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成才赌局里的母子
1
真是闷气，快下雨了，天真黑啊，气压一低郑彩凤身体就会有反应，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脑袋也昏昏沉沉的，大夫说她的血管已经堵了75%，建议她支架，但是她决定先不做，一根支架十多万，够她卖多少胸罩、裤衩子？她叹一口气，肥胖的双手无意识在那些针织货品上随意翻弄，怎么摆来摆去都是这个样子呢？她抬手摸了摸胸口，发现那里潮了，将手伸进去一点，顺手一抹，手上油乎乎的，油汗，不是什么好兆头。她坐下，拿起搁在档口隔板上的一个太空杯，黑蓝色，大容量，盖子拧开直接挂在杯颈上。里面的水是她从家里饮水机直接接的矿泉水，这样可以省下买水钱。过日子，哪能不算计呢？一分一厘都得抠扯明白。她仰头喝了一口，水也不凉，乌突突温吞吞，不过这仍旧让她觉得胸口舒爽了不少，但她怀疑这是心理作用，于是下意识地摸了摸腰包里随身携带的速效救心丹。
药还在，她似乎放心不少。环顾四周，背后是巨大纺织袋子装的货物，背板是粉色背景的衬布，上面很有秩序地挂着白色胸版，十来平的档口，满满当当的了，她很有些成就感，靠这十来平，挣下的钱，七位数是有了的。七位数，搁从前怎么敢想，但如今稳稳当当揣进自己的腰包里，走道、说话都觉得硬气。
郑彩凤将两条肥圆的胳膊叉起来拄在两个同样滚圆的腰两边，这时过来一个长眉细目的女人，正打着电话，同样细长的白脸涨得通红，鼻梁间有几点细雀斑，斑点随着她皱眉抿嘴唇的动作小幅跳跃着，似乎它们也感应到了主人的愤怒。
走到郑彩凤档口前，女人愤怒地挂断了电话，把手机一把扔在她面前那堆胸罩裤衩子上：“你说说，啊，好吃好喝供着，花那么多钱，有什么用？一天天的，别人家孩子念书他也念，妈的，咋念也念不好。带个灌铅的脑袋，啥也念不出来，一考试就打狼（东北话，最后一名）。还开家长会，开个屁！别人家爹妈都兴高采烈地去，我到那儿头都不敢抬，老师再给两句，跟他妈三孙子似的。”
“孩子尽力就得了。”郑彩凤说了一句不痛不痒应卯的话。
细长脸女人不高兴了，翻她一眼：“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摊上试试？敢情你命好，摊上你家小子——大平今年考咋样？又第一吧。这回是全班还是全校？”
听别人说到儿子，郑彩凤不由面露得意。不是她飘，也实在是儿子给她长脸，年年考试前三名，最重要的是，不用她说不用她管。但想起这中间的过程、使用的手段，还有所做出的牺牲……她又有些心乱，有一些茫然。儿子姚平沉默的面孔浮现在她面前，她低下头掸了掸胸罩上的灰，尽管那胸罩还没有拆包。
一开始，郑彩凤并不卖内衣，是卖小衫。那时她在服装批发市场的生意刚刚起步，丈夫去广州打货，常年不着家。儿子姚平上一年级，那么小，但有他睡在身边，郑彩凤的心里就有底了似的。
那段日子真难熬。服装批发市场开门早，凌晨2点多郑彩凤就得上行，由于没钱请保姆，她只好叫醒儿子跟自己一起去。姚平懂事早，从不赖床，每次问他困不困？他都说“不困”。下楼时，小小的身体摇摇晃晃地走在前边，说自己是男子汉，“万一前面有怪兽，变身，保护妈妈”。
然而到了批发市场没多久，姚平就再也无法抵挡困意。任凭市场里的空气多么闷浊，环境多么吵闹，他就像一条疲惫的小狗一样趴在一堆针织货品上睡得满头大汗。
郑彩凤当然心疼，但别无他法。
姚平上三年级时还是瘦小，体质也不大好，总生病。这天半夜，郑彩凤毫无征兆地醒来，发现身边的儿子呼吸声与以往似有不同，她伸手去摸，烫得一缩手。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形，郑彩凤有些慌乱，赶紧跳下床穿衣服。昏昏沉沉的姚平任由她抱起，下巴无力地耷在她的肩膀上。
下楼时显得艰难，郑彩凤要侧过头才能看清楚楼梯，心急又不敢快走，怕一脚踩空。好在出小区没多久就打到了出租车，司机把车开得飞快，还问：“咋就你一个妇女半夜三更地带孩子上医院，他爸人呢？喝酒去了还是打麻将去了？”
这个问题戳到了郑彩凤的痛处，她没有答话。沉默足以引起猜测与误解，但她低下头不想解释。她将嘴唇贴在儿子滚烫的前额上，心思变得极其复杂。
下车，郑彩凤急三火四地去挂号。年轻的值班医生眼神淡漠，为了让他重视孩子的状况，郑彩凤露出一副巴结讨好的神情，还想让儿子向大夫强调自己有多难受。可姚平一扭脸，又将头埋进她怀里。
年轻大夫给孩子量了体温，有些高，却并不严重，就只开了一张血象的检查单。郑彩凤觉得不够，她不怕在医院里过度消费，比起人，她更愿意相信那些冰冷的机器。可医生已经在处理下一个病人了，她只好去交钱、排队抽血。
等待结果的时候，姚平居然烧到了骇人的39度2，郑彩凤慌忙跑到急诊岛台，医生总算开了退烧针。血象结果出来，只有淋巴细胞的值有一些高，医生说没大事儿，建议回家观察。
“如果再烧起来呢？”
“超过38度5就用美林。”
郑彩凤还想继续问，但医生的脸上显示出了不耐烦，她就闭嘴了。
母子二人从医院出来，候在医院门口的出租车整齐地排成一列，白亮的车顶灯让人心里安定不少。郑彩凤径直走到排头的那辆车旁边，拉开车门，矮身缩了进去。
司机并未多话，车子驶上寂寥的马路，很快就到了家。姚平坚持不要妈妈抱了，他从车里爬出来，跳到马路上，笑得十分灿烂，似乎一点病的样子也没有了。郑彩凤一直目送车子留下红色的尾灯，直到姚平扯了扯她的衣角说：“等我长大了给妈妈买大汽车，妈妈你要什么颜色的？”
郑彩凤笑了，虽然“大汽车”遥遥无期，但这份孝心仍旧让她感觉到一丝满足，一种生养他、照顾他但并没有被辜负的满足。她俯下身抱起儿子，忽然想起远在广州的丈夫似乎也说过类似的话：“等以后咱俩结婚了，我给你买大钻戒、大房子，雇个保姆，啥也不用你干……”
原来，男人从小就会画大饼的。
2
旧楼没人管，一楼的感应灯坏了，楼道里黑咕隆咚的。郑彩凤一脚踏空，打了个趔趄，赶紧停留一下，等眼睛适应了黑暗，再抱着儿子朝上走。刚才还吵着要自己上楼的姚平又伏在她怀里不作声了，郑彩凤将自己的额头贴在他的额头上，发现他又烧起来了。
进了屋还没等气喘匀，郑彩凤就去找温度计。她猛力地、发泄般地甩温度计，也不知自己为什么这么烦。如果丈夫在身边呢？至少有个人可以商量一下吧，但此刻她身边除了一个反复发烧的孩子，什么人也没有。
她举起温度计，眯着眼睛，刻度已经在35度之下，于是将它重新塞进儿子腋下。“夹住，千万别掉了。”她嘱咐完，转身去了厨房，扭开灯，昏黄的灯光照着破旧的、带着厨垢的厨具。白色的塑料水龙头还是她自己安装的，有些歪，装完时也不是没有看出来，但怕再安装一遍反而不如第一次，没敢重装。她拿出一只锅烧水，等水在锅里翻开了花咕嘟了，测温的时间也到了。
她关了火回到卧室，儿子无精打采的样子让她的心又往下一沉。她的脚步声一直响到儿子面前的破沙发，弯下腰，没有先看温度计，而是先轻轻吻了吻儿子的面颊。
姚平两颧烧出两酡浅浅的红晕。郑彩凤站起来看了温度计——又39度多了。她把软塌塌的儿子抱上床，脱到只剩下一只三角裤，扯过棉被，本想替他捂一身汗——但医生的话响起来：“发烧不能捂，要散热。”
老一套行不通了。她回身去厨房倒了一杯水，水已经温吞了，吃药正好。她找出美林，倒出相应的剂量，端起杯子来送到儿子嘴边：“多喝一点水。”
儿子听话又多喝了一小口，之后再怎么样也喝不下去了，小脑袋朝旁边一歪，软软地倒在了床上。
郑彩凤下意识看了看正面墙上的时钟，已经快凌晨3点钟了。倦意袭上来，她轻手轻脚走到门边，把灯按熄了，儿子在床上不自觉地动弹一下。她吓得没敢再出声，屋子里很静，她靠着墙站了一会儿，再轻轻走回到床边，但仍旧不敢踏上床去——因为那是房东提供的一张旧床垫，上床下床往往发出吱嘎的声响，还会有起伏，她一上去，也许会将熟睡的儿子吵醒。
依郑彩凤的老经验，孩子发烧一般是三五天，最多一礼拜也该退了，但这次姚平发烧反反复复，似乎没个尽头。又去医院拍了片子，但机器分析孩子没事儿，医生也皱着眉头反复看化验单，最后还是说：“没有事，回家吧，再观察观察。”
郑彩凤没法再相信医院了，她开始怀疑是自己经常带儿子半夜上行，导致他碰到什么“脏东西”了。那时市场里很乱，有人打架砍砍杀杀，有人因种种原因自杀，甚至还出过分尸案……想到这儿，郑彩凤的汗就下来了。
有人说，也许是因为郑彩凤许久没回老家给父母烧纸送钱，在那边的老人挑理了——或者没挑理，只是想外孙了，来看看孩子也不一定。她们教她立筷子，她立了，奇迹却并没有发生。
丈夫打电话过来问儿子为什么还没好，仿佛责任全在郑彩凤一个人身上。她十分难过，跟丈夫吵了起来，还摔了手机，但没敢朝地上摔，只摔到了床上。姚平走过来，拿起郑彩凤的一只手放在自己的奔儿楼（脑门）上：“妈妈你瞧，我不烧了，我好了，你别生气。我好好学习，等我长大当医生，研究一种吃了永远也不会发烧的药。”
郑彩凤一把搂过儿子，但很快就感到不对劲了——他的身体又像火一样烧起来，甚至还在轻微地颤抖。她扳过那窄窄的肩膀，脸色一点点地阴沉下去，继而抱起他就冲出门去。
“我的儿子快烧死了！”半小时后，郑彩凤冲入了本地最大医院的急诊大厅。检查结果仍旧没什么大毛病，郑彩凤茫然了，正抬脚往外走，急诊室的大夫犹豫地叫住她，说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挂个专家号试试。
