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支教」与女商人之间
文丨何香奕
编辑丨毛翊君
视频剪辑丨张歆玥
暂停
从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出发，沿曲折的山路行驶10多公里，能看见一栋栋白色的砖瓦房并立在路边。与往年相比，村里的这个暑假有些安静。
这里唯一的学校——南太小学大门紧闭，乒乓球桌积满灰尘，只有一个门卫在。此前两年，都会有一批志愿者从全国各地过来，给学生上5-10天的课程，包括语文、英语、音乐、戏剧、舞蹈等等。
这所位于湖南湘西大山里的小学，6个年级50多名学生，其中30多个是留守儿童，6名老师各自承担一个年级。校长吴祖恩在这里教了40多年，“没有暑托班前，孩子们放假就是自己玩，家长没时间管他们。有人上课，大部分家长都是求之不得。”
2020年，长沙市善吟共益助学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善吟共益”）创办人龙晶睛在湘西支教期间，听说这里缺老师，找上了门。吴祖恩觉得，“当时也不管教学质量好不好，当务之急就是把老师的缺口补上。”之后，这个团队一直给南太小学提供长期支教老师，同时开办短期支教活动。
去年9月，龙晶睛在短视频平台发布的支教视频后，一篇《龙晶睛，你火了》的文章在网上传开，“十年支教经历”“海归女硕士”等标签下，龙晶睛迅速获得关注，被称为“最美支教”，但质疑和谩骂也随之而来。
有人说她视频里妆容精美，认为“摆拍、作秀、玩流量、假支教”，也有人觉得她的“十年支教经历”不符合年龄，而短期支教项目因为5000元收费、时长太短、行程含有采风活动，也被诟病——“明码标价的生意”“孩子是工具”。随后，南太小学的“爱心暑托班”的活动被暂停。
●项目截图。图源网络
在南太小学支教过的老师徐信发现学校有齐全的科学实验器材，甚至很多器材没有拆封，手风琴也是全新的，“很少有长期或者本地老师会这些东西，只有短期支教来的志愿者可以带学生去玩。”
两年前，一直在大凉山支教的老师徐信经过朋友介绍，得知善吟在湘西州招长期支教老师。出于想了解中国各地乡村教育情况的目的，他报名了“希野计划”，第一年在湘西泸溪县新寨坪小学，第二年被分到南太小学，也见证过善吟开展的短期支教活动。
他举出了需要改进的地方，“中秋、十一假期都来，学生会很兴奋，我们要协助维持秩序。但是我有点抵触这个事，本来学生就放假了，我们也有正常休假时间，和校长提过短期支教可以安排在工作日下午，但参与者这个时段都没空，也没实现。”
●龙晶睛在南太小学。何香奕摄
尽管善吟共益的短期支教项目暂停，但仍在进行长期支教活动。今年7月末，我在南太小学见到了一些学生，他们会直接说不喜欢上课，也不喜欢龙晶睛。但龙晶睛带着去画画时，他们显得并不排斥，看到她来就笑着跟她一路跑去。
和视频中一样，龙晶睛个子娇小，化着淡妆，穿简单的白T恤和黑色休闲裤，对于我提出的质疑，她没有迟疑。读公关专业本科的她面对镜头，回答自如。舆论发酵后的一年，她通过网络发布过回应，也频频接受采访。但并没有平息舆论风波，去年11月团队又暂停了“支教旅行”项目。
「作秀」
按照龙晶睛的讲述，2011年她去美国读高中，暑期回国在湘西凤凰县一所小学参与了一次短期支教活动，第二年成立了“ODP爱心计划”，“用鞋盒做募捐箱，买一些学习用品、体育用品什么的发给孩子们。在人人网放了活动照片，当时很多留学生响应了，发起过募捐。”
此后每年她都会负责开展这个计划，“当时，在美国、加拿大、国内都有人参与，有一年的短期支教报名600多人。”从2012年开始，支教点从凤凰县扩大到贵州、江西、云南等地，“我们去了解哪些学校有需要，有些地方也会主动找到我们。”
龙晶睛自称在这项计划运营期间，确立了想从事公益的想法，“我们没有专业的老师，每一年都会有人来，又有人走，再加上这只是挂靠基金会的小项目，没有办法把它做大做长。”
按龙晶睛的讲述，父母在湖南当地经营公司，也是从山里走出来，支持她从事公益。201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社会工作研究生的第一年，她和两名同学一同成立了善吟共益，给乡村输送长期支教老师，也通过支教旅行带人进乡村。
●龙晶睛和南太小学学生。何香奕摄
