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541)

凤凰深调|600个包裹围困:一个独居老人的孤独和尊严

燕青 凤凰深调 2022-08-20 05:00 Posted on 北京
 

  凤凰网原创   

刘玲的晚景况也许是特殊的,但像她面临“孤独终”的独居老人确实越来越多,他们生活境也逐渐浮现在公众面前

作者丨燕青 
7月20日,一则七旬老人在家中囤积600多个快递包裹、以致无力清理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传播。
视频中的屋子里,这位满头白发的老人,侧身躺在密密麻麻的快递包裹上,大大小小,堆积满地,最终引发社区物业派多人上门清理、消杀。
一名物业工作人员介绍,这位老人退休前是一名高级工程师,未婚、没有子女,独居,屋子里这600多件快递,都是她一年内网购囤积的。
“为什么一个经济条件不错、购买力较强的老年人,会过着这样的生活?”网友在评论中猜测老人的生活状况,并且对单身养老、孤独终老等话题进行广泛探讨。
视频拍摄那天,老人家门虚掩。物业工作人员和居委会、街道工作人员推门进屋,物业工作人员谢同宇告诉凤凰深调,在这间约60平米的两居室内,目之所及,铺满了快递包裹,墙面上还有大块污渍,屋里弥漫着一种气味。当时,他的脚伸进包裹之间,才能探到地面、慢慢从玄关挪到第一个房间门口。 
“门后,靠墙还有个老鼠窝,大鼠小鼠,得有几十只,蟑螂满屋都是。”谢同宇说,这是他工作六年来,从未见过的情形。他弯下腰,用手在墙面踢脚线处比了一下,“老鼠屎有一层,得到这儿。”
在这之前,物业和居委接到社区居民反映老人家中状况,曾多次敲门试图与老人沟通,但始终无人应答。

 

