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19年9月的一天，晚上7点半，北京某大学里的户外舞场，慢四乐曲“跳舞女郎”的优美旋律准时响起，场上已经有两三对在翩翩起舞。还有些舞伴没到的，就在边上等着，有认识的人就站在一起聊天。
淑英今天穿了一条新裙子，深紫色，略有些不规则的裙摆，垂度很好，摸在手里滑滑的，配着白色上衣，整个人看起来颇有气质。
几个平日关系不错的姐妹围着她，有的拿手摩挲着裙子的面料，夸淑英眼光好、会穿衣服，有的夸淑英皮肤白，衣服很衬她。
有女人追着问：“这裙子在哪儿买的？怕是要花500朝上吧？”
淑英就说：“在北旺商城买的，不贵，哪要500块呀。”
“啧啧啧，北旺商城的衣服可不便宜，你这条裙子500拿不下——”
淑英笑笑不再反驳。
其实这条裙子是在大红门买的，才200块，那里的店专做批发，衣服好，价格便宜。北旺商城里，一模一样的裙子得要五六百，她舍不得，但说是在北旺商城买的，她觉得“有面子些”。
正聊着，她的舞搭子郑勇来了，见淑英穿得精神，也不由得上下打量她。淑英有点不好意思，忙说：“看啥呀，还不跳舞啊？”郑勇赶紧走上前来。
不久，人就多了，彩灯闪烁，音乐的节奏也快起来，大家都跳得恣意，但淑英还是觉得，很少有人比自己和郑勇跳得好。
他们已经搭伴跳舞快7年了，论默契，论花样，这个场子里谁也比不上他俩。更何况郑勇高大修长，淑英也纤细高挑，两人的舞姿天然就比别人好看——毕竟，这个舞场里都是中老年人，到这个年龄还能保持这么好的体态，很不容易。
郑勇和淑英（白色衣服）在大学的户外舞场上起舞（主人公提供）
淑英姓李，老家在甘肃天水市下面的一个村子里，2007年来北京打工，一转眼十二三年过去，她都61岁了。
郑勇是河北人，比淑英小5岁，在这所大学里烧锅炉，已经干了快20年，为人忠厚老实，待人也真诚，算是淑英在北京交到的最好的朋友之一。
他们相识于2014年，这也是淑英觉得自己运气最好的一年：这一年，她离开北京解放军309医院，不再干照顾病人的累活儿，成了王教授家的住家保姆，工资还翻了一倍；这一年，她开始学跳舞，并很快恢复了清瘦的体型，还和郑勇成为这个舞场上公认的最潇洒漂亮的一对儿。
当然，这“一对儿”仅仅是指舞伴，不是“那种关系”。郑勇家庭和美，老婆带着一儿一女在河北老家生活，他独自在北京打工，但逢年过节他都会赶回家去跟家人团聚，一家人有情有义，十分幸福。
淑英则不同，她来北京是因为跟丈夫常年不和，打了一架离开家时，她发誓不闯出点名堂来就再也不回老家。
2
淑英是19岁那年嫁给丈夫尤志强的。
尤志强家在甘肃农村的深山里，家里只有两眼破窑洞遮风避雨，兄弟6个，食不果腹。淑英当时不肯嫁，被她妈一顿打，到底还是嫁了。
不是淑英妈心狠，她家也是一样的情况，兄弟姐妹多，又穷。尤志强读过书，高小（小学高年级）毕业，有文化，当时还在一家厂里做临时工，对淑英来说，算是个不错的结婚对象。
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很难维持，两口子三天两头吵嘴打架，处得跟仇人一般。淑英性格急躁、好强，做任何事情都想比别人做得好。尤志强则没什么上进心，每天吃个冷馍馍就觉得心满意足。而且，他还看不惯淑英，总是拦着她干自己喜欢的事。
淑英没上过学，不识字，但手很巧，看看服装杂志上的图就能照着样裁剪出衣服来。刚结婚那阵子，她说想开个裁缝店，尤志强死活不同意，觉得妇道人家不在家种地、带娃，出去干生意，会让人看不起他这个当家的——他宁愿受穷，也不肯丢面子。
后来，淑英又自学了理发，剪出的发型好看又新颖，比村里的剃头匠强多了，乡亲们都排队来找她。她想去镇上租个门脸儿开理发店，又被尤志强一顿骂，“在理发店干活的女人都不正经，你就是不要脸”。两人为此打了几天架，淑英到底没能如愿。
就这么风风雨雨半辈子，淑英也不知道怎么还能跟尤志强生了两个男娃娃。多少次她都想离开这个家，但看在娃娃的面上，始终狠不下心来。
淑英还记得1983年那次干仗，她被尤志强打成轻微脑震荡，彻底失去了对他本就没多少的感情。然而，等她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家时，7岁的大儿子抱着她的腿哭：“妈妈，你别走。你走了，我的鞋子烂了谁给我缝。”淑英抱住儿子，眼泪哗啦啦地往下流。
婆婆也在一旁劝她忍一忍，“村里哪家不是这么过的，哪个男人不打媳妇？老了就好了，男人脾气变得柔韧，力气也小了，就知道对媳妇好了。”
婆婆确实是这么过来的。公公后来瘫痪在床好几年才死，喂饭擦身，端屎端尿，全都靠婆婆照顾——这时候当然不会再打她。淑英一想到自己可能也要这样过一辈子，就绝望得浑身发冷。
但为了儿子，淑英终究还是忍了。那以后，她种地、养鸡、养羊，在本地小工厂搬砖……为了赚钱，什么事都肯干，可大半辈子还是穷，连件像样的衣裳都没买过。
一直到了2007年。淑英49岁了，儿子们都大了，各自娶妻生子、生活稳定。婆婆已经去世，尤志强也变成了老尤，唯一不变的还是经常打骂她，瞧不起她，说她是“啥也不懂的农村妇女，还总爱逞强”。
最后那次打架，淑英已经想不起他们为何动手了，只记得当时被打晕在地，等醒来时，家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后来才知道尤志强竟然打麻将去了，根本不管她的死活。
淑英一动不动地坐在破窑洞里，看着阳光一点一点地撤离这西北贫瘠的黄土高原。夜幕降临时，她终于下定决心，要去外面闯一闯，去她最喜欢的北京闯一闯，找机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别让苦日子把自己彻底磨平。
尤志强听了又骂她：“像你这样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去北京能干啥？连路你都不认识，讨饭你都吃不上热的。”
“你放心，我要是混得讨饭了，不会回来丢你的人。”
淑英丢下这句话，背着行李走了。
3
去北京闯荡，并不是淑英空口说大话，她是有准备的。
那两年，但凡有乡亲从北京打工回来，她就一定会去打听打听，问别人在北京干啥活儿，多少工钱，怎么找到活儿的，有什么介绍人……