2020年初遇到疫情，龙晶睛开始发视频。“当时善吟没有什么影响力，我发现大家都喜欢刷视频，就想拍一些小朋友的内容，也做了直播，有一个人通过抖音联系到我，给我们捐了8万块钱，解决了燃眉之急。”
龙晶睛回忆，当时关注的人并不多，直到2021年5月，她放了一则划船的视频，画面只有她穿着长裙坐在游船上，对着镜头露出笑容，粉丝量涨了1万多。她又试着发了几条以自己为主体的视频，数据反馈都让她觉得“光发孩子不行，也要发自己”。
视频主角更换后，龙晶睛感受到流量的红利，捐款、合作、采访接连找来。她说，做视频前机构报名支教的人很少，也没收到什么捐赠，“慈善机构的运营管理费必须控制在15%，而且给长期支教老师补贴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对外募捐，还有个人企业捐赠。”
根据慈善中国官网显示的善吟共益年报，2019年年末余额为5万9千余元，而2020年年度发生费用超52万元，包括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筹资费用，年末余额1万3千元。
●善吟共益2020年年报。图源慈善中国官网
她并不排斥打造个人IP，但否认有专业拍摄团队。据她的说法，之前视频的筹拍都是自己剪辑操作，一直到2021年7月，才招聘学摄影、编导的实习生。“最开始有想过写脚本，比如现在农村小孩用不用手机、支教生活是什么样，并不是专门请演员，但实际山里遇到的情况多变，也有事情要处理，没法按设定的内容拍。实习生就拿着手机跟在我旁边拍，再选一些还不错的镜头剪辑。”
视频里龙晶睛的精致打扮和像游玩一样的支教生活分享，让网友觉得与现实里的支教不符合。她把这些解释为，不想卖惨博取流量，也提到有公益纪录片团队去找他们拍摄后，她会用一些这样的专业镜头。
该纪录片团队李姓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否认了是专门拍龙晶睛。“每次我们就是去4、5个人，都是在暑假，全部时间应该是8-10天吧，记录所有人的行为。”但在一个采访的视频里，龙晶睛问过孩子想不想被拍，如果不想可以告诉她。一个孩子马上说，“不想”。
我在南太村也看到过这样的抵触。当孩子们正在教室画画时，我尝试拿手机拍摄他们，他们马上停下来，告诉我“不要拍了”。但当龙晶睛让他们一起拍摄一个为支教老师庆生的视频时，孩子们都配合地对着镜头说生日祝福。
虽然徐信觉得公益需要宣传，但也听其他支教组织的老师会说龙晶睛“太高调”。“有个电视台去年十一假期来拍摄，让龙晶睛天天带着学生在田野里，那个是摆拍。”徐信也认为有些拍摄需要考虑学生，“画面里剪辑完呈现得很美好，实际可能学生在很晒的情况下参与诗歌课程，还是要以学生为主体。”
但对于化妆、打扮，他认为不是什么大问题，“学生家里的情况，互动，上课、玩耍等等，那是真实的。”
「善款」
这样的“高调”很快引来质疑。根据长沙市民政局官网显示，2021年9月16日一位徐先生提交投诉称，在民政部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慈善中国”查询，发现“善吟共益”未取得公开募捐资格，但长期在其网站上公布银行账号及收款二维码，涉嫌违法。
我联系了该投诉人，其自称是给善吟共益捐过款，查询相关法律发现该机构没有募捐资格，而且短期“支教旅游”涉嫌进行虚假公益活动，所以多次举报了他们。
2021年12月30日，长沙市民政局发布了对于善吟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核实，认定善吟共益助学服务中心通过互联网媒体发布二维码收款信息，面向社会公众进行资金募集，而当事人并未取得公开募捐资格，属于违法募集行为，对当事人予以警告的行政处罚，要求退11845.4元给捐赠人，并要求当事人全面整改。
●善吟共益公开信息。图源慈善中国官网
公开资料显示，善吟共益成立于2018年9月，是在民政部门注册的慈善类民办非企业（社会企业），不具有公募资质，主要通过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予以公开募捐。《慈善法》第26条明确，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基于慈善目的，可以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由该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并管理募得款物。
