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学生上清北，还有多少可能？
通过一块屏，让更多的山区县中与成都七中同步上课，能改变更多命运吗？
过去三年，一场教育实验试图对此寻找答案。它缘起于2018年底的一篇深度报道。当时，一家媒体刊发了一个故事：以云南禄劝一中为代表的248所偏远县中，因为使用成都七中的网课资源，在16年里走出了近百名清北生。
这个故事引发了一场社会大讨论，也打动了很多人，包括网易CEO丁磊。他决定拿出1个亿支持更多学校落地这种异地同堂的网课模式。随后，四川、湖南、甘肃、重庆等地的偏远地区的100所初高中引入网易公益「一块屏」，覆盖数万名学生。
「一块屏」进驻的学校，有着类似的画像：比起以前的学校，它们更偏远，资源也更匮乏。它们多是排名第二甚至更后的高中，以往考出的多是「二本学生」，更迫切寻求改变。
过去二十年，县中的凋敝越来越刺目。人们谈论「县中再无清华北大」时，往往在指最好的那一类县中。那些更贫弱的普通县中，在公众视野的更边缘处。这也是它们踊跃走进这场实验的原因。没有公益资助，要购置「一块屏」，它们更困难。它们所在的县城，几年前才脱贫。
丁磊称，投资「一块屏」，是希望「让知识无阶层流动」。三年过去了，这个公益项目支持的第一批高中生学成，这块屏真的实现了这种流动吗？
文｜李远幕
图｜受访者提供
两个农村妹儿考上北大
又有两个农村妹儿考上了北大。7月16日下午，录取结果一公布，就传遍了四川泸州市的古蔺县。
她们都来自蔺阳中学「一块屏」公益网班。这是消息让人振奋的原因。几年前，蔺阳中学还是县城第二的高中，靠校长和老师走街串户，才能「求来」几个优生。
古蔺是位于四川和贵州交界的山区县城，人口65万，一大半在外打工。蔺阳中学的学生家长，一大半是体力劳动者，在流水线、大货车和建筑工地上奔波营生。
「你是我们的骄傲！」小学校长在电话那端表达了祝贺。从7月15日下午起，隔段时间他就打来电话，催促罗婷查询录取结果。「录取批次，国家专项；录取院校，0077北京大学医学部；录取专业， 09护理学。」罗婷把在四川省教育考试微信平台上查到的结果念给他听。她是个内向的姑娘，不擅表达，即使在这样的时候，也只是轻轻笑了两声。
父母表现得比罗婷兴奋。当天晚上，他们把录取截图发在朋友圈，配上文字，「这是孩子十二年的寒窗苦读，感谢各位老师的辛苦付出」。他们的村庄，在距离县城50公里的山坳里，从没有人考上过名校，上一个大学生去的是乐山师范学院。
高中老师们也欢欣鼓舞。蔺阳中学的副校长肖继雄把罗婷拉进了一个名叫「珠穆朗玛」的微信群，发了个大红包。群是2015年建的，那一年，学校诞生了第一个北大学生，实现了建校43年来零的突破。今年的高考成绩尤其醒目，有19个学生超过600分，除了北大，他们还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同济大学等名校。
这些学生都是「一块屏」的受益者。这三年，帮助他们的除了自己的老师，还有屏幕那端成都七中的老师。
7月16日晚上，罗婷一夜未眠。高中三年，她从没考虑过要考北大。一上高一，她就遭受了真切的打击。高中学习，难度翻了几倍，在村镇中小学常考「第一」的她一次次受挫。更强烈的对比，来自教室里那块屏幕的另一端，由成都七中的学生们揭开的差距。
那一端，被县中学生们称作「前端」。它代表了中国最前沿最顶尖的高中水平。成都七中招收的是四川中考前500名的学生，每年有七八十人考上清华北大，一本率超九成，成绩斐然。
这一端，是「远端」。他们的生源是经过层层筛选后「剩下」的。以蔺阳中学为例，在2015年前，古蔺县中考最优秀的学生——他们多是教师子女，凤毛麟角的几个，去往成都或绵阳的高中就读。中考前两三百名，被泸州市的高中招走。后面的一半，进入县城第一的古蔺中学。最后剩下的，才是他们的生源。在引入网班前，这些学校平均每年的高考一本率在 10%到20%间。
一所县中想重建信心
一所县中动念要用成都七中的网课时，常常是已经到了不得不这么做的时候。
「破釜沉舟。」肖继雄用了这个词。他指的是2005年和2006年，他们自费为两届清北班购买成都七中网课的那次。十多年前，蔺阳中学高考成绩惨淡，勒紧了裤腰带想奋力一搏。当时，七中网课已经崭露头角，一些困境中的县中视为救命稻草。
2009年高考，蔺阳中学有6个学生考上了重本。这份成绩在当时属于难得。那一届生源，中考前100名他们只收了10个，却考出了全县所有的重本，超越了古蔺中学。但送走那届毕业生后，蔺阳中学财政紧张，拿不出钱了。一个年级的网课要花费十数万，如果覆盖三个年级，则达到三四十万。
因为尝过甜头，得知有公益资助网班时，蔺阳中学第一时间报了名。泸州市合江县的另一所高中马街中学也有着同样想「改命」的愿望，它也是县城第二的高中，但与第一名的高中差距更大。以即将入学的高一新生为例，全合江县中考前100名一个都没有，前200名有一个，前500名有6个，前1000名有23个。虽然身处县城，因为生源大多来自村镇，它被当地人称作「农村高中」。
北大学生杨钰鑫从2020年开始对「一块屏」项目进行跟踪调研。她把这些县中重拾信心的努力理解为一种远交近攻式的自救——借助成都七中资源，抵抗重点中学的虹吸效应，留存优质生源师资，走出县中塌陷。
进行虹吸的首先是绵阳中学，一所「超级中学」，学生规模庞大，可以从全省招收中考拔尖的学生，然后是那些地市的好高中。每次中考，合江县的前200名，被认为是清华北大苗子的学生，大多数都会流向泸州的4所国家级重点高中。即使县教育局制定留不住就扣分、降级的惩罚性措施，仍然无补于事。
如果梳理「远端」的学校名单，你会发现，十多年前，它们多是县城里第二第三的高中。当时的县中第一还能称得上中阶。蔺阳中学两次使用七中网课间的十多年间，发生了一场无声的迁移，人在往大城市走，优质资源也在向中心城市聚集。横在一所普通县中前的鸿沟，越来越大。
