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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2015年求职面试时第一次见到的桑老师。他身高将近1米8，一头黑发又卷又密，再加上黝黑的肤色、清瘦的面庞和略微深陷的眼窝，长相跟那个叫明道的台湾演员倒有几分神似，但那身皱巴巴的西装又透出了一股乡土气息。大家都是来这所高校应聘辅导员岗位的，他却像老员工似的侃侃而谈：“这所学校人事代理和事业编制同工同酬，还不扣职业年金，干上几年铁定转正给编制。”
他站在我身后，主动跟我搭讪：“兄弟，看你像是外地名校毕业的，这个面试肯定能过，一会散场我请你吃个饭，咱们认识一下？”还没等我想好怎么客气的回绝，他紧接着又说：“没事，我请客，待会儿你面试出来，告诉我考官问的题目就行。”
面试结束后，我们来到校外城中村的一个苍蝇馆子。桑老师盯着菜单，好半天才点了一荤二素，其中还包括一盘10元的凉菜拼盘。几杯果啤下肚，我们都放下戒备，聊了起来。
桑老师先把我的个人情况问了个底朝天，之后才说自己广西人，农村家庭出身，“家境是全村数一数二的”。他说自己从小“南人北相”，爱好历史，从本省一所师范类院校历史学专业毕业后，打算“潜龙在渊”，先工作两三年，之后想走学术道路，重振中国古代史学研究……
面试结果公示后，我和桑老师双双在榜，成了同事。入职后，年轻辅导员很快打成一片，桑老师总是谈古论今，针砭时弊，慢慢就成为我们这群人的“精神领袖”。每天他的办公室里总是挤着一堆同事插科打诨，一到饭点就吆五喝六下馆子。因为关系不错，桑老师今天找这个同事帮忙取快递，明天拜托那个同事助力拼多多砍价，用他的话讲：“人和人的交情就要彼此麻烦，互相给办事才能更深更好。”
那时候，外向开朗的桑老师在职场上混得如鱼得水，做学生工作更是敢打敢拼敢担责，颇有书生意气。他憧憬着靠个人奋斗改变命运，过上幸福的生活。
学生事务千头万绪，大学辅导员干的是个良心活儿。大家刚入职时都铆足了劲，一边要手忙脚乱地管理学生，一边要挤时间参加各类培训、考试和会议，想给领导同事留个好印象。
相比别人削尖脑袋积极表现，桑老师似乎对功名利禄毫不感兴趣，私下表示：“我进高校是想着搞学术，振兴中国当代史学，参加这些虚头巴脑的活动对我没啥好处。玩命干辅导员到老也就是个‘学生头’，转岗干行政就是跪舔领导。熬成科长处长又有啥用，一年才挣几个钱？老子志不在此，等考上名校博士说走就走，谁留我都没用。”
入职大半年后，同一批进来的辅导员都对工作失去了新鲜感，渐渐把精力放在经营自己的生活上。可桑老师不同，他老把目光盯在别处——没多久，他就把工资明细、绩效份额、学院创收、单位小金库、评职称内幕摸查得一清二楚。到后来，连领导同事们的个人隐私、升迁背景也打探得清清楚楚。
正是通过桑老师的嘴巴，大家才知道：某位常把“夫妻恩爱”、“家庭和睦”挂嘴边的中层领导，其实是个“三婚男”；某位不到30岁的教务老师生的3个孩子，爸爸都不一样；某位年轻副教授是靠嫁给比自己年长近30岁的导师才评上“青年学术骨干”的；某位衣着朴素、低调寡言的女同事，父亲是厅级高官；某位女老师买了奥迪SUV，对外宣称有车贷，其实是伪造购房手续套取公积金全款买的……大家戏称桑老师是“单位百事通”、“学校包打听”，他不置可否，说这也算一种“历史考证学的人际场域应用”。
可他在背后八卦别人的同时，别人也在八卦他。听同事讲，桑老师家境不好，母亲常年身体欠佳，一辈子也没出过那个小山村。也有人说桑老师母亲早逝，父亲务农，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好在他一路刻苦学习，成为村里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男生，虽然本科只是一所二本院校，但他仍是“全村的骄傲”。
大学时，桑老师早早瞅准了一个女孩，等来省城读研时，不待毕业，就和这个大他好几岁的女友领证结婚了。正因如此，女方家的户口本上多了一个领拆迁补偿款的名额，他也不用买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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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6年起，我们所在城市的房价一涨再涨，晚买半年，就意味着十年奋斗白费一场。加上之后的限购摇号政策，一时间一房难求。后来，坊间又疯传买车也要限号加摇号了，大家又迫不及待地去买车。
单位里大多数同事的家境还不错，爹妈总能帮衬点，桑老师逢人就问：“你老爹老妈在哪给你买的房？”“每平米多钱买的？……两年后再出手，你小子稳赚200万。”“你的车啃老来的吧？还是要有个好爹啊！”“媳妇家掏钱给你买的车，居然没登记在老丈人名下，软饭硬吃呀。”
对我这个“最佳损友”，他自然不会嘴下留情：“你的车是你老爹全款给买的，肯定没贷款，别想蒙我。你除了那套两居室，真的再没别的房子了？我算过了，你的工资减去房贷，再加年底取的公积金，剩的钱还能供得起一套房……”