乡亲告诉淑英，像她这样的年纪，也没上过学，“正经工作是不可能找得到的”。但北京医院里奇缺护工，对年龄没有限制，“只要不怕脏、不怕苦就能找到活儿”，中介家政公司还管吃管住，护工的钱由患者出，公司抽成。淑英觉得这活儿她也能干。
到了北京，淑英立刻托乡亲找了家中介家政公司，中介很快就谈妥了医院，让淑英去做护工。淑英很高兴，觉得自己来对了。
淑英对北京的第一印象就是大，高楼大厦，大马路，大桥，就连山也很大。还有就是人多，热热闹闹的，半夜里都不停歇，不像她在山里的老家，8点之后连灯光都没有，只能听见虫鸣、鸟叫，偶尔还有狼嚎。
淑英被派去解放军309医院做护工，医院南接颐和园，北靠百望山森林公园，西临西山风景区，东衔京密运水河，都是好地方。只是淑英在医院干了7年，从没想过要出去转转，看看风景。
淑英当护工的医院住院部（主人公提供）
她在病房里没日没夜地忙，只要给的工钱够高，再脏、再累的活儿，她都能接受。唯一令她难受的，就是熬夜——护工夜里只有一张简易躺椅可以休息，而且说是休息，其实得随时关注患者的情况，基本睡不了一个囫囵觉。
最让淑英崩溃的一个活儿，是护理一个换肾的病号，每次进食、进水、小便全都要详细记录，再加上换药、换吊水，整夜没有一点休息时间。淑英照顾了这个病号19天，狠狠哭了3场，怨自己命苦，怨男人心狠，怪父母没让自己读书，现在就只能干这些又苦又累的活儿，也恨北京这么大，这么多高楼大厦却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处。
不过，也正是那几年，为记录病人情况，淑英硬是逼自己识了字，最后都能用手机给人发信息了，也算是初步摆脱了尤志强喊了她半辈子的“文盲”。
一转眼到了2014年，淑英在医院干了快7年。有一次，她白天太累，夜里陪床睡得忒死。患者要上厕所，叫了好几声，她也没醒，只好按铃叫护士。第二天，医院就投诉到中介公司，淑英丢了活儿，还被扣了工钱。她终于意识到自己年纪大了，干不动这个活儿了。
淑英犹豫着是不是该回家了，可这些年不是给大儿子“帮忙”，就是给二儿子买东西，手里一点钱都没存下，这么回去，要怎么生活呢？淑英又想起尤志强那副轻蔑的样子，觉得不行，护工干不成还能干保姆，就是不能回去受气。
2014年底，淑英被介绍到王教授家。中介也不瞒着她，直言王教授虽然是教授，但“骂起人来又脏又狠”，家政工都不肯去他家做保姆，但王教授给的工资高，是淑英当护工的两倍，而且还只是照顾王教授老两口，他们都能跑能动，“去他们家，每天只要买买菜、做做饭，打扫一下卫生就行，比做护工轻松多了”。
淑英点头应允。末了，中介特意嘱咐她，“到时候去面试，看在钱的份上一定要忍着，千万别生气。”
王教授这年79岁，但看起来红光满面，很有精神头。他太太跟他同岁，是个瘦小的老太太。了解完淑英的基本情况后，王教授一点不掩饰轻蔑与傲慢，“你们甘肃人都是穷鬼，跟我们北京有天壤之别。”
“那你别让穷鬼伺候了。再说，北京这么好，你的孩子为啥不肯待在这里。”淑英突然犯了倔，一句话就怼了回去。中介跟淑英说过，王教授的子女都在美国定居，只有老两口留在北京。淑英这么一说，王教授脸都气黑了，没再说话。
面试不欢而散，淑英以为没戏了，愁得哭了一晚上。没料到，次日一早就接到中介电话，让她去开工。原来，淑英走了之后，中介打电话问王教授情况，王教授说淑英人不错，就是脾气直，“但脾气直的人没有坏心眼。”
后来淑英才知道，王教授此前受了不少保姆的坑害，怕了那种表面上唯唯诺诺、暗地里使坏的，遇到淑英这样敢当面怼他的直率人，反倒很喜欢。
4
王教授家是五室两厅，只有夫妻两人住，因此淑英也有了独立的房间，比之前中介公司安排的地下室不知强了多少倍。
老两口吃东西也简单，早上牛奶面包鸡蛋，中午一荤一素，晚上稀粥，天天如此。每天吃完晚饭，才六点半，老两口感情好，有时下楼散散步，有时就坐着看看电视聊聊天，从不找淑英麻烦。淑英收拾了碗碟，拖了地，就可以回房休息了。
生活悠闲起来，没多久，淑英就猛长了十几斤肉。
这天早上她买菜回来，被邻居家的保姆刘姐拦住，“小李啊，你这肚子越来越大了，咱这年纪一天天上去，可不能胡乱吃，健康第一。”
淑英脸红了。刘姐说：“你晚上要是有时间，跟我一起跳舞去，减减肥。20块跳1年，也便宜。”
淑英问：“跳舞？那不是年轻人干的事？”
“谁说年轻人才能跳舞？你年纪不大，思想这么老套。咱们这所大学里有个露天舞场，全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在跳舞，可有意思了。你有空跟我去亲眼看看，保证你会喜欢。”淑英听了很好奇，当即说定晚上就跟刘姐去看看。
晚上见到刘姐，淑英眼前一亮，刘姐穿着一条漂亮长裙，头发喷了定型胶，浑身香喷喷的，跟她白天干活时简直判若两人。
舞场就设在一块空地上，一台音箱外放着奔放的舞曲，旁边的树上缠了几圈彩灯，明明灭灭，倒很像那么回事。
刘姐说：“小李，你下次穿条裙子来，看有没有男士愿意带新手，你跟着跳几次就会了，简单。”舞场上跳舞的的确都是上了点年纪的人，连四十出头的都算年轻。
“慢三、伦巴、平四、探戈都可以跳……”还没等淑英消化完刘姐口中的这些新名词，刘姐的舞搭子就来了，两人迅速跟着音乐跳了起来。两个人贴得很近，几乎像是搂抱着在舞场上旋转，淑英不好意思盯着看，偶尔偷偷一瞥，又觉得他们跳起来确实好看。
天色渐暗，舞场上，起舞的人越来越多，有十几对，有的跳得潇洒自如，有的跳得跌跌撞撞，样子滑稽。
“女士，可以请你跳个舞吗？”一个男人的声音在淑英耳边响起，她正全神贯注地看着舞池，冷不防地被吓了一跳，转头看见一个高个子男人，长脸，五官端正，穿着得体的衬衫、西裤，看起来很有风度。
淑英的脸发烫，赶紧回绝：“我不会跳，我头回来，你请别人吧。”
男人似乎松了口气，笑着说：“我也是刚学没几天，第一次请人跳舞，也不怎么会跳，要不咱俩一起学学。”
“不不不，我今天也没穿裙子。下次吧，你请别人跳吧。”淑英连连摇头，紧张得把心里话都讲了出来。
男人见她窘迫，就笑着说：“好嘞，明天再来请你跳。”
那天，刘姐在场上跳了一晚，淑英看了一晚，心中十分羡慕。