蔺阳中学考上北大的两个妹儿从小是留守儿童。罗婷小学四年级时，父母去了贵州建筑工地打工。她带着妹妹独自生活，中午在学校吃免费午餐，晚上回家自己烧饭吃。夜深了，妹妹哭着喊爸妈，她也只能哭，抱着妹妹哄她睡去。另一个考上北大的孩子，读的村小只有一个班级，一个班十多个学生，数学老师也是体育老师。一个学生的初中老师成天不见踪影，在镇上开了手机店，学生们以为他的主业是卖手机。
另外一半孩子，从小跟着父母外出打工。小时候，母亲们在流水线上工作，把他们背在背上，放在座位旁的箩筐里，就这样长大。在广东或浙江，他们在那里的打工子弟小学和村镇公立小学上学——本地孩子去市里上学后，这些学校「剩」给了外地孩子。
等到这些孩子回到老家的普通县中，参加高考这场拉力赛时，首先要面对差距：他们比泸州高中的孩子差了一圈，比成都的差了两圈，比全省最好的成都七中差了三圈。
当「一块屏」进入更边远的「远端」，会发生什么？蔺阳中学提供了成功突围的样本，它是公益网班里高考成绩最突出的学校，网班一本上线率超过96%，创近年新高。马街中学超额完成了教育局规定的重本指标——三年前，教育局给他们设定的是24个，他们考了44个。在绝对数量上，这个数字并不多。但老师们仍感到欣慰，因为，在入口上，这届学生是这几年来「最差的一届」。
躲在屏幕后的保护和重建
当「最差的一届」学生面对「一块屏」时，冲击变得更加猛烈。
一开始，「前端」带来的是惊叹，屏幕里是完全新鲜的上课方式。尤其是语文和政治，竟然能这么有趣。
继而是沮丧，「听不懂」 「跟不上」 「被拉着走」。数学物理这些科目，一节课是他们两节三节课的容量，密度浓厚。一道题，「前端」做两遍就掌握了，而「远端」要做七八遍才能彻底掌握。
还有人感觉到自尊被击碎。马街中学的刘媛描述，上完第一堂英语课后，所有人都像约好了似地叹了气。这声叹气很细微，只能从同桌那里听到，但是整个教室的低气压，那种很沉重的喘不过气来的感觉，所有人都能感受得到。
第一堂课，是七中的明星英语教师布鲁斯上的。他用全英文做了自我介绍，刘媛只能听懂几个单词，一个是library，只能靠PPT上的图片联想，他说的应该是自己在南加州大学留学，去过哈佛大学的图书馆。只听懂几个单词，是第一重沮丧，而第一次知道南加州大学，是第二重。
但「远端」的他们，初中才开始学英语，英语老师大半堂课说的是中文。即使在「双减」前，县城里也见不到有什么英语培训机构。外教课上，很多「前端」学生能自然地交流，说自己去哪儿玩了，看了什么电影。「远端」的学生张嘴想回应屏幕些什么，却拼不来单词，「我们没有词汇量，也没有生活经历」。
喜欢数学的孩子第一次在屏幕里听说有奥数竞赛。七中实验班的学生擅长竞赛，每年都有获奖学生保送清华北大。而那些题是什么样的，「远端」从来没有见过。
有时候，屏幕那端会不经意地暴露那些深层的差距。很多「远端」的学生都听过七中的老师对学生开玩笑，「你们不努力，就只能上隔壁的川大」。这时候，「远端」会低下几个头。在县中，老师们给他们鼓劲时说，「努力，才能上川大」。
「幸好是隔着一块屏，还能掩饰一点我们脆弱的内心。」刘媛说，这块屏让她意识到，自己和他们的距离很远，像一个大圆，通过成绩弥补的只是一个很微小的缺口。
马街中学的刘媛在读《平凡的世界》
中考时，刘媛是合江县城72名，泸州的两所高中都向她伸出过橄榄枝，但因为家里欠债，她选择留在马街中学。在马街中学当老师的阿姨气得骂刘媛妈妈，「你把娃留在马街读？! 」
这块屏被刘媛当成保护屏。学生们感受到差距，躲在这块屏幕后，从「废墟」上重建，「接受远端传递来的知识，慢慢去重建自信。再慢慢把我们那点自尊加粗，加厚，让它不那么轻易被击碎」。
蔺阳中学则做了更切实的「保护」。引入网课后，它先成立了一个录播室，把成都七中的课堂一节节录制下来，让网班老师学习。
高一，老师们有选择地打开屏幕。更多时候，他们把七中的教学「迁移」过来，尤其是那些系统覆盖知识点又提炼得精到的理科知识点，他们自己消化过后再教给学生。
到了高二，等学生们基础打牢了，适应了，网课越来越多地被直接播放。物理课放得最多，七中的物理老师拓展了很多情景式的场景；英文课着重听取讲作文和周考月考的讲解；语文课将文理科两位语文老师的精华部分兼取，做成视频插在课件里。蔺阳中学会提前把新课的PPT发给学生，让学生预习，再做习题。40分钟的直播课花20分钟倍速放完，剩余的时间再由老师讲解。一些课，老师会选择倍速播放，快进，或者跳着放，灵活调整进度条。
这样的调整源于15年前直播中的经验。当时的过程很艰难，学生叫苦，老师喊累，物理老师走马灯式地换了三个。
「一块屏」在一些学校也出现过水土不服的情况。从最初的跃跃欲试，到后来被「束之高阁」，也就只花了半年时间。「生源太差，根本跟不上」、「老师不愿意用，觉得加大自己的工作量」，是网易公益基金会在问卷调查中搜集到的主要原因。
杨钰鑫把对这些现象的观察写成了论文，呈现了一些三年前的报道里没有的内容。论文指导老师是刘云杉、吴筱萌教授。两位长年研究教育公平的老师帮她破题：「是移植，不是复制。」资源贫弱的普通县中要用好成都七中的资源，应该允许他们选择更契合自身、风险更小的方式，而不是一刀切要求同步直播，「技术移植的最终目的是赋能县中」。
杨钰鑫认为，三年前媒体报道中没有提及到的还包括：即使是当时的贫困县，禄劝一中「一块屏」能成功，也得益于全县资源的集中，在制度上开了绿灯。而对于更普通的县中，它们资源有限，做任何改革都要更吃力。
她调研过的攀枝花的一所县中，最终在高三时掉队了。原因是改革的步子迈得太大，即使各科老师都反映讲得太快，学生跟不上，校领导仍然严格要求同步直播。最终，学生成绩下滑，「一块屏」只能被弃用。
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马街中学，网易公益「一块屏」网课班
抓住绳子一起爬坡
