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我工作的精神专科医院靠近大院最里侧，有一栋单独的楼。它的第四层叫成人精神疾病四病区（简称“成四”），是混住病区，女病人住在东侧，男病人住在西侧。这里的病人有一个共同特征，都是长期住院患者。 病人长期住院的原因各种各样，但都有一点共性——长期的精神疾病让他们没有足够的情绪行为控制能力，难以融入家庭和社会，也无法独立工作生活。换句话说，他们没办法拥有正常的人际关系。对于病人的家属而言，与其让他们在家里等着“惹祸”，不如花钱养在医院里。 在我工作的这些年中，“成四”里几十号男女老少，除了少数几个家里殷实的，能偶尔被接出去住一段时间，其余几乎都没出过医院大门。老邓，老褚（一位住了20年的老年精神疾病患者，如今已经去世），老袁，沐阿姨，阿秀……每一个患者的住院时间几乎都比我的工作时间还要长。 所有人中，只有一个比较特殊——巴儿。我是2016年正式参加工作的，同年，曾在诸多医院辗转的巴儿来到我们这里，正式开始长期住院，我做他的治疗师。 用老乌（大院管理员，医院的老员工）的话说，我跟巴儿就跟当年的他和老褚一样，算是有“同院情谊”。
1
巴儿今年35岁，来自我们市下属的贫困乡，1米7左右，很瘦，浓眉大眼，但不爱干净，须发散乱，衣服长久不换，左脚不能弯曲，走路像画半圆一样。除了这些相貌特征以外，巴儿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其实我到现在都无法准确地描述出来。
在其他患者眼里，巴儿是个“明确意义上的傻子”，“轴得拉不动，憨得摔不响”。只会在大院里追着人问“几点了，几点了？”，或者“你有尾巴吗，你有尾巴吗？”这类白痴问题。不回答还不行，他会一直问下去，直到听到满意的答案为止。被他粘上过的人，再看到他靠近，都会下意识地大喝一声——“滚！”
但是在我看来，巴儿又不像是个彻头彻尾的“憨货”，反而是个极有“辩才”的人。
我在被他一直追问关于“尾巴”的问题时，曾尝试过从“科学”的角度入手，想让他认识到，人是没有尾巴的。但他却很认真地与我辩道：“界门纲目科属种，人是其中之一，属于脊椎动物。陆地上的猴子有尾巴，大海里的鲸鱼有尾巴，那么人也应该有尾巴，所以从逻辑来看，你的知识是错的。”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低头盯向他的屁股：“那你的尾巴呢？露出来看看？”
他退后，像看白痴一样看我：“退化了呀。尾椎骨，脊柱最后一节，你不知道吗？”
我彻底语塞，只能给他竖个大拇指。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巴儿能在“大聪明”和“傻糊涂”之间自如切换，可这却让他在精神病院里，也显得很异类。如果说，精神病院里的患者也有“等级”之分，那么，划分标准应该是清醒程度。稳定、单纯、且残留一些情绪问题的患者，在面对有明确精神症状的患者时，总会稍显得意；有明确精神症状的患者，面对症状严重、反复复发的患者，又会自认优他一等。
而巴儿的“异类”则让他完全游离于这个标准之外。
老乌告诉我，“其实这精神专科里面和外面是一样的。你牛也好，挫也罢，别人顶多嫉妒或者是看不起你，但要是格格不入，那就得完蛋。”
我问老乌，完蛋是什么意思。
“还能有什么意思，不带你玩儿呗！”
我还记得与巴儿的第一次“正式会面”。
2016年农历9月，巴儿因为发病，被警察送进我所在的精神专科医院。那时候，刚刚毕业的我还跟着老师轮岗，在“成四”病区干点不涉及诊疗的杂事。
在病区最靠近护士站的地方，是一间单人治疗室，用一整块被两面钢板夹住的杉木当门，人脸高的地方，抠出一个25公分见方的窗口用来观察，拿两片亚克力推拉板封住。里面除了一面常年被限位钉卡死的小窗，只有一张简易的木床，在正对观察口的位置，用钢丝捆着膨胀钉锁死在墙角。床上没有任何布料制品，只有一张草席——防止易激惹的患者自缢。
而巴儿就关在这里。
带教老师廖姐告诉我，巴儿算是我们这里的“老客户”了，镇上卫生院看过几次，我们这儿又入院过3次，一次比一次时间长，直至成为“成四”的“固定客户”。这一次就不折腾了，直接住回这个老地方，住院号都懒得换了。
她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我正忍不住好奇，扒着门往里看。南方夏日的正午，黑瘦的巴儿就蹲在床上正被太阳照得发白的位置，用没被拴住的右手抠着草席的毛边。他惊喜地抓住我的目光，直起脊背，手指着自己的嘴巴喊话——
“吃的，吃，吃！”
我不自觉地伸出手，把亚克力推拉板拨开条缝。巴儿看到有人来，似乎更兴奋了，跳下来跛着步子朝门口挪，木床被拽得嘎吱作响。
“有没有吃的，吃的有没有！”
“坐回去！”廖姐转回头，朝里面呵斥一声，挥掌“啪”地抵上观察窗。护士长大概是听到响动，叮叮咣咣冲过来。她瞪着里面，使劲锤了铁门一下，巴儿吓得立即缩了回去。护士长收回的眼神，不善地向我扫来，廖姐赶紧扯起我继续往前走。
2
几天后，某日中午吃饭，廖姐就这次不恰当的“会面”教育了我一番，她说得很委婉：“这里事很多很忙，你刚来，少说话，多做事，不懂的自己多看多学，实在想不通，等人家不忙了再问，别动不动就自己……”
而我听得心不在焉，反问她：“他们都不给巴儿吃饭吗？”
“怎么可能，吃药就不吃饭啦？”廖姐哑然失笑，而后又叹息，“他这是在家里饿久了。小偷小摸的管不住，不然也不会又送过来。”
廖姐告诉我，巴儿爹妈不在了，上面有一个嫁到重庆的姐，一个常年在邻市做事的哥，家里本来还有个阿奶，但现在也八十好几了，走不了路，在叔伯家里养老。近些年，除了住院，巴儿一直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没人管他。
巴儿读过书，14岁的时候发病，而后辍学。以前的巴儿虽然不大灵光，但也还能做点事，帮人砍甘蔗收谷子，在镇上打散工，勉强也能糊口。后来数年间住院、出院，病情不见好转不说，还越发严重起来，谁家请他干点啥便在谁家赖着，赶也赶不走，到了饭点就自己找碗坐在桌上吃，彻底成了个懒汉。
