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576)

博士毕业后的功名利禄,是他给自己画的大饼 | 人间

 商飒风 人间theLivings 2022-09-09 08:05 Posted on 北京

 

 

“我都算过了,博士4年,就‘博一’在校,其余3年返岗工作,就能恢复全额工资。档案弄过去就能享受全日制博士各项福利,除了每月1500元国家助学金,还能每年参评奖学金,读博4年的收入大于脱岗1年的亏损,稳赚不赔。”

 

配图 |《黑狗》剧照

 

 
 
 
 

 

 

1

 

我是在2015年求职面试时第一次见到的桑老师。他身高将近1米8,一头黑发又卷又密,再加上黝黑的肤色、清瘦的面庞和略微深陷的眼窝,长相跟那个叫明道的台湾演员倒有几分神似,但那身皱巴巴的西装又透出了一股乡土气息。大家都是来这所高校应聘辅导员岗位的,他却像老员工似的侃侃而谈:“这所学校人事代理和事业编制同工同酬,还不扣职业年金,干上几年铁定转正给编制。”

他站在我身后,主动跟我搭讪:“兄弟,看你像是外地名校毕业的,这个面试肯定能过,一会散场我请你吃个饭,咱们认识一下?”还没等我想好怎么客气地回绝,他紧接着又说:“没事,我请客,待会儿你面试出来,告诉我考官问的题目就行。”

面试结束后,我们来到校外城中村的一个苍蝇馆子。桑老师盯着菜单,好半天才点了一荤二素,其中还包括一盘10元的凉菜拼盘。几杯果啤下肚,我们都放下戒备,聊了起来。

桑老师先把我的个人情况问了个底朝天,之后才说自己是广西人,农村家庭出身,“家境是全村数一数二的”。他说自己从小“南人北相”,爱好历史,从本省一所师范类院校历史学专业毕业后,打算“潜龙在渊”,先工作两三年,之后想走学术道路,重振中国古代史学研究……

面试结果公示后,我和桑老师双双在榜,成了同事。入职后,年轻辅导员很快打成一片,桑老师总是谈古论今,针砭时弊,慢慢就成为我们这群人的“精神领袖”。每天他的办公室里总是挤着一堆同事插科打诨,一到饭点就吆五喝六下馆子。因为关系不错,桑老师今天找这个同事帮忙取快递,明天拜托那个同事助力拼多多砍价,用他的话讲:“人和人的交情就要彼此麻烦,互相给办事才能更深更好。”

那时候,外向开朗的桑老师在职场上混得如鱼得水,做学生工作更是敢打敢拼敢担责,颇有书生意气。他憧憬着靠个人奋斗改变命运,过上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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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事务千头万绪,大学辅导员干的是个良心活儿。大家刚入职时都铆足了劲,一边要手忙脚乱地管理学生,一边要挤时间参加各类培训、考试和会议,想给领导同事留个好印象。

相比别人削尖脑袋积极表现,桑老师似乎对功名利禄毫不感兴趣,私下表示:“我进高校是想着搞学术,振兴中国当代史学,参加这些虚头巴脑的活动对我没啥好处。玩命干辅导员到老也就是个‘学生头’,转岗干行政就是跪舔领导。熬成科长处长又有啥用,一年才挣几个钱?老子志不在此,等考上名校博士说走就走,谁留我都没用。”

入职大半年后,同一批进来的辅导员都对工作失去了新鲜感,渐渐把精力放在经营自己的生活上。可桑老师不同,他老把目光盯在别处——没多久,他就把工资明细、绩效份额、学院创收、单位小金库、评职称内幕摸查得一清二楚。到后来,连领导同事们的个人隐私、升迁背景也打探得清清楚楚。

正是通过桑老师的嘴巴,大家才知道:某位常把“夫妻恩爱”、“家庭和睦”挂嘴边的中层领导,其实是个“三婚男”;某位不到30岁的教务老师生的3个孩子,爸爸都不一样;某位年轻副教授是靠嫁给比自己年长近30岁的导师才评上“青年学术骨干”的;某位衣着朴素、低调寡言的女同事,父亲是厅级高官;某位女老师买了奥迪SUV,对外宣称有车贷,其实是伪造购房手续套取公积金全款买的……大家戏称桑老师是“单位百事通”“学校包打听”,他不置可否,说这也算一种“历史考证学的人际场域应用”。

可他在背后八卦别人的同时,别人也在八卦他。听同事讲,桑老师家境不好,母亲常年身体欠佳,一辈子也没出过那个小山村。也有人说桑老师母亲早逝,父亲务农,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好在他一路刻苦学习,成为村里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男生,虽然本科只是一所二本院校,但他仍是“全村的骄傲”。

大学时,桑老师早早瞅准了一个女孩,等来省城读研时,不待毕业,就和这个大他好几岁的女友领证结婚了。正因如此,女方家的户口本上多了一个领拆迁补偿款的名额,他也不用买房了。

 

 

2

 

从2016年起,我们所在城市的房价一涨再涨,晚买半年,就意味着十年奋斗白费一场。加上之后的限购摇号政策,一时间一房难求。后来,坊间又疯传买车也要限号加摇号了,大家又迫不及待地去买车。

单位里大多数同事的家境还不错,爹妈总能帮衬点,桑老师逢人就问:“你老爹老妈在哪给你买的房?”“每平米多少钱买的?……两年后再出手,你小子稳赚200万。”“你的车啃老来的吧?还是要有个好爹啊!”“媳妇家掏钱给你买的车,居然没登记在老丈人名下,软饭硬吃呀。”

对我这个“最佳损友”,他自然不会嘴下留情:“你的车是你老爹全款给买的,肯定没贷款,别想蒙我。你除了那套两居室,真的再没别的房子了?我算过了,你的工资减去房贷,再加年底取的公积金,剩的钱还能供得起一套房……”

