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夜行记」是魔宙的半虚构故事栏目
由老金和助手讲述民国夜行者的都市传说
大多基于真实历史而进行虚构的日记式写作
从而达到娱乐和长见识的目的
大家好，我是掘坟仔。
前两天跟一个朋友聊天，他问我，现在15年后出生的小孩，会不会对人的面部辨识度降低。
我问为啥，他说现在疫情闹得，人人都戴口罩，以后的孩子不会以为口罩就是衣服的一种吧。
我听到之后，挺无奈，但也没辙，谁让现在疫情这么严峻。
不过再想想，像这样的疫情，人类也不是第一次遇到了。
三十年代的的东北，传染病十分普遍，也十分诡异，因为你找不到它到底是从哪儿传出来的。
金木的笔记里，就有这样一个案子，他前往大连，去调查在大连流行的天花病。
《北洋夜行记》是金木留下的笔记，记录了 1911年到 1937年期间他做夜行者时调查的故事。我们将这些故事整理成白话，讲给大家听。
本地图原图出自昭和三年（1928年）大连大阪屋號书店出版之《大连市街图》，图中红五星标注为案发地。
1933年冬，我终于在大连见到了汪亮，来到东北这么久才见到他，我感觉没什么好事儿等着我，他不仅没接待，还把我诓进一个传染病的案子里。
东北这段时间，天花、猩红热突然盛行，报纸连登了好几天。
《泰东日报》新闻
街上的行人，要么衣领竖的老高，要么围巾绕着脸缠了好几圈，像我这样戴口罩的少。
街上的报童举着报纸吆喝着，最近马戏团跑了一只大猩猩，跑之前据说把整个戏班子都弄死了。
我觉得这是在给新电影《金刚》造势，大街小巷的电影院贴满了一只大猩猩站在摩天大楼上的海报。
1933版本的黑白影片《金刚》，融合动画、真人和模型为一体，开创了特技片的先河，在当年取得了巨大成功，轰动一时。
我俩走在路上正在闲聊，汪亮被身后窜出来的流浪儿撞得一趔趄。
就见那孩子手提木桶，以冲刺的速度冲过街道，里面的东西撒了一地。
拢共有二三十颗，都新鲜着，连着红肉带着血，白雪地上格外显眼。
汪亮犯了职业病，从兜里掏出一副橡胶手套，弯腰捡起一颗眼睛开始观察。
我蹲在汪亮旁边，他凑过来说，这是人眼睛，挖出的时间不超过24小时。
一阵警哨声传来，散开的人群空出条道儿，我看到马路对面的挡风墙边露出半拉脑袋，是那个流浪儿。
我扯了下汪亮的胳膊，他顺着我看的方向望了过去，冲我点点头，我俩站起身从人群两侧散开，决定包抄。
流浪儿一手抵在腰部，和我们保持着距离，气喘吁吁地问，“你们啥人，追我干啥。”
汪亮站在远处喊，你个屁孩子你那一桶人眼珠子从哪儿弄的，你要不说就把你送警署。
流浪儿说他就拿钱办事，其他一概不管。有人给他指了坟地让他挖人眼珠，还强调一定要新鲜。
“我把眼珠拎给接头的，他看完身体直抽抽。让我拎街上把事儿闹大，弄完还会给我钱。”
刚刚在马路边观望，就是为了确保这事儿闹得够大，好去领钱。
走了快两站地，带我俩到了吉野町（现天津街附近）的巷尾。
大连吉野町通，街名取自日本地名，吉野（よしの）是指过去日本大和国南部一带（现在的奈良县南部）的地名，在日文中“吉野”的名称具有适合狩猎的地方的意思，在日本的历史书籍《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有记载应神天皇和雄略天皇在吉野狩猎的传统。
我们在一个平层带尖的房子门口站住，流浪儿去叫门，没两分钟就惊慌地跑了出来，大喊死人了。
我俩冲了进去，看到卧躺在地上的男孩，眼角流着血，早没了呼吸。
我正准备出门叫警察，就看就那个流浪儿站在门口，伸出手。我给了他两块满洲币，让他别声张这事儿。
他摘了手套、口罩，在地上捧起一把雪，一边搓手一边说，男孩的情况不太对，皮肤蜡黄，腿上有成片的脓疱。
我到巷口的岗亭叫来了巡警，汪亮出示了他满洲医科大的工作证，他向警察建议将尸体隔离解剖，死者可能有传染病。
警察听完，跟见了瘟神似的，撒丫子跑回岗亭叫支援去了。
