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四川月嫂的江湖往事
凌晨三四点钟，房间外面经常传来“扑哧扑哧”扇动翅膀的声音。两三只燕子在横七竖八、私拉乱接的网线电线上跳跃穿梭。我打开门，它们向走廊另一端的黑暗处飞去。
这些可爱的小精灵，你们年年岁岁，飞越千山万水为哪般？
我是一位从业十多年的金牌月嫂，在大众点评上有好多好评，但最近我还是失业了很长一段时间。
5月2日的清晨，晨曦微露，太阳露出了额头，罩在它身上的那一抹浅红色的云彩，正依依不舍地离开。街对面989公交车的站牌下，微风夹带阵阵凉意，有十来位打工者穿着春装正在等车。在他们眼里，挣几块能填饱肚子的铜板，比劳动节假期实惠多了。
我收拾好行李准备上户。疫情期间能有高薪月嫂工作，感谢老天爷的恩赐。中午十一点。李老师发来一条微信，内容轻描淡写，客户打算住会所，不雇月嫂了。
我从蜜罐跌到了冰窟窿。这要放在以前，根本不算事。可眼下正值疫情，客户锐减。这客户还是去年预定的，生孩子不是定时闹钟，预留的时间有时比工作的时间更长，这单黄了，得失业好长一段时间。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一场空。
家政公司屁股一撅我就知道它要拉什么屎。为了多挣钱，背信弃义，以次充好，我的活儿被新手月嫂顶替了。
“啥玩意儿，骗子公司。”
除了在心里骂一句，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先生治病还欠有六万的外债。罢，罢，罢，到别家公司看看吧，兴许王八看绿豆，对了眼，又揽一份新工作呢。我对自己找工作还是有信心的。
5月4日，我去另一家家政公司碰运气去了。
公交车开得缓缓悠悠，车上乘客三三两两，途经北京西站，昔日喧嚣的广场冷冷清清。到了家政公司，铁将军把门。公司旁边的某中型饭店，门庭冷落，艳丽的月季花上落了一层灰，门口停有几辆蓬头垢面的汽车。
此情此景，我眼前模糊，大脑却清晰起来，一幕幕往事，像老电影在脑中掠过。
芳芳饭店
成都的九眼桥劳动力市场，也叫职业介绍所，坐落在锦江河畔，斜对面就是竹影婆娑的望江公园，曾经，薛涛姑娘在里面制笺写诗，等候她的情郎。劳动力市场空坝子、栏杆、外面的台阶，或坐或站，黑压压一片，到处都是找工作的人。
有一天，来了一个瘦女人，要招五个服务员到武汉的川菜馆工作，要求身高一米六，二十五周岁，工资一千元。
很快就招够了。当时成都餐厅服务员的工资一百元左右。那时人贩子猖獗，经常有人被拐卖到外地去，受尽折磨，生不如死。我多了一个心眼儿，对瘦女人说：“我想看看你们的营业执照。”
“啪”的一声，我的身份证被职业介绍所工作人员摔在地上。工作人员怒从心头起，骂我：“不要你去了，想挣钱门儿都没有，想去也不要你了，人不人鬼不鬼，过场还多。”
若干年后，有位小妹说，她也是听人说的，那五位挣高工资的餐厅服务员被卖到内蒙古了，职介所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发生这件小风波，职介所不待见我，认为我差点搅黄他们的生意，我找工作小心翼翼。
芳芳饭店的李二哥，招餐厅服务员，他车上载了冻虾、活王八、鸭肠以及时鲜果蔬等，这不是人贩子，我们上了车。
芳芳饭店在机投镇的入场口，机投镇属双流管辖，与成都市二环路亲密接触，交通便利。清乾隆九年，即1745年，建机投桥而得名，历史上的机投镇，风光秀美，景色宜人，五代前蜀皇帝王建曾在此建南苑。饭店面向宽阔的成双大道，美丽的清水河与饭店东南门毗邻而居。河畔两岸疏密相间分布着梧桐、泡桐、榆树、小叶榕、红叶李，老板李二哥承包了一公里河段，客人可以品茗、垂钓、对弈、红袖添香四不误。
我的工作本来是餐厅服务员。但我不喜欢做服务员，学不到技术。我到饭店的时候正值中午。饭店刚走了一位洗碗工和一位墩子。洗碗池里面油腻腻的盘子堆成山。我趁机洗盘子而不是去端盘子。
主厨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尹师，精神矍铄，体力充沛，背微驼，有一个残疾儿子。传统川菜做得地道，巴适。一位把春芽烘蛋读成春芽拱蛋，把西兰花说成石花菜的乡村老厨师。
“让你干啥的？”尹师问。
“我不知道，可能是服务员吧。”我含糊回答。
“你不要洗碗了，少个墩子，你来切菜，让李二哥重新去找一个洗碗的。”尹师给我安排这份工作，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心怀感恩——切菜之余，尹师还教我们厨工炒菜，对我后来从事家政工作大有裨益。
芳芳饭店其实是一家综合性的小型度假村，卡拉OK厅很有特色。
老板李二哥，矮胖身材，目光寒冷。他初二辍学，打架斗殴，不务正业。他父亲李大爷，在县武装部上班，有点小成就，存了一点钱，儿子这样也不是长久之计，李大爷在成都一家大型水产批发市场盘下一间铺子，让李二哥卖水产。
李二哥有经营头脑，折腾几年，挣了不少钱，开始经营度假村。他人脉运作至臻至善，据说，跟县里某些机关老大关系融洽。
90年代的机投镇，黄赌毒甚嚣尘上。原来，李二哥在劳动力市场找了几个小女孩。来之前告诉她们是卡拉OK 厅服务员，来之后，让做小姐，坐台。小女孩不同意，想离开，李二哥就把她们的身份证烧了。李二哥骂几个小女孩耍他，浪费他时间，说好又反悔。烧身份证是最轻处罚。
那时当地职业小姐如过江之鲫，早期下海的她们。江湖上游走多年，以挣钱为己任，坐台，出台，酒水，门门清。日结，分成该多少，绝不含糊。李二哥人精，算盘一划拉，眉头一皱，觉得还是骗易掌控的小女孩划算。
一个炎热的午后，我在熬绿豆稀饭，卡拉OK厅的小女孩，蹦蹦跳跳到了厨房。我们后厨见不了她们，除了作息时间不同，她们的饭菜，我们准备好了之后，也有专门的服务员送上楼，用餐完毕，服务员撤下杯盘，由洗碗工清洗。
浓妆艳抹也遮不住她幼稚的面容。
“妹妹，多大了？来多久了？”我打招呼。
小女孩姓周，对杯盘碗碟、油盐酱醋兴趣浓厚。我们断断续续交流了二十多分钟。周小妹十七岁，做小姐之前，在餐馆工作了八个月，做服务员顺带洗碗，每月一百二十元钱。刚来的时候，在芳芳饭店卡拉OK厅做“服务员”，陪客人跳舞，客人有时动手动脚，做了三天想辞职。
这次，李二哥变乖了，没为难她们。反而是李二哥的帮手小清姑娘主动把工资结给她们，一百五十元。只有一位女孩走了，其余的都留下来了，包括周小妹。
周小妹很知足这种生活，她还把一个辍学的发小，两位打工时认识的餐厅服务员介绍来挣大钱。
聊天结束时，周小妹摆下一句：“我爸让我寄钱回家盖猪圈，我挣一天的钱就够了。”
上世纪末打工，扣押身份证和一个月薪水，是好多行业不成文的规矩。另外，又没有劳动合同，工资双方口头约定。发工资时，少给你，你也没辙，工作中扣钱的项目也比比皆是。有些老板还诱骗员工把工资存在他那里，说现金放在身上不安全，每个月领二三十零花钱，辞职的时候再拿完。大陈曾说，他的薪水就存在李二哥那里。如果你有工作，如数领到了工资，那恭喜你遇到了好心的老板，你该感恩老板；你遭遇不公，只能认倒霉。
从中秋节就开始飘雨，淅淅沥沥的。天空愁云惨淡，随着雨落下一阵寒意来。节后大概一星期吧，晚饭过后，外面黑黢黢的，李二哥让垂钓组的大陈和小袁滚，一分钱工资没有。小袁刚从大山出来，十八九岁的样子。李二哥说，有顾客钓上鱼不想要，贿赂大陈和小袁，让他们放回河里。这事被垂钓组的一位员工告发了。
当时，市场上的草鱼、批发价一斤两块八左右。零售价三块五左右，但是钓起来的鱼要贵些，六元一斤，饭店的秤是六两秤。李二哥可不管损福伤禄折寿那些古语，直接短四两。顾客的鱼一咬钩，垂钓组的员工马上用舀网舀起来。明明只钓了十五斤鱼，饭店的秤一称二十五斤。
有些顾客狡诈，只想享受钓鱼的乐趣，并不想要鱼，何况饭店的秤还有猫腻。李二哥聪明透顶，深谙员工心理，对部分员工，他就实行“钓鱼执法”。
