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初见阿秀时，她28岁，身高1米5左右，全身略浮胖，小腹突出稍下垂，是典型长期服药的体型。但她眉眼清秀，皮肤白嫩，或是天生的，或也是长期住院少见日光的缘故。
在我印象里，阿秀没留过长发，一直是寸头，跟男孩子一样，前不遮额，耳际以下的四周刮成乌青，稍长点就剃了。我猜多半是家属为了省时省钱，但开始也会问她：“你这么漂亮，留长发不好哇？”
阿秀大笑，抚摸颅顶，瞧向热烈的太阳：“凉快呀！”
阿秀爱笑，遇着人，认识或者不认识的，冷漠的或是热切的，她都“哈喽哈喽”，率先笑得灿烂。我总觉得，快乐如果有具体模样，就该是阿秀的样子。
有时候笑久了，阿秀的面部肌肉会突然失去控制：从眉头到嘴角疾速抽搐，五官挤成一团，随机拼成各种表情，很久才会停下来。阿秀的主治医生曾认为这是药物副作用，可调来调去，也没有好转。
大多数时候，阿秀意识不到自己的异常，也看不懂旁人的审视。人家说她是小时候就“发癫”，吃了太多乱七八糟的药，把脑子里管“表情”的那块（神经）给吃坏了。阿秀从不羞赧，更不懂什么反讥，像没听见一样，自顾自抱着双臂站在人堆边上，任由人把她揪进话题里说长道短。
阿秀一直住在我们医院收治长期精神疾病患者的“成四病房”（后文简称“成四”），病历上的诊断是“青春型精神分裂症”。按照她大伯的说法，大概是在阿秀十五六岁时，“忽然就变得奇奇怪怪，瞎乱讲话，越来人越讲，吼不听，也不怕打”。阿秀本来就没读多少书，最开始是说定了她家镇上一户送煤气人家的小儿子，办了身份证就嫁，结果这一“疯”，“狗屁”都没了。
阿秀的大伯讲得愁眉苦脸，我也听得苦脸愁眉。趁着他酝酿下一个话题的空隙，我抓紧问阿秀父母的情况。
“阿秀她爸妈，是不是也……”
“死了，早都死了！”
“嗯……”我应了一声，小心翼翼地，观察着他莫名而至的冷淡。
这是阿秀。
认识阿森时，他33岁，是我们医院和市残联合办的日间康复中心的一位居家患者，只在我们白天上班时间来医院参加治疗活动。相较“成四”，日间康复中心是一个公益组织，治疗完全免费，主要是为了照顾附近登记在册的居家患者，但会经过较为严格的筛查，总共二十多个人。
阿森相貌挺普通，圆头圆脑，小眉小眼，塌鼻厚嘴，可他的身材在南方小城绝对算得上“珍奇”——身高1米86，体重304斤。再加上他皮肤黑，又总是上下一身乌麻麻的肥佬装，活脱脱一只熊，举两把笤帚就是画片里的程咬金。
事实上，阿森很老实，近乎怂。忘记谁跟我讲，说阿森有个游手好闲的瘦弱表哥，曾妄图拉着体型壮观的他进军本地的“收数”行业。没料到，表哥执行首笔业务，绕着棍子跟欠账者耍威时，阿森却在摩托后座睡撅了过去，呼噜声比排气管还响——“开局一辆摩托两个人，结局一人都被（对方）给了两巴掌”。也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个笑话。
其实阿森的家境也算不错。阿森妈讲，从阿森爷爷辈儿他们家就是城里人，市中心拆不掉的城中村里，几代人的努力留了一栋自建楼。阿森爹运气爆棚，城建还没下禁令的头一年，他又往上加了3层，一共5层，10多间套房，每个月光收租就有上万块钱。
只可惜这都是过去的光景。
阿森很小就确诊了“智力发育迟滞”，大了之后又显现出一些精神症状，其脸相、心性都和八九岁的小男孩差不多。他爹还在时，勤勉务实，守得住家底儿。他爹走了之后，边边角角的亲戚都找上了门，有的硬说（阿森家建房的）地是本家的，他们有权分房，有的假托照顾孤儿寡母，有的拖家带户地卖惨，到头来，十来套房被占了个七七八八。
以往父母俱在，家里阔气，阿森大小也是个傻少爷。可爹一早走，娘就受欺负，久病患者家庭的那些凄苦便一滴不漏地全撒了出来。这么些年，阿森除了饭量见涨几乎“毫无长进”，自从2012年加入康复中心就没再出去过。阿森妈说就算自己铆足了所有的劲儿，只能说刚够“活着”。
与我聊这些的时候，阿森妈一如阿秀大伯那般愁眉苦脸，“就不知道，我死了他要怎么办。”
2
严格说，我最先认识的既不是阿森，也不是阿秀，而是阿森妈。
2015年，我还有半年就要毕业，在医院实习。阿森妈就在医院的门口推车卖早点。几乎是每回，大概7点半，我刚下公交车，她刚出摊。医院的门口开始人头攒动，阿森妈的早餐档内容丰富，肉、素包子、玉米豆浆，还有她自己蒸的糯米饭，医院的员工几乎都在她那里买，价钱还不贵，起码比起隔壁装修精致的早餐店实惠不少。
大概是早餐店的女老板嫌阿森妈争了她的生意，干了件馊事儿——她也学阿森妈推个三轮车，每天比阿森妈还早出档，先把地方占了。说到底，阿森妈家里是没有顶事儿的男人，争不过家里人丁兴旺的老板娘。被人摆了几天，便默默地把车推到医院侧门的小路上。
一来是同情阿森妈，二来早餐店老板娘的东西确实贵，我每天都绕远路去光顾阿森妈的摊位。一来二去就熟稔起来，她见我回回都是匆匆扫码付账，再看见我，就直接按照我的习惯拿出早早装好的小米粥跟馒头，“你先去上班，钱下班再给。”
我把这件事说给带教的马老师听，她掏出手机，翻出阿森妈的微信给我看转账记录：“阿森的妈妈呀？很会做生意哦，医院的人基本都是下班再给钱。”
我很佩服阿森妈的“大气”。没过多久，她的早餐档又开始人声鼎沸，虽然隔壁的老板娘一直没让位置，这反而越是衬得阿森妈做生意诚心诚意。再往后，阿森妈越发兴旺，干脆把隔壁的报刊亭兑了下来，算是有了自己的门脸。
2016年7月，我正式入职这家精神专科，在日间康复中心轮转，做了阿森的治疗师。阿森妈知道后，对我更加热情，每次都给我多装1个鸡蛋，“吃吧吃吧，不要钱，你总吃馒头可不行，得补充蛋白质。”
当然，钱我还是照给。
认识阿秀，是连同他大伯一起认识的，因为阿秀的大伯老是拖欠住院费。
其实，“成四”收治的几乎都是阿秀这样的患者——长期服药，家庭困难，出不了院。本来以阿秀的条件是可以拿到残联补贴的，不必这样紧紧巴巴。可是阿秀的档案有缺失，医院跟她大伯提过很多次，让他去跑跑，办齐了他们经济上会宽松很多。但她大伯一听补贴是直接“补进住院费用里”，到不了他的手，而跑手续还得花钱、花时间，又不愿意去了。
