们正名，凯特·摩尔的非虚构作品《发光的骨头》描绘的正是这群勇敢的镭姑娘的故事，本文选取的2-5章，是这一切刚刚开始……
1
培训新表盘画工的任务落到了梅·卡伯利和约瑟芬·史密斯的身上。姑娘们肩并肩坐在几张长长的工作台边，工作台纵贯整个工作室。每两张工作台之间都有一条过道，这样鲁尼小姐仍然可以在工作室里走来走去，巡视每个人的工作状况。
梅和约瑟芬指导姑娘们如何将微乎其微的材料（姑娘们一直将镭称为“材料”）轻轻地撒在小盘子里，“就像空气中的一缕烟”，然后小心翼翼地混合水和阿拉伯胶搅拌。但即便搅拌的动作再轻盈，扬起来的微尘也会落到大部分姑娘裸露的手上。
接着，等涂料混合搅拌均匀后，两位培训师就教姑娘们用嘴唇抿笔尖。凯瑟琳在回忆培训时光时描述道：“她要求我仔细观察，认真模仿。”
于是，格蕾丝·弗赖尔、凯瑟琳·肖布和艾琳·科比一丝不苟地按照各种指令行事。她们先用嘴唇抿一下驼毛笔尖……然后在镭里蘸一下……最后再画表盘。整个过程完全遵循着“抿、蘸、画”这三个步骤逐一进行。表盘画工们的动作完全一致，一整天工作下来，重复的也全都是“抿、蘸、画”这三个动作。
姑娘们很快就发现，时间长了，镭会在笔尖上凝固。于是，公司又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小盘子，表面上是为了清洗毛笔尖，但实际上小盘子里的水一天只换一次，水很快就会变得浑浊不堪，因此也谈不上任何清洁作用。
有些表盘画工发现小盘子里的水就像分叉的驼毛笔尖一样，反而会降低她们的工作效率。因此，她们转而选择用唾液润湿毛笔尖。不过，有的姑娘还是选择在水里涮一下毛笔尖。一个表盘画工表示：“我必须得拿水涮笔，我可受不了一嘴沙子味。”
涂料的味道也是大家争论的话题。格蕾丝坦言：“这涂料尝起来没什么怪味，实际上根本就没什么味道。”不过，因为喜欢镭而专门吃涂料的人也不在少数。
那年夏天，品尝到神奇元素味道的还有一位新员工，她就是16岁的埃德娜·博尔兹。
埃德娜虽然只有5英尺5英寸（约1.65米）高，但比起大多数同事还是要高一些。留着一头蓬松迷人的金色长发，皮肤白皙如雪，别人给起了个绰号：“德累斯顿宝贝”。牙齿整齐洁白，笑起来格外灿烂迷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埃德娜与女领班鲁尼小姐建立了亲密的友谊。鲁尼对她的评价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姑娘；家教严格，洁身自好。”埃德娜对音乐充满了热情，还是个虔诚的教徒。她加入公司的时间是7月。当时由于战时需求暴涨，公司的生产正处于飞速发展的状态。
1917年夏的镭工厂呈现出一片活力四射的景象。“这里简直就是个疯人院！”一个表盘画工如此惊呼。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姑娘们早就开始加班加点地工作，每周七天，天天如此。
如今更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在窗外如漆夜幕的衬托下，表盘画工的身上散发出来的光芒比以往更甚，她们像一群光芒四射的精灵在工作室里彻夜不眠。
尽管工作节奏快到令人产生了压迫感，但从很多方面来说，为了支援国家战争而画表盘，这件事本身还是给她们带来了不少乐趣。大多数表盘画工都是正值青春年华的妙龄少女——“一群无忧无虑的女孩”——总能找到零星的时间享受生活。
她们最喜欢的一种游戏就是把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刻到表盘上，这样就可以给佩戴这只手表的士兵传达讯息。有时候，士兵会给她们写来短函。
随着新员工源源不断地加入，姑娘们的社交机会也不断增加。以前，大约有70个表盘画工在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的工作室里干活，但在战争期间，这一数字就增加了两倍多。如今，这些表盘画工全都挤在工作台的两边，相隔只有几英尺远。
黑兹尔·文森特也是她们中的一员。跟凯瑟琳一样，她也来自纽瓦克。黑兹尔长着一张鹅蛋脸，翘鼻子，发色金黄，发型时尚。还有一位新员工是21岁的阿尔比娜·马贾，阿尔比娜是意大利移民的后裔，家里总共有7个女儿，她排行老三。她身形圆润，身高只有4英尺8英寸（约1.42米），典型意大利人的外貌，黑头发、黑眼睛。
两个姐姐都已经出嫁，因此当母亲卧病在床时，阿尔比娜便辞去了为帽子镶边的工作回家照料母亲。不幸的是，母亲在前一年病故。如今，阿尔比娜能够重返职场自然高兴，不过，她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效率不是很高。驼毛笔用起来“颇不顺手”，一天下来只能画完一盘半的量。即便如此，她还是竭尽全力。
和阿尔比娜一起坐在长长工作台边的是她的小妹妹阿米莉亚·马贾，不过大家都亲昵地称阿米莉亚为莫莉。莫莉在工作室的状态简直如鱼得水，效率出奇地高。19岁的莫莉比姐姐高出足有1英尺，宽脸盘，蓬松的棕发。她为人随和，经常和同事们一起说说笑笑。
莫莉与一位名叫埃莉诺·埃克特（昵称埃拉）的新雇员交情颇深，两个人亲密无间。埃拉人缘极佳，长相甜美，是典型的金发碧眼美女，头发微卷，笑容非常灿烂。不论是工作还是休息，跟她在一起的人都会感到快乐。姑娘们互相交流，共进午餐，但即便隔着桌子分享食物时，也很少会停下手里的活计。
公司也会组织各种集体活动，最受欢迎的莫过于野餐。