活在包裹围城里的想象与现实
频中所在的社区位于一线城市郊区。小区内总共13幢六层楼住宅,每幢楼前都有一块方形绿化带,楼侧外墙写有“XX化工厂”的字样。
凤凰深调了解到,这位老人今年74岁,退休前,曾是一所化工厂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为工厂出具产品调研报告。这所房子,是研究所分配给她居住的两套住房之一。
小区里,可见白发老人三三两两结伴散步,有的搬几把小木凳、坐在楼门口闲聊。到了傍晚,偶尔有几位下班的年轻人走过。小区居民李蓉莺告诉凤凰深调,这里相当于化工厂的家属院,有八成居民过去都曾在化工厂工作。
小区内的快递驿站对面,就是视频中的老人刘玲(化名)所居住的楼栋。每层楼住着三户人家。刘玲住在二层,面对楼梯。她的隔壁住着年轻的上班族,另一边是一对八旬老夫妻,丈夫也曾在化工厂工作。
刘玲面容干净,头发有些凌乱,微胖,走起路来有点吃力。8月初,她刚从附近的旅馆里搬出来,住回自己家。在那之前,物业工作人员花了15天时间,把她的屋子从里到外清理了一遍——所有快递包裹和物件都从屋里搬到门外,杀灭老鼠和蟑螂。
家里还残留一些气味,地面可见一两只蟑螂尸体。不过,房子里已经空荡荡的,只留下了一张简易单人行军床、一个金属置物架、一张折叠矮桌、一张餐桌、两把椅子,和一台没有接好管道的洗衣机。
“说出去人家都笑话,一个高级工程师家里居然会变成这样。”刘玲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她说,快递堆积后,她不知道要向谁寻求帮助,也不愿意麻烦别人帮她整理房间,有了蟑螂老鼠后她更不好意思把这事告诉别人。
这些被清理出去的快递,都是她在拼多多上看视频购买的。2021年7月,刘玲在手机上下载了软件,绑定个人银行卡后,就每天边刷视频,边购买里面推介的商品,食物、花盆等,大部分是布料,每天都能收到六七件包裹。起初,拿到快递后,她会拆开包裹,把东西摆好。
她不爱出门,也不习惯和陌生人多说话。她说自己“年纪大了,需要静养”。隔壁邻居李斌说,只有在傍晚时分,刘玲出门拿快递时,才能见到她一小会儿。偶尔,他会和这位老太太聊两句家常。
后来,她称自己没有精力整理,包裹越堆越多,但她还是忍不住网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别人或许喜欢写书法、摄影,而我喜欢买那些看起来很好看的东西。”
刘玲最喜欢看直播间和小视频里推荐的布料,那些布料印着各种各样的花纹,“影印技术看起来比我年轻时见过的要好很多。”她看着主播展示的内容,就能想象自己收到布料后,将它们一块块挂在架子上展示的样子。
买布料能让她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的场景。
刘玲小时候,家里穷。她有三个姐姐,一个弟弟。父亲有家族遗传的高血压、糖尿病,常年身体虚弱,无法工作。那时,刘玲的家庭成分是“城市贫民”,糊口的重担都压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母亲自学量衣剪裁,成为一名裁缝,举家搬迁到市中心街面铺子居住。
裁缝铺面位于胡同口,细细长长,前店后屋。白天,母亲踩着缝纫机帮人制衣,夜晚,一家五口就睡在里屋的通铺上。
1970年代,刘玲开始工作。每天下班后,她都会在车站附近溜达一圈,到布店瞧瞧有没有好看的布料,买回家给母亲做衣服。那时,好看的布料很少。但母亲的手巧,买回来的布料打版、缝制,三下两下就做成了衣服。袖子、衣领缝得对称、笔挺。
“同事总说,‘你的衣服真好看。’”刘玲觉得很体面,忍不住想学这门手艺,让母亲等她下班回来教她。可母亲每回等她上班后,总能利索地把这些活都做完了。
90年代,母亲去世,老缝纫机留给了刘玲。她就用这台老缝纫机,自己做衣服。可她总做不出和母亲一样挺拔的肩线,她做的都是插肩衣服。
除了布料,刘玲也喜欢买小摆件。比如,花盆。她说,看到视频里花盆的式样,就能想象出摆在自己家里后,铺上泥土、种上花花草草、阳光照在上面的场景。她还会买成套的茶具、碗筷,想着每天能成套换着使用。
作为退休的高级工程师,刘玲每月退休金有近6000元。而直播间里,这些东西的价格便宜的让她心动——二十元左右就能下一个订单,而且卖家经常有买一送一的活动。“算下来,一块布料,或者一个花盆只要几块钱,不心疼。”
她每天的生活都长在手机上,要么看小视频,要么流连在各个购物直播间里。和大多数老人早睡早起的生活习惯不同,刘玲每天看视频,要到凌晨一点左右,才睡下。
第二天上午九、十点,她才起床,所以一天吃两顿饭。起床后用手机叫早餐外卖,晚上九点再叫一次晚餐外卖,看小视频也是边吃边看。
傍晚,她常会去楼栋对面的快递驿站,取那些快递员没有送上门的包裹。驿站的工作人员一男一女,每天轮流值班。他们都认识刘玲。
包裹到达的越来越多,刘玲没了精力及时拆开、逐一整理,所以,她所有购物后的美好想象,也统统没能落实在实际生活中。
她说自己缺乏搭配物件、布置房间的“细胞”,好像更享受活在自己的想象中,“我的思想支撑是那样一种生活,但是我的现实是这样一种生活。”
包裹堆成小山后,她日常起居要穿的衣服都淹没在包裹的洪流里,渐渐的,一些没及时拆开的食物腐坏了,蟑螂、老鼠开始滋生。
她害怕老鼠,也不得不面对它们。晚上,蜷缩在快递包裹堆上,都能看见老鼠悉悉窣窣在面前溜达,老人只能大吼:“别过来!”

 

