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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三十五岁才结婚。
我长大后，父亲告诉我，我的母亲是贵州人。她来到我们村里要饭，被奶奶留了下来，到了第三天，父亲请了一些亲戚和村里人办了一场简单的酒席，那场酒席就成了他和母亲的婚礼。
父亲还对我说，那时母亲告诉他，她以前那个男人带着他们五岁的儿子坐拖拉机去镇里，拖拉机掉到河里，她男人和儿子当时就死了。真是祸不单行，男人和儿子出事不到半年，家里的木房子失火，所有东西都烧光了，她只好出来要饭。
父亲说，你母亲说的事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谁知道呢？不过现在想来，我还真应该感谢她，她给我留下了你，就这一点来说，她是个菩萨！
我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父亲说，母亲在我三岁时，和一个做柑橘生意的外地男人跑了。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父亲腰间总是挂着一个小酒壶，银灰色的，有事没事他就取下来嘬两口。有时他会喝醉，喝醉了就骂人。他骂得最多的是我那个早已远走高飞的母亲，骂她不要脸，没良心。
姐姐虽然只比我大了两岁，却要做家里的所有家务。她不但要做家务，还要喂鸡，喂狗，喂猪，放牛，还要打猪草，割牛草，每天像个陀螺一样转个不停。
父亲喝醉了，有时也骂姐姐。姐姐总是埋头干活，一声也不敢吭。那时的我，觉得父亲很可恶，虽然父亲对我非常宠溺。
父亲从来不要我干活。我每天在外边玩，玩累了，就回家找吃的。父亲买了一些糖果藏在家里，都是给我吃的，姐姐不能吃。有时我会偷偷给姐姐一点儿，姐姐就摇头，说：“我不想吃，你吃！”
我知道姐姐在说假话，其实她很想吃。姐姐不吃，是因为她不敢吃。她怕父亲骂。
姐姐对我很好，每天晚上给我洗脚。我和父亲的衣服，都是姐姐洗的。我晚上起来屙屎屙尿，不敢一个人去房间外蹲茅坑，姐姐就打着手电筒在茅坑门口守着我。
有次我和村里一个男孩子吵架，被那孩子打伤了，额头上流了血，姐姐抄起灶膛前的一根吹火筒就往他家跑，追着他要打，要不是他妈妈拉住了姐姐，他一定会挨姐姐一吹火筒。
那次父亲不但没有骂姐姐，反而和姐姐破天荒地“站在了一起”。在父亲的交涉下，那孩子的父母给我家赔偿了一只老母鸡，并且向我父亲道歉。
姐姐对我说：“以后再有人敢欺负你 ，你就来叫我！”
那次父亲又喝醉了，骂骂咧咧了半天，恰好碰到在炒菜的姐姐打破一只菜碗，父亲捡起灶膛里一根正在燃烧的柴火棍朝姐姐扔过去，砸在姐姐光着的脚背上。
那一个多月姐姐忍着伤口的疼痛干活，我看了心疼，问她恨不恨父亲，姐姐摇头，说，妈妈跟别人跑了，爸爸心里难受，我不恨他。我们没有妈妈了，不能再没有爸爸。没了爸爸，我们就会受别人欺负，还有可能会去要饭，当叫花子。
我八岁那年上二年级时，姐姐才报名上一年级，那时她已经十岁了。每天她把早饭做好，我吃了就去上学了，而她还要把猪食煮好，喂了猪，喂了鸡鸭，把所有家务活做完才能去上学，所以她经常迟到。
姐姐说，每次迟到，老师都要她在讲台上罚站。她勾着头，不敢看讲台下的同学。有时，她背对同学们站着，老师喊：“转过去！”她装作没听见，老师再次大声地喊：“我叫你转过去，听不见？”
放学后，老师罚迟到的同学打扫教室，背诵课文，这样，姐姐回家时天快黑了。学校和家相距三四里路，而且都是山路，路边是很阴森的山林，还要经过两处坟地。
有一次她天快黑了回家，掉到了路边的一条深水沟里。她说她在坟地边看见鬼了，明明前面几步远的地方有个穿白衣服的女人，披着齐腰的长头发，一下子就不见了。她吓得拼命跑，一脚踩空，就掉沟里了。
她再也不愿去学校了。老师来家访，知道了情况，说可以对她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允许她迟到，不罚她了。但她下了决心，死活不去了。父亲说，老师你别费心了，不上就不上吧，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也没什么用。
我知道，其实姐姐是很想上学的。晚上我坐在灯光下做家庭作业，姐姐干完活就会凑过来，坐到我对面。我抬头时，总看见她一脸羡慕的样子。
我并不喜欢读书，喜欢玩。我对姐姐说：“你不读书，我也不读书了。”
姐姐却说：“你怎么能和我比呢？我是个女孩子，读书没有用。但你不一样，你是男孩子，要好好读书，将来长大了才有出息，不会让别人看不起我们，为爸爸争一口气。”
我搞不明白，姐姐才比我大两岁，为什么会懂得那么多呢？