工作室边上有一条小河，一座临时搭建的窄桥横跨河面。表盘画工们到那里野餐时都会穿上洁白的短袖连衣裙，戴上宽檐帽。她们脸朝小河坐在桥上，一边在河面上晃荡着双腿，一边吃着蛋卷冰激凌，或者紧紧抓住身边姑娘的胳膊以免掉进河里。
所有员工都可以参加野餐会。在这些集体活动中，姑娘们可以和那些平时几乎没机会谋面的同事——也就是那些在实验室和提炼室里工作的小伙子们——相识相知。没过多久，“办公室恋情”就开始上演，梅开始和一个名叫雷·坎菲尔德的实验室工作人员约会。
恋情并非只此一对，很多姑娘都有自己的心上人，只不过，大多数姑娘并不是与公司同事走到一起。比如，黑兹尔爱上的是小时候的青梅竹马，一个名叫西奥多·库瑟的机修工。西奥多一头金发，双眸湛蓝。
2
公司创始人萨宾·冯·索科基生于奥地利，34岁，是个医生。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萨宾在野餐会上和员工们打成一片。他一般都会不拘小节地脱掉外套，手里拿着一杯冷饮，和员工们一起坐在毯子上。姑娘们很少能在工作室里看到萨宾的身影，因为他总是在实验室里忙忙碌碌，没时间在她们面前优雅地亮相。因此，野餐会对双方来说都是难得的交流机会。
表盘画工们如今所使用的夜光涂料正是萨宾在1913年发明的。对他而言，这一发明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他在第一年便售出了2000只夜光手表；现在手表的总产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只。从很多方面看，萨宾都不可能成为一个企业家，因为他的专业是医学。
起初，他打算用夜光涂料这种“粗制滥造的产品”筹集资金以资助医学研究，但市场的需求量变得越来越大，迫使他不得不考虑采取一种更加务实的态度。他与乔治·威利斯医生见面后，感觉“志同道合”，于是，两位内科医生联手创建了公司。
根据他同事的描述，冯·索科基“非同凡响”。大家都直接称他为“医生”。他一旦做起事来便不屈不挠：“有的人或许起步晚，但坚持不懈，直到最后一刻。”杂志《美国》称他为“在镭的领域，全世界最伟大的权威人士之一”。冯·索科基师出名门，居里夫妇都曾经做过他的老师。
根据从居里夫妇那里学习的知识以及从他所研究过的专业医学文献来看，冯·索科基清楚地知道镭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在他师从居里夫妇时，有人就曾经听到皮埃尔说过“自己竟然待在一间存放着一公斤纯镭的房间里，这简直让他难以置信，因为镭不但会烧伤他浑身上下的皮肤，而且会导致失明，甚至令他丧命”。
截至当时，居里夫妇对于镭的危害已经了如指掌，而且他们自己也深受其害。镭的确可以通过破坏病变组织达到治愈肿瘤的目的，但镭并不具备区分好坏组织的能力，因此也会同时破坏健康组织。
冯·索科基自己也受到了沉默但危险的镭的侵害：镭曾经侵入他的左手食指，他发现后只好把指尖截掉。如今那根食指看起来就像是“让一只动物给咬掉了一样”。
当然，外行对于这一切毫不知情。绝大多数人信奉的主流观点认为镭有百利而无一害，不光是报纸杂志持有如此论调，印刷在各种商品外包装上的文案也口径一致，甚至百老汇的戏剧演出也对此大肆宣传。
尽管如此，冯·索科基在奥兰治所创办的工厂还是给所有实验室人员都提供了防护设备。他给每个人都发放了带铅衬的围裙以及用于取放装有镭的试管的镊子。后来，冯·索科基在1921年1月写道，“只有采取最严格的防护措施后”，人才能处置镭。
尽管他对此一清二楚，而且他自己的食指也受了伤，但冯·索科基显然被镭迷住了心智，所有的报道都说他丝毫不以为意。他在把玩镭的时候表现得漫不经心，除了徒手拿着装有镭的试管观察夜光效果外，还会将整个前臂全都浸泡在含有镭的溶液里。这些场景大家早已司空见惯。
公司合伙人乔治·威利斯同样麻痹大意。他根本不愿意费力去拿把镊子，而是伸出拇指和食指直接把装有镭的试管拿起来，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公司里的同事都学着他们俩的样子。没有人会在乎托马斯·爱迪生多次提出的警告。爱迪生的工作地点与奥兰治的镭公司只隔着几英里。爱迪生曾经说过：“很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镭即便没有进入人体，也会产生可怕的后果。因此每个人在与镭打交道时都应该加倍小心。”
3
然而，在二楼阳光明媚的工作室里，描画表盘的姑娘们似乎对世界上的一切都毫不在意。这里找不到带铅衬的围裙，也看不到象牙尖镊子，更没有医疗专家的身影。人们都认为涂料中镭的含量微乎其微，根本没有必要采取任何防护措施。
当然，至于到底需不需要防护措施，姑娘们自己也不甚明了。毕竟她们每天面对的是具有“神奇药物”之称的镭。当她们一边说说笑笑，一边埋头苦干时，无不认为自己幸运之至。这当中也包括格蕾丝、艾琳、阿尔比娜、埃德娜、黑兹尔、凯瑟琳和梅。
她们拿起画笔，就像培训师当初指导的那样，灵活娴熟地重复着每个动作。
抿……蘸……画……
战争就像一台不知饥饱的机器——人们喂给它的食物越多，它的胃口就越大。
1917年的秋天渐渐远去，但对工厂产品的需求却丝毫没有减少的迹象。工厂在鼎盛时期，为了完成画表盘的订单，一共招募了375个画工。当公司宣布人手不足，需要招募更多的画工时，姑娘们都会急不可耐地向朋友、自家姐妹以及亲戚家的女孩推荐这份工作。
没过多久，很多家庭中的所有女孩就都坐到了工作台边，兴高采烈地一起画表盘。阿尔比娜和莫莉·马贾姐妹的身边很快就多了一个妹妹做同事，16岁的金塔·马贾。