“滞留”在原生家庭
事实上,刘玲网购的习惯已经持续了近13年。她的另一所房子里也都堆满了快递包裹。
2009年,刘玲母亲留给她的市中心房子拆迁了,房子是刘玲大姐的单位照顾家属给母亲分的房,因为刘玲的姐姐弟弟都成了家,不与母亲同住,所以房子户口本上只写了母亲和刘玲两个人的名字。
拆迁后,刘玲拿到了一笔200万元的补偿款。当时,她刚过60岁。想着这笔拆迁款如果能置换一套更大的房子,以后可以和姐弟们抱团养老、互相照料,“(姐弟几个)谁家的房子都不那么大,我们是一家人,(住在大房子里)该有多好。”
可后来,她才发现或者说意识到,姐姐弟弟早就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有另一半、儿子女儿、孙子孙女,没想过和自己住在一起养老,“可能只有我,还把他们当作一个家。”
“弟弟带着我二姐、三姐告我,要分这笔拆迁款。”刘玲告诉凤凰深调,经过调解,这笔拆迁款的部分陆续分给姐弟四人,“我自己还剩下一百多万。”调解的过程让刘玲身心俱疲,没过多久,她身上起了带状疱疹,很疼,“像是皮肤下面神经末梢在放电。”除了就医,几乎所有时间都在家休息。
从那时起,每天醒来,她就打开电视机,手按遥控器,从1台换到64台,“64台以后一直到76台,全都是电视购物。手里有点拆迁款,就开始购物了。 
她买的第一样东西是电饼铛,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这个挺好,那个也挺好。电视购物还总是送额外的东西,比如买德国厨具,会额外送你两把刀。”
等到东西送家里,她发现,除了食物之外,自己哪样都没用上,最后都束之高阁。可是,买东西已经停不下来了,就像报复似的消费,她还老念叨“我不想给他们(姐姐弟弟)钱,我把钱换成东西送给他们”。
慢慢,刘玲的拆迁款花光了。对于往后的生活,她没有其他的准备。从前,她只想过一种养老方式,就是和姐姐弟弟一起。谈及未来如何面对因年纪渐长导致的行动不便等问题,甚至是如何面对疾病和死亡,她都表示,从未考虑过,也不想去思考这些事。
她用看来的“面相”之说,解释自己为何一直未婚、独居,“说一个人嘴大吃八方,我嘴小,只能自己吃自己的。”
1965年,刘玲17岁,考上了半工半读的化工厂。一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工厂没有老师授课了。此时,连她这一届在内,化工厂总共招收了两届四个班的学生。这四个班的学生成立了一个革命委员会,其中有个男孩,工人出身,个子高高的。无论是读报还是活动,总能和刘玲碰到一起。他们开始熟悉起来。有一天,男孩和刘玲一起从教室走出来,在一片空地上用树枝写了一句“我爱你”。
“可什么是爱呢?那时不懂。”刘玲说自己内向,不知道怎么回应,也没有拒绝,“稀里糊涂地在一起了。”
从化工厂毕业后,刘玲被分配到了工农兵大学,男孩去了其他地方学习医学护理专业。刘玲的同班同学开始追求她,每天和她一起上下课,男朋友听说了,埋怨她没有明确拒绝对方。刘玲也不知怎么解释,误会之下,分开了。分开以后,她才觉得伤心,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此时,才意识到原来自己是动心了。
工农兵大学毕业后,刘玲去了化工厂。同事也曾给她介绍对象,当时她的工作时间“三班倒”,没空约会,再后来,人们再陆续问她,刘玲觉得麻烦,都一口回绝了。
“恋爱是件多费脑子的事情啊,我不行。”刘玲年岁渐长,看到姐姐们的婚姻生活和家长里短,愈发觉得单身生活更适合自己,“照顾孩子、照顾家里人吃穿、张罗家里这么多事,她们永远把自己的事情排在最后,我觉得我不行。”
刘玲说,在家庭其他成员陆续离开后——或组建新的小家庭、或去世,自己仿佛一直“滞留”在了原生家庭中,而这个家里,只剩下她独自一人了

 