有些他看不惯的员工，他就让他们存工资，每月给点零花钱，再想办法把他们踢走，让他们少拿工资，简直不费吹灰之力。“钓鱼执法”看起来更文明，更合理。他用这方法，搞了点昧心钱。
第二个月发了工资，厨工小张、我、徐姐合伙买了中华香烟给尹师，尹师嗜烟如命，我们想练练手，学点儿厨艺。有点可怜的简单厨艺，后厨员工在饭店工作的时间要长些，也算有点出路。
餐厅服务员换了一茬又一茬，服务员的薪水领完没有我不清楚，但愿都领完。但被辞职的后厨，一个子儿都没少。
“不听话的，走的时候我不给工资。”李二哥老婆说。
“你敢，饭店里面又嫖又赌，我们去报社告你们。”这是厨工对李二哥老婆的反击。当时我们天真地以为，报社能管这些破事。
过了两年，我买了东西到芳芳饭店去瞧尹师。镇子上搔首弄姿的风尘女子失踪了。同尹师聊天得知，镇子上抓了几个卡拉OK厅老板去判刑，李二哥的亲弟弟、李二的干亲家，都抓了，判一年。小姐云游四方去了，饭店生意比以前差多了。
火车北站
从芳芳饭店辞职后，我不想孤身打工了，也希望先生不要老待在农村，他应该出来走走了。我想租房子，寒暑假孩子能来团聚，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哪怕吃糠咽菜，也该算一种出路吧。
先生患有先天性疾病，健康人就业都艰难，何况一个没有一技之长的病患？我冥思苦想干啥。我们摆地摊，卖水果，都没搞几天。本钱太大，城管、交警、派出所都能没收。
我一拍脑袋瓜，有了，擦皮鞋，本小利大，更重要的是这个更机动灵活。说干就干，我买了几把刷子，几管鞋油，两大两小四只塑料凳，拉着先生，到火车站擦鞋去。火车站客流量大。
擦鞋的第一天，有一个小女孩引起了我的注意，她约莫八九岁，明显营养不良，瘦巴巴的，胳膊和腿又短又细，长得文静，眼睛细长，缺少孩子的灵气，淡淡的哀怨流淌其中。两尺长的皮鞋箱斜背在她身上，占据了她身长的一半，蹒跚的步履，让人怜悯。
小女孩除了招呼人擦鞋之外，其余时间都沉默。
“你几岁？叫什么名字，为啥擦鞋？怎么不读书？”
我问小女孩，她一声不吭。我也没权利追问，说白了，我也帮不了她。
有天傍晚，擦鞋要收工了，小女孩喊我：“嬢孃（阿姨），我给你说个事，不是我不读书，是我爸妈不要我读，他们让哥哥读到初中毕业。”
停了一下，小女孩仿佛要把心里的委屈都倒出来。“我叫小敏，十一岁，我哭，我爸妈才让我读书的，读到九岁，只读了三年级。我爸妈做皮鞋生意亏本了，他们在荷花池背包。”
说完这些，小敏斜背着擦鞋箱，一步步消失在夜幕中。
我与小敏没啥交集，她太小，城管来了跑不赢，主要在僻静处擦鞋，挣钱少。
我除了一声叹息，啥作用没有。那时所有的摆摊占道，都不允许。城管一来，小商贩作鸟兽散，跑不赢的，自认倒霉。
我女儿特别乖，寒暑假，那些小商贩的孩子到处玩，只她一个人站在高处放哨。一看到城管的车，就高喊：“黑猫来了，黑猫来了。”卖锅盔的大姐有时奖励她两片牛肉。
时光飞逝，兔走乌飞，香港回归，抗洪胜利，转眼到了1999年。那年，我的家乡秋雨连绵，下雨时长堪比《创世记》中的洪水，接近四十天。玉米、水稻全发芽，乡下日子不好过，外面的世界也无奈，有些人搞起了歪门邪道。
火车站“吃钱”的人当然算啰。
英英和雪雪，是“隆昌帮”的成员，还有“安岳帮”“华蓥山帮”，火车站共三大帮派，冒充铁路工作人员骗旅客。她俩游说我：“跟我们一起喊人，一天要挣两三百，比你擦鞋强多了。你会说，挣钱更多。星期天你看一下我们怎么‘整猪’（骗旅客）的。”
英英、雪雪是表姐妹，她们的亲人在隆昌帮里有十来个，主要是趁早中晚警察上班下班的空隙，还有星期六、星期天，出来骗人抢劫。
星期天，英英、雪雪脖子上挂着假工作证上班了。
火车站，进站口上方有“成都”两个大字，右边是售票大厅，“售票”两个大字非常显眼。进站口前面是一个小广场。小广场前面有个小型街心花园，里面栽有几棵大叶榕，是出租车的下客处。街心花园的另一头，是一条通到售票处的路，四面八方来成都的人，如果坐公交车到火车站，购票的主要通道就是这条路，公路的边上是成都市人民商场火车站分场。从商场过马路左拐到售票厅大概五十米的距离，仅仅这五十米的距离，隆昌帮就有几十人分布在商场街沿和公路另一边。
旅客甲走商场街沿，英英老公用正常声音对旅客甲说：“西部大开发，火车站改造，走下面。”
旅客甲不听，继续走街沿。英英提高声音说：“听不到嗦？莫乱走，走下面。”
英英父母故意露出假工作证：“以前的售票窗口不卖票了，售票处改造，在另外的地方售票。派我们工作人员出来维持秩序。从这边走。”一边说，一边推旅客甲到马路上。
旅客乙往街心花园那边走去，公路另一边的隆昌帮成员立刻阻止：“回去，走右边。”对旅客乙说的话，与对旅客甲的一模一样。
公路的尽头，往左拐即售票大厅。隆昌帮大批成员站在那里，阻挡旅客进售票大厅。
上当的旅客，在隆昌帮成员的陪同下，直行大概一百米，来到建兴宾馆门口，门口有一块空地，隆昌帮的几辆中巴车就停在空地上。
很多时候，“警察”，隆昌帮负责人，托运公司老板娘，在建兴宾馆旁边，搬根椅子，喝茶聊天。
到了中巴车跟前，雪雪温柔地邀请旅客上车。“西部大开发，售票处搬迁，车站提高服务，派车接送。”雪雪一边说，一边跟负责人打招呼。旅客一看，有“警察”在旁边，也放心了。
我最终没有加入隆昌帮，依旧擦鞋，良知不允许，如果被骗抢的都是跟我一样，穷得叮当响，从牙缝里省钱出来的人，天理难容。他们把人拉到五块石一处隐蔽的民房，除了车票钱，身上其余的钱全洗光。距发车时间二十分钟，把旅客送上火车。
当年，“打大张子”“吃招呼钱”是火车站另两种大名鼎鼎的诈骗抢劫模式。一部分漏网的、运气好的、没有东窗事发的诈骗犯，骗到钱后，金盆洗手，过着人模狗样的生活，更多的罪犯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在铁窗中挥霍青春，蹉跎岁月。
打大张子性质最恶劣。付三妹她们一伙，几十个在车站打大张子，上班时间与隆昌帮一致。早中晚警察上下班空隙，星期六、星期天。
清晨，一行人提十来个小竹篮，里面装上最好最新鲜的四川水果。女人们衣着朴素，着布鞋，不化妆。她们提着竹篮逡巡，等着目标。男人们站在旁边。
“买不买水果？一块钱。”付三妹挨个问旅客，“卖剩下的，只有这点了，一块钱。卖了我好回家。”
“真的，一块钱？”旅客丙上钩了。
“我还骗你吗？是一块钱。”付三妹一边说，一边帮旅客丙捡水果，旅客丙打算付钱。
“我的水果卖完了，零钱太多，我拿回家给娃娃交学费的。带着不方便。正好，你出门需要零钱，你跟我换一下，行不行？”付三妹左手往后一伸，她表弟立刻把五百元的零钱递上，“我先数给你，你看一下，换五百行不？”
旅客丙接过五百零钞，给了付三妹五百整钱。
她表弟递上五百假钞把真钞换走。
付三妹继续说：“你把钱拿出来，我再数一遍，你这么好，我怕少数给你。”
打大张子的两种选择，一种换假钞，另一种反复数钱，压在手心，把钱抽走。旅客温顺不懂的，就反复数线。旅客经常跑外面，又贪小便宜的，换假钞。
付三妹的表弟、表哥、老公开始上场了。表弟把旅客丙肩膀使劲一拍，“耍不耍小姐？”表弟嬉皮笑脸。表哥牛高马大，做出抢钱状。旅客丙赶快把钱捏紧。
老公上前，关切状，“火车站乱得很，你还不快走。等会儿钱遭抢了。”
表弟是打大张子“男一号”，“小姐漂亮，巴适，相因(便宜)得很，耍不耍？我带你去。”表弟一直说着类似的小黄话，缠着旅客丙，走好远。
付三妹跑到一百米开外，一家杂货店，打大张子的老巢，装上水果，换件外套，改下发型，又开始第二轮的诈骗。
旅客有五百骗五百，有两千骗两千，多多益善。
这伙人非常猖狂。我在擦鞋的时候，知道两次，有旅客“点水”，他们都报复了的。一次，点水的旅客，进“站前饭店”坐着吃饭了，他们尾随而去，大腿上杀一刀，逃之夭夭。另一次，旅客已经走到荷花池批发市场了，他们还往对方屁股上扎了一下。在车站讨生活的人，都知道他们有背景，心狠手辣，不敢多事。