他从兜里掏出个袋子，里面有张摊平的纸，还有个写着“周子良”名字的胸牌。
我接过纸张瞅了一眼，纸全被涂黑，上面有两只眼，里面分别写了关东童子军校、山村坂一，名旁边还画了个魔鬼符号。
我问他，这些东西是刚才那个孩子尸体上的吗，你消过毒了没有。
他说他有个熟人的孩子死于近期的疫病，前两天家人收拾遗物时，发现了类似的画，孩子也是童子军。
我就猜到了，汪亮把我从奉天找来，肯定不是和我叙旧的。
“前段时间满洲医科大在大连医院存放的一些病毒样本丢失了，我觉得这些童子军孩子的死跟这事儿有关系。咱俩可太久没一起办点事儿了，去查查，好让戴戴写故事，给我大侄改善生活。”
“这忙你得帮，帮完你就应该知道我来东北是因为啥了。”
那天吃完饭，他把我送回了旅店，临走之前还嘱咐我，让我这次务必帮他。
汪亮行动向来速度，最近医院要配合学校种痘，汪亮托关系换到了这所关东童子军校，我以汪亮助理的名义，跟他一起去了。
12月24号早晨9点，我和汪亮到了关东童子军校，校门口穿着黄色军服的日本教官在等我俩。
日本人对最近在大连爆发的疫情颇为重视，教官们也不敢怠慢，毕竟学校里的学生集中生活，一旦有人感染，传染速度极快。
教官带着我们往医务室去的路上，空地中站满了学生，穿着土黄色的单衣，右手捧着半圆宽边的帽子，个个剃着光头，面朝东方站的整齐。
1933年，东北各地已开始征童子军为日本所用。年龄在11-15岁，认为未成年人更容易被利用，白纸一张可塑性强。童子军剃光头，可显示勇敢精神。
日本教官有些不屑地回答我，“在日本，每个孩子都要进行这样的训练，来培养他们坚韧的性格。”顿了顿又说道“他们以后可是要为关东服务的。”
没等我再开口，他突然停下，主席台上的人念到要向天皇遥拜。
童子军的学生鱼贯而入，他们每个人身上别着一枚胸章，形状各有不同，上面用日语刻着名字。
打完最后一针，我和汪亮正收拾医务室，听到走廊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两个学生抬着担架，浅色的血水淌了一地，担架上的孩子奄奄一息。
打头的学生迫切地看着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求我和汪亮一定要救救他朋友。
我和汪亮马上组织抢救，我还让其中一个学生赶快找教官报急救车。
孩子没救回来，他给我指了指孩子的后脑勺，致命伤在后脑。
求我救人的学生还在哭，我拍了拍他的肩膀，问他朋友遭了什么事。
回答我的学生叫田松。他说他朋友上厕所前没及时报告去向，被罚站，又加训了2个小时的前后倒。
见我好奇，他擦了擦眼角的泪，挺直腰板，突然往后仆地。我和汪亮一把拽住他，差点也被带倒。
日本教官也来了，看到已经死了的学生，不以为然，骂了两句日本街，出去叫救护车了。
见杜向阳和田松情绪稳定些，汪亮开门见山地问他们认不认识周子良，他们有些愕然，齐齐点头。
听到周子良已死时，叫杜向阳的学生终于有了反应，他眼眶通红，但依然闭口不言。
没等我再问，日本教官进来了，赶着两个孩子离开了医务室。
教官告诉我们，童子军校为我们准备了宿舍，好让我们能够在疫情期间全程跟随童子军的行动，以保证卫生安全。
汪亮跟我说，警察把周子良的尸体转移到大连医院了，他要去做个尸体解剖，让我留在这儿多留意周子良的消息。
1907年满铁开业后,为满足满铁职员、日本移民医疗卫生的需要,满铁设立了大连医院。随后设立沙河口、同寿、金州三个分院,并设护士养成所、产婆讲习所和临时产婆讲习科及护士宿舍、图书馆等附属设施。钢筋混凝土与红瓦建成的罗马式建筑在当年堪称东亚第一文化设施。
我和日本教官回宿舍的路上，他告诫我熄灯后不要出门，最近学校有怪东西出现。
他一脸严肃地回我，这东西像人一样狡猾，不仅伤人还有病，据说碰到过的人都死了。
我问你们这儿之前是不是有个叫周子良的，他离开学校之前是不是也碰上了“这东西”。