本来，村里见他孤苦可怜，说定每家每户出点粮食，只要他不过分，就由着他。然而过了些时日，可能巴儿体格渐长食量渐增，也可能是旁人施舍久了有怨气，给得少了，巴儿老觉得吃不饱。可他又没办法自己找吃食，结果无师自通，学会了偷东西吃。笼子里的鸡鸭，腌缸里的咸菜，檐上的腊肉，够得着够不着的，邻居稍不注意就下了他的五脏庙。加上巴儿有股憨狠气，说不了几句，便抽出系在腰间的柴刀瞎挥，虽说没真伤过谁，但也挺吓唬人的。
次数多了，巴儿犯了众怒。村里数次勒令巴儿他哥回来管，不能管就找能管的地方送去，还讲，要不是他们还有个高辈的阿奶，早就让哥俩去祠堂上香把父母的牌位请走了。巴儿他哥也没办法，又不能不做工在家守着弟弟，只能有空就回来，挨家挨户统计损失，再一家家赔过去。
这一次，巴儿之所以被警察送进来，是因为那天他正在偷邻居种在盆里的荸荠，被逮了个正着，邻居说了他几句，他便抄起邻居院子里扒谷的钢耙，一边恶狠狠乱舞，一边把裹着泥的荸荠往嘴里塞。
“你说他精吧，又不知道光明正大地跟人家讨，乡里乡亲的，帮这么多年，谁还舍不得几个荸荠了？”廖姐感慨，“你说他憨吧，他又知道挖了荸荠后，还把荸荠苗正正插回去，要不是人家正好碰到，哪儿发现得了？”
这次被送来后，巴儿在单人治疗室关了3天就被放出来了，住普通病房，也跟着大家一起下大院了。过了一段时间，我第一次在大院定岗巡视，看巴儿一直围着大院的铁网划着半圆步转圈，在草丛里左看看右看看，时不时拔起一根草，或捡起一根树枝，在屁股上比划来比划去。
“傻仔儿！又找尾巴呢？”
喊他的是刺毛，一位长期住院的癫痫患者。廖姐曾给我说过，刺毛也是跟巴儿一样从小住院，但家境好，总有吃食，又“仗义疏食”，拥簇众多，巴儿很怕他。其他人对巴儿最多也就是忽视，实在惹到了也就嘴巴上占占便宜。可刺毛不一样，他老是冷不丁拽巴儿一把，或是趁护士不注意踹他一脚。
巴儿一听见他的声音，立刻快速倒腾起步子往前跑。
“嘿，跑快点儿啊！”刺毛怪叫，“追上老子可就踹了！”
巴儿慌不择路，一头扎进我怀里。
“干嘛呢干嘛呢，”我把巴儿揽开，朝刺毛瞪去，“一天到晚招猫逗狗，干点正事！”
“哟嚯，新来的嘿，”刺毛根本不惧，“招猫逗狗？来，你说说谁是猫谁是狗啊？”
其实这话说出来我就后悔了，但刺毛不依不饶，非说我一个医护人员骂病人是狗。我瞪着眼闭口不言，他又对着巴儿拱火：“傻仔儿，你听着没，他说你是狗呢，狗有尾巴呀，你的呢，丢了？”
“对呀，我的尾巴呢，”巴儿绕着转圈，不断瞅着自己的后面，“尾巴去哪儿了？”
“哈哈哈哈！大傻X！”刺毛得意地大笑，扬长而去。
看着巴儿被逗得一直急切地转圈圈，我一把将他抓正：“你傻啊，他逗你玩呢，人哪有尾巴！”
“你才傻！”巴儿望着我，很严肃，“那是你看不见，人也有尾巴，好人就有尾巴，这是我哥哥告诉我的。他是个老师，老师不会说谎！”
3
巴儿的哥。我后来见过数面，熟悉了之后总是老周老周地喊他。他其实不是老师，是一名建筑工人，常年天南海北地跑工地。
老周体格敦壮，面容苍老，和巴儿一样，都很黑。但除了黑，兄弟俩哪儿都不像，论长相，巴儿浓眉大眼，但老周着实是差点意思，小眼塌眉，还带点地包天。论个头，老周只到巴儿的下巴，估摸着也就1米6。
2016年巴儿来住院后，就不怎么回村里了。老周跟我说，自己打了这么多年工，负担得起巴儿的住院费了。最重要的是，他算了一笔账，比起赔乡亲们，巴儿住院要更划算。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2020年。
这4年间，老周来得不算勤快，但来的时候总是给巴儿带很多东西，短袖长衣、牙刷口杯，都定时定点地带来给他换。这4年，巴儿没什么变化，一如既往地找着尾巴，被人嫌恶地骂着让他滚开，被刺毛欺负。唯有一点，就是胖了不少，肚子从刚来的时候像个瘪囊囊，鼓成半个篮球大。
我老是拍着他的肚子调笑他：“巴儿，几个月大啦。”
而他每次都很认真地纠正我：“医生讲了，这是内脏性肥胖，男人是不能怀孕的。”
2020年7月中下旬，老周又来医院，没有去病房，而是径直进了办公室，说是要找巴儿的主治医生廖姐。
当时廖姐去行政楼开会了，我在办公室帮她整理治疗单。我给老周倒了杯茶，有一搭没一搭跟他聊天。不知怎么，老周却越说越多。
他告诉我，巴儿跟他其实不是亲兄弟。早年老周的爹在私矿上做事，一对同村的工友夫妻死在矿难里，留下还在吃奶的巴儿。老周的爹心善，收了他当小儿子。巴儿来家时，老周已经19岁了，高中肄业，做了几年工。后来他爹干不动，从矿上退下来，一身职业病，很快就追着老周早年去世的娘走了。照顾巴儿和妹妹的担子全落在老周肩上。
老周说，他也不知道巴儿为什么就成了这样。巴儿14岁的时候，奶奶托人给在外打工的老周打电话，说巴儿“发了神经”，叫他回来带去看看。他带巴儿到镇上卫生院，医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开了些“稳神”的药。医生劝老周，要是有条件，带巴儿到市里看看。老周自觉暂时没这个条件，他想的是既然吃药能“稳神”，那就先稳住，等他攒些钱再说。
可没想到，病不比钱，钱能攒，病不能拖，“拖拖就成这样了。”老周捧着茶杯，神情哀伤，在身上四处掏兜儿。我以为他是想抽烟，也不顾是在办公室，把裤袋里藏着的芙蓉王掏出来抽了一根给他，“但现在好多了呀，你看，你妹妹嫁到重庆，少不入川老不出蜀的，那可是个享福的好地方……”
老周挥挥手，拒绝了我的烟。我知道，他其实是在找放在怀里的治疗单。
“我妹在重庆跟着妹夫打散工，洗盘子挑担担，也难，”他把单子递给我，“就怕再过几年我也没能力，养不起老幺，我其实是……其实是想来问问廖医生，医院能不能把有些治疗减一点，不犯病就行。我跟你讲了，你帮我跟廖医生说说行不行，她对巴儿那么好，我实在……实在……唉。”
我大致瞅了一眼巴儿的治疗项目，基本是按照一般流程来的。我也听懂了老周的意思——他不指望巴儿能治好了，也就想把一些项目省了。
我很能理解他，“成四”病区的这些患者家属大多都会提这样的要求。因为哪怕只是维持患者最低标准的吃药和生活，一年下来也得好几万，经年累月，数目也不小。最重要的是，这种病，拖得越长，治好的几率越低。谁都有老的一天，也都有负担不起的一天。减少治疗项目，维持最低需求，最终都会是患者家属不得不做出的妥协。
“知道了，”我把单子叠好还给老周，“我会跟廖姐说的。”
“减项目啊……那得说清楚，毕竟巴儿才三十来岁，又不是七老八十。”听了我的转述，廖姐有些犹豫。