付三妹的一对儿女都在成都上学，两个小孩子，经常在火车站玩耍。
付三妹买了两辆车，她和她老公开出租车了。
当他们诈骗一位瘸腿的残疾人得手后，我同付三妹的大嫂说过一句话：“没良心，造孽哦。”
她大嫂一翻白眼，瞪着我，嘴里徐徐吐出：“这世上哪有良心？”
吃招呼钱的，又称吃窗口钱，几个人一伙。当年列车运载能力不足，火车票很紧俏。吃招呼钱的进票厅，对旅客说：“我有关系，来，一张票加五元。你看到买。”“你把钱给我，多退少补。”
旅客买不了票，着急心焦。很多上当的。
吃招呼钱的人多，徐大卖票，赵二，李三，王四，周五，使劲往旅客中间挤，把旅客挤到后面去了。徐大就卖短途票。用一大沓二十元一张的假发票，盖住短途车票的到站名，只留始发站“成都”两字。
徐大发话了：“我们出去好算账。你的钱多给了。我要退你。”
伙人把旅客骗至偏僻处，一般是车站后面，荷花池肉类批发市场。徐大说：“给你买票，我用了一千元的关系费。”说着扬了扬手上那一沓二十元的假发票，“你还要补我一千元。”
旅客乖，掏钱出来，他们变相抢劫；旅客反抗，他们人多势众，直接抢劫。
徐大这一伙人，除了吃招呼钱，还有挣钱门路：收票串串（黄牛）的保护费，代人收账，到歌舞厅、赌场帮老板摆平不愉快，还会跟其他吃招呼钱团伙火拼。
吃招呼钱的另一伙的头目，叫炳娃。
新世纪的春节马上要来了，吃招呼钱团伙打了鸡血。炳娃约徐大谈事，徐大单刀赴会，炳娃抽出随身携带的斧头，砍了二十七刀，徐大当场驾鹤西归。
吃招呼钱影响恶劣，警方也会狠狠打击。车站的广播，每天从早到晚都循环播放各种防骗防抢的知识和预防方法，还是有人上当。只要一伙吃招呼钱的一个月不露面，多半栽了。
千禧年之后，政府进行市容市貌大整治，创建卫生城市，重点盘查三无人员。那段时间，我就想改行做票串串。
票串串倒卖车票，就跟商人倒卖紧俏物资性质一样。挣点差价，只不过，票串串挣点小钱而已。
旅客要车票，一位票串串守住旅客，以防被别的票串串撬走。另一位到票老板市场去收票。久而久之，合得来的票串串就组合在一起。票串串自由组合，见者有份，统称“烤火”。大家在实践中立的这项江湖规矩，相对公平，避免不必要的流血牺牲，而且一个人也不能串票。
做票串串不占本钱，空手出门，抱钱归家。票串串在倒卖车票之中，处于食物链最底层。
我曾经傻瓜般地问一位票串串，旅客为啥不自己到售票窗口去买票？票串串回答：“你是真笨还是真傻？他能买票会来找我们吗？票都在票老板那里，旅客到哪里去买票？”
我还是很惧怕当票串串。
被警察抓住，如果票串串身上有票，拘留半个月。票多，判刑。如果没票，待遇同三无人员一样，送收容遣返站。票串串比擦鞋利润丰厚，有些人早就改行了，等我不得不改行时，别人已晋升为票老板，放票挣钱了。
马姐一家子，大家对他们真的是羡慕嫉妒恨。马姐女儿李英，就是从擦鞋匠到票老板。
李英长得娇小玲珑，秀发乌黑透亮，皮肤白皙。80年代初期，马姐跟生产队长私奔到成都，生下了李英。没多久，李英的生父生病去世了，马姐牵着小李英在火车站骗讨，相依为命度日。李英大点了，开始擦鞋。十五岁李英生了大儿子。
在火车站摸爬滚打多年，小李英很聪明。背着孩子做票生意，当票串串。过了两年，十七岁的李英生了个女儿。李英开始当票老板了。
有天晚上，因为小孩打架受伤，李英与老张发生矛盾，李英打电话，半小时就拉来一车人。最后派出所解决，老张支付李英孩子两千元医药费。
第二天，老张在建兴宾馆门口擦鞋时发牢骚：“李英仗着人多，她二哥，二嫂，她老公四弟兄，哪个不晓得有关系？拉一车人来，吓哪个嗦？”
我问：“她哪来的二哥？”虽然大家天天都见面，但各干各事，有些事情不知道。
“她老家的二哥，有钱能使鬼推磨，李英给了钱，户口也上了。”
我想起来，马姐身边这段时间有一位带奶娃的年轻媳妇，应该是李英的二嫂。马姐想把衣钵传给她。
正在擦鞋的刘大姐接嘴：“李英做票老板了。她在八里桥买了房子，这女娃子长得好看又能干，可惜不识字。”刘大姐也不怕鞋油糊顾客袜子上，一直抬着头，“从擦鞋堆里走出去的英雄，我们都佩服。”
那时，我就想当票串串。我胆小心虚，一直只有想法而已，现在打算先去票厅破破胆。
第一天进票厅，我东走西走，还不到十分钟，一个绰号“母老虎”的工作人员就把我抓住了。这个工作人员四十多岁，短发，戴眼镜，外形彪悍高大。我被推进值班室，同几个票串串、几个小孩关在一起。上厕所不允许。我辩解说自己不是票串串，真的票串串不敢吭声。五个小时之后，我被放出来。我的票串串生涯还没开始就落幕了。
第二天，天空下起了细雨，我还在街心花园等着擦鞋，尽管这个时候，根本没有顾客。
街心花园的大叶榕下面有些旅客在躲雨。有位旅客背靠大叶榕，头上盖件衣服，身边有几个同伴，同伴说他已经死了，弥留的时候同伴打电话给他老婆，让老婆接他回家，他老婆没来。
能在繁华的都市，与天地同寿，也不任此生。
别了，火车站时光。
白班小时工
离开火车站之后，我一脸迷惘，干啥呢？我思忖，敢情我跟不上时代，没有提升自己？我立即去华光电脑培训班学习电脑。学电脑才是让我后悔的选择，以至于后来我对任何培训班都不太信任。天天让我背五笔，练打字，教点皮毛，半个月，直接告诉我学完了。除了看电影，我现在都不会操作电脑。那学费可是我打零工两个月的总收入。
电脑知识没派上用场，饿肚子的感觉不舒服。面对未来，更多是无奈和彷徨，不得不一次次徘徊在职介所门口。这次，十二天过去了，我才找到一份不用住在雇主家的白班小时工。准确来说，应该是白班保姆。
我不想住在雇主家里，住自己家，寒暑假的夜晚可以监督孩子写作业。孩子上小学四年级了，连分子分母都搞不清楚，我责骂她，孩子特委屈：“爸爸走了，没有人给我讲作业了，老师天天忙农活，上课才来，下课就走了。我做不了的作业，没法问人。”
以前，我们连找这种工作的资格都没有，职介所工作人员首先跟雇主申明：下岗工人，家在这儿，跑不了；外地来的农村人不敢肯定啊，掉了东西我们不负责的噢。
我工作时间早七晚九，全年无休。服务一对台商夫妇，李总，李太太。
过了一段时间，李太太对我说：“我们选保姆，要看面相的，我看你的面相，没有私心不会干坏事，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辈子？”
我委婉拒绝：“我哪能一辈子做用人，我有孩子呢，这可不是我的出路。”
我担心李太太试探我，工作黄了，又低声补充一句：“做一辈子用人其实也是幸福，衣食无忧嘛。”
随即，李太太交给我一张梵音碟片《大悲咒》，让我有时间就听。
我每晚九点下班，途经五块石立交桥时，快十点了，那时立交桥下有抢劫的，有点神奇，听《大悲咒》能防盗抢，还能保佑主人的运势。真是迷信得别出心裁。
李太太问我：“你知道我们做什么生意的吗？”
我摇摇头。
“真不知道啊？哪天我带你去公司看看。”
李太太领我去过两次公司。
第一次去公司，早晨，开早会。大家精神饱满唱《感恩的心》，给销售精英贴小红花，销售心得分享，主管，经理，副总，轮番上台讲话。
李太太每次去公司，打扮得珠光宝气，钻石耳环，珍珠项链，红宝石戒指，劳力士手表，一股脑儿往身上戴。化上浓妆，提上爱马仕包。
我不知道爱马仕，更不懂劳力士。家里的花木都是租赁的，有一次换花木的绿化工来，表、包放在茶几上，李太太从卧室冲出来，抓起包和表闪进卧室。后来，她告诉我，这两件东西有多贵。
我只认真听她讲过一次课，现在也记不全了。
“这是公德事业，我们不挣钱，我的钱挣够了，现在不需要挣了。我在台湾买了很多这种产品，这种产品是小房产，这些小房产，零风险，保值增值。人会无限往生，我们的产品只有这么多，过几天就会涨价。土地是有限的，政府不再批公墓了。两年后，如果不想使用，想转让，公司回购。公司回购价格肯定比投资产品时的价格高，比买股票、存银行划算多了。除了战争和地震，我们的产品长期存在，小偷偷不走。”