在桑老师的“公示公证”下，同事们对彼此的资产情况、甚至连相亲对象的情况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大家的关系开始变得微妙起来。私下，桑老师说起别人有的而自己没有的，酸气的言语之中就会多出一丝戾气：“老子将来博士毕业，去待遇好的985名校，可以甩那些啃老的十条街。”
为了养家糊口，桑老师放下了身段，去给初中生当家教、带学生去外地实习（有出差补助）、参加监考阅卷（有劳务费）。每月发工资时，他的微信语音来得比银行的短信还快：“商老师，你这个月工资多少？我的比上个月少了1块3。你五险一金分别扣多少？登录财务系统截个图发我看下。”
两厢一比较，要是他多，他便高兴，若是他少，就要我请吃饭。一次，他竟拿着我的工资明细截图去财务处讨说法，把我吓得不轻。
大家对桑老师这种过分关心和宣传虽有不快，但念在同事一场，聚餐活动还是会叫上他。一般来说，大学城的平价馆子，五六个人吃一顿饭不会超过300元。同事们默认“谁组局谁结账”，可每次轮到桑老师请客时，他总不忘叮咛一句：“下次该X老师请客了，到时去商场里那家新开的烧烤店。”
久而久之，大家对他便有些反感了。
2018年，有人说我们学校要集资盖房，每名教职工有望通过内部价分到一套教师公寓。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些反应快的教职工已经开始四处筹措首付款了。
桑老师赶紧盘算着一套房能少花多少钱，以自己的工龄职称能分到几楼几室，甚至连每个房间怎么分配使用都想好了。但那时他刚上班没几年，手里没攒下什么钱，又没法向老爹和老丈人开口求借，便整日唉声叹气。
毫不夸张地说，桑老师等分房这一天等很久了。可能是住在老丈人的回迁房里多少有寄人篱下之感，可能是妻子生了孩子以后不上班，身在农村的父亲又无力接济，桑老师夫妇婚后争吵不断。有时，他会用“赘婿”自嘲，在高校工作，偶尔有不错的福利，可能是他在岳家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了。
“平台很重要，咱们学校虽然待遇低，但好歹有地盖房。分一套三居室在我名下，和老婆孩子搬过来住，那才叫一家人。等考上博士毕业了，名校挖我过去，那边再分一套房，解决我儿子入学问题和媳妇就业问题，这套房就租出去‘以房养房’。赶在退休前再把儿子工作安排到位，卖了这套旧的买新的，他住一套，我住一套。”桑老师不由自主地开始畅想未来。
那段时间他浑身是劲，一有空就去建材市场了解行情，到同事们家里去参观装修、家具。可没过多久，就又有传言说退休教职工也要参与分房，且人事代理员工不属于正式编制，没有分房资格。
这消息瞬间在年轻教职工中炸开了锅，一些人开始私下串联，准备集体请愿。桑老师被推上了带头人的位置，他组建了名为“分房请愿一家人”的微信群，不厌其烦地转发各类红头文件，声称分房是广大教职工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退休员工参与分房就是想为子女多吃多占，是“为老不尊”。
众人各怀心思，除了口头声援之外，却没一个人愿意跟桑老师去出头。桑老师无奈，又转发许多兄弟院校的分房新闻，同时自爆自己一家三口挤在50平米小房子里的种种辛酸：“家里没阳台，卧室都朝北，晾衣服都要挂厨房，长期晒不到阳光导致一家三口都缺钙。”
激愤之余，桑老师还写了一封万字的请愿书发到群里，号召大家签名。那封请愿书半文半白，开头一句是：“良禽择木而息，良臣择主而事，无恒产者无恒心，有恒产者有恒心。”似有暗示不分房就不在这干了的意思。
面对汹汹民意，最后学校无奈表示，因为教育用地无法变更用途，教师公寓修建计划暂时搁置。一些年轻老师因此吃了闷亏——因为等着学校分房，就一直没买商品房，结果回过头来市面上的房价又翻了一番。于是他们又怨恨带头请愿的人“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退休职工也怒斥有的年轻人“不奉献光索取，不懂得尊老爱老”。
桑老师忙活了大半天，结果落了个里外不是人的结局，还被各级领导叫去谈话。尽管他一再保证会“爱校如家”，“长期在学校干下去”，但还是被“敲打”了。有人指点他：去给领导送点礼，毕竟是要在学校久干的，低头认个错，不求进步高升，但求平稳安宁。桑老师果断拒绝，声称自己还是“有二两硬骨头的”：“爱分房不分房，都分不到才好，反正我分不到，他们也分不到，买高价房活该！当初跟着我闹就好了，今后什么事我也不挑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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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老师找我聊天，痛斥那些“沉默的大多数”的格局素质皆是“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为了远离这些人，他打算趁年轻考个博士。