在桑老师的“公示公证”下,同事们对彼此的资产情况、甚至连相亲对象的情况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大家的关系开始变得微妙起来。私下,桑老师说起别人有的而自己没有的,酸气的言语之中就会多出一丝戾气:“老子将来博士毕业,去待遇好的985名校,可以甩那些啃老的十条街。”

为了养家糊口,桑老师放下了身段,去给初中生当家教、带学生去外地实习(有出差补助)、参加监考阅卷(有劳务费)。每月发工资时,他的微信语音来得比银行的短信还快:“商老师,你这个月工资多少?我的比上个月少了1块3。你五险一金分别扣多少?登录财务系统截个图发我看下。”

两相一比较,要是他多,他便高兴,若是他少,就要我请吃饭。一次,他竟拿着我的工资明细截图去财务处讨说法,把我吓得不轻。

大家对桑老师这种过分关心和宣传虽有不快,但念在同事一场,聚餐活动还是会叫上他。一般来说,大学城的平价馆子,五六个人吃一顿饭不会超过300元。同事们默认“谁组局谁结账”,可每次轮到桑老师请客时,他总不忘叮咛一句:“下次该X老师请客了,到时去商场里那家新开的烧烤店。”

久而久之,大家对他便有些反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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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有人说我们学校要集资盖房,每名教职工有望通过内部价分到一套教师公寓。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些反应快的教职工已经开始四处筹措首付款了。

桑老师赶紧盘算着一套房能少花多少钱,以自己的工龄职称能分到几楼几室,甚至连每个房间怎么分配使用都想好了。但那时他刚上班没几年,手里没攒下什么钱,又没法向老爹和老丈人开口求借,便整日唉声叹气。

毫不夸张地说,桑老师等分房这一天等很久了。可能是住在老丈人的回迁房里多少有寄人篱下之感,可能是妻子生了孩子以后不上班,身在农村的父亲又无力接济,桑老师夫妇婚后争吵不断。有时,他会用“赘婿”自嘲,在高校工作,偶尔有不错的福利,可能是他在岳家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了。

“平台很重要,咱们学校虽然待遇低,但好歹有地盖房。分一套三居室在我名下,和老婆孩子搬过来住,那才叫一家人。等考上博士毕业了,名校挖我过去,那边再分一套房,解决我儿子入学问题和媳妇就业问题,这套房就租出去‘以房养房’。赶在退休前再把儿子工作安排到位,卖了这套旧的买新的,他住一套,我住一套。”桑老师不由自主地开始畅想未来。

那段时间他浑身是劲,一有空就去建材市场了解行情,到同事们家里去参观装修、家具。可没过多久,就又有传言说退休教职工也要参与分房,且人事代理员工不属于正式编制,没有分房资格。

这消息瞬间在年轻教职工中炸开了锅,一些人开始私下串联,准备集体请愿。桑老师被推上了带头人的位置,他组建了名为“分房请愿一家人”的微信群,不厌其烦地转发各类红头文件,声称分房是广大教职工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退休员工参与分房就是想为子女多吃多占,是“为老不尊”。

众人各怀心思,除了口头声援之外,却没一个人愿意跟桑老师去出头。桑老师无奈,又转发许多兄弟院校的分房新闻,同时自爆自己一家三口挤在50平米小房子里的种种辛酸:“家里没阳台,卧室都朝北,晾衣服都要挂厨房,长期晒不到阳光导致一家三口都缺钙。”

激愤之余,桑老师还写了一封万字的请愿书发到群里,号召大家签名。那封请愿书半文半白,开头一句是:“良禽择木而息,良臣择主而事,无恒产者无恒心,有恒产者有恒心。”似有暗示不分房就不在这干了的意思。

面对汹汹民意,最后学校无奈表示,因为教育用地无法变更用途,教师公寓修建计划暂时搁置。一些年轻老师因此吃了闷亏——因为等着学校分房,就一直没买商品房,结果回过头来市面上的房价又翻了一番。于是他们又怨恨带头请愿的人“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退休职工也怒斥有的年轻人“不奉献光索取,不懂得尊老爱老”。

桑老师忙活了大半天,结果落了个里外不是人的结局,还被各级领导叫去谈话。尽管他一再保证会“爱校如家”,“长期在学校干下去”,但还是被“敲打”了。有人指点他:去给领导送点礼,毕竟是要在学校久干的,低头认个错,不求进步高升,但求平稳安宁。桑老师果断拒绝,声称自己还是“有二两硬骨头的”:“爱分房不分房,都分不到才好,反正我分不到,他们也分不到,买高价房活该!当初跟着我闹就好了,今后什么事我也不挑头了。”

 

 

3

 

桑老师找我聊天,痛斥那些“沉默的大多数”的格局素质皆是“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为了远离这些人,他打算趁年轻考个博士。

“将来转教师岗评职称,破格当副教授、教授、‘长江学者’,每年轻松发表十几篇核心期刊,十几篇权威刊物,完成几个省部级科研项目,学校光科研奖励就能给几十万。”他的眼神眺望远处,似乎巨额科研奖励就在那里,“到时别的名校来挖我,老子说走就走,安家费50万,科研启动经费50万,还能解决家属就业和子女入学,肯定比现在过得好,最起码老子买书的发票都能给全额报销——到时让那些人看看,桑老师原来都不如他们,最后怎么比他们都过得好,要啥有啥,还都跑到他们前头去了!”