我零星又记得，李太太讲课还说，有些人挣了几百万。
第一次从公司回家，我云山雾罩，真不懂。我对其他保姆说，这个产品是小房产，要本钱，可以让你们主人买，挣大钱。过了几天，保姆小兰说，她们女主人说，别买，是传销。
我问李太太：“她们说是传销？”
李太太回答：“我们以前有合法的传销执照，我们是卖安利的。传销就是做公德，帮助最亲的人挣大钱，几十万轻而易举。”
“我不信。”
我的回答让李太太不太高兴。“你这种说法，进我们公司，我们都不要。人都是有贪心的，做生意。不给点甜头。怎么挣钱呀？我们总公司有法律顾问，我们不超过三级，三级之后，就分开了。我们定性不了传销。”
李太太开始给我讲授传销的本质了。我表现出来的听课欲大大刺激了李太太的演讲。“传销就是击鼓传花，最后的人遭殃。好多农民把牛卖了，来买我们安利的牙膏。”
她又开始讲资本，讲日本通货紧缩，八十岁的老头蹲街边洗碗，家里养不起一个闲人。讲加入世贸，台湾米酒涨价六倍。讲完了，鼓励我买房，将来房子肯定涨价。我挣的薪水，家庭开支都捉襟见肘，别说房子涨价，就是垮价我也买不起。
暑假来了，李总的孩子们来了。他们每年寒暑假都来，李太太带着他们到各个景点旅游。
孩子们来的当天，大家正在用晚餐，李总把一袋杏仁粉扔进了垃圾桶。“这买的什么呀？这不是杏仁粉，味道不对。”李总有点生气。这已经是他两个月来第三次扔杏仁粉了。每次尝一下就扔了。
“我在麦德龙买的，上面明明写的美国杏仁粉，我去拿收银条。”
看着扔在垃极桶的杏仁粉，我心疼死了，那可是人民币一百七十元一袋。
李总没有看收银条，只是说：“今后不要买了，味道不对。”
晚餐吃的鱼翅捞饭，配的杏仁牛奶汤。
时间像流水一天天逝去。李太太来大陆的时间越来越少，去公司的时间也越来越少。李总在家的时间也越来越少。李太太说，他们要撤了，去另外的城市发展。
我不愿意去外地，孩子正上学，那时月嫂职业时髦而紧俏，成都市妇幼保健院在开月嫂培训班。我辞了职，接受了培训，开始做月嫂了。
四个月过去了，有一天，我正在给产妇煲汤，接到李总司机的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到另一个城市，在李总家接着做保姆，做熟不做生，但我有一个条件，先生与我同行。
这座城市太乱了，我在菜园坝被敲诈，打个市内电话几十元；在陈家坪，包被抢，包里装有身份证、存折、现金、手机。最让人气愤的是，在派出所做笔录的时候，一位警察说，昨天，我们这里有个人被抢了五万，好像我的还抢少了。
区区四个月，物是人非，李太太换成了田小姐。
田小姐，长相有点像某明星，高挑身材，自称毕业于西南交大。田小姐爱穿宝姿服饰，有一件束身内衣，价值三万人民币，我每次洗的时候都如履薄冰，如果洗坏了，我拿什么赔偿？
田小姐也是清闲过了头，只要有时间就抱怨李太太容不下她。她挺委屈地表示，李总身边一个女人根本不够，那么大的产业，需要其他女人帮忙打理，而且，她跟李总也不是一天两天，青春耗尽了，该有名分了。
我百思不得其解。我问：“李太太一回台湾，你就来，我咋没见过你？”
田小姐来劲了，洋洋得意道出原委。以前，她们在广州，李太太很少来大陆，田小姐过了些逍遥日子。在成都的时候，李太太听到风声之后，派他表弟到大陆充当情报员。查实之后，火速飞往大陆。田小姐一边调兵遣将，一边想应对之计。她年龄不大，神通倒不小。她先借了一位外形高大俊逸的男孩冒充男朋友，在李太太出没的地方，同男孩做亲密状散步。李太太找到她之后，田小姐伤心诉委屈。她年幼不懂事，被李总欺骗。现在她已开始新生活，有男朋友了，要结婚了，不希望任何人打扰她。
“我发现王佳美的嘴角，浮出满意的笑。”王佳美，李太太本名。通过运作，田小姐侥幸取胜。
田小姐摆弄着手机，继续炫耀战果。她告诉租赁男友，我把手机给你，这几天晚上，任何时候有我的电话，你都先接，如此这般，交代一番。深夜，李太太果然打电话，租赁男友接过电话，按田小姐吩咐回答。第二天深夜，如法炮制。经此一役，田小姐收获了一年“幸福”时光。
“李太太是A型血，我也是。所以她想什么我能料到。她穿什么衣服，我穿什么衣服，她染什么头发，我染什么头发。门口的保安都分不清。”
“你下班我才来，我离开之后你上班。你当然见不着我。”
我给田小姐倒了一杯水，她已经聊得唇干舌燥了。
聪明绝顶的李太太，这种掩耳盗铃的桥段，岂能糊弄？不过是下个台阶罢了。这句话，我不敢说出口，否则，只能卷铺盖滚了。
“我帮李总做了好多事，每次公关，送钱送礼都是我，王佳美啥都不做。”
“她应该感谢我，我帮她照顾老公。王佳美比我大二十五岁，我永远比她年轻，她肯定走在我前面，只有我能陪伴李总到老。”
田小姐聊天暂停了一下，她太憋屈了，总得有一个听众。
重阳节过了几天，我蒸好大闸蟹，田小姐一边剥，一边叹息：“好多男人说有钱都是骗子，真正有钱的男人没两个，自从王佳美离开，孩子们只打过一次电话，要抚养费。前几天，李总生日，孩子们一个都没打电话来，李总心情不好，我明天回成都了。”
第二天，我帮田小姐提行李，出于礼貌我说：“慢走，欢迎来玩。”
就这句话，李总训斥了我一顿，说我话太多。完事后，加了一句：“李太太打电话过来，你告诉她，田小姐走了。”
田小姐回成都四十八小时都不到，又开始折腾，从凌晨一点折腾到凌晨四点。每隔十分钟，她就给我打电话，内容全是，她要死了，她割腕了，再不送医就来不及了。
我说，你给李总打电话吧。她说，李总不接她电话。我特别担心田小姐干傻事，我壮胆告诉李总，他说：“别管她，她闹够就不闹了，她自杀很多次了。”
清晨八点，李总吩咐我：“我上班之后，把门钥匙换了，不许田小姐进来。”
傍晚，田小姐从成都回来了。她锲而不舍地敲门。敲了两小时，李总才让她进来。
田小姐的哭声夹杂抓扯声持续到后半夜。早晨，田小姐鼻青脸肿，满脸伤痕。我陪着洒了几滴泪，安慰了几句。
下午，她回成都了。
（本文节选自上海人民出版社《劳动者的星辰》，略有删减）
范雨素 / 郭福来 等著 / 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2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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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组织的东北老乡聚会上第一次见到杨军，是2019年初夏。当时威海的海风已经带着湿热，他却穿着长裤长袖，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饭后，父亲告诉我，杨军是他在装卸队刚认识的老乡，鹤岗人，患有白癜风，出门也不敢穿短袖，“这小伙曾经也是个人物，年纪轻轻就经历了大起大落，如今落魄了，才来当搬运工”。
之后疫情爆发，在外工作的我直至2021年春节跟着父母去老乡聚会，才又一次见到杨军。此时的他已经摇身成了劳务公司的老板，在威海买了车，正准备买房。
短短2年时间，还是在疫情的情况下，杨军竟然可以完成人生逆袭，我不禁对这个东北老乡产生极大的兴趣。通过父亲的介绍和引荐，一番交流之后，我了解了他身上更多的故事。
1
杨军老家所在的肇兴镇，隶属黑龙江省鹤岗市萝北县，与俄罗斯隔江相望。
1999年，港片《古惑仔》之风吹到了这个北方边境小镇，也催生了13岁少年杨军的“江湖梦”。他当时理解的“江湖”，就是校园外的一切——因此，一上初二，他便告诉父亲想要辍学。没念过几年书的老杨一直望子成龙，听闻此言，只送给儿子一顿从镇东头追到镇西头的毒打。
辍学未果，杨军只好将他的“江湖梦”搬入校园，和三五个臭味相投的“兄弟”，躲在厕所里抽烟，频繁换着女友，有时也围在音像店里看片，每看完一次《古惑仔》，就找个理由打场酣畅淋漓的群架。到了初三，杨军已经成了肇兴中学的“大哥”和“不学无术”的代名词。他窜得又高又壮，老杨那根盘得溜光锃亮的磨刀棒打在他身上，仿佛挠痒般不痛不痒。
