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不结婚，78岁的红娘比谁都发愁
撮合过两千多对情侣，却在当代青年身上屡屡碰壁
走进一栋窄窄的居民楼，电梯按下9层，门一开，正对着的白墙挂了块“朱芳婚介”的红色塑料牌。这是朱芳工作、生活的地方，和任何一户普通人家没有什么分别。
朱芳婚介所，其实就是朱芳家的客厅。一进屋，相亲者的照片贴了满墙，有些已褪色看不清模样，有些还是崭新的。不大的空间挤满了人，布沙发上坐不下，又搬了板凳围在茶几边。16开的信息档案册堆放得到处都是——这是做红娘的重要资本，来访者们掏出眼镜，拿好笔纸，一页一页仔细翻阅。此刻，朱芳正坐在书桌前打电话，帮相亲者细致地约好见面时间地点。
没有互联网，没有大数据，这里依旧沿用着最原始的婚介方式：带一张照片，填一张表格，交一百元，留一个手机号。好了，现在你可以去资料册里翻看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人，或者，静静等待朱芳给你打电话。这样的办法，朱芳用了五十二年，撮合成了两千多对情侣。
几十年来，媒体乐于把他写成热心、善良、精力充沛的样子，一辈子坚持做一件事，不求回报。大多数时候，也确实是这样的。只有在来访者都逐一退场的时刻，或在老伴口中，他才显露出一些疲态。这是个78岁的老人了。
世纪佳缘、百合网在他看来是洪水猛兽，想要向我展示抖音账号时，他在手机上茫然地滑动了两分钟也没调出界面。他对这个时代有许多困惑，最主要的一点，也是大多数来访者的困惑，“现在的孩子怎么都不着急（结婚）呢？”
来到朱芳婚介所的人们，年龄鲜少在45岁以下：少部分人离过婚，为自己寻找新的伴侣，而更多的是因为子女迟迟不结婚而焦急的父母。
在更年轻的世界，“结婚是否是人生的必要选项”尚且是个值得大书特书的辩题。然而在这里，这是没有讨论空间的事，“当然要成家，没有家你谈不上幸福谈不上和谐。”
一些更直接的观点劈头盖脸砸向我。例如女孩儿过了四十就“没人要了”，因为不好生孩子了；例如现在的男的，条件稍微好点的十个里挑不出一个；例如谁谁谁也该降点儿标准了，别高不成低不就。
或许可以将这些想法归结为老旧、落后、被世俗绑架吧。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非常容易。可具体的生活永远是另一回事。横亘在我们中间的几十年光阴无法跨越，但人确实可以尝试着理解彼此。
一
审视
朱芳挂下电话，向屋子里的人介绍我，“这是电视台来的”（互联网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东西，我便默认了这个称呼）。打量的目光朝我袭来，从头开始，衣服、背包、鞋子，怀里的平板电脑和手腕上的卡片相机，被依次扫过。随后，屋里的人开始询问我的年龄、工作、户口，老家是哪里的，有没有车房。这些问题共同指向，在婚恋市场中，我是一个拥有多少资本的女性；或者更具体一点，我是否能成为与某个人条件匹配的“对象”。
坐在门边的阿姨，听到我只有20岁出头后，眼神瞬间暗了下去，“那不行，那太小了。”她的意思是，比她36岁的儿子小太多。紧接着出击的是一位穿碎花裙，戴无框眼镜的姐姐，“那你们部门有没有什么单身的……大哥哥？”
在这个场合，直接了当的出击与拒绝都谈不上冒犯。把条件摆上明面是对相亲的基本尊重，至少这规避了不必要的浪费，人们能尽快找到条件匹配的对象，进入下一个环节。
贴在冰箱上的年龄属相表
年龄，几乎是所有前来这里的人的痛处。客厅角落的冰箱上贴着两张表格，方便人们将出身年份、年龄、生肖三者一一对应。常见的规则是男方比女方大上几岁，再不济一样大也可以，如果还找不到，那男方也最好不要比女方小太多。
沙发上坐着位东北赶来的父亲，他说女儿在北京工作多年，职位已经做到了运营总监 ，自个租套月租8000的房子也毫不手软，可就是一直没结婚。旁人问起女儿的年龄，父亲说，“39岁。”客厅安静了几秒，才有一位头发花白的阿姨接话，“哎哟，那可真不好找，人都喜欢年轻的。”
当面说出的话，已经是温柔的版本。傍晚，这位父亲离开以后，方才接话的阿姨才接着解释，他想让自己帮忙介绍一位四十出头的男士给他女儿，她没答应，“人家男的要三十岁以下的，这事没谱啊。”阿姨皱起眉，又摆了摆手。
朱芳帮来访者翻找条件匹配的档案册
每个踏入婚介所的相亲者，连带着他的身高、体重、户口、是否离过婚，甚至父母性格如何，可以被拆解成许多细致又琐碎的条件。有些条件是加分项，比如月收入过万，或学历在研究生以上，个人信息表的背面，便会被写上一个“优”字，但减分项只能藏在人们心里，暗自评价。