我本想劝他不要盲目乐观,但听他这么一说,也不知说什么好了。毕竟,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他口中的“那些人”。

随后的日子里,桑老师真的开始认真复习考博了,上班要么迟到早退,要么出工不出力,学生有事也都是推给其他同事处理,还美其名曰“黄老之道在于无为而治”。至于学校的各项集体活动,他更是躲得远远的,说自己只干“实实在在打粮食的事”。

桑老师第一次考博选了复旦,还是“申请—审核制”博士,导师更是选了历史学界的一位知名教授。当时博士生招考政策稍有变动,一些高校担心通过笔试、面试环节招录的学生只是考试型人才,不具备科研能力,干脆放权由导师“钦点”,选择适合自己科研方向的学生。

桑老师进入了面试,愈发信心满满,逢人便说“今后来上海我请你吃饭”、“下学期在学校你就见不到我了”。但最终,由于第一学历的院校层次太低,他被申请的那个导师拒之门外。

可复盘总结时,桑老师觉得自己失败的真正原因并不在此。他懊恼地对我说:“你想想,其他考生跑导师那儿混个脸熟,再送点特产礼品,肯定比我这只发邮件联系的寒门清流感情深、胜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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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眼,我们这批辅导员已入职3年,具备申请讲师中级职称的资格了。有传言说明年讲师职称的评审会从严从紧,不仅标准变高,名额还会变少,所以大家都高度重视,积极准备。

在高校,个人发展无非“职称”、“职务”两条线,所有的竞争都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每年到了职称评审和职务提拔的时候,虽然大家表面上还是嘻嘻哈哈的,暗地里却争得你死我活。

桑老师却又像以前一样不慌不忙:“我算过了,今年只淘汰2个人。咱们这一批进来的,就周老师发的文章少,刘老师不太受领导待见,估计倒霉蛋就是这俩货。”

我却替桑老师操心,他发表的文章也不多,有几篇还是学生给代写的。他还不给评审委员们送简历,到时候投票,人家可能都不知道他是谁。可他依旧自信满满:“无所谓,我的文章又不全是花钱发表的,学术水平碾压那些掏钱发表垃圾‘普刊’的,淘汰谁都不会淘汰我。”

谁知结果公布,周老师和刘老师顺利入围,桑老师被刷了下来。他气吼吼地去找领导,领导搪塞说,事前已经替他给评审委员们打过招呼了,但“竞争太大,下次还有机会”。

桑老师又闹到评审委员那里,最后学校领导不堪其扰,索性答复:“小周、小刘虽然文章较少,但平时积极参加各类活动,为学校和院系争得了一些荣誉。职称评审参考科研文章,但‘不唯科研文章’,需要对一个人进行全面综合考量。”

闹了一圈,桑老师像皮球一样被领导踢来踢去,来来回回都是安抚他“明年还有机会,到时再说”。评职称失利后,桑老师消沉了一段时间,经常在朋友圈转发一些愤世嫉俗的文章。一些同事看到了,并不为他感到惋惜,反而还在私底下冷嘲热讽。

 

 

4

 

2019年,桑老师苦尽甘来,终于成功考取了华南一所985院校的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竹简帛书。

全日制博士就读期间,要将人事档案转至学校,并由所在单位开具“同意就读证明”。按照我们所在高校的人事管理规定,员工脱岗读博,需要办理停薪留职,在读期间每月只发基本工资,年底无绩效收入,且要和学校签订协议,承诺毕业后返校工作。

对桑老师这样一个拖家带口的“赘婿”而言,要“面包”还是要“科研”,确实是个难题。他去异地读博,需要学院领导、妻子、岳父的“三审三签”,变数较大,他一度想要辞职,在大家的劝阻下,才没有意气用事。

为了能拿到档案又不受工作单位的制约,桑老师开始了一系列的“骚操作”:他先给录取学校保证,报名时没有资料造假,自己确实是“非在职考生”,报到前会把档案寄过去;之后,他请我们单位人事处档案室的同事吃饭,称兄道弟后,就以“提取公积金急用”的名义借出个人档案,答应会尽快归还,之后再补手续。

起初学院领导是不同意桑老师去读博的——倒也不是阻挠他“进步”,纯粹是觉得他在职期间考博没走程序,损害了自己作为领导的权威。但在两条“硬中华”的打点下,领导最终以高姿态同意,并表明自己马上就退二线了,“下不为例”。

桑老师不断为自己的妻子描述美好蓝图,说他博士毕业后能入职广西某一流高校,待遇高还分房,能同时解决她工作和孩子上学的问题,并承诺今后每个月带她和孩子回岳父家一趟。最后,妻子无可奈何地同意了,他老丈人虽有怨言,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

人逢喜事精神爽,离校读博前夕,桑老师请大家吃饭,席间难掩兴奋之色,表示“一切尽在自己掌握之中”:“我都算过了,博士4年,就‘博一’在校,其余3年返岗工作,就能恢复全额工资。到时毕业、工作两不误。再说,档案弄过去就能享受全日制博士各项福利,除了每月1500元国家助学金,还能每年参评奖学金,读博4年的收入大于脱岗1年的亏损,稳赚不赔。”

“那单位要是让你归还档案咋办,也不能一借4年啊?”我替他捏了一把汗。

“怕什么,怂管,他要是催,我就拖着,反正也没走程序留借条,管事的比我还怕呢!”