是呀，之前怎么完全没想到呢？郑彩凤立刻花了210块钱挂了一个专家号，一点也不心疼。等了半天，终于轮到娘俩了，郑彩凤领着儿子正要坐下，忽然有人敲门，紧接着从门缝里探进了一张中年女性的脸。那女人穿着白大褂，是本院的大夫，她的目光轻而易举地略过了这对母子，没有丝毫避讳地对老专家说：“人到了，您老方便给看看不？”
“进来吧。”专家说。
郑彩凤不知自己该不该坐下，她回头见那女医生朝身后一招手，一个十五六岁、看起来很健康的少年就从门外走了进来。自己和儿子花钱挂号等了那么久，他们凭什么插队走后门？郑彩凤很生气，想发作，但她不敢，只能紧紧握住儿子的手，好让自己看起来镇定些。
“妈，我有点儿累了，站不住了。”姚平小声说。郑彩凤哈下腰，沉默地把儿子抱起来。老专家已经开始为那少年看病了，许是看出郑彩凤不能、也不敢提出任何抗议，他说话、动作都慢悠悠的。郑彩凤更愤怒了，她咽下一口唾液，又将头转回，继续保持沉默。姚平像一条青菜虫在她怀里不安地蠕动，她知道他又不舒服了。郑彩凤心疼地想：如果自己当初好好念书也当个医生，也许儿子的病早就给看好了。但事实是，她不是医生，也不认识任何医生，遇见的医生都难得给她一点好脸色。
少年总算看完了病，可没想老专家还会变脸，刚才还慈祥温柔，有问有答，轮到郑彩凤时却板正面孔，连眼皮都不肯撩动一下，还屡次打断她的陈述，弄得她都不太敢开口了。
老专家沉吟着，在病历上龙飞凤舞地写着，写完又点了几下鼠标，神情严肃地让郑彩凤先带孩子去验个支原体，“如果支原体没有事，再做一些其他的血液化验”。
郑彩凤的腿有些软，但还是勉强站起来，走到了门边，又折回来问老专家，自己儿子会不会是白血病？老专家没有看她，只交代：“先去验血，结果出来再说。”
没想到支原体结果出来就爆表了。老专家说再高下去有可能上行感染到脑部，引起脑膜炎。郑彩凤恨不能给老专家跪下，当然也就原谅了他给别人开后门——没有本事的人倒也想给人开后门，拿什么开呢？
3
姚平的烧彻底退了后，郑彩凤就琢磨起心事来——要让儿子好好学习，将来上好大学，要出人头地，要成为一个有本事的人。挣钱算个六，有了钱没有权、没有关系、没有社会资源，谁也不肯买你的账，捏着钱想送礼都找不着庙门儿，找着了人家还不一定肯收你的，还是土鳖一个。她当过无数年土鳖了，不想让儿子继续当土鳖。
从前，郑彩凤是不怎么关心姚平的学习的，家长会上老师说他上课老溜号，她回到家也就顶多讲他一句，不会打。毕竟，她自己当年读书就不成，孩子爹更是，一次说到字母“S”不会念，说“是前凸后撅的那一个”。
那段时间，姚平每天放学回家，郑彩凤就盯着他学习，一人一张凳，对着坐。可姚平不是捣蛋，就是要去尿尿、喝水，坐了5分钟，字还没写一行。郑彩凤脑仁疼，就把主意打到班主任老师身上，先是小恩小惠，后来直接塞钱。老师先也不肯要，但郑彩凤诚心给，推来推去也就收下了。之后，姚平一回家就讲，班主任今天上课叫了他3回，有个同学举了好几次手，也没轮到点名回答问题；班主任让他当小组长了，还让他考同学们生字……
有一回，郑彩凤找到班主任，说自己要出趟远门，希望她能帮忙照管一下姚平：“孩子不能一个人留在家里，我认识的也都是起早贪黑的买卖人，就算是他们有时间我也不放心，一个个粗人！”
经过短时间的权衡，最终班主任因为拿人手软开了金口：“如果就一晚上，我带家里去吧，添双筷子的事儿。”
郑彩凤就等这句话了，但姚平不干，他打生下来就没有一天离开过妈妈，又哭又闹。可进了班主任家，他就不敢了，老师一家子都挺严肃的。班主任也有一个儿子，比较大了，老师让姚平不要作声，别影响哥哥学习。姚平的作业还没写，老师就很“体贴”地说不用写了，明天他不需要交作业，“这件事不能告诉同学，也不能告诉你妈妈”。
姚平很高兴，点了几下头。
自那以后，郑彩凤三天两头拜托班主任帮忙照管姚平，班主任的爱人不太愿意，但郑彩凤把钱一塞，这事儿也就妥了。听说班主任两口子收入不高，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孩子的学习不太好，也需要外出补课——于是，郑彩凤交的钱就帮了班主任家的大忙，不仅能交孩子的补课费、提升生活品质，有时还能攒下一些。
可收了钱的班主任并没有认真地帮姚平查漏补缺，只在每次考试之前丢给他一张卷子，把每道题先给他单独讲一遍。如果不讲，也会在监考的时候给他些许指点，很快，姚平的成绩就提上来了。他成了母亲和母亲身边的朋友们口中的好学生了，服装批发市场里的那些女人，在收拾自家孩子时往往会恨铁不成钢地说：“你看人家郑彩凤家大平，你再瞅瞅你！”
六年级上学期，一些家长开始想办法为自家孩子寻找好中学，郑彩凤却一点也不急——姚平没有本市户口，不能就近入学，但那几所优质的私立中学，只要通过选拔考试就能进。
没想到，第一所私立中学发了榜，没有姚平；第二所再发榜，还是没有；第三所发榜是在5月中旬，此时距离小考不到1个月了，郑彩凤终于起了疑心：“姚平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怎么可能呢？”
那天她去学校找班主任，对方说私立学校为了创口碑，选拔考试出的题刁钻古怪很正常，轻轻松松就把她给打发了。晚上姚平回到家，郑彩凤看着他，忽然间觉得有点陌生，她紧盯住儿子的眼睛问：“你是怎么考得到那么多的100分的？”
儿子偏过头，回避她的目光。
这个小动作让郑彩凤捕捉到了，她换了一种问法：“在老师家里，老师辅导你功课吗？”
儿子沉默了，郑彩凤就全明白了。
那晚她睡不着，但又不敢折腾，只有一次实在忍不住，轻手轻脚地走到儿子的房门口。她想进去把他拽起来，问他怎么那么傻，为什么不早点把真相告诉她。但她终究没进去，她知道，是自己逼儿子放学后去老师家补课、做作业的，有时甚至让他在老师家过夜。
郑彩凤摸黑来到客厅坐下，她很想大哭，但是不敢。
最终，姚平去了一所学费昂贵的私立中学，成绩却一直很一般。想到让儿子出人头地的目标，郑彩凤坐不住了，又去学校跟老师沟通，老师却说，这是一所偏重人性化教育、重视培养综合素质的国际学校，让她不要急功近利。
“应试教育的苦头您还没有吃够吗？即使您没有吃够，问问您的儿子，他有没有吃够？一个人总要爱上他做的事情才有可能做好它，您作为家长关注过孩子为什么不爱学习吗？说句大白话，您也别不爱听，真正的尖子生谁来咱这学校啊？（您孩子）到那种学校去给人家提鞋人家都不要，孩子的自尊心更受打击。”
郑彩凤被说得哑口无言，出了学校大门后，她就想：自己是该向现实妥协呢，还是再想点什么办法拼一拼？她不愿相信儿子不是学习的那块料，总觉得他是被自己当年那个蠢决定给坑惨了，如果遇到的是一个负责的好老师，没准他就能考上市里的好中学。
她又想到形同虚设的丈夫姚大强。以前他在广州的时候，有时还会在电话里说几句温情的话，让她日日盼他回来团聚。但没想到他回来以后，每天除了打麻将就是出去喝酒，家里的事不大管，孩子的事儿更不过问，两人说不上三句话就要吵架，反而越走越远了。
郑彩凤不甘栖身于这样婚姻，但离婚是不可能的——不是因为感情尚存，而是不想分割七位数的财产，让儿子的利益蒙受损失。
她叹了一口气，开车回到家，姚大强今天居然没出去，他光着上身穿着裤衩，正躺在沙发上抽烟，黑毛紧贴着他肥腻的肚皮，像一只懒洋洋的老母猪。
一肚子心事只能向他说了，姚大强却觉得郑彩凤是自寻烦恼：“咱儿子咋的？养大得了呗，剩下的他得靠自己。我和你咋的了？爹妈管了还是给我们啥？不也都挺好的吗？”
郑彩凤不知道姚大强是如何定义“好”的，但谁又不想好上加好呢？他们吃苦耐劳打拼了半辈子，也不过是不愁吃喝、有车有房罢了，并没有实现阶层跃升。这样的成功止步于物质，一旦遇上需要动用资源的事立刻就会陷入被动，哪怕只是看个病。自从经历过姚平的高烧不退，郑彩凤总梦见自己抱着儿子去找专家看病。儿子在她怀里越来越虚弱，马上就要死了似的，可那专家还是背对着他们，一直在给别人开后门，好像怎么也看不完……
那种感觉太可怕了，她实在不想再体会一遍。于是再开口，愤怒就抑制不住，姚大强不想再听，争吵过后，便摔门而去。
4
姚平是个性格敏感的孩子，入学之后他很快发觉，这所私立学校有标准的音乐教室、游泳池、篮球场，但它们都是招生的道具而已。为了追求高升学率，学校领导采用军事化管理模式，学生们的一分一秒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哪怕初一年级的晚自习也要上到夜里10点多。
很快他就厌倦了学习，也厌倦了学校，但他不能说。对老师不能说，因为老师会觉得不爱学习的学生不是好学生；对父母也不能说，他们会露出惊恐的、痛心疾首的表情，尤其是母亲郑彩凤，她会痛哭流涕地历数自己往日的辛苦付出，这些“债”像山一样压得人喘不过气。
学校每周只放一天假，每次都是郑彩凤接姚平，姚大强很少露面。他总是忙，张口闭口都是大生意，再不就是“想当年我在广州混”，初听还可以，再听就没意思了。
姚平不像父亲那样大大咧咧，他十分细腻，凡事都喜欢放在心里咀嚼。夜里睡不着的时候，他就将往事翻开，自己瞧，自己咂摸。有时想清楚一些事，更兴奋得睡不着。大多数时候想不明白，只好将那些往事又藏进心底。
郑彩凤只觉得儿子比小时候更沉闷了，所以需要引导他开朗一些。接姚平的时候，她往往是那堆家长里最聒躁的，常替姚平做许多决定。吊诡之处在于，做决定之前，她会问询儿子的意见，十分郑重，显得很民主，可如果姚平提出反对意见，她就会耐心地开导他，说自己是为了他好；如果他胆敢坚持反对，那这种坚持便是对母爱的辜负与背弃。郑彩凤会细数从他出生开始，自己为他所作的种种服务与牺牲，听着听着，姚平都觉得自己罪恶滔天。