党女士前来给39岁的女儿寻觅对象。见门口走进一位大姐，她的脸色微变。大姐的儿子41岁，按说他俩年龄相仿，应该认识一下。但党女士压低声音打断了我，说大姐的儿子离异，还带着一孩子，大姐自己又强势，和她女儿不合适。
事情在大姐口中是另一个样子：她看不上我儿子，我儿子还看不上她们家呢。大姐翻出了党女士女儿的信息，指着身高体重，155的个子120斤，她在白纸上写了一遍“这不胖吗？”另一个劣势是户口，“他们家是农村的。”
在朱芳的助手小玲看来，如此直白的评价也是一种坦诚。“其他地方是交友，我们这儿都是奔着结婚来的。”既然要结婚，把这些信息开诚布公地摆上桌面，是最基础的诚意。
至于爱情？他们很少谈论这个词语。这群平均年龄超过50岁的人告诉我，结婚就是一起过日子，为的是回家有口热饭，老来有人照顾。爱情在过日子面前，有什么重要的呢？
二
在世的最后一个任务
来自东北的父亲今年67岁，身材壮实，卷曲粗硬的络腮胡溢出口罩。他是同龄人中少有的精通互联网的人。爱好登山摄影，发在西瓜视频上的作品有17万获赞。主页最新的动态是张风景照，“昨天在亮马河拍的。”往下滑，是一张佛像木雕的特写。过去我看过一些讨论，说父母要有自己的生活，才不至于过多地操心儿女。可就是这样一位爱好广泛，生活有滋有味的父亲，提起女儿的婚姻大事，仍止不住地叹气。
七年前他就开始愁了。他看到央视给朱芳做的访谈节目，立马上网查到了地址和联系方式，拜托朱芳帮忙留意着。同时，他进出各个北京红娘的抖音直播间，刘姐蔡姐，如数家珍。也接到过电话，电话那头的人向他承诺，两千八，包成功，他觉得像骗人的，没答应。
这一切都在背地里进行，他没敢告诉女儿，怕又吵起来。女儿不乐意父亲掺和她的感情生活，觉得单身也没什么。
到女儿39岁这年，父亲实在按耐不住了。他试探性地给女儿发微信“给我发几张你的照片”，女儿没说什么，给他发来一张。他没敢挑明照片的用途是找对象，但“我这就懂了，她这是妥协了的意思”。
时常有人催朱芳让他帮忙询问情况
忧虑的父母不止他一个。头发花白的阿姨住在20公里外的芍药居，腿摔坏了，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可还是每周都来。上周她急得哭了出来，“36了，怎么不急啊？”哭完又骂，“我都不想管他了，爱怎么着怎么着吧，真他妈气人。”
前几天朱芳给她儿子介绍了个女生，她旁敲侧击，想知道他俩怎么样了，儿子只敷衍了她一句。这是又没成的意思？阿姨放不下心，找来朱芳这儿，催着朱芳向女方打探情况。电话拨通，阿姨目不转睛地盯着，紧张得直扣指甲。好在女孩表示他们聊得不错，阿姨这才放下心来。
屋里的人们都提醒她要注意身体，阿姨却满不在乎，“我都奔73了，七十三八十四，阎王爷不叫自己去啊。”她佝偻着身体起身，朝门口走了两步，又回过头说，“这事完了我就找一养老院待着，以后我也管不着了。”
朱芳的电话簿
像这样的父母朱芳见了太多，过去还来过一个85岁的奶奶，女儿45岁，老伴去世了，家里仅有的亲戚关系都远。她担心自己哪天走了，单身的女儿要怎么办呢？到时候留下女儿一个人，不就更孤独了吗？不帮女儿找着对象，她“死了都不放心”。
聚集在朱芳婚介的父母，把儿女结婚当作自己在世的最后一个任务。我本能问出的那句“为什么必须要结婚”，悬浮在空中落不了地。“每代人不都是这么过来的么，”最后朱芳开了口，“成了家，一人生病了有另一人照顾，出了事能一起商量，人活着不就这样嘛。”
后来，来自东北的父亲告诉我，他女儿谈过一个前男友，在广东，俩人在一起很多年，最后因为男方吸毒分开了。他理解女儿受伤，于是从来不在明面上催婚。可背地里仍旧放不下，想着无论如何也要帮女儿找到值得托付的伴侣。“什么都不重要，”父亲看向我的眼睛，“男人重要的就俩字，责任”。像在感慨女儿的遭遇，也像在嘱咐我。
三
怀念旧时代
朱芳想不通，现在的年轻人怎么光让父母操心，自己不着急呢？他猜测年轻人嫌婚介所寒碜，不愿意来。他也不明白如今居高不下的离婚率，“怎么一有问题就离婚，不知道好好珍惜家呢。”
这些年，亲自上门的年轻人越来越少，40岁都已经算得上岁数小的。大多数时候，他在电话里接触年轻人，对方只言片语便挂断了。他试过喊年轻人参加联谊会，结果电话那头的男孩说要去打篮球，让我妈去吧。他不解，“是你找对象还是你妈找对象？”
他听过一些年轻的说法，结婚要为另一个人做出妥协，不结也罢。可“人哪有十全十美的”，为了拥有一个家，做出点妥协让步，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大多数时候，朱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但如果分歧太大，他也就不劝了，“到时候你别怨你妈就行，你只能怨你自己。”