金塔魅力十足，引人注目，有一双灰色的大眼睛，头发又黑又长；她认为自己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一口漂亮的牙齿。金塔为人善良体贴，做事脚踏实地，最喜欢的消遣方式包括玩纸牌、跳棋和多米诺骨牌。她也大大咧咧地坦白：“我本来应该经常去做礼拜，但其实我不怎么去。”她和格蕾丝一见如故，两个人的关系好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
姑娘们或许都愿意跟别人聊天，但手里的活计该做还是要做的。要是她们干活的时候态度不认真，那么面临的一定就是被淘汰出局的命运。
正如凯瑟琳在纽瓦克工作室所注意到的，表盘画工在工作中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如果干活的速度赶不上工友，就会遭到当面批评；如果速度总是提不上来，最终就得卷铺盖走人。姑娘们难得见萨沃伊先生一面，因为他的办公室在楼下。他上来唯一的目的就是训斥她们工作不利。
最大的问题是涂料的浪费。鲁尼小姐每天都会发放一定量的镭粉，用于完成固定数目的表盘描画工作，而姑娘们也必须要做到物尽其用。她们既不能提出额外的材料需求，也不可能节省出多余的材料。如果用光了所发放的材料却无法完成相应数目的产品，在质检阶段就会暴露无遗。
于是，姑娘们就养成了互相帮助的习惯，要是有人发现自己还剩了一点镭，就会拿出来跟大家分享。还有就是盛水的盘子里会有沉淀下来的镭粉，这也成了额外的材料来源。
然而，公司的老板们也注意到了涮笔盘子里那浑浊的水。不久，涮毛笔的小水盘就被逐一收掉，公司给出的解释是材料价格昂贵，用水涮笔太浪费材料。这样一来，表盘画工们若想除掉在笔头上凝固的镭粉，只能选择抿笔尖这一个办法。正如埃德娜所说：“要是不这么做，就没法干活了。”
姑娘们本身也成为杜绝浪费的目标。每次下班回家之前，她们都要被叫进暗室，专门有人把她们衣服上沾的镭粉掸下来，然后再把落到地板上的“闪闪发光的粉末”扫到簸箕里，留待第二天使用。然而，即便掸粉末的人再细致，也无法将所有粉末清除干净。姑娘们浑身上下都沾满了镭粉：她们的“手、胳膊、脖子、连衣裙、内衣，甚至还有紧身胸衣，都闪闪发光”。
埃德娜记得很清楚，在将沾上的粉末全都掸掉后，“等我夜晚回家时，衣服在黑暗里就会发光……我走到哪里别人都看得到，我的头发和脸都清晰可见”。姑娘们“就像暗室里的夜光手表一样熠熠生辉”，仿佛她们本身就是计时器，倒数着自己的生命里所剩无几的秒数。当她们穿过奥兰治的大街小巷回家时，她们就像幽灵一样发着荧光。
没有人不会注意到表盘画工的存在，因为她们已经精致到无懈可击的地步。城里的居民不但注意到她们身上发出的幽灵般的荧光，还注意到她们身上那些价格昂贵、优雅得体的服饰，因为姑娘们穿的不是丝绸就是貂皮，这让她们看上去“更像是午后慵懒惬意的阔太而不是在工厂里干活的女工”，当然这也是高薪给她们带来的一项福利。
4
尽管这份工作看上去光鲜亮丽，但并非适合所有人。有人发现涂料有毒。一个姑娘在那里工作才一个月，就出现了口舌生疮的症状。尽管表盘画工们全都采取了抿笔尖的技法，但抿的频率却大不相同，这可能也是每个人的反应迥然相异的原因。
格蕾丝发现“我可以在笔尖干硬之前涂好两个数字”，而埃德娜则每涂一个数字就要抿一下笔尖，有时甚至涂一个数字就会抿上两三次。金塔虽然讨厌涂料的味道，但做法却跟埃德娜如出一辙。“我忘不了涂料的味道，有股沙子味，里面的小颗粒就嵌在牙齿缝里。”
有的表盘画工抿笔尖的频率不高，凯瑟琳在完成一个表盘的过程中只会抿四五次。不过，当她突然长了满脸粉刺后——这种症状有可能是因为激素分泌旺盛，毕竟她已经15岁了——她便注意到几个同事出现的不良反应，于是她决定去找个医生问问情况。
令她感到不安的是，医生问她工作中是不是经常接触磷。在纽瓦克，磷是一种众所周知的工业毒素，这种怀疑非常合理。但是，医生的怀疑却丝毫不能让凯瑟琳感到合理，她也无法冷静。因为引起医生注意的不仅仅是她脸上的粉刺，凯瑟琳的血液检测结果也出现了异常。她在工作中当真没有接触磷吗？
表盘画工们其实并不清楚每天使用的涂料里到底含有什么成分。医生的问题让凯瑟琳一头雾水，于是她开始向同事们求助。等到凯瑟琳跟姑娘们原原本本地讲述了医生跟自己说的话后，大家都感到有些心神不宁。姑娘们一起去找萨沃伊先生对质，萨沃伊先生原本打算用涂料无害之类的言辞缓解大家的恐惧心理，但这一次，他的话无人信服。
于是，跟任何一位中层管理者一样，萨沃伊先生就找了自己的顶头上司。没过多久，乔治·威利斯特意从纽约赶来，就镭的相关问题给表盘画工们开了个会，让她们相信涂料是安全无害的；冯·索科基也出席了。两位医生都在会上郑重地承诺，涂料中不存在任何危险元素：镭的含量微乎其微，不会对她们造成任何伤害。
于是，姑娘们继续回去工作，肩上的压力似乎也比此前小了一些。只不过凯瑟琳一想到自己脸上的痘痘竟然给大家带来这么多烦恼，就感到很不好意思。渐渐地，她脸上的皮肤变得光滑如初，表盘画工们心中的担忧也随之而去。
当全世界最伟大的一位镭专家跟你解释，说你根本无须担惊受怕时，那么很自然，你就不会再自寻烦恼。
姑娘们开始互相取笑镭粉沾在身上所产生的效果。格蕾丝记得，“沾在手帕上的鼻涕在黑暗中会闪闪发光，这种事在过去经常发生”。其中一个表盘画工素有“活泼的意大利女孩”之称，一天晚上，她在约会前把满口牙齿都涂满了涂料，想着只要张嘴一笑就会把男朋友迷倒。
姑娘们的浪漫爱情原本还处在萌芽状态，如今已经竞相绽放。黑兹尔和西奥多像以往一样如胶似漆，金塔也已经开始跟一个叫詹姆斯·麦克唐纳的年轻人约会。