“那学校查起来怎么办?你这算是两头瞒、骗两头呀。”

“到时再说,反正毕业就去好学校了,巴不得学校把我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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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桑老师“博一”生活结束,回校返岗工作了。他依旧蛰居办公室,只干自己的事,学生工作能躲就躲,能推就推,对科研以外的活动一概斥为“垃圾”。领导给他画大饼、威逼利诱,统统无效——毕竟,他以为,自己博士毕业转教师岗只是时间问题。

大学看似恬淡清净,其实也是泾渭分明的名利场。教师岗、行政岗虽同处一个单位,但由于岗位特性和工作环境差异,双方常常相见不相识,井水不犯河水。

桑老师身为辅导员,却一心追求“学术”,以“在读博士”的身份和学校的一些专职教师打得火热,一起探讨国家社科基金、一区C刊、长江学者、学术年会这些“行业内情”,还会一起抨击学校的制度规定,骂几声领导。他抓住时机组局请客,然后适时提出想加入对方的科研项目,或求推“学术大牛”的微信。

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我俩的关系自然就没以前那么热乎了。桑老师偶尔也来找我聊天,说他的博士同学、新朋友的“路子野、资源广、背景强”。我若提出一些质疑,就会遭到他的驳斥,慢慢的,我就多听少说,到后来只是笑而不语。

我已经转岗到了行政部门,负责办公室工作,职责包括保管、使用部门公章和领导名章。之前学校因公章使用不规范引发过不少纠纷,我接手此事后就更加小心翼翼了。

一天,桑老师让学生抱来一摞厚厚的获奖证书,说要加盖部门公章——学校对盖章盖印有严格规定,要求办公室对每份材料进行登记,填写申请人、审批人、盖章人姓名,防止“私盖”,便于追查——这些证书又事关学生的评奖评优、考研推免,要是因为盖章发生真假和数量问题,我和桑老师都难逃干系。

为了保险起见,我给桑老师打电话:“你怎么不自己来,学生啥情况都不了解,怎么登记?”

“小事儿一件,还用登记吗?我的事儿你就先给盖了。”

“领导都没审批,没法给你盖章,到时候问起来不好交代。”

“我找你们领导说过了,他说可以先盖章后登记,你先给我盖了,我等着京东‘618’抢券买书呢,这会儿走不开。”

联想到之前桑老师“巧借”档案,害得那位档案管理员挨批背锅;又想起他曾借着给学生证注册盖章的时候,想趁机给30多岁的妻子办一张“00后”的学生证、享受各种半价优惠……我确实有点信不过他。

我问他找的是哪位领导,他吞吞吐吐的,说“好像是姓路的一个处长”。随后,我给几位部门领导打电话,结果他们都表示毫不知情,并要求我按流程登记、盖章。“这家伙,挖个坑差点把我给埋了。”我长舒一口气,解释清楚后,就让学生把证书抱了回去。

桑老师的电话随后就到了:“你什么意思?怎么没盖章就让学生把证书抱回来了?”

我压着火气又解释了一番,电话那头,他先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就爆发了:“你也太不给兄弟面子了!盖个章的事干嘛非这么认真?谁让你问领导了,你情商咋这么低?悄悄一盖不就完了吗?你不说、我不说,谁会知道?要是这次职称评审委员会成员有你们领导,我讲师评不上找你吗?”

我哭笑不得。他又开始骂我们这些做行政岗的就爱“拿权卡人”,作威作福:“你是科长你牛X行了吧,老子还不盖了!”

桑老师终究还是亲自来履行盖章手续了。只不过,他那天全程紧绷着脸,流露出一种被人欺压的愤懑表情。他先把申请表摔在桌上,又故意用大号字写满一页登记表,临出门还撇下一句话:“感谢商老师您支持厚爱!”

此后,我俩就渐行渐远了。

 

 

5

 

2022年,桑老师博士读到第四年,听说因为科研文章不够,不符合毕业条件,不得已要延期毕业。此时,我们学院换了副书记,新官上任三把火,特立独行的桑老师立刻被调整为“研究生专职辅导员”。

研究生人数比本科生人数大为减少,按人头算的“学生管理费”自然也水落船低。桑老师还要经常跑去偏远的老校区,“管理成本”和难度不降反涨。

现在,桑老师依旧每天在校园里风风火火,只是在食堂吃饭时,他总是一个人。不知是不是熬夜写论文的缘故,他的脸色灰黑,身材也明显发福。听说他体检查出了血糖、尿酸高,不敢再随便约人下馆子了。

没变的是,桑老师依然热心“安利”别人考博,逢人便问“文章写咋样了”“发表几篇了”,又说“等毕业了就一起跳槽走人”,“去一个钱多事少风气好的‘一流高校’”,“会分房,解决配偶工作子女上学,有房补、车补、油补、科研启动费、安家费”。

他在朋友圈里继续转发各类学术文章、史学研究新闻、拼多多砍价链接,但鲜少有同事点赞了。他把自己的签名改成了:“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罗诗如     运营 | 嘉宇     实习 | 吴问

 

 
 
 
 

商 飒 风

前大学思政辅导员,

现高校行政腐捣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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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厂的黑中介,救了15名工人

 来林 全民故事计划 2022-09-02 08:40 Posted on 北京
相比之前,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我自己的工人,我会负责到底。

 

 

这是全民故事计划的第665个故事—

 

前 言
 
徐高实是个中介,秦小军说,要形容他,中介前面加上“黑心”两个字才够贴切。徐高实对这个称谓极不在乎,每当秦小军和他因此发生争执时,他就会展现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姿态,落落大方地说:“别人能坑我,我为什么不能坑别人?
 
 
今年年初,我所在的电子厂因为订单激增,开始大量招聘一线员工。
 
那段时间,每天出门,都能看到操场和大门外站着一群人,正一脸茫然地等着分配。
 
我厂主要的大规模招人渠道有二,一是与中介进行业务往来;二是和职高、大专进行合作,由学校派遣学生以“实习”、“实操”等名义进厂务工,而这一点也离不开中介作第三方从中担保协商。
 
可以说,中介负责了招工、体检、办理入职等等整个流程,让工厂省心又省力。最关键的,多数责任到不了工厂头上,以至于我厂每十个车间,才有一个人事部门。
 
有天休息日,我和秦小军准备去外面上网,刚出大门不久,就看到徐高实领着一队人往厂子里赶,边走边用喇叭喊着话。
 
秦小军笑着喊了一声:“赶紧跑!他是奸商!”
 