第二天，淑英把压箱底的蓝裙子找了出来，又配了坡跟皮鞋，兴致勃勃地跟着刘姐去了舞场。昨天那个男人果然又来请她跳舞，这次淑英同意了。男人搂住她的腰，淑英的脸一下就红了，但想着要学会跳舞，就不能扭捏、矫情，便也没有拒绝。
此前，淑英以为男人说不会跳舞是谦虚，等真跳起来，她才知道男人说的是实话，他真不会。两人不是你踩了我的脚，就是我踢了你的腿，在手忙脚乱中才完成了第一支舞曲。这个男人就是郑勇。
两人跳得一塌糊涂，刘姐却说她和郑勇身材匹配，水平也相当，“不如凑一对舞搭子，一起练”。舞场上有个80岁的老太太，舞跳得好，人又热心，自告奋勇做了淑英和郑勇的舞蹈老师。老太太花了1个多月，把自己会跳的舞都教了他们一遍，两人便已经可以跟得上音乐的节奏了，剩下的就是磨合与熟练的问题。
淑英越学越喜欢，越跳越欢喜，整天都想着跳舞的事，干活也起劲儿。她觉得，一跳舞，什么伤心的事情都忘了，脑中只剩下耳边的旋律，脚下的节奏，旋转的度数。
王教授给的工钱高，淑英手头也宽裕不少，特意给自己置办了几身漂亮裙子，后来还买了化妆品，学起了修饰打扮，气质愈发显好了，整天都笑嘻嘻的，不像以前那样愁眉苦脸。
用郑勇的话来说，“淑英走路带风，好像获得了新生”。
5
在这所大学里，退休教授基本家家雇佣保姆，年轻一点的老师也都用着钟点工，似乎家政工们跳舞是一种风气，舞场上到处都能看到她们的身影。淑英记得有一天，有位五十多岁的女人来舞场看了看，撇着嘴说了一句：“这个舞场都被保姆占了，咱们本校员工都跳不成。”
其实，曾经有段时间，这个舞场跳得最好的一对儿就是学校员工，只是因为换舞搭子的事，后来彻底消失在大家的视野中。舞搭子不能轻易换的“潜规则”，淑英也是从这件事才知道的。
那是淑英学会跳舞的第二年，她和郑勇越跳越默契，每天都期盼着傍晚音乐声响起的那一刻。有次，王教授感冒，淑英忙着照顾他，去舞场晚了一阵，就看见郑勇被几个女人围着，一个接一个的，都让他带。淑英心里不痛快，正好有个男人过来请她跳舞，她就答应了。没想到男人手脚僵硬，两人一点儿也不合拍，还没跳完一支舞，淑英就累得够呛。
郑勇看到淑英跟别人跳舞，赶紧过来，怒气冲冲地把淑英请走了。
“你是我的舞搭子，怎么跟别人跳舞？”郑勇问她。
“我看那么多女人围着你，怕你忙不过来。他过来邀请我，不跳，抹不开面子。”
郑勇声音低了一点，还是不高兴：“舞搭子不能随便换，为这事打架、闹事的多了去了。万一他是有舞搭子的，被人家看到，你要倒霉的。”
淑英这才回想起，此前这一年多，两个人的确都没和别人跳过舞，但淑英觉得那只是两人搭配默契，也不是什么强制约定。她不相信跳个舞还能这么吃醋拈酸，又不是谈对象。没想到，不久之后发生了一件事，才让她彻底明白了——这是件大事。
两个月前，大学食堂来了一个山东女人，名叫周跃红，在食堂里做主管，40多岁，长得白净漂亮，身材纤细高挑。淑英跟周跃红关系好，经常给对方带点好吃好喝的，还一起去大红门买过衣裳。在淑英的鼓励之下，周跃红也来学跳舞。
周跃红一来，舞场就轰动了，见她没有舞搭子，男人们都想找她跳。最后，她选了身材好、舞姿优美的段彦军做舞伴。
但周跃红不知道，段彦军是有固定舞搭子的，甚至还因为他老婆反对他跟这个舞搭子跳舞，跟老婆分居3年多了。
段彦军是退伍军人，临近退休，在这所大学的后勤部门工作，算是个小官；原本的舞搭子叫刘青，刘青的丈夫也是大学里的教职员工，刘青自己是全职太太，负责照顾一家老小。他们认识也有七八年了，天天搭伴跳舞，是这个舞场跳得最好的一对。
周跃红和段彦军跳舞的这段时间，正赶上刘青家里有人住院，刘青照顾病人来不了，但周跃红抢了她舞搭子的消息却很快传入她的耳朵里。
这天晚上，淑英接到周跃红的电话，她惊慌失措，说话时喘气都不连贯了：“李姐，你救救我，刘青带了好多人要打死我……”
淑英一惊，赶紧让她先过来找自己，然后去跟王教授夫妻讲了这件事，王教授挺仗义，马上说：“你叫她来家里住，别闹出事情来。”
周跃红背着个大包跑了过来，头发乱糟糟的，脸上还有伤。原来，就因为她和段彦军跳舞的事情，刘青这天一早就来找她，气势汹汹地骂了一顿还不解气，最后还动手扇了她一巴掌。周跃红立刻还了手，刘青很快就落了下风。原以为，事情就此结束，谁知，刘青回去找了十几个人来，扬言要打死周跃红。幸亏段彦军提前打来电话，周跃红才逃过一劫。
第二天一大早，淑英就把周跃红送上了回山东的火车，看着她仓皇离开的背影，心里挺难受。
这件事情后来闹得很大，段彦军被大学开除了公职，老婆也跟他正式离了婚，刘青老公也被调离了大学，不知去向。从此，这所大学露天舞场上跳得最好的一对再也没有出现过。
刘姐说：“舞场就是是非场，男男女女，天天抱在一起跳舞，能不跳出感情吗？”
淑英心里想：我跟郑勇不是挺好吗？就是跳舞，啥别的感情也没有。
6
淑英三哥有个女儿叫海霞。海霞也是个心强命不强的孩子，初中毕业就不愿念书，急着去沿海打工赚钱，没几年就跟工厂同事结了婚。到了2019年，25岁的海霞离了婚，带着个2岁的娃娃回了老家。
这时候大家都知道淑英在北京干得好，海霞就来找淑英，也到淑英所在的中介家政公司干了。海霞年轻，会打扮，有初中文化，公司老板自费让她去考了金牌保姆的证书。学成后，工资12000/月打底，半年时间，海霞就买了一辆尼桑轿车，穿着打扮愈发时髦了。
淑英也没想到侄女这么能干，很为她高兴。可不知怎的，海霞却总躲着她，不愿意跟她见面。淑英一打听才知道，海霞跟公司老板黄冰好上了，而那辆尼桑车就是黄冰送给她的礼物。淑英不敢相信，黄冰比她三哥的年纪都大，秃头大肚子，淑英都不会接受这种男人，更何况才25岁的侄女。而且最关键的是，黄冰有老婆孩子，海霞这算啥？
淑英赶紧找到侄女，劝她离开黄冰，“年纪轻轻的姑娘家，有手有脚干啥不行？给人家当二奶，被他老婆发现了要挨打的。”
谁知海霞却冷笑道：“你有什么资格管我？你还不是找了个长期的姘头，天天抱在一起跳舞。”
淑英听到她这话，如五雷轰顶，想要解释，却不知道该说什么。跳舞是淑英特别引以为豪的事，也是她来了北京才有机会参与的“高尚活动”，因此，她经常在公司保姆群里分享别人帮自己拍的照片和视频。想不到，这在海霞眼里变成了一件污秽的事。
海霞显然也没兴趣听她解释，挥挥手说：“行了，什么也不要跟我说。咱们互相理解一下。”
海霞匆匆走了，淑英又羞又气。
