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个三线城市的普通家庭，父母重视教育，所以从小学到高中，我都就读于市里最好的学校，成绩名列前茅，算得上是个学霸。
90年代末，我考上重点大学，成了家族的骄傲。在所有人眼里，我大学毕业后肯定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一生顺遂、精彩。
那时没有人想得到，多年后，我会成为家族里的“反面教材”——包括我自己。
1
我的大学在北京。大一时在郊外的新校区，配套很差，食堂的饭菜难吃，宿舍楼里只有公用水房……以至于在这个大学校园里，没有青春的浪漫，热闹的社群，活动空间只有图书馆、教室和篮球场，十分乏味。
可令我的困惑的，并不是这里像不像“大学”，而是完全失去了人生的方向。18岁前，我活在父母的期待里，动力十足。当考上名牌大学后，满足了父母的期待，我却没了学习的动力。我的专业是保险，调剂的，我不喜欢，但让我自己说喜欢哪个专业，我也想不出来。舍友们也纷纷开启“懒洋洋模式”，我们开始了逃课、睡懒觉、吃吃喝喝，混日子。
大二，我们搬回海淀主校区，校园不大，但配套齐全，交通便利。回了城里，我们继续荒废着学业，三五成群地四处游玩。混了几个月后，我注意到舍友秦梓宁经常去教室复习功课。她说：“不知道干什么，那就先好好读书。你没事干就跟我去上自习吧。”那天我跟着她去了教室，拿了本书看了1小时，只翻了不到10页。太没劲了，就独自去了图书馆。
闲散的日子里，我没机会遇到爱情，也不想上自习，就经常去图书馆看书翻杂志。人物传记、小说故事、天文地理、医学科技、金融政治，专业课之外的书我都看，但我的阅读漫无目的，纯粹为了打发时间。
读大三时，我和苏雅成了好朋友。我们虽然同班，但之前的交集并不多。直到跟她走得近了，我才知道，从大一到大三，她每周都风雨无阻地去新东方上课。虽然商科学生很难申请美国大学的奖学金，但苏雅还是坚持背英语：“先考试才能申请，申请不到再说。不试试怎么知道？”
大三下学期，秦梓宁决定考研，飞速切换到备考模式。见她每天抱着书来来回回，我忍不住问她为什么要考研？秦梓宁告诉我，她暂时没有就业的打算，就想选一个喜欢的大学继续深造，然后问：“你想好了吗？不考研就准备找工作。”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只觉得工作有些遥远，考研也提不起劲头。
在临近毕业的那一年，秦梓宁复习备考，苏雅参加托福和GRE，我继续在迷惘中浪费时光。还没等我想清楚来日的路，毕业季就来了。无暇掂量自己的实力，我仓促决定考研，目标地：上海。
然而，大学4年的学业荒废，此时积累出了苦涩的果子——我落榜了。沮丧了几天，我决定在北京找工作。当我踏进“双选会”的时候，已经是2001年2月。
夏天时，苏雅没能出国，但凭借流利的英语去了北京的一家知名外企。秦梓宁如愿考上了研究生。班里大部分同学奔赴北上广深，返乡就业的不足10人，我就是其中之一——没能在北京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我勉强接受了姑姑的帮衬，回到家乡隶属的省城A市落脚。
离开北京的那天上午，我站在南下的火车上，隔窗看着送别的同学们越来越远，突然哭得很伤心。我说不清伤心的原因，但知道肯定不仅是因为离别。直到20年后，当我回顾自己的大学时代，才恍然明白：考上重点大学是我的人生历程里最高光的时刻，那之后的每一步都是下坡路——或许，那一刻的我，是在为自己而哭。
2
我回到家乡时，肖潇也上班了。她是亲戚家的孩子，比我小1岁。我们两家在同一个学区，我们读的同一所小学，初中时是同班同学，高中时，我考了本市的重点，她进了次重点，大学时，我去了北京读重点，她考了本省的重点。因为是“同一届”的孩子，亲戚们没少拿我俩比较。
毕业时，肖潇没有考研，也没有努力谋求省城的高薪单位，她权衡利弊后，选择了老家的一个国有银行，捧上了铁饭碗。得知肖潇的选择后，我默默感叹了一下：银行是好单位，可惜不在省城，没什么发展。但转而想到自己在省城的新工作，心情也挺沮丧——在我的认知里，像我这样重点大学毕业的学霸，“返乡就业”简直是个笑话。
即便不甘心，我还是如期去单位报到了。公司是国内保险业三巨头之一，当时还是国企编制，提供集体宿舍，五险一金，年节福利。工资不高，但旱涝保收，部门经理和蔼可亲，一到下班时间就提醒大家“早点回家，按时吃饭”。
父母觉得我的单位挺好的，亲戚们有些惋惜我没能留在大城市，却也觉得工作稳定总是不错了。只有我看着简陋的宿舍，满心郁闷：我为什么在这里？我该在北京，上海，广州也行啊……想着留在大城市的同学们，我觉得自己特别失败。
在前辈的指导下，我很快就能独立工作了。每天审核保单，报送系统，再盖章交付。简单又机械，重复又乏味。干着这份高中毕业生都能轻松胜任的工作，没过多久我便失眠了。在那些睡不着的夜里，我一遍遍地后悔自己大学时没有好好读书，后悔没有提前为求职做功课，后悔毕业时没有到其他大城市去尝试……越想就越确认，“返乡就业”是错误的。
我再也无法安心工作，向父母抱怨工作的各种不如意，然后提出了辞职到广州闯荡的想法。
我的离职计划还没实施，爸爸就突然打电话来，提议我去英国留学——原来，妈妈无意间参加了一场留学推介会，得知去英国读研究生只需要20万出头。她想起我每天的抱怨，决定让我出国“镀金”。
“家里还是能拿出这些钱的。你妈说，你现在工作不顺心，与其没头没脑地去广州闯，不如多读点书。本科学历不好找工作，研究生肯定行吧？”在妈妈的认知里，“高学历”是一切安稳幸福的保障，也是改变命运的捷径。而爸爸一向顺着妈妈，瞧着我天天抱怨，他也不安乐，就支持了她的决定。
挂掉电话，我犹豫起来——我家只能算是一个温饱有余的家庭，我若出国，那些学费就都是爸妈的养老钱——确定要拿他们的养老钱去留学吗？我在街头发呆很久，又一次想起荒废的大学时光——如果我好好学习呢？
我这样问着自己，然后做出了决定：这是一次翻盘的机会，只要勤奋学习，拿到学位，就能重新回到北京，和同学们站在同一条跑道上。
至于留学之后的每一步该怎么走，我没有多想。我迅速辞掉了干了5个多月的工作。离职时，有位男同事特意来送我，并表达了好感，我假装不懂，微笑告别。我相信自己有更广阔的未来，没必要在小地方浪费感情。
一周后，我申请了伦敦的一所大学。父母拿出所有积蓄，又向姑姑借了5万，凑齐了30万元经济担保。
2002年5月，我的入学申请被拒绝，中介提议申请另一所伦敦的大学，还没想好要不要继续申请，姑姑就打来电话，要取回那5万块钱。那天下午，阳光透过客厅的窗户照在地上，爸爸说：“既然没申请上，是不是就不去了？”妈妈则表示，可以问小姨借钱做担保，然后问我：还要不要去？
我因为被拒，心里压抑得很，一听到爸爸要打退堂鼓，愤怒和不甘顿时在心头翻滚起来。恶狠狠地瞪着地板一会儿，我闷声说：“我再申请一次，如果又失败，我就去广州！”
3
在我等待英国的入学通知书时，家族正为肖潇庆贺——她在工作里结识了一个斯文、得体的男生。他在县城长大，毕业于北京某重点大学，因为赶上了“包分配”的末班车，进了县城的一个事业单位，调动的机会也是有的。肖潇的父母毫不嫌弃准女婿在县城工作，飞快地向我们一大家子人做了正式介绍。第一次见到高大帅气的准妹夫，我忍不住感慨了一下妹妹的好运气，但并没多羡慕——我憧憬着留学带来的美好前景，谈婚论嫁？为时尚早。
2003年3月，我拿到了签证。出发前，家族聚餐为我送行，欢声笑语中，我仿佛回到了大学升学宴的那一刻，心头却不知为何突然滑过一丝隐约的恐慌：万一留学回来还找不到好工作呢？但我不敢细想。
抵达伦敦后，我开始了为期4个月的英语附加课程。自由的氛围，陌生的风俗，让我压抑的心情舒畅不少。我结识了一群来自国内各地的留学生，课余时间，扎堆玩乐。我尝试了很多从未做过的事，遇到了几个有趣的异性，经历了一两段短暂的感情。
我不敢在学业上分心——那些朋友都出生在富裕之家，父母非富即贵，我和他们不一样的。此行我拿走了父母的全部积蓄，必须在毕业时拿到学位，然后回国挣钱——留在英国，我从未想过。
2004年秋天，我毕业回国。和我同级的几个同学因为论文不及格，不得不重修学分，付出了每门课1500英镑的补考费。
我回到家时，肖潇正在报考省城的公务员——她男朋友半年前调到了省城，要守住爱情，她也必须去省城，但又不打算放弃铁饭碗。得知妹妹的煎熬，我有些同情，但我自己也没有着落呢。
我很快联系了在北京的同学们，再次北上。长辈们以为我能顺利谋得一份好工作。然而，事与愿违。在京的同学都处在事业起步阶段，除了帮忙递简历，能帮的有限。