人群发出一阵哄笑,徐高实扔下喇叭,撵着秦小军打。
 
两人在众人眼皮子底下闹了一会,徐高实问了我们的去处,重新回到队伍,表示送完人再来找我们。
 
徐高实三十来岁,与秦小军是老乡,微胖,光头,不爱笑,笑起来必然要带句脏话。2019年,秦小军被徐高实招进电子厂。因为性格相仿,老家接近,两人常有来往。
 
2020年我进入工厂,被当时的中介骗了返费,还是秦小军拜托徐高实帮我要了回来,此后我们三人的关系一直不错,经常在一起扎堆喝酒。
 
一般来说,中介和工人之间不会产生什么特别的情谊。这个世界都是这样,只要两者之间涉及到钱,感情就必然不会那么纯粹。但我们和徐高实,是一个特别的例子。
 
到网吧不久,徐高实给秦小军打来电话,说忙了一整天,还没吃饭,喊我们到楼下吃碗面。
 
见到人,秦小军立即揉着头嘿嘿笑:“徐哥,又骗人了啊?”
 
徐高实有个门店,五十平,只有他一个人,规模很小。因为招工渠道不多,按人头,能拿到的报酬相比其他劳务公司也要少。另一方面员工需要中介管理,徐高实单枪匹马,难以应对。所以徐高实就将自己招来的工人转交给较大的劳务公司,劳务公司再给予一定的报酬,赚个二道贩子钱。
 
徐高实瞪着眼说:“啥叫骗?这叫合作。”
 
秦小军“切”了一声:“你咋给人画大饼的?说三个月返费一万五,加班三倍工资,吃饭免费。”
 
徐高实义正言辞地说:“我是说表现好给一万五,表现不好另说。元旦你加班不是三倍工资?进厂没给你一百块钱饭卡?”
 
秦小军急了,吃进去的面又吐了出来:“那一百块钱也得从工资里扣啊!”
 
我听笑了,杵了秦小军一下:“你咋这么熟悉,跟徐哥一起坑过别人啊?”
 
秦小军白了我一眼,气冲冲地喊:“他坑的就是我!”
 
徐高实哈哈直笑,想一想又不服气地说:“谁还不是被坑大的?”
 
 
2012年夏天,徐高实迎来了他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时间。
 
那年他职高毕业,与很多同学一样,直到领到毕业证时,他才知道自己所学专业并非汽车维修,而是电路检修。因此,三年学习毫无成绩,也毫无用处。
 
他拒绝了父母报考春招的提议,决定和大多数对未来怀有憧憬的人一起外出打工。在徐高实的印象里,他的家乡是一个贫瘠的县城,没有火车,没有高速公路,商业街应该叫“肯德基”的汉堡店却叫“麦肯吉”,人们获取任何信息都有着极久的时间差。
 
徐高实的第一站是南京。据他说,他在某个贴吧里认识了一名在南京开汽修店的同乡老板,老板对他保证,“活很轻巧,包吃包住,提供休息,月工资一千。”
 
专业对口,薪资满意,工作轻松。没有任何阅历的徐高实被这些话轻松蛊惑,次日,他便带着不切实际的希望坐上了南京的火车。
 
徐高实已经忘了第一次来到大城市的心情。他只记得感觉时间变得特别快,分秒必争,每个人的头上都是汗涔涔的,身上却有着香味。
 
同乡老板接了他,把他带到了一个很拥挤破旧的门店。老板仍保持着电话里的热心,和他谈论家乡的发展,比对大城市的繁华,这让徐高实既激动又惶恐,让他忽然有了一种“长大”的感觉。
 
到了门店,老板让徐高实填写了一份个人信息,家庭关系、父母工作无不详尽。接着是体检表,老板给了他一份模板,“照着上面的填就行。”
 
填写完毕,老板又打印了近三十多张“证明资料”和“保险证明”,徐高实花了150元买了下来。
 
说到这里,徐高实笑骂一声:“我从老家坐火车,坐票,都要不了150。半小时不到,几十张废纸,要我150。”
 
登记完毕后,徐高实又坐上了老板的车,开了约有两三个小时,又被转移到了另一辆面包车上。
 
同乡老板告诉他:“领你去报道。”
 
车上有其他人,年龄相同,面色窘迫,多是第一次出远门的孩子。
 
徐高实坐在最后,旁边的男孩拍了拍他的手,谨慎地问他要干什么工作。徐高实说汽修,男孩十分诧异,说自己要干保安。再问其他人,跟车员、仓储员说法各有不同。
 
徐高实觉得不对劲,便问开车的司机:“叔叔,我们要干什么活?”
 
司机则说:“干挣钱的活。”
 
徐高实说,直到一两个星期后,他才发现自己根本不在南京,而是苏州,一家器件加工厂里。
 
直到出事之后,他才发现同乡老板并非汽车店老板,而是中介。同时发现,他被老板给卖了。
 
加工厂不大,是由民房改装而成的车间,远在郊外,偏僻到车辆都很少经过。
 
徐高实负责加工组件的焊接工作,工作简单,但危险系数高,稍不注意就会被烫。车间面积狭小,没有工位之分,人与人背靠背,相互挨着。
 
苏州夏天闷热,一到下午,车间就热得像闷炉一样,身上各处都流汗。一天干12个小时,出来后全身被汗泡得发白发皱,“摁一下肉,要过半分钟才能恢复原样。”
 
一起来的工友们干了半天,经受不住折磨,想要离开。管理他们的领导就会以车费、住宿费、饮食费等等理由进行威逼利诱。如果态度强硬,走之前必须要上交一笔费用,否则不退还身份证。
 