今年7月，去世两年的公益达人张晓林被人爆料，此前是借慈善募捐敛财，引起争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贾西津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提到，长期以来，由于设立公益组织的法律限制，很多公益人不得不用个人身份做事，但个人公益行为由于在公开透明方面存在天然不足。
对于这次的处罚，龙晶睛通过网络平台致歉，也做出解释，“当时法务没有排除风险，也没有人提醒，不知道把收款二维码放在善吟官网上面属于非法募捐。”
处罚决定书公布之后，再次将善吟推上了舆论风波高点。网友们也觉得善吟共益就是在做生意，涌入龙晶睛个人社交平台的留言区里评论：“成功利用孩子们赚了流量”“请不要把孩子当做敛财的工具”……
对此，龙晶睛反应很快，“当时民政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我们三年的财务做了审计，我们找到机构成立以来所有的捐款来源，让对方出示一份证明，但是有些人找不到，剩下了 11845.4元认定退还。”
根据处罚决定书显示，经审计，2018年9月至2021年9月27日，善吟共益通过收款二维码转入基本户款项合计187982.71元，包括捐赠收款40469.46元、支教旅行（短期助学）收款145544.19元。经核实，其中26928.05元不属于公开募捐所得，剩余13541.41元认定为公开募捐所获。
在处罚决定书公布后，龙晶睛团队重新推出了“希塔计划”，招募长期驻校社工和短期义工，时长分别定为一学期和一个月以上，开设游戏、艺术教育、体育活动、阅读课程，并且建立个体跟踪帮扶档案，但由于疫情，项目再次暂停。
●南太小学学生。何香奕摄
另外，从“ODP爱心计划”到2018年创立以来，善吟共益一直在做的短期支教项目，龙晶睛称是参考了国外的支教义工旅行，想着吸引更多人参与支教，同时能发展当地经济，“以前每个人的报名费是2000-3000元，一个月最多一次，5-10天不等，包括参与者的吃住、车费。”
善吟公众号在2021年7月13号发文回应过短期支教付费问题，提出五点原因，其中包括必需的保险和包车费用、物资购入、前期准备、机构继续投入，以及“志愿者通过支付合理费用来助力当地的旅游产业”。
对于网友提出的 “价格过高”“都是玩”“刷履历”， 龙晶睛解释，“游玩的行程是在整个项目结束以后。价格是合作方提供的，考虑到机构收入来源不多、又需要运营管理，剩下的钱作为善款，机构不会分红。”但她清楚，发布的招募通知里写“善款”是有问题的，“应该用‘费用’，当时没有排除这个法律用词的风险。”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公益慈善与非营利法治研究专家马剑银认为，项目本身是合法的，“但把费用说成善款会引起误解。慈善法、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捐赠是无偿的，不得给捐赠人提供利益回报，不得以捐赠为名从事营利活动。这其实是一个服务费用，参与活动的人付钱，获得相应的服务，定义成捐赠的话，也就属于非法募捐。”
分歧
另一个引发争议的是，龙晶睛名下还有一家湖南省善吟创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善吟创益”）。企查查显示，该公司注册资金为200万元，股东有两人，除龙晶睛外，另一个股东显示为“湖南领众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旗下有为海归人员提供服务的“海梦岛”双创基地。
这个信息也被网友解读为“善吟和公司做刷留学履历的生意”，质疑善吟创益和善吟共益之间存在利益输送。
龙晶睛解释，该股东只是提供给善吟办公场地——海梦岛创新社区。她出示过一份财务审计报告，证明机构和公司之间确实不存在经济往来。在长沙市民政局公开的处罚书中也提到，未发现善吟有分配获利、关联交易等明显违规行为。
●龙晶睛在长沙的办公地。何香奕摄