每次问询的结果均以姚平服从安排结束，郑彩凤总要再次确认：“你真是这样想的吗？”
“真是。”
“我儿子懂事了，妈没白生你，知道体谅妈妈的苦心了。”
姚平低下头，有些伤感。
对现实的无力改变，使姚平开始沉迷游戏，只有虚拟世界里，似乎一切才都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他上课玩，下课也玩，成绩下滑得厉害。
老师认为姚平值得救，郑彩凤也这样觉得，她想到花大价钱“一对一”补课，这次她要采取“人盯人”的战术，亲自督战。
可姚平的基础实在太差了，补课老师讲的知识点让他直犯迷糊——这已经不是“查缺补漏”的问题了，简直是“女娲补天”，要填的坑太多了。姚平很绝望，几次想跟妈妈谈，但她怎么都不听——补习老师隐瞒了真相，不断地说虚伪的套话：“他不笨，只是不努力、不认真。”
续了几次费，姚平的成绩依然没有起色，郑彩凤都有些神经质了，仿佛变成了一个不断加码的赌徒：“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她把补习老师越换越贵，最后一批给姚平补习的老师，身份十分神秘，要价还很高。可有些题无论名师怎么讲，姚平还是不会，他们就让他把那些题的答案或范文直接背下来。
终于到了中考那天，姚平在考场上摊开试卷，发现自己会的少。他想放弃，但一想到母亲，又不敢。姚平突然意识到，凭自己的实力，中考很有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考试了，这么一想，反而不紧张了，“写点儿吧，到时间就交卷”。
旁边的考生很快就把卷子翻了面，看样子是个好学生。姚平干脆也把卷子翻过去捡会做的做，当看到大题时，他的汗下来了——是兴奋的汗——居然是补课时的原题。他的身体开始抑制不住地颤抖，脑中极力地回忆那些早就背下来了的答案。
大题酣畅淋漓地答完，姚平开始偷偷打量四周：一个监考老师坐在高高的讲台上，似乎在看底下，又似乎没看；另一个老师不时地走来走去，但按规定，他不能在考生座位旁边过久停留。这时，身边的考生把卷子翻到第一面开始检查，姚平心开始狂跳——他是远视，平时考试作弊只要一眼就能瞟到旁边同学的答案，这次只要大胆一点，是不是也能……
姚平不是不怕，但转念一想，被抓也好，取消资格也好，老子根本不想考这X试。于是他壮着胆子偷瞟，再经过几番权衡，重新涂改了自己的答题卡。
接下来的考试很顺利，总能时不时遇到原题。到了最后一场考试，一位监考老师注意到了姚平的小动作，但也只是拿手指点点桌子以示提醒，并没有当场抓他。
出成绩的那天，姚平竟然考得还不错，郑彩凤虽惊喜至极，却表现出早有预料的样子：“我就知道我儿子能行。”
5
高中学习主要靠自觉，老师不太管，姚平更自由了。初中的课他好歹还能听懂一些，到了高中，几乎就是听天书了。为了考试过得去，他想了许多方法：打小抄、花钱让同学放水、改成绩单，甚至有一次去办公室偷试卷——那次动静闹得不小，全靠姚平平时会做人，知情的同学又仗义才瞒过去。
当然，他也有完全想不出招儿的时候，所以成绩就会有些起伏。郑彩凤见不得任何风吹草动，只要姚平成绩一掉，她就去学校找老师。老师劝她不必太紧张，说考试内容不一样，成绩起伏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另外，老师表示，她欣赏姚平，性子沉稳不浮，就算有大胆的女生主动撩拨他，他也不为所动。
其实姚平常会梦见那个女同学，梦见她就会醒，醒了就睡不着。第二天见到那女生他就躲，脸上还会浮现出厌恶的表情。别人都以为他是厌恶那个女生轻浮，其实他是厌恶自己——他厌恶自己懦弱，也厌恶自己假优秀。每次打小抄，他都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次”，可到了下次考试，还是管不住自己。他无法发自内心地高兴，因此脸色总显得冷淡，但在旁人眼中就成了一种与实际年龄不符的谦卑与内敛，甚至有人断言：“姚平将来是能做大事的人。”
姚平被自己搞得很苦，但郑彩凤对此一无所知。有时她会各种找借口进入儿子的房间，偷偷拿眼寻手机。大多数时候，手机都被姚平放得远远的，郑彩凤十分满意。
可她如果肯走到桌前掀开书本，就会发现，书底下还藏着另一部手机。
高考越来越近，姚平也愈发沉默了。他曾用一枚硬币预测自己的前途与命运，能考好？不能考好？但两种答案都有。
他一直焦躁地研究高考究竟有没有漏洞可钻，那些舞弊的学生最后又受到了什么惩罚，到后来，他不止一次想象自己在高考考场上被抓，常常大白天吓出一身冷汗。
他常想，如果人能重新活一回就好了；如果上小学的时候，妈妈没把自己扔给老师就好了；如果老师不负责，自己早点跟妈妈说实话就好了；如果补习老师没有泄露原题，让他知道高考没有捷径可走就好了；如果高中第一次打小抄就失手，从此踏实努力就好了……
在惶惶不安中，高考准时到来了。这天，郑彩凤兴致勃勃地把自己肥胖的身躯裹进一件修身旗袍，姚大强却直说她造作。在父母一来一往的说话声中，姚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咽下早餐的，只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有些虚幻、飘忽。
到了考点，其他考生鱼贯而入，姚平却握着一本书不撒手，迟迟不肯下车。拖到实在不能再拖了，他才不得已走向考场，像一只大鸟张开翅膀，接受监考老师的检查。
如果一个小偷一眼就让人看出来，那无疑是失败的。可姚平在高考考场上没能故技重施，他什么都没瞟到。他绝望的同时又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甚至在内心深处，他早就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第二天硬着头皮考完，走出考场的姚平，脸泛着刺眼的白。他看见母亲站在街对面等着，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将自己重重包围。
考砸了，全完了，解脱了。
等分数的那段日子，郑彩凤有时想象儿子超常发挥，考进985、211，大家都来恭贺，自己喜笑颜开地迎来送往；有时想象儿子考得差一点，但怎么样也过了一本线，当父母的也满足了。
她半夜三更不睡觉，研究如何填报志愿，有时自己研究，有时拉着儿子。姚平脸上充满了倦意，但郑彩凤十分兴奋，一折腾就到半夜，哪怕躺到床上，也要把姚大强扒拉醒，亢奋地问：“你说，如果儿子真考600多分怎么办？”
“怎么办？还不得把你给乐疯啊！”姚大强翻个身，将后背留给郑彩凤。
终于到了出分的那天，姚平坐在书桌前打开电脑，郑彩凤站在他身后，抻着脖子看。本来她还害怕儿子会撵自己，但儿子并没有，还很平静，这让她的心定了不少。
分数出现的那一刻，郑彩凤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跳起来：“怎么会这样，搞错了吧？！一定有问题。”
她想到很多冒名顶替上大学的新闻，会不会有人抢了姚平的分？姚大强有些受不住，骂她像死了亲爹一样。这句话震住了郑彩凤，她想到爹妈死时自己也没有这样伤心。
全家人都没有心思吃饭，还是姚大强最先受不住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夹了包跑出去了。郑彩凤的心凉了一下，这种时候，竟也没有指望上他。
稍稍平静下来，郑彩凤又怕儿子会想不开——成绩那样不堪，但姚平面不改色，这绝对不是什么好苗头。往最坏处一想，分数就不重要了，她决定先做通儿子的思想工作。
进入儿子的房间，母子二人谁也不说话，后来也不知是谁先开口，大意是说既然事已至此，还是早研究看能上什么学校、报什么专业更好。
姚平拿出报考通讯，拿尺比着，发现自己能上的都是些大专类院校。郑彩凤不满意，但并没有把失落挂在脸上，最多也就是一闪而逝。可姚平总是能十分敏感地捕捉到母亲的情绪，他说：“学一门技术也没什么不好。”郑彩凤“嗯”了一声，忽然看到某大学有个本科专业在招生，姚平的成绩正好符合。只是这个专业有3年在国内念，有2年要去国外，学费颇高。
不就是钱吗？郑彩凤一下子来了精神，手指到那个专业下面：“就它了。”
姚平微微犹豫、挣扎了一下——他想学一门手艺早点出校门，但面对坚定的母亲，他再次妥协了。
6
姚平没有读研的打算，毕业后就得找工作了。郑彩凤觉得儿子在国外待了2年，说洋话、进外企应该没问题。可她并不知道，那所外国学校就是“野鸡大学”，姚平日常接触的多是中国学生，外语水平远没到挥洒自如的程度。
不过好歹也算出国镀了一层金，一般的工作姚平看不上眼，高端一些的实力又不够。后来几经折腾，他在一家小型培训机构找到了一份教小孩英语的差事，没想到教了几天，就被学生寻到破绽，让他在课堂上出了丑。
姚平被辞退了，郑彩凤还替他打抱不平，说中国人就是这样，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出色。之后姚平又陆续找了几份工作，但没有一份干得长。有时他明明失业了，却不敢跟家里人说，每天早上还是准时夹着包出门。
一天晚上，几个老同学找姚平出去喝酒。读书的时候，这几个同学成绩也不行，于是早早进入社会，有两个已经混得有点吹牛的资本了。一开始是他们吹，姚平听，喝到半夜，一直沉默的姚平突然举起酒杯说：“你们谁有我牛X？老子上高中就嫖过小姐。”
