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三甲医院当陪诊师
在医院，有一群职业陪诊人，陪伴病人挂号、看诊、求药是他们的本职工作。在以第三人称角度看诊的过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也看到了各式各样的疾病与人生，以及不同疾病背后患者及家属面临的百般困苦。与此同时，他们也在赚钱规则与人情关系中周旋。
图｜医院门诊大厅一排自助取号机
图｜陪客户问诊
图｜儿研所大厅带孩子看病的家长
生意之外的感情
从经商转行陪诊师，陪诊这份工作在俞艳看来是一次服务和交易。过程中，许多病人会对陪诊师俞艳生出感情联系。
9月中旬，一位呼伦贝尔的客户非要给俞艳寄家乡的特产。那位顾客定期从俞艳这里预约取药的服务，俞艳每月给对方寄一次药物，收取200元的酬劳。这样一来，顾客就不必频繁往返北京与呼伦贝尔。
俞艳回绝过几次对方的好意，她觉得收取每次200元的报酬就够了，“真的不愿意再收人家的东西，”俞艳怕因为对方的好意，而让这种纯粹的服务关系变得别扭，“似乎不止是客户了。如果每个客户都把关系处得这么近，下次怎么好意思再收人家的钱？”最终抵不住对方多次请求，俞艳还是留下地址，几包不同口味的牛肉干正在送来的路上。
做陪诊师的收入，占俞艳家里每个月的大部分。为了省钱，现在俞艳和丈夫租房生活，儿子在美国读研，每个月也需要一笔不小的支出。陪诊订单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挣一两万块钱，算是解决了些燃眉之急。
为了招徕顾客，俞艳开通了短视频账号。总有路过的看客留言质问她：帮助病人看病，为什么还要收病人的钱。
俞艳起初会觉得生气：我们又不是大善人，这是营生，为啥不能收钱。后来，她逐渐习惯了这种质疑，不再解释。陪诊久了，俞艳经常能听到顾客的感谢。对她来说，这是工作意外带来的情绪供养。她开始觉得，这份工作不仅仅是在让顾客掏钱买服务，而且能实实在在地帮到人，这让她更有底气摆脱“赚病人钱”的质疑。
图｜俞艳取药结束后，拍下排队队伍
告别了李强一家，俞艳继续奔赴下一趟陪人就诊的工作。
8月10号上午，她再次收到李强的信息。像是在给家中长辈交待孩子的病情一样，李强和俞艳讲述了她离开后这段时间，一家人在北京看诊的经历和孩子的状况。俞艳看过后，担心李强一家初来乍到，会忘记北京对防疫的要求，提醒李强：“今天别忘了做核酸。”
由于疫情的限制，结束看诊后李强一家无法立刻返回新疆。夫妻俩想带着奇奇在北京逛逛，隔三差五给俞艳发消息，询问一些在北京游玩的事项。几次之后，俞艳觉得他们似乎把自己当成朋友了。
这天，俞艳又接到李强的消息。这次不是闲聊，而是问俞艳能不能帮奇奇挂北京儿研所康复训练的号。俞艳找出了步骤截图，告诉李强夫妇应该怎么挂号。
“挂不上，你能帮着挂一个号吗？”李强回复。
“我们挂号要收费的，一个名额500块钱，你要挂吗？” 俞艳的回复“咻”的一声发了出去，这一次，李强几个小时都没有回消息。
俞艳心里起了疙瘩，想着莫不是谈钱伤了感情，过了几个小时，小心翼翼发过去问李强：“挂上了吗？”
还是没收到回复。
那天晚上，俞艳辗转反侧。她有点不理解自己焦灼的心情了：这明明是按照生意规则办事，怎么心里却这么不舒服呢？
这是她职业生涯第一次遇到困惑。陪伴难免产生情感，当觉察到李强一家把自己当作朋友之后，俞艳感觉，自己对李强一家也开始有了人情的羁绊。她很难回到原点，重新按照交易单位逻辑去理解她和顾客的交往，却因此更为困惑：难道我不应该提钱的事情吗，那这生意要怎么做？
其实，入行之初，她就陷入了人情和公事公办之间的纠结。
刚做陪诊时，她根据网络上同行的入行指引，打印了几份“陪诊协议”放在包里。那份协议最核心的内容，是说明了她作为陪诊师仅提供就医咨询和陪同服务，切割她和就医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医疗事故与纠纷的责任。
按照计划，她要在每次服务开始前取出两份协议，要求客户在落款处签字。不过带了几次，俞艳一次都没有从包里拿出来过，她觉得拿出来反而令人反感。“本来一见面，人家还觉得你挺亲切，挺聊得来的，然后转身从包里拿出来份免责协议签字，多生硬啊。”后来，那几张A4纸在包里被揉得不成样子，她便给丢掉了。“如果真遇到事儿，就当自己倒霉吧。”俞艳想。
跟李强提钱是否不近人情？这个问题让俞艳纠结了一个月。9月初，北京疫情反复，民航总医院有确诊病例到访，一些原本计划来北京各个医院的工作行程因此推迟，俞艳空闲了下来。
她想通了一些：自己做陪诊师是一份职业，该谈钱的时候谈钱没有错。只不过，每次无意点到李强的对话框、想到李强一家时，她还是会忍不住纠结：我是不是应该发个消息，问问他们回家了没？