龙晶睛自称在大学学公关时，从实习中了解到传播可以跟公益结合。研究生报读了哥伦比亚社会工作，专攻方向选的是社会企业管理。在龙晶睛所说的计划里，对善吟创益的定位是一家社会企业，“社会企业是以公益为主，在这个过程中运用了商业的方式，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机制，能可持续性发展。”
在龙晶睛决定成立善吟机构时，和最初的“ODP爱心计划”团队部分成员产生了分歧。“当时有人觉得成立机构不纯粹，还有人有自己的工作，不想全部投身在里面。”郭文杰在2016年参与“ODP爱心计划”，之后成为善吟固定成员。
最开始他也认同这些想法，但转入善吟后意识到，单纯做项目是不长久的。“有原来ODP的成员离开后做了自己的慈善项目，但蛮多都是自己往里面贴钱。所以，虽然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但经营过程中还是需要盈利养活自己。”
对于龙晶睛设想的社会企业，佛山好友营支教团队发起者伍景勋表示，在公益界并不新，“2009年之后出现了一些社会企业，特别是在珠三角、北京、上海这些地方。”
伍景勋创办的好友营从2006年开始开展支教活动，至今在四川、湖南、甘肃、青海四省建立了17所支教校点。“社会企业并不是出发点存在问题，而是怎么走下去。”他也一直在关注社会企业，也曾想过尝试，但“身边也有人尝试，事实证明精力上顾不过来，没法两边都做好。”
对于这种称为社会企业的模式，公益慈善与非营利法治研究专家马剑银解释，“在国内有很多实践，学界也在研究，但目前没有标准定义，也没有专门针对社会企业的法律。”他谈到，目前业界也在慢慢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社会企业认证，但界定涉及很多非营利的领域。
“但企业就是营利组织，追求利润，通过公司反哺到机构，达到机构可持续发展”，马剑银认为这种模式是可行的，但必须把机构和公司的业务可辨识地区分开来。“机构和公司之间有财务往来，必须要及时披露关联交易，如果公司给机构提供服务，还要看价格是否公允，不允许在关联交易过程中进行利益输送。”
结束了今年春季支教活动后，龙晶睛决定把重心放在公益传播上。“我现在不想被定义成一个支教老师，我觉得更多的是创业者。”最后，她以不想止步于乡村教育解释了这一切。
（为保护隐私，文中徐信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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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剩在深山里的守矿人
图、文、视频丨吕萌
剪辑丨沙子涵
编辑丨毛翊君
昏暗的办公楼走廊中空气潮湿，有时散发出腐木味，杨世贵端着前晚的剩饭蹲在这里，敲了几下饭盆。不一会儿一只灰鹅从门外走到他身前，垂下脖子开始进食。
灰鹅是杨世贵去年初买的，原本两只，去年夏天一只染上瘟疫，死了。从那之后，剩下的这只每天都跟随在他身边。无聊时，杨世贵就跟鹅说话，它成了他在山里少有的、能“交流”的伙伴。
●杨世贵养的灰鹅走进曾经的办公楼。
杨世贵57岁，头发半白，面色黝黑，络腮胡几天刮上一次。平日里他只穿两件T恤，一件白色一件红色，因为这里没有人看他。每天早上起床喂家禽，再独自走上几公里巡查厂房是他的日常。
因为当地汞资源丰富，这里曾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汞矿。建国初期成立了国营丹寨汞矿厂，如今里面的老建筑已挂上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矿区南北长36公里，有时杨世贵要走上半天才能查完这些房子。他看守的目的，说来就是防火防盗。
汞矿老厂部办公楼、电影院、供销社……嵌在大山深处，大约铺开了180平方公里。杨世贵走累了会在台阶上坐一会儿，周边的老房子掩盖在杂草灌木里，有时冒出几声虫叫。
●巡查矿区的路上，杨世贵坐在台阶上休息。
●在汞矿隧道口巡视的杨世贵。
“烟能消磨掉在这里守矿的寂寞。”他习惯在路上拿着烟，这是他唯一的爱好。一排家属区的房顶已经垮掉了，矿里的商店也停留在时间深处，曾经要用购粮证买粮食。杨世贵就出生在这，生活、工作，直到现在。