最终，老杨只能把他杀猪多年的总结甩在儿子脸上——“死猪不怕开水烫”。在一顿沉默的晚饭后，他支走正在念小学五年级的小儿子杨光，对正盘算着明天抄谁作业的杨军说：“下学期你别念了。”
杨军一时没反应过来，两分钟后，他腾地从炕上跳下来说：“我明天就可以不念！”
老杨夫妇在肇兴镇农贸市场有个猪肉摊，收入足够保证一家四口生活宽绰。杨军辍学后，老杨便让他跟着自己卖猪肉，还把那根磨刀棒塞到他手上，说：“这东西以后就是你吃饭的家伙事儿了。”
杨军在猪肉摊子上接过那根泛着油光的磨刀棒，环顾四周，市场里一排排水泥砌成的摊位后面，是无数张被生活封印了的熟面孔，叔婶们木讷的神情就和这没有一丝风的大棚一样死气沉沉。这里不是他想象中的“江湖”，没有想象中的腥风血雨和快意恩仇，最大的矛盾无外乎是买卖双方为“有没有短斤少两”拌两句嘴而已。
最让杨军难受的是，农贸市场位于小镇的中心地带，他每天卖猪肉时，不得不和曾经的同学打照面——昔日叱咤风云的“大哥”成了今日的贩夫走卒，一想到这个跌份的变化，杨军连头都不敢抬。
眼见杨军这副丧气样，老杨又发话了：“你现在有两个选择，一是回学校好好读书，二是去市场好好卖猪肉，人活着总得干好一件事。”
其实杨军早在出摊的第一天就后悔了，想重回校园。但对于一个青春叛逆期的少年来说，“走回头路”无异于亲手将自己变成一个笑柄，在他心中，面子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在一夜的辗转反侧之后，杨军还是选择昂首挺胸地继续卖猪肉。
2
杨军在父亲的猪肉摊上一待就是3年，肇兴中学的“大哥”换了一波又一波，杨军也已经习惯对每个往来的顾客叫“大哥”了。几年的迎来送往，让杨军为人处世的能力像他分割猪肉的技术一样熟练丝滑，他不再觉得卖猪肉是什么丢脸的事情，反倒认为父亲的决定用心良苦。
2003年，老杨觉得对杨军的历练可以告一段落了，决定送他去当兵。可杨军脚踝上的龙形文身，没有像他设想的那样成为某天被乱刀砍死时亲友辨尸的标记，反而成了阻挡他入伍的铁板。
杨军回家时以为自己又要挨打，但老杨只是叹了叹气，很快就将他送到镇上一家有名的饭店做学徒，从洗菜、切堆儿学起。杨军自小就喜欢和比自己年龄大的人混在一起，刚来饭店没多久，就和大他十几岁的厨师刘洋混成了好哥们儿。
刘洋为人敦厚，不仅在生活上十分照顾杨军，自己做菜的手艺也是倾囊相授。饭店没客人时，哥俩倚在后院的凉棚抽烟，刘洋对杨军说：“再攒一两年的钱，我就出去单干，到时候带你一起，让你也尝尝当大厨的滋味。”
那一刻，17岁的杨军仿佛找到了人生的一束光。于是，在他自己炒的第一份地三鲜被端上餐桌时，就决定后半生要与餐饮行业为伍。
只可惜，哥俩的美梦在几天之后就戛然而止——刘洋酒后骑摩托车撞上一辆消防车，当场身亡。当杨军在殡仪馆看到刘洋那张青灰色的脸孔时，《古惑仔》里的画面又在他的脑海里循环播放，让他眩晕不止——原来电影里再多的刀光剑影、尸山血海，都不及眼前一个平凡人的遗体震撼。看着上一秒还在说带自己干事业的大哥，下一秒就变成挂在墙上的黑白照片，杨军第一次觉得人生没了着落。
总是睹物思人，杨军无法继续在那个饭店待下去了，可厨师的手艺还没学成，老杨只好托人让他去佳木斯的一个饭店继续当学徒，也算是出门散心。那是杨军第一次独自出远门，当时他的人生目标只有一个——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尝尝当大厨的滋味儿”。
当年春节，杨军带着在外学到的一身厨艺回到肇兴，还带回了他初中时代的女友小美。小美初中毕业后去技校学了几年美容，这次回来时，人变得漂亮又机灵，唯一的不足是，她身上有牛皮癣，治了很长时间都没什么成效。
老杨两口子对此十分介意，除夕的饭桌上，杨军和父亲不可避免地起了争执，老杨简单直白地对杨军说：“过完年我帮你在镇上买个门市开饭店，你和小美散了。”杨军也简单直白地回道：“不和小美好，我就和她去佳木斯不回来了。”
老杨深知大儿子的脾气，最后爷俩只能各退一步：年后老杨出资租一间门市开饭店，小美若3年之内治不好牛皮癣，两个人必须分手。
3
过完春节，杨军的“兴龙饭店”正式开业。他自己做老板兼大厨，二姨做面案，小美是唯一的服务员。因为二姨夫是下面某村的村主任，再加上老杨在市场卖肉多年，人脉甚广，杨军的小店开业后生意还算红火。
可大半年后，饭店就有了问题——乡里乡亲间关系熟络，镇上的饭店赊账盛行，店里积下不少烂账，杨军好面子，一直都不好意思催款。眼看即将入冬，饭店几乎入不敷出。而那年头，黑龙江人一入冬就没了收入来源，只能跟地窖里的白菜土豆一起，陷入漫长的静默和等待——去饭店消费，就是一种奢侈。
饭店逐渐门可罗雀，因为催款的事，小美没少和杨军争吵。杨军想起自己上学时认的一个“大哥”在镇粮库上班——冬天，只有“收粮的”最有钱，他咋把这茬忘了。很快，他便请大哥和他的朋友们在饭店吃了一顿丰盛的大餐，还专为他们开了瓶五粮液。之后，他用自己的社交天赋，迅速和镇粮库的人称兄道弟。因为菜品确实不错，“兴龙饭店”的口碑在收粮人走街串巷的吆喝声中，被越来越多的人熟悉，杨军也在一波又一波收粮贩子的称赞声中，度过了一个收入不错的寒冬。
看着儿子的饭店生意兴隆，老杨就收了自己的猪肉摊，将一部分积蓄拿出来买下了饭店的门市房。杨军靠着出众的厨艺和好人缘，将饭店开得有声有色，生意好的时候，一天流水就能到三四千。
可杨军和小美的感情，却在小美病情恶化与日复一日的琐碎中终于走到了尽头。3年之约还没到，他就已经对女友有了厌倦之意，之后他又认识了一个叫吴倩的本地女孩，新人笑总是胜过旧人哭，更何况吴倩没有牛皮癣。看着杨军对自己越来越冷淡的态度，小美也明白了他的想法，主动离开了。
2010年，24岁的杨军和吴倩领证结婚。婚礼当天，老杨给了吴倩一张5万元的存折和3垧地的凭据，而吴倩的父亲则给了杨军5万现金和1垧地的凭据。拿着这10万元和4垧地的“新家启动资金”，杨军也曾以为自己会像父母一样，守在中国最北的这片土地上过完自己平凡的一生，但命运的河流并未按这个方向流淌。
吴倩婚后一直不愿意与公婆同住，眼看她的3个姐姐分别在外地城市扎根，她更不甘心自己后半辈子守着个小镇饭店招呼客人过活，于是她多次提议，想要和杨军一起南下打工。东北人口外流，乡镇上多数壮劳动力都已外出务工，小镇的消费能力越来越差，饭店的生意也不比从前，妻子时不时地描绘城市的繁华，也让杨军越来越心动。
于是，结婚当年，杨军就将饭店交给父母和弟弟打理，自己带着简单的行李和吴倩一起南下威海，投奔吴倩的二姐。
4
看到大海那一刻，25岁的杨军第一次觉得，人生原来是这样的一望无际。
吴倩在二姐的介绍下去到一家电子厂上班，杨军则去了一家饭店做厨师。可渐渐地，他俩发现威海这座城市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繁华，人们一样地吃喝拉撒，一样地为了生计计较仨瓜俩枣。但吴倩说她很喜欢大海，也喜欢海鲜，希望以后能在这里定居。
一天，饭店老板因为一笔进货的账对不上和杨军起了争执。杨军当惯了老板，早养成说一不二的脾气，他受不了老板颐指气使的态度，索性把围裙一甩说不干了。没想到，老板听后更加嘴上不饶人，直接冲他大吼道：“你们东北人一个个就会装X，我们这儿偷鸡摸狗最多的就是你们东北的，你爱干就干，不干赶紧滚回老家去！”
杨军听到这句话，一阵怒火瞬间窜上天灵盖，一拳将老板打倒在地，说：“偷鸡摸狗的事儿我不会干，我干啥都是光明正大，你再敢骂东北人，你看我杀不杀你全家！”
杨军离开饭店冷静下来后，才意识到自己似乎闯了祸。他担惊受怕地等着警察来找自己，但等了几天，依然没什么动静，便猜想饭店老板许是也被自己吓着了，没敢怎么样。