“将来转教师岗评职称，破格当副教授、教授、‘长江学者’，每年轻松发表十几篇核心期刊，十几篇权威刊物，完成几个省部级科研项目，学校光科研奖励就能给几十万。”他的眼神眺望远处，似乎巨额科研奖励就在那里，“到时别的名校来挖我，老子说走就走，安家费50万，科研启动经费50万，还能解决家属就业和子女入学，肯定比现在过得好，最起码老子买书的发票都能给全额报销——到时让那些人看看，桑老师原来都不如他们，最后怎么比他们都过得好，要啥有啥，还都跑到他们前头去了！”
我本想劝他不要盲目乐观，但听他这么一说，也不知说什么好了。毕竟，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他口中的“那些人”。
随后的日子里，桑老师真的开始认真复习考博了，上班要么迟到早退，要么出工不出力，学生有事也都是推给其他同事处理，还美其名曰“黄老之道在于无为而治”。至于学校的各项集体活动，他更是躲得远远的，说自己只干“实实在在打粮食的事”。
桑老师第一次考博选了复旦，还是“申请—审核制”博士，导师更是选了历史学界的一位知名教授。当时博士生招考政策稍有变动，一些高校担心通过笔试、面试环节招录的学生只是考试型人才，不具备科研能力，干脆放权由导师“钦点”，选择适合自己科研方向的学生。
桑老师进入了面试，愈发信心满满，逢人便说“今后来上海我请你吃饭”、“下学期在学校你就见不到我了”。但最终，由于第一学历的院校层次太低，他被申请的那个导师拒之门外。
可复盘总结时，桑老师觉得自己失败的真正原因并不在此。他懊恼地对我说：“你想想，其他考生跑导师那儿混个脸熟，再送点特产礼品，肯定比我这只发邮件联系的寒门清流感情深、胜算大……”
一转眼，我们这批辅导员已入职3年，具备申请讲师中级职称的资格了。有传言说明年讲师职称的评审会从严从紧，不仅标准变高，名额还会变少，所以大家都高度重视，积极准备。
在高校，个人发展无非“职称”、“职务”两条线，所有的竞争都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每年到了职称评审和职务提拔的时候，虽然大家表面上还是嘻嘻哈哈的，暗地里却争得你死我活。
桑老师却又像以前一样不慌不忙：“我算过了，今年只淘汰2个人。咱们这一批进来的，就周老师发的文章少，刘老师不太受领导待见，估计倒霉蛋就是这俩货。”
我却替桑老师操心，他发表的文章也不多，有几篇还是学生给代写的。他还不给评审委员们送简历，到时候投票，人家可能都不知道他是谁。可依旧自信满满：“无所谓，我的文章又不全是花钱发表的，学术水平碾压那些掏钱发表垃圾‘普刊’的，淘汰谁都不会淘汰我。”
谁知结果公布，周老师和刘老师顺利入围，桑老师被刷了下来。他气吼吼地去找领导，领导搪塞说，事前已经替他给评审委员们打过招呼了，但“竞争太大，下次还有机会”。
桑老师又闹到评审委员那里，最后学校领导不堪其扰，索性答复：“小周、小刘虽然文章较少，但平时积极参加各类活动，为学校和院系争得了一些荣誉。职称评审参考科研文章，但‘不唯科研文章’，需要对一个人进行全面综合考量。”
闹了一圈，桑老师像皮球一样被领导踢来踢去，来来回回都是安抚他“明年还有机会，到时再说”。评职称失利后，桑老师消沉了一段时间，经常在朋友圈转发一些愤世嫉俗的文章。一些同事看到了，并不为他感到惋惜，反而还在私底下冷嘲热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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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桑老师苦尽甘来，终于成功考取了华南一所985院校的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竹简帛书。
全日制博士就读期间，要将人事档案转至学校，并由所在单位开具“同意就读证明”。按照我们所在高校的人事管理规定，员工脱岗读博，需要办理停薪留职，在读期间每月只发基本工资，年底无绩效收入，且要和学校签订协议，承诺毕业后返校工作。
对桑老师这样一个拖家带口的“赘婿”而言，要“面包”还是要“科研”，确实是个难题。他去异地读博，需要学院领导、妻子、岳父的“三审三签”，变数较大，他一度想要辞职，在大家的劝阻下，才没有意气用事。
为了能拿到档案又不受工作单位的制约，桑老师开始了一系列的“骚操作”：他先给录取学校保证，报名时没有资料造假，自己确实是“非在职考生”，报到前会把档案寄过去；之后，他请我们单位人事处档案室的同事吃饭，称兄道弟后，就以“提取公积金急用”的名义借出个人档案，答应会尽快归还，之后再补手续。
起初学院领导是不同意桑老师去读博的——倒也不是阻挠他“进步”，纯粹是觉得他在职期间考博没走程序，损害了自己作为领导的权威。但在两条“硬中华”的打点下，领导最终以高姿态同意，并表明自己马上就退二线了，“下不为例”。
