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我报高考志愿时，不顾家里的反对，选了一众远离家乡的学校，最终考到了成都，第一次离开生活了19年的家乡德化。在这个离家近2000公里的城市，我如愿逃离了曾经感到惶恐和厌恶的一切，第一次有了自由掌控人生的感觉。
我有了很多新鲜的体验，遇到了一群全新的朋友，他们不知道我的过去，只认识眼前的我。和他们一起，我可以短暂地将曾经害羞内向的自己抛在脑后，投入社团活动、组团打球……我的生活越来越充实，新生生活带来的快乐和兴奋让我无心惦记家里的一切。
只有在某些生活瞬间，当周遭环境与我本能的生活习惯发生冲撞时，对那座小城的怀念才会毫无征兆地击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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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我出生在中国东南沿岸的小城“瓷都”德化，陶瓷业养活着这里的人，制瓷之于家家户户，像吃饭睡觉一样平常。
我妈是瓷厂工人，在鹏翔工业区的三顺艺品工厂工作，周围同学的父母也大多是瓷厂工人、陶瓷店老板、陶瓷厂厂主。我家用的碗、盆、汤勺、茶具、花瓶都是我妈的厂里生产出来的，很多就是她亲手做的。离家时，我从家里带了一个用惯了的白瓷水杯，室友们听说是我妈做的，都表露出羡慕与惊叹。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司空见惯的制瓷，在其他人眼里是多么的了不起——对于一个德化人来说，陶瓷就像是生长在身体里的东西，它的存在已经像呼吸一样自然。如果不是离家，我可能永远都不会意识到自己成长经历的特别之处。
小城有一条陶瓷街，在繁华的西门车站口外，是大巴车往来停靠的枢纽，人流不息，很是热闹。车站进出口处停满了摩的与人力三轮车，等待载客的师傅们趴在各自的摩托上，闲散地抽烟、聊天消磨时间，路人每每穿过时都担心踩到他们吐的痰。
但等拿着行李的人出来，师傅们便纷纷变了模样，此起彼伏的吆喝叫嚷就响起来了：“木ki段？木来者qia咪？（来去哪里？要来坐车吗？）”若有人坐车，揽到客的师傅会迅速板直身板，掐掉嘴上叼着的半截香烟，显出可靠的一面。问清客人要去的地址后，骄傲地搭上一句“吼，克嘿lia吼，哇仔样（哦，去那里哦，我知道）”，来表明自己对道路的熟悉。
我不喜欢吵闹的进出口，最喜欢车站转角的便利店，店门外放了一部显眼的红色电话机，旁边堆满一袋袋装好的话梅。每次我在十字路口等红绿灯，隔着十几米宽的马路，就能看到金字塔样堆起的话梅，想到紧紧包裹在话梅外的雪白糖霜，我的口水便会不受控制地分泌。
我小时候，陶瓷街里还不全都是陶瓷店，小吃和食杂店占了半条街，一派生活烟火气。当暮色降临，小摊小贩们陆续支起摊子，烧起煤灶，等第一锅水煮开，掀开盖子时冒出的水汽在路灯下像仙气般盘旋而上。水汽下的身影，多是忙碌了一天的工人，黢黑干瘦的皮肤，混着泥土与汗水的各色T恤，脚上穿着黄绿色的解放鞋或是十几块一双的人字拖。他们停下白天辛苦奔走的脚步，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喝酒吃菜，说到兴头上就放声大笑起来，地上零散地放着他们戴了一天的黄色安全帽。
小摊上有卖普通家常小炒的，有卖烧烤串串的，还有不少手工小吃，比如赤水炸粿，闽南语读作“qia椎劲各”。做粿先要用白米在石磨里磨浆，再放入大锅里烧至水干后，取出放凉成膜。成膜后的粿像果冻，带着淡淡的米香，切成长条状放入油锅炸至外皮金黄就可以出锅了。炸粿外酥里嫩，好吃又健康，小时候妈妈禁止我吃零食，我经常靠炸粿解馋。
除了赤水炸粿外，小摊上还常出现另一道独具风味的小吃——苦菜汤。它闻上去是一股发酵了数天的臭脚味，第一次尝试的外地人往往承受不住。但真吃起来不仅不臭，还是清凉降火、消炎解毒的好物。
新鲜的苦菜味道极苦，做汤之前会被晒干处理以减轻味道。汤底用大骨、大肠一起熬煮，苦菜的清鲜会冲淡大肠的油腻，直至苦菜被熬烂，菜和肉的味道交融相沁。夹一大口苦菜和大肠放入口中，再喝一口汤，等清苦鲜香又带着醇厚肉香的味道直冲脑门，那感觉简直太美妙！不过苦菜性寒，不宜多吃，做一锅苦菜汤也耗时费力，一次要花去几百块，所以家家并不常做，我家一年也只会做个一两次。
离家前，走在街上，不论谁家飘出一阵独特的臭脚味，我都会默默羡慕。每次放假回家，我都要先打电话给妈妈，用不习惯的撒娇语气央求道：“阿妈，哇爱jia扣菜teng，日这拜者吼哇jia吼恩吼？（妈妈，我爱吃苦菜汤，你这一次做给我吃好不好？）”
那碗苦菜汤，是我每次回家的最大期待。
2
我童年时住的筒子楼就在陶瓷街里，夏天夜晚点上蚊香，打开窗户，楼下的车声与人声时响时歇，昏黄的街灯映在房间的天花板上。我的小床紧靠窗子，被要求8点就上床睡觉的我，常盯着天空发呆，看着闪闪发亮的星星，哼着自编的歌，直到犯困睡去。
筒子楼临近浐溪河岸，后面是青年路，广场舞还未兴起的那些年，那里夜夜热闹非凡，人们习惯饭后绕着河岸散步消食，拉二胡、弹古筝的老年艺术团会在露天舞台上排练演出，成群的人们围在大树下打牌下棋，卖水果和仙草豆花的小贩们挑着担子、板凳在其中见缝插针地占位。
大人们每天早出晚归，骑着摩托或自行车驶向各自的瓷厂。工作中身上难免沾上泥土和颜料，大家都把不穿的一些旧衣服和鞋子当成工服，翻来覆去地穿在身上，早已经洗不出来。但我爸从不这样，他是长途驾驶员，即便经常带着一身泥土和机油回家，也从不遵循“工服原则”。他好面子，常换衣服，却苦了负责洗衣服的我妈，为此她常跟我爸抱怨“虾米三扣给吼伊gia ki瑞，请噶某子酿三（什么衣服都拿给你拿去磨，穿得没剩下一件衣服）”，也经常称赞那些愿意穿得破破烂烂像乞丐一样去上班的邻居。“工服”之外，大人们平时穿自己衣服的机会很少，所以不论是谁买了新衣服，都会非常高频地穿出来“游街示众”，有一次我妈甚至开玩笑地问我：“你看那个阿姨的新裙子，是不是一直没有再洗过？”