教官没接茬儿，加快了脚步带我前往宿舍。宿舍在一层，进屋时暖气都上好了。
东北的冬天，天黑的很早，童子军的人，无论是教官还是学生，都对我保持一定的距离。
我吃完晚饭从食堂出来，闲来无事，就以防疫的名义，从教官那儿要来了童子军的花名册和其他一些档案，带回宿舍一页页翻起来。
翻了半天，没看出个所以然，抬手看了眼表，还有一刻钟21点。
走到一拐弯处，眼前有黑影闪过，它移动得特别快，后腰处有一片银色的毛，在前方蹦跳着，一步2米远。
东北雪厚，一踩一个坑
我刚要往柱子后面躲，它转过身以极快地速度冲过来，两只像人手一样的大巴掌要往我头上拍。
一抬头正对上一个黑色面具，露出一双绿色的眼，满脸的黑毛从面具后溢出。
这玩意儿力气大的超出寻常，两下夺走了铁锹，当着我的面给撅折了。
我这才看清楚，这东西像极了街上海报里的那个大猩猩，它握着两节棒子不断向我靠近。
不远处传来一阵喀喀喀地笑声，声音越来越密，像从心底挤出的痛苦又被按了回去。
它后背的那一片银色的毛，根根立起，月光底下反着光。
我在周围走了一圈，没发现任何人影。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去了约好的地点，等了一刻钟，始终没人来。
回到宿舍，我又拿出字条来看，看纸的质地和周子良身上的那张极像，贴身收了起来。
第二天下午上课的地方像个封闭密室，没有一扇窗，头顶的灯打得锃亮，在屋里根本无法判断时间。
教室里讲台和讲桌高出地平面，在前方正中央，下方桌椅排得整整齐齐，桌椅上贴着学生们自己写的姓名和学号。
学生们已在外列队，我在屋里围着桌椅转，想试着找字条上的字迹。
从学生那打听到课桌是固定到人的，谁的有损坏，就要受罚。
挨个看过去，我发现了桌上有一个相似的字迹，杜向阳。
他给我写纸条时换了手，显然另一只手还不熟练，转折处略显生硬，但发力还是一样的。
学生们在教室外排队喊口号，“日满协和，一德一心……”。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变得越来越激昂。
等学生们都进来后，10来个教官两两拎着装满青蛙的笼子，“咕呱”声瞬间充斥整个空间。
伪满时期旅顺高等公学校中学部学生使用的《一般理科教科书》（1937年日本文部省）中的青蛙配图
教官把那只还没咽气的青蛙摔在地上，又从笼子里拎出两只，让他重新解剖。
教官到讲台旁拿起根一米长的细木棒，周围学生都噤了声。
男孩用满是血水的手用力捂住嘴，喉咙里却咯吱咯吱响个不停。
我听着他的笑声，忽然察觉到，这就是我昨晚听到的声音。
木棒远比看起来沉得多，几下男孩就已被打趴，躺在地上。
男孩越笑，教官越生气，再来几下怕是要被打死。我忙上去拦，拽住对方的手。
我觉得教官越来越不喜欢我了，但我是仅剩的能防止他们得传染病的人，他们不得不对我客气点。
我把男孩扶回医务室处理伤口，男孩叫王三喜，我问他昨晚是不是在操场看到一只大猩猩。
见了他们站在门口，三喜又开始狂笑，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只断断续续说出了向阳两字。
我收拾好衣物箱走到门口，田松问我，金医生，三喜的伤势不要紧吧。
又说道指导员用的精神注入棒很厉害，挨一次打，严重点的7天内都走不了路。三喜每次遇到可怕的事，就会不停地笑。
精神注入棒，是日本海军发明的针对士气低迷的士兵所使用的一种惩罚工具，有的里面会注入水银，比较重。“精神注入棒”的使用方法很简单，接受惩罚的士兵需要背对惩罚者，翘起自己的臀部，等待着精神注入棒对自己的鞭策。
我在心里合计田松这番话，只看杜向阳皱着眉，抻着脖子看向三喜。
在我看来，田松虽然话多，但总觉得有些不老实，杜向阳则刚好相反，话不多，但看起来不傻。
我决定等天黑去找一趟杜向阳，一方面问问周子良的事，另一方面也看看他和黑影到底什么关系。
我把他送到食堂后就去了他们的宿舍，打算先去搜一遍。