贴满空调、书柜和墙壁的照片，和书桌上的档案册
在他们恋爱、成长的年代，事情不会如此发展。
1970年，朱芳26岁，退伍转业，被分配去北京重型机械厂当翻砂工人。车间里的男青年把他当大哥，生活上的困惑都和他说。工厂女孩少，有小伙向他抱怨自己找不着对象，想让他帮忙张罗。朱芳应了下来，这是他当红娘的开端。
他寻思着售票员、售货员这些职位，女孩应该比较多，便每次坐公交、去商场都留意着。瞅见一个售货员觉得合适，就经常去她那儿买东西，在意见留言薄上夸她工作做的好，“那会儿大家都看重这个。”如此熟络起来。
熟悉之后，表明自己的来意，女孩只要是单身，都乐意认识一下。甚至出门散步时迎面走来的陌生女孩，朱芳上前一问，女孩也愿意让他牵线搭桥。往往是朱芳两边联系着，找个周末，把两人约出来在公园见上一面，这事便成了。
朱芳和爱人的相识也是靠人介绍。爱人想找个当兵的，“觉得特光荣。”正好朱芳就在军队，他的七爷上厕所时，认识了爱人哥哥的同事，便将两人联系到了一起。朱芳觉得自己是农民，又不是党员，没什么可以挑剔的资本，见爱人人品好，就在一起了。
真正到了结婚的时候，要求也不多。家里有个“三转一体”，花几十块就把婚结了。不像现在有了房还要有车，有了车又要彩礼，“得好几十万吧。”
来访者给朱芳送来的锦旗
朱芳怀念那个年代的简单，年轻人都主动上门找他，最小的才十八九岁。“特大方，特爽快”，最重要的是，“都知道要早点结婚，让父母安心”。
后来，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收入变了。90年代以前，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的车间工人，或是服务员、收银员，工资水平差不多，没人会把钱看得太重。那时，朱芳每天拿一本小本子，只要记下姓名、年龄和电话，便开始配对了。再然后，收入变成了最首要的考量因素，要求也越来越多，填满了一整页纸。朱芳站起来指着墙上一张照片，“这姑娘，海南的，一年赚一百万。得找跟她匹配的，现在还没找着呢，上哪找那么多赚一百万的。”
人心也好像变了。二十年前，朱芳出一趟门能做不少事。扶腿脚不便的老太太下楼梯，路上碰见一手牵孩子一手提东西的母亲，帮忙把孩子抱起来。如今，邻居口中的朱芳依旧是个热心肠，每年冬天都替大家把楼前的雪扫干净，可过去那些事，“我现在是不敢做了。”
“现在你去扶一下，人回头讹你怎么办？”朱芳叹口气，转头开始叮嘱我，“像你这包啊，回头得背前面，不然别人拿一小刀一划拉，”他把手举起来在空中比划，“你有裤袋没有？你把钱放裤袋里，安全。”
我点头应了下来。没告诉老人，在移动支付盛行的今天，我全身上下没有一点现金。时代的车轮，早已经又往前滚了一轮。
四
联结
很多时候，朱芳开始力不从心。老伴对他的红娘事业偶有微词，为的不是别的，就是担心他的身体。前阵子朱芳给大伙组织联谊会，下一出租车，脚软没站住，跪在地上。
但他还想坚持做下去，做到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了的那一天。对他来说，做红娘的乐趣有二，一是结交新朋友，二是成全一段姻缘，好事一桩。“看见别人幸福，我就开心。”时代再怎么变，这点总也不会变的。
朱芳希望所有人得到幸福，但不包括那些他觉得不正派、不正直的人。这些年，他遇到的人成千上万，对人也早已形成了自己的判断。十多年前，他只收50元的会费，有小伙说自己先交25元，另一半下个月再缴。“也一直没给”，朱芳记到现在。或许他真的有什么苦衷，但朱芳觉得他人品不行，也不愿意特别上心地帮他介绍。
如果碰上更加过分的，譬如过去有位女士一上门就口出狂言，觉得屋里所有人都配不上她，非要嫁给外国人。朱芳干脆连劝也不劝，讥讽一番让人家自己走了。
朱芳翻出电话簿，让人记下电话自己联系
大多数时候，朱芳还是愿意真心待人。“各人有各人的苦，这你没法说。”既然来到这里，找他讲述，他便静静地听，适时给出建议和安慰。
过去有一个姑娘，刚离了婚便来找他，一进门就开始哭。她的丈夫是首钢工人，孩子刚出生没多久，死活要闹离婚，她当然不同意。于是丈夫拿孩子逼她，如果不签字，就把孩子摔死。无奈之下，她只能同意。才离婚没多久，她的父亲又去世了，一个好端端的家，忽然只剩下了她和母亲。
朱芳只能安抚她，那男的不是东西 ，离了也好，我再给你找嘛。他不会真把孩子摔了的，还有法律呢，他这不是犯法吗。
听她讲述自己的经历，一屋的人也都哭了。一位50岁的女人，哭着说她爱人去市里开会时，在公交车上睡着，坐到终点站才被人喊醒。猛地起来脑子还不清醒，下车时从台阶踩空，整个人载倒，脑袋磕在马路牙子上，当场去世。那是半年前的事，“我也安慰她，我说人已经走了，你得好好活着。”