许是怕淑英回家说她的丑事，海霞干脆恶人先告状，把淑英跳舞的照片和视频发给老家好多人看，还添油加醋地说淑英在北京“不干正经事儿”。
淑英的妹妹打电话给她说起这些，淑英气得不行，妹妹还说海霞回老家时，特意把这些照片、视频都拿给尤志强看。淑英心里一紧，问：“那他说啥了？”
妹妹答道：“他说，我对不起她，这些年她跟着我受苦了，她是有本事的人，应该过好日子。”
淑英完全想不到尤志强竟会说出这么明事理的话，一时愣住了。
其实，来北京后，淑英每年也都回老家过春节，但从不跟尤志强说话。在北京看过不少恩爱夫妻，再想着自己跟尤志强结婚后受的那些委屈，她打心眼里恨他。
淑英也不是没动过跟他离婚的念头，但两个儿子死活不同意，更不要说在那封闭落后的西北山区了，她敢提离婚，唾沫星子都能淹死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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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疫情开始之后，淑英整天心慌。果然，王教授的老婆生了一场病，不到3个月就走了，走之前，特地握住淑英的手，说：“小李，你在我家干了这么多年，你人很善良，我们都看在眼里。老王脾气不好，容易得罪人，别人我不放心。你把他服侍到老，他会给你留一笔钱，足够你回家过上好日子。”
望着老太太浑浊又充满期待的眼神，淑英点头同意。淑英明白她说的“老”，就是死的意思。
淑英此前在309医院见得多了，单身老人最后少有体面舒服的。她想自己既然已经答应了老太太，就一定要遵守诺言，再怎么艰难，都要把王教授照顾到“老”。再说，这些年王教授夫妇待她不薄，淑英妹妹来北京看病，王教授还帮忙联系医生，让她住家里，最后还给“报销”了几千元医药费。
但没想到的是，自从老太太走了后，王教授就变得越来越糊涂，常常认不得人，还经常忘事，对淑英的态度也越发恶劣，简直像是有仇一样。
王教授很喜欢吃牛肉，老太太去世之前，他三天两头让淑英给他买卤牛肉吃。这天，淑英又买了一块，王教授却说自己“刚刚补了牙”，根本不能吃牛肉，淑英就是自己嘴馋才买牛肉，这牛肉钱要淑英自己付。王教授一贯大方，这是第一次因为十几块钱的牛肉跟淑英发脾气。淑英觉得莫名其妙，只得把买牛肉的钱掏给了他。
后来，他又不肯让淑英去跳舞，说自己身体不好，晚上得有人陪着才安心，“凭什么你拿了工资不干活，天天晚上出去快活”。
淑英痛苦极了，跳舞是她最重要的社交活动，也是她最爱的运动，整天在家里坐着不让动，实在太痛苦了。淑英觉得王教授变了，似乎在故意找茬儿，可看在这些年来王教授对自己的好，她也忍了。
直到2021年初的一天，王教授没穿裤子就出门遛弯，把左邻右舍吓得够呛。淑英这才明白，王教授是病了，老年痴呆，这个病还无药可治，只能任凭它恶化，忘记一切。
淑英给王教授的儿子和女儿都发了信息，两个人赶回来，飞速办好手续，把王教授送去了养老院，房子挂出去出售，而淑英则主动提了辞职。
王教授的儿女都很客气，结清工资后，还多给了她一笔钱，感谢她这近7年的付出，希望和她以后常联系。但淑英知道这些都是客气话，从王教授开始忘事儿的那一天起，她在这个家的痕迹就像是被一场潮水都冲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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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疫情反反复复，很多在北京工作的家政工都回了老家，淑英重新回到解放军309医院，干回护工的活儿。可年龄又长了几岁，熬夜更难容忍，睡过头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了。
这一次，她开始认真考虑，如果回家能做些什么。奇怪的是，她这时最发愁的竟然是怎么去跟郑勇解释自己不能再跳舞的事。但疫情“救”了她，舞场已经关了很长一段时间，没人敢聚集在一起跳舞了。
中介公司又给淑英安排了一个高工资的活儿，也是伺候一个老爷子，一个月的工资比在王教授家里还高一点。中介把老爷子的基本信息告诉淑英：级别很高，82岁，在309医院住了6年了，靠呼吸机吊着命。
淑英问这么高的工资怎么没人干，还要找自己这么大年纪的去伺候，难道是在床上拉屎拉尿？中介说不是，老爷子干净着呢，绝对不会在床上拉屎拉尿的，但他有些特殊癖好，“年轻的去了干不长”。淑英没懂，但因为工资高，就同意了。
等淑英去，跟上一位保姆交接的时候才知道，这个老爷子喜欢“上下其手”——那也是他唯一能动的地方了，“护士、保姆、钟点工，都难逃那魔手一摸”。
淑英听说以后，只能尽量离老爷子远一点，时刻提防着他的动作。虽然也没被咸猪手摸到。但老爷子看她的眼神确实令人不舒服，像看着一盘好菜，馋涎欲滴的样子。
老爷子的儿女也不在国内，只有老婆天天给他送饭，照顾他。他们家距309医院有两三公里远，老太太不会开车，也不会骑自行车，腿脚不方便，更加不敢坐人多的公交车，每天都是走过来，晚上跟淑英换班，再走回家。
有一天，老太太没来，他们儿子打电话回家，也没人接。最后，让亲戚去看，才发现老太太已经去世了，前一夜就已经走了。没有老伴儿细致的照顾，老爷子很快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淑英干了不到3个月，也就此结束。
夏天一来，又是跳舞的季节，可惜学校管得严，淑英再也不能进去跳舞了。郑勇说，现在处处都不让人聚集，暂时没法跳了，但只要情况一好转，他找到能跳舞的地方，就跟淑英说。
淑英本想休整一段时间，再去找找别的活儿干，没想到这时接到大儿子的电话，说媳妇儿生了二胎，要她回去帮忙带孙子。儿子认为这是她这个当妈的理所应当的责任，他的大女儿也是淑英从出生带到3岁，才被他接到城里的。