十三岁那年，姐姐害了一场病。反反复复发烧，在村里打针吃药。后来不烧了，她却不再是以前那个伶牙俐齿、能干利索的她了。她的眼睛虽然还是原来那么清澈，却不会活泼机灵地转动了，看什么都是呆呆的样子。她的脑袋烧坏了，成了个智障人。
虽然她还能做简单的家务活，但经常把饭烧糊，炒的菜要么是没有放盐，要么就是咸得下不了嘴。随着我长大了一些，我把姐姐要干的家务活大部分揽过来。姐姐的样子，让我感到心疼。
他很懊悔，说：“都怪我，都怪我，当时要是把她送到镇医院去检查，而不是只在村子里治，她应该不会把脑子烧坏，变成现在这么一个傻子。还不是因为没有钱吗？”
病后的姐姐经常自言自语，又说又笑。她仿佛活在一个和现实生活完全不一样的只属于她自己的世界里。她和家里的狗说话，和牛说话。喂猪的时候，她和猪唠唠叨叨好久。
智障后的姐姐被村里人称作“傻姑”。她每天在村子里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跟自己说话，跟自己笑。
很快，姐姐身边就会围起一堆人。姐姐成了别人的开心宝。他们喜欢逗弄姐姐，像耍猴子一样，姐姐让他们天天开心，让他们哈哈大笑。
有一次我放学回家，看见一伙人围着姐姐嘻嘻哈哈，说说笑笑，有大人小孩，有男人女人，还有老人。
又有人说：“傻姑，只要你敢脱，我加一块，给你两块！”
我怒火中烧，像一只暴怒的狮子冲进人群：“娘卖x的，是谁在说？是谁在说？你们这些畜生，我打死你们！”
那时我已经上初二，长成了一个高高挑挑的十五岁的英俊少年。平时看上去温和文静的我，眼睛里喷射着冲天怒火。我忽然的暴怒震慑了在场的所有人，众人一下子全部散去。
我感到自己的心在滴血，平生第一次，为姐姐伤心地哭了。
我说：“姐，你以后不要再一个人在村子里到处走了，你看，他们都欺负你，就在家里好好待着，好不好？”
姐姐不怎么听父亲的话，却很听我的话。姐姐此后很少出去，没干活的时候，就一个人坐在家门口，不叫她，甚至可以坐大半天。
姐姐看似傻，却又似乎什么都懂。我每次身体不舒服，她都吵着要父亲带我去镇医院看病。
她对父亲说：“不带弟弟去镇里医院看病，弟弟也会和我一样变成傻姑。”
1987年，我以全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县一中，那是全县唯一的一所省重点中学。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告诉姐姐，我要去县城读高中了。姐姐咧开嘴笑着，比我还高兴，笨手笨脚地杀了一只老母鸡，说要为我祝贺。
每次放月假回去，姐姐都会蹦蹦跳跳跑到村口迎接我，像个孩子一样，一边跑一边大声笑着叫着：“弟弟回来了，弟弟回来了！”
有一次，姐姐把一叠零钱递给我，我接过来，数了数，一角的，两角的，五角的，还有一元两元的，一共是九块三毛。姐姐说，这是她在山上摘金银花卖的钱。
我向姐姐伸出大拇指，夸她很棒，可是她却一定要把那九块八毛钱给我。我不要，她就生气，伤心，流着眼泪，说我看不起她。
有一天，我正在上课，父亲来学校找我，说姐姐不见了。他说，也不知是昨天晚上还是今天早上走出去的，反正他早上起来就没看到她，他把整个村子里的人都问过了，都说没有看到她。村子周围都找遍了，也没找到她。
这个消息，给了我一个晴天霹雳。我感到问题很严重，说不定姐姐已经走了很远，不知在哪里迷路了，或者也有可能被什么人贩子拐跑了。
姐姐曾经离家出走过两次，都是因为父亲酒后骂了她。有一次她躲在村外河边的拱桥下边，有一次躲在村外的庵堂里，但我们很快就把她找到了。
第二天我和父亲去派出所报了警，回来的时候，却看见姐姐正坐在院子里自言自语。
邻居说，姐姐是被一个大娘送回来的。那大娘告诉邻居，早上，她起床后打开门，看见姐姐躺在她家门口一侧的柴堆上，睡得沉沉的……她把姐姐叫醒，问了姐姐是哪里人，怎么睡在她家屋檐下？姐姐答非所问，只说自己是桃花村人。
那大娘知道我们桃花村，也就五六里路。于是她要姐姐赶紧回家，可是她看到姐姐不是个正常人，脑袋有问题，不放心，便先让姐姐在她家吃了早饭，亲自把她送回来了。
好在姐姐碰到的是个这么好心的大娘，如果她碰到坏人了可怎么办？真让人害怕。
我想要亲自登门感谢那个好心的大娘，可是不知道怎么找到她的家，问姐姐，她说记不清，找不到，我也就只好算了。
我对父亲说：“你要是再骂姐姐，姐姐要是因为你出了事，我就不再认你这个父亲了！”
我说的是真的，因为那时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我用一双通红的眼睛瞪视着父亲，我想我那眼神应该会让父亲感到恐惧。
姐姐虽然脑袋有病，外貌却不差。不时有人来给姐姐做媒，父亲看了三个男的，都不同意。不是瞎子就是瘸子，反正都带了点残疾。父亲说，姐姐自己是个残疾，如果找个男人也是残疾，两个人都养不活自己，那将来怎么办？