*文中俞艳、李强为化名
编辑 | 温丽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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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就医10年，他记下自救实录：希望帮到更多人
十年前，
43岁的师永刚确诊肾上腺皮质癌，
一种100万人才有1人确诊的罕见病，
被判活不过一年，
国内寻医问药无果后，
创造属于他自己的奇迹。
他希望用自己的经历，帮到更多人。
撰文：张雅兰
一周前，凌晨两点半。师永刚突然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对方不知道他在美国休斯敦。打来电话是因为自己有个朋友的父亲罹患直肠癌，想要向他咨询治疗的相关问题。
师永刚觉得惶恐，自己虽然是癌症亲历者，但是也不敢随意给他人意见。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他害怕耽误别人的病情，只能提出一个大概的方向。
自从今年7月，《无国界病人》这本书出版后，师永刚已经陆续收到了几十个人的微博私信、电话问询。
他仿佛一夜间成为很多绝望癌症病人的救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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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师永刚确诊肾上腺皮质癌。一种极其罕见的癌症。100万人当中会有一两人确诊，早期就可能扩散，确诊后很少有人能活过半年。
当时，师永刚还在《凤凰周刊》做主编，在一次普通的体检中，他得知了这个噩耗。
确诊癌症后，师永刚一度感到困惑。
他曾经是军人，十几岁入伍，后来在西北的部队做新闻干事，军营锻造打磨人的意志，单看体能，虽算不得佼佼者，但也绝对比一般人强悍许多。
即使后来参加工作，师永刚也坚持每天6点准时起床，十几年如一日每天游泳1小时，没有不良嗜好，身体怎么会出状况？
“就像上了高速公路，根本停不下来。”直到，癌症找上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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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永刚去西双版纳休养了两周
后来他还托在美国的前同事小丁买米托坦。不过在美国买药需要处方，到底是不方便的。
MD安德森癌症中心外景
当时，他已看不到希望。“我只是一个绝望的病人，一个只能最后一搏的病人。”
他还喜欢乔布斯，迷恋他们共同象征的符号：创新和反叛精神。“他们都有自己对事物的判定，有强烈的欲望去创造一个新世界，并且他们都做到了。我就觉得，我也创造一个自己的世界，把自己改变得了。”
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休闲区
美国医院实行首诊负责制。之后，师永刚所有参加临床、转院、转科都将由哈勃医生分诊，从头到尾参与师永刚的治疗。
他曾有个朋友的父亲患了肺癌，却找到一家医院的呼吸外科做手术，医生开刀后发现无能为力又原封不动缝起来。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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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节仿佛一个定时炸弹，有可能变化不大，也可能爆发式增长。这是肿瘤病人常常面对的困难，在多项治疗中做出选择。师永刚最终自己决定退出临床试验小组进行放疗。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在治疗的大部分时候，师永刚都怀着斗志，他选择回避那些痛苦，让大脑自动遗忘。但有些记忆是抹不掉的。
2014年年底的化疗阶段，是师永刚最痛苦的时间段。那时一共需要化疗6个周期，每个周期44天，每天化疗8小时。
两个人回去睡了一觉，第二天继续治疗。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这就是癌症病人的生活。