廖姐的担忧也不无道理。巴儿算是个年轻人，减了那些治疗项目，就意味着他往后的治疗只能依靠普通药物，其他的一概不参加。虽然巴儿治疗多年也不见好，但不再全面跟进治疗项目，这无异于是切断了向好的可能。将年轻的巴儿定性成一个既成的“终身患者”，这可不是个好事。
可考虑到老周的实际情况，廖姐又心软了。思来想去，她想了个折中的办法，治疗项目减，药也吃。但有一点，大院还是照下，康复科那些不收费的器材项目，也让巴儿照常参加。
廖姐亲自给老周打了电话：“你来签个知情同意书，其他的不担心。再说，有总比没有好，住院归住院，活动还是要活动的。”
电话里的老周千恩万谢。
4
其实，对于巴儿来说，有没有其他的治疗项目影响不大。他老是跟我说，这些治疗项目都没用，根本就“无法让他长出尾巴”。
说实话，我那时完全没纠结过巴儿口里的“尾巴”是什么，在我眼里，这只是他精神症状的某个表现。在学校，老师也跟我们讲过，精神疾病千人千面，谁也搞不清楚落到某个人身上，会具体呈现出什么样子。
自从巴儿减了治疗项目，其他患者被带到大楼外面的治疗室做治疗时，他就一个人在病房大厅里老老实实看电视，并没什么异常的地方。
12月一到，南方终于像个冬天的样子，大院里的阳光成了奢侈品。某天下午，全体下大院。“成四”的一个年轻女护士急急忙忙来找我，说巴儿刚才说要去厕所，好久没出来，让我去喊看一下。
大院的厕所只有个半截门，就是怕有患者故意在里面锁门。我以为巴儿是拉肚子，只在门后往里瞅了瞅，没想到，刺毛也在里面。刺毛半蹲在地上，裤子拉下半截，而巴儿就弯腰在后面，脸对着刺毛的屁股，专心致志地瞅着。
巴儿边看边好奇地问：“尾巴呢，尾巴在哪儿？”
刺毛回头，笑得不怀好意地：“你再找找，没看见吗？”
“没有啊，”巴儿摇头晃脑找着角度，“真他X臭，老子不看了！”
“等等啊，再等等，就一会儿！”刺毛急呼，回头“专心致志”地憋红了脸，“噗——”一个响屁。
巴儿急撤几步，不慎滑倒在地，手杵进了尿池。他“呸呸呸”地吐着口水，又不敢吸气，五官皱成一团。刺毛搂上裤子，鼓着眼大笑：“哈哈哈哈，傻X!”
巴儿手忙脚乱地要站起来，我怕他气急了发狂，一脚把半截门踹开，“干嘛呢！”
刺毛见是我，立即缩成一团。巴儿终于挣扎着站起来，看向我，指着刺毛大喊：“老师，他拿屁蹦我！”
刺毛又忍不住笑起来。
我皱着眉头：“你别搞这些有的没的啊，老欺负他干什么。”
“没有哦，”刺毛一副无辜的模样，“我拉大号，他非要跟进来。”
“你你你……”巴儿满脸都是委屈，“是你说长出了尾巴让我来看看的，骗我……你……”
“好了，”我打断巴儿，又看向刺毛，“我都看见了，警告你啊，再欺负他，我就收拾你！”
刺毛翻了翻白眼，若无其事地推开我出了厕所。巴儿也想冲出去，被我拎住了。我呵斥他：“他说什么你都信，一天到晚尾巴尾巴的，不动动脑子？”
他忽然大声朝我吼：“你才不动脑子，人有尾巴！好人才有尾巴，没尾巴的都是坏人，你们都没有，我有！”说完，他一把将我推开，朝着外面冲了出去。
那天收了大院后，这件小事就被我抛到脑后了，没承想却酿成大事。
次日，我去“成四”送病历时，发现巴儿又被关进单独治疗室，手脚都被绑了起来。我回去问廖姐，她很惊讶：“你不知道啊，群里说得有鼻子有眼。巴儿把刺毛咬了，还咬得不轻。”
大概是放大院时，刺毛的恶作剧被我戳破，他觉得意犹未尽，恰逢当天食堂做了红焖猪尾巴，刺毛趁护士不注意，夹起巴儿碗里的猪尾巴又想逗着他往厕所走。巴儿这次没理他，刺毛就跳起来骂巴儿，说他是个纯傻X，人哪儿有尾巴，他巴儿有也是根猪尾巴，巴儿的哥也长了根猪尾巴，兄弟两个傻一窝。
巴儿当时没有恼，闷着头把一碗饭扒得干干净净。夜里熄灯，大家都睡觉了，刺毛的治疗室忽然传出一声惨叫。原来是巴儿趁刺毛睡得熟时，摸到他床边，一口把他左手的小拇指上小节咬掉了。刺毛捂着手在地上疼得打滚，巴儿就蹲在他一旁，从满是血的口里吐出小半截手指，面无表情地在自己屁股上比划。
最后，当医生护士把巴儿拖拽着拉出房间时，他还把手指吐在地上，朝着地上的刺毛喊：“这不就是尾巴啰，这不就是尾巴啰！”
事情闹出了不小的风波。刺毛的爹妈吵到医院来，说一定要给个交代，钱不能少赔，巴儿家里也要负责任。考虑到刺毛也不是个“老实人”，医务部的典主任这么回复刺毛的爹：“事情反正是发生了，医院管理失职，要负的责任不会少。但有一说一，你儿子也不是无辜的，一天天欺负另一个患者谁都看得到。再说，他们都是精神病患者，该追究什么责任，追究到什么地步，法律也不是只为你一家人说话的。”
老周心急如焚，跑来医院蹲了好几天，才逮着机会跟刺毛家里人求情。可能是对自己儿子的为人心知肚明，也可能是心软，刺毛的爹妈最后松了口：告是可以不告，可只有一点，钱不能少赔。具体赔了多少我不知道，但是从老周随后的决定来看，应该是把他这么些年的积蓄赔了个精光。
刺毛被转到了外科，因为做完手术要休养。没过几天，巴儿也放了出来，但被安排到了一间单独的病房，睡觉的时候和其他患者隔开。
5
大概又过了一周，老周来了医院，说一定要给巴儿办理出院。他说，现下没钱了，养不起巴儿了。他要先把巴儿送到重庆妹妹家，自己攒把劲跑两年工地，手里有钱后再把他接回来。
那天，老周一个人在病房里收拾巴儿的东西，护士们来来去去，也没人劝他再考虑考虑。其实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劝，住在“成四”的这些长期患者，谁家里没个讲不圆呼的难事，巴儿也只是他们其中的一员罢了。
收拾好东西后，老周就去大院找正在玩的巴儿。自从巴儿咬人后，其他的患者都躲着他，那天，他正一个人在大院角落的秋千上荡来荡去，我就在一边看着他。见老周来了，巴儿特别兴奋，荡得越来越高。
老周放下包裹，在后面有一下没一下地帮他推着，嘴里絮絮叨叨：“老幺，哥得带你出去一趟。”
巴儿嘻嘻笑着：“去哪儿啊？”
“送你到姐家，要听话，别惹祸，啊？”
“我不要去！”
老周猛地把巴儿拽停，大声斥责：“去！”
巴儿很执拗：“不去！”
“不去我就不要你了！”
巴儿哭了出来：“我……我不去姐姐家，我跟你在一起……”
老周红了眼，把巴儿搂在怀里：“听哥的，哥一定会接你回来的，啊？”