桑老师不断为自己的妻子描述美好蓝图，说他博士毕业后能入职广西某一流高校，待遇高还分房，能同时解决她工作和孩子上学的问题，并承诺今后每个月带她和孩子回岳父家一趟。最后，妻子无可奈何地同意了，他老丈人虽有怨言，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
人逢喜事精神爽，离校读博前夕，桑老师请大家吃饭，席间难掩兴奋之色，表示“一切尽在自己掌握之中”：“我都算过了，博士4年，就‘博一’在校，其余3年返岗工作，就能恢复全额工资。到时毕业、工作两不误。再说，档案弄过去就能享受全日制博士各项福利，除了每月1500元国家助学金，还能每年参评奖学金，读博4年的收入大于脱岗1年的亏损，稳赚不赔。”
“那单位要是让你归还档案咋办，也不能一借4年啊？”我替他捏了一把汗。
“怕什么，怂管，他要是催，我就拖着，反正也没走程序留借条，管事的比我还怕呢！”
“那学校查起来怎么办？你这算是两头瞒、骗两头呀。”
“到时再说，反正毕业就去好学校了，巴不得学校把我辞了。”
转眼，桑老师“博一”生活结束，回校返岗工作了。他依旧蛰居办公室，只干自己的事，学生工作能躲就躲，能推就推，对科研以外的活动一概斥为“垃圾”。领导给他画大饼、威逼利诱，统统无效——毕竟，他以为，自己博士毕业转教师岗只是时间问题。
大学看似恬淡清净，其实也是泾渭分明的名利场。教师岗、行政岗虽同处一个单位，但由于岗位特性和工作环境差异，双方常常相见不相识，井水不犯河水。
桑老师身为辅导员，却一心追求“学术”，以“在读博士”的身份和学校的一些专职教师打得火热，一起探讨国家社科基金、一区C刊、长江学者、学术年会这些“行业内情”，还会一起抨击学校的制度规定，骂几声领导。他抓住时机组局请客，然后适时提出想加入对方的科研项目，或求推“学术大牛”的微信。
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我俩的关系自然就没以前那么热乎了。桑老师偶尔也来找我聊天，说他的博士同学、新朋友的“路子野、资源广、背景强”。我若提出一些质疑，就会遭到他的驳斥，慢慢的，我就多听少说，到后来只是笑而不语。
我已经转岗到了行政部门，负责办公室工作，职责包括保管、使用部门公章和领导名章。之前学校因公章使用不规范引发过不少纠纷，我接手此事后就更加小心翼翼了。
一天，桑老师让学生抱来一摞厚厚的获奖证书，说要加盖部门公章——学校对盖章盖印有严格规定，要求办公室对每份材料进行登记，填写申请人、审批人、盖章人姓名，防止“私盖”，便于追查——这些证书又事关学生的评奖评优、考研推免，要是因为盖章发生真假和数量问题，我和桑老师都难逃干系。
为了保险起见，我给桑老师打电话：“你怎么不自己来，学生啥情况都不了解，怎么登记？”
“小事儿一件，还用登记吗？我的事儿你就先给盖了。”
“领导都没审批，没法给你盖章，到时候问起来不好交代。”
“我找你们领导说过了，他说可以先盖章后登记，你先给我盖了，我等着京东‘618’抢券买书呢，这会儿走不开。”
联想到之前桑老师“巧借”档案，害得那位档案管理员挨批背锅，又想起他曾借着给学生证注册盖章的时候，想趁机给30多岁的妻子办一张“00后”的学生证、享受各种半价优惠……我确实有点信不过他。
我问他找的是哪位领导，他吞吞吐吐的，说“好像是姓路的一个处长”。随后，我给几位部门领导打电话，结果他们都表示毫不知情，并要求我按流程登记、盖章。“这家伙，挖个坑差点把我给埋了。”我长舒一口气，解释清楚后，就让学生把证书抱了回去。
桑老师的电话随后就到了：“你什么意思？怎么没盖章就让学生把证书抱回来了？”
我压着火气又解释了一番，电话那头，他先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就爆发了：“你也太不给兄弟面子了！盖个章的事干嘛非这么认真？谁让你问领导了，你情商咋这么低？悄悄一盖不就完了吗？你不说、我不说，谁会知道？要是这次职称评审委员会成员有你们领导，我讲师评不上找你吗？”
我哭笑不得。他又开始骂我们这些做行政岗的就爱“拿权卡人”，作威作福：“你是科长你牛X行了吧，老子还不盖了！”
桑老师终究还是亲自来履行盖章手续了。只不过，他那天全程紧绷着脸，流露出一种被人欺压的愤懑表情。他先把申请表摔在桌上，又故意用大号字写满一页登记表，临出门还撇下一句话：“感谢商老师您支持厚爱！”
此后，我俩就渐行渐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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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桑老师博士读到第四年，听说因为科研文章不够，不符合毕业条件，不得已要延期毕业。此时，我们学院换了副书记，新官上任三把火，特立独行的桑老师立刻被调整为“研究生专职辅导员”。
研究生人数比本科生人数大为减少，按人头算的“学生管理费”自然也水落船低。桑老师还要经常跑去偏远的老校区，“管理成本”和难度不降反涨。
现在，桑老师依旧每天在校园里风风火火，只是在食堂吃饭时，他总是一个人。不知是不是熬夜写论文的缘故，他的脸色灰黑，身材也明显发福。听说他体检查出了血糖、尿酸高，不敢再随便约人下馆子了。