我还没上幼儿园时，白天我妈就把我寄养在阿姨家。她家是我眼里“有钱人家”的代表——住的是带着长廊的宽敞套房，客厅有宽大的黑色沙发和空调，还有一个可以制作白糖冰块的冰箱，这些在当时都很少见。最重要的是，阿姨家没有人需要去瓷厂工作挣钱，跟筒子楼里所有邻居都不同。
若阿姨没时间看着我，我妈会带我去厂里。那是一间嘈杂的制造工厂，满屋雪白的尘屑和刺鼻的化合反应的气味。我被放在用来包装陶瓷的气泡膜上，和几个互不相识的小孩坐在那里捏气泡，困意袭来，就盖上外套趴下睡一觉。气泡膜不仅是帮我们挨过无聊的玩具，也是我们的床。
我对制瓷没兴趣，但长期耳濡目染，也了解了繁琐的生产工序：倒坯、水洗、上釉、烧窑、彩绘，每道工序都随时有被铁器、木板、机器划伤的风险，是小孩子绝不能插手的。厂里成排成列的瓷器被放在一整块长长的木板上，工人双手挑起，像搭积木一样一摞摞地放到架子上晾干。整个过程中手不仅要承受瓷器的重量，还要考虑平衡，一个重心不稳整排物件都会倒塌，是个十足的技术活。我看到过妈妈挑起木板插入架子，整套动作行云流水，没有一丝颤抖，快到只花十几秒就能完成，没有经验真的做不到。
在我对瓷厂不多的记忆里，始终有一幅画面：妈妈背着光蜷着背，低头小心地用毛刷蘸取颜料，精细地一笔一画。她一直埋着头，彩绘的手在不停转动，偶尔直起背、扭动下坐久的腰，底下那张竹椅就发出一阵吱扭声。她背后是工厂灰色的墙壁，窗外是黯淡的天空，她的背影被投在灰色的阴影里，凝成一片加深的灰色，像是一帧老电影胶片。
妈妈在瓷厂工作了近20年，手因为长时间浸在水里擦拭瓷器、经常和颜料气屑接触变得干涩，她说自己的手像是“变成了砂纸，没有了皮肤的感觉”，看到她不舒服的样子，我总会感到歉疚，她待在密不通风的瓷厂里工作的画面就又浮现在眼前。
为了每天多挣十几块钱，工人们都在瓷厂里煮饭吃，从家带上一口小铁锅和咸菜、面条，借厂里的煤气灶糊弄一口。我小时候最喜欢瓷厂的晚饭时刻，暮色渐沉，天气转凉，各家忙活着煮饭，充斥着只要再熬几个小时就可以回家的欢愉，大人们放了慢动作，相互闲适地聊天、开玩笑，说着回家要看什么电视剧、家里亲戚又带了些什么东西以及各种新奇的八卦。
我去瓷厂的时候，妈妈通常不会加班。听到煤气灶的火烧黑了锅底，锅四壁不断响起“嗞嗞”声，她才会停下手上的工作，收拾东西，用那辆粉色的自行车载上我，伴着清凉的晚风和头顶逐渐暗沉的天色，一路蹬回家。
3
回到筒子楼我总是很快乐，这里是小孩子的天堂，我的小伙伴们都住在附近，从不会感到孤单。
家长们在家时，警告我们禁止大呼小叫、四处乱跑，我常悄悄地跑去朋友家。我不好意思直接和朋友说想去找她们玩，总是问她们想不想吃我带来的零食，装出一副自己是为了带好吃的给她们、而不是因为想和她们玩的样子。出门前，我会先踩上小凳子，在橱柜里翻找家中的零嘴，话梅、自种的柑橘、外公给我买的山楂片……尽管每次我都尽量不发出声响，但我妈总会发觉，再逗我一句：“又要跑出去玩啦？”
等筒子楼里传来此起彼伏的摩托车发动的声音，我们十几个“野孩子”就重新聚在一起，满楼地跑，大声地玩，在楼里捉迷藏，拿别人家扔在天台上的床垫当蹦蹦床、跳格子、老鹰捉小鸡……
楼里一层住了十几户人家，每层只有一间三四平米的公共厕所和同样大小的洗浴室，人多坑少，上厕所常要跑遍全楼，因此大部分人家有夜壶。冬天洗澡，都是在自家烧一大锅热水装在水桶里，再一路提到公共卫浴间。而小孩子一般就在家洗澡——我拿出自己的大号蓝绿色澡盆放在狭小的客厅里，坐进澡盆里把沐浴露搓到浑身起满泡泡，再站起身将一桶热水和一桶冷水掺在一起冲洗。有次我去楼上找比我大几岁的秋霞姐姐玩时，她正在洗澡。放我进她家后，她叫我坐在沙发上等她，之后又淡定地坐回了澡盆，边看电视边舀水洗澡，没有丝毫扭捏。她那气定神闲的样子令害羞的我十分震惊。
二楼有个一百多平米的露天大阳台，是晒被子、衣服的好地方。有一年冬天，很冷的一天，我妈把我拉到公共大露台晒太阳洗澡，对面楼住户打开门就能看到我光溜溜的身体，我十分不情愿，可我的扭捏不安在我妈凶狠的“小孩子有什么关系”面前只能屈服。那十几分钟里，不时有邻居出门漱牙、煮饭，我倔强地背过身去，感觉自己就是个赤身裸体的原始人，即便看不见大家的目光，内心却像被千万双眼睛审视着一样难受。我妈带着她拔鸡毛时候的认真劲搓洗我的身体，而我像个僵硬的木偶一样配合，等到终于裹上了毯子，我才有勇气望向进进出出的人们。大家都各顾各的，偶尔目光瞟到我，就像在看阳台上晒着的衣服，见怪不怪。
筒子楼的生活都相差不大，谁家也不比谁家强，一样的二十多平方的房子，一块木板隔出睡觉和吃饭的地方，家门前成堆的煤块，用煤灶煮饭，推开门就能见到彼此，邻里间都知道你家今天煮了什么菜、隔壁谁和谁昨晚又吵架了、小孩又挨了哪些骂……这群人住在这栋楼里的人们，像是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每层的走廊栏杆下都有条小水沟，像小溪一样从每家每户门口流过，连接着倾倒的生活废水，汇聚起来流向下水道。我总会蹲在小水沟前刷牙，白色的牙膏泡沫被更多水流冲散，阳光在水面上反射，金光闪闪的。
前几年我和我爸偶然碰到筒子楼里的一位邻居，虽然已经忘记她的名字，可是看着她的脸就感到了亲切，她问起我家的近况，说她大女儿出嫁了，小女儿考上了福建警察学院，她和她丈夫离婚了……我看着年老的我爸和她，两个聊过去的人，脸上都洋溢着重逢的欣喜，也交织着对往事的感慨。
4
2007年，为了大力发展旅游业，陶瓷街周边的筒子楼都要改建为接待游客的酒店，政府强制搬迁，楼里的人家越来越少。公共的露天阳台，守护筒子楼的大铁门，筒子楼周围的热闹，都成了过去，住在筒子楼里的人们被迫开启了新的生活。
我那时并不懂得搬家有什么不好，因为新生活听上去更具吸引力。我追着我妈问什么时候搬家，她总是回我说“很快”。我心想，“很快”的意思应该指的就是明天，再不济就是后天吧，所以我迫不及待地告诉了小伙伴们我搬家的消息。他们吃惊地问我什么时候，我扭捏地回答说：“是明天吧。”他们又不停追问我是不是真的，我坚定地点点头。于是，他们一脸悲伤，都拉着我的手，舍不得。我心底里生出了被关注的甜蜜，但只能压抑住内心的喜悦，做出比他们更难过的表情。