宿舍里上下铺的铁床连成一排，床和床之间就隔了一个人的宽。
在杜向阳的枕头下，我发现了大猩猩身上的银片，那张大猩猩戴的面具就贴在杜向阳的床板底下。
我揭下面具正在端详，走廊里又传来三喜的笑声和一阵急促的追逐声。
我往楼上跑，又看到那个大猩猩，三喜被追得边跑边笑。
我学它，它又换了个动作，手臂开始上下摇摆，随后捶了胸口，一把将三喜往后推，它也跟着跳了下去。
我试着把他零乱的衣服整理一下，在他上衣口袋里搜到了一幅画。
画里是个黑色的巨型怪物，身上有好多个眼睛，和周子良身上的那个图案有些像。
我环视了周围，总感觉黑影藏在角落里，正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刚拧开门，一个人影朝我扑过来。我顺势扯过他的手腕，弯下腰，把他从背上翻去往地上一甩。
我找了根扫把，用木棍那头抵在杜向阳胸口，问他到底想干什么。
他点点头，“纸条是我写的，想问你关于周子良的事。那天我们也看到了怪物。”
“那天晚上我和三喜在一起，三喜没忍住笑出声，我赶紧捂住他。怪物走了以后，我扶着他回的宿舍。”
杜向阳眼眶又红了起来，他和周子良未入学前就是朋友，这两个月周子良和田松走的特别近，他怀疑周子良被控制了。
信里提到了一个田松会去的地方，他也是最近才找到那，“你要不信，我带你去看。”
去的路上，杜向阳提到一件事，“周一你们救治的同学，那天他光罚站，田松路过时，说了句‘一点不标准’，才被加罚致死。”
到了门口，杜向阳去开锁，整了半天也没打开。我让他去边上望风，我来试试。
一张单人床上，被子四角被掖起来，像个蚕蛹壳被摆在床中央。
右边墙角立了个柜子，上面有四格玻璃，能看到里面摆了一些文件。
中间有个按钮，我按了按，“嗖”一把连着弹簧的小刀从里面飞了出来。
里面哗啦啦掉出一摞文件，上面写着某某人的观察报告，全都用日语写的。
我没找到周子良的，但发现了三喜那份，上面写着因三喜软弱，他将用大猩猩对三喜进行“胆量测试”。
“吃饭会用右手拿起碗碟，换到左手。这是我们日本人才有的习惯，不会用左手拿放在右边的碗碟。”
早年在日本留学，无形中留下了些习惯，却被田松一一记了下来，看得我毛骨悚然。
杜向阳告诉我，这就是他最后一次见周子良时，周子良提醒他的事情。
这个叫田松的，一直在用言语影响控制身边的同学，但凡意志不怎么坚定的，就会被他拉拢来，控制住。
我和杜向阳连忙把东西塞回柜子里，我把刚刚看到的几张纸带走，锁了门，让杜向阳先回宿舍。
日本教官看到这些有些吃惊，他没想到童子军里面还有人在偷偷记录，而且还是个日本人。
教官有点愤怒，他觉得我在耍他，他质问我，这屋子里要是有许多文件，怎么可能这一会儿就都不见了。
我目瞪口呆地站在小屋门口，我也不知道这短短的十几分钟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说他碰到了田松，田松对他说，明天你就能见到周子良最后的遗物了。
这天是童子军的野外训练活动，他们要到大连南边的老虎滩岭里寻找巨怪猩猩。
谁能在24小时内抓住巨怪大猩猩，就可获得晋升机会。
台下的学生神色各异，巨怪猩猩的传言不仅在童子军里传开了，满大连街上都传得沸沸扬扬。
杜向阳和田松各站一角，像没事人一样，始终看着讲台上的教官。
杜向阳冲我点点头，我俩昨晚约好，会在行进的路上做十字的标记。
老虎滩的地势不算太高，薄雪盖了一层，踩下去基本没有声响。山脚下不远处是一片住宅区，隐在云雾中。
爬到岭上边时已经正午，教官带我们在入口处安营扎寨，大家掏出饭团就着水，就当是午饭了。
伪满时期，中国人不能吃大米。学生吃的饭团会混着高粱米等
我背着包也打算往林里走，没走多远就被教官叫了回来。
这一下午我一直和教官们待在营地，等待随时回来报到的学生。
带队的教官互相商量着，再等半个小时，要是还不回来就派人出去找。