大家愣了一阵，然后哈哈大笑。姚平看他们不信，就说起了细节：一天早晨他出门上学，但半路却想逃学了。他坐车到了某地，漫无目的地走，在一片棚户区里看见了一个30岁左右的女人。那女人穿着睡衣出来倒痰盂，本已经转身了，又回头问他：“小兄弟玩玩不？”
他鬼使神差地跟在后面进了屋，发生关系之后，女人管他要钱，他兜里只揣了100多块。女人嫌钱少，就威胁他如果不给够某个数，就去学校举报他。
“你们猜怎么样？”1米8多的姚平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说，“我把她整死了！”
大家又是轰然一笑，都说他醉了。
“你们别不相信，我姚平也是干大事的人！”
几天后，郑彩凤正在市场里跟人甩扑克，警察来了电话，说她儿子姚平杀了人。
郑彩凤跑到警察局，才知道姚平已经失业很久了，他酒后吹牛X，一个同学事后想想不对劲，就报了警。“这孩子，怎么什么牛都敢吹？”郑彩凤还不信，让姚大强拿钱，打算先把儿子保出来再说。
可警察却说姚平已经撂了，时间、地点、案件都对上了。当年死者的亲人远在西北，嫌路远、费用高，就没来认尸。那时办案经费少，没什么线索，查来查去没查出结果，最后不了了之。如果不是姚平主动说起，这件案件可能永远都破不了。
“他还是小孩子……”
“还小孩子呢？犯案的时候就已经成年了。”
郑彩凤的脑袋里“轰”的一声，感觉世界都塌了。
该案连审带判，前后用了一年多才算全完事。这一年，郑彩凤一头的黑发白了大半，她到处托关系、找律师，却也没能把姚平捞出来。
在此期间，她遇到了一个“能人”，对方说自己认识法医，只要给姚平开个得了某种病的证明，他也许就可以“保外就医”。那人还说，某某的儿子把人打成重伤，就因为爹有通天的本事，儿子就被“保外就医”出了监狱。
“有这个啥不能办？有关系网啊。”对方伸出两指，作出一个数钱的动作，“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永远不可能。只有平头老百姓犯了事儿才要依法制裁，规矩都是人定的，哼哼哼。”
郑彩凤了解那个“哼哼哼”的意思，她也相信。当年到了老专家那里，儿子都烧得只剩半条命了，但人家走后门的人还是排到了他们前面不是？从那时起她就想，莫说自己还没挣到多少钱，就是真挣到了，办事也不如某些人一句话、一张条子好使。所以她才不甘心，如果这世界是不公平的，那自己的儿子有没有可能成为资源的掌握者、规则的制定者，而不再像只蝼蚁那般任人践踏呢？
她掏了钱，对方让她等消息，可过了一个月又等三个月，半年后对方说，人命关天的大事不好办，要她接着等。这时有人提醒郑彩凤，说她丈夫在外面还有一个家，“那女人把大胖小子都养出来了”。
郑彩凤这才想起，姚大强好像确实三天两头不着家了。她很愤怒，拿着刀追他，说儿子已经这样了，他怎么还有心情出去找别的女人快活，还是不是人？姚大强在前面跑：“你天天疯子一样，但我们老姚家不能断了后。你不能生，还不能让我找别人生吗？儿子都是让你害死的，不是你逼他……”举着菜刀的郑彩凤听到这话，突然停住了——儿子真是让自己害死的吗？全部是自己一个人的责任吗？
姚大强骂郑彩凤是个神经病，这个词儿彻底激怒了她，她早就不想活了，既然男人不在乎他们母子，那三个人就同归于尽吧。
就这样闹了几天，在郑彩凤再次发威时，姚大强叫来了精神卫生中心的大夫。几个彪形大汉把郑彩凤按倒在地，用膝盖顶住她干瘪的后脊梁，那柄菜刀被卸在了不远处。
晚上，路灯次第亮起，一直延伸到城市的尽处。风有点凉，许多人来来往往，有男人，也有女人，有大人，也有孩子，那一刻他们都看着那个大声呼喊“我没有疯”的女人，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躺在束缚床上，郑彩凤觉得自己可能是真疯了。一个不疯的人是不会被关进精神病院的，这不科学，也不文明。她被注射了一支安定，眼前的世界就模糊了。
第二天醒来，护士拿给郑彩凤药，她顺从地张大嘴巴，一口吞了下去。见多识广的护士也有些见怪，说：“昨天闹得还很凶，今天这样听话了，真是不可思议，果然是一个神经病。”之后又像哄小孩子一样鼓励她：“你这样就对了，早点好早点出去。”
郑彩凤笑了，她抬起头问护士：“我出去能见到儿子不？儿子能放出来不？”
“能。”
“那好那好。你不骗我？”
“不骗。”
“需要多少钱？我有钱。”郑彩凤往口袋里一掏，里面当然没有一分钱。她犹豫了一下，做出了一个爽利的掏钱动作，然后捏住“钱”递了过去，问：“够不够？”
医生说，她得的是妄想型的精神病。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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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长江穿城过，武汉的码头很多。管理这些码头的是港务局，下辖长江沿线几百公里的十来个站点。1987年底，陈娟中专毕业进了港务局机修车间，上班的站点就在老家J镇。长江在这里温柔地拐了一个弯，孕育出中下游第一深水良港，逆流而上到武汉城区，那时得需两三个小时的水路。
刚进单位，陈娟第一次去劳保仓库领用品，就见到了保管员杨师傅。杨师傅一边干活，一边操着四川口音的武汉话跟陈娟拉家常，亲切随和又熨帖。陈娟很快便知道，杨师傅在单位人缘极好，而且她大儿子伍家桥在财务科做会计，大儿媳胡金兰在客运站上班，小儿子伍家正是“546拖轮”上的加油工，二儿子伍家平还在部队——按政策，退伍后肯定也能回港务局上班——一家五六口人都在港务局家属大院里，可谓是“大户人家”，毕竟，那时家里能有一个人在港务局上班，已经是令人羡慕的事了。
工作第二年，陈娟见到伍家平时，他正在港务局人事科办理上船手续，那昂首挺胸的身姿、四平八稳的步态，很有军人的风采。只是当伍家平向她表白时，不知怎的，陈娟眼前浮现的竟是杨师傅那张温和的笑脸。陈娟后来才发现，三兄弟当中伍家平最像母亲，不论是长相，还是性情。
恋爱中的小伙子总是爱吹牛。伍家平对陈娟说，他在部队入了党，当上了班长，退伍时连长和营长一再留他做志愿兵，不舍得让他走。
陈娟调侃他：“在青岛当兵多好，为什么一定要回武汉呢？”
伍家平这才正色道：“一家人回武汉，生活在一起，是我老头（武汉人对父亲的称呼）穷尽一生的心愿……”
伍家平的父亲是地地道道的汉口汉正街人，60年代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出来的高材生，毕业时本可留在武汉交通局工作，可他满腔热血，一心要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便去了云南昭通，做了当地汽车总站的一名调度员。伍家平的母亲是四川宜宾人，初中毕业后就到安边镇供销社参加工作，因“家庭成分太高”，二十七八岁还没对象。昭通与宜宾隔着金沙江，两人就通过熟人介绍得以相识、相爱、结婚。老大伍家桥出生时，夫妻俩都将近而立之年。
给长子的名字里缀了一个“桥”字，是因为伍父常想念武汉长江大桥。相较于年轻时的理想澎湃，有了孩子以后，他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觉得这偏远的大西南与繁华的大武汉不可同日而语，不想让儿子们一辈子窝在这里。在老三伍家正出生以后，他便开始了举家迁回武汉的计划。
伍父设想自己先行调回武汉，再接母子四人过去。在交通系统内部，他申请调到武汉港务局一个位于J镇的下属站点，颇为顺利。然而，在70年代，杨师傅想要跨省跨行业的工作调动，简直比登天还难。于是往后近10年时间里，在长江岸边和金沙江畔，夫妻俩都生活在对彼此的翘首以盼中。
1980年冬天，46岁的伍父生了一场大病，没等来一家团圆，便撒手人寰。杨师傅带着3个儿子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从宜宾到武汉奔丧。当遗体从医院的太平间转上殡仪馆的车时，伍家桥捧着父亲的头和肩，伍家平和伍家正一人捧着父亲的一条腿，杨师傅在一旁哭得晕了过去……
这一场景，伍家平终生难忘。那年他才13岁，还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凄入肝脾的悲伤，只能学着大哥伍家桥的样子，憋红双眼，强忍眼泪。伍家正那时还未满10岁，他成了家里唯一可以一边嚎着“老汉儿（四川人对父亲的称呼）”一边肆意放声大哭的人。
伍父实现了“就是死，也要把老婆孩子调回武汉来”的诺言——正是他的离世，让杨师傅得以被政策照顾，工作调动到港务局，母子们回到了父亲心心念念的武汉。
1981年春节前，港务局在家属大院的单元楼给伍家母子们分了一套两室一厅。那个家徒四壁的除夕夜，年夜饭是4碗酱油泡饭，加1盘刚从泡菜坛子里捞起来的泡萝卜。
当时住在武汉城区的小姑妈因病不能生育，也体恤兄长去世后嫂子自己拉扯3个儿子的艰难，很想把伍家正要去做儿子，但是任凭亲戚们怎么劝说，杨师傅就是不同意，“再穷再苦，也要把3个儿子都留在身边”。她相信儿子们长大后相互帮衬，一定会过上好日子的。
伍家平说，他坚定地从青岛回到武汉，是对父亲最好的怀念，也是希望能实现母亲的心愿。
2