当天下午，隔壁的婷婷姐姐把我一直想要的一个娃娃送给了我——我顿悟，原来要“搬家”不仅能得到大家更加温柔地对待，还能得到礼物——我更开心了。
但是一天天过去了，我家始终“岿然不动”，婷婷姐姐跑来问了我好几次：“是真的要搬家了吗？”我每次都说“是”，可自己心里也没有底。她几次欲言又止后，终于说，既然我还没有搬家，那就先把她送给我的娃娃还给她，等我真的搬家了她再送给我。当时我都要哭出来了，想，她肯定觉得我在说谎骗她，我很喜欢那个娃娃，但估计她不会再给我了。我只能装作满不在乎地还了娃娃，转头生气地问我妈：“不是说很快就会搬家吗，为什么还不搬？”我妈像是嘲笑我太天真一样，带着夸张地回了一句：“哪有那么快啊，最少还要等一两个星期哦。”
我心想，原来大人所说的“很快”，长度比我以为的要长那么多啊——完了，我已经把“这两天要搬家”的消息传遍了整层楼了。最初的几天，邻居见到我还会关切地询问搬家的情况，慢慢地，大家都在偶遇的时候打趣我一下，我尴尬极了，每次都落荒而逃，大人们却总会为此哈哈大笑。
等到我妈告知邻居们搬家的消息时，很多邻居都送来了暖心的礼物，我又重新被那些带着善意的不舍包裹，最幸福的，还是如愿得到了婷婷姐姐的娃娃。我并不懂得分离的意义，只觉得自己说的话得到了证明：我真的“很快”就要搬家了。
我家和筒子楼里另外的两户邻居一起，在陶瓷街旁的一条小巷里合租了一套房子。房子一共有三间大卧室，由阳台改造的三个厨房和两个客厅，三家共用一个卧室大小的卫生间，还带热水器——但八口人用水，热水器水量常常不够，还是免不了烧水洗澡。我从上小学后就自己洗澡了，但把握不好水量，经常莫名其妙地把烧好的一桶水泼没了。我妈总会再烧一锅备上，只要我在洗澡时叫一声“妈”，她就又会给我蓄水了。
与我们合住的是庆明奶奶夫妇，夫妻俩都六十多岁了，但身体硬朗。庆明爷爷常和我爸一起下棋，只要拿出棋盘坐在桌前，俩人就会像小孩一样各自夸耀棋技。他们那种不同于平时的快乐感染了我，看着看着，我也学会了下棋。另一户是小红阿姨，一家三口，她儿子文伟已经上初中了，学习忙碌，我和他根本玩不到一起。
我过上了没有玩伴的生活，那段时间里，我爱上了音乐。我家一个大抽屉里装满了我“有钱阿姨”家不要的CD，每天放学后我随便放上一张，再跟着电视里的MV，在床上边蹦边唱，虽然歌词有的字我不认识，但也不耽误我大声唱。我喜欢唱歌时深深陷入其中、全然忘我的感觉，自觉唱歌很好听，后来竟真的被选进了合唱团。那时，唱歌对我来说就是生活的仙女棒。
从我家到小学，要经过一个七八百米长的上下坡，我妈舍不得要我走回家，即便上班也每天坚持接送我。每次回家，上坡时她都会下车，常推到一半就转头跟我说：“妈妈没力气了，你下来走吧。”我就不情不愿地下车走路。我那时候不懂，只把她的辛苦和爱都当作理所当然。二年级时，妈妈咬牙买了一辆摩托车，从那之后我上学的路轻松了许多。我爸常年不在家，唯一一次我妈让他骑车接我，他还迟到了，直到我爬完上坡才出现。
上学后，我很喜欢学校里的陶艺课，是免费的课外兴趣班。老师从塑形步骤讲起，泥胚放在转盘上，沾水保持泥的湿润，再借着转盘的旋转力捏塑形状，剩下的全留给我们自由发挥。
从小看我妈制瓷，我没有听老师讲就能动手，做出过杯子、碗、花，甚至还曾用泥土捏出一个小屋。我手艺不算好，也没听过老师的夸奖，常常做到中途就偏离了预想的形状，可当完成了一个作品、用雕刻刀在上面刻下姓名的时候，我还是无比开心。陶瓷课像是游戏，不似工厂里制瓷的机械乏味，教室里都是笑声，有时不乏对别人作品的嘲笑。
小城有一座陶瓷博物馆，是我们每年春游必去的地方。我对那里的印象只剩下和同学们围坐在馆外空地上，拿出提前准备好的零食吃喝玩耍的画面。初中高中时，学校也组织过两三次为期一周的社会实践活动，其中包括体验练习各种陶瓷雕刻技术，似乎是在帮我们提前适应未来的瓷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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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租的生活让我能直接窥见别人家的生活，我慢慢了解到，原来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以为的那样开心，也不是每个家庭都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幸福。
小红阿姨很开朗，总是满脸带笑，她的老公也对我很好，又热心幽默。但有一次，两人起了很大的争执，小红阿姨向我妈哭诉她的痛苦，讲她之前在丈夫老家时，她为了一大家子人忙上忙下任劳任怨，只是煮菜时拿勺子尝了一口咸淡，就被丈夫甩了一耳光，因为那是“上不得台面的行为”。眼泪一直从她平时带笑的眼里流出来，连似懂非懂的我也体会到了她的难过。我不懂为什么看上去那么和善的叔叔会打人，还让小红阿姨伤心。我以为他是一个好人，可是好人难道不是不应该伤害人才对吗？
我忘了这场风波最后是怎么平息的。一年多之后，他们一家搬走了，去了有两间独立卧室的套房——在陶瓷厂日夜辛勤的付出让他们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文伟哥哥也长大了，需要有独立的生活空间了。有次我爸妈带我去小红阿姨的新家做客，看着大人们带着喜气的笑脸，我又想起了小红阿姨哭泣的脸。
那之后，我再没见过他们了。很快又搬来了一个新家庭，是庆明奶奶的女儿一家。他们家有个比我小一岁的女孩美欣，我终于又有了玩伴。我们一起画画、聊天、玩游戏，大人不在时，溜进房间偷穿妈妈的高跟鞋，扮演动画片里的角色。她告诉我，她之前在夏天吃了太多的冰淇淋进了医院，肠子里长了很多小泡泡，整天挂吊瓶，还动了一次手术。我想起“肠子里”的画面就感到一阵恶心，从那之后对冰淇淋避之不及。
美欣的陪伴让我离开筒子楼之后的无聊时刻被填满，但那些快乐并没有持续多久。2009年，在我二年级下学期考试当天，我弟出生了。