没变的是，桑老师依然热心“安利”别人考博，逢人便问“文章写咋样了”，“发表几篇了”，又说“等毕业了就一起跳槽走人”，“去一个钱多事少风气好的‘一流高校’”，“会分房，解决配偶工作子女上学，有房补、车补、油补、科研启动费、安家费”。
他在朋友圈里继续转发各类学术文章、史学研究新闻、拼多多砍价链接，但鲜少有同事点赞了。他把自己的签名改成：“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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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家千里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从那时开始，一场中学生“上山下乡”运动全面展开，近1600万中学生中断学业，到农村、农场和建设兵团务农，持续时间长达10年。这场波及了全中国上千万户城市家庭的运动，制造了无以数计的人间悲欢离合，那些曾经经历了的以及以后对这场运动有研究兴趣的人们，至今仍在不知疲倦地争论“有悔”、“无悔”，可见这场运动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而持久的。
今年，是这场运动四十周年，全国各地当年的知青们已经或正准备举办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这些活动多半是组织一台以当年流行的歌舞节目为主要内容的演出，也有的是组织到当年插队的地方旅游。说实话，我是不愿意参加这类活动的，倒也不是不欣赏或是不想去，而是一直没想明白，我们到底要纪念什么？
我不想也不能代表什么人，别人要怎么纪念，要纪念什么，我管不着。但我真的不明白，他们载歌载舞地在纪念什么？
对于我，也是个曾经的“老知青”而言，永远记得那全城挨家挨户动员（实质是强迫）青年学生“自愿”下乡的锣鼓声，还有那站台上送行的父母们在火车开动时突然爆发的、压倒了火车汽笛声的恸哭声。
于是我决定，将我当年下乡的真实经历写出来，没有所谓的“激情燃烧”，也不是什么“伤痕”，是什么就是什么。把自己所知道的事写出来，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职责，写出来，那怕只有自己的孩子到老了后才想起来读，也将成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珠。
这就是我对四十年前那场运动的纪念。
引子
那棵高耸入云的大榕树，像一座山，它那硕大的深绿色树冠，由茂密的青翠竹林之上凸起，蔚蓝天空中浮着的朵朵白云擦着它的头顶飘过。点缀着万千粉红花朵的墨绿色荷塘，环绕在它四周。夕阳，在这大片的绿荫之上抹出层层金黄。成百上千只归巢的白鹭、灰鹤还有黑色的鱼鹰，高声喧闹着在它上空盘旋。回窝的群鸭扑喇喇扇动着它们在逆光下呈透明状的翅膀，一只只飞越塘堤，整整齐齐排着队，顺着林间的小路，摇摇摆摆地经过它身旁，走向隐在竹林之中升起了袅袅炊烟的幢幢竹楼。
这样的人间仙境，让几个嘴里叼着草茎，躺在塘边闲聊的知青，有幸见到了，后来（这后来长达四十年！）就时常会在他们的梦境中显现，每次梦到这棵大榕树，醒来后就觉得神清气爽，仿佛又回到了那无忧无虑的青年时期。
这几个幸运的知青，四十年前去到西南边疆瑞丽县一个叫弄迈的傣族村寨插队落户。
“弄迈”这个傣语词的意思便是“大榕树”。
离家千里
1969年2月13日，距春节只有3天，到德宏州插队的昆明知青乘坐的列车，在送站亲人们震天动地的哭声中，缓缓地驶离了站台。次日在广通换乘上解放大卡车，一路颠簸西行，途中还在永平县城过了一个首次与家人分离的春节，整整走了6天，才到达了离昆明980公里的瑞丽县城。在县城又呆了几天时间，等分配好下乡地点后，终于坐上了弄迈寨子派来接他们的牛车，沿途观赏着美丽的风光，慢悠悠地沿着公路从中午走到傍晚，在标着18Km的路碑处穿出一片竹林，眼前豁然开朗，一个广阔的坝子呈现眼前。
一条仅容牛车通过的土路从公路右边伸出，由一座小木桥跨接到与公路并行的小河那边，稍有点弯曲地穿过宽阔的田地和荷塘，延伸进一大片竹林，一棵巨大的榕树尤如鹤立鸡群般伫立在那片竹林之中。
弄迈来接知青们的几位傣族汉子，都不会说汉话。在县城见面时，还有人当翻译，在路上就没法跟他们对话了。当他们指挥牛车转向小桥时，知青们只能从他们的手势和语气判断出，此行的目的地就是那棵大榕树。以目测估计距离，沿着这条土路从公路到达那棵大榕树，约有2公里，一路算下来，它离昆明正好有1000公里之遥。
在此后的几年中，每当知青们外出返回寨子时，走到小桥时，看到那棵距家千里之遥的大榕树，会很自然地说：到家了。
弄迈的这棵大榕树是瑞丽知青们所见过的榕树中最大的，主干要20个人才能合抱，最粗的垂根也要3、4个人才能合抱。它的高度至少有10层楼高，树荫覆盖面积少说也有5亩地。知青们后来在别的地方看了那些被命名为“独木成林”之类的，已经成了颇有些名气的旅游景点的大榕树后，无不揺头不屑地说一句让当地人很不服气的话：“没有弄迈那棵大”。