我想，其实，父亲或多或少还是爱姐姐的。他骂姐姐，只是他心里太苦了。可是，他再怎么苦，她也是他的亲骨肉呀，也不能把自己内心的压抑和苦闷发泄到姐姐身上呀！
1987年12月，姐姐十八岁，嫁给了邻村一个比她大八岁的男人。男人是个泥水工，高高大大，五官端正，只是说话有点口吃，头顶上长有癞子。
可是，不到两个月，父亲去看姐姐，发现姐姐手臂上有被什么抽打过的痕迹，问她，她却只知道哭。父亲再撩开姐姐的衣服看，背上、腿上，好几个地方都青一块紫一块。
父亲把姐姐直接带回家，然后找派出所，找民政局，费了半年工夫，终于让姐姐和那个男人离了婚。
父亲每日烟酒不离，身体越来越差，白天黑夜不停地咳嗽。五十多岁的他，已经弓腰驼背、白发苍苍，脸上皱纹横七竖八。每次放月假回去，我都劝他把烟酒戒了。我发现他变了，即使喝了酒，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唠唠叨叨、骂骂咧咧了，而是沉默寡言地坐着，没过一会，头就低下去，眯起眼睛打瞌睡，涎水从嘴角挂下来。
总之，父亲象一辆正在下坡的失控的汽车，快速地奔向衰老。
父亲说：“我随时都愿意去死，可是，我死了，你姐姐怎么办？是我害了她。有哪个男人能让我放心把她交出去？如果当初我让她好好上学，对她像对你一样关心，不让她干那么多活，如果她小时候那次发烧，我从一开始就把她送到镇医院去检查，她就绝对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她这一生，都是我耽误的。”
89年9月，我上高三了，不到一年就要参加高考了。那年的寒假，离过年还有几天，村里一个婶子带了一个陌生男人来到我家。陌生男子三四十岁，长得很矮小，穿一身皱皱巴巴的西装，戴一顶鸭舌帽子，说一口外地话。
我一见就知道八九分了，村里的婶子是来给姐姐说媒的。
父亲把我叫到一边，问，你看这个男人怎样？我说，这么老了，你应该叫他弟弟！而且，身体矮小得像个小人，可能只有一米五吧？你放心把姐姐交给他？
父亲却很高兴，说，这个人年纪是大了点，三十六了，比你姐姐大十六岁，但是，年纪大一点，对你姐姐可能会更好一些，懂得关心人。我不也比你那个妈妈大了十三岁吗？重要的是，人家头脑灵活，做生意的，会赚钱，虽然不是大钱，但养家糊口是没有问题的。再说了，你姐姐这个样子，还能挑个什么样的呢？有一点不好，就是地方有点远，出了我们本县，一两百里路呢。
父亲说得很有道理，我找不出任何反对的理由。但道理归道理，我心里还是堵得慌。
我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福姐姐，为姐姐祈祷，祝她好运，祝她好命，但愿这个矮小的男人是姐姐从此安身立命的依靠。
姐姐出嫁那天，我请了一天假，匆匆赶回家里。姐姐见到我，呜呜地哭，说不想嫁那么远。她要我送她去，可是路途那么远，我正忙着高考，是没法送她的。我答应等考完大学，我就去看她。
姐姐上了车，还把头伸出车窗外，脸上哭得稀里哗啦，伸出手紧紧抓住我的衣袖不放。
90年夏，我考上了军医大学。上军校不用花家里一分钱，每个月还有津贴，为年老体弱的父亲卸下了一份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
拿到录取通知书第二天，我去看了姐姐。我把自己考上军校的事告诉了姐姐，姐姐很高兴，嘻嘻地笑个不停，说：“弟弟，你是个解放军了，还是个军官呢。”
我在姐姐家住了三天，帮姐姐挖地，种菜，喂猪，劈柴。姐姐逢人就说：“这是我弟弟，我弟弟考上了军校，是个军官呢！”
我很欣慰，让自己成为了姐姐的骄傲，让她脸上有了光彩。
然而，我没想到的是，我所见到的所有人，包括姐姐的公公婆婆，小姑子小叔子，都喊姐姐“傻姑”。
姐姐是有名字的，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姐姐的名字不见了呢？从她生病以后，在我们村子，除了父亲，就没有人叫她名字了。
我对姐夫说：“我姐姐是有名字的，你知道我姐姐的名字吗？你要告诉他们，告诉你的父母，以及其他人，她是有名字的！”
姐姐接连生了两个女儿。本来，姐夫对姐姐是很好的，可是，姐姐没生个儿子，姐夫慢慢地不耐烦了，三天两天骂姐姐。至于姐姐的公婆，就更不用说了。
大学期间，我和父亲又去看过姐姐两次，每一次都没有见到姐夫，他在外边做生意。姐姐见到我和父亲就哭，说，她想生个儿子，要不然，所有人都看不起她。
为了姐姐能生一个儿子，父亲竟然卖了一头怀孕的母牛，花了整整一千块钱去观音庵里求拜送子观音。他每天清早起来洗过脸，刷过牙，第一件事就是点燃两炷香插在神龛上，虔诚地在神灵之前跪拜磕头，为姐姐祈祷。