独居:被隐藏的声音
刘玲从2019年底开始,逐渐和姐姐弟弟断了联系。她称,因为拆迁款分配的事情“闹到了法院”,姐弟之间有了嫌隙,另一方面,陆陆续续的疫情让她体会到出行的诸多不便。
自从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有核酸检测时间限制后,她因不愿意出门做核酸检测,鲜少出门。
此外,即便刘玲熟络的朋友也住在同一个小区,她也没有把自己家里的状况告诉过任何人,久而久之,独居的她,或主动、或被动地与外界切断了沟通的渠道。
谢同宇告诉凤凰深调,物业之所以得知刘玲家的状况,是因为邻居反映“有味道”。居委会与物业的工作人员均表示,曾屡次上门了解情况,但刘玲都闭门不出。
对于物业的帮忙,刘玲说心中五味杂陈,她还记得物业等工作人员突然进门时,她的窘迫感。她刚睡醒,被进门的阵仗吓了一跳。看见有人举着机器录像,可她还没来得及穿整齐衣服,只好捂住胸口,有些惊慌,起身蹲坐在床边。
她说,明白上门清理是在帮助她解决问题,可解决的方式和方法是否有更好的选择呢?比如,她希望经过她的同意,再进入房间,这样最起码她能穿着得体接待工作人员;她希望能够帮助她把快递包裹按照自己的要求放置整齐,而不是另辟仓库,将包裹和所有房间内的日常用品都堆放在那里,待清理完房间后,她找不到自己过去的日常用品。
她曾反复向邻居表明,自己因为年迈,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清理房间,不希望引来过多关注,可物业组织十多人进入她家清理包裹,又将清理的视频放到了网上,让她的事情引来了许多人的瞩目。
“但是,能怪谁呢?我自己做错了事,他们还帮忙来解决问题,我应该表示感谢的。”刘玲低声说道。
刘玲的晚年景况也许是特殊的,但像她一样面临“孤独终老”的独居老人确实越来越多,他们的生活困境也逐渐浮现在公众面前。
据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显示,我国“空巢老人”人数已突破1亿。然而,我国专业的社会工作者人数仅占总人口的千分之一,服务于老年群体的专业社工缺口日益凸显。
与刘玲在同一座城市的社工闫文认为,刘玲遇到的状况揭示出了目前社会工作者介入独居老人居家养老时面临的难题。
首先是社工缺位,没能与老人建立起信任关系。她长期在社区中从事养老社会工作,在她看来,独居老人大部分都不愿麻烦他人,把自己的尊严看得较重,通常会对一些帮助表现出拒绝的姿态,“无论是花费的时间,还是精力,社工都要付出更高的沟通成本。”
除了难以建立信任关系外,独居老人一旦接触社工,就容易对长期帮助自己的社工产生强烈依赖,导致当一名社工服务多个对象时,常常分身乏术,在结束服务时,如果与老人关系处理不恰当,又会对老人的心理造成伤害。
此外,帮助独居老人社会化的支持网络是缺失的。闫文说,如果能有便捷的养老服务供需对接平台,及时联系到老年群体,满足她们生活、精神上的需求,能极大改善独居老人的状态。
不过,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专家李明锋曾研究披露,有国内城市独居老人家中安装了一键呼叫电话,但大多时候电话形同虚设:一是发生危险时座机不在身边;二是呼叫应答者多为养老驿站工作人员,工作时间之外基本没有应答,也无法提供实质性的救援;三是对接的养老驿站已经濒临倒闭。
他还提出,比起照料生活起居,城市独居老人更渴望得到的是精神安慰。
调查显示,在独居和空巢老人中存在心理问题的比例达到60%。而达到疾病程度,需要医学关注、心理干预的空巢老人,比例占到10%—20%。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郭林接受采访时表示,随着生育率在一段时期内持续保持低位,未来独居老年人群特别是独居的老年女性群体的数量将会大幅度增加,他们的日常活动、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精神慰藉等方面的需求都不容忽视。
其中,尤其以精神慰藉需求缺口为最。 
刘玲说自己是个喜欢分享的人。虽然总说自己不愿多言语,但当有人进入她的生活,主动与她交流时,她显得活泼起来,且乐于倾诉。 
在天然气公司的年轻工作人员上门检查天然气使用情况时,她拿出冰箱里的五六罐可乐,想给工作人员带走,“小伙子这么热的天多辛苦啊。”在谢同宇来家里查看情况时,刘玲总是想留他吃饭,“小谢总也不吃。他和我说我像她的奶奶,想帮我。”
“这里住着很多独居老年人,哪怕有年轻人能经常上门和她们聊聊天,那该有多好。”和刘玲同在一个小区的老者告诉凤凰深调。

本文系凤凰深调工作室原创稿件。为保护受访人隐私,文中姓名均为化名,文中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主编|黎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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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海岛停摆45天

 小昼 极昼工作室 2022-08-30 21:08 发表于北京

 

谢顿 

编辑周航

过去的一周,涠洲岛上的民宿老板刘悦发现,周边的同行又倒闭三家。以往有人离开,大家会聚在一起,就着海鲜和啤酒,做最后的告别,再狠狠吐槽一下岛上生意难做。但最近一个多月,散伙饭却是很久没吃过了。理由很简单:“因为大家都没钱了,吃不起。”

小岛离北海市大概50公里,完全靠海吃饭,对岛上的商家和民宿老板们来说,风景最美的暑期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能不能赚回一整年的房租就看这两个月。

今年人们很不走运。7月12日,北海发现一例新增病例,两天后,7月14日,新增无症状感染者达到了161例,同日,北海市涠洲岛旅游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知,暂停接待游客上岛。