我不止一次听过护士给阿秀大伯打电话。
“阿秀的大伯哦？医院呐，阿秀的住院费要交了啵。”
“知道了，知道了！过几天。”
“不得过几天哦，拖好几个月了。”
“哎呀，过几天就交嘛……”
阿秀大伯总是“过几天”“过几天”，谁也不知道他到底要过几天。医院也拿他没什么办法，只能月月催，季季催，直催到威胁“再不交钱就把人送回去了啊”，他才会来交钱。
3
真正将阿森母子、阿秀伯侄4人联系到一起的，是一场联谊。
2016年的中秋，医院说，要在患者群体里面举行一场“包饺子”中秋联欢。本着“小事大办”的原则，医院邀请了日间康复中心所有患者，病房里也把“灵醒”一点的患者都请来了，包括能来的患者家属。
中秋的前一天，大家齐聚医院的康复大厅。阿森妈特别积极，她说饺子馅她全包了，韭菜猪肉、白菜豆干，拖来了整整4大盆。
阿秀大伯却跟质检员似的，拿着盆里的木勺把馅儿搅来搅去，一脸嫌弃：“稀汤寡水的，肉呢？全是菜啊。”
我抢过木勺，“人家家属自己出的钱，说什么呢你。”
他倒是一点都不尴尬，反而跟我打听起阿森妈的事儿来，什么她家里是干嘛的呀，她旁边那个胖子是谁呀，在这里住多久了呀。
“你问这么多干嘛？这是人家隐私。”
自阿森妈开始煮饺子，阿秀大伯就一直跟在她身边团团转，端碟子、分饺子，倒饮料、分碗筷，干得顺手又热情。我当时以为他对阿森妈起了心思，想做阿森的后爹。
联谊结束后没几天，阿秀大伯忽然跟开了窍似的，来医院找“成四”的主任，说自己已经把阿秀缺失的手续跑完了。知道阿秀大伯的为人，主任摸不清他这又是几个意思，再次强调，补贴是到不了他的手的。
“你们别误会啊，我要我侄女的补贴干嘛？你们放心，以后的住院费我一定不拖。我就一个要求，她现在什么手续都是全的，能不能转进日间康复中心？”
主任不敢立即答应。
日间康复中心其实自设立开始就一直是入不敷出的状态，满员之后，人员数一直在控制，塞1个人进去，不仅要跟残联报备，院里也得开会讨论。主任让他去找领导，没想到阿秀大伯竟然拿出了一张残联的申请表，上面批准了阿秀加入日间康复中心。
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拿到批准的，主任给医务科典主任打电话，可典主任也表示医院同意阿秀转入日间康复。
“没办法，不知道他去找了谁，资料什么都是全的，转就转吧。”
两天后，护士帮阿秀收拾好东西，她顺利转进了日间康复中心。原本日间康复患者需要家属接送，阿秀大伯也没有作什么妖，每天兢兢业业，9点送阿秀来，下午4点再把人接走。就是一点，其他的家属都是送到了就离开，他不是，他是直到康复中心下班，再和阿秀一起走。
后来，我从日间康复中心的协管员口里听到，阿秀大伯只提了个要求，“每天听课，参加治疗，阿秀和阿森必须坐在一起。”他自己也不总是待在康复大厅，一有空就往阿森妈的报刊亭跑，帮她拣包子、递豆浆，跟个伙计似的。
后来是协管员点了我两句，我才明白——阿秀大伯不是看上了阿森妈，他是看上了阿森。确切地说，是“替阿秀看上了阿森”。
对于阿秀和阿森这样长期反复发作的精神病患者的恋爱婚姻，我们精神卫生从业者就一个原则——不提倡、不反对。
说不提倡，原因很简单：虽然病理学上没有确切的论断，但就统计数据来看，阿秀和阿森的后代遗传精神疾病的可能性还是有的，而且概率不算低。况且哪怕运气好，孩子不遗传，但两个精神疾病患者父母，又如何能对孩子的成长教育负责呢？
说不反对，也很简单：跟人生病有权利看病一样，恋爱结婚也是人的自由，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没人有资格阻止。
其实我大致能猜出阿秀大伯为什么会看上阿森。阿森家里有营生，阿森妈目前看起来还身强力壮，能做能养，阿秀嫁过去，大概率能过上好日子，起码不会缺药少吃。最重要的是，他能把这个亲兄弟留给自己的大麻烦摆脱出去。
当然，这些都是在我心里瞎转的想法，只要阿秀和阿森不影响康复中心的日常运转，没人会去说什么，起码医院里的人不会。
4
然而，后面的事儿就让我很意外了。
我好像一屁股坐在了阿秀和阿森故事的快进键上，等我再关注他们的消息时，“成四”的护士长告诉我，阿秀怀孕了，“怀的是阿森的孩子”。
其实后来想想，这件事有过征兆。大约是阿秀转进日间康复中心后的第二个月，好像有十来天的时间，阿森妈的报刊亭没开门。等她再回来开门做生意时，阿秀大伯就不来了。护士长跟我说，那十来天，阿森妈领着阿秀，到处去找医院抽血，要鉴定她肚子里孩子的父亲是谁，还闹到了我们医院里。
“闹什么，有什么好闹的？”
“闹什么，”护士长扯着嘴，“说我们医院管理不严啰！这跟医院有什么关系，怀孕就嫁呗，她大伯不就是想把阿秀甩出去？”
我很讶异，在我的印象里阿森就是个大点的男孩，怎么会通男女之事。我更讶异的是，阿森和阿秀每天只是在治疗期间有接触，医院下班，他们各回各家，去哪儿怀的孩子。
可没过多久，我就收到了阿森妈给我请帖，阿森和阿秀，要结婚了。不少医护人员也接到了请帖，都是在阿森妈早餐摊上承过情的人。但到了当天，去的只有我一个，其余的都是包了利是托我带过去。
阿森和阿秀的婚宴就定在城中村的一家茶餐厅里，地方极偏，门脸极小，我举着导航在门口路过了好几轮，直到看见门口迎宾的大红纸才认准地方。大红纸上正贴着一张大照片，应该是阿秀和阿森的登记照：两个人穿着白衬衣，发亮肤白，红嘴粉腮，脑袋像是硬拗似的靠在一起，不知道在看向哪里。
我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满满当当，一共6张桌子。阿森妈撑在门口的桌台上，大声催着老板赶紧上菜。阿秀大伯在她身后屡屡想插嘴，“那个……讲点……讲几句，几句……”他大概是提醒阿森妈要讲几句场面话，可看阿森妈这个意思，她应该是没有考虑过什么礼俗流程。
老板尴尬地赔着笑，最终还是得听阿森妈的话，大手朝后一挥，后厨服务员阿姐们鱼贯而出。菜一上，席面立即沸沸扬扬，拿出袋子搂菜的，端着杯子劝酒的，抱着孩子喂饭的，终于是热闹得像个婚宴。
阿森妈领着我坐在了阿森和阿秀身边。阿秀一如既往，抱着手臂端坐，眼睛时不时瞟向在对面桌划拳的大伯。阿森倒是淡定地左顾右盼，仿佛结婚的不是他，只是屡次想拿起筷子夹肉时，全被他妈一巴掌拍掉。