那天早上，我按下闹钟起床后，发现房间里空无一人。困惑之后，我想到了——我妈要生了。她怀孕期间没去上班，天天在家陪我，我并未觉得生活有何不同或者即将带来什么改变。可在我期末考第一天，起床后一个人待在阴沉的房间里那一刻，我产生了莫名的恐惧——我开始想，我要怎么去学校呢？走路过去赶得上考试吗？
我爸在楼下叫我快去洗漱，说他载我去上学。坐在摩托车后面，他兴奋地说：“你有弟弟了，开心吗？”我没有开心或不开心，可是为了他的开心，我便答“开心”。
考完试后，我去医院看妈妈，也看到了我弟。他好丑。小脸皱成一团，一脸紫红色。我妈疲惫又一脸幸福地躺在病床上。亲戚问我，弟弟好看吗？我回答说丑死了。他们全都笑开了，又说，“以后爸妈就都疼你弟不疼你了”。我一点都不在意，只觉得是这帮大人想骗我哭的恶趣味。
可随着越来越多的亲戚朋友一次又一次地对我说出了这句话。我心里产生了一阵要被抛弃的恐慌，特别是当他们在爸妈面前这样说，而我爸妈没有反驳的时候，我彻底伤心了。最初，我对我弟没有一点感情，只因为“他是家人”这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才接受了他的存在。周围人似乎都在因为他而开心，他们自己开心还要我也开心，好像我的无动于衷是可怕的事情。
有一次我想出去玩时，我妈让我抱我弟，我一脸不情愿地像捧一块木头一样捧着他。我表姐看到了，一把子将我弟抢了去抱在怀里，生气地对我说：“你不喜欢抱，我可喜欢抱。”一瞬间，我原本的生气化成了委屈——没有人在乎我的感受，都强迫我从一个只关心自己的小朋友变成一个需要懂得奉献的姐姐。我要帮他洗尿布，要哄他吃饭，要给他烧水洗奶瓶。所有我妈需要帮忙的事，我都要做。大人给予了我“姐姐”的身份，却没问过我想不想当。
我弟快两岁时，我家结束了“群居生活”，搬到了我小学附近的一个小区里，周围住了很多同龄的孩子，我又拥有了和一大群朋友玩耍的时光。每天晚上做完作业，我都在往外跑。
为了照顾我弟，妈妈找了些手工活回家做，没人陪弟弟玩，他每天都骑着他的玩具车在家里等我放学回来，偶尔我会给他带些学校小卖部的小零食。我弟很黏我，妈妈说他可盼望我回家了，会一直问“姐姐什么时候回来”。只要我在家，他就跟在我屁股后头。他的依赖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小大人。
可他也成了我想出去玩时的重要阻碍，每次他都会哭着缠着我，不让我出去。为了摆脱这种“甜蜜的负担”，我会哄骗他说是去给他买好吃的，或是在和他躲猫猫的时候跑出去，也会径直撇下他离开，不管他哭得有多大声。我没想过他一直等我回家的难过，只想到自己的快乐。可他好像从不生我的气，只要我回家逗他玩几分钟，他就又变成了傻乎乎的、只知道黏着我的跟屁虫。
面对我弟的时候，我变成了讨人厌的大人，从不考虑他的情绪，还肆无忌惮地把自己的坏脾气丢给他。小时候我什么都喜欢和他争，让他妥协。有一次和爸妈吵架，我把自己一个人关进房间里，他来找我，拉开门的时候，我用力地把门朝他摔去，他被推倒在地。我无动于衷地在他面前关上门，他趴在地上大哭起来。我爸看到后冲进房间给了我一巴掌，那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打我耳光。现在我回想起来，觉得自己好坏，确实欠打。
但那时的我只顾迁怒我弟，埋怨他的到来让我不得不要做一个“姐姐”。
6
2011年，我上四年级的时候，我爸消失了两三年。他对我说是去外地工作了，但听妈妈说，他是“被人骗了去”。
我爸一直有点好高骛远，老想着可以挣大钱，当时他一个朋友说在桂林可以挣大钱，他便义无反顾地去淘金了。没留下一分钱，也没留下一句话，就把家里的一切都抛给了我妈。一向温柔的妈妈成了一个悲痛万分的弃妇，为一点点小事就会歇斯底里。我弟太小，她没有办法出去工作，从早到晚，她只能坐在一张椅子上，编制着5分钱一个的手工艺品。好多次，她一边流泪做着手工活，一边向我哭诉我爸有多么不负责任，多么自私自利，抛弃家庭，根本不在乎娘仨的死活……我很无措，我只知道上学和玩耍的世界受到了严重冲击，生活从彩色变成了灰色。
我妈像变了一个人，不再是可爱的、会和我开玩笑、满脸带着笑意的妈妈。她是我生活中的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突然爆发，劈头盖脸对我吼骂一顿。面对她对我爸那些声泪俱下的“指控”，我很难共情她，更多是害怕。我时刻提心吊胆，生怕自己又做错什么。这世上没有比这更让一个孩子心碎的了：父母双亲，一个人消失无踪，留下的那个人从未停止对另一个的指责。这两个全世界我最亲近的人之中有一场无法调和的战役，而我似乎只能选一边站队。
我那时并不清楚我妈承担的生活压力——她要独自拉扯两个年幼的孩子，那些令她劳累的手工活，每天要重复十几个小时，每月大概收入一千五百元左右，还有房租要交。有一次，我妈给了我十块钱，让我放学买菜回家，但钱被弄丢了。我以为自己诚实地承认错误可以减缓她的生气，但她恶狠狠地说出了让我难以置信的话：“咳系（去死）！咳系！”她说我是累赘，没了我和我弟，她就不用再受累了。我僵硬地站在她面前，望着她苍白、因为愤怒变得扭曲的脸，脑子突突地发热。我想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无措又受伤的感觉——我第一次认识到，原来十块钱就可以把我妈变成尖酸刻薄、面目可憎的妇人，原来十块钱比我还要重要。
当我的表姨、表姐来家里看我们时，我妈向她们诉说我们家的贫穷，我们活得有多么可怜，她们听了我妈的讲述后，离开时在家楼下给我和我弟买了很多零食，我妈对我们说：“表姨表姐看你们可怜，还给你们买了东西。”我弟一脸开心地抱着零食，可我一点也笑不出来，我受不了亲戚们带着同情和怜悯的眼神。我不知道妈妈说的是不是场面话，我只感到难过，这样的施舍踩碎了我的自尊，我宁可不要。
最令我崩溃的是，我听到了妈妈和我表姐说，当初生我的时候，我爸在得知我是女孩后老大不高兴，从医院回家后根本没管过我，即使我躺在他旁边饿得嚎啕大哭，他也能自顾自睡去。我想起我弟出生那天我爸手舞足蹈的样子，他开心地给手机里所有的亲戚都打了电话。