回到北京第一周，苏雅帮我争取我到了一次难得的外企面试机会，遗憾的是，我没能通过。没有纠结这一两次的失败，我安顿好自己后，就在各大就业市场奔波。依靠英国的学历，名校的背景，我获得了几十次面试机会，却总是止步在最后一轮考核，无论是面试还是笔试，被拒绝的理由不外是：笔试不及格，终面被刷掉，性别是女生，云云。
最可笑的一次，一个外企的HR经理在面试时说：“我觉得你对企业的架构几乎一无所知。你不适合这份工作，但我可以告诉你，一般来讲，大公司都有这样的组织结构，岗位设计是这样……招聘需求是这样……”她免费给我上了一堂职场基础课，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惊讶，夹杂着怜悯。
走出那座写字楼，我回想着她的话，突然意识到：国内各行各业的发展速度比我想象的快得多，对员工的要求也在时时更新。自己对就业市场的了解太有限了，准备一点都不充分，不仅不知道自己的优势，就连最基本的知识储备都不合格。面对残酷的就业竞争，“海归”的金字招牌反成了我的短板，因为——高不成低不就。
我那天站在街头很久，第一次感觉到某种寒冷。
在北京求职无果的日子里，友情给了我安慰。抵京之初，苏雅收留了我，可我不想干扰她与男友的同居生活，坚持搬走。秦梓宁在天津工作，待遇不错，工作不忙，男朋友也不在身边，每逢周末，她就邀请我过去小住，吃吃美食，散散心。某个周一的早上，我在阳光里睁开眼就接到了已经去上班的她的电话：“家里有面包牛奶，你自便。中午来我单位一起吃午饭。”又说：“你还没找到工作，如果不够用，抽屉里有，你先拿去。”
我没有拿抽屉里的钱，但秦梓宁没猜错，我兜里的钱越来越少了。不久，我搬到了合租公寓，和13个女孩共用洗手间和浴室。再不久，我卖掉了随身的笔记本电脑。因为求职心切，我还跌入了“付费兼职”的骗局。
可我不想再向父母伸手了。为了支持我读书，他们花光了所有积蓄，还欠了债。想起父母为我付出的一切，对比此刻的屡次碰壁，留学带给我的不再是憧憬满满的光明未来，而是一块沉甸甸、压在心口的大石。
权衡着现状，我把目光又向下调整了一档。2005年夏天，一个小移民公司录用了我，底薪2500元，项目提成8%，每月最多加班4天，加班费120元/天，没有五险一金和节假日福利。我自我安慰说：先生存后发展，骑驴找马不丢人。
上班第一天，七八个同事投来奇怪的眼神——我知道他们在惊奇什么，却也无暇顾及所谓的颜面和虚荣了。
我上班不久，秦梓宁就结婚了，然后随夫赴美，她计划在美国再次深造并定居。苏雅和男友的爱情也修成了正果。闺蜜们各自成家，我也和同事们打成一片，适应了公司的工作节奏。因为老板不时利用我的“海归”身份来招揽客户，我每个月都有项目提成，可公司的业务价格不高，量也不大，无论如何努力，收入都在4000上下徘徊，在北京养活自己都勉强得很。
工作的日子长了，我又开始问自己：我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会过着这种生活？这时有个男同事向我表白了——可两个低收入的“京漂”有什么未来呢——我断然拒绝。之后，小姨又给我介绍了一个有房的“沪漂”，可我当时只想在北京立足，异地恋，太遥远了。
2006年年末，肖潇结婚了——数次考公无果后，她突然得到了一个调往省城的机会，然后以最快速度敲定了终身大事。听着妈妈在电话里讲述她的婚礼，我又一次掂量起自己的现状，艰难地承认：这样的北漂是没有希望的。
次年3月，我南下广州。
4
我在广州的一家留学机构找到了工作，负责英国业务，工资5000元，有项目奖金，有社保。新东家在当地行业排名第三，主营业务涵盖了美英加澳，员工近40人。
工作之初颇为顺利，居住也还顺心，唯一的烦恼是公司开设英国业务时间不长，客户不多，签单寥寥。2个多月后，我发现自己很难融入团队，而原因简单得可笑：我听不懂粤语，可公司九成员工都是广东人。她们扎堆吃午饭，讲着我听不懂的语言，聊着我不明白的笑话，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外星人。她们也不喜欢我加入，因为碍着我的面子，她们要讲普通话，看起来，她们并不喜欢迁就我这个外来人。
尝试融入了几次，我感觉到了排斥，傲娇脾气也发作了，干脆不再理睬她们，除了必要的工作接触，独来独往。
一天中午，我正闲着，QQ突然闪烁，欣兰呼叫我——我俩算是老乡，她出生在省会 A市，我们在国内是大学校友，在英国也是。欣兰是个“官二代”，家里有房有钱有权，人很聪明，也勤奋上进，留学归来，她回了A市工作，依靠自己的努力，在一个留学培训公司爬到了项目总监的位置。我却从“北漂”折腾成了“南漂”。
得知我混得一般，她说她所在的培训机构，不但有留学咨询，还有合作办学项目，英语培训，法语培训，业务版块更齐全，业务规模在当地算得上行业第一。讲完近况，她又敲过来一段话：“当年我们一起留学的几个都回了原籍，大家都混得不错，只有你……我觉得不太如意。现在有个机会。我这个部门缺个副总监，你若愿意回来，待遇不会比广州差。”
我有些惊讶她的提议，回复道：“现在不知道，我想想。”
但我并没有认真思考欣兰的提议——同事的排外不可能成为我离职的理由，何况还是回到A市。
就这样，又过去了2个月。
一个下午，老板唐总突然找我谈话，办公室里，副总老金也在座。见我进来后，唐总开门见山：“有人反馈你的翻译水平一般，签单成绩平平。”
我没想到会听到这样的指责，错愕不已。愣了一下，瞥见了老金，才大概明白了老板找我的原因——英国组、加拿大组、美国组，都是向老金汇报工作的，他麾下最得力干将，是杨晏，一个地道的广州美女，虽然我不属于她管，但工作汇报绕不开她——可我不明白杨晏为什么告我的状，我自问没得罪过她啊。
没时间想清楚，我犹豫了一下，反击说：“上周，金总安排翻译一个加拿大申请文件，如果我翻译水平有问题，为什么要让我帮忙修改？而且这几个月的咨询电话都转到了杨晏那边，没有咨询和跟单的机会，我怎么签单？”
似乎没想到我会这样辩解，老金脸上明显地掠过一丝尴尬，却没做声。唐总瞅了他一眼，也没做声。我瞧着两个男人表情，感受着奇怪的氛围，莫名地想起同事们的“鸟语”和排斥，突然觉得这个公司很可恶。心头窝着火，我打破沉默说：“既然有这种反馈，不如这样，您给我3个月时间考核，如果我签不下3张单子，自动请辞。”
唐总同意了，但提出了考核期降薪1000元的条件。没得还价，我接受了。
所谓考核只是缓兵之计，我不知道唐总和老金为什么没让我直接走人，但也明白，身为打工人没有资格刨根问底，与其浪费时间和公司扯皮，不如想想如何应对。那晚我独自在屋里回想着从“北漂”到“南漂”的数年，斟酌着是留下还是返乡，直到想起逐渐年迈的父母，突然觉得自己执拗得可笑——我一心向往大城市，到底是为了虚荣和面子，还是真的喜欢它们？
对着月光，我感叹着自己的颠沛流离，想起了欣兰的提议。收到我的信息，她欣然回复：“回来吧，亲爱的。我会把一切安排好。”
考核第二个月，我交了辞职申请。老金装作惋惜，假意挽留说：“我知道你很努力。其实你不用辞职的，慢慢做嘛。”
我没有天真到听信这种台面话，假笑着敷衍了过去。
5
我又回到了自己曾经鄙夷的A市，一头扎进了第四份工作。这份工作提供社保，月薪和广州持平。得到欣兰的指点，我很快把握住了工作节奏。或许因为心境变了，我不觉得这个城市讨厌了，爸妈得知我安顿下来，也舒了口气。
然而，欢快的日子只过了不到1个月。
一天晚下班，欣兰邀请我吃晚饭，然后告诉我，她已经交了离职报告，将在夏天离开公司：“这件事只有姜总和HR知道——我妈那边有个新的机会，有机会就要抓住。”
我被她的话吓了一大跳：“你要离职？那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如果知道我要走，估计就不回来了——我想让你回来接替我的位置。”她振振有词地回答，又承诺道，“我抓紧时间把关键性工作都教给你，半年足够了，到时你就接我的班。”
我一时分辨不出来她脸上的表情，也不知道自己除了震惊，心里是不是还翻涌着被欺骗的愤怒。在我看来，无论她出于怎样的好意，都不该向我隐瞒离职计划——我和新老板姜总素昧平生，对公司的业务所知有限，如果早就知道她即将离职，我就算换工作，也不会草率地离开广州。
事实证明，欣兰的打算落空了——她离职1个月后，我所在的部门就被裁撤了，我被调往营销部，新上司傲气凌人，但工作上颇有创意，新搭档温柔有礼，对我颇为关心。之后的几个月，我对广告营销的认识突飞猛进，和新搭档也发生了一些情感纠葛。
可还没等我把感情问题梳理好，HR的通知突如其来：按照姜总的意思，我要调到合作办学部去，取消原本的副总监职级，降为副经理，减薪1000。