然而姐姐最终没有生下那个能改变她境遇和命运的儿子。1994年11月18日凌晨三点钟，我接到父亲的电话，说姐姐没了。
姐姐在晒楼上晒稻谷，肚子里怀着三个月的身孕。她的婆婆忽然在楼下朝姐姐大喊：“傻姑你快去牛栏屋的稻草堆里躲起来，计划生育的来了，快点，快点！”
一队人马，有七八个，已经走进村子，正往姐姐的家门口赶来。
姐姐被那队人马吓着了，加上婆婆慌乱的喊叫，她急冲冲地往楼梯口跑，一脚踩空，从楼上摔了下去……
那时我刚毕业参加工作不久，部队里有紧急任务，无法脱身，所以我没有赶回去送姐姐一程，这是我终生的遗憾。
姐姐死后的第二年，父亲一病不起，去医院检查，才知道他已经是肺癌晚期，全身扩散了。我匆匆赶回去，父亲已经没什么力气说话了。他拉住我的手说：“我这辈子，只有一个对不起的人，就是你姐姐。对于她，我是有罪的，你姐姐这一生所遭遇的一切，都是我的原因。我这辈子欠她的，这辈子是没法偿还了，下辈子我去做她的女儿吧。”
我想，对于姐姐，如果父亲有罪，那我又何尝没有罪呢？从我生下来那天开始，我就是有罪的。原因只有一个——我一生下来就是个男的。
我不知道，在中国，特别是广大的农村，这种延续了数千年的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还要一代一代地延续多久？还要让多少如花般美好的女孩子成为这种封建糟粕的牺牲品？还要葬送多少如花似玉的女孩子本来应该享有的理想、事业、爱情和幸福？又有多少女人，当她们自己成为这种罪恶的牺牲品后，又成为了残害下一代女孩子的帮凶？
好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种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观念正在我们下一代的心中慢慢淡化，这是非常值得欣慰的事。
我不能让姐姐的两个女儿再步姐姐的后尘，让她们成为传宗接代的牺牲品。我耐心地说服了妻子，征得她的同意，把她们接到了我身边，让她们在城里上小学，中学，最后，她们成功地考上了自己满意的大学。
现在，她们已经结婚生子，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教师。每到节假日，她们都要带着全家来看我，我们三家人在一起有说有笑，其乐融融。
有一次，她们问我，她们的妈妈长什么样子。我这才懊悔地想，哎，姐姐这一生，竟然连照片都没有留下一张。为什么我就没想到给姐姐拍几张呢？
说到照片，我又莫名其妙地想到那个传说中的母亲，我也从来不曾知道她长什么样子，因为，她也没留下过一张照片。
撰文：寸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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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我爱上了一个有丈夫的女人
安德烈老师是我在俄罗斯留学时候的大学德语教授。和他认识，始于大学的一次政令通知。
俄罗斯的大学要求所有学生必须修第二门外语。本来按照要求我可以继续选择英语作为二外来修学分，然而因为疫情和各个院系的课程调整，我所在的教研室毫无预兆地发了一则通知，强制要求已经修过的语种不能在新学年学期作为二外来继续学习，必须选择新的语种，这就意味着，已经选了两年英语作为第二外语的我，在毕业季到来之前，无法修完学分。
看到这则通知的我顿时傻了眼，我给系里发了很多邮件，又打了很多电话确认这件事，并且试图为这件事争取一点转机，然而遗憾的是，我的努力并没有奏效。
那时候的我已经在线上加线下上了一段时间的英语课，重新选择外语课程很困难，因为很少有其他语种的老师愿意接收半路出家又零基础的学生。可为了毕业，为了学分，我不断地尝试联系外语系的老师，里里外外碰了不少钉子。外语系的大多数教授温和又礼貌地拒绝了我的申请，言语间虽对我的遭遇表示同情，但都爱莫能助。毕竟，与同等有语言基础的俄罗斯学生相比，他们不愿意选择一点基础都没有的我。正在我走投无路之时，安德烈教授出现了。
他是我最后尝试联系的一个老师。那天我将所有能够联系的老师都联系了一遍，均无果后，我有些绝望地趴在桌子上麻木地翻着外语系的网页。直到，安德烈的名字再次出现在我的眼前。
一开始我并未将他列在选择之列。因为有德语系的同学和我说过，这个老师虽看起来很和善，总是笑眯眯的，为人十分幽默，但是挂起人来从不留情，让很多在他手下修习二外的学生苦不堪言。最吓人的是，在他手下选修二外从第一年修到毕业年限也无法毕业的人大有人在。但形势所迫，在众多老师拒绝我以后，我已经没有太多的选择了，所以，我只能硬着头皮试着给他发了一封邮件。