原来幸福只是假象——妈妈对我越来越凶，我爸更爱我弟，那我还有什么呢？这样的想法像一场龙卷风席卷了我的世界，摧毁了之前的快乐。我把我妈加注在我身上的愤怒，一点一点转化成恨意，转向了我爸。我痛恨他，都是他让我妈变得如此可怕，让我变得如此不幸。
在家我要承受我妈的负面情绪，还会因为无法帮到她而不停地受到指责，家里捉襟见肘的状况更是一次次刺伤我的自尊，也让我自卑。一次我妈带我们姐弟路过商场，看到店里清仓的儿童衣裤一件只要十几块，就蹲在地上挑挑拣拣，给我弟一件又一件地套上试穿。我默默站在旁边，看着她一手抱着我弟，一手使劲拉扯衣服，店员只看了我们一眼，就嫌弃地转回身的背影。已经有了羞耻心的我感到无比难堪，站着的每一秒钟都像煎熬，商场的每一盏灯在我眼里被瞬间放大，照得我们的穷酸无处遁形。
结账时，迎着店员冷漠的脸，我妈佯装轻松地指着我问，“不知道有没有她的尺码”，我配合地接上一句“别买了”，拙劣地试图为我们撑住一点体面。
买贵了水果拿回水果店退换，遭到店员的一阵冷嘲热讽；小摊上三块钱一根的玉米，犹豫买不买；遭到白眼时，我都曾觉得是我自己的问题——我是不是不被人喜欢的，毕竟连父母好像也并不爱我。
这样的状态贯穿我初高中整个青春期，不停地怀疑自我，不停地因为一点点似有非有的恶意，然后回家躲进房间关上灯，把脸埋在被子里痛哭一场。我开始在文字里寻求安慰。偶然间翻了《撒哈拉的故事》，我被书里所描绘的生活震撼到了——那是一个和我的生活完全不同的世界，充满了有趣、可爱的冒险。我如饥似渴地把那本书一读再读，想去撒哈拉，想体验三毛写的生活，那些美丽的故事支撑着我，告诉我世界上还有美丽的生活，我一定不能错过。
后来我爸回家了，我妈也不再歇斯底里。弟弟也长到了我当时的年纪，他上了初中，变得沉默了许多，有了自己的朋友，不再像小时候一样老是围着我转了。我却怀念起小时候的日子。我问过他记不记得我以前对他那么不好，他笑笑，说他忘记了。我想他大概是在保护我，我只能将说不出口的歉意转变为加倍地对他好。
我离家上学时，我妈一直要坚持送我上车，直到我的车开走才离开。她和我挥手时一副要哭不哭的表情，看得我更想哭了。之后每个假期的离别，她似乎慢慢习惯了。今年我回成都时，她没有再送我，但阿姨告诉我，妈妈自己一个人在工厂里哭了一场。
我开始理解了当年的妈妈，也不再纠结她到底爱不爱我这种蠢问题。我想，做一个好的家人这种事，也是需要不断学习和练习的吧。
7
生活在四川这三年，我吃到很多在家里曾眼馋的美食，也实现了逃离家乡、拥有自由的愿望，但像是小孩玩腻了当初很想要的玩具一样，新鲜感褪去后，我还是想我的小城。
在成都无辣不欢，总会让我每学期开学都先闹一阵肚子。我想我的胃在调整适应，提醒着我“这里不是我家”。四川室友们坚持“菜不加辣没有灵魂”，当她们生病哑着嗓子、吸着鼻涕还吃着辣油油的饭菜时，我再一次对她们的嗜辣如命感到惊叹。胃里火辣辣的感觉，让我更想念妈妈煲的海带排骨汤。
我的思念在各种小事上堆积：四川只有加了各种小料的粥，没有像小城一样简单的白稀饭配咸菜；这里常年的阴雨绵绵，总让我心情忧郁，每当这时，我总是会想起小城艳阳高照、万里无云的天空；讲电话时，闽南语是我和家乡的专属摩斯密码，带着难以言说的亲切……在远距离的牵挂里，过去成长的伤痛慢慢被我忘记，在家里受到的伤害也逐渐释然。我接受了难过和快乐一样都是生活的必须，学会了宽容和体谅。家乡在我的心里化去了它夹带着难过的记忆，只留下美好。
我在小城的每个成长阶段中都留下了一个可以交心的朋友，但他们都留在了福建上学读书，他们羡慕我离家的自由，我也羡慕他们每次回家可以不用辗转，羡慕他们随时可以吃到我最爱的面线糊和福鼎肉片，羡慕他们离大海那么那么近，羡慕他们可以随时随地听到浓浓的闽南音。
上次放假回家，我和朋友们约着逛街，去吃那家高中校门口的福鼎肉片。那是我们高中常吃的宵夜，寻常的紫菜虾米做成的汤底配上肉片，鲜香无比，能化解每个下完晚自习的饥饿和一整天学习的劳累。熟悉的胖叔叔老板还没变，小小的四方矮桌还在，那架超大的黑色风扇也不曾挪动过的样子。旁边的校园还整排地亮着灯，我又想起曾在教室里埋头写作业的夜晚。
真好，这里还是老样子。
陶瓷街被拆掉重建了，和朋友们走在空荡的街面上，一间间漆黑的店铺连同每个夏夜散步乘凉的人群都消失不见了。街两侧只剩下明亮玻璃橱窗里展示的陶瓷，它们是彰显小城独特性的名片，散发着单调的荣光，以往的烟火气不复存在。
西门车站早已不复当时的繁华，私家车、高铁、出租车取代了大巴车，曾经聚集的小摊小贩也不见了，只剩零星几个揽客师傅，各自蹲守在出入口角落，有一搭没一搭地盯着路人。
几经拆拆重建，陶瓷街唯一不曾改变的只有转角的便利店，红色电话也没有了摆放的价值，好在那些令我嘴馋的话梅还在。城市在不断地发展更新，能留下的就只有人和久远的记忆了。
朋友们都说还是想在福建发展，只有少数几个打算一直定居小城，离父母近一些。小城的发展也越来越好，他们愿意留在家乡过平淡而熟悉的生活。我说自己可能会再去一个新的城市。人生这么短暂，我想好多地方我一辈子都不可能去到，但起码我不要把自己局限在早已熟悉的生活里，我想像最爱的《撒哈拉的故事》里一样，去过奇异的生活。
回家看到爸妈，他们的身体好像更“小”了，我知道这是衰老的信号。因为长时间的分离，他们对我格外温柔，不像对我弟那般使唤，很多事情也开始和我商量，我想，他们开始把我当成真正的大人对待了。
但我常常不知道要和他们聊些什么，他们会转述那些我一点也不感兴趣的亲戚家的八卦，我也只能和他们分享我今天做了哪些事，努力地向他们提出问题、寻求帮助，这会让他们像孩子一样高兴。宛如他们仍是无所不知的父母，而我还是什么也不懂的孩子，只信任他们，也只能依靠他们，这样的时刻总会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他们去上班、我弟去上学的时候，我有了很多独处的时间。我坐在房间的飘窗上，花一个漫长的下午，边听音乐边看小说。窗外是环绕小城的青色的山，街上偶尔有人声传来，我觉得那时的小城很美丽。《撒哈拉的故事》中写“沙漠只会向喜欢它的人展现它所有的美丽”，我想我也看到了小城向我展示的它的美。不管未来我会去哪里，我会始终记得这份美丽。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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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串连