随后，杨军和吴倩一起离开威海，去到石家庄投靠吴倩的大姐。在大姐的帮助下，他们在当地开了一家烧烤店。因为大姐夫在当地部队，休假时就会和战友到店里照顾生意，久而久之，这家小店就被周边的人冠上了“部队烧烤”的名头。但不知是这个名头让新客以为是什么特殊场所，还是杨军的手艺不对当地人的胃口，总之，没过多久，小店的生意就冷清下来了。勉强支撑几个月后，杨军两口子趁大姐一家外出旅游的空档，把店盘了出去，又跑到东营投靠吴倩的三姐。
三姐的朋友老白开了一家东北铁锅炖，口味独特，生意火爆。三姐将妹妹妹夫推荐过去，老白一看是老乡，二话没说便将两人都留了下来，让杨军做厨师，吴倩做服务员。
相处久了，老白觉得杨军和自己个性相像，不仅对小两口很照顾，也和杨军处成了哥们。杨军两口子8000块钱的工资足够在东营落脚，他们租了一间干净敞亮的公寓，买了辆小摩托车代步，甚至还想着以后赚钱了把父母也接过来生活。
就在一切都开始走上正轨时，吴倩发现她怀孕了。想着自己在东营一没房子、二没户口，孩子出生后还要有一系列麻烦事，于是，2012年年底趁吴倩即将临盆，离家2年的杨军，又回了东北。
临走前，老白将自己铁锅炖的秘方教给了杨军：“这个方子放外面值10万，会这么个东西，以后走到哪都饿不死。”
5
杨军回到鹤岗后，老杨卖掉了肇兴镇的饭店，给他们小两口在萝北县城买了套楼房，希望他们能在家乡安心发展。杨军收心照顾妻儿，在萝北县的民族饭店当了厨师，一边打工赚钱，一边考驾照，以备不时之需。
在学车时，杨军认识了一个叫老耿的中年男人。老耿皮肤黝黑，个头不高，常穿一件黑色的皮夹克，别人三三两两聚在一起闲聊时，他却经常一个人不断地接打电话。杨军的“识人雷达”再次响起，他觉得此人有点像《古惑仔》里的蒋天生——“洪兴社”第二任龙头，拥有超卓领袖才能。
果然，攀谈了几次后，杨军得知，老耿在萝北甚至鹤岗市区都有生意，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相当于萝北地界的“大哥”。老耿话音落地那一刻，杨军觉得自己就像是陈浩南，只是“江湖”已经用不着整天砍人与被砍。
老耿也很喜欢杨军的机灵劲，觉得他有眼力见儿，便问他愿不愿意跟自己混。老耿人脉广阔，社会关系复杂，经常能拿下一些架桥修路的大工程，杨军的工作就是替老耿跟进工程进度，管理手下人员，打点各路关系，解决一切麻烦，保证每个项目都能顺利运转——这简直像为杨军量身打造的工作，很快，他便在萝北的工程圈子里混出了一点小名头。
2013年底，杨军就拿到了属于他的项目分红，当一摞摞粉红色钞票整齐地摆满眼前时，他第一次知道，原来赚钱可以这么快。他立刻拉着吴倩去商场买了一黑一白两件貂儿。出商场时，吴倩回头看了一眼珠宝柜台里的钻戒，杨军看在眼里，第二天就花了2万8悄悄买了下来，放到了吴倩的枕头下。他又想起在威海时吴倩说喜欢吃海鲜，便又花钱从威海空运了几箱海鲜。
那年春节，杨军过得风光无两：儿子躺在妻子怀里牙牙学语，很快就学会了喊“爸爸”；昔日的亲朋好友主动上门拜年，连连夸赞老杨养了个好儿子，以后能安心养老了；他知道父母不工作后整日过得无聊憋闷，拿出10万块给老杨在县里开了个小餐馆让他们打发时间，24岁的弟弟杨光也到餐馆帮忙。
富在深山有远亲，老杨的餐馆开业那天，光是“份子钱”就收回了本。
春节过后，因为表现出众，老耿交到杨军手上的项目也多了起来。不到1年的时间，他就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100万。
杨军知道老耿的许多买卖来历不明，不一定长久，也早早为自己做了打算：他拿出一部分钱在老家投建了一座烘干塔，让弟弟来帮着经营收粮的买卖，然后拿出30万交给父亲帮着存起来，最后在手上留了10多万，专门用来应酬。
所谓的应酬，实际上就是吃喝玩乐。给老耿当小弟的那两年，杨军过得半醉半醒，不是在应酬，就是在应酬的路上。出入的场合五花八门，接触的人也形形色色，上至政府要员，下到工地工头。有了钱后，杨军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多，无论走到哪儿，都是红男绿女前呼后拥——因为“朋友”们知道，只要和他一起玩儿，一分钱都不用花。
起初杨军偶尔夜不归宿，吴倩还能理解，觉得丈夫为了替孩子赚奶粉钱，出去“拼事业”情有可原。但后来杨军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吴倩经常一两个月都摸不到他的人影儿。可每当忍无可忍的吴倩提出离婚时，杨军却又总能识时务地带着昂贵的礼物真诚道歉，然后佯装痛苦地解释道，他在外面挣钱压力太大，孩子太吵，影响他休息。后来，吴倩索性放任杨军在外面花天酒地，自己只管闭着眼睛花掉他带回来的一叠叠钞票。
那年过生日，杨军在萝北县的一个大酒店里洋洋洒洒摆了十几桌，来来往往给他“贺寿”的人，许多连他自己都不认识。那天不常露面的老耿也来给杨军捧场，杨军连忙起身欢迎，老耿落座后，连连感叹：“我老妈过八十大寿，都没你这么气派！”
6
2014年年底，杨军正在外与狐朋狗友搓麻将，突然接到派出所的电话，说老杨被抓了。
父亲玩“黑彩”的事，杨军不是不知道，他甚至觉得，如果不是自己在外面忙于应酬，说不定也会参与进去。那几年东北盛行“黑彩”、“资金盘”和“民间借贷”，人们越赚不到钱，越是想搏一搏，毕竟，只要赢一次，就有可能单车变摩托。老杨身上虽说没背着什么“让全家翻身”的重担，但看着经常一起喝酒的老于头赢上一回就十万八万地进账，难免心里痒痒，再一想到儿子“翻个身就能赚100万”，更觉得说不定自己也能宝刀未老，赚得更多。杨军知道父亲不甘寂寞，所以即便明白“黑彩”的个中凶险，也还是默许了老杨的行为。
于是老杨就一点点地把杨军给他的钱都投进了老于头的彩票站里。老于头见他上了道儿，又告诉他说，帮“黑彩”网站“发展会员”，还能拿抽成，拉的人越多赚得更多。老杨觉得老于头说得有道理，便将不少亲朋好友也拉了进去——当然，人头不白拉，钱也没白投，赢的最多的时候，他3天就赚了10万块。
直到老杨最后一次将手上余下的50多万都投了进去、等着更多的钞票向自己砸过来时，老于头却发现，他们登录投注的网站变成了“404”，之前一直和他联系的“上线”也不见了踪影。他们焦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最终等来的却是警察和多项罪名。
那个“黑彩”网站连同县里的许多庄家那次被一锅端，老于头和老杨属于拔出萝卜带出的泥。幸好老杨不算主犯，理论上也是受害者，杨军将烘干塔卖掉凑了40万罚款，将父亲从局子里捞了出来。
因为之前的挥霍无度，杨军赚来的钱基本都没攒住，交完了罚款后已是身无分文。屋漏偏逢连夜雨，也是从那时开始，工程项目锐减，他和老耿又因经营理念不同有了龃龉，渐行渐远，收入也不再如水龙头般流进来了。
对于习惯花钱如流水的杨军，“奢入俭”难过登天。一些不知内情的“朋友”还照常招呼他出去喝酒，为了维护面子，他硬着头皮刷爆信用卡买单，但当他试探着让“朋友”们帮自己渡过难关的时候，那些人却都说着各自的难处，恨不得瞬间与他划清界限。
老杨出来后，想让杨军继续回来经营家里那个小饭馆，觉得攒点钱还有机会东山再起。但杨军一看账本，发现小饭馆一直也就是能做到勉强维持收支平衡，最近两个月还在连着赔钱，靠它维持以前那样的花销，显然不现实。而弟弟的烘干塔也没挣到太多钱，还得留着他娶媳妇用呢。
杨军在家翻箱倒柜，才想起自己结婚时的10万块存款还在县里的兴旺商厦存着。这个商厦在萝北历史很长，本地老百姓看它比看银行都亲。几年前他和亲戚家五六岁的小侄子逗乐说：“以后长大挣钱了是给爸爸还是给妈妈啊？”小孩儿转转眼珠就说：“谁也不给，我存‘兴旺’。”