这么多年来往的人中，有些在他这找到对象，又成为他的助手；有些没有找到，后来放弃了，却和他成为关系极好的朋友。
朱芳像是忽然想起什么来，一拍大腿，起身去阳台翻找。两分钟后，他抱来一大本资料册，翻开，每一页塑料膜里都夹着信件。这是一个名叫郭婷婷的女孩给他写的，从1989年到1994年，他们通了五年多的信。女孩的地址从江苏徐州，到广东佛山，又到法国里昂。
郭婷婷写来的第一份信
我们把册子从头翻到尾翻了二十多页，找出了第一封信。因为“朱芳”这个女名，郭婷婷开头便写“朱芳姐”。朱芳咧开嘴笑，“后来她就管我叫朱芳兄了”。那时郭婷婷22岁，大学刚刚毕业，在报纸上看到朱芳的新闻，便写信来，想让朱芳帮忙觅位男友。
男友没找着，但俩人成了笔友。每换一份工作，每搬一次家，郭婷婷都首先把这件事告诉朱芳。后来她去了法国工作，还寄来里昂的风景照，和自己公司的名片。名片是英文的，她把信息用中文写在背面。
去法国前，郭婷婷坐飞机来了一次北京，想要上门拜访朱芳。可朱芳那天恰好外出举办联谊会，家里没人。那个年代没有手机，郭婷婷无功而返，只能回到家再给朱芳写信，不久她便出国了。错过了北京那一面，他们再也没见过。朱芳现在想起来，依旧觉得那是一辈子的遗憾。
朱芳是如何回信的，我无从得知。但从郭婷婷的回信看来，他们确有十分深厚的情谊。一个女孩从22岁到28岁，从大学毕业到嫁人出国的整段青春，在这一沓信件中徐徐展开。
翻着翻着，一张叠成方块的临摹纸从信封中掉了出来。轻轻摊开，里头竟包着一小张精美的窗花。那是女孩自己刻的，某年过年时，随信件寄来。朱芳打算把它贴起来。他搬来另一本厚厚的相册，找到贴着郭婷婷照片的那一页，“贴这里好不好看你说”他把窗花放在照片下方比划，让我帮忙摁住一角，从书桌上扯过胶带，小心翼翼地贴了上去。
朱芳和郭婷婷寄来的窗花
诚实地说，我和朱芳有很深的代沟。五十多年的光阴像流水，奔流不回一覆难收，而我们分列在河的两岸。可是读面前的这些信件，他们聊的内容又是如此具体而生活化：贪吃荔枝嘴起泡了，最近看电视剧《爱你没商量》深受感动……我想观念、理论，在具体的人与人的互动面前，也都是虚无缥缈的东西。
离开时已是傍晚，夕阳光从窄窄的阳台照进室内，映得一墙照片金灿灿的。朱芳从书桌上的柜子里摸出一个小葫芦摆件，塞到我的手里，也是金灿灿的，说拿回家送给我爷爷。走到门口，我又想起某封郭婷婷给朱芳的回信，信的末尾这样写，“朱芳兄，请继续做我的朋友。爱人者，人必爱之。”
作者 铃铛 | 内容编辑 何晓山 | 微信编辑 菠萝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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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5岁辍学当厨师，吃尽生活的苦，大病之后转型做播音，靠讲故事月入两万
这是《自拍》第331个口述故事
我叫宋大宝，今年27岁，做有声演播这行已经快三年了。平时我就在自己家工作，主要给几大音频平台录制有声小说。踏入这行之前，我做过近十年厨师，还在老家摆过地摊、开过面馆。为了生活，我一直在尝试各种副业，包括婚庆主持、餐厅驻唱、健身教练......结果钱没挣到多少，病先找上门了。
24岁那年，我被查出患有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号称“不死绝症”，稍微劳累点的活儿基本都不能干了。我想转行，又苦于没有文凭。走投无路之际，我抓住了有声演播这根救命稻草，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下买了录音设备，做梦都恨不得在练习发音。
三年时间，我的声价从60元一小时涨到了200元一小时，月收入超过两万。作为一个男人，我重新撑起了家庭，也有了更多时间陪伴老婆孩子。
我把家里的一个房间改造成了隔音室，平时会在这里录音。
二十多年前，我就是因为父母去外地打工才变成的留守儿童。我1995年在甘肃陇西县出生，那里的环境跟电影《隐入尘烟》的场景很像，都是黄土厚沙，田地广袤。我们村以前特别穷，在我三岁的时候才接上自来水。为了挣钱，父母叔伯那辈人都早早地去了外地打工，留下我和哥哥、堂哥交给爷爷奶奶照顾。
我们兄弟几个同吃同睡，放学了就在家门口踢沙包、跳绳、捉迷藏，不懂事的年纪，倒也没觉得到留守儿童有多孤独。小时候我特调皮，一天到晚嘴皮子不带停，该说不该说的一股脑往外倒，渐渐招来左邻右舍一些长辈的嫌弃。他们老是训我，“怎么这么多话，少说两句不行吗？” 不受待见久了，我的性格变得内向很多。