三十五年前，八月十八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大串连就此开始。
一九六六年十月下旬，我登上了北上的列车，第一次远离家乡，带上我妈给的几十元钱和几十斤粮票，到北京去朝觐伟大领袖，也就是当时所说的“串连”。
我们这一队约50人，大部份是高中的，初中生较少，跟我同级的初二学生只有四、五名，还有二、三个初一的，我们算是第二批还是第三批上北京串连的。出发之前，在学校集中学习了几天，反复交待纪律，一再强调串连是上北京见伟大领袖，是去学习北京红卫兵造反经验。对我来说，满脑袋想的是“好玩，肯定太好玩啦。”
要说好玩，串连可真是太带劲了。刚登上火车时，大家都兴奋极了，绝大多数人跟我一样，从没出过远门，也没坐过大火车。车开动之后，一个个趴在车窗前，看不完的新鲜。看累了，坐下来拿出家里带的鸡蛋、烧饼、水果、零食，凑在一起吃。吃了点东西后，我约上两个小伙伴，顺着车厢游逛，看到其他学校的学生就跟他们聊一会儿，交了不少朋友。当时成昆线还未开通，我们走的是贵昆线。一路上山高水险，少见人迹，火车开得很慢，不多会儿就停，一些当地的农民背着背篓上车下车，从一座大山走进另一座大山。
车到贵阳，我们下车入住贵阳师范学院，随后便上不了车了，被迫在贵阳滞留了几天，我把个贵阳城逛了个遍，印象最深的是那儿的“红鸡蛋”才卖四分钱一个。10月28日在贵阳参加了庆祝第一枚核导弹发射成功的大会，因为我们是昆明来的，被安排在第一排就坐，还受到后来被称为弯月亮的贵州省委书记贾某某的接见，让我们受宠若惊。等我们好容易挤上车后，不知为什么又在柳州下车，在那儿呆了2天。柳州留给我的印象是，那清澈见底的柳江，高高的鱼峰山，还有一毛钱就可以买一大捆削好了的水果甘蔗。从柳州上车后，整列车的乘客基本上都是带红袖章的中学生，越往北边口音就越杂。都是一帮孩子，抢座时吵架、打架，坐下来后又交上了朋友。每到一地，吃住都有接待站，只交粮票不交钱。直到1966年11月2日，列车终于停下来了，北京到了。
因为串连学生太多，北京城里已经住不下了，我们实际上只到了北京郊区良乡，住在一个工厂的大礼堂里，没有床，睡在铺了干草的地上。到达的当晚，刚吃过饭睡下，突然叫集合，说要进城到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第二天上午接见我们。于是一阵欢呼雀跃，每人领了一包蛋糕，上火车坐到北京站，步行到天安门广场。我就在这天深夜，走进了北京城，走到了天安门前。当晚，有数十万各地串连学生集合在广场上，上面怕大家坐在地上睡觉给冻坏了，派了几十支军队的宣传队来演节目，又送面包又送水，欢腾了整整一夜。我们刚下火车，一路上就没睡好，这时根本抗不住了，两人背靠背往地上一坐就睡着了，被当兵的发现后揪起来、摇醒，站着看演出，不由自主的又睡着了。
好容易熬到第二天上午，当时的所有领袖人物都出来了，站在天安门上向我们挥手。我们则挥着小红书，高呼万岁。由于离得太远，根本就看不清脸面，大家就往前挤，秩序顿时大乱，所有人挤成一个巨大的肉团。我个头小，被挤在旁人的胸背之间，气都喘不过来。好在我比较机灵，扒着别人的肩头往上一跳，两边的人一挤过来，我就被抬在空中，脚不落地，随着人流转来转去，转着转着，不自主地被转到了最外圈，一下子倒在一群女兵的身上。那些女兵把我从头上接力似的向外递，最后把我送上了一辆海军的军车。在军车上我得到了最好的照顾，又有吃的又有喝的，一个当官的还递给我一把大望远镜，我急忙将镜头对准了天安门城楼，中国的几个伟人活生生地到了我眼前，这些人就是我们无比崇敬、高呼万岁的对象了。当我看清楚那几张在电影上、照片上已经看得最熟悉不过的脸孔时，仔细端详他们没有一点表情的面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跟电影上看到的一模一样。
看了一阵后，我将镜头移向下面的人群，看着那些流着泪，不知疲倦地挥着红宝书，嗓子都已经喊嘶哑了的人们。我突然发现自己没流眼泪，于是隐隐约约地感到了一种大逆不道的负罪感，因为我见到当今圣上时，居然流不出激动的泪来，我生怕被别人看出来，便一直捧着望远镜，用它来盖着眼睛。
过了一阵，下面的人群更混乱了，我听到广播里有人在喊话，急忙往城楼上看，正好见到毛泽东皱着眉头，转身离开，喊话的人是周恩来，他正指挥着下面的人群疏散。我在卡车上一直呆到尿急了，看到下面已经不那么挤了，便向海军们告别。上厕所是件很艰难的事，长安街人行道上那些用帆布围起来的厕所都排着长长的队伍，我实在等不及了，只好学别人的样，朝着那红墙解决了问题。等我想起来要找自己人时，左盼右顾，在广场上来来回回走了数遍，一个认识的人都见不到。
想再去找海军们时，那辆军车已经不见了，我只好凭记忆朝北京站走，打算自己乘火车回良乡。走着、走着，眼皮子便重得直往下坠，不知怎么就睡着了。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一个15岁的外地男孩，背着个军用小挎包，闭着眼在北京大街上机械地走着，直到一步踩空走下人行道，惊出一身冷汗来，才看到迎面走过的游行队伍都在看着我发笑。路边北京老太太们在热情地招呼着，要学生们去喝大碗茶。我走过去坐下，喝光三大碗茶水后，肚子咕咕地叫了起来，于是又毫不客气地吃了老太太们的2个大馒头，然后在她们的指点下，找到了相距不远的北京站。
11月11日，我们迁入解放军政治学院，错过了那天的接见。在此前后，我们每天带上馒头，到各所大学去听演讲、抄大字报。11月26日下午4时，我们到西郊机场又一次接受接见。这次是领袖们乘车从我们面前经过，看得就更为清楚一些，不知是怎么搞的，我还是没挤出一滴眼泪来。