因为给出的回报利率高得令人咋舌，很多人都把自己的家底以民间借贷的形式“存”进了兴旺商厦，等着吃利息、拿红利。萝北还有一个雅集会馆，据说跟兴旺商厦一起，把持着县里老百姓八成以上的存款，而银行在他们两家面前连话都说不上。
杨军拿着借据想把钱取出来，兴旺商厦却说暂时无法兑钱出来，他也没多深究。
不甘心就这么败了，在一个熟人的介绍下，杨军自己去接触“黑彩”，想借此搬回一局。他先是借遍了还有联系的朋友，凑了10万多投了进去，打了水漂，又用信用卡套现了几万块，还是打了水漂。趁吴倩去威海照顾刚生完孩子的二姐不在家，杨军又把两年前给她买的钻戒和金手镯卖掉了，换了10万块钱，继续往里面投，依旧血本无归。
杨军也想不明白自己到底中了什么邪，怎么就输得那么彻底。
直到2016年，随着本地一个个“黑彩”庄家被取缔，兴旺商厦和雅集会馆两大非法集资团伙也浮出了水面——典型的庞氏骗局，所谓的“分红”不过是拆东墙补西墙，终有一天没得拆了，盘子就崩了。据后来当地法院的说法，兴旺商厦非法集资涉案53亿，“涉及群众1.6万人”，雅集会馆非法集资8亿多，“涉及群众2353人”。而这两个团伙的崩盘，又导致“黑彩”的上家、下家的资金链断裂，所以买彩、拉人头的人，钱都赔进去了。
总之，这次“黑彩大地震”，整个萝北稍微有点钱的人都被波及到了，连老耿也没有幸免——因经济形势不好，没多少工程业务，他也投身“黑彩”想要翻身，最后赔得底儿朝天，元气大伤。
7
而立之年的杨军，欠了10多万的债，信用卡全部限额。他垂头丧气地走在外面，阳光刺痛了他的眼睛，抬手挡光时，发现自己手臂上不知何时出现了几块白色斑点。起初他并不在意，后来他发现，这些不痛不痒的斑点开始往皮肤周围扩散。
医生说他得了白癜风，“这病是因为过度焦虑、免疫力下降得上的，不会传染，但也难以根治，可能会越来越严重”。看着日渐斑驳的皮肤，他忽然想起被自己辜负的小美，觉得都是报应。但也来不及后悔那些遥远的事儿了，他更后悔的是，如果当时捞出老杨后就踏实干餐饮，也许现在就不会沦落到这步田地。
杨军没钱再赌运气，便再也没什么熟人给他介绍五花八门的“项目”了，还愿意和他说话的只有家人和当年一起看《古惑仔》的几个发小。可杨军看着身上在扩散的白斑，不想和任何人说话，他终日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足足有半年都没怎么出门。
一天，吴倩抱着孩子问杨军：“你知道孩子多大了不？”
杨军掰着手指算了算：“差不多快5岁了，没两年就要上小学了。”
吴倩没再多说什么，老杨找到杨军，说打算把县城的小饭馆兑出去，回镇上接着卖猪肉。当晚，岳父也打来电话，说有亲戚想出让一块黑龙江上的“渔点”，问他有没有兴趣承包。
就这样，杨军和父亲回到了肇兴镇，用出兑小饭馆的钱包下了“渔点”，靠打鱼维持生计。想到自己折腾了一圈又回到原点，又有了膈应人的病，他总觉得熟人们脸上都是不怀好意的奚落，自尊心作祟，又放弃了打鱼的营生。
为了让杨军早些还清债务，老杨和亲家把家里剩的几垧地也让出来给他种，吴倩和岳母在威海支起了一个早餐摊，赚来的钱也大部分拿给他还债。杨军农闲时跑到威海帮妻子卖早餐，农忙时留在鹤岗种地，自己搬到了地头的小屋里，避免了一切和熟人见面的机会。
2年后，杨军和吴倩一起还清了债务。无债一身轻，杨军不想再回鹤岗，只想找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再去打拼，吴倩三姐知道后，说海南的一个朋友饭店缺人，问他和吴倩去不去，“工资挺高”。
杨军和吴倩琢磨了一晚上，决定把孩子留给岳母和三姐照顾，去海南。可他忘了，他的病最怕阳光，到那边不足5个月，白斑眼看就要长到脸上了。而吴倩也因为太过想念孩子，终日闷闷不乐。
就这样，夫妻俩只能再次到威海谋生。这次杨军没再求任何人帮助，自己在大街上搜寻招聘厨师的告示。可他的白癜风已经相当明显，厨艺再好，秘方再值钱，也没有一个饭店愿意担着被顾客投诉的风险去雇用一个有皮肤病的人当大厨。杨军意识到，当年老白嘴里那个“饿不死人”的秘方，没法再让他吃饱饭了。
2019年3月，杨军在威海的街上游荡了1个月后，彻底放弃了当厨师的希望。手上已经没有余钱，他真的有些着急了。吴倩和岳母继续经营着早餐摊，收入还算不错，但他没脸去摊子上帮忙，觉得那是吃软饭。他发现，这次来到威海后，妻子对自己的态度越发冷淡，就像他当年对待小美那样，而岳母与他讲话，也常常夹枪带棒。
杨军明白，自己的病情和颓败，早已毁掉了他在妻子心中的地位。他像小美当年那样，知趣地搬离了吴倩和岳母租住的房子，发誓“混不好就不回来了”。
8
杨军向发小借了500块钱，租了威海一个回迁小区的“草厦子”（山东地区用于储存农作物、农具等杂物的小屋），里面除了一张床、两把旧椅子，就剩一个发着霉味儿的衣柜。杨军安慰自己说，他怕阳光，正好草厦子没窗户。
住进“新家”的当晚，微信上一个陌生人加杨军，自我介绍说是吴倩二姐夫的表弟，叫李长峰。李长峰开门见山，说听说他最近在找工作，而自己在附近的一个装卸队干活，问他要不要来一起干，工资日结。
杨军这辈子也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一个搬运工。但第二天早上6点，他还是准时到达约定地点，在李长峰的带领下，加入进了一支藏在破败回迁楼里的装卸队。
他跟着李长峰走上残破不堪的楼梯来到二楼，眼前是一条灰暗的长廊，堆满了酒瓶和垃圾，散发着一股浓重的馊味儿。酒瓶和垃圾中间放着两卷破旧的铺盖，杨军正走着，一只老鼠从露着棉花的被子里钻了出来，从他的鞋面上溜了过去。
越到走廊尽头，喧哗声越来越大，李长峰熟练地推开倒数第二扇门，一阵浓重的烟酒汗混杂的气味扑面而来，杨军差点当着众人的面干呕起来。
破屋里聚着至少30个人，有三五个聚在一张破旧的茶几上打牌的，有六七个蹲在地上啃油条的，剩下的就窝在或掉皮或开线的旧沙发上，打盹儿的打盹儿，聊天的聊天。屋子最里面靠窗的一张小办公桌旁，坐着一个头发有点泛白的中年男人，李长峰指着他悄悄对杨军说：“这是王队长，咱们队归他管，以后想干‘俏活儿’，就得摆弄好他。”
杨军还没来得及问什么是“俏活儿”，李长峰便拉着他穿过人群，走到王队长面前说：“王哥，人我带来了，你多照顾。”
王队长放下手上的纸和笔，和蔼地摆摆手说：“小李带来的人我放心。”
王队长还没多说什么，桌上的电话就响了，他客客气气地接完了电话后，在纸条上写下了一串电话号码和一个地址，然后在嘈杂的房间里举起纸条，大声喊道：“好活儿，谁去？”
房间里顿时安静了下来，男人面面相觑，却没有一个人搭茬儿。杨军以为他们还没反应过来，便快速地举起手说：“我去。”
杨军和另一个刚来不久的年轻人领了任务，一起坐公交车去到纸条上的物流城。雇主告诉他们，他们的任务是卸橘子，“25块钱一小时”。3小时后，卡车上的橘子就被杨军他们搬空了。杨军赚到了75块钱，同伴还嫌他干得太快，说如果慢一点，就能赚100块。
回到队里后，李长峰也正好干活回来，看到杨军累得腰酸背痛，便拉着他到楼下一家快餐店，一边吃饭一边跟他讲起了队里的“规矩”——这个装卸队就是靠着王队长的人脉资源建起来的，“但老王可不是来做慈善解决中国人就业问题的，凡是想从老王手里讨活儿干的，每人每个月要交200块钱的‘份子钱’。我和老王说了，你情况特殊，这个月就先算了，等下个月你补交两份”。
但一样是交200块份子钱，人能分到的活儿却不一样。老王手里的活儿分为“差活儿”“中活儿”“俏活儿”3个等级。“差活儿”，不言而喻，就是所有活儿里面最脏最累最差赚钱还最少的；“中活儿”，要么是累一点钱拿得还算多的，要么是钱不算多但比较轻松的，往往干几个小时，少说也能拿到200块；而“俏活儿”，就是既不累人又赚得多的，稍微伸伸手，“一天拿个千八百也不是事儿”。