不过，最早披上婚纱的却是梅。1917年12月23日，她成了冬日里幸福的新娘。按照传统，梅打算马上辞职，但萨沃伊先生请她再坚持一段时间，于是她选择继续留在工作室。同月，莎拉·梅勒费尔入职。
跟其他姑娘们相比，莎拉略显与众不同。她年龄偏大，已经28岁，身材微胖，性格腼腆，似乎与那些正值韶华的姑娘们有些格格不入。不过，这些十几岁的女孩子却很愿意跟她来往。莎拉有一头黑色短发，宽肩膀——她的肩膀也不得不变得“宽阔”起来，因为她是个单亲妈妈。她有个6岁的女儿叫玛格丽特，跟莎拉的小妹妹重名。
1909年，莎拉嫁给了亨利·梅勒费尔。亨利身材高大，黑头发、黑眼睛，是个法国和爱尔兰混血儿。然而，亨利突然间人间蒸发，如今他到底人在何处，无人知晓。于是，莎拉只能和女儿一起搬回父母家，和母亲莎拉·卡洛、父亲斯蒂芬·卡洛以及16岁的妹妹玛格丽特一起生活。斯蒂芬既是个油漆匠也是个室内装潢师，一家人个个都“勤劳本分、通晓事理”。莎拉也不例外，她勤劳肯干，很快就成为镭公司里最忠诚的雇员之一。
不过，对于梅来说，她继续为公司效劳的日子所剩无几。婚后不久她便怀孕，于是她在1918年初递交了辞职信，职业生涯就此画上了句号。
5
梅的职位很快就被人取代。1918年，美国生产的95%的镭都被用于制造镭涂料，以满足描画军用夜光表盘的需求；工厂纷纷开足马力生产。截止到年底，六分之一的美国士兵都配备了夜光表——大多数表盘都是奥兰治工厂表盘画工的杰作。
工作室增加了两个新员工，一个是简·斯托克，昵称詹妮，另一个是7月份入职的海伦·昆兰。海伦身材苗条，古灵精怪，属于精力旺盛的那种类型，但整个公司的人却嗤之以鼻，说她是那种“为了个人利益到处投机钻营的人”。海伦有个男朋友，她经常带着男朋友参加姑娘们的野餐会。男友仪容整洁，金发碧眼，每次参加野餐会都穿着衬衫、打着领带。一次野餐会上，他和海伦拍了一张合影：海伦的裙摆随风飘扬，婀娜多姿；他没有看镜头，而是对着海伦深情凝望，仿佛完全被这个活泼的精灵摄去了魂魄，仿佛能够遇到海伦是他人生中的一大幸事。
姑娘们还在怂恿家庭成员跟她们一起来公司工作。1918年9月1日，凯瑟琳颇为自豪地写道：“我在工厂里给艾琳谋到了职位。”
艾琳·鲁道夫从小父母双亡，是凯瑟琳的表妹。她俩虽然同岁，但凯瑟琳要大几天。当时艾琳和凯瑟琳一家人生活在一起。艾琳谨小慎微，整天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但考虑到她童年的遭遇，有这种性情倒也可以理解。
艾琳并没有像有些姑娘那样把工资都花在购买真丝裙子和裘皮大衣上，她在银行里开了个账户，把钱全都存了起来。艾琳脸型瘦削，鼻子小巧，眼眸如漆，一头黑发。从唯一一张留存下来的照片上看，她显得有些悒悒不乐。
艾琳入职一个月后，又来了一位新员工。不过，这位新员工并不是表盘画工，而是一位事业颇有建树的商人，他是公司新聘用的财务主管亚瑟·罗德。他善于抓住各种职业机遇。大学毕业时，亚瑟并没有拿到学位，但他在选中心仪的职业后，升职的速度快到令人咋舌。
亚瑟衣冠楚楚，圆脸，罗马鼻，薄嘴唇，最喜欢的事情除了打领结，就是在头发上涂发油，这样一头黑发就会顺滑地贴在头皮上。此前他在纽约总部工作，如今开始负责管理所有的表盘画工。尽管他嘴上说自己会经常到工作室去视察工作，但跟大多数高管无二，亚瑟也很少真正走进工作室。实际上，在格蕾丝的印象中，冯·索科基也只是在自己的工作台边偶尔路过一次而已。当时她对此并不在意，但后来她才知道，他当时现身工作室的意义非同凡响。
那天，格蕾丝像以往一样坐在工作台旁，抿完笔尖后在涂料里蘸了一下，工作室里其他姑娘的工作步骤也毫无二致。
每当冯·索科基脚步轻快地走向实验室，按照习惯，他的脑子里总是充满了各种创意，想的全都是各种复杂的科学问题。只不过这次当他匆匆忙忙地穿过工作室时，脚步不由得停顿了一下，眼神直接就落到了格蕾丝的身上——落到了她手中正在忙着的活计，就好像第一次看到她干活的样子。
格蕾丝抬起头来瞟了他一眼。冯·索科基的长相令人过目难忘。他有着大鼻子、招风耳，留着黑色寸头。凯瑟琳一想到工作进度，便低下头继续画表盘，接着又抿了抿笔尖。
“不要那样做。”冯·索科基突然说。
格蕾丝闻言不由一怔，重新抬起头来，一脸困惑不解。这活不就是这么干的吗？所有的表盘画工不都是这么干活的吗？
“不要那样做，”他又跟她说道，“会生病的。”接着便继续朝前走去。
这番话把她搞糊涂了。她觉得有必要认真求证一下这件事，便直接去找鲁尼小姐。然而，鲁尼小姐只是把以前跟表盘画工们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她跟我说冯·索科基的那句话没别的意思，”格蕾丝后来回忆道，“她跟我说涂料没毒。”
于是，格蕾丝又回到工作台旁继续手头的工作：抿……蘸……画……
毕竟，战争还没有结束。
不过，战争也没有持续多久。1918年11月11日，枪炮声沉寂下来，和平终于降临。在这场战争中，超过11.6万名美国士兵战死疆场；交战双方的死亡人数大约有1700万人。在双方签订停战协议的那一刻，镭公司的姑娘们、公司主管们，乃至全世界人民，都庆幸残酷、血腥的战争终于画上了休止符。
因战争而殒命的人早已经不胜枚举。如今，人们都觉得开启新生活的时机到来了。
6
停战协议签署一个月后，金塔立刻亲身实践及时行乐的生活准则，嫁给了詹姆斯。詹姆斯是爱尔兰人后裔，性格活泼，在一家连锁店里担任经理。这对新婚夫妇在一座两层小楼里安了家。一开始，金塔并没有辞去表盘画工的工作，但她也没再做多久，到了1919年2月便辞了职。很快，她怀了个女孩，起名海伦。孩子的预产期在感恩节的两天后。
选择离职的表盘画工不只金塔一个人。战争已经结束，姑娘们也长大成人。艾琳·科比辞职后，在纽约市找到了一份办公室职员的工作。后来，她嫁给了风度翩翩的文森特·拉波特。文森特眼眸湛蓝，目光锐利，在一家广告公司任职。