只是让我惊讶的是，他没有像其他老师一样拒绝我。在接到他邮件回复之后，我火速赶去了他的办公室。我有些忐忑地进了门，似是看出了我的窘迫，他礼貌地与我问好。他的俄语说得很慢，像是为了照顾我这个外国人，怕我听不懂。看到我搓着由于没戴手套冻红的手，他在与我闲聊的同时，细心地为我倒了一杯热茶。
他示意我坐到会客椅子上，没有看我的导师和教研室开具的函件，而是笑着问我，“为什么选择德语？”
我的大脑短路了一下，一路上打好的腹稿随着他这一个问句顷刻变成空白。我老老实实地回答，因为我想要毕业，想要修够学分，没有别的办法了，所以我才找到了您。
他不动声色地看着我笑，笑得我有些发毛，他转身回到了他的办公桌前。一时无话，过于安静的室内让我有些喘不过气，等了一会，他似乎在办公桌后面翻着什么。我心想这次大概和之前的结果一样，正准备起身告辞，不想他却在我的身后叫住了我。
“我很欢迎您成为我的学生，但是您没有基础，我要求您要用全部的课余时间，来跟上我们现在德语课的进度。”他一边说着一边在办公桌后，拎出了一打包着牛皮纸的书。
我愣了一下，没止住心中的疑问，“为什么？”“因为您有目标，不论那个目标到底是什么。”他笑了笑，说着拆开包装递给了我几本书，“这是我的书，您要保管好，学过之后可是要还给我的。”
他不像许多老师一样公式化地完成教学任务，而是非常随心所欲地安排上课地点和内容。在他的课上，我们去博物馆看过丢勒的作品，去列宾美院听过美院老师讲述阿道夫·门采尔的画作，在下大雪的时候他又把我们叫到室外，一起赏鉴保罗·策兰关于雪的诗句。
在这样的氛围熏陶下，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我的德语水平从一个字母不认识，长进到可以蹩脚地磕磕绊绊阅读一些短文和短篇诗句。
这样的进步在我看来是很不容易的，但在安德烈教授眼里还远远不够。所以他经常给我们布置非常多的课外作业，常常令我们叫苦不迭。
虽然在一起学德语的同学都在私下里吐槽过安德烈教授在课业上对我们过于严格，留下的作业比主修课程都要多且重，但没一个人说过安德烈教授在对待学生和为人处事上有任何不妥之处。
外语系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早年有个学生被安德烈教授挂到怀疑人生。那时候的俄罗斯刚脱离苏联独立不久，教学系统混乱，教师为了糊口，收受贿赂对学生成绩放水。这个被挂的学生也动起了这个心思。他深知安德烈教授不会收受贿赂，因此他聪明地绕过那时候还是副教授的安德烈，直接找到当时外语系的系主任，给了很大一笔钱。
这个学生得到了系主任信誓旦旦的保证：他一定能过这门课。然而在成绩出来后，德语课还是被挂掉了。他本想去找系主任理论，但没想到安德烈先找上了他。面对学生的惊慌失措，安德烈神色自若不紧不慢地表示，他已经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并没有责怪这个学生走后门，而是表示只要他愿意学，他可以单独给他上课，直到他通过考试为止。
大家一直对这个故事津津乐道，有人觉得是编的，有人觉得是戏谈，可我却深信不疑。因为那一年我新年假期去滑雪摔断了腿，躺在床上哪也不能去。在收到我发送的邮件之后，安德烈教授了解了我的情况，在同学的陪同下，连续单独给我上了很久的课，直到我可以自由活动。
那时候，每次看着他拖着疲惫的步伐，喘着粗气爬楼，拎着皲了皮的公文包来给我上课，我都十分过意不去。但他却淡定地说，爬楼对身体好，他应该感谢我，是我给了他机会，让他不能懒惰，不然他就不会这般健康了。说着，还对我顽皮地笑了笑。
我很感激遇到这样一位老师，发自真心地佩服他，即使他只是我一节公共课的老师。
印象里我从未见过他着急或者失态的样子，他对任何事都保持着不紧不慢的态度，除了那一次。
那时候我被导师推去参加另外一所高校举办的学术会议。可不巧的是，我的肠胃炎在那几天闹得最凶。参加会议期间，我捂着肚子忍了再忍，最后实在无法忍受，便悄悄地在台上教授做报告的中途休息时间，一路小跑出了报告厅的大门。
不知在卫生间里待了多久，我扶着墙从卫生间里走出来，去休息区接了杯水吞了药，休息了一小会，正准备回报告厅。就在我回去的路上，我发现在某个报告厅的门口，站着一个很眼熟的人。
鬼使神差般地，我向那个人的方向走去，直到走近，我才发现竟然是安德烈教授，他戴着一顶很厚的帽子，穿着外套，脸上戴着口罩。我心下狐疑，那会儿他因感染新冠肺炎，正在接受居家观测，连他极其看中的德语课都停了，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可他似乎并未发现我，而是全神贯注地看着室内。我想了想，摘下了口罩，上前和他问了声好。