蔺阳中学为什么能成功？故事或许可以从罗婷选择进入这所高中说起。
三年前中考，她稀里糊涂考了全县第一。她上的是镇上的初中，即使到了初三也没有分重点班，班上一半学生在初中毕业后就出门打工了。
她是那种有学习天赋的农村孩子，专注，认真，即使没有父母陪伴，学习也不是一件那么难的事。但后来，古蔺县的一位老师告诉我，全县最好的那所高中让两个以往考高分的男生在中考时「隐藏实力」，以免被其他学校掐走，罗婷才突了出来。
县城第一的高中尚且在做这样现实又无奈的努力。肖继雄笑称，作为第二，他们只能依靠诚意「骗来」学生。老师们到学生家里，一个个磨，帮他们分析每个科目该怎么学。为了争取一个优生，肖继雄甚至和他「对赌」，如果在高三三诊考试中，蔺阳中学的第一名能比古蔺中学的高30分，那优生就要来。
有的初中生在去蔺阳中学参观时就被「吓退」了。蔺阳中学依山而建，通往教室的路上，有两段长而陡直的上坡路，各有几十节石阶，颇费脚力。
这就像一个隐喻，他们对学生允诺，要让他们「低进高出」。当招进了一小撮还不错的生源后，蔺阳中学把他们选入培优计划，安排老师给他们开小灶。
为了帮一个学生解决立体几何中的向量问题算不准的问题，肖继雄准备了四天，把大学里的行列式、矩阵的知识研究了一遍，花10分钟课间操时间为这个学生讲解。
他们还组织了「跟考」，期末考时，老师们单独坐一间考场，和学生们一起考试。这是为了让老师更了解学生在解题中容易遇到的困难。一名学生考试怯场，蔺阳中学甚至专门为他设置了一个人的考场，做应试心理训练。
这些微小的自救努力，逐渐积累起来，让他们培养出了第一个北大学生。
和其他高中「抢夺」罗婷时，蔺阳中学派出了罗婷的老乡，一位五十多岁的正高级语文老师。他耐心地对罗婷说，蔺阳中学的成绩在一年一年变好。
蔺阳中学是在自救后的上升期迎来七中网课的。肖继雄把一块屏形容为「一根拐杖」，在他们继续向上爬坡时，有了更可靠的依凭。
罗婷的班主任是数学老师。带上一届重点班时，他要自己编题给他们训练。那个班数学好，他编的题学生很快就解出来了。有段时间，为了编题，他连熬了几个大夜。有了成都七中的试卷后，他不用再苦熬了。
杨钰鑫和导师刘云杉讨论过，蔺阳中学之所以能成为成功样本，在于它有内生的愿意改革的驱动力。那些跟着直播走的学校，是借力于实时可控的教育技术后台，和七中构建的虚拟教学共同体，来督促自己，不松懈下来。这是一种组织结构的刚性。使用一块屏，无论是直播还是录播，都还需要其他的刚性或者激励性措施，来激发和维持改革的动力。
蔺阳中学专门出台了「网络资源管理使用办法」，老师们如果确实把这堂课听完了，给10元津贴；将七中老师教的学以致用，用在课件制作上，给15元津贴。肖继雄称，这个经济杠杆是要表达一种期望和导向，「钱不多，但是希望老师好好去学，好好去用」。
2018年的那篇报道后，爆发过对这种异地同堂的网课模式的争论。教育界得出了一些共识，它要成功，首先是一所学校要有那种愿意改变的急切驱力，从一把手的管理开始，整个学校愿意拧成一股绳，一起爬坡。
最关键的是「远端」老师。有精力的年轻老师，有更强烈的提升愿望的，他们投入越多，效果就会越好。而一些资历深的老教师，尤其是学科带头人，如果带头抵触，失败的概率就会更大。
而在蔺阳中学，面对一块屏最谦虚的是那个快60岁的正高级语文老师，备课时，他会把「前端」两位语文老师的课都看一遍，挑出最好的给学生看。当屏幕上七中学生分享新事物时，他会鼓励学生们：「放出眼光，去粗取精。」他相信，通过这块屏，让孩子们开放地汲取营养，每个人都能看得更远。
一次课间，屏幕开着，刘媛看到政治老师在集体备课的直播间里努力地提问，很受触动。老师就像是和他们并肩同行的战友。政治老师总和他们说，自己也是学生。
刘媛班上70%左右的孩子都是留守儿童。从小没有父母的陪伴，学习习惯差，刚上网课，很难集中精力。为了纠正他们，班主任故意装得严厉，揪住开小差的学生，拿藤条假模假样地抽掌心。英语老师是个大学刚毕业的文静女孩，说话轻轻柔柔，为了让学生集中注意力，她把讲课的小蜜蜂改成了大喇叭。在那些笼罩着低气压的英语课课间，她会放一首节奏明快的英文歌，悄悄地鼓励学生们。
罗婷也被这样鼓励过。老师们都知道她有「包袱」，中考第一，和自己较着劲，心里有压力，但不习惯和其他人说。他们都在关照她。作文写得好，特意点名让她朗读。语文老师经常把她喊到办公室，装作改卷子随意问两句学习情况，其实是想帮她疏导心里的情绪。
当老师们拧成了一股绳，有了那股劲，就会感染给学生。蔺阳中学一名考上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把这股劲形容成向上爬的渴望，「我们就像是溺水的小孩一样，只要给我们一根绳索，我们就能够抓紧往上爬」。以前的「培优」和「小灶」是绳子，现在的「一块屏」也是。
一块屏网课班政治课上，成都七中的老师在讲述国家利益议题时，会分享媒体观点、外交部发言人表态等，拓展学生认知能力
看见天空
顺着绳子向上爬，还会看到什么。刘媛认为是见识，也许它比知识还重要。
刘媛是少数事先就知道「一块屏」的学生。初中班主任去成都培训回来，带回了那张报纸。她被那篇文章打动，尤其其中关于绳子的比喻——「往井下打了光，丢下绳子，井里的人看到了天空，才会拼命向上爬」。
小时候她就看到过这样的「天空」。在广州和顺德上打工子弟学校时，老师每年都带她去春游秋游，去少年宫，借厚厚的《上下五千年》看。她喜欢广州，那个地方就像她的第二故乡。
等要升初中了，学籍成了问题，妈妈就带她回了老家。她想念广东，还为老家没有家乐福和地铁失落过。在高中就立了志向，想考西南政法大学——因为听说从这所大学毕业去珠三角当律师很吃香。她偷偷把「西南政法大学」这几个字写在一张奖状背后。
屏幕重新打开了那片天空。进入「重建期」后，她拿妈妈手机买书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杨绛的《我们仨》， 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甚至还有卡波特的《圣诞忆旧集》——这是一位属于文学爱好者的没那么大众的美国作家。