我私下里跟老周提过，其实可以考虑把巴儿转到镇上的小医院，实在不行，送回村里也比送到重庆强。可老周不愿意，他说现在糊自己口都难，把巴儿送哪儿去都负担不起。虽然村里的阿奶还活着，但这都出来4年了，再把巴儿送回去惹祸，怕是谁都不能容他。毕竟千亲万亲，不如自己家里人亲。
巴儿最后还是去了重庆。
我不知道巴儿走了之后，老周心里究竟是如释重负，还是日日思念，但他确实在很努力地挣钱。
廖姐有他的微信，她告诉我，老周偶尔会发一些图片，内容很固定，要么是自己的工作地点，或是脚手架上，或是土坑里，要么是收工后在某个小档上吃饭，或是几个馒头，或是7块钱的两荤一素。
廖姐总担心巴儿去了重庆后不好好服药，情况不稳定，她嘱咐我把老周加进康复科的家属管理名单里，让我每隔半个月就打电话过去问问情况。她怕等两年老周钱没攒够，巴儿又惹祸了。
近了年根的某天早上，医务科忽然接到个电话，转来了“成四”，是重庆某个铁路派出所打来的。他们问：“你们医院是不是有个编号XXX的病人，男的，30多的样子，精神好像有点，嗯，有点不正常。”
接电话的是廖姐，她一下子就意识到，他们说的是巴儿。
派出所的同志说联系不上巴儿的家属，问他是哪里的，他一直说自己在哪里住院，住院号是多少。而且他还随身带了个包，里面是收拾整齐的衣服，牙刷口杯。廖姐不敢耽误，立即喊我给老周打电话，让他通知自己的妹妹把巴儿接回去。
过了十来分钟，老周打回电话，心急如焚：“打不通！”
“你妹夫呢，打他电话，可能是没听到。”
又过了几分钟，老周电话过来，语气颓了很多：“也打不通。”
“你赶紧……”廖姐捂住了我的话筒。
电话那头，老周毫无声息。我望向廖姐，她叹了口气，摇摇头。
我这才意识到，巴儿是被抛弃了。他姐姐和姐夫的电话之所以打不通，是因为他们打定主意要扔了他，不然也不会故意把他丢在火车站，甚至连东西都给他收拾好了。
起初，我们在电话里建议派出所在当地找个精神专科让巴儿暂时入院，可是他们说按规定巴儿是有亲属的，只是不在身边，这种情况重庆这边的医院不一定会收。老周只能一个劲儿求我们，说他现在人在北方，年底得讨工钱，让我们能不能想想办法，等他要到工钱就马上回来接人。
原本这种情况我们医院是可以不理会的，毕竟巴儿已经出院，跟这里没有瓜葛。可廖姐心软，还是上报了医务部，她提出个办法：让派出所的同志给巴儿买张卧铺，上车前盯着他吃一次药，睡一觉，我们这里派救护车到火车站等着接人。
院长问她：“万一这个老周也不来医院接人呢，你说怎么办。”
廖姐说：“他一定会来，他舍不下这个弟弟。”
“我是说，万一呢。”
“我负责！”
6
考虑到巴儿这次不算正式住院，接回来后也没给他穿病号服，只是把他安排到了疫情期间的隔离病房单独住着，治疗项目没给他上，只照常服药吃饭，费用由廖姐先垫着。
廖姐没有什么怨言，她还找我商量，说自己手里现在病人多，顾不过来，问我能不能抽空进去看看巴儿，带着他做做康复项目也好。“你有空能不能进去跟他聊聊，领着做做操也行。老周情况特殊，怕是一时半会回来不了，现在其他项目又不能上，总不能一直闷在里面，我知道这不是你的责任，也得占不少时间，就是……”
“没事儿，不就是做做操吗？”我一口答应，“人都是我跟您一起出主意要接的，咱姐弟俩一起负责到底。”
老周真的没有食言。过完年，大概是3月初，他就来了。
在医生办公室里，老周跟我们说，他不打算把巴儿接回老家，而是决定继续让巴儿住院，只是不住这儿，去镇上的卫生院。
廖姐劝他：“既然要住院，那还是住在这里好点，你要是担心费用，我可以帮你跟残联申请，有补贴，虽说不多，但也能……”
“不了不了，”老周确实眼睛亮了一会，但很快就消了下去，“麻烦你们太多了，这些事我自己想办法。”
我不知道该说点什么，但廖姐还在一直劝他，说镇上的条件没这里好，长期来看，对巴儿是没好处的，“就算不考虑长期，短期里也最好先不要把巴儿转回去，这段时间医院这边，我会尽力帮巴儿争取条件的……”
廖姐一直絮絮叨叨地说，老周微笑地看着她。我安静地望着老周，他头发又白了很多，想必这几个月没少操劳。等廖姐终于不说了，老周跟我们讲了一件事情。
“我老爹临终前几天，逮着空就对我反复说，说他自己不该把老幺捡回来，老了老了，留个麻烦给后人。”某个半夜，老周爹不知怎么地竟自己起了身。他提着半瓶白酒站在床边，把睡着的老周拍醒，说要跟他喝点。老周爹跟老周说：“老大，爹老子跟你喝了酒，顶梁柱的担子就交给你了。”说完他先自己灌了一口，把酒瓶递给老周，老周忍着悲伤，仰脖把剩下的酒一口而下。他爹满意地点点头，说自己要出去看看巴儿跟小妹，老周不敢跟着，缩在床上，一夜无眠。第二天，他见他爹就躺在堂屋的小竹床上，已经走了。
老周说完，拍了拍自己的大腿，说：“你们就不劝了，老幺是我的责任，不是小妹的责任，更不是旁的谁的责任，我有口气就该养着他。”
廖姐坐回办公桌后，不再劝了。老周看着我笑，突然像想起什么似的，在身上四处乱摸，掏了一包芙蓉王出来。
“没什么好感谢你的，”他非要把烟塞在我口袋里，“你不是抽这个吗，拿着！”他竟然还记得当初我递芙蓉王给他的事儿。不知道怎么的，看着老周满头白发，我竟有点想流泪。
“不能不能，”我绕着手，把泪憋了回去，跟他开玩笑，“这不是收红包吗？可不能犯错误。”可老周硬是把烟塞到我口袋里，又从随身的包里掏出一匝人民币，放在廖姐跟前：“他们说钱都是你垫的，我也不知道花了多少，但这里肯定只多不少，多的算是我的心意。”
廖姐把钱放在一边，挥挥手，跟我说：“你带老周去病房收拾东西，我处理巴儿出院的手续。”其实这不合规矩，按流程应该是老周自己先跑一趟，再由我们处理。我凑近廖姐，想暗示她这样不好。但是她只埋头看着电脑，手背上好像有泪水。
老周把巴儿带走前，又和我闲聊了几句，说他放弃了再出去打工的念头。一是巴儿已然是这个样子了，他也走不远；二是疫情严重，以往的那些包工头老板都不敢再带着人出去：三是年纪也大了，就是有活干，别人也不愿意要他。
巴儿走的那天，廖姐非要开自己的车送他们。廖姐上车前，我悄悄递给她一个包裹，让她给老周，里面是那包芙蓉王，还有500块钱。而廖姐打开自己的包示意我把烟扔进去，我往里面看了一眼，老周给她的那匝钱也在里面。
廖姐让我把钱拿回去，她说：“你给他钱，他也不会要，算了，心意到了就行。”
车一开，巴儿和老周就走了。
7
2022年初，我接到了老周的电话，里面却是巴儿的声音，“猜猜我是谁呀？”
我笑着问他：“巴儿，你的尾巴长出来没有？”
“没有喔，”巴儿很遗憾，“哥说我不听话，不是好人，尾巴长不出来，但他说廖姐姐跟你都是好人，你呢，你的尾巴长出来没有？”