出乎意料地，他似乎被我吓到了，连连后退，眼睛里泛出一丝惶恐。看清是我以后，他很快镇定了下来，但还是眼底还有掩饰不住的慌乱，和我说话的时候，他明显心不在焉，他的眼睛看似不经意地瞄着刚才他看着的会议厅室内。
我们没说几句，他便要离开。甚至我还没来得及询问他，他新冠感染后恢复得怎么样，他就语速很快地和我说了再会，然后快步离开了。我连再见都没说完，他就已经走出了很远。
他从来没有这样过，他的惊慌失措让我很诧异。我好奇地看了一眼他刚才看的那个会议厅，台上是一个年纪很大但气质很好的女教授，正在用德语讲着什么。我有些不明所以，但很快就把这件事抛之脑后。
7月很快来临，几年没回国的我终于等来了毕业生可以乘坐回国包机的消息。在处理好了学校的事情之后，我给所有教过我的老师都准备了一份小礼物，感谢他们在这几年里的包容与帮助。在送安德烈老师的礼物时，他教研室的秘书却告诉我，安德烈老师因病已经住院一段时间了。
我很快备好了礼物去医院看望他。他的病床前堆满了鲜花和礼物，可他整个人很憔悴，恹恹地躺在病床上，全无往日光彩。
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和他寒暄了一会，说了我准备回国的事，他似乎在想什么，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对话。
看他精神不佳，我待了一会准备起身告辞，却被他忽然叫住，“你还记得你那次在x大遇见我那次吗？”我愣了一下，努力回想，然后点了点头。他忽然笑了，“她的名字叫喀秋莎。”
我疑惑地看着他，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说这个。而他像自言自语又像对着我说一样，“我给你讲讲关于我和她的事吧，虽然只是我的事......我怕我死了，就再也不会有人知道了。”
那年她从东德回来。我的玛莎阿姨与她父母是邻居也是朋友，但她叫我的玛莎阿姨姐姐，总之，她辈分很高，所以在名义上她是我很大的长辈。可我从来都没有那样叫过她，从头到尾我都只叫她的名字。
说来可笑，我父母都说那时候我那么小怎么会记得她呢，可我就是记得，她很白，眼睛很大，娃娃脸，脸上总是挂着很温和的笑。
我记不清我是怎么和她一起度过的那个下午，我只记得那天下午，她陪我堆了很久的沙子城堡。很少会有人认真听一个小孩子天马行空的思绪，可她能，还会认真询问我细节，她讲的小故事诱人又有趣，我被她逗得哈哈哈大笑。在马上要与她分开的时候，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笑着告诉我，她叫喀秋莎，并反问我的名字。
喀秋莎，很有那个时代印记的名字，所以我一下子就记住了。
那时候的我进入青春期，接触的东西多了，整天看这里不顺眼，看那里也不顺眼，总想着自己可以干成点什么，实际上却又迷茫得很。我参加过几次学生的集会，被捕过，又被父母托人捞出。
那时我被花花绿绿的各色观点冲得头昏脑涨，想不出继续待在学校的意义，也不知道未来的自己该何去何从，因此每天打架斗殴，浑浑噩噩地过一天算一天，也不想再继续读书，常常让我父母头疼。
父母不想我这么混下去，想送我去当兵，那时候参军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可我不想去，我厌恶没有思想的生活，可当母亲哭着问我以后自己该如何生存的时候，我又无言以对，只是固执地认为自己是对的。
我和家里大吵一架，气急了的父亲打了我，我还了手，被我推倒在地上的父亲难以置信地看着我，我内疚又愤恨地看着他，之后我赌气跑去了玛莎阿姨家。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她。
我也是那时候在大人的闲聊里才知道，她那么优秀，她考上了我们国家首屈一指的大学，又去东德学习工作了几年，家里有很多荣誉奖项，今年她又得到了一枚奖章。现在她回到了首都，在一所大学里教书。
而她这次回来，是因为她订婚了，她带着她的未婚夫回到了她的家乡。
我支棱起耳朵装作不经意的样子，却无比认真地收集着大人嘴里关于她的信息。我讶异她的优秀，也在与她见面之后讶异她的脸和我小时候记忆里她的样子一模一样。令我更惊讶的是她居然还记得我。
我别扭地装作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含糊地和她打了一声招呼，便再也没有开口，但耳朵却像蝙蝠一样捕捉他们的闲聊。
在闲聊里我知道她学的是德语，她能很流利地说着我们以前敌人的语言，她的想法和观点是那么特别。我敏锐地感觉到，她在说关于以后生活的话题时，似是在说给我听，虽然我的面上没有表现出来在意，但心里还是泛起了涟漪。
或许是玛莎阿姨把她请来做说客，又或许是玛莎阿姨发现她说的话我还听得进去，让玛莎阿姨觉得她可以来拯救我这个已经快要无可救药的人，因此在玛莎阿姨的盛情邀请下，我们在一起吃了一顿饭。