这些书都是她看了「前端」同学在课前三分钟分享后感兴趣买的。「课前三分钟」是语文课前学生的分享环节。「远端」同学第一次在「一块屏」里听到了「马太效应」，看到了伦敦夜色下的教堂。
还有许多其他类似的例子，蔺阳中学理科网班高二下学期流行过《百年孤独》。那是因为「前端」的一名同学专门分享过这本书，还画出了复杂的人物关系图。
「前端」培养了他们阅读的兴趣，那是一种自发的想阅读优秀文艺作品的渴望。小考大考完后，有一些稍微轻松的空档，他们就会奖励自己读书。即使在备考任务繁重的高三，一位男生在入睡前会看十多分钟《平凡的世界》，他在孙少平身上看到了自己和很多同学的影子。
网易公益「一块屏」组织线下成才营，通过话剧、讲座、论坛、交流等形式拓展县中学生的视野
在屏幕里，有远端学生「想成为的那样的人」。白净的毛奕羽总能在英语课堂上流利作答，学生们在微博超话里寻找更多他的信息。苟新云是艺体生，开抖音号分享唱跳，很多远端学生都关注了。从那里，他们看到她的毕业典礼，知道她被澳门科技大学录取。
还有七中的戏剧节、运动会，在「前端」的课堂里老师提过一嘴的，他们也会偷偷去搜集照片。在「远端」，这些还是奢侈的。刘媛班上的女生曾经为艺术节排练过一个舞蹈串烧，排到一半，就被班主任叫停了。
「一块屏」项目的公益志愿者康维阳是成都七中2013届网课班的「前端」学生。高中三年，有无数的远端学生添加他的QQ好友。他是这样理解自己的「走红」的，是屏幕的原理，就像电影和电视明星在荧屏上被注目，当镜头对准普通的成都七中老师和学生，他们的优点也被放得很大。这就像一块滤镜。因为在「远端」，在闭塞的县城，他们代表了外面，代表了更大的世界。
这激起了很多人想走出去看看的欲望。「我想出去见识一下我和他们有差距的这些人。」一位女生知道，他们自己的文学素养，对这个世界的认知，都是他们的背景带来的，「我们是没有，只能自己走出去看」。
更重要的是，一些梦想被激发了出来。在蔺阳中学，一个同学也在仿效七中的课前分享环节，分享过两艘航母和一些军备的照片，他梦想当军人。在今年高考，他如愿考上了国防科技大学。
「顶峰相见」
斩获信心的转折发生在高三。越接近高考，试题的难度下降，「远端」的学生发现自己越来越自如。
有些题，「前端」学生想不出来，他们却灵光一现想出来了，就会增加一分成就感。英语的进步是最明显的，等词汇量上来了，越来越多人愿意跟着屏幕大声诵读。一开始，连七中的最低分都达不到，慢慢能赶上平均分，再然后，和稍好一点的同学并肩了。他们把「前端」当成目标，一直试图想去超越他们。
蔺阳中学的一名男生在第三次模拟考试时物理考了满分，而「前端」没有一个满分，这给了他极大的信心，「他们凶，原来我们可以更凶」。
夏嘉旺（左）和夏嘉兴（右）双胞胎兄弟，分别考上哈尔滨工业大学和成都大学
有次同样做成都七中的政治卷子，刘媛班的平均成绩比七中还高了0.5分，全班都沸腾了。政治老师自己花钱给每个同学买了支棒棒糖。高考后，政治老师承认，当时其实是加了一点友情分，为了鼓励孩子们。
他们在高一被强烈冲击，打碎，重建，花高二一年追赶，到了高三，班里黑板墙上贴满了「不服输挑战卡」，他们在上面填上想超越的七中学生的名字，想和他们「顶峰相见」。学生们还组建了互助学习小组，以组队形式参加「战斗」，最常见的群组名称是「北大精英预备役」、「清华小组必胜队」……
「一块屏」激发了孩子们的竞争意识，悄悄在墙上贴上不服输挑战卡
班级的氛围开始悄悄变化。蔺阳中学的教室每天晚上10点15分要断电。但这个点过后，学生们打着台灯留下来继续学习，再卡着10点40分的时间点回寝室。临近高考，所有人都卯足了劲学习。
「可以说高中以前的东西，和他们的差距已经过去了。但是在大学，又是新的起点，大学有好的资源我也要抓住，以后我们打拼，也不一定比七中的学生差。」新进入「珠穆朗玛」群的一位男生考上华南理工大学的航天专业，这也是他的梦想专业。对于他，这块屏的作用在于帮助他去了想去的地方，「让我们走进更好的大学，变得更容易一点」。
小镇做题家的未来
两个北大学生的高考结果带来了立竿见影的变化。肖继雄接到了越来越多的招生咨询电话，不少是以前他们渴望的「优生」。
蔺阳中学迎来了一个新的起点。因为它连年提升的高考成绩，越来越多家长决定将孩子留在古蔺县城读高中。
「这块屏的作用在于帮县中留下一部分去市级的重点中学可能会垫底，但在县中会是鸡头的学生。」在今年参加全国政协大学生模拟政协提案大赛时，杨钰鑫对「一块屏」建议：教委应引导县中因校、因人制宜，根据学生接受水平从高到低依次选择「直播」、「录播」和仅作为备课资源三种方式应用网班资源，让网班惠及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县中学生。
杨钰鑫也出身小镇，到北大后，真切地感受到了地区性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导致的学生成长的差距，因此对教育技术在何种程度上能改变差距，又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不了甚至加剧差距而感到好奇。
她对康维阳和一位蔺阳中学考上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分别做了访谈。在进入成都七中前，康维阳就读的小学和初中都属于成都最好的那一类学校。他把自己形容为成都的「移民二代」，他的父母通过高考，从农村到了成都，对他的教育从小严格要求。小时候即使是逛商场，妈妈也会把他放在商场的书店，让他自己看书。