很快就有人补了空缺。1919年8月，莎拉设法让小妹妹玛格丽特获得了工作机会。玛格丽特朝气蓬勃，喜欢涂脂抹粉和各种艳丽夸张的服饰：超大翻领、剪裁独特的外套以及周围饰满羽毛的宽边帽子。玛格丽特很快就和约瑟芬的小妹妹吉纳维芙·史密斯成了闺蜜，后者也同样刚入职不久。
她们的另外一位闺蜜是阿尔比娜。阿尔比娜还在成堆的表盘上忙碌地工作。即便亲眼看着妹妹先自己嫁人，目睹着妹妹的幸福生活，但阿尔比娜心中没有丝毫怨念。只不过她不禁在想自己的幸福生活将何时开始。那年夏天，她也决定辞职，重新干回老本行——给帽子镶边。
那是一个变化多端的时代。当年夏天，国会通过了第十九修正案，允许女性享有选举权。例如，格蕾丝就迫不及待地希望这一权利能早日生效。工厂也正在发生变革：很快，新来的化学家霍华德·巴克——也就是未来的公司副总裁——和冯·索科基一起着手开发夜光涂料的新配方，打算用新钍取代镭。
据一份备忘录上面的记载，“巴克会把放在手边的东西混合在一起后就拿出去售卖，有时候新钍和镭的成分各占一半，有时候是10%（新钍）和90%（镭），配比非常随意”。新钍是镭的同位素（为了与“一般的”镭226区分开来，新钍被命名为镭228）。新钍也有放射性，但半衰期只需要六七年，而镭226的半衰期则为1600年。因此，与镭相比，新钍更粗糙、更廉价，它的第二个特点对公司而言却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公司要求在工作室干活的表盘画工尝试一项新技术。据埃德娜回忆：“公司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块小布片，要求我们不要再抿笔尖，而要在这块小布片上擦笔。”然而，还不到一个月，埃德娜说，“公司就把小布片全部收走，不允许我们再使用，说是太浪费镭了”。她最后总结：“我们还是觉得抿笔尖这个方法更实用。”
尽管战争已经结束，但夜光类产品的需求却没有减少的迹象，因此对公司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尽可能确保生产过程的高效。1919年，公司的生产达到了新高峰：220万块夜光手表。这让新任财务主管亚瑟喜不自胜。
这也难怪凯瑟琳经常会感到疲惫不堪。那年秋天，她注意到“两条腿经常有种撕裂般的疼痛，而且一走路就觉得肌肉僵硬”。母亲恰好在那年去世，凯瑟琳一直情绪低落；和父亲威廉的关系变得比以前更加亲密，但两个人都因为母亲的离世而黯然神伤。
然而，正如凯瑟琳的表妹艾琳对于生活的透彻理解，即便我们深爱的亲人已经离我们而去，生活还是要继续下去。她和凯瑟琳别无选择，只能和同事们一起在那间粉尘弥漫的工作室里辛苦劳作。这些同事包括玛格丽特·卡洛和姐姐莎拉·梅勒费尔、埃德娜·博尔兹、格蕾丝·弗赖尔、黑兹尔·文森特、海伦·昆兰、大家的开心果詹妮·斯托克，当然还有埃拉·埃克特和莫莉·马贾，尽管她俩都非常愿意跟别人聊天，但干活效率之高却一直无人能及。
姑娘们玩得疯狂，干起活来也一样拼命。要想保住这份工作，不拼不行。
产品订单如雪片般飞来。公司开始考虑战后的发展策略，决心扩大在镭医学领域的规模。同时，亚瑟还负责监管“夜光涂料”的商标注册。和平年代的无聊，意味着数不胜数的顾客希望能购买到夜光产品。如今，公司直接将夜光涂料销售给消费者和制造商，这样他们便可以随意涂抹在任何需要涂抹的地方。这一需求令镭公司产生了一个新想法，他们打算帮助手表制造商建立内部工作室。此举将使奥兰治工厂表盘画工的数量大幅度降低，但公司仍然可以通过供应夜光涂料获利。
实际上，公司也有不得不搬离奥兰治的苦衷，至少也得精简业务。如今，民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高涨的爱国热情早已经无影无踪，那么工厂若仍保留在居民区中心位置的厂房，便显得格格不入，而且工厂的选址如今已经出现了问题。当地居民开始怨声载道，投诉工厂排放出来的烟尘令晾晒在外的衣物褪色，影响了他们的身体健康。
7
所有的筹建工作都已经准备到位，似乎所有人都兴高采烈——除了原来的那些表盘画工。公司通过开创新的业务领域发展得顺风顺水，但订单越来越少导致工厂开工不足，有的姑娘便没活可干，到最后，奥兰治的工作室已经无法实现全天开工，只能按订单需求量开工。
对于这些表盘画工来说，她们一直都是按件计酬，这种状况让她们无以为继。于是，女工的数目日渐减少，后来只剩下不到100个姑娘仍然坚守岗位。跟凯瑟琳一样，海伦为了更好的就业机会也离开了工作室。海伦做了打字员，而凯瑟琳在一家轴承厂担任办公室职员——她发现自己非常喜欢这份工作。她写道：“办公室里的女孩子非常容易相处。她们邀请我加入她们的俱乐部。大多数女孩子都喜欢刺绣或拿钩针做衣服，大家都想给自己的嫁妆箱里增加一份嫁妆。”
嫁妆箱也叫作陪嫁箱，里面装的都是年轻的未婚女子为准备结婚而积累起来的物品。1920年春，凯瑟琳已经18岁，但她似乎并不急于安定下来：她太喜欢夜生活了。“我还没有准备嫁妆，”她写道，“所以，当其他女孩子都在忙着赶制嫁妆时，我就去弹弹钢琴，唱唱当时的流行歌曲。”
格蕾丝聪明睿智，头脑清醒，也能看到事业发展中的危险信号。对她来说，画表盘只是一份过渡性工作。这工作在支援战争需求时显得至关重要，但对于她这种技术娴熟的女工来说却并非长久之计。她眼界高远，因此，当她在富达银行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后，她感到欣喜若狂，因为富达银行是纽瓦克市的一家高端银行。格蕾丝喜欢去办公室工作。每次去上班时，她都会将一头黑发干净利落地盘起来，在脖颈上戴一串雅致的珍珠项链。她已经做好了准备，打算随时应对工作中的种种挑战。