他姐姐知青下乡后留在了贵阳工作，哥哥读了技校，毕业后被分配到瓮安矿区。杨世贵也想过走出这座山，但初中毕业后，去县城报名入伍，结果阑尾炎发作，体检没过。他成了唯一剩在家里的孩子，和厂子很多工人子弟一样“子承父业”了。
上世纪50年代，杨世贵的父亲在这做爆破工，每天都要在隧道里走几千个台阶到井下打炮眼，放炸药。爆破出来的矿石，由矿工放在卷扬机上装进矿车再输送到生产加工区，一车能装10多吨，昼夜不分地运输。之后产出的水银装上卡车，又走上11公里盘山路才能运输到丹寨县城。
●山谷里的汞矿全貌。
●在汞矿的门柱上依然留有“大跃进”时期的标语。
那隧道离杨世贵现在的住所大约两公里，由于常年荒废，如今地面坑洼不平，会有水滴忽然落下。隧道边，通往汞矿井下采掘区的巷道口已经被水泥墙永久封闭。里面原本有近百个矿洞，在地下延绵。
为此，这里聚集了来自全国的技术人员和工人，最多时有两万多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产量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近2000多万元的年产值成为当地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附近的村寨还没有通电，在村民眼中，汞矿就像山里的一座灯火辉煌的城。在杨世贵记忆里，最热闹的时候就是在傍晚组织公放电影，周边村寨的人会走十几里路来看。
“那时候，很多人都想进汞矿，待遇好，有城市户口，周边寨子的姑娘都想嫁到汞矿。”杨世贵说。
●汞矿中的建筑慢慢被野草覆盖。
杨世贵和矿上工人谈过几段恋爱，但都失败了。他觉得自己没有口才，在女生面前不爱说话，平时工作后无聊，喜欢和朋友喝酒，“女孩也不喜欢这样的。”
1993年，通过媒人介绍，杨世贵和矿区邻寨的姑娘刘阿莲结婚了。“她是我的小学同学，当时我们都30多岁了，再不结婚就晚了。”杨世贵说，在矿山的工人子弟都想找本矿的人结婚生子，没人愿意和村寨的姑娘结婚，因为是农村户口。
在他眼中，哥哥和嫂子的爱情才是美满的。嫂子父亲是矿里的高干，住在杨世贵家隔壁，哥哥就从小和嫂子一起上学，自由恋爱，最后结婚。
●汞矿礼堂内部。
●左图：汞矿住宅区中依然保留着人们生活的痕迹。右图：汞矿礼堂中的座椅如今已经被拆掉。
杨世贵没有赶上汞矿繁荣的年代。22岁参加“接班”考试时，已经是矿里组织的最后一批，他被分配到高炉冶炼车间做锅炉工，不断添燃料，让炉子保持450～800℃的高温，每天这样8小时。待在“蒸笼”一样的车间里，他最多能拿到100多块工资，还有每天8毛钱高温补贴。
那时候汞矿资源逐渐枯竭，在杨世贵结婚前两年——1991年汞矿宣布停产。“全矿都不搞生产了，我们的车间靠着外面进的原材料在维持，但是工资有时会拖欠两三个月。”在他看来，虽然汞矿不景气，但毕竟矿是国家的，有保障。
杨世贵的父母退休后在汞矿附近的五里铺村开了一家小超市。杨世贵夫妻俩起初和他们住在一起，母亲把超市给了儿媳妇经营，每个月有不到300元的收入。杨世贵儿子出生后，他说除了留下在单位吃饭的钱，剩下的全交给妻子。
●走在汞矿隧道中的杨世贵。
●汞矿隧道中没有灯光，层层岩壁上依然留着工人在此工作的痕迹。
这份感情没有被妻子的家人看好，汞矿也逐渐在这个山谷里失去了原来的光彩。九十年代之后，村寨里的很多村民选择去广东福建打工，挣的钱要比汞矿工人多。“她家里的嫂子觉得我没本事，嫌我穷。我只能靠每个月工资吃饭，真不知道怎么能富。”
一个夏天，在燥热的车间里高强度工作了一晚上，杨世贵回家想让妻子买些肉来做。妻子没有动身，只和他说家里没有钱了。“我前一天才给了她我的工资。”杨世贵没说什么就进了屋。他不会为了一些小事和妻子吵架，但他知道这份感情在慢慢变淡。
●在汞矿住宅楼中，遗弃的桌子上散落着玻璃碎片。
●遗落的帽子。
1995年，刘阿莲离开了家，只是留了一张纸条“我出去打工了”。那时候没有电话，她也没有给家里写过信。
杨世贵记得，妻子后来回过三次家，第一次是1996年杨世贵父亲去世；第二次是1997年她回来看孩子；最后一次是1998年5月，他们离婚。
那天刘阿莲站在家门口，没有进去。“娃娃才四岁，就没有缓和的余地吗？”杨世贵说。