天色暗了下来，雾气仍没散开，一束光打过来，从浓雾里有个学生跌跌撞撞地跑了出来，身上沾了血，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教官，那边……那边，有人死了。”
教官让学生带路，我跟在旁边，迎来几个抬尸体的学生。
三具尸体的眼部有血迹渗出，甚至有的整个眼眶都被取走，像人体标本的脑袋。
已经回来报道的学生围成一团，一下午的时间，同行的人成了尸体，大家不愿再离开营地半步。
其中一个学生说他在林中看到一个小屋，里面亮着灯，有个黑影被光拉的很长，“不知是不是要找的大猩猩，我没敢进去。”
说到最后，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整个人瑟缩着，好像真的有被吓到。
教官问他还能找到那个小屋么，学生说林子里太黑，一路跑出来没做标记，好像是南边。
管事的主教官点点头，留下2个教官，让已回来的学生们原地休整，另外3个教官加上我，每人分了把枪，朝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出发。
往林子里走了一段，我就与他们岔开走了，林子里实在是太暗了。
我关上了三色手电，拿出带电筒的钢笔，沿途看到树就过去照，继续寻找杜向阳留的标记。
突然“砰”的一声枪响，我连忙蹲了下来，等着第二声枪响好判断方向。
他没靠过来，在地上捡了块石头往下一棵树的方向扔去，那地方突然炸开，灰色的烟雾散在电筒的光柱里。
我一阵后怕，如果没有杜向阳及时赶来，不炸死也得炸个半残。
我跟着杜向阳跑了好半天，到了林子里一片空地，我有点跑不动了，示意杜向阳停下。
他气喘吁吁地说，刚出林子时，就看到田松在地上布东西，他悄悄跟在后面，走近一看，发现是炸药，他铺了好一段路。
我跟杜向阳提到南面的小屋，他从身上掏出张纸，他把自己跟踪田松的线路画了下来。
杜向阳带着我往小屋摸索，雪地里突然出现了两栋联排的房子，一处亮着灯。
我往那凑，趴在窗户边，看到屋里立了一个人形木架子。
上百个窟窿，每个都呈眼睛状，密密麻麻布满全身，每个洞里摆了颗眼球，死死盯着外面。
我把枪塞给杜向阳，让他拿好，“如果田松在屋里，我把他引出来，你就开枪。”
屋里传出哀嚎声，顺着声走到一台阶边，趴在边上往下看，柱子上绑了4个学生，有人已被挖了眼。
田松侧身站着，脸上挂着血肉残渣，正抬手看表，好像在等时间。
我悄悄靠近他，还是被他发现了，田松转过身，对着我乐。
我撞碎玻璃往外跑，田松不停开枪，趁他换子弹的功夫，我躲到树后。
回到小屋没两秒，就听见屋里瓶瓶罐罐碎了一地，田松大骂着“ばかやろう （混蛋）、死にやがれ！（去死）”。
不时能听见田松喊道，“杜向阳，把神交出来，否则一起死。”
虚掩着的门从里面被打穿，突然那个人形木架子从窗户里扔了出来，然后杜向阳也钻了出来。
他趁我吸引田松注意时，溜进屋里，拿到了那个人形木架子。
他当着田松的面，把人形木架子上的眼睛逐一戳爆，爆裂的晶状体顺着木眼眶淌了出来。
不知怎么回事儿，他的枪卡壳了，要不然杜向阳早被打成了筛子。
他冲了过去，一个胳膊肘打在杜向阳头上，杜向阳一个趔趄摔倒在雪地上。
他像疯子般淌着口水，咯咯大笑起来，“你们谁都影响不了我的计划，我差一点就成为实现鬼神意愿的人，成为无法被收服的巨魔。ばかやろう！”
我跟着童子军进山的那天下午，汪亮回到了学校，立马往山上赶。
小屋爆炸把巡山的教官引了过去，汪亮来时，他们正抬着我和杜向阳往林外走。
汪亮说，周子良的尸检早两天就做完了，在他的身上发现了天花病毒。
那个小屋里除了其他受害学生以外，还有医科大丢失的病毒样本瓶。
我跟杜向阳只是被手雷爆炸的冲击波震晕，没什么大碍。
出院那天是34年的第一天，汪亮找了个小馆子，定了包间。
这顿饭我俩吃到挺晚，我让他尽早回北平，汪老爷子已经急得不行。
汪亮摇摇头，他从兜里掏出了一张照片，里面是几个碎玻璃残片。