爸妈当时在湖南做厨师，别人放假的日子正好是他们最忙的时候，一年到头我们也难得见上一面。好不容易等到他们回来，待不了几天又急急忙忙地走了。失落是难免的，但我从来不在人前表露，都是等他们走了自己找个墙角，或者躲进被窝里偷偷哭。
8岁那年，我爸从湖南带回一台大彩电，颇为得意地告诉我：咱们家是村里第一户买彩电的。我觉得特别神奇，把那么大的一个卫星锅放到房顶，就可以看到《西游记》、《射雕英雄传》，一共好几十个频道。我很喜欢看《天天美食》这种做饭节目，经常套上大人的围裙，偷偷戴上爸妈的厨师帽，自己去做手擀面。那时候我才八岁，个头很矮，站在小板凳上勉强能够得到案板，现在想来样子非常滑稽。
相比之下，我在学习上就没这么大的热情了。数学成绩还说得过去，语文靠死记硬背也能勉强达标，英语却连40分都上不了。以至于英语老师经常打击我：“一门不行，满盘皆输。你这样是不可能考上好学校的。” 我那时候很气愤，凭什么你一句话就要否定别人的命运啊？可惜愤怒并没有转化为学习的动力，反倒让我越来越厌学。
初中最后一个寒假，父母让我去湖南跟他们一起过年，本想着过完年我回去能安心读书。然而当我见识到老家没有的吃喝玩乐之后，说什么也不愿意回学校了。在我的犟脾气面前，爸妈的劝阻显得苍白无力。可能也是因为缺席我的成长心中有愧，他们最后还是妥协了，同意把我带到酒店后厨打杂。
那年我15岁，由于之前营养不良，面相看起来比同龄孩子小很多。为了规避招童工的风险，酒店头一年连工资都没给我出，规定我只能待在后厨，不能跑到前台被客人看到。我当时年纪小，钱不钱的不在乎，好不容易享受到学校之外的自由，每天只知道嘻嘻哈哈，对未来也没有任何规划。
右边是我，一看就是小孩模样，酒店同事都喜欢跟我闹着玩。
在我年满16周岁之后，酒店每个月给发900块工资，我妈还额外给我100块零花钱。除了买生活用品，剩下的钱我基本都拿去了网吧上网。我妈总是叮嘱我，“你可以丢自己的脸，不能丢我的脸。咱们一家人都在这上班呢，你要天天在会上被人说，我脸上挂不住。” 这句话我记得很牢。为了不被领导说，什么活儿都抢着干，经常被评为月度优秀员工。这样一来，每个月又能多两百块奖金。
随着年纪的增长，青春期的情感开始萌动。我对游戏渐渐没了兴趣，每天净想着怎么约女孩子出去玩。每次在感情上一受挫，我就会在QQ空间里转发那些青春伤痛文学。为了让自己更有吸引力，我下了班就在宿舍里做俯卧撑、仰卧起坐。有阵子还迷上了bbox，在厨房切菜扫地的时候，嘴里也吧啦个不停。
那一年酒店年会，厨师长问有没有人要上台表演节目，眼看整个厨房都没人报名，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站了出来。没想到我爸非常支持，还特地给我买了音箱和话筒。正式登台的时候，我的手和声音都在颤抖，最后只拿了个鼓励奖。对我而言，这已经是很大的突破。凭着对音乐的一腔热情，我还花500块巨资买了把吉他，一有空就在宿舍里自弹自唱。
厨房其他同事下了班该吃吃该喝喝，要不就是打牌打游戏。在他们看来，我这个人有点不合群，兴趣爱好、说话方式都跟大家不太一样。我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相反，还从这种差异中咂摸出一丝隐秘的优越感。表面上我依旧腼腆内敛，内心深处却不禁为自己的“与众不同”感到自豪。
在酒店打工那几年，我经常以吉他为伴，几乎每年年会都有表演节目。
我在这家酒店待了整整三年，手艺进步不小，就是工资没怎么涨过。2013年，我跳槽到舅舅工作的酒店，职位从学徒工变成厨师，工资一下子涨到3800元。就在我刚跳过去还没高兴多久的时候，家里突然出了变故。湖南人是出了名的爱嚼槟榔，我爸在那边做厨师也入乡随俗嚼了十几年，没想到因此得了口腔癌。
回到甘肃之后，我陪他去兰州肿瘤医院做放疗化疗，效果都不太好，更先进的生物疗法我们又做不起。后来，我爸严重到说不了话吃不下饭，整个人瘦到脱相，只能用鼻饲管输营养液。晚上睡觉他都疼得满地打滚，确诊第五个月就去世了。爸走的那天，我感觉自己突然之间就长大了，从一个男孩变成了一个男人。我知道，自己失去了世界上最大的依靠，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没心没肺地活着了。
我和老爸为数不多的合照。
在我爸去世三年后，家里的债终于还得七七八八。2017年初我哥结婚，摆酒加上彩礼又欠下七八万，我每个月都会给我哥 2000 块钱帮他减轻压力。半年之后，我妈说我给家里帮了不少忙了，是时候为自己做打算。从那以后，我每个月只用出500块钱孝敬母亲，剩下的都存起来。