刘阿莲态度坚决。最终，杨世贵还是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刘阿莲想带孩子走，杨世贵不同意，两人最终大吵一架，上了法庭，最后抚养权判给了杨世贵。
●在汞矿住宅楼的墙上挂着没有照片的相框。
●住宅的厨房中，存放的筷子落满灰尘。
离婚前的那段时间，汞矿在进行人员分流，大部分人会被分派到贵州省其他矿区、单位，矿中只留下一少部分人。当时从来没离开过这里的杨世贵很想被分出去，起码换一个环境。
“如果我被分出去了，遇到好单位了，会不会离婚就不会发生了？”那时杨世贵反复地问自己。
事情并没有像杨世贵设想那样发展，当分流名单下发到车间那天，他看了很久，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他去矿办公室问，得到的答案：一家只能分流一个人出去。当时被调回汞矿的大哥资历和工龄更高，所以矿里把这个名额给了他大哥。
分流的三个月里，每天都会有单位委派的搬家车队驶进矿区。很多工友离开前都去车间和杨世贵告别。“都走了，我结婚的时候他们都来吃酒，分出去后他们办事没给我说，我也没法去了，有一些朋友后来也去世了。”自那之后，留在汞矿的工人也陆续搬到了县城里，喧嚣了半个世纪的丹寨汞矿在1998年走向沉静。
●住宅楼中随风飘动的旧窗帘。
●被遗落的鞋子上挂满蛛网。
●厨房中散落在角落的饭碗。
后来，高炉冶炼车间承包给了私人。当时矿区的承包条件是必须要用原来矿区的老工人，矿区就保留了杨世贵的工作关系，一直到2013年车间因经营不善停产。
那年9月，杨世贵终于离开这里，去贵州的一家矿山去做工人。那是他第一次出去工作，也是到得最远的地方。在矿场每天工资60块钱，包吃住，后来因为操作不慎，他把切割机弄坏了，干了两个月就被辞退了。他觉得自己一辈子在大山里，对外界不了解，也没有其他技能找工作。
“当时儿子刚考上大学，每个月生活费要1000元，母亲也上了岁数，需要照顾，矿里领导知道我的情况就安排我守矿。”不到一年，杨世贵又回到矿里，看着办公楼里还没调走的工人档案，每个月工资1500元 ，2020年后工资涨到3000元。除了每周会回县城看一次母亲，他几乎不会离开矿区。
住所是办公室改建的，30平米的房间阴暗、潮湿，老式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台旧电视，杨世贵平时就用它来消磨时间。角落里有辆摩托车，是儿子给他买的，让他每天去巡查时用。但杨世贵除了去县城，平日都不舍得开，担心矿区的碎石路会磨坏了轮胎。
儿子在2017年本科毕业后回到丹寨，在县城一所中学当数学老师，工作两年后又考上了研究生。以前在车间工作时，杨世贵无心照顾儿子，儿子从小跟着奶奶一起长大，如今他计划把守矿的钱攒下来给儿子结婚用。
可儿子未来打算去深圳工作，杨世贵想到自己在山里一辈子，还是在外面见识多，没好再劝他回来当老师。前不久，有从深圳自驾旅行的一家三口经过这里，杨世贵聊起来才知道，“在那边买房子首付要上百万，哪交得起啊。”杨世贵觉得父子关系总不太亲密，但是心里都惦记着对方，只是不懂表达，有时给儿子打电话，聊上几句也就挂断了。
杨世贵依然过着精打细算的生活，在办公楼后种了一片菜地，还在一个废弃的水槽养了鱼，每月不超过500块钱。这里的生活单调且漫长，他会计算每天在矿区巡察时自己走了多少公里，偶尔去村里的朋友家讨酒回来喝。
●杨世贵在摘芸豆作为晚饭。
●杨世贵手中的烟。
五年前，杨世贵查出高血压，经常头晕，有时眼前突然发黑，什么也看不见，索性也戒了酒。他觉得自己就像矿区里的房子一样逐渐变老。
现在每到傍晚，他就拿着一个小板凳坐在办公楼前，看着门前的树一直到天黑，会想自己在这里经历的很多事情：小时候和哥哥去发电站捡焦煤，如果自己当了兵现在会是什么样的生活，还有那段短暂的婚姻……
他说离婚后试着相处过个对象，当时对方想要和他生孩子，可他想，那时计划生育管得严，如果超生就要被罚钱和开除，没处多久也就分手了。也有村里的朋友给他介绍离婚带孩子的本地人，杨世贵觉得会亏待自己的儿子又回绝了。
“我想把娃娃盘出来以后，有合适的就找一个，没有自己就单身到底了。”以前春秋季节，都会有曾经在汞矿工作过的老人回来走一走，杨世贵觉得亲切。最近两年，回来的老人也越来越少。
最近，杨世贵听说汞矿的遗址要交给政府作为旅游开发，“可能在这也待不了多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