在高二时，康维阳去了远端，在成都旁边的资阳市的一个县中交换了一个星期。他跟着那里的学生一起，6点起，12点睡，每天昏沉沉。「原来他们一天要上这么长时间的课。」这是他第一次知道「远端」的同龄人是这样学习的。
那位清华学生则把自己称为「穷二代」。他们的父母和康维阳的父母都是出生在恢复高考后的一代人，人生路径在初中毕业时分叉——他们的父母，因为家贫或者没考上高中，十多岁就去了沿海打工。
这些孩子出生时，成都七中的一块屏还处在起步阶段，而在这二十年间，中国的城乡差距越拉越大。
杨钰鑫以此理解为什么三年前被公益扶持的一些学校会选择「移植」而非完全的直播，因为差距，「前端」越来越强，而二十年后的「远端」比起更早前的「远端」，要克服的困难也更多。
有人在为弥补这种差距而努力。上大学后，康维阳和七中同学成立了一个名叫林荫公益的组织——林荫两个字来源于成都七中林荫校区，发起了一些针对远端学生的公益活动。其中的一项内容，是组织像杨钰鑫和那位清华大学学生那样从县中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去和县中学生交流，帮他们化解面对一块屏的压力，找到更多学习的内在动力。
比如选专业，告诉他们怎么找到自己的兴趣。他们邀请了各行业的人士，分享职业经验，帮他们打开更大的眼界。蔺阳中学一位学生高考后报了计算机专业，原因是听说学计算机能赚钱。他的母亲是建筑工人，双脚成天踩在水泥里，脚缝都腐蚀了；父亲是干货运的，扛冰箱时腿都在发抖。他的学业规划是，考出去找一份好工作，以后可以回报父母。
杨钰鑫跟一些远端毕业生聊过。她发现，在高中时就被一块屏强烈刺激过而意识到差距的人，在进入大学后，适应能力更佳，因为网课节奏快，很多时候要靠自律和努力，和大学的上课方式很类似。
她给访谈对象推荐过一本书，北师大教师程猛写的《读书的料》。书中研究的对象，是从农村走到重点大学的县中学生，在近几年，他们还有一个名称，叫「小镇做题家」。书中写了学生们在大学遭遇的压力、黑暗，也看到了他们身上的亮色和希望。他把它提炼为「底层文化生产」，意思是这些经历也在塑造着他们。读书的料，历经千锤百炼，总会找到自己的形状。
杨钰鑫在毕业的网班学生里也看到了这种力量。一名远端学生，从大学起就参与了「一块屏」的公益活动，为县中学生组织讲座、夏令营等活动。毕业后，她选择从事教育技术行业。
在今年的毕业视频里，一位七中老师给所有远端学生寄语，「追风赶月莫停留，平芜尽处是青山」。刘媛把这句话写在了毕业衫上，等到九月，她会带着这件毕业衫，走进大学的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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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网络暗处，他们转走了你银行卡的钱
文丨魏芙蓉
编辑丨王一然
日入五位数
白色SUV从商城开出去，武汉的闹市甩在身后，开上长江大桥，驶离三环，车还在向更少人烟处探进。窗外飘起小雨，后座的林桂常扫了一眼同车的三个陌生男人——看不到表情的脸，和一趟不知目的地的出行。
金银潭大道附近，视野开阔起来，成片的在建工地，几乎见不到行人。车辆刚在路边停稳，林桂常就被要求把钱包交出去。一个鼓鼓囊囊的黑色钱夹，塞了九张银行卡，十六七岁的时候为了让钱包看起来殷实些，他特意去办的。不说别的，那之后打工存钱也多了不少盼头。
如今他23岁了，平头瘦脸，眉宇间还能看到几分稚气。没能实现大钱入账的向往，眼下，他要靠另一种方式兑现它们的价值了——把银行卡租给车里的陌生男人“跑分”，一张8000块。他觉得也不赖。
“跑分”是灰产圈的行话。在电信网络诈骗、赌博、色情等一类犯罪活动中，平台为了确保安全，需要租赁大量支付账户，通过银行卡、微信或支付宝等渠道“跑分”洗钱，将赃款分流洗白再转到自己的账户。圈子里也叫“洗米”，客观的市场和丰厚的利润已经催生了专门的“跑分”平台和产业链。
这门差事是林桂常前一天才从贴吧里寻来的。在“搞钱吧”里随便划拨两下，就能发现各种各样的来钱路子，他通常瞧准的是那一类：“有卡的来”、“日入五位数”、“包吃包住包车”。刚开始林桂常还不能明白这几个词的所指，但尝试几次后，他开始迷恋这种赚钱方式：零门槛，来钱足够快。
车里的陌生男人都是跟他差不多年纪的年轻面孔，拿到银行卡，他们开始忙活起来。大家分工明确，握方向盘的只管开车，后座男人操控着林桂常的手机和银行卡，副驾驶座的男人则手握四部手机收发上级指令——每张卡的进账多少，收款后又转往哪个账户。林桂常是最闲的那个，他只需在必要时，把他那张脸凑过去录入验证就好了。
持续3小时的“跑分”，车里信息提示音不断，每笔进出账都是大额款项，其中最大一笔有17万。
一个陌生的座机号码突然出现在林桂常手机屏幕上，“您是不是正在进行网上交易？”对方自称是武汉市反电信诈骗中心。
“我在借钱准备做点小生意。”即使是预料之中的电话，回答的话术也被提前告知过，但林桂常还是花了点力气，才没让紧张表现在脸上。
上午11点，交易结束，当天有近140万流水经过了他的银行卡，然后流向了其他账户。
车辆回到出发点。男人们把“老板”喊来结账。车门拉开，挤进一个戴着鸭舌帽的小个子男人，黑黑的皮肤，约莫40岁左右。“老板”口罩全程没有摘过，上来就跟林桂常套近乎：“你这个人可以，蛮有胆量的，愿不愿意跟着我干？”
按林桂常当时的处境看，对方开出的条件相当诱人：工资2000块一天，包吃包住包抽烟，住的是宾馆，外卖专人帮点，65块一包的“黄鹤楼”随便抽。只有一点：没活的时候只能呆在宾馆里，这规矩不能坏。
又给人打工？林桂常十几岁离家给人打工，最先进了工厂，6千一个月，是厂里人人羡慕的岗位，一天干12小时，他渐渐厌烦了那些笨拙的口号，没消停的机器也叫得他耳朵疼。他后来跑去送外卖，这是他喜欢的工作，懒觉睡够也不缺钱赚，最卖力的阶段一个月到手有七八千。直到染上赌博，“就怨赌博”，林桂常总爱这么说，他欠下一屁股债，连跑外卖的家伙什儿也给卖了。