与此同时，她的妹妹莫莉却没有坐等身披闪亮盔甲的骑士前来迎娶自己。莫莉具有独立的思想，单身而又自信，从家里搬出来后在海兰德大道的一座女性公寓里住了下来。海兰德大道位于奥兰治市，街道两旁绿树成荫，与附近造型优美的独立住宅相映成趣。
莫莉仍然留在镭公司里工作。又一个姑娘离职后，公司里剩下的女工就变得屈指可数，但莫莉却干得风生水起，因此并没有离职的打算。每天早晨她去上班时都感到精力充沛，干劲十足，但在一些同事面前却不得不收敛一些。通常情况下，玛格丽特是大家的开心果，但最近她却一直在抱怨，说自己快要累死了。
同时，黑兹尔也感到精疲力竭，决定辞职。她和西奥多还没有结婚，所以便在通用电气公司另寻了一份工作。然而，新的工作环境却并没有令她的身体状况得到改善。黑兹尔不知道自己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体重不断下降，身体也开始日渐虚弱，下巴疼痛难忍，就好像里面有什么东西烂掉了一样。她对此极为担忧，最后便找到新公司的医生给自己做了个全面检查，但这位医生也无法确诊她的病情。
不过，至少有一件事她可以放心，那就是她的身体状况并不是曾经在工作中跟镭打过交道所致。
1920年10月，当地媒体对她的前老板做了个专题报道。提取镭后剩下来的残留物质看上去就像是海边的沙子，而公司已经决定把这些工业废料卖给学校用来铺操场或者装在孩子们玩的沙箱里。有报道称，孩子们的鞋子因此而褪色变白。一个小男孩跟他妈妈抱怨说，他的两只手因为抓过这种沙子而产生了一种灼烧感。然而，为了消除大众的疑虑，冯·索科基在对此报道进行回应时公开表示，对孩子们来说，这种沙子“非常干净卫生”，最适合孩子玩耍，“比举世闻名的药泥好处还大”。
1920年11月底，猎头公司找到了凯瑟琳，希望她能重返镭公司，负责培训那些在手表公司工作室干活的新工人。面对这一邀请，凯瑟琳欣然接受，因为她对此没有丝毫顾虑。这些手表公司大多位于康涅狄格州，其中包括沃特伯里钟表公司。凯瑟琳将自己曾经学过的技术传授给几十个女孩。她说：“我给她们上培训课，教会她们抿笔尖。”
刚走上工作岗位的表盘画工，因为能够亲手接触到镭，几乎全都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
当时整个社会对镭的狂热丝毫没有减退，1921年玛丽·居里访美令这股热潮达到了巅峰。同年1月，面对新闻界对镭所做的持续不断的报道，冯·索科基也不甘落后，为杂志《美国》撰写了一篇文章。“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镭所蕴藏的力量是最伟大的力量，”他以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写道，“通过显微镜，人们可以观察到这种无形而躁动的强大力量。”不过，他也承认，“其用途我们尚不得解”。为了给读者留下一个悬念，他又补充道：“今天的镭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这本身就非常浪漫。不过，任何人都无法预知未来镭又将对我们有何种意义。”
事实上，包括冯·索科基在内，没有人能对镭的未来做出更多的预言，而且有一件事就连他自己也没能预见：1921年夏，他被赶出了自己的公司。联合创始人乔治·威利斯将手中持有的大部分股票都转卖给了公司的财务主管亚瑟。不久后，威利斯和冯·索科基在一次公司收购中都被粗暴地赶下了台。改名换姓后的美国镭公司似乎注定要在战后的世界里大展宏图，但冯·索科基却不再为其掌舵，也不会再带领着公司走向未来。
取之代之，亚瑟优雅地坐上了总裁的位置。
8
莫莉·马贾小心翼翼地舔了舔牙龈上的牙洞，真痛。
几个星期前，她觉得有一颗牙疼痛难忍，便找了个牙医把那颗牙给拔了，但留下来的牙洞却至今隐隐作痛，这让她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她轻轻地晃了一下身子，便继续画表盘。
她记得当时工作室里鸦雀无声，因为很多表盘画工都已经离职。詹妮·斯托克和艾琳都已经被公司解雇，艾琳的表姐凯瑟琳再次辞职。她和埃德娜都跳槽到夜明产品公司画表盘。这家公司位于纽瓦克，也是一家镭公司。在最早的那批表盘画工里，如今剩下的只有史密斯姐妹和卡洛姐妹，还有莫莉。在莫莉看来，最让她感到伤心的是埃拉辞职去了班伯格百货公司上班。
当然，自从罗德接管了整个公司后，一切都变了样。
莫莉画完满满一托盘表盘后便站起身来，走过去将盘子交给鲁尼小姐。她的舌头不由自主地又舔了舔牙龈上的牙洞。痛感似乎变得没那么明显。她心想，要是还不见好，她打算再去找牙医看看，只不过这次要换个医生，一定要换个医术高超的牙医。
她的情况并没有很快好转。
于是，朋友给她推荐了擅长治疗口腔疑难杂症的专家——约瑟夫·克内夫医生，她预约了1921年10月就诊。对莫莉来说，就诊日之前的这段日子非常难熬。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她的下牙龈和下巴的疼痛加剧，简直无法忍受。当莫莉跟着克内夫走进诊室时，真希望他能彻底治愈自己的病痛，因为此前那个牙医的治疗似乎只是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而已。