我毫无思想准备，瞪着HR不出声。见我突然面目狰狞，HR停顿了一下，问：“你是不是曾经给姜总交过什么‘可行性计划’一类的东西，被他否决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这么决定，只听到他说，你的策划他很不满意。”
我从没提交过什么策划案，更不知道这番指责从何而来。没有时间分辨真相，我只能机械地回答：“没交过。”
她惊讶地看看我，不再问，只安慰说：“你先过去，以后还有机会调回来。”
面对莫须有的指责，我该拍案而起吗？我当时没有这个勇气，也没有讨价还价的筹码。沉默了一会儿，我签了字。
这是我第二次遭遇职场滑铁卢。迄今我也不知道那个子虚乌有的指责是怎么一回事，可追究这些有什么意义呢？我索性搁置了感情的困扰，不再花心思挽回局面，决定转型——留学、移民、英语培训，这些业务内容在海外教育咨询行业都是糅合共生的。在我看来，伴随着国门不断开放，新生代的英语水平只会越来越高，留学也会变得越来越简单，这个行业早晚会没落的。
想起在北京的见闻，我打算往管理咨询方向转型，却不知如何着手。闺蜜们或者忙于家庭，或者奔波于事业，无人能给我有效的建议。无解中，我怏怏地去了新部门报道，工作之余，就在迷惘中苦苦思索。
在新部门2个多月后，我和同事宁宁交上了朋友。宁宁也是本地人，法国留学回来的，和我一样出生在普通人家，妈妈做生意，爸爸上班，家境殷实，却非权非贵。彼此熟悉了后，我觉得宁宁不会告密，就把想转型的打算告诉了她。她没有吃惊，想了想说：“我有个培训圈子，帮你留意机会。”
没过多久，宁宁向我推荐了一个免费的管理培训课程。培训的主办老师小琳和我同龄，曾在北京一家外资管理咨询公司工作过4年，先是因为家庭原因携丈夫回到父母身边，又因为身患红斑狼疮离职，与朋友合办了一个管理咨询工作室，在本地的“管理圈子”颇有名气。
在小琳的培训班上，我是最认真的学生，因此与她成了朋友。2009年秋，我第四次离职，之后大半年，我跟随小琳系统学习了管理和职场的实用知识，参加了几次咨询洽谈项目，渐渐意识到，自己的职场经验依旧欠缺，从事管理咨询有些吃力。力有不逮，我暂时放下了跟随小琳创业的想法，准备回到职场锻炼几年。小琳没有阻止我的决定，得知我依旧对求职充满迷茫后，她拿出一张纸。她在纸上画出一条线，沿着时间线写下我的工作经历，不断提问并归类，逐渐提取出可展现的竞争优势，描绘出具备前进优势的就业方向，然后指导我调整简历结构和表达方式。
“这样表达能让HR第一眼记住你。你不是没优势，而是不懂得提炼总结。现在教给你了，试试！”她笑着鼓励我。
2010年底，我找到第五份工作，股份制保险公司，文宣兼行政。工资5000多，月度奖金，年终奖，五险一金，年节福利，团体保险各项齐全——在A市，这样的薪资福利，不输于国企事业单位。
时隔9年，我再次干起了保险内勤，但工作内容已经脱离了保险的范畴。第一天上班，HR负责招聘的同事说：“你的简历写得好，我第一眼看到就觉得你合适这个岗位。”
我想起小琳的教导，由衷地感受到了“专业”的价值。
6
入职1个月，我凭借多年工作打磨出来的撰文技巧，得到了总经理李铭的嘉许，还和他的秘书文文交上了朋友。我从文文那里得知：我能进公司，是因为得到了李铭的“钦点”：“当时HR送来两个人选，那女孩和你一样是‘海归’，但她读的普本，你读的重点。虽然她比你白也比你高，但李总还是更欣赏你和你的作品。”
作品？我困惑了一下，才想起李铭面试时曾翻阅过我在欣兰指导下做的课件、文稿和策划案——没想到还有这种曲折，我停住脚步，问：“HR那边觉得我不合适？”
“我只知道HR首推的是那个女孩，但李总支持你。”
李铭是总经理，在人事决策上有一票否决权，我听得出来，文文没有撒谎。惊讶之余，我又想起“北漂”时一次次失败在面试，不知该感叹自己终究成长了，还是庆幸遇到了伯乐。
人是需要被认可的。我感激李铭的知遇之恩，愈加努力地工作，不断丰厚的职场经历也教会了我一些人情世故，我在各部门里走动，在虚心请教的过程里和各级同事混了个脸熟。
难得找到一个相对舒服的环境，我决定安下心来。2011年底，我在爸妈的资助下买房，在A市定居。搬进新居后，获悉小琳离了婚，也在我的小区租了个房子，我就去探望她。
得知我工作顺利，她高兴了一会儿，问：“你上班1年多了，今后的路想好怎么走了吗？如果当经理，你想过去哪个部门，了解过公司的晋升渠道吗？不当经理或者当不上经理，你怎么打算？”
见我被她问傻了，小琳摇头提醒说：“我干过人力资源，可以负责地告诉你，任何企业都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干到退休基本上不可能的，除非给国家打工。”她劝我好好想想下一步：“凡事早早规划为好，因为从想法到实现，要花力气的。”
从小琳那里出来，我对比着公司各个部门，发现对哪一个都没什么兴趣。我要升职吗？如果可以升职，想去哪个部门？我回答不出来。
爸妈不知道我的迷惘，他们只关心我几时结婚，长辈们得知我买房的消息后，话里话外也催促我赶紧出嫁。可我对结婚没兴趣，我只想回答小琳的问题，或者说，我要想自己要怎么走。
无解中，2012年过去了。年末绩效考评，我登上了年度表彰的领奖台，达到了这段职场历程的荣誉顶峰。随之而来的2013年1月，小琳病逝，我都没有来得及赶去医院见她最后一面，只来得及去葬礼上送别。
相识数年，小琳于我，不仅是益友，更是良师。可惜天不假年。她的生命定格在34岁，所有的梦想在那一刻化作了虚无。我由衷地感觉到生命的无常，耳边似乎又响起她的问题：今后的路，想好怎么走了吗？
我还没有答案。
任何一份不存在“热爱”这种内驱力的工作，若不具备极高的挑战性和开拓性，只要重复2到3年，人就会出现职业倦怠，我也如此。工作上越发游刃有余，岗位的成长空间逐渐见顶，无聊袭来，让我对未来更茫然了。小琳走了，再也没有人能给我专业有效的建议了。
迷惘之际，大学同学微信群建起来了，我和几个大学时的好友重新取得了联系。如今，苏雅的丈夫去了外地开拓事业，她独自在北京照顾孩子，还在一家美资公司做到了总监级别，年薪不少于30万。而秦梓宁跟随丈夫辗转欧美数国后，未能落脚，也已回国，鉴于当时“进京”门槛很高，首都房价又疯涨，他们选择了在沿海城市的一所普通大学担任了教职：“我想过去企业打拼的。但孩子5岁了，正是需要陪伴的时候，当老师工作稳定，虽然收入不算高，但有时间顾家。”
姐妹们个个当妈的过程，也让我认定：只要前途问题解决了，感情问题也会有结果，还能堵上爸妈催促的嘴。于是，我开始经常泡在W身心灵科学研究机构——在那里，没有人催促我，就能获得暂时的平静。
夏天来了，李铭把“司庆”的筹办工作交给了我。这场活动他很重视，因为董事长会莅临，我也打起了精神认真筹备起这个“大项目”。但或许我能力有限，活动在一个很小的环节出了偏差，只有董事长发现了。
我不知道如何解释自己的失误，也无法安抚李铭的愤怒，第一次意识到，维系“能干”这种人设很难的，只要一次出错就无法挽回。年终绩效考评时，我第一次得了“合格”。与我要好的同事劝我接受现实，着眼未来。可我想到自己熬夜加班、尽心竭力，却只得了“合格”，一怒之下便向公司提出申诉，还给李铭写了内部邮件据理力争，完全没去想这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申诉失败了，后续影响比我预计的严重得多。2014年春末，李铭找我谈话，说我“总在分公司，不懂得业务”，“不利于今后的任用”，决定把我调往下级地市支公司去“锻炼”。我没有生气，也没有委屈，只平静地回答：“如果领导觉得合适，没问题。”
他审视了我一会，扯扯嘴角：“好。”
两天后，我去北京出差，顺路探望苏雅。她告诉我，她计划辞职去美国读研究生。这个决定把我吓到了：“辞职？你的工作这么好，你考虑过‘沉没成本’吗？”
她耸耸肩笑道：“我和我老公都觉得在国内没什么好发展的。我先出去闯闯，安顿好就把儿子接出去。他先留在这里挣钱。”
看着她的自信满满，我想起了大学时代她努力背英语的身影，突然有些感慨——或许她心里一直有个留学梦，经过十几年拼搏，她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早已过上了中产阶级的生活，也该是圆梦的时候了。
回到分公司，对我的“下放”还没有落地，我收到了不少同事善意的暗示：李总瞧你不顺眼，调下去很难回来，赶紧想办法解决。我当然明白李铭的“逐客令”，就先发制人，申请调到同城的业务部，这样至少不需要去外地了。我的应对让李铭吃了一惊，但他也同意了。可没等我完成调动，部门内部就发生了人事变动，有人升职，有人调离。意识到在这个公司很难再有升职的机会，我心烦之下，干脆辞了职。
走出公司大楼那天，我站了许久才转身离去。离职没有让我觉得轻松，反倒更加伤感迷惘。那一晚，我坐在书桌前回想自己在这家公司的4年，也没想明白为什么这段职场生涯会高开低走——小琳不在了，无人能为我解惑了。