刘悦很平静。类似的事情她经历过多回了。就在今年的五一假期前,北海也出现了一例确诊病例,不过很快得到了控制。宣布封岛时,刘悦的民宿里还有三四十个客人,几乎住满。她将客人们一个个送上离岛的游轮,盘算着封岛可能持续一周,最多两星期。即便7月没了,还有整个8月。

涠洲岛上一直没出现病例,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岛民、商家、民宿老板总共做了9轮核酸筛查,岛上的新增病例始终为0。但北海市区的新增病例持续增加,日子一天天数下去,岛上游客数量是0,所有商家的当月流水同样为0。

刘悦也从一开始的平静,到焦虑,再逐渐麻木。岛上的物资运送全靠船舶,封岛后,刘悦说,岛外的物资船只来过两次。岛上许多人家都种地,养家禽,基本能做到自给自足。只是肉越来越贵,从疫情前的20几块一斤涨到35元。没有收入,刘悦也不舍得花钱买肉,“每天吃地里的红薯叶和空心菜,吃得有点发绿。”

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难以忍受的问题。只在封岛近一个月时,岛上的酒店、民宿从业人员接到通知,需要自费进行核酸检测,一周两次。刘悦不理解,岛上一个游客都没有,哪来风险呢,她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质问,文章被转发了上千次。第二天,他们又接到通知,暂停营业的酒店民宿从业人员无需自费进行核酸检测。

刘悦重新平静下来,每天出门去海边看赤红的落日,继续熬,等待解封。

 

涠洲岛的大海。讲述者供图

刘悦27岁,重庆人,已经在涠洲岛上生活了7年。大学刚毕业时,她和几个朋友结伴到涠洲岛旅游,爱上了这座闲适又没有压力的小岛,很快第二次来到小岛,在民宿做起了义工。

过去,刘悦信奉的人生准则是,必须赚到足够多的钱,才能过上简单、安逸又自由的生活。她在大学时就开始做微商,群里拉了几百号人,每天抱着三四台手机刷屏发信息,“压力很大。”

做义工的半年,刘悦发现,岛上的民宿老板、过往的背包客们都没有多少钱,大家忧虑或思考的也从来不是钱。比起挣钱,大家更愿意计划开船出海去潜水、钓鱼,到岛民家里帮忙挖地种菜,在悬崖边迎着落日一头扎进深海里。“那个时候的涠洲岛还是比较淳朴的,没有现在这么商业化,都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玩,压力也比较小。”刘悦最终决定留下,开一间属于自己的民宿。 

她喜欢这座小岛,每天的生活是喂猫,遛狗,在阳台上种满多肉,带着客人去赶海,摸到海胆、猪仔螺、塔螺或面包蟹,再带回民宿加工吃进肚子里。夏天可以吃比手掌还大的芒果,和小臂一样长的皮皮虾。冬天可以去看鲸鱼浮出水面,海鸥在它头顶成群飞舞。岛上还有让她心醉的蓝色大海,每天从粉红缓慢过渡到赤红的晚霞,和各种各样不同形态的云。

因为一些旅游开发遗留问题,涠洲岛限电,有时游客刚住进来,电闸啪一声断了。岛上每家每户基本自备柴油发电机。7、8月的旺季,加上高温,岛上经常停电,刘悦就得忍着蚊虫叮咬,守在发电机旁。她自我调侃,“我们民宿人习惯了苦中作乐,想想能赚钱,苦就苦点。”

刘悦曾经差点离开小岛,那是2019年,她的父母希望她能回家,“一个女孩子晒得黑黢黢的,怕我以后嫁不出去。”她将自己的民宿转让出去,做好了告别的准备。但最终,刘悦说,自己还是舍不得,“黑就黑吧,但我喜欢啊。”那年4月,她投入自己的所有积蓄,又贷了一笔钱,投入130万重新装修了一家拥有两栋楼,19个房间的民宿。当时她还很激动,在社交平台发言说:“在我的坚持下,还是留在了小岛。”

按照正常行情,刘悦预计,干个两年可以慢慢回本。但仅仅过了半年,疫情来了。

“2020年还比较正常。”刘悦说,1月涠洲岛也暂停了接送游客上岛,但随着第一波疫情结束,游客渐渐回归,客流量和往年相比基本持平。“那个时候大家好像还没有这么恐慌,不去武汉这几个城市就没事。”

起初,所有人都觉得疫情过去后,旅游生意会迎来爆发期。她认识的好几个朋友都认为要抓住时间窗口,用尽量低的价钱盘下空置的民宿,“大家都想抄个底,谁知道被抄了个家。”其中一位朋友在2020年刷信用卡,重新装修了自己的民宿,“结果就是一直亏损。”7月涠洲岛禁止出入后,这位朋友送客人离开时,也申请了离岛手续。