淑英到底没能“出人头地”，眼下，不得不离开北京，去大儿子工作的城市帮他带娃。但她从不后悔来北京，这十六七年，她见识到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做过很多之前在大山里想也不敢想的事情。她识了字，学会了护理的知识和技能，这让她有了自信，知道一个女人活着不光是围着老公孩子转，还可以有自己的职业。她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只要有机会，她一定还会再次跳起舞来，无论在哪里。
临走那一天，淑英去养老院看望了王教授。在他家干活，她算是过了七八年的好日子。要是王教授好好的，也许这段自由自在的好日子兴许还能更长一点，可惜，王教授已经完全不认识她了。
郑勇把淑英送到火车站，塞了一堆北京土特产给她，“我以后也许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舞搭子了，要是你以后还回北京，一定跟我联系。”
见淑英点头，郑勇又说：“要不，你留下来吧，我能养你。”
淑英一惊，连连摇头，红着脸转身匆匆走了。
淑英坐在火车上，想起北京的秋天，金色树叶落在砖缝里，昏黄路灯下喁喁细语的情侣，舞场上翩翩起舞的男女，火车一路奔向西北，热气与湿气从淑英的皮肤上逝去，北京已经离开了她。
（文中的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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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在医院上班第8年，我会在病房附近闻到一种特殊的气味。
一开始我不知道该怎样描述它，但后来渐渐觉得，这是一种河流流到尽头、即将汇入海洋的气味。或者，就像某种物品燃烧到尽头的气味。这种气味究竟是个什么味儿？不好详细解释，也许就是一种感觉。
我发现，只要这种气味一出现，病房里就必然会有病人死去——在我自己的班上，在别人的班上，这种情况验证了一次又一次。自从我熟悉了这种气味后，就开始警惕它。
这种气味出现得最近的一次，是在今年5月8日的中午。它明目张胆地出现在病区走廊里，隐隐约约地飘荡。我闻得见它，却看不到它。这天晚上正好是同事杨缓缓值班，她平时就大大咧咧的，晚上10点不到就躺上了床。其他值班医生睡前一般都要看看手机，翻一下朋友圈，她呢，只要脑袋接触到枕头，3分钟之内必定发出鼾声。所以交班的时候，我忍不住提醒她：“今天我看了黄历，诸事不宜，你最好注意一点。”
“哎呀，别乌鸦嘴了，我看了一圈，连我那18床，半个月没吃东西的，今天中午居然喝了两碗稀饭。”她说。
杨缓缓负责的18床病人是个癌症晚期患者，胃癌肝转移，骨瘦如柴的，突然能吃下这么多东西，也不知道是不是好事。结果到了第二天交班的时候，杨缓缓就跟我诉苦，说18床凌晨3点的时候氧饱和度垮了，家属死活不放弃，又不转ICU，“我和实习生心外按压按了一个小时，家属才同意放弃，今天早晨吃牛肉粉，手都是抖的。”
也许医生大都是无神论者，但我却有一些私人的忌讳或“仪式”，比如：值班时，我查房要按顺时针方向走一圈；夜里睡觉前，除了自己的电脑，办公室里的其他电脑我都要关机，值班室也要关灯、锁门；半夜起来方便，我进厕所前会先敲一下门或者发出一个声音……到了准备交班的时候，千万不能提前写交班记录，尤其不能写这9个字——病区安静，无特殊交班。
通常来说，医生的交班本上要写手术病人、术后三天病人、危重病人、新病人的相关情况。护士交班也要写这些内容，而且要比医生写得更详细。但后来有的医生偷懒，就只写手术和危重病人，如果某天正好没这类病人，交班本上就可以写那9个字加两个标点了。
当然，这是最好的状态，说明“一线无战事”。
5月13日，轮到我值班了。那种燃尽的气味依然在走廊里飘荡，但位置还不精确。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我想它最好就待在某间病房，这样我就可以提前做好准备。实际情况却是，我只能猜哪一位病人最有可能被它带走。
查完一圈房，整个病房好像都还平稳，没有哪个病人看上去像是处在弥留之际。但我还是习惯性地拟出了一个“候选名单”——这样既可以事先给家属说一声，让他们拿到病危通知书的时候不至于太慌乱，又可以让自己提前做好准备。
当天，我的重点关注对象有4个——
12床，一个老头，肝癌晚期，已经昏迷3天了；
17床，一个80岁的老太，胆总管结石引起急性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3天前我们就准备做急诊手术了，但家属不同意，说老人年龄大了，怕一麻醉，眼睛一闭就再也睁不开。昨天老太休克，家属又要求做手术，但凝血功能障碍，手术没办法做了，从早晨起老太的体温就没低于39.5°C，她呼吸急促，用面罩吸氧，家属拒绝送去ICU；
21床，是个常年酗酒的中年男人，已经到了肝硬化晚期，大量腹水，两天没尿了；
35床，是个老头，胆囊癌晚期，广泛肝转移，全身发黑。其实3年前我们就劝他做胆囊切除术，可老头说症状不重，不做，家属也觉得医生就只想挣钱，于是病情就拖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也就这4个病人了，我想。到了晚上，会有一个要离去。
12床的老头年纪大了，肝癌又痛，在一次谈话之后，他的家属签了《拒绝抢救协议书》，愿意让老人早点解脱；
17床就比较麻烦了，一大堆家属意见不一，一会儿这个说要抢救，一会儿那个说要让她走得平静点——坚持要抢救的是老太的小女儿，3天前谈手术时，持反对意见最坚决的也是她——我让家属们继续吵，半个小时后统一了意见再来找我；
21床的肚子鼓得老大，呼吸已经是一副叹气样了，我跟他的妻子说这就是老百姓说的“倒气”，“进气少，出气多，等最后一口气出完也就结束了。”他的妻子抹了把眼泪说：“医生，十年前我就知道他最终要死在这个酒上。”
那个浑身发黑的35床估计也快了，因为从下午到现在，他只排出了不到100毫升的小便。