“秀儿啊，秀！”阿秀大伯喊一声，朝阿秀扬着空杯，“敬酒，去敬酒！”
阿秀神色一惊，站起又坐下，脸上的肌肉抽搐起来。阿森妈脸色沉下去，眼朝阿秀大伯刺过去。大伯没看见似的，抓起酒瓶跨过来塞到阿森的怀里，不由分说地讲：“哪有结婚吃席不敬酒的，快去！”
阿森抱着酒瓶，无措地看向阿森妈。席面的声音压抑了一些，阿秀大伯见拽不动阿森，又朝阿森妈抱怨：“哪户人家接媳妇跟你们一样，酒也不知道去敬？”
我吐掉口里的鸡骨头，一把将阿森怀里的酒瓶抽了出来，塞回一瓶可乐进去，“他们还在服药呢，不能喝酒。”
阿秀大伯打量了我几眼，伸手又要把酒瓶塞过去：“不能喝也要喝，今天该喝！”
“哎呀医生都讲了，不能喝酒！”阿森妈挥手挡开大伯的酒瓶，像赶苍蝇一样把阿森和阿秀驱起来：“拿可乐去，去去去！”
阿秀大伯终于是心满意足地住了嘴。
席吃得很快，除了大伯几个人四处喝酒，大多数人都是吃几口过来讲两句祝福的话便走了。人一散，场面冷下来。阿森妈皱眉看了几眼还在咋呼的大伯，起身大声地招呼老板“赶紧来结尾账”。
阿森如释重负，抓起筷子在汤里戳起块鸡肉。阿秀也不抽搐了，低着头一点一点地，大概是困。看着阿森没心没肺的样子，我不知为啥，就是忍不住想“说教”两句。
“以后晚上出去遛弯要把阿秀带上，记得别走太快，看着她点，嗯？”
“你妈要是弄好吃的，那都是给阿秀做的，别跟她抢，知道吗？”
阿森没反应，又嘬起烟来，小口小口地，悄悄往桌子底下吐。烟雾划个弯儿，弥漫而上，阿秀被熏得直捂鼻子。
我气不打一处来，拍掉阿森手里的半截烟，一脚踩灭：“最后一件事，以后把烟戒了，再让我看见就跟你妈说！”
他终于警觉了，连连点头。
结婚后，阿森和阿秀都没再来日间康复中心。
大概是又过了半个月，有天，我带着老婆在城中村附近的小吃街闲逛，正路过两栋建筑之间的天桥，忽然，一个黑乎乎的身影窜到我眼前，跟个抢桃的胖猴儿一样，弯腰、挥臂、起身，捞起了别人丢在地上还没熄灭的烟头，就准备塞进嘴里。
定下神，我这就看出来是谁了。
“阿森！”我呵了一声，他、我身边的老婆都吓了一跳。
我朝他摊开手掌：“拿来！”
阿森糯糯地低头，把烟头藏在身后。
“你怎么答应我的？”我只记得生气，“叫不抽烟了，阿秀怀着孕呢。”
阿森脸红了一会儿，很快恢复如常。他转过身去，像是与我不相识一般，自然地就着下面来往不息的车流，抽着刚捡的烟屁股。
我气性越发旺盛，恨不得立即一步跨到他脖子上。老婆立刻扯住我，她悄声说：“这里不是医院。”
我立刻惊醒过来。确实，现在是在医院外面，我没有权利对他大呼小叫。我走到阿森身边，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拽了一根给他：“脏不脏啊，舔人家口水。”
阿森望了望手里的烟蒂，没有接我的烟。
“阿秀呢，不是跟你说了遛弯带上她吗？她现在怀着孩子，出来走走才好。”
“哎呀麻烦死了！”阿森忽然把烟头朝桥下一扔，“阿秀天天占着我的床，我又不想理她，烦死了！”
“她是你老婆啊，不睡你床上睡……唉，阿森，阿森，你去哪儿？”
他不管我，直蹬蹬往下桥的楼梯走去。
5
日子一天天过，日间康复中心里老有人念叨阿秀和阿森，说他们命好，“还能找个伴”。但也有些人说“等着看笑话”，说这种话的大都是结过婚又因为精神疾病而离婚的人。
好像是又过了两个月，忽然有天，临近下午医院下班的时间，阿森妈领着阿秀，带着大包小包来到医院，她要给阿秀办住院。
当天我正好在门诊做志愿者，看着面黄肌瘦的阿秀，问阿森妈：“生了？这才几个月？”
阿森妈没好气地回答：“孩子掉了！”
看着阿秀晕乎乎的模样，护士不敢给她办理住院，联系了值班医生。医生也不敢给阿秀办理住院，劝阿森妈把她带去妇幼医院。
“你们真是，这么麻烦干嘛？我生阿森的时候都没这么娇气，赶紧！我不少你们住院费。”
我们没办法，只能给阿秀大伯打电话。他一开始不愿意来，说阿秀既然嫁了出去，就是他阿森家的人，跟自己没半毛钱关系。值班医生曾经接手过阿秀的治疗，知道里面的事，他跟阿秀大伯讲，要是他也不管，医院就只能拒绝收治，到时候，阿森妈肯定领着阿秀去找他。
阿秀大伯这才愿意来医院。
急诊的办公室里，医生跟阿森妈还有阿秀大伯讲明情况，说现在阿秀刚流产，不适合住在精神专科，“必须去妇幼调理身体”。可说到费用的问题，阿秀大伯、阿森妈两人当场翻了脸。
阿秀大伯还是那套说辞，阿秀既然嫁到了阿森家，那就是他们家的人，流产了跟他有什么关系。
“狗屁！”阿森妈破口大骂，“当初咱们说好的，要是生了儿子，我养他们一辈子。现在呢，孩子呢？”
“你跟我要啊？又不是我怀孕？”阿秀大伯一脸诧异。
阿森妈趁势而上：“那我不管，孩子没了，这个儿媳妇我就不要了。今天你也来了，人给你，阿秀从此跟我家没关系。”
“你真是，当初阿秀怀孕了，你不是也赞同他们结婚？现在孩子没了你就反悔，真是……”
“放屁！”阿森妈狠呵一声，“他们怎么怀上的，你心里没数？！”
阿秀大伯像是被点了死穴，阿森妈也住了嘴，两人对视片刻，又把头不自然地扭开。与此同时，我、值班护士和医生三个人也彻底沉默下来。
我意识到，这里面怕是有很麻烦的事。我原以为阿秀和阿森是自然怀孕，但从阿森妈他们的对话里，事情怕不是那么简单。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诱导精神病人发生性关系，是犯罪。就在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时，值班医生毫不犹豫地报了警。
面对警察，阿森妈直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阿秀大伯则支支吾吾，也是什么都说不出来。其实我们也没什么证据能证明，阿秀和阿森是在被诱导的情况下发生的关系，况且距离阿秀怀孕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了，也不知道要从哪里查起。