克内夫40多岁，身材高大，皮肤呈健康的橄榄色，戴着一副玳瑁眼镜。他动作轻柔地用探针探查着莫莉牙龈上留下的牙洞后，轻轻地摇了摇头。之前那个牙医拔掉这颗牙已经是一个多月以前的事了，但创口却丝毫没有愈合的迹象。
克内夫注意到她牙龈发炎，轻轻地触碰牙齿，有好几颗似乎有点松动。他轻松地点了点头，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病因。后来他说：“我当时认为她得的是齿槽脓漏。”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炎症，会影响牙齿周围的组织，而莫莉似乎表现出了所有的症状。克内夫相信在自己的专业治疗下，莫莉的状况很快就会得到改善。
然而，她的症状依然不见好转。克内夫回忆道：“治疗丝毫没有发挥作用，这姑娘的病况日益恶化。”
牙疼令莫莉痛不欲生。克内夫认为，若想阻止牙龈继续感染，只能去除疼痛的根源，于是他又陆续拔掉了莫莉的好几颗牙齿。然而，所有的拔牙创口无一愈合。相反，牙洞里陆续出现了溃疡的症状。溃疡的地方不但越来越多，而且令她感到疼痛万分，简直比拔牙之前还要痛苦。
莫莉挣扎着继续在工作室里干活，但是每次抿笔尖的动作都让她疼得龇牙咧嘴。玛格丽特觉得自己已经恢复了好心情，便总是想跟莫莉聊聊天，但莫莉却很少回应。这不仅是因为牙龈的疼痛令她无暇分神，而且她发现自己竟然生了口臭，每次她张嘴说话，一股令人作呕的味道便会随之而出，这让她感到非常尴尬。
1921年11月底，就在金塔的女儿两周岁生日的前一天，姐姐阿尔比娜和詹姆斯举行了婚礼。新娘发现外甥女的各种可爱举动，突然有了想当妈妈的冲动。她想，她和詹姆斯很快就会有自己的孩子，到时候孩子们也会像外甥女一样到处跑来跑去。
然而，地平线上升起来的那朵乌云却给这对新婚夫妇的幸福生活投下了阴影：莫莉的状况一再恶化。姐妹两个人的住处相距较远，如今阿尔比娜很少跟莫莉见面，但莫莉的所有姐妹都对她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颇为担忧。几个星期过去了，让莫莉痛不欲生的除了牙龈外，身体上其他好几个地方也开始感到刺痛难忍。据金塔回忆：“我姐姐的牙齿、下颌骨、臀部和脚都开始出现痛感。我们大家都觉得她得了风湿病。”医生给她开了阿司匹林，让她回到位于海兰德大道的家中休养。
幸运的是，莫莉跟一位医护人员住在一起，跟她一起租房子的一个50岁的女房客，名叫伊迪斯·米德。伊迪斯是个训练有素的护士，一直都在不遗余力地照料着莫莉。不过，凭借自己所接受的医疗培训，伊迪斯对莫莉的病始终一头雾水，而且她也从来没有见到过类似的病症。包括克内夫、莫莉的家庭医生以及伊迪斯在内，谁都没办法改变莫莉的状况。每次莫莉看完病，都会带回来一张昂贵的诊费单，但不管她花多少钱，却始终没有奏效。
实际上，为了解除莫莉的痛苦，克内夫甚至采用了一些“极端的治疗方法”，但他越想帮忙，莫莉的状况就变得越糟糕——牙齿、溃疡、牙龈全都如此，无一例外。有时候，克内夫甚至都不用再费力帮她拔牙，因为她的牙齿竟然一颗颗地自动掉了下来。无论他采取何种治疗手段，都无法改变整体状况的持续恶化。
“持续恶化”这个词用来描述莫莉的健康状况简直再合适不过。莫莉的口腔几乎要裂成碎片。持续不断的疼痛让她饱受折磨，只有那些治标不治本的止痛药才能给她带来一丝安慰。
莫莉一直是个爱说爱笑的姑娘。因此，这种状况对莫莉来说简直无法容忍。以前她露齿而笑时，笑容是那样灿烂美好，但如今随着牙齿一颗颗脱落，那样的笑容在人们的记忆中已经变得模糊。实际上，这已经无所谓了，因为她现在痛苦到根本笑不出来。
圣诞节过后不久，新的一年开始了。几位医生经过会诊后终于得出结论，可以为莫莉那神秘莫测的病情确诊。口腔疼痛、关节疼痛、极度疲劳、一个年轻的单身女人离开家独自生活……一切都显而易见，真的非常明显。1922年1月24日，这几位内科医生都认为她得了梅毒，或者丘比特病——一种通过性行为传播的疾病——于是给她做了检测。
然而，检测结果却显示为阴性。医生们不得不再次推倒结论，再寻病因。
9
截至当时，克内夫已经注意到莫莉表现出来的一些症状，这让他开始怀疑自己最初的诊断。很明显，症状的外在表现是“难以承受的疼痛”，就好像有什么东西从身体内部攻击她一样，不过克内夫也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是什么。莫莉的口腔内部完全呈现出一种崩解的状态。此外，克内夫还闻到她口腔里散发出来的浓重气味似乎“与众不同”：“这种味道与一般的口臭不同，是颌骨坏死的气味。”坏死意味着骨头腐烂。莫莉的牙齿，也就是那些还没掉的牙齿，现在正在口腔里慢慢腐烂。
克内夫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得出了结论。他认为，莫莉患有一种类似磷中毒的疾病。几年前，就在凯瑟琳爆发粉刺时，她的医生也做出过同样的诊断。
“磷毒性颌骨坏死”——这是磷中毒患者曾经对这种情况所起的残酷别称——和莫莉正在忍受的那些症状极为类似：牙齿脱落、牙龈发炎、下颌坏死以及疼痛难忍。于是，当克内夫再次为莫莉诊病时，他问起此前莫莉所从事的到底是什么工作。
“画表盘上的数字，到了夜里这些数字就会发光。”她回答道，说话的时候舌头不小心碰到了口腔里的溃疡面，疼得她不由得皱了皱眉。
听莫莉这么一说，克内夫更是疑窦丛生，于是决定亲自对这件事展开调查。他首先前往镭工厂走访，但厂里却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我向那些研究镭的工作人员讨要涂料的配方，”他回忆道，“但他们断然拒绝了我的请求。”毕竟夜光涂料非常有利可图，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涂料配方属于公司的最高机密，公司不可能随便拿出来跟别人分享。不过，公司员工还是跟克内夫说涂料中不含磷，并保证说在镭工厂里工作不可能引发任何疾病。