甩开思绪，我给李铭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告别信。毕竟，他给过我机遇、认可和支持。公司严谨到刻板的制度规范，教会了我何谓礼貌得体，训练了我的自律和坚韧，提升了我的自信和能力，也给了我稳定的经济支持，我还是应该感谢他。
7
离职半个月，我去卖起了保险。春节时回家过年，爸妈得知我的近况，愈加担心我没了收入更加难嫁人，亲戚们个个惊诧而惋惜。没有人理解，一个“海归”，为什么不能好好地待在大公司，反倒要去卖保险？
我感受着他们的疑惑和唏嘘，心情很复杂。我心里很清楚，卖保险就是为了证明我很能干，夹杂着赌气的成分，但也是为了挣更多的钱——只有财务自由，才有更多选择的权利。但我没有向任何人解释自己的想法。即便说了，爸妈也只会觉得我“想太多”，亲戚们则会笑我“无病呻吟”。这些年，我事业无成，婚事无果，早就成了家族的“失败典型”和“反面教材”，亲戚们眼中的“异类”。
好在我们是一个和睦的大家族，没有人教训我的荒唐，春节就这么开开心心地过去了。
返回省城前一晚，我们去姨妈家吃饭。回家路上，妈妈突然说：“你爸知道你又辞职，特别担心。你回来前他还问我，是不是当年让你出国是错的？”
叹息了几声，她继续说：“我以为你留学回来能找份好工作安稳下来，可是……你舅舅姨妈他们都说我们太纵容你。你的心也太高了，以你的学历，找份安稳的工作没那么难，你就是……好高骛远。”
不想让妈妈数落我，我赶忙把苏雅辞职留学的事讲给她听。虽然有些吃惊，妈妈还是摇头说：“她倒是勇敢，但人家发展得比你好得多……”
我没再搭话，因为说多错多。为了我的工作和婚事，妈妈烦心得很。我们没少吵架，就这样沉默地走着。我想着爸爸的“后悔”。我明白，他不是惋惜花掉的钱，他只是希望我过上稳定的生活，有房有钱，有个家——或许他是对的，留学有什么用？花了那么多钱，也只找了个普通工作，还不如买两套房。当时要是真的拿那30万买了房，现在单是收租，每个月也能增加4000块的收入了呢……
这些的念头滑过脑海，我却不敢问自己有没有后悔。
回到省城，我继续卖保险，期间还参与了几次网络博彩，小亏后止损退出。失去了挣快钱的渠道，保险推销又不如意，我空闲之余更不想操心终身大事，重新拾起了昔日的爱好：看小说。
看小说原本是为了打发无聊的，可看着看着，我就开始写；写着写着，就写上了瘾。我更没了动力跑单卖保险，可不卖保险就没有收入，生计怎么办？我决定寻找一个投资途径，把有限的存款投资增值，以支持日常开销。
正做着发财梦，两个“赚钱”项目从天而降：一个是一度风靡的非法集资——M币；另一个是名气不大却同样是陷阱的、号称“来自美国”的ML基金。我给两张馅儿饼投了6万左右，自以为有了经济保障，于2016年春脱离了保险外勤队伍，一面潜心写作，一面投入W身心灵科学研究机构那所谓的咨询师考试备考。那之后，除了偶尔跑一下保险客户，我停止了一切“无效社交”，不再和同学闺蜜联系，成了彻底的“宅女”。
当我选择在文字世界里拼搏时，肖潇的第二个孩子都出生了。看着妹妹为家族添丁进口，我却不上班、不结婚，又搞写作，又报考什么情感咨询师，爸妈愈加忧心忡忡。他们劝阻我，我听不进去，还拿出各种道理为自己的不务正业开脱，时常把他们忽悠得一愣一愣的。爸爸见不得我不高兴，于是为我的任性打起了圆场，还表示每个月资助我2000元，幸好我还没有无耻到啃老，谢绝了。
顶住了来自父母的压力，我开始了一场前途未卜的冒险。我认为自己担得起失败的后果和“沉没成本”，还有着盲目的自信和更大的野心：我要通过写作名利双收，成为一只幸运的锦鲤；也要当一名“大爱助人”的咨询师，在帮助别人时拿到高薪。
在我的规划里，依旧没有父母亲戚最关心的婚姻大事。我对婚姻是有些隔阂和抵触的——我爸妈是相亲结婚的，哪怕我爸再爱我妈，妈妈还是一直觉得自己是在“凑合”。我不想重蹈他们的覆辙。
我的“高薪咨询师”之梦贯穿了整个2016年，直到2017年春末，我送走了最爱我的爸爸。病榻前，我看着妈妈对爸爸的照顾，那个时刻，奇妙地治愈了我对原生家庭的某种憎恨。办完爸爸的后事，我带着妈妈回到省城，不再做“高薪咨询师”的迷梦——当然，花出去的十几万学费是拿不回了。
可文学的梦还在继续，挣快钱的梦也在继续。想着那2个投资项目里的钱正在“增值”，我继续在“文字变现”的道路上奔跑。为了“提高变现效率”，我报名学习新媒体课程，花了钱，投入了时间，成果寥寥。正心烦着投稿被拒，M币开始崩盘，ML基金干脆无法提现了。
投稿、拒稿、再投、再拒；挂卖、变现、再挂卖、再变现，那几个月里，文学梦不断破碎，发财梦渐渐失色。
煎熬到2018年3月，我总算从资金盘的泥潭里脱身，连本带利，算是小赚了4万。感谢老天爷照顾，有了这笔钱，我能归还一部分信用卡、然后存活几个月了——之后呢？文字变现呀！
就在这个月底，我的第一本网文签约了。合同还没寄出，微信上跳出一条信息，来自一个很久没有联系的人——李铭。他问我正在做什么工作，愿不愿意回去上班。我惊讶了好一会儿，然后想起还没交稿的书——努力这么久，幸运女神终于向我招手了，为什么要在这时撤退回去当“社畜”？我谢绝了。我乐观地以为，既然能签约，一本书每个月挣个两三千元生活费不难的。
但现实很骨感：从2018年4月到2020年6月，我签约了2本书，平均收入算下来，每个月800元。即便“扑街”，“更文”也要继续。为了保持“更文”速度，我得全力以赴，所以也没有额外的收入。但房贷、水电、生活费、信用卡，哪一样不需要钱呢？我终于开始了可耻地啃老——每个月，妈妈支付生活费，余下的款项，我瞒着她，各种借款，周而复始。
支出远远大于收入，债务滚着雪球。学金融出身的我怎么会不知道这个可怕的后果，却不甘心承认失败，顽固地在“文字变现”的道路上僵持。
在某一天“更文”时，看着我码字的妈妈突然说：“你这么随便，也是得益于很多条件的。如果你有小孩，你还能不上班？如果我没有退休金，我们就要喝西北风了。”
停顿了一下，我抬头回答：“对。”
她说得没错，我的荒唐和任性是因为能“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可我为自己而活有什么错？丈夫儿女对我的个人成长毫无帮助，只会变成我的羁绊，占用我的时间，增加我的消耗，幸好没有他们。
想到这一点，我竟然庆幸了一下，然后接着码字。
日子在码字中流逝，亲戚们对我彻底失望，似乎默认了我孤独终老的人生结局。妈妈也不再数落我了。肖潇在单位里兢兢业业地熬成了“老资格”，拿着1万多的工资，每天按时上下班，接送孩子，辅导作业，日子平淡而幸福。我们偶尔见面时，她也默契地不过问我的现状——或许她也不知道能说什么。
我就这样写完了第二本书，然后报名了一个“故事变现营”。还没开学，老上司夏经理打来电话，说李铭调离了，她调回了行政部，邀请我回去工作。
那一刻，我想起李铭2年前发来的微信——我要回去，那时就回去了。我多年不上班，懒散惯了，已经很难适应那种疯狂的工作节奏，也不想继续没日没夜地卖命了。
8
2021年来临，“故事变现营”结束了，但“故事变现”的路还是一样难走。我依旧不肯承认自己是一只“扑街”的菜鸟，继续在不断拒稿中煎熬，任凭债务雪球越滚越大。
忽忽大半年过去，9月，大学同学群热闹起来——毕业20周年纪念将在10月举办，在北京的同学们负责筹备并平摊全部的机票费、活动费、食宿费、场地费，每个返京的外地同学仅需支付1500元。
看着微信群里的讨论，我想起了曾经踌躇满志的青春岁月。20年光阴转瞬，昔年意气风发的我，从未想得到今天的落魄：此时此刻，1500元的聚会费用对我都是一种奢侈！
可悲吗？很可悲。这一刻，我对自己的坚持产生了疑问。
聚会如期举办，微信群里滚动着欢声笑语。我没有勇气翻阅那些热闹，只能在夜深人静时瞪着天花板，反思着自己的前半生：从2015年到2021年，我完全脱离了工作，退出了社交，沉迷在写作里，“宅”成了孤家寡人。我似乎陷入了一个自我编织的幻梦，自欺欺人地在“写作变现”的道路上狂奔，期待着某一日名利双收。然而，耗费了6年光阴，花光了所有积蓄，用尽了爸爸留下的遗产，拿走了妈妈仅存的养老钱，那个梦依旧遥不可及，债务雪球却翻滚到了17万。
我突然有些后悔了——我想起了被拒绝的留学申请，老东家两次抛来的橄榄枝……我曾经以为那些都是上天在考验我能不能坚定自己的选择，此刻却觉得，那是上天一次次给我重回正轨的机会。
一个普通家庭，抵押上全部积蓄供孩子出国留学，以此博取一个美好的未来。一个家里“没矿”、朝中无人、依靠打工谋生的“社畜”，裸辞并负债写作，想以“才华”博取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无论怎么看，都不是基于客观评估的慎重选择，而是一个拒绝承认平庸的小人物，怀着“逆袭”的妄念，与命运进行的一场孤注一掷的豪赌。