警察说，如果我们拿不出确切的证据，只凭这几句只言片语，他们也无能为力，只能劝他们自己商量。可是一说到商量，阿森妈和阿秀大伯又扯到该谁出阿秀的治疗费的问题上，两个人谁也不让谁。
阿秀实在虚弱，我们只能把她暂时安排在门诊楼住院，请妇幼的医生来会诊。阿森妈垫付了1个月的医药费，直言后面的事跟她没关系。阿秀大伯则更干脆，连医院的电话都不接，好不容易换个电话打通，他也是一句，“等派出所的结果”。
可哪儿有什么结果。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阿森妈和阿秀大伯谁也不管住在医院的阿秀。医院要不到住院费倒是小事，最重要的是，阿秀有老公、有婆婆、有亲人，大小检查、治疗都要人来签字，总拖着也不合规。
医院组织了一次调解，把阿森妈和阿秀大伯请来。其实事情在我们看来挺简单，无非是落实阿秀到底该哪边负责。医务部典主任跟阿森妈说，按照法规，阿秀既然嫁给了阿森，那必然是由阿森家来负责。阿森妈很果断：“那就离婚，孩子都没了，还不离婚？”
“阿姐，话不是这么说的哦，”典主任回，“精神病患者的婚姻不是说离就离，毕竟法律上他们不算是有完整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是说，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个要法院那边……”
“对啊！”阿森妈大声打断，“我阿森他是个傻的，你们都知道，他怎么知道去让阿秀怀……反正我不管，你们去问她大伯，问问他，孩子是怎么怀上的。”
阿秀大伯一副懒得说话的模样。典主任停了嘴，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典主任暂时把他们留在医务部的办公室，让我找来日间康复中心的协管员，在另一间办公室里商量对策。
典主任说，现在扯皮怕是扯不清，得“从根子上解决问题”。
我很不解，“哪儿是根子？”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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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主任是想搞清楚，这个孩子究竟到底是不是自然受孕。如果不是，那可就不是离不离婚的问题了，诱使精神疾病患者发生性关系是违法行为，谁违法，谁就要对目前住院的阿秀负责到底。
典主任让我们回忆，自从阿秀转到日间康复中心，她跟阿森除了在日常治疗期间接触，还去过哪里。我是肯定不知道，因为除了治疗的排班，我很少到日间康复中心去。
“我记起来了，”协管员忽然说，“是露营，就是上回，我们带康复中心的患者去市郊的森林公园，在那里住了一晚上，扎帐篷，嘶……也不对啊，帐篷是一人一顶……对了，还有家属，有几个家属来帮忙，阿秀大伯也来了。我们是轮流值夜，说不定就是那回……”他不说话了，三个人互相对视。协管员的意思很明显，他认为阿秀大伯是趁值夜的时候，诱使阿森和阿秀发生了关系。
我忽然感到很不安：“典主任，阿森跟个孩子一样，你说……就是把阿秀塞到他帐篷里，也不会……吧。”
典主任没说话，抽了好几根烟。他让协管员回去了，再次跟我回到医务部办公室，他把阿森妈留在办公室，单独把阿秀大伯叫了出来，问道：“阿秀转到康复中心后，是不是去了上回那次的露营？”
阿秀大伯答得很干脆：“是啊，我也去了，是你们说要家属帮忙，我也是……”
典主任摆摆手：“协管员说，看见你领阿秀进了阿森的帐篷。”
“哪儿啊！我们几个家属轮流值夜，他睡得跟猪一样，哪里能看见我……”阿秀大伯大声质疑，忽然又停住。
典主任嗤笑一声，盯着他。
阿秀大伯这才意识到，典主任是在“晃”他。但他毕竟自己讲漏了嘴，支支吾吾：“我就是想……想他们多接触一会儿，说不定就有感情了。我出去了，我发誓我不知道后面的事，谁知道后面怀孕了，两个……两个年轻人……”
“行了，你不用说了，”典主任再次打断他，“我不跟你说其他的，阿秀现在住院，按法律，第一监护人是她的配偶，就是阿森，现在你也知道，阿森也是个精神疾病患者，他无法履行监护人职责。按法律，阿秀监护人就是她的父母或者子女，孩子是没了，她父母也不在，那监护人就应该是你。当时补全她的手续是你自己去跑的，板上钉钉的事，怎么也扯不到阿森妈身上，这些我都会告诉阿森妈，随你们去闹，去打官司。”
我原以为阿秀大伯会哑口无言，没想到，他说出个更让我们惊讶的事。他说，阿森和阿秀怀孕，确实是他有意为之，但是，阿森妈也参与其中。
按阿秀大伯的说法，当初他的确缠着阿森妈，百般劝说，说自己跟她都会先两个孩子死的，死了之后怎么办？阿森妈听到了心里去，但她又怕两个孩子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结了婚又能怎么办？这个时候，阿秀大伯给她出了一个主意，让阿森阿秀怀孕，生了孩子，只要孩子没遗传到问题，阿森和阿秀的下半生就有指望了。
典主任听得恼火：“那生下个孩子就是给你们……孩子他活该啊？”
“那你告诉我怎么办？”阿秀大伯也愤怒起来：“我死了之后呢，阿森妈死了之后呢，拖着他们两个进棺材里？”
看着他们斗牛的架势，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插嘴。自从进了精神专科，我听过不少患者和他们家属的故事，这样无可奈何的情况在我们这里太多了。
阿秀大伯闷着头蹲下来，典主任就直直站在一边，谁也不知道接下来还要不要说话。
我蹲在阿秀大伯身边。想了一会词儿，我拍了拍他：“他们怀孕的事儿，您没有……没有用什么违规的做法吧，我是说……药物什么的……”
“手把手教呗。”他闷闷回了一声，头埋得更低。
典主任来回踱步，看看他，又看看办公室。他朝我点点头，自己走进办公室里，关上了门。我一直陪着阿秀大伯蹲在外面，屋子里时不时传出几声争执，啜泣，最后彻底归于平静。
后面的事都是典主任告诉我的。