天气越来越冷，我们还穿着单衣、单裤，围成一圈睡在大教室里几块暖气片旁，每天早上被军代表费尽气力喊起来出操，吃过早饭后带两个冻得硬梆梆的馒头、几根咸萝卜条，有时给一个煮鸡蛋或是一根粉肠，背上一壶白开水，乘上开往各大院校的军车，坐在卡车上被寒风吹着，实在受不了，有一次我的手被铁篷杆冻上了，皮都扯掉了一块。
记得去故宫看收租院泥塑那天，我带了条毯子在车上披着，车到站时毯子下面已经钻进了五个人。我曾经想到亲戚家去借冬衣穿，已经找到胡同口了，犹疑半天最终没敢进去。因为当时带队的是个女高干子弟，很左，不准任何人去找亲戚。她的说法是：串连不是游山玩水，不是探亲访友，每天都安排我们去各大院校抄大字报，谁要违反了，立马通知学校，开除出红卫兵。在北京时她还真开除了一个到亲戚家借了棉大衣的，起到了杀鸡儆猴的效果。所以我虽然到了北京，却不敢到亲戚家去。虽然不敢去找亲戚，但却实在抗不住玩的诱惑，我和几个绝对不会告密的好友结成死党，每天轮流安排一人去抄大字报，其他人则偷空去玩，回来后再补抄。当时我甚至自己瞎编一篇大字报，反正检查的人也只是随便翻翻，看看字数够了就过关了。我当时去了天象馆、自然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又去了北海、颐和园、动物园等等。玩了大半个北京，一直没被发现。
在北京住了那么长时间，因为吃住都不花钱，我买了不少无线电零件后，身上带的钱还剩下许多，可是粮票却没有了。于是我便写了封信，要家里给“电汇”粮票来。当时还死爱面子，认为给爹妈写信是想家、懦弱的表现，所以信是寄到学校，收信人是我哥，而我哥已经步行到延安去了，于是我便跟家里断了音信。我妈不断写信发电报给北京的亲戚，那家人全家总动员跑遍了北京城找我，后来只找到了我弟弟。他是比我晚点上北京的，刚到时特惨，住在天坛公园的帐篷里，冻得生病了。后来他被接到亲戚家后可就享福了，穿得暖暖的，吃得好，还有人陪着上公园玩。而我却成天吃馒头、大白菜汤。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还是冻得要死。衣服脏了也不敢脱下来洗，全身长满了虱子。头发长了也不愿剃，怕冷。
记得有一天，我在汽车上，一个老太太见到我这副模样，拉着我的手直掉泪，非要我到她家里去住，说她的孩子也去外地串连了，过冬的衣服都在，可以给我穿。我连亲戚家都没去，当然也不会去的。因为我们住进解放军政治学院没去北京市接待站登记，我的亲戚无法查找到我的下落，家里人都认为我是丢了，我妈急得要死，我却计划着只要让我们离开北京，我要玩遍全国才回昆明。
终于通知我们离开北京了，大家登上了南行的火车，此时已经快到年底了。到衡阳换车时，列车严重超员。几个大点的同学挤上去了，留下了本来就不想挤上车的我和三个比我还小的，而且四个人身上只有我还有20多元钱。三个小孩哭了，我意识到我的麻烦事来了。虽然我只比他们大顶多一岁，事实上有一个跟我同级的只比我小几个月，我已经不容推卸地担上了把他们带回昆明的责任。可这样一来，我想脱离队伍，跑到广州去的阴谋就破产了。我只好带着他们，挤上下一趟车，一路上跟人打架争座，数次换车，碾转千里，历尽艰辛地回到了昆明。到达昆明站时，我身上只有一元多钱了，刚够分给4个小花子模样的串连学生，分头乘车回家。
我第一次出门远游，历时六十多天，家里没有我一点消息，都以为我失踪了。当我忽然推开家门时，大家都认不出我来了，我妹妹事后说她以为是个要饭的闯进来了，只有我妈第一眼就认出来了，她腾地一下子站了起来，好象是骂了一声“这个死鬼”，就跌回坐位，半晌才哭出声来。
我立即意识到，我想要点钱粮再出去串连是不可能的了。
2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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捏曲鬼轶事
沅江风景（作者摄影）
华兄者，当年县剧团美工，画技不俗，却长相奇丑。一场天花使得他麻了一张脸，且眼斜嘴歪，鼻孔似乎也不太畅通，加上平时身上总有黑一块白一块的颜料，一付落拓不羁的样子。该人经常作些让人难堪和哭笑不得的事情，所以被称为“捏曲鬼”。比如，听别人说华兄晚上要做那事，他那神经有点毛病的老婆不干，他就行蛮，于是堂客就哭，他怕别人听见，故意大声说：“贵满呀，贵满呀，你又发梦忖，又发梦忖咯？”堂客呜呜地哭着：“你狡猾，打了别人，还说别人发梦忖——呜——呜”。又比如，一次地区汇演，住在招待所，华兄和同室的人打赌，故意装着看错了人，走到隔壁房间，一边叫着一个名字，一边真的朝睡在床上养神的陌生人打了一个嘴巴，然后再说“对不起，看错了”。因此他赢了一包常德烟。如此等等，均被一时传为典故。时至今日，人们提及华兄仍有不尽的话题。
“安东尼奥尼”事件
美工需要写生，华兄自己说：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少奇同志。于是，他会常常寻到偏远乡村旮旯，哄住一个社员作模特或逮住一间茅屋就可操练大半天。
事件发生时是冬天，湖区的天气阴冷阴冷。趁着没有下雨，披着剧团发的灰大衣，华兄背起画夹就出发了。大概走了十好几里路，找到一间破茅棚，前后左右打量了一番，支开画夹就画开了。
不一阵旁边就围上了一堆少见多怪的乡里人。
其时，报纸上正连篇累牍地批判安东尼奥尼。据说此公是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拍了一部纪录片叫做《中国》，里面没有说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却拍一些有损中国形象的落后的破烂的东西，良心大大地坏。偏偏这些画画的尤其是画油画的人就爱选那些破屋子、叫花子去画，他们自有自己的标准，我倒是不懂，更偏偏就有那么一位觉悟很高的社员，好像是大队的民兵营长（且称他“营长”吧），对于安东尼奥尼印象很恶劣。于是也就对这个长相怪异，专拣破棚烂屋去画的人产生了怀疑。在旁边观察了许久，终于忍不住发问了：