“没有喔，”我学着他的语气，“等我长出来就告诉你啊。”
又过了几天，微信上忽然有个好友提示，顶着一个动漫头像，我一看是巴儿，因为打招呼的备注上写的是，“尾巴去哪儿啦”。巴儿告诉我，老周给他买了手机，注册了微信，平时手机放在护士那里，他让巴儿想他了就给他打微信电话。他跟老周要了我的号码，说是要问问我，为什么自己长不出尾巴。
我这次倒是追问他一句：“你为什么老是纠结尾巴呀？”
巴儿半天没说话。过了几天，他忽然发了个名为《我与哥哥》的文档给我，说这是他求着护士帮打出来的，里面有这么一段——
我从小跟着哥哥长大，我喜欢让他讲故事给我听，印象最深的是他讲的“海鸥找尾巴”的故事。
从前有一只海鸥，有一天他在海滩玩耍，看见一只蚌，蚌壳里躺着一枚美丽的珍珠，他就啄了起来。可等他转身离开时，这只蚌突然夹住了他的尾巴。他要挣脱，却怎么也挣脱不了。
最后，他只能使劲一拽，挣脱了，但尾巴却拽掉了。没了尾巴，海鸥就再也飞不起来了。于是他想，怎么找到一个尾巴呢？起初，他找了几根草，把这几根草安在尾部，插进肉里时，疼痛难忍。但他还是强忍着疼痛飞了起来，只是没飞多远，就失去平衡，只能停下来。
他拔掉这几根草，又折了一根松枝插在尾部，再次忍着疼痛飞了起来，但也没飞多久，就一晃一晃地稳不住了，于是他只好又拔下松枝，再想别的办法。最后，他找了一条柳树枝，安插在尾部。这次比前两次飞起来轻松了些，也能飞得更久一点。可惜，还是没坚持到一小时，就精疲力尽了。于是，他也只好把柳树枝也摘下，无精打采地在沙滩上走来走去。
于是，我问：“那他飞不起来了，到哪儿去找吃的呢？不会饿死吗？”
我哥说：“不是的，他饿了可以走到旁边的树林里找虫吃，渴了喝海水。”
我又问：“喔。那他飞不起来，找不到亲人，怎么办？”
他说：“他的确很孤单，很苦闷，每天无所事事，整天在沙滩上逛来逛去。但这样过了大概一个月，他发现他的尾巴又长了出来。就可以去找亲人了。”
看完这个故事，我感慨万千。原本，我一直将巴儿对于“尾巴”的执念看作是老周安抚他的手段。我从没想过，关于巴儿念念不忘的“尾巴”还有一个这样的故事，能唤起巴儿这么多与哥哥旧时相处的美好回忆。或许，在巴儿日趋病态化的思绪里，“尾巴”不仅是能区分好人与坏人的标志，还是能找到亲人温暖、回归群体生活的载体。
巴儿问我：“这个故事是不是假的，我哥是不是骗我？”
我肯定地回答：“故事是真的。”
“为什么？”
“因为呀，你就是哥哥的尾巴。有了尾巴，他才能保持平衡，跟海鸥一样，能飞得远，见得多，还能找到亲人。”
“哦！”巴儿好似恍然大悟，“那我的尾巴，其实就是哥哥啰！”
后记
巴儿三五不时地就给我打微信电话，但我时常因为忙碌没接到，再打回去也没人接，估计是电话被护士拿着了。
我时不时把巴儿发给我的这段文档拿出来读，也总在出院人员的档案里找出巴儿所有的病历看。因为我很好奇，14岁前的巴儿究竟是经历了什么变成这个样子，我想找出一个答案。
但很可惜，病历里没有。我问廖姐，为什么有的人好端端就得了精神疾病。
她说：“有些人用愤怒对抗波折，有些人用麻木，有些人与之和谐共存。而患上精神疾病，其实也是一种人对波折的回答，它和所有的回答一样，都是人生的答案。对于多种多样的人生来说，答案的对错与否本身就没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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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长白山脉那无数纵横的支脉下，大山大河之间坐落着许多间工厂。它们大多是在特殊时期由各地支援建设的，在计划经济时代，都渐渐变成了一个个闭塞的“世外桃源”。
我姥爷小时候跟随父兄闯关东，辗转在一个山区工厂的供销服务社做售货员，扎下了根。之后他的生活平淡如水，和我姥姥结了婚，一共养育了6个儿女。
转眼到了80年代，姥爷最小的闺女丽萍（也就是我的老姨）也有20岁了。她面庞白净，高挑俏丽，1米7的大个挺打人、挺招风的。因为从小看腻了两个姐姐浑身的蓝灰绿，老姨的青春便格外追求绚烂多彩，恣意潇洒。她自己改喇叭裤，抢姐姐的确良衬衫穿，走出去谁都忍不住要多瞧她两眼。前院的王娘同我姥姥讲：“这个老丫头可比她大姐二姐疯张（不稳重）啊！”
那时候，厂子就是一个五脏俱全的小社会，男婚女嫁大多在内部就能解决。家里有半大丫头小子的爹妈，看着在自己眼皮子底下长大的孩子们，心里早就有了一本账：谁家孩子到了该找对象的年纪，谁家孩子的品行脾气好，谁家的家底厚……大家都擦亮了眼睛，打定主意要为自家儿女挑个好对象。
我老姨那时也搞对象，而且这个对象搞得轰轰烈烈，人仰马翻。她看中的男人叫钱泽中，长得高大端正，是个东北纯爷们儿。因为母亲去世的早，没人管教他，性子就逐渐长野了。他接班之后，班也不好好上，天天打架斗殴，很快就成了全厂闻名的“地癞子、刀枪炮”，他爸、单位领导的管教都不听，甚至连厂里的保卫科都拿他没办法。
姥爷姥姥一辈子老实本分，家里最让人操心的大儿子也顶多是和男孩子们打打架，让人上门找家长。小女儿这离经叛道的恋爱，自然是触及了他们的底线。
姥姥先让我妈和二姨去给她分析利害、讲道理，但没有说通。姥爷平时沉默寡言，最后忍不住抡起笤帚打了老姨一顿。但平房的木门和窗户是关不住一个热恋中的叛逆女孩的，这段恋爱仍旧轰轰烈烈地进行，最后还发展到要结婚的地步。
姥爷姥姥当然不同意，老姨便从家里偷出户口本，跑了。到了举办婚礼的那天，她烫了头发，穿上了红呢子西服，但姥爷姥姥都没去看一眼。相比两个姐姐，老姨的嫁妆着实有些寒酸，只有姥姥瞒着姥爷给做的两床被子，还有哥哥姐姐们私底下凑的一点钱。
可不管怎么样，钱泽中都变成我老姨夫了。
老姨婚后确实过了一段美满幸福的日子。
因为总旷工，老姨夫被厂子除了名，干脆做起了山货买卖，往广州那边贩卖。那时他手头活络，时不时就会领老姨到南方游玩一圈，万把块的雅马哈摩托也是说买就买。
当年，厂子里的摩托车一只手都数得过来，老姨夫的雅马哈绝对是其中最惹眼的存在。有时我放学回家，看见老姨坐在摩托车后面，就叫她一声。可叫声好像被摩托车的车轮碾压了，老姨根本听不见，只能看见一溜黄色的尘土在风中扬开。