到2017年年底，我手头已经攒了两万块，也有点不想再当厨师了。这行的薪资天花板很低，据我了解，身边干了十几二十年的厨师长、行政总厨，月薪也就一万左右。有了这个想法后，我就辞掉工作回了老家，想着明年二三月份再去大城市找找别的工作。
那几个月过渡期我没闲着，在老家的健身房找了份卖卡的活儿。上班第二天来了位新同事，是个性格大大咧咧的女生，她有事没事老喜欢逗我，我对这种开朗型的女生很有好感，一来二去便走到了一起。后来，我俩又因为看不惯领导区别对待员工一起离职。两个失业青年一合计，不如自己创业做个小生意。想来想去，我们想到了摆摊卖泡椒凤爪，也算不浪费我做了几年厨师的手艺。
大西北的冬天很冷，每次出摊我都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那年冬天特别冷，我们每天在寒风中摆摊好几个小时，冻得手指头都发麻。单从销量来讲，生意其实并不差，可能我天生不是做生意的料，始终狠不下心以次充好，或者加些添加剂来压缩成本。
生鸡爪 14 块钱一斤，加工好的泡椒凤爪我卖 25 块钱一斤，扣除掉人工、调料成本，还有生熟的折旧比例，利润空间微乎其微。卖了两个多月实在挣不到钱，我们俩只能放弃了。
摆摊不成，我们又张罗着开了家面馆，生意刚开始挺好，偏偏我们房东是个爱喝酒的光棍，一天到晚醉醺醺的，净来店里找麻烦。都说做生意讲究和气生财，我不想跟他正面冲突，忍让的结果就是客人越来越少。两个月后，面馆倒闭，我们总共亏了三万多。
面馆刚开业时的照片。
青黄不接的节骨眼上，我女朋友怀孕了。买婚房对我来说简直比登天还难，多亏老婆做思想工作，岳父岳母不但没为难我，还借给我11万，帮忙在县城搞定一套房子的首付。
为了有个稳定收入，我找了本地一家酒店继续做厨师，去了才知道给我主持婚礼的那个小伙以前就是店里的凉菜师傅。我自认为普通话比他标准，还有才艺在身，再说句不要脸的，我长得还比他帅一点，既然他可以吃这碗饭，我凭什么不行？
酒店每个月放两天假，这两天充分利用起来的话，我可以主持四场婚礼，一场婚礼按300块钱收费，一个月就可以多1200块钱收入。这么一盘算，我立马开始行动。网上有很多免费的教学视频，我每天下了班就在酒店的舞台上练习站位，背那些婚礼主持人的套词，琢磨怎么说话更有感情和腔调。
断断续续练习三个月后，我离开了酒店，拜了一个我们本地做婚庆主持挺有名的人为师。借助他的资源，我正式迈进这个行当。主持第一场婚礼的时候，师傅就坐在台下看着，紧张得我手心直冒汗，幸好套词已经背得滚瓜烂熟，整场没出差错。从那以后，我每个月都能接三到五场婚礼，到手大概两千多块。
为了再多挣点，我又拿起了吉他去音乐餐厅驻唱，每天晚上跑两个场子，从七点唱到九点，唱两小时能挣个140块钱。驻唱加主持，这两项副业一个月加起来就有五六千的收入，比在厨房拿那3500的死工资好多了。
随着孩子出生，我肩上的压力一下子又大了。好巧不巧，之前去驻唱的那家餐厅因为效益不好要关门，为了还房贷，我只能拆东墙补西墙，结婚前欠下的债还一毛都没还上。2019年5月，我觉得还是得出去打工，决定先跟亲戚去杭州闯一闯。
动身前的一个月，我连着几天晚上都觉得腰背疼得厉害，半夜疼醒以后，感觉整个背像被灌了水泥一样僵硬，老婆帮我按摩也没用。去医院检查完，医生看着CT说：你这完全不是20多岁该有的腰椎。再结合基因检测和家族病史一看，确诊了我得的是强直性脊柱炎。
这病在民间又被称为“不死绝症”，不能久坐久站太过劳累，明星张嘉译和周杰伦都得是这个病。目前医学界没有能根治的特效药物，只能通过有限的手段控制缓解。主流的治疗方式是打生物制剂，一针七八百，效果也就维持个一两周。这对我来说肯定不现实，最后我选择了更经济实的针灸和蜡疗，半个多月后感觉稍微舒服了一点，立马按照原计划去了杭州。
杭州的夏天很热，我的工作又是在一家大厂食堂做厨师。厨房温度平时都在 40 度以上。里面的锅特别大，每天要炒500人的餐，从早上六点一直忙到晚上七点。每个人都汗如雨下，衣服湿了干，干了湿。要是碰上抽烟机出故障，再炒一个配辣椒的菜，那真的就跟待在火炉里头一样。
干了没几天，我的脊柱炎毫无意外地复发了，每天按时按点吃止疼药还是疼到不行，炒几个菜就忍不住在台子上趴一会儿。有个四川大叔人特别好，见我腰疼翻不动锅了，会过来帮我炒一下。好不容易熬到下班，我躺在床上还是疼得睡不着，那种疼带有一种空虚之感，我们土话管这叫“空疼”。
在大厂食堂炒员工餐，是我做过最辛苦的一份工作。