一开始，陈娟觉得有杨师傅这样一位好母亲，伍家一定是一个和睦有爱的家庭。然而，现实显然跟想象的不一样。
就在陈娟结婚前，大嫂胡金兰几次当着家里人的面对伍家桥说：“三兄弟结了婚以后，就各人过各人的日子，互不相干。”
陈娟觉得莫名其妙——不都说“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吗？可作为还没过门的儿媳妇，她也没好意思多问。待她进了伍家的门，胡金兰代表她家随礼200块钱——普通朋友倒罢了，作为大哥大嫂，这钱着实是少了点。很快，伍家桥又私下塞给陈娟和伍家平700元钱，说工资都被胡金兰管控了，这是他打麻将赢的，原本想赢个800凑个整，给弟弟随个四位数的礼金。
大哥两口子的迷惑行为，让伍家平不得不给陈娟解释：原来，胡金兰是觉得，当年她结婚时伍家平还在当兵，只送了大哥一双部队发的皮靴作为贺礼。她还说，伍家桥从十六七岁就开始上班挣钱，帮着母亲养两个兄弟，“伍家人这辈子都亏欠着伍家桥，这辈子都亏欠着她胡金兰的”。
伍家平安抚陈娟说：“嫂子这么说，也不是完全没道理。这么多年，拐子（武汉人对大哥的称呼）也确实是做到了长兄如父。他有小家了，不可能总是顾着我们。拐子不容易，我们以后一定要对他好。”
伍家平又说，父亲去世时，成绩优异的大哥刚考上宜宾市一所重点高中，老师们都公认他有望考上武汉大学。而一家人从宜宾到了武汉后，不满17岁的他只能辍学顶替父亲成了港务局年龄最小的临时工，每个月拿着23块钱的工资帮母亲养家。
临时工就是哪个部门缺人手就去打个替，伍家桥在财务科帮忙时，觉得自己是块做财务的料，于是有事没事就跑去帮忙，深得财务科长赏识。1年后，伍家桥成为正式工的同时，也成了财务科的小会计，期望着有朝一日坐上财务科长的位置。
除了应付自己的工作，伍家桥平日还要像大人一样，天天叮嘱两个兄弟好好学习，将来一定要考大学，一定要赚很多钱，一定要出人头地。
不过，伍家平读书笨，特别是数学，学得脑壳疼，高中没考上，只好到码头上去“扫舱”——就是等运货的驳船把货物卸载完后，带着扫帚和麻袋过去，把遗漏在舱里诸如粮食、化肥等货物清扫干净，以便驳船下次装货。
每条船的扫舱费是10块一次——10个人扫也是10块，1个人扫也是10块。遇上大风大浪的坏天气，连着几天一条驳船也没有。一起扫舱的大都是港务局水手们从农村老家带出来的家属，或者像伍家平一样读不进书又不够招工年纪的职工子女。家属们为抢地盘，一个赛一个泼辣，那些孩子们在码头上也是混得天不怕地不怕，刚出学校门的伍家平常常被挤出扫舱队伍，站在船边喝西北风。他扫舱挣得最多的一次是2块钱，最少的一次是5角钱。显然，这活儿不是长久之计。
对于伍家平来说，当兵是最好的出路，因为他不可能像大哥一样顶替父亲成为正式工，而按照当时的政策，从部队退伍的职工子女也能成为正式工。
到了1984年的征兵季，伍家平看着天天跟自己一起扫舱的伙伴王大伟被选上时，心里很是羡慕，可他年龄不够，只能暗暗着急。伍家桥看出了大弟的心思，买了一条游泳牌香烟，趁着天黑送到人事科长家里，求人家第二天带他去派出所找熟人，把大弟的年龄改大1岁。就这样，17岁的伍家平，后来成了海军航空兵的一名新兵。
伍家平去部队那年，伍家正14岁，刚上初二，常常考满分。伍家桥曾说，小弟读书天分高，将来一定能够考上一所好大学，“他在学业上能走多远，我就供他走多远”。可伍家正的心思根本不在学习上，他经常逃学，跟一些不良少年混在一起——或许是觉得既然两个拐子也都没念多少书，还能一个坐机关一个当了兵，那么凭他的聪明，一定能混得比他们更好。
伍家桥知道后，怒不可遏，一天晚上，他从街上录像室里把伍家正揪回家，当着母亲的面要小弟跪着承认错误，从此好好上学。伍家正怒视着他，就像那天在父亲的葬礼上一样哭嚎：“我只给老娘下跪，我不要你管！”
母亲的眼泪让伍家桥下不了狠心再责骂弟弟，只能无可奈何摔门而去。
在那个刚刚改革开放的年代，长江航运事业发展得如火如荼，港务局除了客运和货运码头业务，还连续增加了2条拖轮、8条驳船，开展了货运业务，招收了大批合同工——那时国企体制改革已初显端倪。
又是在伍家桥的周旋下，刚刚初中毕业的伍家正成为编号546拖轮上的一名合同制机舱加油工。伍家桥觉得小弟只有远离街上那些游手好闲的哥儿们，才能成才，若是肯钻研，以后做三管轮、二管轮、大管轮乃至“老鬼（武汉方言里对轮船机舱最高职务轮机长的行业俗称）”，也不是没有可能，一样能出人头地……
听了伍家平这些话，陈娟对大哥感恩在心，对大嫂也是尊重有加，和和气气。她甚至也学着伍家平和伍家正一样，大包大揽了侄子伍剑的零食和玩具，以至伍剑成了院子里同龄孩子最羡慕的对象。若是哪家孩子想缠着家长要同款，就会被说：“谁让你没有大叔叔和小叔叔呢。”
伍家兄弟三人早就商量好，老大老二结婚都找单位分房，母亲的这套房就留给老三结婚，到时母亲就跟老三一起住。伍家平结婚的新房，跟大哥伍家桥当时一样，也是单位“鸳鸯楼”上的一套单间。
“鸳鸯楼”曾是港务局最早的办公大楼，后来在长江边建了新的办公大楼后，这栋3层楼房就用来安置新成家却还没有分到单元房的年轻职工，久而久之就被戏称为“鸳鸯楼”。楼里每一层只有1个公厕，做饭只能在过道里，生活十分不便。为此，杨师傅也像当年对胡金兰一样对陈娟说：“你们洗漱吃喝都在我这屋里头吧，晚上过去睡觉就行。”
可当陈娟把第一个月的生活费交到婆婆手里时，她却不肯接：“你是新媳妇，这头一个月你是应该吃我的。”又嘱咐她：“以后，有什么事别跟你大嫂一般见识，也别学着她对待你那样去对待她。不然，你就成了跟她一样的人。”
陈娟点点头。
3
1992年，伍家正做了拖轮上的三管轮。那时港务局的经济效益空前的好，船员跑一趟江，光奖金就有1千多。伍家正拿着比他的两个拐子多得多的工资奖金，风光无限，很快就迷上了打麻将，抽烟、喝酒样样不缺，衣服鞋子非名牌不要。常常是这个月找同事借钱，下个月发工资再还，存不下一点钱。
伍家正的女友是港务局幼儿园的老师秦惠，人长得漂亮。她不仅不反对伍家正昼夜不分地打麻将，甚至还用自己的工资贴补他，哪怕被输个精光，她也不说半句不好。
兄弟三人就伍家平不会打麻将，平日自觉把工资交给老婆。杨师傅常跟陈娟说：“你跟老二是真正的恩爱夫妻，你们的日子过得是我最放心的。”陈娟的一对双胞胎儿女伍楠楠和伍妮妮出生后，杨师傅更是不遗余力地帮忙照顾，让夫妻俩好好上班，多拿奖金，以应付比别人多一个孩子的生活。
这时，胡金兰和伍家桥作为“双职工”，已经分到位于杨师傅家楼上的一套两室一厅。胡金兰认为婆婆当年只是帮她带了一个孩子，而现在一下子要帮老二带两个孩子，这样算下来，伍家人亏欠她更多了，一天到晚就“咚咚咚”上楼、“咚咚咚”下楼，甩脸色给婆婆看。
陈娟的孩子不到两岁时，秦惠怀孕了，必须得马上结婚。杨师傅的家要成伍家正的婚房了，而“鸳鸯楼”上那间十几平的单间显然挤不下一家四口的生活。为了不让婆婆为难，陈娟“嫁一返三”地回到娘家去住，只等着港务局集资楼建起来，带着孩子搬新家。
1996年，大势所趋，港务局进行了“房改”，原本已经分配住房的职工，根据住房面积交一定数目的钱，买断房子的所有权；新建的住宅楼，由单位和职工个人各出资一半，故称为“集资楼”。对于伍家三兄弟来说，就相当于老大、老三各花6千多块钱买了旧房子，而老二花了3万5买了新房子。
房改之前，港务局还新购置了一条900吨级的“自航船901号”，专门承包给职工经营，安置富余的船员。第一轮承包人据说赚了不少钱，惹得旁人眼红，吵吵闹闹中，这一年单位规定，每一轮承包期为3年。
伍家桥也加入了承包的竞争队伍。此时他已经是财务科主管会计，迈上财务科长的位置指日可待，儿子伍剑也到了小升初的关键时期，他若长期不在家，对孩子成长肯定不好。但或许是想着能赚大钱，或许是疲于与胡金兰日日相对、时时吵架，最终，伍家桥拿下了“901轮”第二轮3年的承包期。
从这一年开始，伍家桥基本上不在家里。他上船后没多久，杨师傅有一天突发脑溢血。事后胡金兰给陈娟传的话是，老三平时没存下什么钱，结婚时花光了母亲的积蓄不说，还找人借了不少钱。杨师傅发病的那天下午，老三跟船队去了上海，有两三个人到家里来管秦惠要钱，起了一点小争执，杨师傅一时急火攻心，血压飙升。
伍家平把母亲送到了武汉长航总医院抢救，伍家桥和伍家正也连夜往回赶。杨师傅住院一个多月，命是保住了，但还是留下了偏瘫的后遗症，好在生活基本能够自理。
4
在母亲生病的同时，伍家三兄弟的生活和工作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公路运输的飞速发展，大货车成了货运市场的主力，汉施公路建成通车后，从J镇到武汉市区公交车只需1个小时。港务局的客运和货运效益大幅下滑，昔日热闹繁华的客运码头冷冷清清，拖轮和驳船运输货源紧缺，一度到了发不出工资的地步。
紧接着，港务局就被卷入了国企改革的滚滚浪潮中。为了赚钱，从港作船调到码头趸船上做水手的伍家平，只好跟对班的同事商量，他来值所有的夜班——这样下班后他就能去陈娟娘家旁边一所中学的大门口出早摊卖热干面，每个月赚几百块钱，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调班的同事是一名即将退休的老师傅，他同情伍家平“伢（武汉人对孩子的称呼）多”，“不搞点外快养不活”，从不对领导汇报伍家平上班时间在外面摆摊的事，伍家平也会逢年过节买两瓶好酒送给老师傅表示感激。
而伍家正也跟船员一样，排不上多少班，只能领到60%的工资。在家休息时，他混迹于各处麻将馆，输输赢赢，反正总有钱过手。秦惠在外面跟别人合伙开起了一家美发店，他们的儿子伍登完全由姥姥姥爷在照顾。