走了一圈，我还是无法下判断。到了夜里9点半，我又带着实习生按顺时针方向在病房巡了一圈，重点看了那几位“候选人”。12床还是那样，就像睡着了；17床的家属终于统一意见要抢救，不过仅限于使用药物，什么胸外按压、气管插管这类有创伤性的就不要搞了；21床还在倒气，我给他上了组尼可刹米，兴奋呼吸中枢，至少可以延长一点生命；35床的尿量没有增加，他的床头灯已经关了，护工躺在旁边的行军床上，手机发出的光照在脸上，看上去有点瘆人。
我嘱咐实习生重点关注一下这几个病人，就独自回到了值班室。
2
我第一次闻到那种燃尽的气味是在10年前，也是我在医院工作的第8年，当时肝胆外科还在老住院楼5楼。
一个平常的日子，26床住进了一个男病人，正巧也是26岁。小伙子的病很常见，胆囊结石合并胆总管结石、黄疸，手术也是常规胆囊切除术、胆总管切开取石术，不难做。
那天，主任带着我上手术，小伙子的炎症不算重，切完胆囊才花了半小时。然后我们切开胆总管取石，只是那块石头卡在胆总管的下端，取石的时候费了些周折。整台手术用时不到3小时，小伙子术后恢复也还可以，第二天排了气，第三天解大便，慢慢恢复了饮食。只是每天下午他都有点低烧，38°C左右，温水擦一下就退了。
术后第7天，小伙子竟突然流起鼻血，他先用纸巾塞，结果血流到口腔，一口一口吐出来。家属吓得直喊医生，我尝试用纱布去塞，也没止住，最后是请了五官科的医生用凡士林纱布后鼻道填塞才止住了血。再一查血常规，小伙子的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明显升高，血小板只有12，而正常数值是100-300。
大家分析，这是腹腔或者胆道感染了，可做CT又看不出来。于是主任就把抗生素换成了亚胺培南，这是当时最好的抗生素之一，病人情况又好了几天。
术后第10天，小伙子开始高烧，打了退烧针很快一身汗，体温又正常了。但是第二天又会重来一次。小伙子被送去做了各种检查，可还是不清楚感染灶到底在哪儿。
术后第20天，我跟着主任去查房，小伙子正斜靠在病床上吃东西。他妈妈坐在病床边，用勺子把稀饭喂到他嘴里，他想努力多吃一点，但每一口都很费力，稀饭到了嘴里总会顺着嘴角流到下巴，他胸前垫着的那块毛巾也已经湿了一大半。
我看着他这副样子，不知道该说什么，主任一直说着鼓励的话：“多吃点才有力气，身体有了抵抗力，病才会慢慢好起来，你还这么年轻，你爸你妈还等着抱孙子呢……”
也就在那一刻，我突然闻到了一种特殊的气味，隐隐约约地从病房的某处传来。一开始我以为是煮在稀饭里的肉末和蔬菜的味道，后来他妈妈抬起勺子，我看了一眼才确定不是。
那天晚上不是我值班，差不多8点，我就离开了医院。我在街上买了个蛋炒饭，才扒了一半就没了胃口，回到家洗完澡就睡了。之后，我做了一个非常真实的梦：
白天，我走进医院上班，从走廊开着一半的门外看到护士站，那个小伙子就站在那里和值班护士聊天。他没有穿术后一直穿着的那套蓝色条纹棉睡衣，而是穿了件黑西装。人也不像平时那么佝偻着，小心翼翼地提着引流袋，而是笔直地站着，就像身上没有任何创伤。我走进肝胆外科大门时，他侧过头，对我微微一笑。
就在这时候，我蓦地惊醒了，拿过床头柜上的手机一看，才5点15分。如果放在平时，我会心满意足地侧过身，在10秒钟内再次熟睡，等待闹钟在45分钟后将我叫醒。但那天我睡意全无，只好望着头顶的枝形吊灯发呆。
这天早上，我出门比平常更早，穿过市区一路缓行开到医院停车场，时间才7点半。医院楼下的电梯还不算拥挤，我越过排得不长的队伍爬楼梯。走进5楼肝胆科的大门，穿过走廊，准备去值班室换衣服。路过26床时，病房门开着，我特意斜着往里瞟了一眼，发现26床是空的——昨天夜里，小伙子走了。
此后，26床就成了我们肝胆外科最“邪门”的一张床，住这张床的病人总会出现很多莫名其妙的并发症。后来肝胆外科搬去新楼，肾内科搬到了那里，26床依然是“邪门”的存在。据说，有透析下来的病人住在这个床上，伤口明明包得好好的，可总是出血；有时26床没住病人，半夜呼叫铃响起，值班护士一看显示的床号，吓得都不敢按应答键……
对此种种，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只觉得遗憾。如今10年过去了，我已经是高年资副主任医师，再回过头分析这个病例，我估计可能是当时胆总管取石后，用胆道探子去探查胆总管下端是否通畅时，造成了胆总管后壁的穿孔——这是后腹膜的感染，一开始没有明显症状，可后面就无法收拾了。如果放在现在，还可以选择手术去给病人引流，但当时的我人微言轻，只能祈求有奇迹发生。
杨缓缓曾跟我说过一件事，她的大学同学毕业后当医生，一天夜班时，在病房走廊看见了已经死去的病人。一开始她以为是幻觉，后来又经历了几次，她不能排除是不是自己的心理出现了问题，于是就辞职了。“她说自己辞职倒不是因为害怕，那些擦肩而过的死去的病人似乎也没有恶意。”
听到这里，我想起一句话：“每个医生的心里都有一座坟墓。”
2017年，无论是自我感觉还是外人评价，我已经是一位比较成熟的医生了。只是每每想到在26床附近闻到的那股特殊气味，我总觉得它在某个角落窥视我、嘲笑我。我也曾尝试忽视这种气味，但最后的结局就是吃了个闷亏。
那应该是4月的一天，下午5点，我从手术台上下来，随便吃了几口，就回值班室修改论文了。中途护士进来说34床喊痛，我就让护士给他打支曲马多（非阿片类中枢性镇痛药物）。
34床是个胰腺炎病人，据他的管床医生说，这人性格比较“作”。来了医院以后，这种药他不让用，那样药他不让输，胃管上上去，回头他就自己拔了。住院十多天，34床差不多快好了，结果他一高兴，出院头一天就溜出去和朋友吃了顿火锅，当天下午5点左右，又捂着肚子回到了病房——病又发作了。
为此，他的管床医生挨了主任一顿训。医生表示委屈，说自己已经跟他强调了，只能吃素。34床也很委屈，“我也没吃肉，就烫了点菜吃。”
晚上9点多，我带着实习生查房，刚做完手术的病人都没事，几个重病患者的情况也相当平稳。34床打了止痛针之后好多了，睡着了，心电监护仪的线又被他扯下来甩在一边。一个小伙坐在他旁边陪护，专注地看着手机。
回值班室之前，在走廊拐角处，我又突然闻到了那种燃尽的气味。我站在那儿好一会儿，在心里默默排查了一遍“重点病人”，觉得他们应该都没啥问题。突然，我想起论文当中的一个关键点，短暂犹豫之后，我便走回值班室关上了门。
事情似乎是在一刹那发生的。