我早就输了，负债就是我为虚荣、愚昧和狂妄付出的代价。为什么我的人生从开局良好过成了今天的翻车现场？一路走来，我有无数次机会止损退出，却为何什么都没有做，而是任凭这一切无法收场？
或许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我一路狂奔考上重点大学，以为那是自己人生的方向，也习惯了周围人的认可，默认自己的人生注定会完美，注定会不平凡。而又因为迷惘，我挥霍了大学时代，荒废的青春埋下了今天不如意的伏笔。
也许是习惯了“天之骄子”的美誉，巨大的落差让我无所适从，我不肯承认“完美”的坍塌，讨厌那些“配不上”我身份的工作，更拒绝接受自己的平凡和平庸。一旦遇到不被接受、不被认可的情况，我很难选择忍耐、克制，转而一次次地去寻找捷径实现“逆袭”，重塑“完美”，鲜少认真思考更长线的职业发展路径。
那一瞬，我决定去工作。
尾声
我联系了所有疏远了的熟人朋友，有些人回应，有些人彻底失联。
11月初，我见到了宁宁。她居家育儿2年后才重返职场，做到了HR经理。获悉我的状况后，她热心地推荐了一份工作，还叮嘱我：“这些年我有时经过你家楼下，就会想想你是不是忙着别的事？你走失了好几年，今后别再走散了。”
看着她认真的表情，我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感受，只能默默点头。
一周后，我凭借过去积累的撰写策划经验进了一个小公司，收入不算高，但时间自由，总算拥有了一个重入社会的支点。但我知道，要让生活重入正轨，还需要很多努力。
入职半个多月，苏雅给我发信息，要邮寄聚会纪念册，问我“为什么没见你回来？”
我把2014年后的经历告诉了她，末了说：“20周年纪念，我不是不想回去，而是没钱回去。”她发来一个拥抱的表情和一串鼓励，告诉我，读完书她就回国了，“为了孩子的教育”。
“那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家庭主妇。”
看着屏幕上这几个字，我不禁苦笑了一下。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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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0年初春，我入职一家风力发电场担任财务主管。发电场是港资的，规模不大，30名职工，33台发电机组。高大的风机像一个个日夜不停挥舞臂膀的巨人，矗立在一片荒原之上。
办公区偏居在荒原一隅，离最近的小镇有40多公里，开车需要1个多小时。小镇不通火车，若到省城，则需要开车5、6个小时，翻越连绵群山。这里夏天偶有牧人赶着羊群经过，“胡天八月即飞雪”，中秋一过，很快就北风怒号，漫天雪花。大雪常阻了国道，何时通行，只能耐心等公路部门的通知。
发电场里包括场长和副场长在内的员工，吃住一律在办公区的二层小楼里。场区工作人员构成简单，除了行政人事后勤便是运维人员，运维又分两组，每组10人，“做七休七”。
为了方便同省电力公司、贷款银行以及税务局等政府机关日常联络，公司在省城的写字楼里为财务部租了一间办公室，我和出纳小杜就在此办公。小杜是公司元老，办事周到，为人通透。财务部归集团直接管理，每周小杜都要去场区一次，将所有员工以及各部门需要报销的单据初审后，再统一带回来。
我入职后没几日，就在复审一份费用单据时遇到了问题——那是运维部3个员工上周来省城参加3日业务培训的费用，培训单位提供住宿，但饮食需自理。公司出差餐费补助标准为每日不超过100元（省城），参加培训的3人中，有2人在餐费补助栏中填写了“300元”，唯有一个叫陈聪明的员工，只填写了170多元，而且他还在备注栏中，将那3天的早中晚餐餐费全部列了出来。
在我十几年的财务生涯中，员工出差报销餐补时，按照上限标准填写的有之，按照实际餐费花销（低于上限标准）填写的亦有之，但在同一笔报销事项中，这两种方式都出现的，却还没见过。
我将疑问抛给了小杜。她反问我：“您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都说来听听。”
“若是说假话，那就是——别看陈聪明个子大，可他胃口小，还老是爱吃素，和大家伙吃不到一块去——真话我就不说了，估计您心里早就清楚了。”
“陈聪明是刚毕业的学生么？”
“他在公司干了4年多了，是最早来公司的那批大学生呢！他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我不禁感慨：“陈聪明是个实在人，现在这样人很少了。”
“是啊！但同事们都特烦他，都不愿和他一起出差。他们说在场里干得那么辛苦，好不容易出趟差，多报点钱，又没超限额。人家组长、场长都没说，偏他非要假正经，和大家不一样，真是颗老鼠屎。”小杜说得口渴，倒了杯水，一仰脖全喝了，“其实不光同事们烦他，马场长也不待见他。”
“也是因为报账这些事么？”
“马场长才不管这些鸡毛蒜皮呢，他嫌陈聪明心思不在场里。”
小杜说，本来陈聪明入职后，勤奋好学，又能吃苦，公司很看重他，还曾将他列入了重点培养对象。但翌年7月，他却突然开始着手报考研究生。有同事劝过他：“考研究生有啥用啊？现在很多研究生毕业了，还不是和我们一样打工？况且现在马场长还这么器重你。”“现在读研需要花不少钱，你家里也不富裕，即便要考，也等攒几年钱后再考啊。”但陈聪明还是义无反顾地开始备考。
他总是学习到很晚，见舍友“不堪其扰”，他就主动搬到了紧邻厕所的那间简陋的储藏室，工余时就在那间颇有味道的小屋里独自发奋苦读。若是到了7天“大休”，更是通宵达旦——当然，在工作上，他仍旧是兢兢业业。
不过努力并没有换来好的结果。连续考研3年，他都是名落孙山——最近这2年，他也进了复试，但都是铩羽而归。大家都说他是“学傻了”——“你不和人家导师多私下里沟通沟通，人家凭啥就选你呢？”而在场站，他一同入职的2个大学生已经成了组长，做了他的领导。马场长也常以此劝诫新员工：“不想长期扎根在咱电场的人，业务再好，也不敢重用啊。”
“对了，您知道场里人私下都怎么称呼陈聪明的么？”小杜见我摇头，说道，“都管他叫‘陈呆子’。”
2
春去秋来，一天上班时，小杜将一张结婚请柬递给了我：“是陈呆子非让我带给您的。他这个周末在镇里摆婚酒。之前同事结婚，他从来不去。现在轮到自己了，他倒给每个人都发了一张——您肯定也没时间去吧？”
“我家里有事，就不过去了，你帮我把礼金随了吧。”我说。
小杜听了，很是讶异，沉默了一会，方笑着说：“那我也和您一样，给他随个100块吧。”
婚礼后的那个周一上午，我正在办公，一个身形瘦高的男子轻轻敲门。因为平素办公室只有我和小杜两人，为了避嫌，房门总是敞开的。
“您好！齐经理，我是小陈，运维部的。”说完，他便满面笑容地递给我一大袋喜糖，还有两包软中华。知道小杜外出办事，他便将一大袋喜糖、几包巧克力放在她的办公桌上。
后来据小杜讲，陈聪明婚宴当日，全电场除了杨副场长，只稀稀落落地去了几个人。但陈聪明不以为意，婚假结束后，他给每位同事——包括门卫、厨师、扫地阿姨——都送了一大包喜糖，还给抽烟的人各送了一包喜烟（当然不全是软中华）。收到礼物的同事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也一致认为他“变得懂事，可交了”。
之后的日子里，陈聪明“变得越来越成熟了”，在报销各项费用时，也终于同其他同事“保持了一致”。
小杜同我解释：“陈聪明已经决定不考研了。他要在场里混，肯定得和大伙打成一片。听说他在省城买的婚房，每月房贷都要好几千呢。唉！能多报几块是几块啊——对了，现在场里已经没有人再叫他‘呆子’了。”
再后来，陈聪明也和其他同事一样，常去马场长办公室“汇报工作”，工余时间陪领导打乒乓球。一次，我和马场长一起从省城返回场区，车刚停稳，陈聪明就从人群中抢先跑了过来，轻拉车门，用手掌紧紧护住车门头，满面笑容地请领导下车。但马场长似乎并不领情，沉着脸，视若无睹地走开了。
是日晚上，我和马场长还有几个管理人员驱车去镇上的饭店吃饭。期间，有人提到了陈聪明“令人可喜”的转变，已经半酣的马场长却有些鄙夷地说：“原本听说他不考研了，我还打算重点培养培养他，但看到他现在这个熊样，我都有点瞧不起他了。”
话音未落，众人都怔住了。