一次，姥姥瞒着姥爷带我和表弟偷偷去老姨家玩，我真是开了眼——在那个物质还不是特别丰富的年代，老姨家里到处都是从南方带回来的新鲜玩意儿：桌上摆着栩栩如生的木雕孔雀、晶莹剔透的琉璃金鱼、精美的玻璃相框。仔细看，相框里放着一张近景合照，是老姨和老姨夫戴着蛤蟆镜靠在一起，笑得灿烂。他俩的视线同时看向左上方，似乎是在憧憬着无限美好的未来。
半年之后，老姨迎来了第一个孩子。她怀孕期间，老姨夫每天变着花样给她做饭，那时的东北冬天基本见不到啥绿色蔬菜，大白菜、土豆再变也变不出啥花儿来了。后来，老姨夫就让跑长途客运的司机们从外地捎菜回来，用厚厚的棉花套子裹着，呵护着里面那嫩生生的绿色，就像他呵护着老姨和孩子。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孕期营养过剩、人又不太爱动的缘故，等到老姨临产时，医生发现孩子太大，还是“坐生”。那时厂医院做不了剖腹产手术，孩子憋得太久，生下来就不行了。老姨为此伤心了好久，老姨夫也跟着颓废了一阵子。
老姨休养期间，老姨夫天天熬小米粥、做红糖鸡蛋伺候着，老姨的脸色比怀孕之前还要好。都说患难见真情，老姨夫的表现一度让家里人对他们的婚姻放下心来。
可是好景不长，大概过了半年左右，一天傍晚，老姨慌里慌张地来找我妈，说派出所的人在找老姨夫，具体出了啥事，也不和她说。
我妈问钱泽中上哪儿去了，老姨支支吾吾地说，他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
“他好几天不回家你也不管？”
“他经常这样，过几天就回来了，我这次也没咋当回事啊。”
第二天，我爸托人去派出所打听，说老姨夫是在外面犯了事，“犯得还挺大”——他得罪了某个地头蛇，如今赶上“严打”，人家在各方面都上了劲，就想让他进去。
处理这种事，我们家里是完全没有门道的，有劲也使不上。在老姨夫外逃的几个月里，家里人只能一遍遍地跑去派出所打听消息。这时，老姨发现自己又怀孕了，肚子也开始显怀。有时她去派出所，旁人看着这个挺着肚子寻夫的女人，无不投去怜悯的目光。派出所所长甚至婉转地对她说：“让钱泽中回来吧，别跑了。”
老姨都要哭了：“我真不知道他在哪，要不我能挺个大肚子上派出所问吗？”
2
见老姨夫也不出现，我妈就把老姨接到我家照顾，我觉得老姨都没有以前那么好看了。一开始，老姨动不动就抹眼泪，还不敢大声哭。我妈就说她：“哭有啥用？你先好好怀孩子吧。要是他真进去了，我和咱妈商量了，是男孩生下来就送人。”
我妈说这话的潜台词，是家里人觉得老姨夫终究还是靠不住，如果他就这么人间蒸发了，没有孩子拖累，老姨还能趁年轻再嫁人。听了这话，老姨瞪着通红的眼睛，不吱声了。
1990年冬天，老姨生了个女儿，取名“玥玥”。孩子抱到身边，老姨盯着她好像看不够，嘴里还一直嘀咕：“这个孩子没有上一个好看，肯定也没那个聪明，就这么傻乎乎地投胎到这来和我做伴了。”后来，她时常将玥玥与那个夭折的孩子作比较，说那个孩子肯定更聪明，因为不愿意来人间吃苦就先走了，“不像玥玥，从生下来就没有见过爸爸”。
出院后，老姨回到自己家坐月子，因为怕警察上门，就一直锁着大门。我们要去看玥玥，得从邻居家的大门进去，再扒开两家之间的帐子（木栅栏），钻到老姨家。
冬天，东北山里的气温能降到零下30度，要是遇到刮“大烟炮”（暴风雪）的天气，更是寸步难行。就在一个刮着“大烟炮”的晚上，老姨夫竟然骑着摩托回来了，他头上的狗皮帽子、脖子上的脖套好像和脸上的眉毛眼睛都连在了一起，挂着细细的白色小冰碴。怕摩托冻上了打不着火，他就没熄火，发动机“突突突”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老姨心惊胆战，红着眼睛说：“看一眼孩子就赶紧走！”老姨夫低头亲亲那张小脸，孩子被冰得一激灵。他往小被褥下塞了一些钱，又看了一眼老姨，啥也没说，又翻帐子走了。
听着摩托车的“突突”声渐远，老姨揪着的心松了些，眼泪又开始止不住地往下掉。邻居大娘赶紧在旁边念叨：“坐月子可不能哭，眼睛要做病，回头上火奶水也没了。”
玥玥3个月大的时候，老姨夫还是被抓住了，后来他被判处有期徒刑25年，一家人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下。
大家都心疼老姨和玥玥，为母女的将来感到担忧，可姥爷没吐口，谁也不敢提让她们回娘家的话。为此，姥姥着急上火，在炕上躺了几天，姥爷最终才默许她们进家门。
老姨没有正式工作也没了丈夫，就得靠自己把日子过下去。她性格要强，不要哥哥姐姐的钱，玥玥还没满周岁，就把她扔给姥姥带，自己出去干活了。
夏天，她起早去冰棍厂上货，顶着日头走街串巷卖冰棍，但自己从来不舍得吃一根。有时候为了多卖一点，她要走到很偏远的地方去，一个夏天下来，皮肤晒得黢黑；冬天，她去糕点厂做炸麻花，热油把她的手烫起了水泡，总是这个伤还没好，下一个又覆盖上了。
那时我们这些孩子都小，还不理解生活的艰辛，只知道放学后就盼着老姨早点回家，这样就能吃到她卖不完的冰棍还有特地留下的麻花渣。与其他兄弟姐妹不同，玥玥从小就不太活泼，性格有点闷闷的。舅舅、姨妈们都可怜她的身世，对她更加偏爱了，只要自家孩子有的东西，从来不落下她的那一份。
每年过年，姥姥家都很热闹，大大小小将近二十口人把家里挤得满满当当。可这热闹的场景总会勾起老姨的满腹的委屈和自卑——哥姐家都是整整齐齐的，所有的孩子里，只有玥玥没有爸爸疼爱。
郁闷的心情无处发泄，老姨盯着玥玥的眼神就更紧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玥玥挨揍就成了我们大家子每年过年的“保留节目”。她任何一点小淘气都会引得老姨勃然大怒，然后老姨就要捶她几下。玥玥性格执拗，挨打从来不求饶，也不说软和话，于是老姨下手就越来越重。一次，我妈实在看不下去了，冲着老姨嚷：“心情不好就打孩子，孩子招你惹你了？这孩子托生到咱们家算是倒了霉了。”
许是这句话戳到了老姨内心深处的痛点，她顿时泄下气来。
3
1992年，工厂听从国家安排，从山区整体搬迁到了城市，老姨也跟随姥爷姥姥来到城里安家。姥姥姥爷的年纪大了，玥玥还小，老姨发现一家子人的日常开销变大了，就是吃一根葱也要花钱。