徐高实身上没什么钱,又对苏州陌生,脸皮还薄,不敢为自己争取,便留在了厂内。
 
但没干几天,因为作业不当,一片金属碎屑被电扇吹进他的左眼。起初他不以为意,认为是小毛病,滴了一周眼药水,最后导致左眼感染、化脓,连眼睛都睁不开。
 
领导见他这样,感到害怕,带他去医院看病。经过检查,确诊为眼内炎,需要进行休养治疗。
 
徐高实在宿舍里躺了两天,第三天再次到医院上药,领导将其送到医院门口,给了他一个书包,说过会再来接他。
 
但徐高实上完药,等到天黑,等到第二天凌晨,也没见领导再回来接他。
 
书包里有徐高实全部的换洗物品,身份证,五百块钱。
 
“感觉被抛弃了。”
 
徐高实记得那个领导是本地人,开的是微型轿车,红色的,后视镜挂着一块玉。
 
第二天,徐高实买了票,带着愤怒和委屈离开了苏州。半年后,他去往深圳,跟同乡的一位大哥干起了物流生意。
 
有一次跟大哥聊天,徐高实说了这件事,大哥想了半天,苦笑着说:“有些人就这样,你要吃饱饭,他就吃不上好饭了。”
 
这句话徐高实始终念念不忘,他听出了这句话的玄机,并且以身作则。
 
用他的话来说:“总要有人吃不饱饭,为什么一定是我?总得有人吃上好饭,为什么不能是我?”
 
 
2015年,徐高实正式转行,加入了一个劳务公司,干起中介工作。
 
他所在的公司是外包中的外包公司,基本运行模式是工厂或企业单位下发任务给大型劳务派遣公司,大公司再下发给他们这种散居各地的小型劳务;而他们在本地进行招聘后,再送至大公司报道,最后由大公司安排进企业。
 
这种形式的好处在于无需对员工负责,且量大,按人头结算。对于大公司来说则节约了许多招聘成本,还能更快完成任务。
 
这跟徐高实同乡老板的经营模式大差不差,唯一差的就是宣传和实际情况。为能提升业绩,徐高实把工作吹得眼花缭乱,福利待遇一律最高级别,甚至连岗位都杜撰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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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高实接送工人丨作者供图
 
徐高实说,那几年正值网络快速发展,普及到大众,最挣钱的就两种人,一是卖房的中介,二是工厂的中介。
 
徐高实利用各大招聘APP,发布职位招聘广告,内容普遍是“月薪一万”、“双休8小时”、“双倍加班工资”等等虚假字眼。
 
为了更快招聘,他将职位换成跟车员、物流管理、仓库检查等。甚至还学会了更改IP,在全省各地进行招聘。
 
这点在我进入电子厂时就有耳闻,不论你申请的是什么职业、什么岗位,最终都会落到一线工人上面。
 
徐高实还跟着学会了一套术语,说什么,一定不要说得肯定。工人提出质疑或要求,一句“看自己的努力”就能打通一切。
 
徐高实发现,在招聘人选上,最令中介喜欢的是刚出社会的小孩和有着家庭的中年人。
 
小孩初出茅庐,性格懦弱,稚嫩还未完全消退,不敢发出异议。纵然有着异议,他们也会无条件地相信你,比如“不交罚款不退身份证”、“未满一个月不接受离职”,这些在我们看来足够扯淡的条件,孩子们总会信以为真。
 
中年人虽然思想成熟,认知全面,但家庭是一个比工作更刁难的存在。他们的包容性要比任何人都多,只要工资合理,不会因为受到欺骗就此放弃。
 
那期间,徐高实也明白了南京老板为什么要他写上父母的工作和身份。孩子的家庭环境,决定了孩子能否成为招聘对象。
 
父母如果常年在外打工,不会把孩子的遭遇过于放大,相反会认为只是工厂中再正常不过的一面。如果家境显赫,父母经商,怀揣着“奋斗”情结,也可能会认为工厂是磨砺的存在,孩子的反馈只是逃避的牢骚。
 
最难缠的是家境不好还没见过什么世面的父母,在他们眼中,孩子就是唯一的世界。
 
徐高实干中介多年,每年都会碰到因为一句抱怨,就举家来到厂子讨要说法的父母。
 
说到这里,徐高实的电话响了,他应付两句,挂断电话跟我说:“有什么说什么,但咱自己想,一个人,一没学历,二没经验,人家本科生一个月还到不了一万呢,他干着轻松的活,一个月就能一万啊?说我骗他们,不如说他们又懒又贪。”
 
秦小军捏着徐高实的肩膀,笑眯眯地说:“刚出社会的孩子懂什么,我以前还觉得一万块钱不是钱呢,再说,就算人懒和贪,你也不能利用人家的懒和贪。”
 
徐高实气鼓鼓地想要回嘴,秦小军打断他:“徐哥,讲讲你在河北的事儿。”
 
徐高实晃了晃手机,说今天还有事,改天再讲。
 
回去路上,我忍不住好奇,问秦小军河北发生了什么事。
 
秦小军狡黠地笑笑:“你徐哥进警察局了。”
 
我惊讶地看着他:“啥情况?” 
 