伍家桥承包“901轮”不到1年，长江货运市场就日渐式微，为了支撑业务，他找武汉的叔叔和大姑妈借了几万块钱作周转金——其实这些钱本可以不借，可他赚回的钱都在胡金兰手里，只能进不能出，令他很是苦恼。他眼睁睁看着母亲半身不遂地整天蜗居在家里，板着脸跟两个兄弟打招呼：“你们都注意点，莫在老娘面前提乌七八糟的事，不然以老娘的脾气，急都急‘过去’了。”
作为大哥，伍家桥眼睁睁地看着大兄弟起早贪黑地赚着零票子养家糊口，小兄弟天天在麻将桌上等着上船的消息……可他也是自顾不暇，再也不能像从前港务局形势大好时那样，想个办法就能把问题解决了。于他的小家庭，他再也赚不到大把的钱交到妻子手里，胡金兰总是不高兴的脸拉得更长了——除了借，除了欠，他还能怎么样呢？
这种不再被人依靠、又不得不求助于人的状况，逐渐消磨掉伍家桥的心性，让他愈发自怜自艾起来，整天待在船上不回家。伍家平跟他打电话，他常把“眼不见，心不烦”挂在嘴边。
整个港务局家属大院都失去了往日安稳的气息，人们都变得惶惑不安，都觉得有必要做一个长远的打算了。有的人像伍家平一样在小镇上摆摊谋生，有的人像伍家桥、伍家正一样，等着港务局效益能够好起来，还有的人投亲靠友去了外地找工作，甚至举家外迁。
在这样奔波困顿的情形下，伍家三兄弟都忽视了母亲的存在。伍家平的家与杨师傅家只隔了一个篮球场，那时他一对双胞胎已经在上幼儿园了，孩子们上下学时，杨师傅会准时准点站在二楼家里的阳台上，眼巴巴地看着孙子孙女走过来，又眼巴巴地看着他们走过去，有时还会不知是高兴还是伤心地抹着眼泪，其情切切，令陈娟心酸。
陈娟曾经很想遂了婆婆的心愿，将她接到自己家来住，但是又惧怯会被胡金兰像唠叨秦惠那样，说自己照顾婆婆就是为了领婆婆的退休金。有一天，陈娟在路上遇到婆婆家对面的老邻居张孃孃，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和顾虑。张孃孃说：“这事老大不开口表态，你们做老二的怎么好做决定呢？做了决定是有责任的，或者三兄弟得开个会商量一下。”
然而，直到1998年秋天杨师傅去世，疲于奔命的伍家三兄弟，都没能坐下来好好聊量一下，该怎样安顿母亲的孤单寂寞。
这也是伍家平一辈子不能原谅自己的事情。多年后，他流着眼泪对陈娟说：“我为什么非要等拐子发话，我为什么就没想到，就当老娘只养了我这一个儿子，我一想起老娘眼巴巴望着我的样子，就觉得我有罪过……”
5
时代变革的大浪不会因为一家的悲欢而停歇。1999年，陈娟成了第一批下岗人员，紧接着第二批、第三批，胡金兰和秦惠也相继下岗。曾经的伍家三兄弟都是“双职工”，家属大院里的人艳羡不已，如今却变成了令人同情的现实：这一大家子，十来口人，可怎么办？
伍家三兄弟的生活也陷入了更多困顿。
先是秦惠出轨一同开美发店的美发师，伍家正说他早就知道此事，一直想离婚，只是碍于母亲住在家里，闹出来怕母亲伤心，现在母亲不在了，他也就很快办理好离婚手续，秦惠带着3岁的伍登，回了娘家。
港务局的拖轮和货轮基本上已经处于停运状态，船员们连60%的工资都领不到了，眼看着小弟离了婚，工作也快保不住了，伍家桥就想让他到自己尚在正常运营的“901轮”上做事。结果胡金兰冲上船去，把伍家正的行李一把甩进了长江里，说丈夫是“自己屁股流鲜血，还帮别人治痔疮”。
伍家正倒也硬气了，把家门一锁，重新置办行李，找到在武汉城区做餐饮酒店运营经理的表弟，在一家酒店后厨找了一份学徒工的工作，总算是解决了吃饭问题。
2000年夏天，铁哥们王大伟请伍家平喝酒。酒过三巡，王大伟说：“你晓得不，你拐子给你找了个小嫂子，蛮漂亮的。”
伍家平瞪他一眼：“你少放屁。”
王大伟说：“港务局满院子里的人都晓得，就你大嫂不晓得，未必你也不晓得。”
伍家平问：“么时候的事？”
王大伟说：“你老娘走之前就有的事。”
那个“小嫂子”是伍家桥在船到汉口上岸逛街时在一家发廊认识的，后来就干脆带着住在船上，之后更以业务忙为由不回家了，反正胡金兰向来把钱看得比人重，钱回了家，就不管人回不回家了。
那年，伍家平的大侄子伍剑已经念初二了。学校报名头一天，胡金兰的二姐找到陈娟，历数伍家桥在外面找女人不顾家、胡金兰天天躺在床上流眼泪的伤心事，说胡金兰现在连儿子上学报名的钱都没有了，又不肯拉下面子找兄弟帮忙，只好她这做姐的出面了。
知道了情况的伍家平打电话问伍家正：“拐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伍家正说：“莫听胡金兰她姐瞎说，拐子以前赚的钱都在她手里，她就是不肯拿出来，什么没钱报名上学？她是觉得我们伍家到现在都亏欠她的……不过，现在拐子也确实是亏欠了她。”
伍家正还告诉二哥，胡金兰没经过自己同意，就把他的房子（杨师傅的房子）租出去了，好几个月了，他才知道。他打电话，胡金兰不接，是侄子伍剑接的。孩子一本正经地说：“这是我奶奶的房子，我现在没饭吃了，只能租房子出去。”伍家正火了，一字一顿地说：“你小叔叔我，也有个儿子，他叫伍登，他现在也没饭吃了。”然后坚决表示不同意出租。最后，租是退了，但是胡金兰收到手的几个月租金并没有给他。
伍家平不知说什么才好。那时他的一双儿女正上小学，用钱的地方多。他在学校食堂里面租了一个摊位，专门卖热干面，1块5一碗，钱挣得艰难。但是感念大哥的恩情，在第二天侄子伍剑到家里来要报名费时，陈娟仍然给足了钱：“拿去，这是你大叔叔给你的，不用还。你只管好好学习就行。”
伍剑一日三餐在学校食堂里吃饭，有时候去别的摊位吃，也不付钱，说是他妈没钱给他吃饭，就等着大叔叔伍家平去买单。
2001年初，伍家桥的“901轮”也停运了，除了欠着原来在船上的港务局船员不少工资，在外面也拉了债。他一回家，要债的人就上门，他干脆就不回家了，带着相好的到武汉城区去找伍家正。
伍家正彼时跟着酒店的一位师傅学做烧卤，低三下四，“连师傅的内裤都得洗”，好不容易才站稳脚跟。面对落荒而来的大哥和“小嫂子”，他把租住的斗室让出来给他们，自己晚上睡在酒店楼梯间里，之后又帮“小嫂子”在酒店找了份服务员的工作。
伍家桥觉得自己是做大事的人，不愿接受命运的滑落，一心认为还能东山再起。他不愿去酒店里做“低档活”，就靠“小嫂子”养着，靠小弟接济。
一天，伍家正给伍家平打电话：“拐子这几天牙痛，天天打吊针，我实在没钱再帮他付药费了，你能不能送点钱过来？”伍家平挂了电话，悄悄地从孩子房间书柜里抽出几本书，书里夹着的几张5块10块100块的钞票，陈娟就当作没看见，感觉丈夫就像当年的大哥一样可怜。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熬着。又过了一年，伍剑没有考上高中，胡金兰让他到大叔叔家里借5千块钱，想花钱买一个上高中的名额。
陈娟想不通，对伍剑说：“你妈原先不是给你存了一笔教育保险金嘛，可以取出来用啊。”
伍剑说：“我妈说那个保险金提前取出来不划算，那么多利息就没有了。”
陈娟就反问：“你大叔叔把钱给你上学，你弟弟妹妹的学费怎么办，我找谁去借呢？”
她其实就是气——5千块钱不是小数目，胡金兰凭什么就让孩子来跟她开口？曾经有那么几秒钟，她想起来婆婆对自己的教导，但是现在婆婆不在了，她不想太过委屈自己了。
第二天，伍剑路上遇到伍家平时，头一扭就不理他了。伍家平回家气得连饭也没吃，怪陈娟不借钱也就罢了，还跟孩子说那些话。陈娟赌气说：“就算你们两个做兄弟的亏欠拐子的，我不亏欠大嫂的吧？我得顾着我的两个伢。”
胡金兰硬是不让伍剑去上高中，而是去了建筑工地上跟人学做泥瓦匠，院子里有人问起来，她说：“谁让他大叔叔不支持他读书呢。”
直到1年后，也许终究是于心不忍，也许是看到两个小叔子确实是不会再像从前一样为自己的儿子花钱了，她才拿钱出来，在娘家那边找关系让儿子上了高中。
2003年下半年，伍家平连借带贷，用10万块钱承包了学校的食堂。伍家正便找到他，商量说想把拐子叫回家来，到食堂里做事，不能再让他在武汉跟“小嫂子”待在一起了，还是得回家好好过日子：“我已经管拐子两年多了，也该轮到你管管了。”
伍家平叹气说：“我已经管了他儿子两年多了，也就落个侄儿不认叔的下场。”
伍家桥本不愿回家，他觉得没有了赚大钱的机会，还得靠两个兄弟帮衬着，回家没什么脸面，更不想面对妻子那张始终阴霾的脸。他不担心儿子——胡金兰手里的钱足够把儿子养大了——他的踌躇满志都丢在长江的风里和浪里，只想这样在外面混一天算一天，只要身边年轻的女人不嫌弃他就好。
可在两个兄弟的说服下，他终究还是回家了——他们夫妻俩私底下协议，要么胡金兰把手里的钱拿出来，各人分得一半离婚，要么胡金兰既往不咎，大家凑合着过日子。胡金兰选择了后者，依然是一副淡漠的样子。
伍家正也离开武汉回到J镇跟秦惠复婚了。复婚是秦惠提出来的，她说孩子慢慢大了，总是要找爸爸。复婚之前，秦惠在小镇有名的“好吃街”上接手了一家名叫“食顶轩”的小餐馆，以此为由，让伍家正“回来帮忙”。伍家正目睹了大哥不回家后大侄子的样子，不想自己儿子伍登重蹈覆辙——既然大哥都被劝回了家，那自己也回家吧。
可伍家正在武汉待了几年，手里也没存下一分钱。他找伍家平借钱置办些生活用品，伍家平说：“钱是不会借你的。你需要什么，写个清单，我让你二嫂给你置办齐全。我怕钱一过你的手就没有了，还得找我要。”
伍家正“嘿嘿”地笑着，算是默认。