“你今天干的这个活儿，就是‘差活儿’里最差的那种，要不怎么老王喊了半天一个人都没吱声呢——这种活儿一般都是糊弄你这种新来的，你要是想干上‘中活儿’、‘俏活儿’，就得摆弄好老王，把他整得劲儿了，你就有钱挣了。”
“那你现在能干上‘俏活儿’吗？”杨军问。
李长峰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偶尔吧，但肯定不用干‘差活儿’。”
9
那天晚上，杨军用挣到的75块钱给李长峰买了两提啤酒，晚上回到“草厦子”后，开始琢磨怎么“摆弄好老王”。思来想去，自己手上连请老王喝一顿好酒的钱都没有，就算是想贿赂他也没本钱。
于是从第二天开始，不管什么好活差活，只要能抢到的，杨军全都一视同仁地干。那个月里，他扛过沙子水泥，搬过海鲜水果，去别墅里抬过钢琴，到工地上背过瓷砖，赚了6000块钱。
他拿出5000块转给了吴倩，让她带着孩子买点好吃的和衣服，剩下的1000块，500用来交房租，500用来安排请老王喝酒。
请客之前，杨军问李长峰队里还有没有什么用得上的人物，让他一并带来。当晚，李长峰就带着老王和两个中年男人一起来到了“大金元”——威海人请客最爱去的饭店之一。那两个中年男人，一个看上去有点像当年的老耿，长得黑瘦，但挺沉稳，李长峰叫他“仲哥”；另一个行事做派像是在道儿上混过，李长峰叫他“科长”。
李长峰介绍说，仲哥和科长是王队长的好哥们儿，老王有什么“俏活儿”都先派给他俩。当晚，杨军一个人喝了三个人的量，喝到最后，老王大着舌头不断地拍着杨军的肩膀说：“你这个小孩儿不错，我记住你了。”
这场酒喝完，杨军接到的活儿确实好了不少，但始终还是拿不到“俏活儿”。他不敢松懈，继续今天一盒烟、明天一瓶酒地维护着老王和队里的几个元老的关系。
一天，他从工地回来，刚进走廊就听到队里有打斗声，推门进去一看，是一个绰号“驴哥”的工友喝多了在撒酒疯。他一边摔酒瓶子一边满嘴污言秽语，无差别地辱骂着屋里的每个人，但大家都默不作声，包括王队长。
李长峰在杨军刚来的时候就提醒过他，不要惹“驴哥”，这人发起疯来什么事都敢干，连老王都怕他三分。杨军本想着远离是非之地，但刚扭头，“驴哥”就指着他骂道：“你看什么？小X崽子，再看把你眼珠子抠出来！”
杨军有些生气，回道：“你他妈骂谁呢？！”
“驴哥”一听杨军还嘴，瞬间暴怒，摇摇晃晃朝杨军走过来指着他喊道：“你小子来了是不是还没挨过我的打呢？”
杨军看“驴哥”要动手，抢先一步伸手掐住他的脖子，一下子把他逼到了墙角。“驴哥”被掐得很快涨红了脸，什么话都说不出来。看他憋得差不多了，杨军指着他鼻子说：“别人我管不了，但是以后你再敢惹我，我一定弄死你！”
杨军松手时，“驴哥”像一块抹布一样瘫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杨军离开房间时，他也没追过来。
此后，“驴哥”没再招惹过杨军，队里的很多人都暗自夸杨军厉害，只有他能治得了“驴哥”，王队长也把这件事记在了心里。
到了5月份，王队长的儿子结婚，要回老家1个月。老王不在的一个月里，活儿明显少了，很多人开始抱怨，后来，“驴哥”开始带头不交“份子钱”，在他的鼓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效仿他。老王回到队里后，想恢复之前的规矩，却因为忌惮“驴哥”，挺长时间都没能要回那些人欠的“份子钱”。
于是，他找到杨军说：“你带着几个合适的人，给我维护队里的‘治安’，以后‘份子钱’分你三成。”
杨军直接说：“我要五成。”
老王答应了他的请求，是因为杨军干活几个月下来，已经在外攒了不少人脉，甚至可以帮老王介绍活儿，这样两人合伙，他不会亏。
杨军和老仲、科长、李长峰等组成了“小队”，用尽各种办法制服了不交“份子钱”的人，“驴哥”也不再像以前一样嚣张了。
此后，只有他们5人不用再交“份子钱”，干活儿也干最好的“俏活儿”。那几个月，杨军差不多每个月都能赚到两三万，手头宽裕了，终于有颜面去见妻子和岳母。他搬出了那间“草厦子”，租了一套干净敞亮的两居室，把妻儿接了过来。
夏天随后就到了，尽管杨军用冰袖长裤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但他的白癜风还是不可避免地因为长时间暴晒恶化了，脱去衣物的他，身上看起来像一张黑白分明的地图。
每当忍着酷暑干活儿、汗水打湿了衣服时，杨军就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10
杨军在外干活儿时结识了不少工地老板和领导，因为善于交际，每个人的关系他都维护得不错，以至于这些人有什么活儿都会先想到找他。
8月，一个之前合作过的项目经理找到杨军，说环翠区有一个大楼拆除的活儿，一个项目大概有20万的费用，但是工期很赶，只有3个月。杨军想都没想，立马答应和这个经理合伙包下工程，带着10多个工人“三班倒”地干了起来。
为了及时完成项目，杨军甚至有时三天两夜不合眼，终于在3个月后如期完工。项目完成后，拆除的废品卖了16万，刨去工人的工资，杨军最后分到了10万——这10万块钱，不再像当年那样以一摞摞粉红色钞票的形态摆在杨军面前，而只是躺在银行卡里的冰冷数字，没了蛊惑人心的魔力。
不久后，又有项目找到杨军，他东奔西跑地注册了一家劳务公司，正式脱离老王的装卸队出来单干。老王和队里的那几个“元老”，都成了和他互相介绍资源的“合伙人”。他终于不用再风吹日晒地干活了，只需要带着工人熟悉一下工作，剩下的时间躲在没有阳光的地方监工就好。
等到2020年春节，杨军手上又有了几十万的存款。儿子已经上小学了，他再也没了挥霍的力气，只想着攒钱给妻儿更好的生活。
春节还没过完，疫情席卷中国，杨军的劳务公司进入停摆状态。但他发现，那几个月是他这几年来最能安静下来回望过去的日子。在和妻儿一起困在屋子里时，他发现自己与吴倩的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疏远，他想是因为自己的病，每每与妻子共处，两个人都别扭，于是他们决定分居。
“等疫情好点儿，我再多包几个活儿，今年咱们三口人回家过年吧。”杨军和吴倩商定好后，心里默数了一下——他已经5年没有回老家过年了。
在家蛰居4个月后，一些工程开始重新启动，杨军忙活了大半年，又赚了不少钱，但春节一到，东北疫情此起彼伏，他们再一次被隔绝在威海，连弟弟的婚礼都无法出席。
这一年，他买了一辆丰田汉兰达，想着：如果能回去，一定要开着新车，风风光光地回去。
2022年春节，杨军的想法实现了，他带着妻儿，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驱车2000多公里，终于回到了肇兴镇过年。
白癜风已经蔓延到了他脸上，黑白分明的细碎斑块，像站在树荫下阳光照下来的斑驳光点。他也不再遮掩，任由每个路过的陌生人投来异样的目光。有人偶尔劝他再去医院看看时，他看着自己“快白了90%”的皮肤说：“冯小刚那么有钱都治不好，我也不抱希望了。”
回家待了20天，杨军一共就在家里吃了两顿饭，一顿三十，一顿十五，剩下的时间全在和发小聚在一起喝酒打牌。没有人问过他在外赚了多少钱，也没有人盯着他脸上的斑块追问不休，恍惚间，一切好像回到了十几年前大家一起看《古惑仔》的日子。
母亲骂他把家当宾馆，杨军听后，忽然间止不住泪流满面，抱着母亲不肯松手。
临走之前，发小们给他饯行，有人问他：“以后还回不回来了？”
杨军猛喝了一口酒，说：“回啊，肯定要回，等我的皮肤全都变白了我就回来。毕竟咱这地界‘毛子’多，我变白了，说不定别人把我当‘毛子’，就没人把我当怪物了。”
“那你回来打算干啥啊？”
“肯定是开饭店啊，我这辈子不好别的，就爱做菜。”
（文中人物和涉案机构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