秦小军很神秘地说:“因为干中介。”
 
 
听到这个故事已经是今年6月底。因为秦小军重新回到了电子厂(中间秦小军辞职了一次),徐高实时隔多月获得了中介报酬,我们三人便在厂外的饭馆里拉了一场庆祝酒。
 
首先要说的是,徐高实并不叫徐高实,或者说,徐高实只是他过去的名字。他现在的名字叫徐政博,已经在派出所更名。
 
更名的原因,是怕被人报复。
 
2017年春,辗转多地的徐高实来到了天津西青区的一家劳务公司就职。公司位于一栋老旧的商务楼上,9楼,904-906室,三个房间并未打通,每间约有10平方米。
 
公司内部没有前台、会议室、办公室以及像样的办公设备,每个房间仅有几张简易桌和几个塑料凳,看起来十分寒酸。
 
公司主要的对接渠道是北部各地的保安,墙壁上还挂着某某保安公司的字样。流程跟徐高实之前的模式相同,替保安公司招聘,赚个二道贩子钱。
 
据徐高实的领导说,被招聘的工人多是进入北京,干巡逻、治安,或做公交车、地铁等公共交通保安。
 
徐高实说,那几年各地响应政策,这种双重外包的保安公司十分泛滥,各大招聘平台比比皆是,算是一个新的风向口,所以没有过多询问。
 
那段时间,徐高实白天带着应聘人员跑医院做体检,晚上送他们去火车站坐车,任劳任怨,做事利落,深得领导喜欢。一有什么情报,或者遇到了什么烦心事,总爱找徐高实分享。
 
2017年夏天,领导忽然秘密交给了他一个任务。此次招聘不再以保安的名义招工,而是轴承厂员工,工资五天一结,一天300,工作地点在河北。
 
另外,招工形式不能使用网络,而是“走街”。工人只要肯学,有没有经验无所谓,但要在30岁-40岁左右。因为工期较长,防止有人做到一半跑路,家乡最好距离天津河北两地较远。
 
徐高实没多想,一声答应后,便来到了市场招工。
 
工资不错,又不看经验,徐高实只用了半天时间就招满了人。回程路上,他才后知后觉感到纳闷。说是轴承,但没说具体干什么工作,导致上前询问的他都不知道如何回复。防止有人做到一半就跑路,跟家乡距离河北远近又有什么关系?
 
正准备回去公司,领导打来电话,没有让徐高实回公司,而是让其开到一处郊区,等着工厂老板来接。
 
兼职无需做体检,但人员登记是必要的,徐高实好心提醒,领导则显得十分烦躁,让徐高实在车里进行登记,回到公司再录入。
 
接头地点位于天津静海区的团泊镇。那年天津正进行全运会,团泊是主场地之一,车开在路上,都能听到某个场馆的哨声和呐喊声从远处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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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团泊某场馆照丨作者供图
 
车上的人屏息敛声,一脸憧憬地望着远处并不明显的实时屏幕。
 
有个中年人说,这是踢足球呢。另一个中年人说,踢个粑粑,没常识,足球晚上才踢,肯定是羽毛球。被训的中年人没回话,只“嘿嘿”笑。
 
徐高实记得那几天天津雨多,雨点又长又快,打在身上像下针一样。但雨后仍旧很热,这种热不含有南方的湿和黏,就像在被窝里燃烧一样,只是很闷,仿佛站在太阳下一会就会被晒透。
 
但当他们到达指定地点后,一群中年男人顶着炎日站在草坪上,尽力朝场馆的方向眺望。他们迫切地想看清实时屏幕上写的是什么,是什么比赛,哪支队伍抑或哪个选手赢了。
 
但他们什么也没看到。
 
等待期间,有个中年男人扛着一捆被褥来到徐高实面前,说厂子有被子,自己就不拿去了,想要让徐高实帮着保管。又说,他租的房子就快到期了,到时候请假回来一趟,顺带再把被子拿走。
 
徐高实想了想,让中年人指了下名单上的姓名,点头答应了。
 
到了晚上七八点,两辆商务车接走了工人,带队的是个年轻人,没跟徐高实说什么话,点了两下头就开车走了。
 
回去的时候,徐高实突发奇想,让另一辆车先走,开去了下午举办比赛的场地。
 
到了地方,人已经散完了,偌大的场地像失去了活力一样在朦胧的夜色中趴着。他寻了一圈,灯光、显示屏全部关闭,门口的保安也开始往外走。
 
说到这他“噗嗤”一声笑了:“弄半天我也什么都没看到,但说起来,就算看到了,又有啥用呢?”
 
 
徐高实是在两周后发现事情不对劲的。
 
一开始,他和那名中年男人想的一样,工资五天一结,五天过后有可能会休息一天。但两个星期过去了,中年男子还迟迟没有上门拿走物品。
 
徐高实给中年男人打去电话,关机,不论是清晨六点还是晚上十点,每次致电都是关机。再给其他工人打电话,仍是关机。
 
更诡异的是,徐高实提交的录入信息,全部被人为删除了。再到公司系统搜索有关“轴承”的信息,显示为“无”。经过一通翻找,最终还是在领导登录的电脑QQ上发现了工厂地址。
 
不带进公司,不使用网络,不录入信息,目的十分明显,领导不想让人知道他们和那群工人有过交集。
 
思虑再三,徐高实找到领导,问起工人们的情况。领导的仓促和厌烦体现得十分明显,起初装糊涂,接着表示自己并不清楚,然后拿工作薪资、未来发展和道德对徐高实进行打压。
 
当天晚上,刚送完火车的徐高实正准备下班,突然被领导喊进办公室。相比白天的暴怒和不安,领导温和了许多,笑吟吟地对徐高实说:“白天人多,有些话不好说。”
 
领导说,那批工人被送进了一家工厂,工厂要赶急单,人手不足,可能存在违法的行为,但不会太过分,让徐高实放心。
 
没等徐高实回话,领导又说起徐高实的表现,讲他对公司的付出都看在眼里,心里已经认可了他。
 
徐高实喝了口酒,饶有余味地说:“当时完全把我说懵了,忽悠得我都骄傲起来了。”
 
说到最后,领导拍了拍徐高实的肩膀,说他准备把徐高实往上提,等公司效益好了,再给徐高实分些股份。
 
领导说完出了门,留着徐高实在原地傻眼。约有五分钟,手机忽然响了一下,点开,是转账,一万,来自领导。
 
徐高实说,那天天特别黑,看窗户外面,几公里外的楼顶障碍灯都特别显眼,甚至都能看到招牌上写着什么字。“因为外面太黑,我就感觉我在的房间太亮,一眼就能被人看到。”
 