克内夫自己做的实验似乎也从侧面佐证了镭公司的说法。“我原以为她的病因是涂料中含有磷，”克内夫后来说道，“但我所做的所有实验都无法证实这一推测。”一切似乎仍是未解之谜。
这一切对莫莉而言全都于事无补。当时，疼痛已经让她苦不堪言。她的嘴里长满了疮，痛得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更别提吃东西了。她的姐妹们每当看到她的样子都觉得骨寒毛竖。金塔说，她受了那么多罪，“每次我一想起来就觉得心烦意乱”。
任何曾经饱受牙龈脓肿之苦的人，至少可以想象出莫莉所遭受的一小部分痛苦。如今，莫莉的整个下颚、上颚乃至耳骨可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脓肿。处在这样的状况下，她不可能再出去上班。于是，她辞去了奥兰治工作室的工作。她曾经在那里画表盘，度过了很多欢乐时光，如今却只能待在家里。她相信，在不久以后的某一天，医生一定会诊断出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而且治好她的病，这样她就能重新开始生活。
然而，她的病一直无法治愈。5月，克内夫建议她再来一趟，再给她做一次检查，看看病况是否有所好转。莫莉一瘸一拐地走进他的诊室。她的臀部和双脚所表现出来的风湿病症状越来越明显，她几乎成了个残疾人。不过，真正占据她全部思想、时刻提醒她存在、一直都在吞噬她的，则是她的嘴巴。那种痛苦简直阴魂不散。
她步履蹒跚地走到牙科手术椅边，坐下后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她小心翼翼地张开嘴巴。克内夫医生弯下身子，准备用探针检查她的口腔内部。
他发现，如今她的牙齿几乎全部掉光，而口腔里到处都是红色的溃疡面。莫莉向医生示意她的下巴特别疼，于是克内夫小心翼翼地戳了一下她口腔下半部分的骨头。
尽管他的动作非常轻柔，但莫莉的下颌骨在他手指的触碰之下竟然断了，这令他惊骇不已。他把断骨取了出来，“不是做手术取出来的，而是两根手指伸进她嘴里直接把骨头给拿出来”。
大约一个星期后，莫莉的整个下颌骨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给取出来了。
莫莉对此无法忍受。但即便如此，疼痛却丝毫没有缓解。医生所能提供的也只有止痛药，可这些药根本不起任何作用。蓬松的棕色头发遮住了她的脸庞，而这张脸覆盖下的任何地方，带给她的只有痛、痛、痛。她开始出现贫血的症状，身体更加虚弱无力。尽管克内夫并非内科医生（对检测步骤也不甚精通），但他还是在7月20日又给莫莉做了一次梅毒检测——这次的检验结果呈阳性。
如果有人把检验结果告诉莫莉，她可能就会彻底崩溃。不过，那时的很多医生都不会把诊断结果告知病人，因此，克内夫很有可能也并没有将检验结果告诉莫莉，而是希望她能集中精力恢复健康。如果此前她就已经得知了消息，就有可能知道她的病因绝不可能是这个。
然而，至于真正的病因到底是什么，她根本就无从得知。要说真有什么的话，那也应该是她的身体比谁都健康——不仅因为她年纪轻轻，才20岁出头，更因为她曾经跟镭这一神奇的物质打了好几年的交道，别人羡慕还来不及呢。就在同年2月，当地报纸还发表文章宣布：“镭可以食用……似乎再过几年我们就可以购买镭药——镭药具有延年益寿之功效！”
然而，对莫莉来说，留给她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她的下颌骨完全脱落后，克内夫有了一项重要发现。他曾经一直希望，通过拔掉一颗牙齿或者拿掉一块遭到感染的骨头，便可以阻止这一怪病继续恶化。然而，如今事实显而易见，“无论何时，取掉一部分被感染的骨头并不会中断骨头坏死的趋势，反而会令骨头坏死的速度变得更快”。夏天过后，莫莉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她现在莫名其妙地开始喉咙痛，而且痛得厉害。有时候，她的下巴会自动流血，伊迪斯就用把白棉布绷带把她的脸缠起来，以阻止继续出血。
1922年9月，纽瓦克市，莫莉的前同事埃德娜正在筹备婚礼相关事宜。她的未婚夫路易斯·胡斯曼是个黑头发、蓝眼睛的德裔管道工人。路易斯对埃德娜“情有独钟”。她满怀期待地将新娘装全都摆了出来：婚纱、长筒袜、婚礼鞋。快了。
快了。这个词代表着兴奋激动、满怀期待之情。也代表着安慰之意——尤其对于那些处在痛苦中的人们来说。
快了。
1922年9月，不明原因的感染已经折磨了莫莉·马贾将近一年的时间，如今已经扩散到了她的咽喉组织，疾病“慢慢地发展到了她的颈静脉”。9月12日下午5点，她的口腔突然大量出血，而且出血的速度非常快，伊迪斯根本就没法止血。莫莉的这张嘴，已没了牙齿，没了下颌骨，也没了声音。如今这张嘴里仅剩的就是那满口的鲜血。血顺着她的嘴角溢出来，流过她那张饱受病痛折磨、抽搐不已的脸。惨状令人不忍直视。
她去世了，妹妹金塔说：“死得太痛苦、太可怕。”
莫莉离世时，年仅24岁。
[英]凯特·摩尔 刘畅 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22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