阿森妈承认，她确实默许了阿秀大伯的做法，自己也认为，阿森有了孩子之后确实能有条活路。阿森妈其实早就有这个心思，她原本是希望能给阿森找个正常人，家境什么的都不在乎，只要能过日子，可是只要一听到阿森是个精神疾病患者，媒人们都摆摆手。
后来，确认了阿秀怀的确实是阿森的孩子后，阿森妈按照约定，接了阿秀过门。医生说，怀孕期间，服药要慎重，最好调整一下药物。她心里怕，到处问服药会不会对胎儿有影响，有人说不会，有人说会。她生怕服药会影响孩子，干脆就直接不给阿秀吃药，还用绳子把阿秀绑在家里，不准阿森靠近。阿森妈觉得，自己当初怀阿森要生的那段时间也是成天哪儿都不去，不会有事的，一切等阿秀把孩子生下来就好了。
只是她没料到阿秀会流产。
妇幼的医生检查过阿秀的身体，说阿秀常年服药，身体条件就不适合立刻怀孕，需要调整一段时间才行，“怀孕后又哪儿都不去，还绑在床上，任由精神症状发作，流产本身就是个大概率的事”。
后来，阿秀和阿森离婚了。
他们作为两个精神疾病患者怀孕的事，说到底，谁也无法举证他们是出于自愿还是强迫，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阿秀大伯自知理亏，表示愿意负担阿秀继续住院，阿秀又被转回了“成四”。阿森自从结婚后到阿秀流产，一直没在医院出现过，直到这件事彻底完结，阿森妈把早餐档挪到其他地方后，他才回来，继续在日间康复中心当一名居家患者。
这整件事就像空中燃烧的一张纸，落到地上只剩灰烬，风一吹，什么都没了，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随着我在康复科定岗，往后的几年，我只在治疗室见过阿秀。“成四”的护士说，阿秀还是那个样子，人白了回来，见谁都乐，就是忽然抽搐的毛病越发严重。在病友群里，知道她结婚又离婚的人不多，阿秀的变化在他们看来，就跟自己多年反复不断的病情一样，早就可以接受了。
阿森我是几乎见不到的，只零星地在上班路上见过几回他抽烟的背影。他不怎么理我，我也不想理他。
我总觉得，这些精神疾病患者，都像背着壳儿一样，缓缓地往前走，除了像我这样日日陪着他们的工作人员，谁会知道他们的壳儿里装着什么，谁也不知道。可说到底，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一群想好好顺利生活下去的人罢了。
（本文人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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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了380万债，他还没实现父亲的”老板梦” | 人间
毕竟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动动嘴皮子就能得到一大笔钞票装点自己的美梦，谁还会懂得珍惜呢？
配图 |《鸡毛飞上天》剧照
2021年年初，西南某城市开展环保整治活动，许多重污染企业的生产许可证都被取缔收回了。一夜之间，我大姐家开了15年的塑料厂，也成了淘汰名单上的一员。
大姐闲不住，大姐夫华哥也一样，俩人关了厂子回到温州，打算盘下一个生计做到退休。因为我从事服装加工业，手头有不少现成的资源，他们就决定“借势”开一家服装辅材店，卖些松紧绳、粘扣带之类的小玩意儿。
两口子做事雷厉风行，没两天就在市区某个大型鞋材市场里盘下了一家铺面。付过店铺转让费后，再交一年8万8的租金，紧接着就开始装修。那半个月，华哥一边监督装修师傅，一边挑货架、沙发凳椅，事事亲力亲为——他已经44岁了，如果一切顺利，这家辅材店大概是他人生最后一次创业了，所以格外上心。华哥对我说：“只要守得住店，总能把生意做起来。”语气里有点儿破釜沉舟的意味。
但他并不知道，辅材生意看似轻巧，其实里面的门道却不少：有铺面，就需要人时刻守着，随时答对上门的客户；现今又时兴“一条龙服务”，甭管订单大小，都需及时送货上门，如此一来就得有人专职送货；服装辅材这玩意儿品类繁多，有些产品自家缺货，得从同行那里调；还有的产品需要特殊定制，就要人去跑印染厂和各个加工作坊……遇到旺季，夫妻搭档也忙不过来。为了让自家店铺尽快走上正轨，大姐与华哥一合计：让阿诚入股吧！
阿诚是我的二姐夫。他身材黑瘦，其貌不扬，戴一副瓶底厚的黑框眼镜，平日里话不多，是个“闷葫芦”。前些年他在江苏办过一个箱包厂，几年下来亏损惨重，只好灰溜溜地回了老家。这两年他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一直没有正经营生。大姐邀他入股时，他已在家赋闲一年多了，因为整天无所事事，老和我二姐拌嘴，一家人都愁眉苦脸的。
大姐的如意算盘打得极好：她觉得阿诚与华哥年纪相仿，连襟之间关系还算融洽，就算将来合伙遇上什么事，一家人敲断骨头连着筋，也都好办好商量。而且，阿诚除了开过厂，还卖过鞋材，行业经验比他们夫妻俩还丰富一些，肯定能帮上忙。唯一不足的是，辅材店的起步资金林林总总加起来起码要50万以上，阿诚手头只有2万元，剩余的股本只能先欠着。
大姐叹着气对我说：“不管欠什么，都没有欠股本的道理嘛……”最后，她和华哥还是把这笔钱给垫上了。
华哥办过企业，能说会道，就负责看店、调货、处理订单。外联业务则由阿诚包揽。他们运气还不错，开张4个月，营业额就突破了50万——疫情之下，这个数字对一家新店来说已经非常出色了。
然而，4个月里，店铺的公账上却没有收到一笔货款。阿诚说，几个客户的经营状况都不太好，资金周转有缺口，要等几天才能清账。可等来等去也没个结果，大姐就向我抱怨：“阿诚跑了多少趟，几乎天天去厂里坐着，也没讨来一毛钱。你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倒闭吧？帮帮忙，给姐唱一回黑脸。”
催账是一门技术活——能靠手下解决的，绝不能出动背后的正主。如果手下动用了非常手段讨回了钱，正主改日上门道个歉，头头们照样相亲相爱，不至于撕破脸，坏了生意。