在食堂度过了不堪回首的两个月，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让我完全看不到未来。情绪最低落的时候，看到河就想往下跳，看到车就想往上撞。要是我只为自己活，当时肯定就自我了断了。现实是我拖家带口，母亲需要我养老送终，孩子刚出生，连我的样子都还没记住。那些天，我算是体会到了张爱玲对中年男人的描写——“一睁开眼睛，周围都是要依靠他的人，却没有他可以依靠的人。”
作为一家之主，我只能拼命把自己从绝望中拽出来。离开大厂食堂之后，我试着面试了几个看上去轻松点的工作，人家一听我有强直性脊柱炎，怕出了事要担责，都给拒了。期间我还考了国家职业技能证书，尝试做了一天健身教练，发现工作强度丝毫不亚于厨师，简直要了我的命。那晚我是在健身房地板上睡的，第二天果断跑路。
后来我听说杭州一家主持人工作室在招学员，毕业之后有机会签约他们的主持团队。我那时候像着了魔一样，毫不犹豫地借了3200元拿去交学费。7天课程结束，我的考核暂时没通过，于是先跟着他们去做婚礼督导，一场下来能挣 150 块。剩下的时间我就在生鲜店杀鱼摆菜，两份工作加一起，月收入能达到八千多。
参加完主持人训练营，跟场做婚礼督导，其实主要就是帮忙控场。
那阵子我就在想，自己学过主持，普通话也可以，还有什么工作能够赚钱的？最好是坐在家里就能完成，也不用出苦力。想来想去，我觉得自己的优势是声音，我在网上看了很多行业资讯，最后把目光锁定在了声音变现这个赛道上。声音变现主要包括商业配音、影视配音、有声演播。对我这种没啥资源的小白来说，有声演播最容易上手。
那时候我还没意识到，做主持和有声演播的区别其实很大，除了都要朗声、压喉、带感情，没太多共通之处，扮演不同故事角色的难度明显要大得多。为了早点入门，我当时只能先打好基本功。我先是下载了普通话学习的APP，努力纠正平翘舌、前后鼻音不分的毛病，把二级甲等的普通话证书考了下来，接着又借钱买了笔记本电脑和录音设备。
那天买电脑的时候，我本来觉得价格太贵，回家的路上又一直惦记，走到一半还是忍不住给买了回来。当时我婚前婚后所有负债加在一起已经达到 25万，除了有声演播之外眼前再没别的路了，我只能把所有老本都押上。既然决定要做，就不想磨磨蹭蹭给自己留后路。
我的普通话水平证书，由于在湖南待太久，之前说话有点南方口音，后来都纠正了。
上班的时候，我经常偷偷戴个耳机跟练，周围同事都说这孩子脑子怕不是瓦特了，怎么一天到晚神神叨叨的。人被逼到这份上也不在乎什么闲言碎语，因为我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为了让自己吐字更清晰，发声状态更饱满，我还会通过练习口部操等一系列基本功，加强自己的气息和唇舌控制能力。比如学“狗喘气”——像小狗一样伸出舌头急促喘气；“闻花香”——深吸一口气，憋一会儿再吐出......这些都是我在网上看资料学的。
播音圈有一个经典段子，讲的是一个学生去食堂吃饭，跟打菜师傅字正腔圆、声情并茂地说“我要一份西红柿炒鸡蛋”。打菜师傅用同样的腔调反问，“同学你是播音系的吧？我也是播音系的。”说罢，俩人相视一笑。我当时也到了这种走火入魔的程度，为了多练习，我平时出门看到广告牌上的文案，都会不由自主地用富含激情的播音腔给它读出来。
生鲜店的价格表，也是我练发音的好素材。
2019年年底，老婆说实在受不了独自带娃的苦，我就从杭州辞职回了老家。原本一边做婚庆主持，一边练习有声演播，没过多久疫情爆发，眼看主持也接不了了，我只能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有声演播。
没有老师引领，我的学习状态基本是“想起什么练什么”，一会儿练普通话，一会儿练发声，一会练播讲，一会练录制。我还加了很多试音群，群里经常会有一些书需要找人录播，几乎每本书都有上百人一起竞争。回到老家两个月后，终于有人同意我试录一本儿童故事书。可惜因为经验不足，录了大概 6 个小时就被人家叫停，说我的音频有杂音。
接着我又开始试各种爽文小说，在群里看到有甲方发布需求，就赶紧录个三五分钟的试音片段，发到指定邮箱。投出去 40 多个音频，总算中了本一小时60元的小说。中了60的，就想往80进阶，却一直试不中。两个多月过去，那本110万字的书都录完了，我还是没有中 80块钱一小时的书。
左思右想找不出原因，我心里边着实有些慌了。与此同时，周围的闲言碎语越来越多，很多人觉得我纯粹就是不想上班赖在家里。只有我妈和老婆无条件信任我，她们虽然不懂，却从来没有一句质疑和抱怨。但凡换一个人让我别瞎折腾，我可能就废了。在做出成果之前，我只能坚定地告诉家人，我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我该干的是什么。
我能走到今天这步，离不开老婆的支持。