弄迈这个傣族寨子并不大，20多幢竹楼按南北向排为两列，一条3米宽的土路横贯其中。土路的尽头处是茂密的竹林，竹林深处便是那棵要仰起头来才看得到顶的大榕树。有这棵巨树，给人的感觉好像弄迈寨子是建在一座大山的脚下。
牛车到了被竹林所掩蔽的寨子路口时，一大群看来是早已守候多时的傣族男女老少从竹林中涌了出来，迎上来叽哩咕噜不知说些什么，知青们急忙跳下车来，被这些老乡簇拥着来到一块比篮球场稍大的土坪上，看来这块空地是寨子的中心广场。广场边上有两座比较大的竹楼，赶车的汉子们帮着知青们将行李卸在竹楼台阶前。
牛车走了，知青们转过身来，面对着近百名皮肤黝黑、面相奇特的异族本土原住民，一时之间，感到不知所措。不知不觉中，他们相互聚拢了一些，心中不自觉地产生出一种在陌生环境中，同伴间要互相依靠的潜意识。
分到弄迈的知青，以师院附中初二的两伙男女生为基础队伍。为何说是两伙？是因为那时的人相对保守，同班的男生、女生不愿分在一处，于是县知青办只好将同级不同班的几组男女生硬性搭配在一起。所以分到弄迈的知青中，男生女生没有同班同学，没有歌里唱的“同桌的你”。
来到弄迈的几个男生，既是同班同学，又是街坊，他们的家都在同一条街，相距最远的不过百米。打小哥几个上学要约着一起走，放学一起玩，文革期间一起出去串连，合伙成立造反战斗队，共同经历了武斗危难，可以这么说，他们早就已经将同学关系变成死党关系了，到了下乡这种时候，怎么可能让他们分开。他们的大名就不提了，在此都以绰号称呼，分别是：酋长、老猫、老八、老龙、老地。还有个老二，不属于死党，只是同班同学而已，经他要求，也分来了。
分到弄迈的，还有几个其它学校的学生，若按他们所在学校分配，是不应当分到瑞丽的，但是因为他们与附中的学生分别有兄弟姐妹或堂表兄弟姐妹的亲属关系，家里为使他们相互有个照应而要他们跟着附中的兄妹或姑表亲一起来了。他们是：女生老蒜的表弟老令、老猫的妹妹老平、老龙的表姐老沙、老二的姐姐老方。还有个特例，老猫的邻居老豆，也算是街坊死党，不沾亲不带故的，冒充老猫的表弟跟着来了。附中的学生与这几位其它学校，今天上午上牛车时算是第一次见面。一路上，男生与男生以及女生与女生很快就处熟了，但男生和女生却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互不讲话。
初二的知青差不多都是属兔的，下乡时刚好迈进十八岁年头，正处在无忧无虑的青春时期，根本没把下乡当作什么可怕的事。老龙、老猫等人去约老地时，老地正独自在家中鼓捣半导体收音机。他家里人全都在年前就走了，上高中的哥哥是第一批下乡的，父母也带着弟弟去了干校。他算是最后一个离开家的，把门一锁，把那台刚装好的四管收音机放进行囊，只身一人来到车站，没任何人来为他送行。也好，省却了心酸难过掉眼泪的离别之痛。
此时，离家已在千里之外，他好像刚刚意识到这个重大变化，开始仔细打量身边的知青伙伴和对面的傣族老乡们，心中感到有些惴惴不安，不清楚将会面临何种不可知的处境。
其实，面对不可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今后的一切都知道，没了悬念。不过此时，大家都还没时间去想将来会怎样，只想着眼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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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故事
没有电的农村夜间相当无聊，到傣族家闲聊天不能太晚，那样会影响人家休息。天气热，夜里为了躲避蚊虫叮咬，大家早早地钻进蚊帐，躺在床上搧扇子侃大山。讲串连时、武斗时的见闻，讲小时听来的鬼故事，讲以前看过的某本好看的书、精彩的电影、或者听过的某个有趣的故事、以及各种奇闻异事。
知青们刚搬入新宿舍的头一个晚上，熄了灯之后，大家躺在床上听老猫讲一个很惊险的反间谍的故事，名字大概是叫《一双绣花鞋》。正当他绘声绘色讲到最紧张的关头，忽听一声女高音尖叫起来，把众人惊出一身冷汗。再听时，却是隔壁的女生在叫。男生和女生住处虽有墙壁隔着的，但横梁之上却是相通的，大声说话相互都能听见。因为老猫的故事讲的精彩，引得隔壁女生也竖起耳朵偷听，听到紧张处，他老兄声音一放低，隔壁就听不清了，一着急，便顾不上淑女的矜持了，大叫：“老猫，讲大声点”。
以后这项活动女生们也参加了进来，她们也讲过些好听的故事。
在那些蚊虫叮扰、又闷又热的难眠之夜，人人搜尽肚肠，把所记得的一切掌故都抖得一干二净。
当然不是人人都能讲故事，老地虽然看过的书和电影不少，但记性极差，表达能力又不行，总是“后来、后来”的，把一个本来极精彩的故事讲的干巴巴极为单调乏味。非得要其他人没什么可讲的，又实在无聊或集体失眠之时，大家才会想起他来。
每次请他讲故事比请老猫讲还难，要经过一再乞谅上次集体睡着了的不是，并一再担保决不敢再睡着，他才屈尊开讲。但每次，都被“老子再也不讲了”的一声怒吼打断众人的鼾声而结束。