陈娟心疼这个没心没肺又好面子的小叔子，给他买的都是从前他认为最上档次的海飞丝洗发水和力士香皂。伍家平说：“你这可真够奢侈的。”陈娟说：“莫为了节约几个钱，掉了你兄弟的档次。”
这一年是2004年。整个社会经过国企改革与下岗工人再就业的阵痛期，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伍家正和秦惠的“食顶轩”虽然只有五六张台位，但生意照样做得风生水起，很快在小镇就有了名气。
伍家平的食堂经营得也很顺利。他安排伍家桥做了粉面档口发货的师傅，每个月工资明面上跟其他员工一样是1800块，但陈娟私底下会再给他500块钱。这样基本够得上他家里的伙食开支了。
不过，伍家桥放不下拐子的架子，做事是很能干，但派头俨然盖过老板。伍家平每天看着拐子在自己店里昂着头出出进进，不管他状态如何，都觉得心安：三兄弟的生活，似乎重新回到了正轨。
6
2005年，伍楠楠和伍妮妮11岁了，两个孩子像小树苗一样地窜着个儿，乖巧可爱，这让伍家平和陈娟觉得再苦再累都值得了。
然而，就在这一年，伍楠楠被确诊出脑瘤，伍家平和陈娟带着儿子跑遍了武汉所有的大医院，专家教授都劝他们放弃，说坚持到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人财两空”。伍家平没有轻言放弃，当机立断，将做得红火的学校食堂以5万元的低价转出，在一位医生的建议下，去了广州的一家脑科医院，寻找儿子生命的希望。
得知老二要转让学校食堂，伍家桥第一时间就走了，他跟胡金兰一起去到儿子上高中的镇子，用他在食堂学到的手艺开了一个早餐店。他都没问一句、看一眼躺在医院病床上的侄子，就在兄弟的生活里消失了。
伍家平夫妻俩带儿子去广州的那天早晨，伍家正花200块钱叫了一辆出租车，将他们送到了武昌火车站。两个月后，伍楠楠痊愈回家时，又是伍家正租车将一家人接了回来。
港务局给大部分职工买断了工龄，伍家平按照工龄拿到了2万5千块钱的安置费，连同手里所有的钱一起，救回了儿子的命，从此倾家荡产。在夫妻俩抱头痛哭的夜晚，伍家平发誓一定要赚大钱，以防儿子病情万一复发：“从今往后，只要我儿子好好的，我就什么也不怕。”
伍家桥和伍家正也拿到了相应的安置费。在得知拐子会回单位来领这笔钱时，伍家平叫上弟弟一起，将领到现金的伍家桥堵在财务室门口：“你还欠着院子里的人在‘901轮’上的工资，就用这钱都还了吧，免得日后回家不好见人。”
伍家桥说：“那不行，钱都还欠账，我跟胡金兰没法交代。”
伍家正说：“那你就问问大嫂，是要你的钱，还是要你的脸。”
就这样，在两个兄弟的陪同或者说是押送下，伍家桥手里拿着现金，一家一家地上门，还了院子里老同事的钱，收回了搁置了几年的欠条。再见面时，胡金兰对两个叔子的脸色就更难看了。
2006年初春，伍家平看好一处闲置的楼房，想要跟伍家正一起做一家大酒店。“食顶轩”的体量已经容不下伍家正日益壮大的理想——做J镇餐饮行业的龙头老大。
那几年，J镇大量的农田扩展为城区，版图面积成倍增长，开车去武汉城区也不过半小时了。随着振兴长江航运的国策实施，“长江中下游第一深水良港”的优势又一次体现了出来，镇子变成了小城。身家颇丰的伍家正和已倾家荡产的二哥一拍即合：兄弟两人各出资一半，做一家J城最大的餐饮酒店，伍家正图名，酒店沿用“食顶轩”的名头，他做总经理，伍家平图钱，只为赚钱养家，做后勤经理。
伍家平没有勇气像拐子一样去武汉找叔叔和姑妈们借钱，陈娟在她父母的帮助下，借遍了娘家亲戚，凑齐了投资款。
这年秋末，营业面积上千平的“食顶轩大酒店”开业，一时风头无两，门庭若市。J城的人们都以请客吃饭能在“食顶轩”订到座位为荣。伍家正西装革履，春风得意，他觉得自己又一次站在了人生巅峰。伍家平只关注每个月的成本、收入和利润，计算什么时候能够还上妻子亲戚们的钱。
然而酒店开到第二年，虽然看起来热热闹闹，但投资非但没收回多少，还多了上百万的“未付款项”。每次管理层开会时，财务经理总是提醒伍家正，“经营成本，特别是采购成本和人情成本过高”。伍家平问何为“人情成本”，财务经理说：“就是伍总的熟人来酒店消费时，折扣低到了七点几折，有时候还要另外赠送酒水，这样算下来，根本就赚不到什么钱。”
伍家正和秦惠转让了在“好吃街”的小餐馆，又在新城区新开了一家名为“食更轩”的农家菜馆，想与“食顶轩”共享货源和客户资源。在酒店里，员工们都称伍家正为“伍总”，称伍家平为“伍经理”，兄弟俩因为经营成本的问题发生了矛盾，伍总就说：“钱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概念。”伍经理则说：“我着急要赚钱还债。”
这样僵持到2007年底，伍家平萌生了退意，对弟弟说：“你这样的经营方式，我看不到赚钱的希望。我只想拿走我还没有收回的投资款，把亲戚的钱还了，以后随便做点什么小生意，只要能养家就行。”
伍家正说：“你就这点出息。”
伍家平说：“我连老婆孩子都养不活，还谈什么出息？”
2008年的正月十五一过，兄弟俩接着谈散伙的事。就在谈判处于胶着状态时，消失许久的拐子伍家桥出现了——伍剑已经上了大专，他和胡金兰又回到J城，听说两个弟弟起了分歧，便以兄长的气势掺和进来。
在几年平静如水的生活中，他似乎又找到了长兄如父的感觉，同时表达了一个信息：不管你们哪个留下来，我肯定得要在酒店里找个事做。他认为小弟聪明，而大弟笨拙，必定是小弟留下来继续做老总，于是以自己残存的财务知识写了一份分析材料，力证目前的经营方式正确，以助力小弟。
伍家平难过地对陈娟说：“拐子哪怕是像以前那样，把我们两个叫在一起臭骂一顿，骂我们不该这样闹、让外人看兄弟伙的笑话，或者，哪怕是气愤不过，再给我们几巴掌呢，也比现在这样好啊……”
也许是上百万的亏空吓坏了伍家正，也许是认为自己还有另外一个店，想给二哥一条后路，最后他提出拿走他尚未收回的20万投资款，退出“食顶轩”，将酒店法人更换为伍家平，一切债权债务都归伍家平所有。
伍家平说：“我随你，你想好。”
伍家正无不失落：“你终于可以是‘伍总’了。”
伍家平苦笑一声：“赚了钱才是总。”
就这样，加上名下尚未收回的投资款，伍家平相当于花了将近200万买下了酒店。
伍家桥转而给大弟打来电话：“我要到你这里来做事。”
伍家平赌气说：“我这里人手够了，小弟那边需要人。”
于是，坊间传说成了：重情重义的伍家正把大酒店让给了二哥，又把大哥安顿到自己的店里做事。而伍家平呢，把一起打江山的小弟赶走了，也不管大哥的死活。
伍家平一门心思只想着怎么赚钱还债，不认为这是兄弟反目，而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自此伍家三兄弟之间少有来往，有共同的朋友提起这事，伍家平只以一语带过：“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我兄弟。”
7
伍家平又回到当初做小生意时候的状态，每天早上3点半不到起床，跟着货车一起去华南海鲜市场打货，晚上一直到酒店打了烊才回家。两个孩子一个上了高中，一个上了职校，陈娟承担了早起到菜市场采购青菜的任务，仅原材料采购一项，一年就节约近20万的成本。到2011年底，在开业第5年，酒店终于实现了货款月结和无负债经营。
2012年刚过完年，伍家桥打电话给伍家平，说胡金兰病了，乳腺癌中期，想找他借2万块钱，如果他不借钱的话，胡金兰就没治了。
伍家平知道大嫂手里是有钱的，只是不肯拿出来，但是面对拐子的求助，他过不了自己心里的坎。陈娟知道这钱“借”出去，就是扔进黑洞，如果大哥大嫂让她敬爱倒也罢了，如今这种状况，她也只说：“兄弟一场，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按我们现在的情况，只能给她5千。”
胡金兰病愈出院后，在院子里碰到陈娟，扭头就走，就当没看见。陈娟回家说给伍家平听，伍家平说：“她可能是生气，拐子本想找我借2万，你却只同意借5千，你还欠她1万5千块钱。”
稍有闲钱后，陈娟坚持让伍家平在新城区买了新房，从港务局家属大院里的集资楼里搬了出去。紧接着用新房做了抵押贷款，在刚刚兴起的两个商圈里做起了两家加盟品牌的西餐厅。这样一来，伍家平赚到的钱永远循环在投资的环节里，手头没有现金。陈娟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护自己的家庭。因为她不知道，大嫂所认为的“伍家人对她的亏欠”，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个头，以后她还要找自己要多少钱。
伍家桥在“食更轩”做采购，时常给伍家平带来伍家正的“坏消息”，总是说“食更轩”虽然生意一直火爆，但财务管理一塌糊涂，货款拖欠严重——因为伍家正作为老板，很少管事，除了请客吃饭，就是喝茶、打麻将，坐飞机天南海北地到处听管理课，所有的进账、出账都是秦惠一手管理，总说生意是在亏损，没赚到钱……
伍家平的一个供货商老朋友告诉他：“你拐子很不地道，每个月都找我们这些供货商要两三百块钱的回扣，说他老婆治病吃药蛮费钱。你说我给吧，都是小生意，能赚多少呢，不给吧，又不能得罪他，这里面的道道你都晓得的——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该你小兄弟吃亏。”
伍家平拍拍老朋友的肩膀：“以后别跟我说他们的事，我什么都不想知道，知道了也管不了谁。”