再后来，大家发现，不仅是马场长，就连杨副场长看陈聪明的眼光也都有了异样。杨副场长虽说是电场名义上的二把手，但因与马场长素有嫌隙，所以大家都对他敬而远之。陈聪明考研那几年，常同杨副场长一起夜跑，在职工餐厅里，两个“边缘人”也总是坐在一起吃饭。但现在的陈聪明不再夜跑，在餐厅吃饭时也刻意远离了杨副场长。
2011年8月，集团北京管理中心的几位领导专程来到场区，宣布了一条爆炸性的任免消息：马场长被调到邻省一家刚筹建的风电场；杨副场长转正。会堂里，几乎所有员工都是一脸愕然，随后，就有很多人一脸坏笑地侧头盯着陈聪明，而陈聪明则把头深深地低下了。
杨副场长成为一把手后，和每个人都是谈笑风生，似乎之前受到冷遇根本就不存在，对陈聪明更是不计前嫌，青眼有加，上任不久，就提拔陈聪明做了运维组长。
不久，行政主管辞了职，集团启动了招聘程序，但因场区地处偏僻，条件艰苦，应聘者寥寥。偶有一两个初试通过者，在面试环节，又因各种原因被杨场长一票否决了。招不到人，杨场长干脆提议让陈聪明暂时兼任行政主管，集团便批准了。
为了方便工作，杨场长又让陈聪明搬到了已空置的副场长宿舍——在整个住宿区域，只有场长和副场长宿舍是单间高配，且两者相邻。
没多久，关于“杨场长已经向集团建议任命陈聪明为副场长”的小道消息，就在人们的口舌间传得沸沸扬扬。那段时间，陈聪明对杨场长感恩戴德，两人常形影不离，关系好得“水都泼不进”。
3
场区里行政工作的重点之一，是食堂管理。“人是铁，饭是钢”，风电运维是野外作业，劳动强度大，且下班后又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所以一顿热腾腾、美味可口的饭菜，就显得异常重要，它不仅仅能填饱员工们饥肠辘辘的胃，在某种程度上，也能慰藉他们孤独的心。
集团给场区员工的日常伙食费用设定的预算上限挺高，场区食堂的伙食非常好，早餐都有大盘大盘的酱牛肉和酱大骨。行政部在报账伙食费用时，一直采用的是预算上限，并没有按照实际花费来报销。前几任财务主管曾据此提出过疑问，但行政主管以“所有采买都严格按照预算来执行”这样一句轻描淡写的话语给打发了——其实真正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
陈聪明兼任行政主管后没多久，就以“杜绝浪费”之名，消减了大部分餐后水果。渐渐地，食堂饭菜的份量和质量也都大不如前。甚至，由于肉骨头等狗食来源日渐减少，连门卫老胡也只得将两只护院狗中的一只送了人。员工们怨言四起，对陈聪明很不满：“他敢情每天常去镇里，不在食堂吃饭！”
陈聪明对同事们的抱怨不但置若罔闻，甚至变本加厉。后来，食堂的晚餐只让大厨炒几个素菜，有时甚至都不做新菜，而是将早午餐的剩菜拌到一起，美其名曰“大烩菜”，然后在每个餐桌上多添了几盘下饭的咸菜、几瓶“老干妈”。
场区的员工因忌惮陈聪明和杨场长关系密切，只敢在私下里狠狠咒骂他。唯有门卫老胡辞职后临走前，在办公大厅将陈聪明和杨场长都大骂了一顿，说他俩狼狈为奸，克扣大家伙食捞黑钱，“太缺德、太不要脸了”。
“当时我正好在场区，老胡骂得那真是酣畅淋漓，大快人心啊！”小杜和我说。
2012年农历新年前的一个周末傍晚，我正在家中休息，突然接到了陈聪明的电话。说他已到了我家楼下。我一下楼，他就打开了汽车后备厢：“这是20斤牛肉，20斤羊肉，都是牧区现杀的。我现在就给您搬上去，您家住几楼？”见我拒绝，他又说：“别客气，快过年了，您就留下吧，去年张伟（时任行政主管）送您的那点东西，质量不如我这次的好。”
“今年和去年不一样，这些肉我无论如何不能收。”我说，“你把这些肉都退给食堂吧，快过年了，给大家多做几个肉菜吧。”
陈聪明听了，一脸尴尬，他似乎欲言又止，最终还是低下了头。春节之后，场区食堂的伙食的确比之前好了一点，但也仅是一点而已。
这年5月初的一天，我去场区办事，汽车驶入公司自建路（连接了场区办公区至荒原公路，由企业自行投资建设维护）时，无意间发现空旷原野上的积雪只有薄薄一层，便有些疑惑地问道：“不是说前几天刚下了一场大雪么？”
“哪下了？今年冬天邪门的很，到现在拢共才下了六七场。”司机师傅答道。
我听了，心中一惊，忙问：“不能吧？才六七场？”
司机皱了皱眉：“我骗你干嘛，算账我不懂，但咱是跑车的，下了大雪，当天早上就出不了车。这一冬天就下了六七场，这点数我还能算不对？”
司机的话像一块巨石，狠狠地砸到了我的心上——我知道自己受骗了。发电场区的自建路，长约1000多米，集团曾通过镇政府与当地一家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每次雪后，该公司为场区自建路除雪，每次收费3000元。在风电场考察建设的那几年，降雪频繁，每个冬天降雪都在15场以上，所以，集团给场区的每年除雪预算核定为45000元。开春之前，陈聪明已经报销了15场的除雪费用，如果按照司机的说法，那他就是虚报了2万多块钱。
陈聪明知道我要来，晚餐特意让厨师多做了几道硬菜。饭毕，我把他叫到了场区财务办公室，关紧了门：“这一冬天才下六七场雪，你们为什么报了那么多除雪费？”
“是领导让我按预算报的。”陈聪明看我一脸严肃，颇有些紧张。
“之前你们在伙食费上动手脚也就算了，现在明明没有下雪，你们就敢虚报除雪费？这是贪污，是犯罪，是要蹲大狱的！这件事，无论如何，我都要向我们财务领导汇报的。”
陈聪明看我态度决绝，一时被吓得脸色惨白。他一边让我息怒，一边急急向杨场长的办公室跑去。几分钟后，在场长办公室内，杨场长一边亲自为我倒茶，一边云淡风轻地说道：“小齐，这件事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我只不过是让小陈建了个‘蓄水池’，之前马场长也建过，只不过你当时不知道而已。”
我不知道什么“蓄水池”，也不知道为何要建。杨场长向我如是解释：风电场开始运营的第二年，冬季大雪频繁，才3月份，就把全年的除雪预算用完了。之后每次降雪封路，马场长就必须十万火急地向领导们报“计划外支出申请”，公司领导们在签批这类预算外支出时都是非常谨慎，通常没有个2、3天是签不下来的。所以，那段时间马场长自己垫了不少除雪钱，也误了不少事。
“我们场区为啥不直接买台除雪机呢？”我问。
“小齐啊，你想得简单了，那不是你有钱想买就能买的。”
杨场长说，自那之后，马场长就建立了（财务）“蓄水池”制度：在降雪少的年份按照满额预算来报，以备雪丰之年“不时之需”。另外，场里一些不好报销的项目，比如员工新年聚餐时请当地民间歌手助兴什么的花销，也就从“池”里支出了。
“马场长调走时，他将‘池’里的‘水’全带走了，一滴不剩，我只得自己蓄点‘水’啊。”杨场长拍着我的肩，语重心长地劝我，“我建议你就不要上报这件事了。上面领导知道了，不光对我不好，真追查下来，马场长他们也脱不了干系。再说了，你作为财务主管，不是也要担负‘审核不力’的责任么，何必自己为难自己呢？我向你做个保证，下不为例。今年冬天，下几场报几场。”
“这件事，要怪就得怪小陈，是他没有和你沟通好。”见我沉默不语，杨场长厉声说道，“小陈，还不赶快向齐经理认个错？”
4
2012年盛夏的一天上午，陈聪明突然又来到了市区的财务办公室，我很讶异，因为前几天他就已经来过了，还带来了一大摞杨场长的费用报销单，跟我说：“这些都是老板们已经批准的。您再看着，如果哪张单子财务不能用，就打我电话，我过来换。我这几天在市里参加培训呢。”
“你不是参加培训么，怎么又跑过来了？”我问。
陈聪明有些尴尬地笑了笑：“是安全培训，走形式的，没什么用。”说完，他便从随身的大皮包里又抽出了一大沓单据：“还是杨场长的，还得辛苦你们，他这几天催得挺急的。”临走时，他快速地将一盒好烟、一包巧克力放到了我的办公桌上：“那包巧克力，是杜姐爱吃的。”
等小杜回来，我感慨道：“你说这陈聪明，培训也不好好参加，整天就围着杨场长转，都快成人家私人秘书了。”
“啥私人秘书，场里同事都叫他狗腿子。”小杜吃着巧克力说，“瞎子都看得出，他就是想抱着老杨大腿，当上副场长呢。”
“有戏么？”
“妄想！老杨多精的一个人啊，陈聪明就是人家手里的一根棍子，指哪打哪。天底下，哪个领导会推荐一根棍子当自己的副手呢？陈聪明在场里克扣大伙伙食费、福利费，名声早臭了，说句不好听的，他现在就是一根屎棍子，迟早会被人扔得远远的。”
听着小杜笃定的语气，我问她是不是听到了什么风声。
“这个我不能说，但当初人们唤他‘陈呆子’，现在想想，还真是没喊错。唉！”她说。
2012年8月的一天，集团北京管理中心的几位领导突然专程来到场区。陪同他们的，竟然是一年前调到邻省风电场的马场长，马场长身后还跟着一位，据说就是新招聘来的行政主管。
在任免大会上，领导宣布：马场长回归，杨场长调去邻省的风电场。在马场长讲话之际，众人都不约而同地偷偷将目光聚焦到了陈聪明身上——他的脸上，有惊愕，有愤怒，但更多的是茫然。最后，他将头紧紧埋了起来。