有些好书一时找不着，又没人看过，就专门去请会说书的知青来讲。
下乡知青中出过不少有名气的说书人，都是些记忆力超强、口才出众的人物。他们大多是高中生，看过的书自然比弄迈的这些初中生要多。
弄迈的知青们毕恭毕敬地上门去将各个说书人逐一请来，该请谁他们心中自然有数，何人讲哪本书讲得好是有公论的。请来之后并无什么出场费、课时费之类，不过是发烟沏茶勤点，吃饭则是有什么就吃什么，睡觉就在老地的大床上挤一挤。说书人开讲要等众人全都进了被窝，熄掉所有的油灯，都安静下来之后。女生睡前罗索事多点，老被男生催促。此外凡是讲悲剧必会听到她们的抽泣声，若是那种大悲大惨的情节，或是恐惧之中发生的“突然”，她们的痛哭之声或惊叫，曾惊动过百米之外的老乡。而男生则会在碰到令人切齿时高叫该杀，复仇之际大叫痛快。时常于夜半时分，万籁寂静之中，突然爆出一声吼，有时声音之大，把大榕树上的鸟群都惊的直叫，老乡们更是纷纷点起灯火，前来查看出了什么事。
说书人讲本长篇能讲一个街天（5天），讲《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隋唐演义》或是《小五义》之类的则耗时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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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浴
这里无论春夏秋冬，气温都比较高，干活稍用点劲就是一身汗，所以每天收工之后，人人都奔小河去，跳进河里痛痛快快地洗上一澡。洗澡时，男的在上游，女的在下游，毕冒、毕少们大呼小叫，互相开玩笑。傣族男女之间很随便，在一起打闹玩笑毫无顾忌，有时真让还未开化的知青们感到难堪。不过他们闹归闹，却单纯得很，绝对没有不良的念头和越轨的行为。
秋收时，男人们整天都只穿条短裤，下河洗澡时直接往水里跳，上岸后不一会儿就干了，极为省事。
妇女们就麻烦了，下水前先得将统裙拉到胸部围好，再将衣服从统裙下脱掉，然后下到水里，随着水的深度将统裙下摆拉高，水快齐大腿时，猛然往下一蹲，统裙全部拉到胸前，蹲着走到水深及胸处，再将统裙往上拉至头顶，卷成一团扔上岸去。有时一不小心裙子在空中散开了，掉在水里，那裙子的主人只好从水中出来亮相，以快速的动作扑过去拣裙子。此时她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姐妹们就会大声喊道：“快看啦”，远处的那些傣族男人们就回应：“看见了”。
洗澡时，男人们时而发出威胁：“我们要游过来了。”女人们也丝毫不示弱：“来吧，你敢过来我们就敢把你的裤子脱掉”。等哪个胆大点的男人真往下游移动一点距离，就会响起一阵尖叫声，接着雨点般的泥团便将他打回上游来。
上游如果只有男知青们在游泳的话，形势就完全逆转。反而是那些毕少们叫嚣：“我们过来了”，然后主动进攻，“噗通、噗通”打着狗刨就游过来，将男知青们吓得往岸上跑，她们则笑得什么似的。在这方面，拘泥于世俗的男知青从来不是她们的对手。
最热闹的是她们洗完澡上岸的时候。她们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上岸时都要尖叫一声，然后全体一起行动，赤裸裸地从水里跳出来，飞快地跑到岸上堆放统裙的地方，拉开统裙，有如装口袋似的，跳进去，将统裙上沿快速拉到胸前。一连串动作极其快捷，全过程只有几秒钟。
在这整个过程中，傣族男人们大声在起哄，男知青们则急忙别转头，个个脸上发红，不敢往下游看。
在夕阳逆光下，一眼瞥见那一个个苗条而富有弹性、充满青春活力的身体轮廓在水中跳跃，黑亮的长发在空中飞舞，挥撒出晶莹的水珠，闪闪发光的肌肤上反射着金色的阳光，衬着弯弯的小河、翠绿的竹林，在一瞬间构成了一幅比那些苍白的美女出浴图美得多的重彩画。
看到这种美丽的画面，心里绝不会生出任何邪念来，只有灵魂的净化和人与大自然溶为一体的真善美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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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灾
栽秧时，男生们都学会了抽烟、喝酒。
喝酒是为了解乏，也可解思家之愁。抽烟则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以驱赶那些讨厌的小咬，二是可以借机伸展一下又酸又疼的腰背。傣族妇女拔秧、栽秧时也经常会卷支草烟叨着，当然她们吸烟只是为了驱小咬，而不像男人们是为了偷懒。
小咬是一种小蜢虫，小得可以随便进出蚊帐孔。叮在脸上一点查觉不到，等它叮过后，肿起的包有围棋子那么大，又痒又胀，难受极了。有一次老地发觉左眼皮上有一只小咬，立即果断地给了自己一大耳光。当他眼前的金星还在闪烁之时，又来了一只叮在右眼皮上，他不假思索地再给自己一个大耳光。小咬是打死了，自己也不好受，没多久，他的两眼肿得只剩了一条缝，两三个钟头内他得动手把眼皮撑开才能看到东西。