经朋友介绍，老姨在一家洗衣店找到了工作。虽然店里有机器，但是衣服一些顽渍部位还是要人工搓洗。上午，她的手一直泡在水里洗衣服，下午就拿着沉沉的熨斗熨烫衣服。因为干一天活儿挣一天工资，除非有特别重要的事得请假，老姨几乎是全年无休。
我念的高中离那家洗衣店很近，有时中午没带饭，我就去老姨那儿蹭吃。每次去，老姨都高兴得不得了，要出去给我买好吃的。无事可做，我就进到了洗衣店后面的操作间转悠，这才知道老姨的工作环境有多么恶劣——洗衣机发出嘈杂的轰鸣声，熨烫机喷出的蒸汽发出“呲呲”声，不大的空间里雾气蒸腾，水汽弥漫，一年四季都潮湿极了。
老姨在这家洗衣店一干就是8年，期间身边不断有人劝她离婚。老姨长得好看，不乏追求者，干洗店旁边的一个小老板就看上了她。这人离异，和老姨聊得来，常买些好吃的送给她，只说是买给玥玥的。
干洗店老板也有意撮合，就把双方的情况明说了。小老板表示自己没孩子，但也不介意老姨带着孩子，他只有一个条件：必须得是真离婚了才行。
家里人都觉得小老板挺好，老姨也有一点动心，就和他吃了几次饭，试着交往起来。也许，生活的艰辛让老姨想找一个男人依靠，但人到中年再婚，爱情就成了一种稀缺品。老姨迟迟下不了离婚的决心，久而久之，小老板就放弃了。
后来，老舅总说我们家就属老姨最傻了：“人家王宝钏也才苦守寒窑十八载，也不知道她在守个啥？”
为了爱情吗？好像也不是。在山区生活的那些年，老姨从来没有去监狱看过老姨夫，连物品钱财都没有给过，甚至连一封信也没写。我猜，一来是她拉扯孩子没时间，经济上实在不宽裕，二来是她在用自己的方式惩罚老姨夫，“老婆孩子让你见不到、摸不着”。
搬迁到城市之后，我们离老姨夫所在的监狱更近了。早年监狱管理还没那么严格，老姨夫的一位狱友出狱后帮忙带话，还送来了一个用牙签做的手工艺品，说是老姨夫偷偷给玥玥做的。老姨收下之后，也没什么反应。
再后来，监狱里开通了“亲情电话”，老姨夫不知从哪里知道了家里的座机号码，就打了过来。我无法知晓老姨当时是什么心情，只是后来听她对我妈说：“绝对不能领孩子去那种地方，我去一趟就得来回二天，给人家打工，请假那么好请呢？”
我妈劝她：“现在他知道咱们厂子搬迁了，离得这么近，孩子不去，你还是得去一趟。”
“我去了和他说啥？这么多年我们娘俩都过来了，我都恨死他了，一眼都不想见。”
那是我头一次听到老姨说“恨”。只是年少的我还不能理解，为什么老姨恨了十多年，还是要维系着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她自己说这就是命，“玥玥是个女孩，万一找个对她不好的（继父）怎么办？我想要我姑娘的命比我好”。
老姨终究还是去了监狱一趟。
她和老姨夫见面的场景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她说老姨夫在里面一点都不显老，还养得白胖白胖的——因为有一手好厨艺，他在监狱的厨房里帮厨，没人给他钱，他也不缺钱花。想来，他那种人大概在什么环境下都能适应吧。
自从探监回来以后，老姨就再也不提找对象的事儿了，我妈说老姨这是铁了心等着、让大伙儿都别操那心了。后来我长大了，就想：人在二十几岁懵懂的状态下，因为“爱情”选择了那个终生相伴的人时，其实有可能并不懂什么是“爱情”。而等明白了自己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爱情的时候，岁月已不知几何了。
日子就这么寒暑秋冬的过，几年之后，每家的条件都好了些，兄弟姐妹们就凑钱给老姨兑了一个洗衣店，她终于结束了给别人打工的日子，自己做老板了。
可一个女人顶门过日子不是那么容易的，开门做生意就更难：工商、税务、城管、消防都要打点，店里的机器维修、顾客纠纷都要解决。为了省钱，老姨还兼着熨烫的活儿，一天到晚忙得脚不沾地。
有一阵子，姥姥不知听谁说老姨夫要回来了，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这么多年以来，他们老两口一直和老姨、玥玥一起过，老姨夫一回来，他们就没有房子住了。几个子女知道了老人的心思，都劝她不用担心，可姥姥依然上火心焦。后来，老姨夫没回来，姥姥却先走了。
4
没有爸爸的陪伴，玥玥也长大了。老姨对她的学习抓得很紧，她也算争气，一路考进大学，虽然学校只算中不溜儿，但也没让老姨太操心。
难得的是，相比小时候，玥玥的性格开朗了很多。从小到大，她从来都没问过爸爸的事，仿佛这个人压根就不存在。
老姨觉得不可思议，曾对我妈说：“大姐，你说玥玥这孩子是不是有点缺心眼？”
我妈说：“我看，这心眼缺得也挺好的。”
我们第三代渐渐长大，也不避讳说老姨夫的事了。有人曾在私底下问玥玥为啥从来不问她爸的事，她看着我们，无比真诚地说：“我身边没有他，没有概念呗。我有我妈，我有姥爷姥姥，再说还有咱们这一大家子，我感觉挺好的。小时候不懂，长大懂了，也想不起来他了。”
想想，也是这么个理儿。
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老姨夫减了刑期，他刑满释放的时候，玥玥已经24岁了。得知这个消息，老姨和玥玥一时间都有些不适应。
那天，老姨去火车站接刚出狱的老姨夫，在出站口乌泱乌泱的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了他。老姨夫留着板寸头，一层短短的发茬已经花白了。
老姨夫一脸讨好地问：“你来啦，玥玥咋没来？”
老姨没好气地答：“咋地，你是啥大人物啊，还得全家都兴师动众地都来接你？”
老姨夫就讪讪地解释：“不是……我这不是寻思能早点看见玥玥嘛。”
夫妻两人久别重逢，并没有想象中的大悲大喜，仿佛只是一个妻子照例来接远行的丈夫回家。在路上走了好久，老姨才扭头对身后的老姨夫说：“玥玥没在家，她现在做导游，出去带团了。”
一进家，老姨就给老姨夫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换了一身新的衣服，还陪他去办了身份证。看在老姨和玥玥的面子上，家里人都真诚地接纳了老姨夫，包括一直不喜欢他的姥爷。姥爷年纪大了，生活的风霜早已把他内心的不满磨平。见到老丈人，老姨夫面露愧色，声音都有些哽咽了，一个劲地保证：“回来我一定好好过日子。”