但那时候我对家里的厌恶已经压过了再见她的喜悦，而她或许也早就清楚我来玛莎阿姨家里的原因，她没有过多地单独和我说些什么，只是在饭桌上和来找我的父母聊了很多我这么多年的成长。
他们在谈话的过程中说到了很多细微却触动我的事，父亲仍旧很骄傲地提起他在很多人面前都炫耀过的事。我们去打猎，我一个人打了一只鹿，他搜索着他贫瘠的词汇库里仅有的好词拼凑在一起夸奖我。但在我的记忆里，我兴高采烈地背着鹿回来，他脸上却严肃得很，似乎我的战果在他的眼里一文不名，这让我气结。只是没想到在我视角里以为父母不关心的事，在父母眼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我在那一瞬间忽然注意到我父亲手上的伤痕，那是上次我与他争执的时候，我误伤他留下的。内疚与羞愧冲击着我的眼眶。
那顿饭结束以后，她送我和父母回家。我们走在人群之后，肩并着肩，彼此都很沉默，只是在我马上要离开时，她的声音轻轻地飘进我的耳朵，“你这么年轻，应该在值得的地方纵情你的青春。”
我转头看着她，她的脸色依旧沉婉，对我绽放了一个微笑，我却不知怎么地，心剧烈地跳了起来。
回到家之后，我在床上反反复复回忆着记忆里为数不多的关于她的一切，然后暗自下定了决心。
自那之后，我开始疯狂读书。家里人惊讶于我的改变，母亲甚至把我改变的原因归因于我们一起瞻仰过列宁的遗体，可只有我自己知道，到底因为什么。
家里人高兴，我也高兴，为此，我父亲特地摆了一桌，只为庆祝这件事。拿到录取通知的那天，我拿着那张纸，又哭又笑。
我无比期待再见她的那一刻，那一刻我想了整整3年，那三年，我不断温习她的样子，她的笑脸，那是我每次崩溃，坚持下去的动力。
可我忘了，3年前她就订婚了，在我18岁那年，她结婚了。
她和她丈夫一起站在车站门口等我。她还是像以前一样，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时间仿佛在她身上静止了，只有我注意到她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有细细的笑纹。
可她仍旧看起来与本来的年纪相差甚远，她准备帮我拿行李时，她丈夫连忙走过去帮忙，并出声嗔怪，似乎怕她受一点累。
他对他应该很好吧。他们站在一起真的很般配啊。看着他们站在一起，我的心忽然像是被什么拧在一起了，疼得我眼泪都快出来了。
我知道是家人托她照顾我，以她的性格她一定会答应。我曾无数次憧憬这次见面，只是没想到会是这样。
我很冷静地拒绝了她想要提供的各种帮助，告诉她我需要自己一个人独立处理这些，我已经长大了。我把长大那两个字咬得很重，她听到很明显地愣了一下，转而对我温柔地笑，是啊，长大了。
她看我的眼神，仍旧是看小孩子的眼神。我再也忍不住了，拿着行李大步向前走去，眼泪夺眶而出。
开学以后，我开始以各种借口推脱与她见面的机会。我知道，我的家人给她打了很多次电话，求她帮忙照顾我，她联系我只是出于一个邻居的好意，一个长辈对小孩子的照顾。而不是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
我开始刻意避开她。她那么聪明的人，果然在我避开她以后再也没有主动联系过我。
我开始寻找新的目标，能够代替她的目标。我刻意去参加一些联谊和舞会，认识更多的人，更多的漂亮女人。
我流连在女人丛中，想证明自己是吸引人的，是值得被爱的。我甚至在有她的舞会上，故意带着女同学从她身边经过，来博取她的一些关注。可事情似乎并没有按照我的想法发展，在我故意忽略她想要打招呼的举动时，我并未在她的脸上看到失落的表情，她像平常一样，从容地站在那里。
我愈发疯狂地与不同的姑娘约会。那时候我想，我总会找到一个比她更好的人，我觉得我可以用这种方式冲淡她在我心里的位置，可当我与别人接触得越多，我就越发现，没人能像她一样，谦和、博学，身上书卷气浓厚却不让人排斥，她的见识和谈吐是别人比不上的。
我开始彻夜睡不着，寻找她的替代品的脚步就愈发不停歇。直到这种放荡的生活影响了我的成绩，在好几门课都拿了不合格之后，我所在系的秘书与我亲谈。她言辞激烈，警告我已经触发了被退学的机制。这些消息甚至通知到了远在千里之外我的家人。就在我被这件事搞得焦头烂额之际，她再次出现了。
我有些局促地看着突然站在我门前的她。慌乱的我一时之间忘了问好。在她进到房间里后，我还在不知所措。而她忽略了我的窘迫，只是温和地拿出提前为我专门做好的食物，摆放在桌子上，轻声催促我快吃。
我们像我17岁那年并肩走在一起时那样沉默，屋子里只有我咀嚼食物的声音和我与她无关痛痒的对话。她坐在我身边，我可以感觉到她落在我身上的温柔目光，我贪婪地想把这一刻变成永恒。