大姐递给我一本对账单，一家名叫“顺友”的鞋厂欠的货款足有20多万，“老板怕是快跑路了”——因为阿诚回来痛心疾首地说，“顺友”忙得要命，订单下得跟雪片似的，老板娘却像个老赖，对账时磨磨蹭蹭，结款时抠抠搜搜，非要拖到年底，一点儿甜头也不给。
我听完，咂咂嘴，硬着头皮答应了。事涉货款，软的不行，只好来硬的。那天去“顺友”要债，我故意摘掉眼镜，梳起大背头，又换上黑皮衣、马丁靴，在腕上缠了核桃小串——比起瘦小的大姐，我200来斤的体格总归要多一些“说服力”。
上午10点刚过，我大大咧咧地闯进经理室，打搅了一场尚未结束的商务洽谈。客商匆匆离去，那个自称“老板娘”的中年女人看我眼生，将我上下打量了一番，惊讶地问：“你是？”
我二话不说，将对账单往桌子上一拍，大声喊：“结账！”
富态的老板娘被吓了一跳，迟疑了好一会儿，才将单子拿过去看。但她只是瞥了一眼，就不再往下翻了：“你是××辅材店的业务员？阿诚去哪儿啦？这账不是已经结了吗？”
我瞪起眼睛，只当她在唬我：“胡说，什么时候结的？”
老板娘冷冷地白了我一眼，然后翻出手机，把微信的转账记录指给我看：3万，5万，1万……4个月以来，她总共给阿诚转了7次账，20多万的货款早已结得干干净净。
我盯着屏幕，脑子乱成了一团浆糊——难道是大姐搞错了账目，弄错了催讨对象？见我的气势弱下去，老板娘的脸立刻拉下来，厉声骂道：“你家财务有毛病吧？这点儿账都算不清楚！”
我讪讪地道歉，然后灰溜溜地退了出去。路过“顺友”的车间，我发现里面忙得热火朝天，一车车的材料和成品箱拉进拉出，不管从什么角度看，这家鞋厂都不像缺钱、快要倒闭的样子。
回到店里，我埋怨大姐搞错了账目，害我白跑一趟。她皱起眉头，看完我刚拍的转账照片，“啊”地一下叫出了声。我一愣，心忽然沉了下去：“阿诚收了款子，没跟你报账？”
接到大姐的电话，阿诚索性沉默以对，电话那头只有“沙沙”的噪音。双方僵持了许久也没问出个所以然，后来阿诚说自己手头还有其他事情要做，随即挂断了电话。
擅自挪用20万货款对阿诚来说似乎只是一件小事，大姐缩在沙发上，眼神忽然变得很迷茫。华哥提着几份快餐进店，还以为我们姐弟吵了架。当他得知货款的真实去向后，眼睛瞪得像一双牛目。
经过一番打听，我们终于搞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据说，“顺友”鞋厂的采购经理是个懒鬼，极少在市场里露面，通常下了订单就跑，后续的工作都靠店家自己去做。平时大姐店里送货、清点、对账这些事都由阿诚去办，导致“顺友”很多部门的人只认识阿诚，对他背后的辅材店却毫无印象。
与阿诚的描述恰恰相反，“顺友”信誉极好，在大多数鞋厂按季结账的时候，“顺友”能做到月结。只要供应商上门结账，总能心满意足地离开。供货的头一个月，阿诚上门对账时就甩出了自己的私人账户，老板娘一点儿疑心也没起，干干脆脆地给了钱。
开张4个月，因为没有回货款，店里的资金周转相当乏力。大姐和华哥虽然焦急，但从未怀疑过阿诚，更没有动过亲自去“顺友”询问的心思。这4个月里，我们光是家族聚餐都组织了5、6次，阿诚次次不落，席间喝酒吃菜，神色如故，看不出半点异样。偶尔谈论到店里的货款收不回来，他也没露出什么不自然的表情，只说客户也有难处，要将心比心，还是得留一点余地。
“咱们上当了？”大姐转头问我。
我的心口哆嗦了一下，就跟生吞下一块冰似的。华哥更是坦言，比起挪用货款这件事，更让他愤怒的是被亲人欺骗。
据说，阿诚挪用货款是为还债。东窗事发后，他就玩起了消失。考虑了几天，大姐和华哥决定主动登门沟通，毕竟有些话得说开了才行——这家号称“合股”的辅材店到底还开不开？就算关门歇业，材料商的账目怎么对付过去？烂摊子总得有人来收拾吧。
华哥还算克制，他提前就表示，自己会尽量保持沉默，因为一开口他肯定要骂人，“万一把事情弄僵，以后就不好办了”。
我们一进门，阿诚果然不在家，只留下年迈的父母。我问老爷子，阿诚到底欠了多少钱？老爷子就开始抽烟，一支接一支，弄得满屋子都是烟气。等清空手里的烟盒后，他才迟疑着开口，说欠了300多万。
“都是做生意花掉的？他怎么能借来那么多钱？就不怕还不起吗？”我难以置信。
老爷子说阿诚运气不好，做什么赔什么，数次创业都是以失败告终。他的财运似乎总不来，这些债是一点点欠下的。
温州的生意人之间向来有“帮带”的传统。甭管是亲戚的子女还是街坊邻居家的孩子，只要不想读书，父母愿意找找关系，多半都能寻到一个出路。按本地人的说法，这叫“学生意”。
阿诚大学没读完就南下广东“学生意”了，他家有个远房亲戚在那边开了一家服装批发店，还挺成功。3年后，阿诚“出师”，选择在佛山自己另起炉灶，但头几年就蚀掉了十几万本金——这些钱大部分是借的，要付利息。
2012年，阿诚从佛山铩羽而归，之后经人介绍与我二姐订婚。他们的婚事一直拖了好几年才办，我爸妈一直觉得是他家太忙，多年之后才想明白，应该是因为经济压力大。
二姐结婚当年就生了孩子，小夫妻的手头一下子就紧张起来。我爸看不过去，给阿诚张罗了一个工作——卖鞋材，还从自家生意里均出两个客户分给他。
阿诚的鞋材店开在镇上的一个市场里，铺面虽小，但里面的沙发、茶具一应俱全。每天，阿诚坐在最里头，用纸牌游戏打发时间，到了下班的点，溜的比谁都快。我问他生意怎么样，他就摇摇头，说市场位置不太好，离工业区远，一天都见不到几拨客流。他说的倒也不假，租的店面在三楼，能逛到这里的客户更是少之又少，那天我在店门口站了一个多小时，只见过两拨人，还都提着大包小包，显然已经在其他店铺采买完毕了。
“出去转转，总能碰上人嘛。”那时的我还很年轻，从没跑过市场，但出身商人家庭，耳濡目染之下，总觉得每天高坐店头可不济事。毕竟卖楼都要发传单，何况鞋材这种小生意呢。
“上哪儿去？他们都有相熟的店铺，不好插手吧？”阿诚犹豫地说，“况且，我也没有那么多资金周转，这几个客户就够我忙的了。”
我觉得这想法简直不可思议——做生意要只靠等，怎么能打开局面？但阿诚是我姐夫，年纪大我一轮，社会经验也比我丰富得多，有些话我无法说得更直白。我的内心开始产生一丝怀疑：这个性格温吞的二姐夫，真的适合做生意吗？