这节骨眼上，他缺钱是真的，但不想打工；这活钱不少，坏在没自由。林桂常拒绝了。
两个人转谈起“正事”，一到结账，老板态度却变了，埋怨这天的进账有点少，“我今天准备进200万的，你这就只进了110万，明天你再多带几张卡来做。”这意味着，比事先约定的报酬少几千，林桂常可不干。
他年纪不大，脾气却不小。“明天我不做了！所有钱你必须给我！一分都不能少！”俩人彻底翻了脸，在车里吵起来。最后林桂常放狠话了：“实在不行，咱们去派出所谈谈。”他后来说，自己最恨不守诚信的人，而且真要进了派出所，“咱好歹算自首对不？”
紧张气氛是只属于两人的，车上的小弟们刷抖音看手机，各忙各的。僵持好段时间，“老板”让步了，拉开背包，林桂常瞥了一眼，里头成摞的红票子，几条烟。钞票一张不少数到手上，林桂常转身就要下车，不想被一只手拉住。
客气又回来了。老板掏出烟，车里头一人散上一根，双手围拢给林桂常点上，“抽完再走，不急，不急”。
果然就是要来这么一口，十分钟前还剑拔弩张的两个人，烟雾吞吐之间，林桂常心里舒坦了好些。一支烟毕，他们拍着肩膀道别。
网络的背面
那是林桂常第二次接触“跑分”。去年五月，第一次尝鲜之后，他足足忍了两个月才上那辆车，后来只要缺钱，他就会摸到“搞钱吧”里扒拉几下。尝试过“快钱”的滋味，他知道自己很难再回头了。
我最初注意到林桂常也是在贴吧，另一个叫“帮信吧”的地方。如果说“搞钱吧”暗藏一片黑灰地带，那么“帮信吧”映照出的是这个世界的背面——这里聚集了一群因为“搞钱”获刑的人。
“判多久”、“会不会给实刑”、“公安打电话来了怎么说”，很多涉嫌帮信罪的人都会在吧里发问。像林桂常这样贩卖、租借银行卡为人提供支付结算，是涉帮信罪里最常见的一类定罪事实。
“跑分”的风险，林桂常是认真研究过的。混这个圈子，一些不言自明的行规是：干一票换个老板，每次交易只收现金，现金到手他也从来不着急存银行。无外乎都是为了规避风险。时不时地，他还会上网找些“前车之鉴”，给自己心里垫垫底。
在灰产圈里摸爬滚打过一阵儿，对何耀勇来说，像林桂常这类下游的活是他不大瞧得上的，单就贩卡洗钱这一支链，也有细致的分类：带团队的叫“卡头”，倒卖赚差价的有“卡商”、“卡贩”，林桂常这样的“卡农”，不过是底层的“工具人”罢了。
“做技术才最吃香。”何耀勇今年26岁，经营着一个科技工作室，制作、封装、维护软件，他活跃在各个社交平台的几千个群里，声称贷款、裸聊、博彩、跑分平台等这些市面上能见到的电诈软件自己都能做。
区别于林桂常这类“虾兵蟹将”，何耀勇说自己对接的是食物链顶端的电诈分子，相当于“递刀子”的人。他的客户大多活跃在缅甸一带，很多时候一通电话结束，他才发现对面其实是十六七岁的少年。
何耀勇原本也是个想爬上食物链顶端发财的人，之前他从网上买来博彩平台自己“运营”，说直白点就是诈骗。但他仿佛在“骗”方面不大在行，生意平淡，而且买来的平台三天两头出病毒，折腾几番没赚到钱，他索性不干了，转攻技术。
唯一的搭档也是网上认识的，用何耀勇的话来说，是个“憨头憨脑的技术男”，两人现实生活中没见过面，打了几次视频电话，一拍即合，搭成对子，何耀勇负责推广，对方负责技术。
生意好时，他们几乎每天都有单子。卖得最好的是裸聊诈骗平台，他介绍说，当以男性为目标的骗术穷尽，转型骗女性成为行业内的新流行，有次闲聊他听缅甸的客户提了一嘴，“一个富婆那里，搞了89万”，这个数目让他有些吃惊，“你们公司每个月能赚500个（万）不？”结果对方告诉他：公司三十几个人，500个饿都要饿死了，每月最少1000个打底。
“外面（境外）钱太好赚了。”一年后，当何耀勇经历了入狱、生意关停，提起他们时，语气里还是流露出羡慕。
何耀勇其实早就计划好了，2021年的元宵节过后，跟搭档偷渡去缅甸。他知道，等待他的是更大的市场，更宽松的监管，他要狠狠捞一把。
●夏伟所在的群。讲述者供图
那个何耀勇无限垂涎的顶层世界，夏伟见过。这是个嗓音低沉沙哑的中年男人，34岁，心态和阅历方面都沉稳老练得多，他自称“黑客”，利用博彩平台漏洞套利，也就是“黑吃黑”的活，“一次性撸他个几十万块钱”，“一天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据夏伟了解，顶层圈子每年5月会组织一个聚会，大约50个人。夏伟说他几年前去过一次，到场的都是圈里玩套利、搞诈骗的“大牛”，一行人从成都出发，带上专人“供应”的夜总会小姐，自驾到拉萨，一路上吃喝玩乐，借旅游的名义彼此熟悉，方便日后合作。
人脉才是关键。夏伟身边很多人爬上顶层之前，不过平平无奇的普通人罢了，靠着村子里熟人亲戚帮带，才一点点发家致富。夏伟最欣赏的是一个年轻人，二十七八岁，就是这样玩博彩盘发家的。两三年前夏伟在成都见到他时，对方生意刚起步，招待夏伟半个月，“唱歌、洗浴每天不花掉两三万不允许走”。几年过去，那个年轻人仍住在成都，盘子和团队养在国外，生意越做越大，人反而越来越低调——卖掉豪车，换上国产的新能源汽车，重新扮演起普通人。这也是夏伟眼里真正有“智慧”的一类人。
相比之下，食物链底端的林桂常的确不算是个有野心的人，如果不是染上赌博，他不会踏上这条路——“价值观变了”，他总结说。
林桂常五年前开始接触赌博，从几百上千到后来一次性押两万，玩上瘾了，他为每次开盘疯狂，1:1的赔率，30秒之内，要么亏要么赚。2020年下半年他手气不错，基本上天天赢，隔三差五去KTV喝酒，一宿花光四五千。但手气在第二年急转直下，连本带利赔个精光，到处找人借钱，再无心工作。
他蜗居的地方是武汉一所日租旅社，一间卧室搭个厕所，一个月600块。他也注意到了，每次经过前台，旅店老板目光在自己身上追得紧紧的，好像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什么苍蝇蛀虫。