徐高实反应过来,手忙脚乱地关上灯,坐在塑料凳上心神不定地思考。他想了很久,又或许只有几秒,接着下定决心——等24小时。
 
转账的接收时间24小时,如果在这24小时里他仍打不通工人的电话,或者没人联系他,他就收款,当作无事发生。
 
他在办公室里给自己打了很久的气,一遍又一遍地暗示自己,直到睡觉闹钟响起,他才诚惶诚恐地迈出脚步,离开办公室。
 
刚出了单元楼,徐高实又感觉心慌,给中年男人打去电话,依旧是关机。徐高实往前走了两步,每一步都觉得像踩在了棉花上,最后狠狠地骂了一声,开上公司的车,往河北工厂赶。
 
工厂位于衡水郊区,开到时已是凌晨3点钟的光景。是个私营作坊,隔着厚重的围墙,仍能听到器件发动的声响。
 
徐高实把车停到远处,未拔钥匙,敲门,出来的是那天见过的男人。见到彼此,两人都明显一愣,男人问他干什么,徐高实说有个工人把东西留在了他的车里,说这两天来拿,但一直没来,就想着给他送过来。
 
男人无奈地看着徐高实,叹口气,说工人们没空,让徐高实把东西给他领导。没等徐高实回话,男人就关上了门。
 
听着里面机器发动的声音,徐高实站在门口愣了很久。
 
他最终没有敲响第二次门,贪婪、侥幸、惭愧的复杂情感促使着他离开此地。
 
进入天津时天已经亮了,徐高实准备向领导请一天假,却发现了领导的一条未读消息。
 
消息发自凌晨3点过,他在衡水的时候,领导说:“钱不够?”
 
说到这,徐高实长叹一口气:“我看到那条微信,忽然想起一个人。”
 
我往前凑了凑:“谁?”
 
“当时把我扔在医院门口的那个人。”
 
徐高实低声说:“眼内炎不算大病,弄出碎片后,勤滴眼药水就能好。我在工厂实打实干了不过一个星期,前面看病,消炎药、眼药水,都是他给买的,估计也得几百块钱。他最后不仅给了我五百块钱,还给我买了新的眼药水。当时我就想,他把我扔了,是不是为了救我?”
 
 
徐高实说,当时想到这些,他全身就像被冷水浇了一样颤抖了一下。没有等到24小时,没有任何犹豫,他重新发动车子,到警察局报警。
 
警方了解完情况后,即刻将领导传讯至警察局,当天又协同河北警方找到了工人。据河北警方调查,工厂管理人员对工人存在非法囚禁、殴打辱骂,涉案人员当场被刑事拘留。
 
在案件中,徐高实也有着违法行为,一是他运送工人时,车辆核载5名,他却载了7名。二是在全运会期间,进行工作登记时必须出示身份证件和健康证,徐高实却没有为工人进行登记。三是在招聘时,徐高实涉及非法宣传。
 
徐高实说:“我那领导,非法强迫劳动罪什么的,又查出非法运营,判了四年。”
 
我竖起大拇指:“真爷们。”
 
徐高实摇摇头:“其实也是他给我画饼,一个公司,五个人,连个保洁都没有,还给我分股份。再一个你见过哪个电影里,买通人就用一万块钱的,要是给我一百万,结果真不一定。本来就穷,还装那黑社会干什么。”
 
秦小军也点头同意:“别看他做了件好事,还是一个黑中介。当时跟我吹免费吃饭,我一天花一百。”
 
徐高实嘿嘿直笑:“为了生活,必要的夸张宣传还是要有的呀,再说你也够他妈贪的,一天花一百。”
 
自从那件事之后,他因为怕被人报复,也怕对之后有不好的影响,便将名字改成了徐政博。之后他到浙江、江苏两地干招聘,有了本钱之后,在我们厂子周边开了间劳务公司。
 
说起现在,徐高实很坦然,他说他跟之前没什么两样,为了人头费会在招聘时夸张宣传,会把自己手下的工人送到更大的劳务公司。
 
有一点不同的是,相比之前,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我自己的工人,我会负责到底。”
 
秦小军说了被徐高实骗“吃饭免费”,但没说在他身无分文时,徐高实自愿支给了他三千块钱工资。也没说凡是徐高实手下的工人,得到的返费都是工厂最高标准。更没说只要徐高实在场,我们每次吃饭、娱乐都由他买单。
 
认识了徐高实之后,我经常会琢磨“好人”的定义。
 
有时我会想,徐高实有着狡诈、卑鄙、圆滑、粗俗的底色,他看待问题会把利益放在前列,仍然有着得陇望蜀的贪婪。
 
但哪怕稍纵即逝,他的善良、他的正义、他的担当,他形形色色的优点,都是真诚的。
 
很多人都比不上他,包括我。
 
2020年夏,徐高实招了一批暑假工,8月下旬本是结束的日子,一名学生却忽然和工厂签了正式合同。
 
平白无故收了一笔人头费,本是令人高兴的事情,徐高实则显得忧心忡忡,三番五次找学生谈话。后来了解到,学生是职高生,春招进了一所大专,暑假结束本该报道,学生却因为和家里吵架,怄气不去上学。
 
徐高实再三哄劝,甚至给学生家长打去电话,撮合家庭关系。临到开学前一天,更是亲自开车送学生去报道。
 
他并没有好人一贯的谦虚和低调,相反时时刻刻都在说这件事,脸上是控制不住的得意与开心。
 
他常说:“不是说进厂子不好,而是大学选择更多,万一人家成功了呢?”说完自己哈哈笑两声,“妈的,老子也培养出了一个大学生。”
 
 
作者:来林,打工人
编辑: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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