前往美国治疗后，师永刚才能够直接从医生那里获得自己的治疗信息。而此前在中国，大家都对癌症讳莫如深，很多时候，医生都是跳过病人直接和家属沟通，而家属也常常对病人“谎报病情”。
中国文化的语境里，一人患癌，约等于一个家庭陷入困窘。而癌症病人家属的数量是远多于癌症病人的。这个群体默默承受着各种压力，却往往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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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罹患癌症，必须要退出曾经的工作和生活圈子，陪他们看病的人也几乎没有选择。很多事业有成的人陪着爱人到了美国，也切断了自己正常的生活和社交，每天只重复着做饭、陪诊、安慰这样的事务，终日往返于医院和住所的路上。
照顾癌症病人，是一件耗费身心的苦役，病人家属不仅要面对经济压力，也有心理上的折磨，而他们没有什么宣泄口，长期处于亚健康的状态。
他时常对妻子大发脾气，大吼大叫甚至歇斯底里。“癌症病人就是抑郁、愤怒、悲伤等所有坏情绪的集合体。”而这些坏情绪会拧成一个重重的铁球，它只拼命砸向自己最亲近的人。
妻子离开后，师永刚才逐渐意识到，他只哀叹自己的命运，忘记了命运同样对妻子不公。她的付出常被忽略和被认为是理所当然。
社区很大，有500多个房间，两个游泳池，房子大多三层，是木质结构。
大家讨论最多的还是自己的病历，这里是各种信息的集散地，大家可以聊养生食谱、购药渠道，或者是以前的生活工作经历，过往的一切都能拿来调侃一番。唯一严肃的议题只有看病。
他们正一起过圣诞节
不过，人群聚集的地方就有故事。“大家就是喜欢吹牛，回顾辉煌的历史，憧憬美好的未来。”每个人依然可以找到让自己开心的方式。
比如王总，他是上市公司的高管、工程师，大家眼中见多识广的精英，病人里罕见的会说英文的人。
在治病这件事上，他也显示出了工程师的严谨和自研能力。王总曾制作了两个表，一个血液曲线表，一个CT检查对照表。他可以通过数据的变化，提前检测自己是否出现耐药和复发。
后来，随着群里的人去世，群主将他们逐渐从群里删掉。有些熟悉的面孔再也不出现。第二天再去泳池边，活着的人们相顾无言，大家心里清楚，也都不多说什么。只不过觉得气氛奇怪。后来师永刚也不常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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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181中国癌症病人村”里，有各行各业的人，除了精英人士、企业高管，也有许多家境普通的一般人。在这里，大部分人都有卖房经历。
在师永刚眼里，大家都很绝望，来到这里看似是寻找希望，实则带有某种“惩罚意味”——治疗过程，只会让人身心备受煎熬。
师永刚最后一次见到男孩母亲时，发现她竟在几天内白了头。“腰似乎已经弯到了地上”，师永刚甚至不敢看她。当时那位母亲已经没钱买机票回国。最后大家凑了些钱，为她买了票，送她去了机场。
2014年，师永刚和两个病友去休斯敦郊野公园徒步
只不过，老王也不在了。师永刚遗憾两人天天在一起，却连一张合照都没有。
“写了谁看呢？我的前方是一片迷途，生死未卜，是一个失败者，失败者写出的东西有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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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甘肃某地发生塌方致火车中断
师永刚（左一）在火车上写新闻稿
也有朋友知道他想写这本书时告诫他，一旦这本书出版，他将永远被贴上“癌症病人”的标签。
男孩的手机号在师永刚的手机里存了很久后才被删掉。
这是他解压的方式
也是这件事之后，师永刚觉得必须把自己治疗经历写下来了。虽然每个人的情况各不相同，但治疗的过程可以成为一种参考。
他去找医生将所有电子病历拷过来，又恢复了十几年前的写作状态。每一张病历，CT片子，处方，都像一把钥匙，帮他穿越回当时的境况。但他觉得好像在写另一个人的故事，当时痛苦的感受似乎被大脑忘记了。
最近，他还有了新目标：写下一本医学类的书。“尽力而为，帮帮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