因为从小到大，我发现周围那些生意做得好的，大多是一些脾气暴躁、气势汹汹、跟谁说话都像是在吵架的人。他们虽然性格直爽火辣，但干起活儿来一点都不含糊。温吞如水，跟谁都没有几句话说的人，在丛林似的生意场上怎么抢得到肉吃？
回到家，我爸问阿诚的生意怎么样。我摇摇头，发了不少牢骚。爸爸只说，年轻人做生意，开头总有偷懒的时候，等孩子大了，要上学了，就知道要奋斗了。一旁的二姐还沉浸在蜜月期里，努力地为丈夫辩解，说万事开头难，等这阵子过去了，他肯定能打起劲头。
可是过了两年，阿诚的店铺仍旧没有起色。到了年底结算，扣除成本，他只挣了个“寂寞”，于是只好退租。
第二次创业失败，阿诚可能也意识到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于是就进了附近的工厂上班。毕竟是本地青年，东家也会高看一眼，他进厂就当上了管理，月薪七八千，一应福利都不缺。
可是，阿诚爸不乐意了。他在家里大发雷霆，死活要让儿子再出去找找门路：“学了几年（生意），又开过两家铺子，怎么还没学会做生意？那几年都学到狗身上去了？”“人家能行，你咋就不行？”“缺资金、缺股本？我去给你借！”
自古以来，温州地狭偏远，后来都是靠商业发展起来的。许多老一辈的温州人吃过苦，又耳濡目染了许多一夜暴富的故事，于是就把做生意当成了一等一的美差。他们希望子女开商铺、办企业，自己为自己打工。要是谁家孩子进了工厂或是做普通职员，父母就好似低人一等。
阿诚爸做了半辈子农民，眼看着周围的人都靠做生意挣了大钱，说不眼红肯定是假的。但他不懂生意场上的门门道道，只想让儿子做老板。阿诚老实，没有一点儿花花肠子，他爸一生气，他就不敢顶嘴了。
正犹豫的时候，发财的机会竟然主动送上了门——阿诚的朋友老三一直在江苏经商，听说很有些财力，他邀请阿诚和他一起北上江苏，开箱包厂。老三这人有点奇怪，为场面上的事花钱如流水，但始终没像其他成功的温州商人那样在老家置地，一直住着父母留下的老宅，开的也是那辆老大众，车尾的漆都秃成水墨画了。
办工厂可不比开店，需要的资金和精力以倍数计，许多人都劝阿诚还是老实上班为妙。但最终，阿诚还是决定跟老三一起干一票大的。知道儿子没本钱，阿诚爸就去帮他借——据说，阿诚的欠债里有一大半都是出自他爸的手笔。
温州的地下钱庄相当发达，每个村镇都有自己的“人头债”和资金流。比如欠500万，打月息一分的欠条，即12%的年利率。如果拿这些钱去做生意，解燃眉之急，在经营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利息也不算太高。但在未来并不明朗的情况下，盲目地把这钱投入商海，就无异于一场豪赌。如果较真的话，我觉得打扑克和麻将甚至比借钱做生意还公平一些。牌桌上，大家从同一个牌堆里摸牌，胜负即刻揭晓。而在生意场上，一个普通人能否成功，要看个人背景、经营水平、交游能力、行业兴衰、地方政策……接着，要熬过漫长的起步期，才有可能迎来黎明。
阿诚满怀希望地把借的本钱投进去，厂子开起来，他才切身体会到办厂的艰难。大大小小，方方面面的事务都要他操心。而老三只负责业务，到了第二年，他的本性就渐渐显露出来：去外省出差住星级酒店、吃高级餐厅，平日里购置日用品、私车加油，花的全是厂里的钱。就连他呼朋唤友搞聚餐也要挂公司的账，美其名曰：“抵税，顺便为公司寻找业务机会。”
说是抵税，但老三事后常常“忘记”补账。几年下来，餐费花了不少，但“业务机会”的后续却跟闷屁似的，没半点儿声响。很快，两人合伙的箱包厂便入不敷出，老三干脆拍拍屁股，撤资走人了。
自此，箱包厂成了阿诚一个人的产业，也成了他头上的“紧箍咒”。虽说订单不断，但由于工价压得狠，几乎无利可图。干这一行谁都能歇业，唯独阿诚不行，因为只要流水线一停下，债务就会伺机而动，一口吞了他。
这第三次创业，究竟挣了多少钱，亏了多少钱，到后来阿诚自己都摸不清眉目了。他只知道自己的债务垒成了小山，直插云霄，除去日常生活开支，但凡挣了一点钱，他全都交了利息。
其实及时止损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但阿诚始终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可能是舍不得前期投进去的钱打水漂，也可能是期待自己能逆风翻盘，他一次次地借钱周转，最后甚至沦落到借各种网贷。
2020年年初，整个行业受到疫情影响，几乎塌掉一半，更别说阿诚的那个小工厂了。这第三次创业，又失败了。
说起过往，阿诚爸显然心情烦躁，他开始捡拾桌上的烟屁股抽：“反正现在手里有380万欠款，连本带利，实打实的。”
之前，我们家里人都知道阿诚因为做生意欠了一些债，但并不知道数额居然如此之大。我与华哥对视一眼，摇了摇头。华哥冷不丁地问：“几百万的欠款，他怎么能睡得着？甚至没有吐露一点半点的。”
“做生意嘛，都是这样的，以后赚回来再还上就是了……”阿诚爸眨了眨眼睛，说自家对门的邻居在东北开油漆厂，欠了1000多万外债，还不是到处借贷，照样往里头添钱。“你放心，等工厂有了起色，连本带利都能卷回来。给他一点时间，学了这么些年生意，总能翻身的。”
阿诚爸咬了咬牙，抬头看着华哥，似乎是希望得到他的认同。可华哥沉默不语，一拍桌子，转身就走了。
出了大门，华哥脸色涨得通红，嘴张开了几次，终究憋成一句叹息：“那可是380万啊！哪怕他拿着钱花天酒地，哪怕拿着钱买个奥迪，哪怕整天吃喝玩乐，就算一家子破产，那也算捞个够本了。可现在呢？老婆孩子都没享到福，反而多出了一屁股债！”
温州不缺财富神话，但许多都是在一片蓝海中铸就的。如今，草根创业成功的案例是越来越少了，普通生意人能踏踏实实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很不错了。
商量了几天，华哥和大姐决定把店铺经营下去，“摊子已经铺开了，总不能半途而废”。他俩理清了店里的外债，剔除了阿诚的股份后，咬牙担下了大部分旧账。