“你是那里的？”
“……”
华兄爱理不理的态度让“营长”有些恼火：
“何解画些这号东西？”
“那要画什么东西？”华兄仍在专心画自己的画。
“……你的工作证呢？拿来看看”
“没有”
“……那，那你跟我到区里去搞清楚”
“画完再说”
“营长”忍着火气在一旁看他画完了最后一笔，待他收拾停当，就很警觉地跟在华兄后面，两人一前一后，走在了坑坑洼洼的田坎小路上。这样被押送着走了一个来小时，一路上两人无话。终于到了镇上，远远看见迎面走来的剧团团长，华兄就打起了招呼：“喂，你这卵团长不晓得如何当的，讲了好多次，要你发工作证你不听。好啦，他把我抓起来了，你看怎么办——”
团长一脸茫然。“营长”一看这架势，就明白了八九分，运神自己这一趟怕是跑的冤枉路了。于是也没有作什么交代，悻悻地掉转头回去了。
这一厢，华兄笑的鼻涕眼泪都流了出来。听华兄说了事情的原委，团长连连摇头说：你这家伙也太缺德了，害得人家冤枉跑二三十里。
到底是主席家乡人
贵州京剧团推出了一出《苗岭风雷》。剧团派人去观摩学习。除了导演和主要演员，华兄作为舞美，就有了难得的一次出差的机会。
到了贵州看了戏之后，大家感觉不错。考虑移植过去。可是找了几个当地文艺界的熟人，都说剧团对剧本封锁严密，不许外传。这就让大家有点失望。见此情景，华兄自告奋勇：看我的。
次日一早，一行几人到了团长办公室。进门前，华兄对大家说：莫笑，否则莫怪我。大家不知道他会作出何等动作，都说：不笑，不笑。
只见他屏息静气片刻，从口袋里掏出“红宝书”，随即猛地推开团长办公室，“红宝书”高高举在头上，嘴里一路高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众人窘极，一个个屏住嗓子眼里的笑。房间里的几位一时间似乎懵了，趁着团长们还在发愣的当口，华兄介绍开了：“我们是毛主席家乡的文艺战士，专门来学习你们的剧目，这位是我们剧团的刘书记，这位是我们剧团的周团长……”其实哪里有团长和书记的影子。大家也只好顺竿溜，一板正经地与对方的团长们打起了招呼。一番客套下来，气氛骤然融洽。对方感叹：到底是主席家乡的文艺战士，确实对主席很有感情啊——
至于结果就不消说了。
跟老子看戏去
李打鼓是党员，家里儿女三四个，老婆又无工作，很穷。因为穷，常常会有一些让众人不屑的诸如贪小利占公家便宜的事情。
那次在李打鼓的老家演出。由于一个是打鼓老，一个是美工，开演前都比较清闲，便安排两人看大门收票。
到了自己的老根据地，亲戚熟人朋友自然不少。李打鼓一时间打招呼不赢。华兄没有熟人，也就很认真地履行着自己的义务。李打鼓呢，熟人来了，面子上放不下，不时会把想蹭戏的熟人放进来。这倒罢了，那些蹭戏的人竟然对华兄熟视无睹，连个招呼也不打。看在眼里，华兄脸上一如既往地没有表情，更没有半点不满的表示。李打鼓也不知趣，竟越来越无顾及，前前后后总放了十来个人进场。华兄终于耐不住了。此时，门口一群拖鼻涕的小孩在眼巴巴地守着，想找机会瞄瞄戏子师傅的模样。突然间，华兄瞄准其中一个，很夸张地冲了过去，猛地将那娃娃夹在胳肢窝里，往剧场里就跑。那孩子一时惊恐，吓得蹬脚舞手，呼爹喊娘。到了里面，华兄将他往地下一蹬，大吼一声：“跟老子——看——戏——去”。小孩仍在哭喊，半天才弄懂了他的话，又怯了片刻，方才抹干眼泪，一溜烟往场子里跑去了。这边李打鼓眼瞪瞪地看着这一幕，不知道心里在想着什么。
老子就揭发你
老丘是剧团的编剧，与华兄年龄相仿，都是有点文化的人，尽管彼此平时不无戒备，但比较别人交往还是更多一些。
距离四人帮垮台没有多久了。那年，四下里有各种传言，传得很隐秘。有些话让人举报了是要进号子的。
一天演出前，两位知识分子吃了饭没有多少事情，就一同饭后百步走。这一走就走到了芦苇荡的深处。那里方圆数十里没有人烟，四周除了风吹芦苇的沙沙声，便无别的声响，是个说悄悄话的好去处。
不知道是因为平时压抑太甚，还是因为大家都隐约感到一场变动将临，一时间两人的话题越来越投机，越来越深入，也就越来越无所顾及，居然还说到了天安门打死了人，说到了江女皇的私生活，还有十年八个样板戏——言辞还颇为愤激。现在看来，华兄与老丘的一些话还是很有见地很前卫很有勇气的。那一刻，两人仿佛没有了平日的戒备和隔膜，纯粹是朋友之间的倾心交流。
变故只是发生在谈话的最后五分钟。
眼看着余辉慢慢在地平线消散，开演的时候快到了。两人一边继续着未尽的话题，一边缓缓掉头往回走。看到芦苇场礼堂的影子了，华兄突然不说话了。他猛地转过身，眼睛直瞪瞪地看着老丘，很严肃地对他说：“好了，今天的话就到此为止，等于什么都没有讲。我是什么都没有讲的哦。如果你要是讲出去，我就揭发你，就说这些话都是你讲的。”老丘一时没有反映过来，没想到华兄脸变得这么快。随即连连点头，口里答应不迭：当然，当然，当然不会讲。
这以后，老丘一直后怕，听说失眠了一段时间。
幸亏没多久华主席就上台了，四人帮也被抓起来了，当然也就无从探究华兄和老丘谁会揭发谁，反正老丘的失眠症是好了。
四人帮垮台后，华兄就调到地区去了。在一家印刷厂搞设计。其间不时有出版社的约稿，画了不少连环画，稿费听说赚了不少。算起来又有许多年没有华兄的消息了，他所在的工厂效益很差，早已倒闭，不过华兄是极聪明的人，画技也十分了得，凭他的本事，搞搞广告和设计，混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当无问题。只是年龄大了点。
华兄的故事还可以说出许多，至今不时被大家作为谈资，当然总能博得一笑。人们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我倒是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去评价他，又不是什么伟人，小百姓一个，各有各的活法嘛。
注：华兄名张志华，事情发生在湖南省沅江县（今沅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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