是日傍晚，陈聪明作为运维组长被安排去值班了，马场长在镇里的一家酒店内宴请了除他以外的所有管理人员。席间，半酣的马场长告诉大家，去年他被调离时，领导们就承诺待新风电场走上正轨后就将他再调回来，毕竟他的家在这里。当时领导也告知杨副场长，让他做好日后去邻省风电场长期工作的准备，他当时之所以没有告诉大家这些，主要是担心大家会不配合杨副场长的工作。
“杨永红（杨副场长）和陈聪明这样胡搞，真不像话啊！”马场长端着酒杯，怒气冲天。
陈聪明的“副场长梦”就这样幻灭了，代理行政主管也被撤销了，运维组长一职估计也干不了多长时日了。众人都拍手称快，也有人说他就像个磨面的驴子，被罩住了眼，满脑子都是吊在前面的那根胡萝卜，结果磨了大半天，现在不光胡萝卜没了，主人也跑了，“真真是个呆子！”
后来，马场长也不无惋惜地总结道：“陈聪明刚来电场时，是多么老实的一个孩子啊。现在他猪油糊了心，一时糊涂，被蒙在了鼓里。被人家杨永红玩得团团转。这都怨不得别人。要是他以后改了，大家也别嫌弃他。谁年轻时没犯过错呢？”
可陈聪明并没有能等来大家的宽恕，就猝然倒下了。
5
一天上午，小杜接了个电话后，一脸惊恐地和我说：“齐经理，我现在得马上去趟附院！陈聪明出事了！”还没等我再细问，她已经一溜烟地跑出门了。
我是后来才知晓事情原委的：自从马场长复任后，陈聪明就从副场长宿舍搬了出来。他变得沉默了，常一个人低着头闷声干活。组里的人见状，大事小情也就都去找副组长请示汇报了。同事们都窃窃私语，“他迟早也是要被换掉的”。
一日傍晚，陈聪明突然去了马场长的办公室，说他知道一会儿场里有车去镇上办事，想搭车一起去：“我想今晚好好喝顿酒（员工在场区是严禁饮酒的）。从明天开始，无论您撤不撤我的组长，我都会踏踏实实在场里干下去，您就看我的表现吧。”
按照工作计划，第二天上午有维保风机作业任务，马场长本不想让他去，但看到他请求的眼神，最终只能告诫他一定要早去早回：“明天还要干活呢！”
可那天晚上，陈聪明并没有如约随单位车辆返场，他给马场长打了电话，含含糊糊地说他明早一定会赶到作业现场：“绝不会耽误工作的……”马场长骂了他一顿，最后嘱咐他：“少喝点儿！”
翌日上午8点钟多，当陈聪明所在的运维组副组长带着人刚刚进入需要维保的风机里时，就发现了躺在地上的陈聪明。他面色发黑，额头上有一个小洞，浑身还散发着浓烈的酒味。众人呼号无果，副组长初步判断他是被电击伤了，于是一边和马场长汇报，一边开车载着他去了镇医院。镇医院简单处理后，又用救护车将陈聪明转院到了省城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直接推进了ICU。
这是风电场建场以来发生的第一起严重生产安全事故。陈聪明如何受伤无从知晓，但毫无疑问，他肯定是违反了最基本的安全操作程序。彼时风电场二期项目正处于政府审批的关键节点，为避免该事故影响审批，马场长一边请求医院对陈聪明全力救治，一边勒令场区所有人员要对这起事故严格封口，泄密者严惩不贷。
经过医院努力抢救，昏迷多日的陈聪明终于苏醒了，但他的失忆后遗症非常严重，对之前发生的事情已经完全不知晓了。待他的病情相对和缓后，他的妻子向公司提出了索赔要求。
陈聪明妻子及家人如约来到办公室那天，马场长和从北京管理中心专程赶来的两位律师早已严阵以待。谈判前，双方先确认了陈聪明直系亲属的现状，我这才知道，陈聪明出生在邻省一个偏僻农村，是家中独子，他父亲在他幼时就因病去世，家中现今只有一个老母亲，听闻他出事后就病倒了。
陈聪明妻子提供了婆婆按好红指印的意见书，意味着老人家全权委托儿媳处理索赔事项。谈判甫一开始，陈聪明的两个大舅哥就提出了一个天文数字的赔偿金额，连坐在一边记录的我听了都不禁咋舌。公司的两位律师黑着脸，厉声告知对方，这起事故是因为陈聪明本人违反了基本操作程序而引起的，事故造成了电机停止运行发电，给公司造成了重大损失，“我们还准备去法院起诉你们，让你们赔偿呢！”
陈聪明的亲人们听了，面面相觑，气势明显弱了下去。后经几轮博弈后，对方终于认同了马场长提出的一个金额，律师现场起草了协议书，双方人员都签字，按了手印。之后，马场长以借支差旅费、招待费的名义，分期从小杜处预支了多笔大额现金——我知道，那其实就是给陈聪明的赔偿金。
我本以为这件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哪知刚过了一个多月，陈聪明妻子就又抱着幼子来到了我们财务办公室。她眼泪汪汪地述说着陈聪明的现状，恳请我们向领导反映一下，能否再给他们这苦命的一家多一些补偿。尽管我和小杜都非常同情她，但公司刚刚按协议付了赔偿金，她就又提此事，显然是不合情理的。
之后，陈聪明妻子并未罢休，总来我们办公室，眼泪汪汪地坐在那里喝茶。无奈之下，我只得将此事汇报给了马场长。马场长知道了，隐隐有些怒气：“那个女人前段时间就到了场区和我哭了一场呢，我把她拉黑了，她现在又盯上你们了——你们别管她，该干嘛干嘛。刚给了赔偿，就又要钱，实在是有点不像话啊，就算是耍赖，也得过上一年半载吧？”
2012年年底，为了处理二期风电项目的银行贷款事项，集团的两位高管专程从香港飞到了省城。午饭后，他们同马场长一起来到了财务办公室，处理一些需要加盖印鉴的文件资料。大家正在忙碌时，突然有人敲门，我们抬头一看，来人竟又是陈聪明妻子。马场长见状，立刻请她改日再过来面谈，她答允了。
哪知她离开了片刻后，竟杀了个回马枪——没一会儿，她抱着幼子，她的父母小心翼翼地搀扶着陈聪明，众人一并走了进来。陈聪明头上绑着纱布，面色晦暗，走路歪歪斜斜，一副随时要摔倒的样子。
那是陈聪明出事后我们第一次见到他。小杜惊讶地喊了他一声，但他却是一脸茫然，对我和小杜，乃至马场长，都是视若无睹。他妻子说：“他被电得没记忆了，大夫说得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
陈聪明一家的到来，彻底打乱了我们的工作。他的妻子走到两位高管面前，眼泪汪汪地诉说着，希望能得到更多帮助。见两位领导一时有些发懵，马场长忙走过去，想把她引开。哪知她却突然打开了门，抱着孩子径直坐在了门口，说今天领导们要是不关心他们一家，她就会一直坐在那里，谁也别想出去。
楼道里出入的人都好奇地围了过来，两位领导的脸色越来越难看。马场长忙将她拉到一边，小声言语了几句。再后来，小杜就陪着陈聪明一家出去了。
6
2013年初，公司在省会市郊一个相对偏僻之处，为我们财务部重新租赁了办公室。之后，陈聪明妻子就再也没有来过。渐渐的，我和小杜似乎都遗忘了这家人。
等到年底，我在审核一份出差费用报销单时，发现一个新员工在报销餐费补助时，填写的是实际花费，比另外几个同事报销金额少了100多元。一时间，我又想到了陈聪明，便对小杜感慨道：“也不知道陈聪明的病现在怎么样了，自从咱们搬了新办公室，他们就再也没来过了。”
“您真的以为他老婆是找不到咱们这里了么？您想得可太简单了。”小杜说，上次陈聪明老婆把两个大领导堵在办公室，无奈之下，马场长只得让她领着陈聪明一家去了银行。拿到钱后，那个女人就闹着和正在康复的陈聪明离婚，最后婚没离成，她就卷了钱财，带着儿子不辞而别。再后来，陈聪明被他老娘接到了老家村里。
前段时间，村里的支书跟马场长通了电话，他们才知道了这些事，然后马场长就带着小杜专程去了一趟陈聪明老家。
在一个偏僻山村里，50多岁的村支书引着两人，一路弯弯绕绕去了陈家。陈聪明的老母亲出来迎接，老太太满头白发，满脸哀戚，絮絮叨叨地向马场长和小杜回忆起儿子小时候的事，不一会儿已是泪眼模糊。坐在墙角的陈聪明见状，晃晃悠悠走过去，着急地用手为母亲擦着泪。
“我家聪明打小就听话。他爹走后，他就更懂事了。从小到大，我就只打过他一次。”老太太说，那时陈聪明还没有上小学，秋天村里各家将自家地里的土豆刨出，装进麻袋，归仓入库，小孩子们也会背着小袋子，拿着小铁铲，去自家地里“挖宝”——捡到那些遗漏的小土豆，洗净烤熟后，是一口一个的美食。
那年陈家地里没种土豆，陈聪明便和几个小伙伴一起偷偷去了别人家的田里挖。当他得意地将几个“劳动成果”带回家后，母亲并没有表扬他，而是一脸严肃地让他“从谁家地里刨出的还给谁家”。他哭喊着护住自己的土豆，母亲又教育他，“妈妈每天早上去路上捡牛粪，为啥不去别人家圈里去捡呢？土豆也一样，你不能去人家地里刨。不是咱的东西，咱不能要。”可陈聪明依旧坐在地上哭闹。母亲怒了，第一次动手打了他。
周围的邻居大妈听见了哭声，全都围过来，说陈聪明的母亲小题大做，不该打孩子，“不就是几个小山药蛋么？又不是金疙瘩！”陈母却盛怒不已：“他刨别人家地里的土豆，说得严重，那就是偷。小时偷针，长大就该偷金疙瘩了，那是要砍头的啊！”