“这是在田松小屋捡的，和满洲医科大丢的试剂瓶是同一批。我老师说有人偷东西，但我觉得没这么简单。”
“跟你们一起的那个叫田松的，根本不是小孩。我查了他的骨龄，成年人，三十打底。”汪亮伸出三根手指在那比划。
田松也不是他的本名，他的本名叫山村坂一，是个日本人。
汪亮把他在日本的医生朋友那儿调查到的事儿告诉了我。
田松曾经在东京府松泽医院住过院，病历上说他有妄想症。
东京都立松泽医院，建于1879年（明治12年）7月，当时名为东京府癫狂院，位于上野公园内，1889年迁至东京市巢鸭，之后又历经数次迁院，1919年11月迁至东京都世田谷区上北泽，并定名为东京府松泽医院，此医院是全日本最大最古老的精神科医院。
他声称自己是百目鬼，病院里的人应该给他供奉神位，还有眼睛。
百目鬼是日本传说中的一种妖怪，由偷窃女子化为。图出自鸟山石燕的《今昔画图续百鬼·下之册·明之章》。
在精神药物的强力干预下，他的精神状态有所好转，至少不会认为自己不是人了。在得到院方评估许可后，田松出院了。
他隐瞒了自己的履历，经人介绍来到大连医院，像当时很多日本人向往的那样，期望在东北闯出一片天地。
他有一定的医学基础，还认为这一类传染病毒将会是未来医学研究发展的方向。
这段时间东北好多地都出现传染病，不仅天花，还有别的，只不过得其他传染病得的人不多，事儿没闹大，大家都让巨怪猩猩的传言吸引过去了。
我问汪亮，传染病在日本人的地界上传播，他们日本人就不害怕吗。
汪亮说这就是奇怪的地方，“据我所知，日本人最近在新京（长春）附近物色地方，好像要建新医院，我老师让我在大连再呆段时间，你回去帮我留意着点。”
店家来敲门，端了盘饺子进来，我叨起来一咬，“这饺子馅忒甜”。
汪亮看我皱着眉，哈哈大笑。饺子里放些大枣、糖块，吃到的人新一年图个好彩头。
分开时，看汪亮如此坚定地要留下，没再劝，让他一定注意安全，有时间给老爷子去个信儿，省得惦记。
汪亮用力拍了拍我的后背，“当了爹的人就是不一样，看谁都像看儿子。赶紧走吧，保重。”
回酒店的路上，街上关于巨怪猩猩的传闻仍不少，有人说在山上、街头都见到过，称它比辽东旅馆都高，成了新一年大家热议的“趣事”。
一部以此为题材的电影将在下个月上，宣传用了“巨怪猩猩，危乎殆哉的大连！濒于全市溃危！”
回奉天后和汪亮曾通过一次电话，巨怪猩猩始终没找到。
《金刚》这部电影第一次上映是在1933年，讲的是一个巨大猩猩被人类捕获，带进城市展出，之后逃脱囚禁，最终被人类击毙的故事。
电影里的人类从最初的畏惧猩猩，到后来把猩猩当做玩物，开始展出，开始研究。
1933年版《金刚》剧照
这种从自然中来，被人类看似掌控，又逃脱人类掌控的东西，其实不少。
我在看完这篇记录之后，找了找最后金木和汪亮在酒桌上说的那个医院。
在长春宽城子，也就是现在的绿园区，有这么个地方，是日本关东军第100部队驻地。
第100部队驻地遗址
这个第100部队，学名叫“关东军军马防疫部”，跟关东军第731部队算是兄弟单位。
1933年初，这支部队从奉天迁到了新京宽城子，随后逐渐壮大，成为日军中仅次于第731部队的细菌战部队。
自打这支部队迁到宽城子，周边附近的县城村庄就开始莫名其妙地出现各种传染病。
我估摸着，汪亮来东北，也不是和他爹汪老爷子吵架那么简单的事儿。
世界从未如此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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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2022 postre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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