用我妈的话说，老姨夫毕竟是玥玥的亲爸，不管咋说，他肯定是实心实意地对玥玥好：“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可脾气倔强的大舅还是不愿搭理这个老妹夫，对此，玥玥表示赞赏：“我大舅才是阶级立场最坚定的人！”
父女见面之后，玥玥一声“爸”都不肯喊，就管他叫“老钱”。一开始，老姨夫的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但后来发现玥玥偶尔也不管我老姨叫“妈”，他就能自我安慰了。
在监狱里面待了1/5多个世纪，老姨夫不可避免地跟社会脱节了。刚出来那会儿，他看啥都觉得新奇，说话做事中规中矩，处处透着拘谨。可时间一长，他就感觉自己摸到了些“门道”，心思又活泛了起来。
那段时间，老姨夫参加了几次朋友聚会——过去那些朋友都跟在他屁股后面混，现在他们大多在社会上混得不错，吃得开。出于客套，他们对老姨夫还挺尊敬，恍惚之中，老姨夫似乎又找回了当年做“大哥”时叱咤风云的感觉。
老姨夫回家3个月后，老姨来找我妈，说自己要离婚。
我妈吓了一跳，连忙问发生了啥事：“这二十多年都过来了，现在咋又想起离婚了呢？”
“我那都是为了玥玥，现在看，他还是不着调。一开始装了两天，这一阵子，烟啊酒啊的又都捡起来了，天天和那些人吆五喝六的。说实话，现在有他没他都一样，我可不想老了老了还得供着他胡吃海喝的。”老姨一口气说了一堆话，看得出来是带着气的。
我妈有点担忧，怕老姨夫闹出什么事，就让老姨先问问玥玥的意见。可谁也想不到，过了一段时间，这场离婚风波居然偃旗息鼓了。据说是因为玥玥找老姨夫谈了话：“如果你想和我俩好好过，就靠谱一点。要不然，这么多年你没尽到父亲的责任，你老了我也没有养你的义务。我还是和我妈过，你自己出去过！”
老姨父被女儿噎得说不出话来，也是真怕将来没人给自己养老送终。事后他偷偷对老姨说：“她要是随了我，性子狠起来，真能干出来啊……”
此后，老姨夫收拢了乱七八糟的心思，终于和老姨过起了正常的日子。因为在监狱里一直练着厨艺，家里的家务老姨夫几乎全包了。老姨苦尽甘来，终于在五十多岁时过上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每天早上，他们一起骑着摩托去菜市场买菜，晚饭后，两人又一起下楼去溜达。看着他们形影不离的样子，外人都觉得这是一对恩爱夫妻。
5
之后，玥玥搞对象了，这对象搞得同样轰轰烈烈，人仰马翻。
她的男友是早在大学实习期间认识的，也是个普通的打工仔，但老家在村镇，经济条件一般，人长得也一般。等老姨发现的时候，俩人已经谈了好几年了。
一直以来，老姨都想让玥玥找个条件好的婆家，不再像自己一样吃遍生活的苦。一开始，她苦口婆心地劝，没用；过一阵子，她开始歇斯底里地闹，还是没用；到后来，母女俩在家横眉冷对，陷入了冷战。老姨夫在一旁根本插不上话，也不敢插话，只能反复说“你妈是为你好”，之后，他就再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看着这娘俩天天闹腾，我妈唏嘘不已：“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让你老姨这回也尝尝当年你姥爷姥姥的滋味吧。当年，她那心可比玥玥狠多了，撇下你姥，说走就走了。”
家里的几个表姐妹也觉得那个男孩配不上玥玥，毕竟，她学历、模样、个头都不差。应承着老姨的请求，我们也推心置腹地和玥玥谈了谈。玥玥也跟我们直说：“我是看着我妈这一辈子是咋过来的，我不想找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家，只想找一个真心实意对我好的。再说了，我们家又是什么样的家庭呢？人家知道我爸的事，不嫌弃我就很好了。”
我们把这话婉转地倒给老姨，老姨听完都要崩溃了，她歇斯底里地喊道：“怎么就找不到好的呢？之前人家给她介绍那个铁路的，她看都不看！我这都是为了谁啊？还不是为了她！将来日子不好过，她哭都找不到地方！”
可崩溃归崩溃，从那以后，老姨似乎也接受了“女大不由娘”的事实。她默许了玥玥的选择，开始慢慢接纳了这个“准女婿”。
2018年，玥玥要结婚了，我对老姨说：“这回你一定要捯饬得漂亮点。”
这些年，老姨总不舍得给自己买衣服，每次买之前都挑来捡去的，恨不得一件衣服能穿上个十年八年。趁着玥玥结婚，大家都劝她买几件好衣服，可她在商场里挑花了眼，一直拿不定主意。
我妈就说她：“买衣服咋就这么费劲，就找对象主意那叫一个正！”
老姨听了也不生气，寻思半天，回道：“你说咋回事呢？我也纳闷呢。”
在商场的试衣镜前，老姨的身材仍然高挑，却再也找不到当年那个穿喇叭裤、花衬衫的时尚美女的影子了。她选来选去，最后长叹一口气，感叹自己穿衣服最好看的年龄早就过去了：“年轻时候的腰条，哪能回来啊？”
我不由想起那年大学放假回家，我给老姨买的一件风衣。风衣上身，果然好看，老姨的身材气质一点也不比同龄人逊色。她细细摩挲着风衣的料子，那双手青筋暴露，皮肤粗糙，在衣料上划得剌剌叭叭的，都不能一捋到底。
当时老姨忍不住自嘲：“四十岁的脸，六十岁的手，我自己都不愿意看我这双手了。”
在玥玥婚礼上，老姨夫牵着女儿缓缓前行，亲手把她交到了女婿的手里。到了致辞的时候，在家里准备了好几天，头天晚上练了十多遍词的老姨夫，刚一开口就说不下去了。他一个东北大老爷们在台上哭得稀里哗啦的，久久不能自制。
台下的宾客大多是山区厂子里的老同事，那些上了年纪也都跟着抹泪，感慨当年的“地癞子、刀枪炮”如今也是好汉迟暮了。也有人叫好，说，“女儿都出嫁了，钱泽中这是浪子回头金不换了”。
老姨夫从台上退下来，还在用餐巾纸抹眼睛，身上再也找不到一丝“社会大哥”的霸气。我四处搜寻着老姨的身影，只见她头发盘起，穿着米色风衣，小西裤，高跟鞋，正热络地招呼着亲朋好友，脸上全是喜悦和平静。不知是生活赋予老姨坚强和平静，还是她对生活已经妥协，随遇而安了。
后来，做了外婆的老姨，眉目变得愈发温和。她抱着外孙哄觉，附近的桌子上，还摆着那个老式的玻璃相框。里面的一对年轻男女戴着蛤蟆镜，相互依偎着，笑容依旧灿烂。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