一周之后，我骑电瓶车的时候突然接到了试音被挑中的消息，激动地直接把车骑到了马路牙子上。那本书有400 多万字，按一小时80元算，全部读完大概能挣三万多。回到家，我迫不及待地告诉老婆这个好消息，还把她抱起来转了一圈。
为了继续提高单价，我每天除了录小说，就是研究人家好主播是怎么发音的。有免费课我能蹭就蹭，蹭不到就嘴巴甜一点，厚着脸皮让人家听一耳朵。即便经常被拒，也总有老师愿意指点一二。遇到一些写的很烂的书，我也尽力去把录得更好，用行话说这叫“屎上雕花”。所谓“无他，唯手熟尔”，是说理解掌握技巧之后，剩下的就要靠录一个个百万字去堆经验。
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当时养成的一个习惯，那就是睡前或者吃饭的时候回听一下当天的录音，觉得哪个地方可以录得更好，马上爬起来再录。慢慢地，我的书价从80元一小时涨到120元，又从120元顺利涨到150元，去年三月终于突破了200元大关。
在有声圈，200元一小时算中等价位，据我所知，顶尖的有声主播每小时能拿超过一千。但起码我目前不需要到处试音了，一本书录完，马上就有新项目找上门来。我的月收入史无前例地突破了两万，压在胸口的大石头轻了不少，一家人的生活有了回旋的余地。
今年4月拍的照片， 卧室就是我的工作室。
记得之前在杭州学主持，第一天老师问我们为什么来学这个？有的学员说因为热爱舞台，有的说喜欢见证别人的爱情，只有我简单粗暴，说就是冲钱来。老师评价说，“你要纯粹盯着钱看的话，可能会被利益蒙住双眼，结果反而不理想。”
说实话我不赞同这个观点，我觉得成年人要真正做好某件事，一定要有足够强大的内在欲望支撑。只要我们手段正当，对金钱的渴望并不比其他欲望更低级。更何况，奔着钱去也不代表我们不能从工作中获得精神层面的成长。
有声演播里有一堂课叫解放天性。过去我内向自卑，初期演绎任何角色都是收着，有种抠抠搜搜的感觉。通过长时间的训练和自我激励，我心态逐渐发生了转变，不仅声音舒展多了，在生活中也不像以前那么在乎别人的目光。怎么穿着打扮，胡子留多长都由我自己说了算，别人怎么想都无所谓。
我在外形上逐渐放飞自我。
相比以前我自信了很多，最大的痛点还是在于读书少。尤其刚录有声书那阵子，经常碰到不熟悉的字眼，卡壳很严重。制作一小时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干音”，我要花三四个小时才能录完。每当这时候，我就能体会到什么叫“书到用时方恨少”。
我买的一些书，有讲播音的，还有各种小说。
有一些网友会觉得做这行只能靠老天爷赏饭吃，我属于天生声音好听。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听到这种评价，好像简简单单用“天赋”两个字，就把我的努力全都掩盖了。这是只看到狗吃肉，没看到狗挨打。
生活中天生嗓音条件好的人只占极少数，现在回过头听我刚入行时的录音也是槽点满满，n、l不分、说话压嗓、大舌头、没有情感，这些问题都很明显，真正入行一年之后，我才对声音有了正确的认知。尽管现在也算不上特别专业，不过跟过去比还是称得上脱胎换骨的，这都是通过后天努力得来的。
我的录音台，挣到钱后换了个收音效果更好的话筒。
努力提升自己水平的同时，我也明显感觉到整个行业正在重新洗牌。疫情反复，入局的人越来越多，竞争激烈程度远超从前。AI的出现又抬高了行业门槛，很多新人信心满满地进来，垂头丧气地出去。有些书我录到一半突然因为甲方撤资被叫停，过几个月又宣布重新开工，原因不得而知。
现在除了录有声书、自己带学员之外，我每天还会在抖音直播讲恐怖故事，看到听友在评论区实时反馈说觉得很害怕，或者夸我讲得好，沉浸感很强之类的，我就特别开心。自由职业不确定性很大，我想掌握更多主动权，直播讲故事就是打造个人IP的一种尝试。
今年7月，老婆生了二宝，我晋升为两个孩子的爹，肩上的责任更大了。
以前，我总觉得做任何事只要抱着“不留后路”的态度，就一定会得到上天的奖赏。鉴于现在整个大环境充满变数，对未来我也不敢有太长远的打算，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尽量保持敏锐。不管将来做什么，都希望作为一家之主的我还能保住全家最基本的生活。
*本文由宋大宝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宋大宝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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