即使这样，每个月他还是忍不住要来那么一两下子。“只要凑够了子弹，哪怕两三千块钱，我就有勇气往（赌场）里头冲了。”上次“跑分”到手的钱很快花完，不到一个星期，他又准备“上膛”了。
这次他被要求从武汉坐火车到赤壁，收益是“跑”1万块提成80元。很难说不是受赌徒心态驱使，那次林桂常带上了七张卡，期待都能用上，“按提成算，走的（流水）越多越好。”前两次还曾担心风险的他，到这时已经不管不顾、甚至做好“进去蹲”的准备了。
普通人与恶的距离
去年五月末，在湖北省咸宁市赤壁火车站，等待林桂常的是一辆破旧不堪、没有牌照的北京现代，车里比外面更破，到处坑坑洼洼的。和之前一样的路数，上了车，车辆开始沿着赤壁的盘山公路行驶。车里乐声刺耳，副驾的男人抱着一个气瓶摇头晃脑，整个人都飘飘然的。是笑气，林桂常一眼辨认出来，送外卖那几年，他身边不少人都吸这玩意儿。
泥巴路上剧烈颠簸，车窗紧闭，车内混合着笑气味、槟榔味和烟味，林桂常几乎喘不过气来。他第一次想退缩了，过去面对坐牢、被威胁他都没怕过，但现在他害怕出车祸，怕钱没拿着，白赔上一条命。他主动中止了这次交易。
林桂常知道自己该到此为止的，可两天后，他又进了贴吧，陌生车辆把他带到城郊的民宿，进行了第四次“跑分”。
那单生意之后他回了趟老家。明天和“号子”不知道哪个先到来，他打算回去给家人做些心理建设，别到时被抓了，家人还不信。“这段时间我在外面做了些犯法的事。”林桂常的话刚脱口，他妈当场就哭了。
四天后，2021年6月7日，林桂常在武汉的群租房里通宵打完游戏刚睡下，门被敲得咚咚响，门一开他立马被按头。那次抓捕是安徽宿州联合本地警方办案，宿州有受害者刷单被骗6.8万，其中有5.2万经过了林桂常的银行卡。
按照林桂常的习惯，早起必抽烟的，在派出所录口供时，他浑身难受，脑子迷迷糊糊的，他管警察要烟，“你不给，我一个字不说。”猛抽完两支，他一五一十全交代了。
三个月内四次“跑分”，根据林常桂后来的判决书，警方已查证到的诈骗被害人就有17人。普通人与恶的距离可能就在咫尺之间，对这些受害者来说，陷阱也埋伏在琐碎日常中。
张女士就是因为一箱餐巾纸落入圈套的。去年5月21日，手机上一条信息提示她，作为网购的回馈，她可以添加一个微信号免费领取一箱餐巾纸。她照做了，等来的却是一连串的陷阱：进群领红包、下载特定软件、绑定银行卡下单。
等意识到不对劲报警时，她已经被诈骗了11.3万元，其中有2.4万元都在两天后，也就是那辆白色suv停靠在金银潭时，转入了林桂常的银行卡。
受害者中很多人都跟张女士有类似的遭遇，被他人以投资、刷单等为由要求将钱款汇入林桂常名下的银行账户内，受几百块的收益吸引，被诈骗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四次“跑分”，警方查明，林桂常九张银行账户内的支付结算金额总计达179万余元，他从中获利7800元。
何耀勇的缅甸计划也告吹，2021年的元宵节没过完，他被上海警方从河南老家拷走。他和搭档，过去一个在河南，一个在四川，上海看守所的大铁笼里，两人第一次打了个照面。
他在审讯过程中才知道，自己是因为一款裸聊软件被抓的，有上海受害者被他人利用这款APP敲诈2800元，报警后，警方倒查到技术方。
他找了律师，对方意思是按“帮信罪”判。开庭那天，他发觉似乎连法官都对自己痛恨至极：有些人是吃不上饭才去卖卡，你给人家提供技术支持，窃取信息，危害极大！法庭上他哭、忏悔，他后来承认是演的，想争取减刑。
●夏伟和搭档的判决书。讲述者供图
这一年针对帮信罪的打击力度是前所未有的。一名广东律师解释，近年该类案件数量大幅增长，主要与国家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有关。国内先后开展多项专项行动、断卡行动，以斩断涉诈电话卡、银行卡的买卖链条。
这名律师接触到的很多案件代理、咨询对象为年轻人，他们法律意识淡薄，因贪图小利铤而走险。律师提醒，外租、出售银行卡的一类行为虽看似简单，实际上却是电信网络诈骗的关键一环。最高人民法院公开数据显示，仅在2020年，电信诈骗就造成353.7亿元的财产损失。
日益严格的整顿力度夏伟也注意到了，为此他跟成都的年轻人通了个电话，银行卡跑分作为当时圈里最主要的结算手段，他建议对方提前储备一些“四件套”：银行卡、手机号、盾、身份证复印件。对方为此备足了三四百套。
但夏伟没想到，2021年6月，他在家里刚销毁完假身份证，隔天警察就找上门来，带走了他和他的五部手机。
他称捅娄子的是2019年的一次经历。两边都是朋友，一边是境外开赌场的，一边是国内穷得连话费都交不上的小伙。夏伟在中间给牵了个线——让小伙把银行卡和卡盾、手机号寄到境外赌场，小伙收提点费，夏伟则收了一千七的买烟钱。类似的活其实他介绍过不少，在圈内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小事。
被抓的原因起初夏伟不知道，审讯室里被上了铐子，公安让他自己交代。“这让我怎么交代？我做过那么多坏事。”夏伟回忆，这么些年，自己做过的哪件坏事不比这严重？那么多麻烦他都避开了，偏偏栽在一个最不起眼的地方。
他所在的号子里32人，24个都涉嫌帮信罪。性格骄傲和狂妄，让夏伟在提审的几十天没少吃苦。
看起来何耀勇是最适应里头生活的一个。一年，胖了20来斤，脸也白净了。但他说是“虚胖”。
他花了些心思琢磨悔罪书，从哪里开始忏悔呢？他15岁出来混社会，17岁在KTV当服务员忽悠小姐讨小费，做酒吧生意终于让他赚了点小钱，准备开个门面搞赌博机却被查封了。那年店面亏空，他一度觉得自己完了，什么都没有了，回到老家，楼下上网，楼上睡觉……卖软件那是后来的事了……
监狱里他看过一本书，周国平的《人与永恒》，看完就记住了一句话：人的基本性格是难以改变的。A4纸摆在面前，一份8张，要求写满。他把每个字都往大了写，写了3天，4根笔芯空了，他对自己感到惊奇。