可快乐的时间总是很短暂。她临走时，我看着她走到门前马上要消失的身影，还是忍不住问出了那句话，你觉得，爱是什么？
这是我第一次没对她用敬语，没有说您。（作者注：在俄罗斯，只有对亲近的人才会称呼你，对陌生人、长辈或尊重的人一般都说您）
她明显怔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如常。她温和地回答了我这个幼稚的问题，“希望喜欢的她开心，过得好，自己也开心，也过得好，这就是爱。”
她像个长辈一样，似是信了流传在学校里的流言，我因被某个心爱的姑娘抛弃而自暴自弃流连花丛，她以为我碰到了与某个姑娘的情感难题，于是这般开解我。
我狼狈地转身，为自己之前所做的一切感到愧疚。我越来越难受，我控制不住自己，自那之后我发疯地想见她。可我不敢。我不敢想象她看我像看孩子一样的眼神。那太让我难受了。
我开始偷偷地去她的课堂，坐在最后一排听她讲课。这一听，就是两年。
她教授的是文学。她的声音很好听，讲课的时候神采飞扬。虽然她的课我大部分都没听进去，但只有一节课，我听进去了，记到了现在。
是她讲课讲到兴奋时，即兴讲到了博尔赫斯。她援引了博尔赫斯的诗句：
这么多年关于暗恋的酸涩、无奈与纠结，在听到她讲的这首诗之后，被我咀嚼了很久。
不知到底过了多久，或许只是在某个夜晚的某一刻，我想通了，我把她放在了心里，不再排斥，不再躲闪。
博尔赫斯都有得不到的人，我还有什么不满足呢，况且我比他幸运得多，喀秋莎比他钟情的人，要好太多了。
我该感激这段相遇，有的人遇见了就是幸运，就像她说的那样，爱就是，只要她过得好，就行了。
我们之间的交集本应该在我本科毕业就结束了。直到有一天，家人告诉我，她母亲去世了。
我赶回去的时候，她家已经有很多前来吊唁的人。她穿着黑色的衣裙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没有哭，但脸上刻着麻木，她的眼圈黑黑的，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她似乎是很久没睡好了。周围人来人往，她却周身散发着荒寂。
她冷静地与她的家人一起安排后事，几次我都很想上去帮忙，可转念一想，我凭什么呢？
我不应该给她造成困扰，尤其是在这种人多的时候，所以我宁愿这么远远地望着她。
停灵的夜晚，我和她丈夫、家人一起守灵。夜深以后人们慢慢散去，她爱人被别人叫走，我一个人站在那里，注意到一个娇小的身影悄悄从门里走出来，扶在棺材上轻轻地哭泣。
我看着她的身影，心里猛地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情愫，我再也没忍住快步走向她，想上前安慰她，可我刚没走几步，她爱人就从旁边跑了过来，把她拉在怀里。
我看着他们靠在一起，看着她隐忍的情绪在一瞬间决堤，她哭得那般无奈。我停住脚步，心里只觉得，真好，她有人保护，有人安慰，真好。
可我为什么又像她在车站接我时一样，一转身，就掉眼泪了呢？
第二天她母亲下葬的时候，她走在祷告人群的最后，一不留神滑了一下，我走在她身后立刻扶住了她，她眼神涣散地对我说谢谢，然后继续向前走。
那是迄今为止，我唯一一次与她近距离接触。她的手臂很瘦。她怎么能这么瘦呢，她丈夫是不是没有照顾好她？
我没有再进入她的生活，我们渐渐回到邻居的关系。而这个邻居关系也在她父亲去世以后逐渐失去了交集。我仍旧待在她教书的城市，留在了另外一所大学。
我有空就会像大学时一样去听她的课。她仍旧风趣幽默，身上却有岁月沉淀。她的丈夫对她很好，他们会在一起吃饭，他会接她下班，会一起在学校里散步。
我没有结婚，没有情人，每当家人提起时，我都会以一个个借口回挡回去。
只有一次，年迈的父亲问我，心里是不是有喜欢的人？那一刻我出奇地镇定，我看着父亲的脸，郑重地告诉他，我喜欢喀秋莎。
父亲的脸上出现一丝错愕，我以为他懂了，他听懂了我那段不为人知的爱恋，只是我没想到，他最后神色恢复正常以后，喃喃地念着，“原来我的儿子要把自己献给祖国啊。”（作者注：喀秋莎这个名字在俄语文化里，有很强的国家寓意。）
我苦笑了一下，没有反驳。没人知道，也挺好。我知道我遇不到像她一样的人了，别人再怎么好，也都不是她。
我没有觉得这样不好，反而觉得幸运。我是幸运的，遇到她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如果不是她，我或许会在17岁辍学，然后进入某个工厂昏昏碌碌地度过一生。
只是当我在远处偷偷看到她和她丈夫在一起散步的时候，看到落叶落到她肩头的时候，我会感到惋惜，惋惜能为她摘掉那片叶子的人，不是我。
作者：李冉，留学生
编辑：蒲末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