“他现在在广州,自己做一些吃的,然后拿出去摆摊养店。”电话里刘悦叹了口气,“没有办法,装修成本在这里,放弃不甘心,就只能咬牙忍耐。”

因为亏损撑不下去,又或选择及时止损,转让民宿离开小岛的老板越来越多。刘悦说,和她同一拨来的老板,现在应该已经走了四分之三,“去年很多老板就直接走了,装修还是新的,也不用转让费,房租还一直在降,你就给房东交个房租,也花不了多少钱。”

“去年暑假也是就干了10来天,然后成都出来疫情了。”刘悦解释,北海的游客大多来自周边的云贵川三省,由于害怕经过中高风险地区,有集中隔离的风险,一有零星病例出现,游客退房的电话便会成批打来,接电话能接到人耳鸣。

今年更是难熬。年初春节,原本是个小旺季,然而广西百色开始爆发疫情,“加上涠洲岛当时天气也不好,大家都不敢来。”到了4月的清明假期,还正好赶上广西壮族的传统节日三月三,刘悦想着可以多订出去几间房,结果从2020年开始一直没爆发过疫情的北海,第一次出现了确诊病例。

五一假期前,北海又发现了一例确诊病例。虽然疫情没有大规模爆发,也没有封岛,但影响依旧不小。刘悦接到了一批来自广州的游客订单,他们包下了整栋楼。那时,广州刚刚控制住4月初爆发的疫情,赶在五一假期前“摘星”。但当时要求,“只要广东过来的就先居家隔离7天。”她的客人们只能无奈取消订单。

“好像不管哪里发生疫情,最后都会影响我们。”回顾这几年经历,刘悦总结性地说。

 

带着游客赶海摸螺。讲述者供图

现在,一年中最重要的暑假也要过去了。刘悦说,过去两年好歹能挣回房租,亏得不算多,“今年是彻底赔了。”民宿靠近海边,因为海风腐蚀,外墙斑驳得厉害,还得花钱重新装修,想到这她就觉得头疼。

为了增加收入,她朋友圈里的民宿、酒店老板们几乎都卖起了当地的土特产,云南的老板卖松茸,西藏的老板卖牦牛肉干,一刷过去,朋友圈成了动态橱窗,全是商品介绍。

刘悦也在2020年夏天开始卖皮皮虾一类的北海海鲜,当时“下单的人特别多”,她只顾得上给岛上的游客供应海鲜,外地订单来不及处理,也没有时间研究怎么和快递公司合作。但到了今年,这块生意也下降了一半,她觉得,“(可能是)大家都穷了。”

刘悦也考虑过,离开小岛,去找份工作,“总比现在一毛钱都赚不上要好。”可是大学一毕业,她就来了这里,干过的工作只有开民宿,“让我去修个门,拧拧螺丝还可以,其他的好像也不会做。”她认识的好几位旅行社老板已经改行卖猪肉了,刘悦强调,“是真的卖猪肉,不是开玩笑。”

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和社会脱节了。刚毕业时,她没想过会陷入如今的窘境。她喜欢开民宿,喜欢和一拨又一拨的客人彻夜聊天,带他们去赶海,去看岛上不为人知的美景,“我当时以为开民宿是能干一辈子的,就算我离开了小岛,我可以回重庆开,去其他地方也照样开。”

“封”岛的45天里,她每天的活动只剩吃饭睡觉。过去看不够的大海和落日,最近也让她看得有些腻烦。

但不管怎么说,在夏天的尾声里,刘悦和岛上的其他民宿老板们还是暂时熬出了头。在北海市于8月16日陆续解封后,8月28日,北海至涠洲岛的游船航班恢复。

“重新爱上小岛的方式太多了。”刘悦的情绪高涨起来,“今天不想看海,等哪一天再去潜水摸个鱼,又会觉得这里真好。一个人看烦了,等带上客人或者朋友一起去看,心境又会不一样。”

人们总能找到方法坚持下去,刘悦说,夏天虽然过去了,“还是得挣扎一下,还有国庆呢。”

(应讲述者要求,刘悦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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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仙与捕狐人 -YMCK1025- 给 YMCK1025 发送悄悄话 (212 bytes) () 08/30/2022 postreply 20: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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