深夜11点40分，护士喊值班医生去看一下34床。实习生先过去，没一会儿就跑过来说：“老师，34床！”我冲过去，人已经叫不醒了，他面色苍白，四肢冰冷，叹气样的呼吸。我们给他上面罩吸氧，打肾上腺素，加快补液，可呼吸、心跳还是停了。接下来就是心肺复苏，通知ICU、麻醉科插管。最后，心电监护仪上的波浪还是变成了三条直线。
我走出病房时，走廊里已经来了二十几个家属，有人骂了我两句，还想冲过来，但被旁边的人给拉住了。我走到办公室补登医嘱，完成抢救记录，一个家属在旁边用手机录像。
医务科封存了病历，科室医生在一起讨论，觉得最大的可能是胰腺炎再发，渗出的胰液腐蚀了一根大血管。这种情况非常凶险，即便急诊手术，死亡率也非常高，但是我们毕竟没有做到严密观察病情，也有一定的责任。
这种事，医生要是发现得早，跟家属沟通了，问题就不大，但若是发现晚了，就有很多问题会成为医疗事故鉴定或者法庭上的不利因素。医院处理这种事一般会征求科室的意见，是走鉴定还是调解，调解就是赔钱。
2个月后，医院选择赔钱了事，最后再按比例扣到了科室和医生个人头上。
3
还有2个小时，就是5月14日了，燃尽的气味依然飘荡在走廊上，我猜测这次要走的人可能是17床的80岁老太。她的氧饱和度只有70了，我又开了组呼吸兴奋剂给挂上，还让值班护士提前把抢救车推到病床前。
当晚大概有十几个家属挤在走廊里，我再次重申老人病情凶险，估计救不回来了，“你们该准备的要准备。”一个留着地中海发型，戴着眼镜，60多岁的男人接话，说该置办的东西已经备齐了。他是老太的大儿子，应该是当家的。
交代完这些，我让实习医生盯着老太，自己回办公室去补医嘱。在走廊里，我看到一个护工正在17床的病房门口往里探望——医院里有些护工除了看护病人，还接了殡仪馆、风水先生的业务。他们遇到弥留之际的病人就会在一旁候着，听家属交谈，看能不能插上嘴，如果能介绍成一单，就有提成可以拿。
这种事儿，医生护士没法管，也不想管。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有时病人家属因亲人去世悲痛入骨，在别人眼里，死亡或许只是一笔生意罢了。
12点还差2分钟的时候，急诊科打来电话，说有个因车祸受伤的病人，让我下去看看。我赶紧回到17床的病房，老太的氧饱和度升到了75，估计这几分钟没事，我便让实习生继续候着，自己去一楼急诊帮忙。
医院的急诊科永远喧嚣忙碌，一张担架床上躺了个快递小哥，一旁有个交警正在和一男一女说些什么。我问怎么回事？急诊科医生递过一张刚拍的CT，说快递小哥是车祸受伤的，“怀疑脾破裂。”
我拿起CT片对着天花板的灯看，他的脾脏的确有个裂口，周围的积血还不少。“什么时候的事，怎么伤的？”
“他逆行。”交警身旁那个男人插嘴道。
交警打断了他，让他先不要说这些，责任以后会划分的。我把片子放下来，语气带点责备：“怎么想到逆行呢？你看这撞得厉害。”
快递小哥讲：“今天下雨，单子太多了，跑不赢。”
我望着窗外，雨从灯光前落下，斜的，一丝丝，各种色彩的反射、弥漫。值班一天忙忙碌碌的，真没注意到外面下雨了。我快速收回目光，交代他们要马上办理住院手续，给伤者抽血、完善各项检查，再通知家属来肝胆科找我签字，病人被直接送手术室。
从急诊科出来，我赶紧打电话通知我这一组的主治医师老梅，住院医师李东。不久，他们赶到医院。快递小哥的妻子签字时手一直在抖，她身边站着个小女孩，四五岁的样子，手里还拎着个毛绒玩偶。
“医生，有危险吗？”女人问。
“当然有，不过我们尽量。”
想到17床老太的氧饱和度掉到了68，应该是“快”了，我就让李东暂时不上手术，盯着那间病房。接着，我、老梅带着实习生去给快递小哥做手术。他的脾脏中间有一道裂口，足有6厘米长，捏住脾蒂，出血控制了。上止血钳夹住脾蒂，切下脾脏，再连续缝合脾蒂，检查胰尾有没有损伤……手术中间李东上来了，说17床的老太走了，死亡证明也开给家属了。
“你带着他们关腹。”我对老梅说。
麻醉师问我，这个病人是送回病房还是去ICU，我说送回病房，“送快递的没什么钱。”回病房不仅省钱，他醒来还可以看到家人，也算是一种安慰了。
“其实他不用出钱，对方车主保险公司会出的。”老梅说。
“不一定，这龟儿逆行。”
4
离开手术室时，我看了墙上的挂钟，是凌晨2点5分。回到病房，17床老太住的病房已经空了。与她同病房的病人被临时安排到了其他房间，那间病房的门关着，透过上面的玻璃窗可以看见紫外线消毒灯蓝莹莹的光。
12床像睡着了，不知道会不会苏醒；21床还在倒气，又上了组尼可刹米，氧饱和度到了91，一时半会儿不会有事；35床的尿量有300ml了，他床头柜上的监护仪屏幕被护工调暗，绿色波形如海浪般起起落落。
我在走廊里使劲嗅了嗅，那种气味消失了。
站在办公室窗前，城市的天空有一团暗红，对面的楼宇还有稀稀疏疏十几盏灯，飞山街上偶尔有汽车大灯扫过。突如其来的疲惫包围着我，胃也空空，像无数双小手在抓，我从手机里调出街对面烤肉店老板的电话号码，让他送一百串烤肉上来。
这位老板胖乎乎的，在飞山横街开烧烤店十几年了。还记得有一年夏天，我和老梅凌晨做完一台急诊手术，下班后就带着满身疲惫去他家喝啤酒。那天凌晨3点，烧烤店里居然还有三桌客人，我们旁边的一桌是情侣，正在相互喂饭，你侬我侬。门口一桌在下象棋，激战正酣，还有两个人站着围观。
现在，距离凌晨3点还差5分钟，老梅、李东和实习生都从手术室回来了。我把手术记录写了，医嘱也开了，又从柜子里翻出一罐啤酒放冰箱里——这不合规，但紧张的急诊手术后，人需要一点点放松。
老梅吃了十根串儿就匆匆走了，说要回家眯一会儿，天亮了他还要送女儿上学。李东吃了十几串儿也走了，说女朋友独自在家，他得回去陪着。值班护士也过来吃了几串，剩下的，我只好和实习生一起消灭了。
我把冰好的那罐啤酒拿出来，找了个一次性杯子给实习生倒了一杯。她有些惊讶：“还要喝酒啊？”
“啤酒算什么酒？”
“也是，就像酱油不算油。”说完，她先笑了起来。
这是我们科室的一个梗——3天前，一个因胰腺炎饿了半个月的病人从早上到中午追着我问自己能不能吃油？先是问能不能吃猪油，我说不能；之后又问我能不能吃菜油，我还是说不能；过一会儿又来问能不能吃花生油？我终于忍不住，停下手中的活儿，看着他说：“花生油不行，玉米油不行，橄榄油不行，芝麻油也不行……”