店里没了司机，忙碌了许多，大姐几乎是连轴转，连接送孩子的时间都没了。她告诉我，店铺刚起步，自产的产品还不多，许多新货都是阿诚从同行的店里调来的。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几天周边的店铺大概都听说了阿诚卷款跑了的事，于是统统找上门来。毕竟在一个市场里做生意，同乡们多少会给一点面子，他们倒是没有要求大姐立即结账，不过，凡是阿诚签过的单子，他们都要大姐再签一次，备注里还要写明结算日期，就差画押了。有一些材料商就没那么好说话了，他们上门对账，话里话外都带着刺。大姐做了多年生意，一直信誉良好，哪受过这种委屈？那几天，她气得直哭。
为了防止剩余的货款被阿诚偷偷拿走，华哥花了一周时间一一拜访客户，希望他们以后直接打店里的电话订货。接着，他又去各厂财务部门逐一核对货款，更改收款账户信息。有些客户嫌麻烦，认为他的店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于是这边敷衍着，转头就把他们的店铺从供应商名单上拿掉了。
阿诚挪用货款造成的后续影响，对大姐的小店来说无疑是致命打击。过了很久，我还是不明白，阿诚为什么会做出这样愚蠢的决定，毕竟纸包不住火，他不可能瞒到年底。
大姐说，阿诚铤而走险，是因为有一笔网贷款子到期了，需要立马填上，接着再贷出来，他才能把店里的窟窿补上，“不然的话，阿诚就毁了声誉，再借不来其他款子。倒来倒去，他的压力肯定不小，能拖上一个月，就觉得熬过去了”。
我二姐是个软性子，她也透露出了一些细节：每到端午、中秋这些传统节日，阿诚的精神就会变得高度紧张，但凡发生一点小事，他都要发火，暴跳如雷。
我明白，中秋、端午历来是民间借贷人讨债的时候，他们不是正规的金融机构，没什么规矩。有时一笔款子背后有三四个债主，他们之间消息很灵通，一旦债务人拿不出利息的风声被宣扬出去，所有人都会上门询问。
“这样大的压力，想要精神不出问题，反而是怪事。”大姐言语戚戚，“或许我们也有错，就不该让他入伙。”
其实，大姐也了解阿诚的性格，让他跑业务实属有点儿为难他。可阿诚既然愿意入股，总不能真让他只当司机吧？如果时间长了华哥不注意，对阿诚呼来喝去的，那他的面子往哪儿搁？既然是年纪相仿的连襟，明里暗里也难免较劲。华哥家的日子过得兴旺，过去开塑料厂挣了钱，在市中心买了200平的大房子，买了车，孩子也送去私立中学读书；而阿诚则在生意场上连连失利，十年蹉跎，债务越来越多。他当过老板，再让他转头去挣几千块的月薪，多半是不甘心的。
成年人的世界不进则退，个中滋味，大概只有阿诚自己知道了。
半年后的一天，阿诚爸亲自登门，希望我能借给他40万渡过眼前的难关——阿诚在农商银行有一笔贷款，月底就要到期了，担保物是家里的老宅。这笔贷款要是还不上，一家人住的房子就没了。
我知道阿诚爸有几台压塑机，平时会种点西瓜，一年的收入拢共也就10多万。比起他家的欠款，这无异于杯水车薪，一年的利息零头都能逼死他。所以我也就直言不讳：“阿爷，这样不对。现下哪怕还上欠款，那到年底呢，利息怎么出？”
阿诚爸顿时哑火，他沉默片刻，声音轻微得像是在说给自己听：“总有办法的，总有办法。”
我知道阿诚爸在镇上还有个自建的门面，能住人，又跟很多民间债主都有沾亲带故的关系，人家多少要给点薄面，只要愿意拉下脸，先停了利息，总能活下去。性命只有一条，债主们还能取走他们一家的项上人头不成？于是给他出主意：“还不如破产算了。卖掉老宅，先把公家和网贷的钱一次性还上，至于私底下的债务，再慢慢商议。”
可阿诚爸摇头。我也明白他的顾虑——他在宗族里辈分颇高，常年在祠堂里帮忙，还当了好几届村民代表，在十里八乡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一旦宣布破产，他的脸面就完蛋了。
“不破产，靠你们夫妻这么些收入，打算还到什么时候？”我说话也很直接。
或许这话刺痛了阿诚爸的自尊心，他匆匆离去，连一口茶都没喝。
没想到，回到家后，阿诚爸非但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还阴阳怪气地埋怨我二姐，说她娘家人不肯救急，不讲人情。
也就是在那一刻，二姐生出了离婚的心思——结婚10年，因为阿诚不断折腾，把她的嫁妆全赔了进去。好在她的物欲也不强，吃一碗白粥都能甘之如饴，加上有孩子狠不下心，一直以来，都还愿意跟阿诚把苦日子过下去。可是，婆家人的态度实在令人难以忍受，这一次，她不想再忍了。
二姐离婚后，我爸召开家庭会议，商量帮她找房子的事。小外甥跟了二姐，我们还得烦心给他选择中学。
最后，我爸感慨地说，这都是命：“做生意可是要受苦的，阿诚还不如做个安安稳稳的上班族。”
我说谋事在人，人要是没做好分内事，老天也帮不了他。我爸瞪了我一眼，骂我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就你懂得多？就你厉害？你的车子、房子，哪一样不是家里出钱买的？没有你爸我打下的基础，哪有你这点儿事业？哪有你这无忧无虑的日子？换你到阿诚的位置上，顶着一身债务白手起家，你能做得比他更好吗？”
确实，普通人赤手空拳地去创业，就好比开着一辆家用车去跑F1，要是能拿冠军，可就真是见了鬼了。
我毛骨悚然，立即闭嘴。
后记
就在不久前，债务缠身的阿诚父子还在乐呵呵地为阿诚妈庆生。
阿诚妈平日里就喜欢打扮得珠光宝气，她生日当天，阿诚爸出手阔绰，又送给她一条尾指粗的黄金项链，让街坊老娘客艳羡不已。
有人说借钱也会借上瘾，这可能是真的。毕竟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动动嘴皮子就能得到一大笔钞票装点自己的美梦，谁还会懂得珍惜呢？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编辑 | 罗诗如 运营 | 梨梨 实习 | 崔袁
池 洪 波
会武功的乡镇企业家，
前塔沟武校扫地学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