伍家正把母亲留给他的老房子抵押出去借了10万块钱，债主一定要他的两个拐子在协议上签字，证明这房子的所有权是他一个人的，将来不会“扯皮”，才肯放心地借钱给他。
伍家平不愿意签这个字，觉得这房子是母亲留下来的一个念想。可伍家桥说：“你要是不签，老三就借不到钱——你又不肯借钱给他。”
伍家平只得签了字。
两年后，伍家正没能按照协议约定还上这10万块钱，房子被债主以13万的价格卖了出去，说是“收回了本息”。伍家桥就怪罪伍家平：“当初你就不应该签那个字的，你有钱，你应该把这10万块钱还给人家，把房子赎回来，好歹这是老娘的房子。”
伍家平只觉得多年不常见，拐子的逻辑思维好像越来越混乱了。
在伍家正负债累累的情形下，伍家桥就像当年离开伍家平的学校食堂一样，又拍屁股从“食更轩”离开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找过什么工作，就靠着胡金兰的病退退休金和在武汉做保姆的工资，在港务局院子里，过着靠打麻将赢钱的日子。当年堪比县委大院的港务局家属大院，如今变得破败荒芜、冷冷清清，仍然住在里面的，都是年纪大了不愿跟随儿女走得太远的人，或者没钱买房的人。
眼看着伍家平整天为拐子的日子揪心，陈娟找朋友先后帮忙给伍家桥找了银行保安和电缆厂操作工的工作，可他都是干了一两个月就重新回到麻将桌上，这样的生活，一晃就是好几年。
伍家平劝了拐子很多次，就像从前拐子教训他一样：“人不能不做事，陈娟给你找的这两个工作多好，都能给交社保金，就冲这个你也得去。你别以为社保金交满了15年就行，你一直交着，到时候多拿点退休金，不增加伢的负担，还能帮忙养孙子……”
也许是彻底没了什么心气，也许是这些年被胡金兰“洗脑”成功，伍家桥的逻辑已经变成了：他曾经“长兄如父”，让两兄弟依靠他，现在他也理应依靠两个兄弟了。他一直执着地想要去伍家平的酒店里随便做个什么经理，开个工资，如果不是陈娟坚决反对，也许伍家平就心软了。
陈娟对伍家平说：“我宁可每个月给拐子一两千块钱花着，也不愿意他到店里来做事，你忘了他从前在小弟店里做采购是怎么找供货商要回扣的？钱是小事，让供货商看你们兄弟的笑话啊！”
伍家平悲哀地问自己：从前那个有勇气有担当的大哥到哪里去了？陈娟也忽然明白了：亲人之间，各人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不给亲人增加麻烦，就是爱护彼此最好的方式。这样一悟，她似乎理解了大哥大嫂，又似乎更加不理解了。
8
2015年下半年的一天，秦惠红着眼睛找到伍家平家里，说是伍家正的信用卡如果再不还钱的话，就会被银行起诉了，想找二拐子借5万块钱救个急，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
秦惠走后，伍家平叹气：“现在我们就算有钱借给他100万，都解决不了他的问题，何况没钱。”
陈娟说：“就算他现在再错，当年你儿子要救命的时候，都是他出租车送出送进，他对你儿子有恩。”陈娟还是带着秦惠，找自己的堂姐借了5万块钱，堂姐只认陈娟写的借条。拿到钱的秦惠对陈娟千恩万谢，让她放心，说只要生意一缓和，就立马还钱。
可1年后到了约定还钱的时间，陈娟打电话提醒一下秦惠，对方却说：“喂，你谁呀？”
陈娟瞬间明白，这钱大抵又是要不回来了。
后来陈娟给秦惠打过几个电话，也直接去店里当面要过，还给伍家正打过电话、发过短信，得到的统统都是沉默。伍家平不想看着平日里斯斯文文的老婆在一次又一次失望之后变得像个泼妇一样，说：“算了，你别逼老三了，你逼他就是逼我啊。”陈娟听了这话，哭着撕了秦惠写给她的借条，又过了1年，才有现钱连本带息还给堂姐7万多块钱，拿回了自己写的借条。
伍家桥不知怎么知道了这件事，找到伍家平理论：“你总得一碗水端平吧？你借了你小弟5万块钱，也得借你拐子5万块钱吧？我想买新房子，不想在港务局（大院）住了。”
伍家平不知道大哥何时已经陷入这种无赖逻辑，气愤到吼了起来：“我是你兄弟，不是你拐子！你想买新房子，你出去做事挣钱啊！”
过了不到1个月，伍家平又接到秦惠带着哭腔的电话，说伍家正因为信用卡长期还不上钱，被公安局的人带到看守所了，求二拐子想想办法。伍家平说，我没有办法，刚刚才帮你们把上次借的钱还清。刚挂了秦惠的电话，伍家桥的电话又打过来了：“老三的事，你都听说了吧，你给他想个办法。”
伍家平说：“我没办法，你想个办法吧。”
伍家桥说：“我又没钱，我有什么办法？”
伍家平说：“那你就跟银行说，伍家正没钱，该坐牢坐牢去。”
伍家桥说：“那别人要说了，伍家正没钱，但是伍家正的家族有钱啊。你是他拐子，你有钱，不是伍家正的家族有钱又是什么……”
伍家平就挂了电话，怅然若失。他想，也许当年大哥辍学打工，就是以这样的逻辑来看护着自己和老三的吧——但是现在伍家正透支的信用卡和欠下的外债得有好几百万，自己又有多大的能力能够去填补呢？
几天后，伍家桥和伍家平一起去看守所看伍家正，没能见到面。伍家平拿了200块钱给看守，请人家转交，看能不能让弟弟买点烟抽。
后来，秦惠拿钱还了一部分信用卡的钱，伍家正才得以恢复人身自由。“食更轩”因为拖欠货款太多，被所有的供货商停止供货，只能关掉，夫妻俩一夜之间人间蒸发，不知去向。
一时间，J城被拖欠货款的供货商哀声遍地，有人粗略统计，伍家正拖欠的款子有100多万，几乎每个供货商都被欠了10多万。有人说，伍家正是在某次打麻将时被人设了局，输了很多钱，也有人说是因为他“手太泡（武汉方言，花钱大手大脚的意思）”，赚了钱没落着钱，还有人说是他对钱根本没概念，钱都在他老婆手里拿捏着……再后来，听伍家桥说，伍家正和秦惠在武汉城区一个老朋友店里打工，再后来，听伍家桥说，夫妻俩又回到了J城，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开了一家烧卤店。
伍家桥在两个互不来往的兄弟之间来回传话。每到过年，他就给两个弟弟打电话，三兄弟又延续起母亲在世时候的传统，在除夕的傍晚一起吃个年饭——不是三家人，只有三兄弟。每年都是伍家平买单，因为拐子和小弟认为他最有钱，他的日子过得最像样子。
9
2018年的一天，王大伟又请伍家平喝酒，告诉他港务局现在改叫武汉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了，开通了“江海直达”，管辖着新的对外贸易港区的业务，原来家属大院里像他们这一辈人的孩子们，有很多都到新港码头上班去了。他儿子也去了那里开行吊，成了新的“国企人”。
当年港务局改制，王大伟是少数没有买断工龄的人之一，留在老码头上当装卸队长。他说：“我这辈子没什么板眼（武汉方言，能力的意思），就求个‘稳’字，我儿子也没什么板眼，他要是能像老子这样稳稳当当地过一辈子，那是他的福分。”
伍妮妮已是一名教师，伍楠楠在自家的西餐厅里做咖啡师。伍家平想起了自己那两个还在外打工的侄子，就把大哥叫店里喝酒：“趁我现在还有点能力，我们一起去找找港务局的老关系，需要请客送礼的事包在我身上。如果能成，好歹我们伍家也有人在国企上班，稳定啊。”
伍家桥摇摇头：“算了，你莫操这个心了。伍剑呢，他现在想在外面闯一闯，到时候实在没着落，你这几个店，总得给一个让他安个身吧。伍登呢，你管不了，听说一天到晚除了上班就是打游戏，为了买游戏装备借了不少网贷，他老子每个月还得替他还，不然，也跟他老子一样，得上黑名单……”
伍家平趁着酒劲，说出了从前在拐子面前最不敢说的话：“我这几个店，是我起早贪黑、一分一厘地挣下来的，又不是继承伍家祖上的遗产，跟伍剑有什么关系？凭什么非得给他一个安身，莫说陈娟不同意，我也不会同意的，你趁早断了这念想。”
那天晚上，兄弟俩都喝得有点多，说着说着，伍家桥就哭了：“都怪我这做拐子的没用，没把两个兄弟照看好，你说这都过的是什么日子……难道老头当年拼死拼活非要回武汉，就是让我们过这种日子？”
伍家平没哭：“我没觉得我的日子不好过，你们那都是瞎折腾的。什么叫好过？就是踏踏实实地过……”
2019年春节过后，由于酒店所处的地段随着J城的发展已经明显落偏，伍家平关停了“食顶轩”，小城餐饮业的一段传奇也到此为止。
2021年下半年，伍家平跟几个朋友合伙开的酒店因疫情亏本关门，作为承头人，他承担了大部分损失，亏损了几百万。王大伟是股东之一，他一直在国企上班，以前总羡慕伍家平做生意“起篓子（武汉方言，赚大钱的意思）”，就跟着伍家平投资做了个股东。最后为了能够让伍家平拿钱出来兜底，减少自己的损失，王大伟一家只得翻脸，拿到自己想要的钱数后，两个铁哥们从此一拍两散，一别两宽。
这一年的除夕，从早上开始，伍家平一直等拐子通知吃年饭的电话，可是一直没有等到。
陈娟说：“也许是拐子体谅你没钱了，不想让你破费了。”
伍家平说：“这么多年都是我买单，今年他们买个单不行吗？我又不找他们借钱，又不找他们要钱，躲我干嘛……”
那天晚上，伍家平把自己喝醉了，口里不停地唠叨：小弟以后日子不好过，要房子没房子，社保金也没交，征信上了黑名单，到时候退休金、医保的什么都没有……拐子的日子也不好过，还住在那个破地方，儿子三十多了，也没娶上媳妇……不行，我还是得想办法，赚大钱……
“不管怎样，他们还得是我兄弟……”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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