陈聪明遂大声抱屈，说为啥那几个跟他一起刨土豆的小伙伴的妈妈们就不管他们呢？“别人杀人放火，你也想杀人放火？你管好自己就行了！”母亲说完，便硬拽着他，一起把土豆还了，还向人家道了歉。
“可怜我儿子，现在却遭了这么大的罪。我的命好苦啊！”说着说着，老太太又抹起了眼泪。
村支书看天色已晚，便引着两人回了村部。晚饭时间，几杯入肚，支书突然说起，这次陈聪明出事，电场、他自己、他的混蛋老婆全都有责任，“我的那个老嫂子责任也不小”。小杜听了，很是讶异——陈聪明的母亲守寡半生、严格教子，令人尊重，又何来“责任”一说呢？怕不是支书喝多了吧。
“我心里清亮得很！”没想到，支书接下来又缓缓讲出了陈聪明和他母亲的另一面，小杜和马场长听后，俱是瞠目结舌。
支书说，这个只有百多户人家的小村庄，村民大多生活拮据。从陈聪明祖父起，陈家就三代单传。陈聪明父亲生前和支书是发小，病故时，陈聪明只有3岁。陈母读过书，识得字，本就是个要强之人。丈夫去世后，她更成为了村里最要强的女人。
那时村里还有一户孟姓人家，丈夫也是因病早逝，儿子比陈聪明大两岁。两个孩子后来都在村小读书，人们就发现，有时小孟早上上学时若带了一个炸油饼，那么第二天，陈聪明必定会带一个更大更香的炸油饼。有一年，小孟开学时穿了一件新衣裳，一周之后，陈聪明的身上，也套上了一件做工更精致的新衣服。
两个孩子都学习刻苦，成绩在各自班里都是第一名。陈聪明三年级时，有一次期末考试得了第二，他母亲就铁青着脸，让他跪在堂屋里父亲的遗像前，并将屋门和院门大敞开。路过的村人见状，纷纷聚集过来，七嘴八舌地猜小聪明究竟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大错。
“他一个孩子能犯什么大错？不就是这次我儿子又考了第一，他儿子考了第二嘛！”小孟母亲在人群中不屑地说道，转身扬长而去。
后来，小孟和陈聪明陆续考进了县重点中学。同学皆是各乡镇的小才俊，两人的成绩排名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滑，至此，两个母亲的较劲方暂时告一段落。
直到6年后的夏天，村里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小孟被北京一所重点大学录取了。村里出了第一个考到北京的孩子，乡亲们闻讯，都纷纷赶去祝贺。孟母在门口贴了大喜字，挂了红灯笼。村委会还派了人，专门在她家门口放了很长一挂鞭炮，比过年还喜庆。母子俩笑容满面，乡邻们都是艳羡不已。
人群散去后，支书夫妇请陈家母子去家里做客。在汇报了学习成绩后，陈聪明当着母亲和两位长辈的面，郑重许诺：他一定要更加努力学习，争取两年后也考到北京，并且要考上一所比小孟学校还好的大学，让母亲为他而骄傲。
两年倏忽而过，高考结束后，陈聪明也考上了省城的一所重点大学。消息传来，乡亲们纷纷前来祝贺，但却意外地吃到了闭门羹。村委会本打算在陈家门口也放一场喜庆鞭炮，但被一脸阴沉的陈母拒绝了：“放什么放，连北京都没考进去！真是丢人现眼！”
那个黄昏，乡亲们讶异地看到：身高已近1米8、刚刚考上重点大学的陈聪明，再次跪倒在父亲的遗像前。
7
陈聪明进了大学，依旧埋头苦学，每年都能得到奖学金。假期他去餐馆勤工俭学，每年都用自己赚来的钱为母亲买一个大大的生日蛋糕，令村里所有女人们都艳羡不已——在他老家，结了婚的女人基本从不过生日的，讲究的人家，女人们生日那天通常也只是自己擀一碗长寿面而已。
进入电场工作、有了稳定工资后，陈聪明回去翻新了老家的房子，按照母亲的意愿，将院门修得同小孟家一般高大气派，高度上略略超出了一些。工作第一年的春节，他回家时除了给母亲买回新衣、美食，还带回了一些那时村里很少见到的保健品，母亲将这些小瓶的“甜水”分给了周遭的乡邻，众人都夸她，“命好，养了这么一个孝顺的儿子”。支书说，那是陈聪明同他母亲关系最为融洽的时期，他母亲脸上经常挂着笑，见了邻居也不再低着头了，而是远远就扬起了手。
可就在那年的夏天，村里又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小孟考上了北京一所重点大学的研究生，村里破天荒地有了第一个研究生了。孟家不但在自家院门口贴了大喜字、挂了红灯笼、放了鞭炮，还在村委会大院里专门摆了几桌丰盛酒席。
出人意料的是，孟母竟然给陈母亲下了正式请柬。陈母也准时赴宴，平素滴酒不沾的她，那天连饮了几大杯。席散了，陈母径直去了村委会，当着支书和其他干部的面，给儿子打去了电话，用不容辩驳的语气，命令陈聪明马上准备考研究生，而且“一定要考北京那里的！”
接下来的几年，陈聪明再没有回来过——乡邻们都知晓他在考研，但也明白，人不回来，说明他这次又没考上。陈母的脸上再没有了笑容，天天阴沉得吓人。
3年后的暮秋，陈聪明终于回来了，乡邻们看见他又跪在了父亲的遗像前，不停地抽自己的脸。他母亲站在一边，视若无睹。支书知晓后，顾不得禁忌，推开人群，忙跑了进去，将陈聪明拽了出来。
“大叔，我真的不想再考了！可我这样做，是不是对不起我爸妈啊？”陈聪明哭着跟支书说。
“傻孩子啊，你爸要是知道你已经是大学生了，都不知道有多开心呢！”
“可我妈说我没用啊！她说我让她在村里抬不起头啊……”
在北京结婚成家、事业有成的小孟衣锦还乡，乡邻们知晓他要将母亲接到北京享福的消息后，便都赶过去道别。小孟特意从镇上请了位远近闻名的大厨，在家院里摆了几桌酒宴。孟母将村里的老姐妹们都请了过来，唯独陈母以家中有事为由没有出席。
饭毕，小孟知道母亲想和陈姨“和解”，就陪着母亲去了陈家，想和陈姨掏心掏肺地聊一聊。但当他们走进陈家院门口时，却都惊呆了——陈家的院门、屋门大开，陈母就直直跪在丈夫的牌位前。孟母等了许久，见她纹丝不动，只得无奈回去了。
自从孟母离开村庄后，陈母原本的精气神就泄了。她的白发渐渐爬满了头顶，腰变得佝偻了，走路也蹒跚起来，整个人像一下老了十岁。乡邻都劝她早点搬到城里跟儿子享福去，但她听了，也不回答，只是摇头叹气。
村支书给陈聪明打过电话，催他快把母亲接走——自从孟母走后，乡邻们就对陈聪明颇有微词，私下里议论他是“娶了媳妇忘了娘”。陈聪明非常委屈地告诉支书，不是他不想接母亲过来，而是母亲根本不愿意离开村子。
不久，陈母就患了病，陈聪明闻讯赶了回去。待陈母身体好转后，村支书和几个乡邻一同去看她，劝她说，年龄不饶人，还是早些和儿子一道去城里为好。陈母听了连连摇头，说自己在这村里唱了一辈子的戏，有好有坏，现在临了临了，不愿低着头、灰头土脸地下台。说着说着，老太太就热泪滚滚：“儿子不如人家，我不甘心，不甘心啊！”
众人看了，都很是难过，因为自从丈夫去世后，无论经了多少事，陈母都从未在乡邻们面前掉过一滴眼泪。陈聪明见母亲伤心，陈聪明也跪了下来，同样泪流满面。
小杜和我说，当她听支书讲到陈聪明这一跪，她就明白了——那一刻，“一定要有出息，一定要尽早风风光光地将母亲接走”这个执念，已经像一根铁索链牢牢地套在了陈聪明的脖颈上了，之后他性格大变、同杨副场长沆瀣一气，也就不足为怪了。
支书接下来讲的，果然和小杜猜的一样——
几个月后，陈聪明突然回到了村子里，笑容满面，逢人便递上一支好烟。当晚，他在村委会大院里摆了一桌酒席，邀请了支书等一众村干部，还有父亲生前的几个好友，兴奋地对长辈们汇报：“我现在是场里的组长了，领导很器重我，还准备提拔我当副场长呢！如果我当上了副场长，我就能开上单位里的大越野车，风风光光地把我妈接走了……”
“陈聪明马上就要当领导”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村子的角角落落。陈母的脸上又浮现出久违的微笑了，乡邻们纷纷前来贺喜：“你以后要是去了城里，可不敢忘了我们啊！”
可乡里乡亲们并没有等到陈聪明开着大越野车威风凛凛地回来。半年后的一天，支书突然接到了陈聪明打来的电话，话筒里上来就是他的嚎啕大哭声。支书惊诧不已，许久，陈聪明方哽咽着说，自己当不上副场长了，组长估计也干不长了：“我觉得我对不起我爸妈！”
支书赶紧劝慰他：“傻孩子，你爸要是知道你在城里买了房，成了家，还有份稳定工作，心里不知多开心呢！”
“可我妈觉得我是个窝囊废，说我丢人现眼，我活得好累啊……”
再之后，就传来了陈聪明出事的消息。
“我总有种感觉——您说，陈聪明有没有可能是主动触电的？”小杜讲到最后，突然问我。
我听了心中悚然一惊，忙阻止道：“可不敢瞎说，可不敢瞎说啊！”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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