“那医生，我到底能吃什么油？”
我做出无比同情的表情说：“你只能吃酱油。”
仔细想想，医患关系有时真让人无奈。医生明明拼尽全力想让患者早点好起来，但有些人却总是难以克制自身的欲望。就像那位胰腺炎病人，要是不去吃那顿火锅，现在应该还活着。可惜，没有没那么多如果。他死的时候只有46岁，离婚，没有孩子，家里只有一位快70岁的母亲。
一个人死去，从生物学角度讲，是各种代谢的停止，是细胞的凋亡。多年后，记住他的除了家人、朋友，还有一个医生。
也许是年纪大了，也许是带的实习生太多，我越来越记不住实习生们的名字。眼前的实习生跟了我一个星期，干活儿很麻利，她叫安然，名字好听，寓意也好，我应该能记住。我举起杯，和她碰了碰。
“说点什么呢？老师。”
“要说什么？”
“庆祝一下，为10床。快递员回病房了，就在10床，我们拯救了一个生命。”
“也为17床吧。”我说。
安然的眼帘垂下来，轻轻叹了口气。
以前同事们在一起开玩笑，说医生每送走一个病人，就应该在白大褂胸前绣一个方块标记。一开始是绿色的，满十个以后，变成一个蓝色，十个蓝色又换成一个黄色，然后橙色、红色、紫色……以此类推。最后，老医生的胸前就全是花花绿绿的小方块，这有点像军人的资历章，可不同的是一个代表荣耀，一个记录悲伤。
安然突然问我，明年是否带研究生，她想考。我觉得女孩子进肝胆外科很辛苦，于是劝道：“你看杨缓缓，都成汉子了。”
“我就喜欢这种感觉，手起刀落，刀光剑影，快意江湖。”安然左手拿肉串，右手举杯子，把最后一口啤酒一饮而尽。之后，她把竹签、快餐盒装进垃圾袋，又扯一张纸把桌子擦了。
吃饱后，我们渐渐放松下来，就一起去看10床的快递小哥。安然轻轻推开病房门，10床就躺在帘子后面，因为失血过多，他的脸色有点苍白。他的妻子趴在床沿上，见我们进去，立马坐了起来。小女孩蜷在床尾，身上盖着半截被子，鼻子里发出儿童特有的鼾声。那个玩偶被她放在爸爸的枕头边上，瞪着眼睛张着嘴，永远是一副萌萌的欢快表情。
简单和家属聊了几句，准备离开时，我又蓦地闻到了那种燃烧到尽头的气味。隐隐约约又实实在在。我猛然回头盯着10床的监护仪，心率103，呼吸18，血压112/73mmhg，氧饱98%，绿色的呼吸波形图依然如海浪般，我似乎听到了浪拍打沙滩的叹息声。
“怎么了医生？”10床家属警惕地看着我。
“没事。”我退出病房，瞄了一眼走廊里的电子钟，是3点51分46秒。
安然也感到大惑不解，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该如何跟她解释那种玄妙的气味，只能说要带她去看看那几位剩下的“重点病人”。
12床依然在沉睡，各项指标都还正常；21床下巴上抬，长长吸一口气，脑袋下点，又长长吐出一口气，中间是漫长的间隔，应该还能再拖一段时间；35床的尿量没有增加，但比之前好多了，他的护工醒过来看了眼监护仪，说“好着呢”，又重新躺下，身下的行军床“嘎吱”了几声。
我们离开病房，走廊上挂钟的时针正好指到4点，分针就停留在12点，似乎没有动。这时，走廊里有个老人走过来，像是23床——他是杨缓缓昨天才收的一个肝癌病人，增强CT预约在今天做。
“医生，疼。”他掀起衣角，右上腹往外高凸出一块，有小皮球那么大。我看过他的CT片，知道肿瘤已经占满了他的整个肝脏。估计他是实在疼得睡不着，就来走廊转转。
“走，回床上去，我给你打一针止痛的。”
23床往回走了几步，突然扶着墙，瘫倒下去。我连忙冲上去扶住，又呼叫护士，加上安然，三个人才把老人抬回病床。他的情况十分不妙，意识丧失，颈动脉搏动都摸不到了，我开始心外按压，给他戴面罩上氧，肾上腺素1毫克静推……
家属匆匆赶来，安然再次替换我，跪到床上给老人做心外按压。我跟家属说现在估计是巨大肝癌破裂，很危险，需要大量输血，“然后急诊手术去止血，手术风险极大，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
老人有四个孩子，但只来了三个，还有一个小儿子没到。其他几个子女商量过后告诉我，他们要等小弟来了才能做最后的决定，于是我把安然换下来，继续去做心外按压。
6点3分，小儿子终于到了，他哭了几秒钟后，就和几位兄姐商量完毕，说不抢救了。我示意安然可以停下了，一缕湿润的头发从她的额头垂下来，接着监护仪的那条波浪越来越低，最终变成了一条白色的直线，越来越远。
“收了吧。”我看了看时间，对护士说。
回到办公室，安然把死亡三联单拿出来，对着电脑填写。我先拿起茶杯灌下去大半杯，才拉了张椅子坐下。不久，安然拿着《死亡通知书》和《拒绝尸检协议书》去找家属签字了。
我走出办公室，沿着走廊一直走到厕所，然后再折回。一路上，我使劲吸了吸鼻子，发现那股燃尽的气味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它走了，一夜之间带走了两个老人，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从9楼俯视开去。脚下的城市已经苏醒，街上有了寥寥的行人，还有小贩推着早餐车走过。飞山横街除了路灯余晖，被镀上一层暖红色的光芒。那层光芒越过一排排屋顶，在高楼间歇，有风穿行。风之上，有鸟群如剪影缓缓飞过。城市的东方有连绵的青山，现在是浓重的黑、墨绿，逐渐过渡到淡淡的灰色，如水墨般洇开，和天空融为一体，被染成淡淡的红色。
安然站在窗前，突然回过头问我：“人死了，为什么偏偏是日出？”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新人。经历多了，特别是那些癌症晚期的病人死亡，好像就是走一个相同的流程：抢救、宣布死亡、签署各种文书、补医嘱、写抢救记录。而那种气味的突然出现，似乎只是一个提醒，而我根本无力改变结局。不知道昨天的雨是什么时候停的，我只知道，现在，一轮红日正等在群山之后。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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