心瘾
“卡农”林桂常走出看守所时，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堆积的白雪，大块覆在平原上。他的老家在湖北大悟县，打小就习惯了埋头在山里干活，这样开阔的景致让他觉得稀罕。
判了8个月，在里头他有些埋怨家人，刚进去他让管教给家里打电话要生活费，没有回音，他憎恨又愧疚。出狱临近，他都准备穿上狱友家人给寄的衣服了，没想到突然收到家里寄来的，从里到外全新的一套，还有三千块现金，是给他买手机的。
那天是正月初六，他没急着往家赶，等亲戚差不多散了才敢回去。他没想到，他的父母，那对老实巴交的农民，话里话外，好像他们那倒霉儿子是遭人骗了才走上歪道的，不但没怪罪他，反而还心疼他在里面吃了苦。
过完年他就回武汉了。重新开始的心情他有点说不上来，迷茫、忐忑。早上6点出了站，他扫了一辆单车开始漫无目的地绕圈，他在武昌站送过三四年外卖，离开8个月，这里一点也没有变，他从6点骑到9点，街市一点点被人车填满，只有他的脑袋依旧空空的。
出狱一个多月后，他才找到了自己的轨道。他把自己的经历发到网上，打算劝一些仍在涉险的老哥回头是岸。询问的人太多，他还拉了个群，帮人出建议、分析判决书，有时候忙起来连游戏也没时间打。
后来经人介绍，他进了武汉一家酒楼当学徒，深蓝工装套在身上，大小刚好。拿4000块的工资，吃住都在酒楼，他说只要不去外边“潇洒”，这些钱是够自己花的。“（监狱）那碗饭是真的难吃”，守着炉子上噗噗冒烟的砂锅粥，林桂常说自己想开了，这样平平淡淡的感觉也蛮好。
●林桂常出狱时，外面刚下过一场雪。讲述者供图
何耀勇的再就业之路走得顺畅得多。林桂常出狱十几天后，他也等来刑满释放的那天，2022年2月22日，还是个星期二，挺好的兆头。他刚出来就立马联系上了之前缅北的客户，“兄弟，就是卖给你的平台他妈出事了，害我被搞了一年！”对方百般安慰，打来1万块：对不住兄弟，辛苦了。何耀勇心里这才好受些。
不过何耀勇说违法的事自己是不敢再干了：请律师花了十几万，还要交罚金和退赔，赚的还没赔的多，太不值当。现在他跟着一个在监狱里认识的老板混，做商务车改装，朋友圈里每天更新的都是排得整整齐齐的劳斯莱斯，勉强算是个跟富贵擦边的活。
食物链顶端的夏伟是最难释怀的那个。他被判了两年缓刑，检方根据已有证据链认定：他介绍他人贩卖银行卡从中获利1700块，那张银行卡的流水有3000万，牵涉三起诈骗案。
他还记得取保出狱时办手续，熟悉的警察近身说，“你这个人没有老实交代。”夏伟嘿嘿笑也不回话。但一踏出看守所他就有些受不住了，门口等着的是父亲，老人狠狠踹了他一脚，“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出身，到你这里出了一个罪犯！”那一脚带来的不仅是痛感，还有耻辱。夏伟流了泪。
父亲提到的出身，那个穷乡僻壤、二十多年前他拼命要逃离的地方——住土房子；上的是希望小学；为了给他买一支铅笔，母亲要去邻居家借两毛钱。他没法忍受下去，初中还没读完，就揣着600块学费逃到苏州找工作，天天睡在广场，渴得不行了去别人院子里接自来水喝，结果被当成贼，人们追着他喊打。
他很早就认定，“钱是一个人的底气，有钱才有骨气”。他在意的只有钱，每天不赚钱就没有安全感，除了穷出身，停不下来的原因还有攀比心——圈子里的人都在用近乎疯狂的姿态搞钱，每时每刻一对比，他都会失望地发现，“我X，原来我那么穷！”
他入狱的事圈里没多少人知道，刚出来那段时间，手机上还有源源不断的订单找来。失去自由的体会是刻骨的，缓刑期内再触碰法律的代价，夏伟也再清楚不过。他把原来的微信号停用了，一个月看一次留言。他试着让自己脱离那个圈子，“眼不见为净。”
他以为自己获得了平静。但今年上半年，当他带着女儿去动物园，看到大小动物在笼子里打转，他胸腔里突然涌起一阵强烈的不适感。他又想到了自己。
事实上，不管是胸中欲望还是圈内行情都没因为他的离开静置下来。随着打击力度加大，他发现圈里贩卡跑分的生意更火热了，“物以稀为贵”，银行卡租售的价格暴涨，当运营成本变高，很多操作博彩盘的人也开始转向更暴利的诈骗盘。
“你们说话啊，你们又在赚什么钱？怎么突然不说话了？我好害怕，好怕你们又挣到钱了，看你们挣到钱比我亏钱还要难受！”五月的一天，他把憋了好久的话在朋友圈里发泄出来。
朋友找来求他帮忙做彩票套利，夏伟答应了，重拾自己的老本行，偶尔也打“擦边球”自己搞点钱。
他知道自己没法停下来。新的商业计划正在筹备中，他需要钱；不光是他，圈里的他们都不会停下来，取代银行卡跑分的、一种新的支付结算手段已经出现了——虚拟币跑分，更隐蔽，更暴利。夏伟随意打开一个群组就会发现，欲望随着海量信息一起涌动，日日夜夜，不见休止。
备注：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办案数据，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犯罪嫌疑人12.93万人，较2020年同比上升8.43倍。据悉，最高检今年将继续深化措施，加强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全链条治理，依法从严惩治为诈骗犯罪“输血供粮”的各类网络黑产犯罪，深入开展“断卡”行动。同时，检察机关将把惩治的重点放在犯罪团伙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和骨干分子、贩卡团伙、职业“卡商”上。
（应讲述者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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