除了小咬外，还得提防蚂蟥、毒虫、毒蛇。
雨季田里、沟里的水蚂蟥很多，个儿还特别大，在水中，毫无感觉地就叮到脚上，叮上就不松口，扯都扯不脱。知青们第一次下荷塘捕鱼时，酋长突然发现大腿上多了圈黑肉，仔细一看是条大蚂蟥，连拍带扯好一会儿才弄掉，吓得大家连滚带爬跑上岸来，再也不敢下水了。老地曾经见过一条叮在水牛腹下的大蚂蟥，足有手电筒那么大，堪称世界之最。
最令人防不胜防的是那些只有半根火柴棍长的旱蚂蟥，它几乎是无处不到，夜里居然爬到床上来叮人，等到翻身时压出一滩血来，才知道被它叮了。老豆曾经被旱蚂蟥叮在牙龈上，自己却一点不知道，开口说话时被别人发现的。追溯回去，才想起吃饭时曾经用嘴唇拣拾一粒掉在手臂上的饭粒，正在此时，蚂蟥就钻进了他的嘴里。雨季时走路，前面第一个人刚走过，旱蚂蟥就纷纷从草丛中爬出来，站在草叶尖上，伸着头一摇一摇的等待机会，后面的人一过来，它悄没声地就爬到裤子里，专挑最嫩的地方叮。所以到雨季时，人人都想抢在别人前面走。
还有一种大黑蚂蚁，跟马蜂一样尾巴有毒剌。如果不小心踩到它，被它一箭剌进脚心，那人会疼得一下就跌坐到水田中，半天都缓不过劲来。
一次出工的队伍路过一棵芒果树，老龙这家伙手闲，用锄头敲了一下树杆，忽见树上冒起一股浓烟，傣族老乡们喊一声“快逃命吧”，便四下落荒而逃。知青们不知发生何事，还在呆站着，直等到那股浓烟扑面而来，听到满天嗡嗡声之后，才发现是一大群气势汹汹的野蜂。老地算是反应较快的，一头就栽进小河中，潜在水中不敢露出头来，实在憋不住气时就猛地抬头吸一口，又急速下潜，换了5次气才躲过一劫。其他知青和部分傣族，轻者头上突起一两个鸡蛋大的包，重者则鼻青脸肿，几个街天不敢去赶街，怕被人误认为麻风病。幸好那群蜂无毒，如果碰上的是一种能射杀黄牛的毒蜂，那天肯定要死不少人。
毒蛇是最可怖的，竹林中、荷塘里、菜地里甚至人住的地方，时常见到，毒蛇伤人甚至毒死人的事经常发生。知青们刚来时，大草坪上有堆新坟，死者是个放牛的小孩，是因为不小心踩到了一条3寸长的黑乌锥蛇被毒死的。
有一天犁田时，老令踩到了一条水蛇，那蛇反身咬住他的脚后跟，他一疼，用劲一甩脚，那水蛇趁机松口飞了出去，却不料还在半空中，被一只不识趣的白鹭从天而降，一口叨住飞走了。
查看老令的伤口，4个小洞两两相对，却没有血流出。不知是谁说了句：“那蛇飞在空中时我看见一节黄一节白的，怕是银环蛇。”然后又有个存心添乱的家伙说：“咬了不见血，肯定是毒蛇。”
老令听了，脸皮发白，忽地往后便到，众人赶快扶住，把他抬到地头睡下，由当赤脚医生的女生们采取急救措施。一个女生很是慷概，用自己的手帕扎住他的腿弯，然后动员男生赶快吸汲出老令伤口的血。众人听后，仍犹豫不前。到不是怕死，都知道只要嘴里没伤，吸汲蛇毒就没事，大家顾忌的是老令平时脚丫子的那股豆豉味儿。
不就是要吸他的血吗？老地灵机一动，一声口哨招来一群鹿旺仔，叫他们抓蚂蟥。鹿旺仔们跑到沟边，垂一只脚到水里钓蚂蟥，不一会儿就弄来了10多只。
大家七手八脚地把蚂蟥往老令脚上伤口处放，弄得他跟穿了只黑袜子似的。那些蚂蟥也怪，人拿它们时，手慢点就会被叮住，可一放到老令脚上，却一个个卷起身，一轱辘滚了下来，放了几次它们都执意不叮他，可见这老兄的脚之臭。不过要是真让这么多蚂蟥给叮上，老令说不定会被吸成个干木乃伊，也活不成。
后来大家决定把他抬到公社卫生所去，一厢情愿地设想那个大队来的赤脚医生不了解老令的脚情，可能愿意发扬光大白求恩精神，为老令吸汲伤口。没曾想抬到半路，老令嫌知青们抬得东倒西歪的，反而弄的他跟晕车似的难受，就跳下竹担架，骂骂咧咧地回家了。看他走路的样子，就知道他肯定没中毒。
边疆的确有很多毒蛇。有一次老帕在菜地旁拉提琴，忽然听得草响，只见一条眼镜蛇半个身子挺起，正对着他摇晃。好在老帕比较镇静，他保持站姿，悄悄将右手的弓交到左手，然后猛然拨起根竹篱柱子，横着打了过去，正中七寸将蛇打死。还有一次老豆在宿舍走来走去的吹口琴，凭直觉感觉到脚下不对劲，停住脚往下一看，一条银环蛇正蜿蜒在他两脚之间。如果他没停住，一脚踩下去的话，就真得要大家给他的脚汲血了。
知青们也不一定是见蛇就打，在他们宿舍的梁上一直有条两米多长的蟒蛇，最馋的时候他们也没打它，因为有它在，老鼠就少多了。它没来守护时，晚上老鼠敢从知青们脸上跑过，那名不符实的老猫的耳朵就曾经被老鼠咬过一口。知青们的谷仓曾经饱受鼠患，自从抓了条小蟒蛇放进去后，老鼠就基本上绝迹了。
知青最恨蚂蟥。抓到了就用一根小篾片拦腰拴在草枝上，处以曝晒的极刑。蚂蟥命极大，晒它三天，沾水又活过来。知青们也用过乱刀分尸、盐渍等酷刑，虽然解恨但太麻烦。后来总算找到一个更简单易行却更残酷的办法：折根草棍，往蚂蟥屁股后朝前一捅，把它整个内外翻个个儿，再血淋淋地插在田头示众。这种办法对水蚂蟥、旱蚂蟥均有效，但也只有老二这样的无神论者才下得了手，有仇必报，杀！杀！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而傣族发现被蚂蟥叮上后，只是将它拍掉，放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