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房子砸在年轻人手里
楼市火爆时，年轻人梦想着在大城市安家落户，碍于高房价，部分人会退而求其次选择购置县城的房产。一些县城的房价也因此水涨船高，掏空年轻人的钱包。
而眼下，中国人对房子的信仰正在经受全方位的考验。
房地产市场遇冷，县城的房子首先成了鸡肋，年轻人回去住不了，也卖不掉。
卖房
县城房子越来越烫手了。把房子挂出去的一年多，张宁的信心全无。
张宁定居在天津。卖掉老家济宁泗水县城房子的想法，出现在2020年底。房子当时还有租客，为赶上春节卖房的高峰期，张宁提前收回了房子，并做了深度清洁。“县城里很多外地打工的人，过年才有空回家看房。”张宁说。
2021年春节刚过，县城街上的商铺恢复营业的第一天，张宁就挨个向中介公司打电话，热情介绍自己的房子。张宁的房子位于二楼，是个小两居、坐南朝北。房子购于县城楼市火爆的2017年，全款33万，装修花了11万。
这次卖房，张宁的定价是54万，“加上这些年的物业费、通货膨胀等因素，这个价位很合理”。
信心满满的张宁很快遭遇现实泼下的冷水。电话那头，多家中介公司的答复出奇地一致：“这房子不好卖”。起初，张宁以为是中介公司的套路，不以为意。直到房子挂出三四个月后，只有零零星星一两个人看房，她开始慌了张。
等到五一假期，一对在外地工作的小夫妻专程赶回泗水县城看房，并对张宁的房子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可两天后，男方父母的不满，扼杀了这笔即将交易的订单，老人表示：“起码要有个客卧，将来我们带孩子或是有客人来也方便。”
房子挂出后16个月里，相继有十几拨人来看房。每个人都能找出不满意的地方，不是面积太小，就是采光不好。这让张宁很犯愁，“这届买方好挑剔”。从2021年7月至今，几乎每月她都要在社交媒体上发一条动态许愿：“求顺利卖房！”
等到国庆假期间，县城迎来了又一个看房高峰期，有中介主动联系张宁，建议她降价卖房。电话那头说出的数字让张宁倒吸一口凉气——44万。这几乎是4年前她投入在房子上的价格。“现在的44万和2017年的44万，能一样吗？”她问中介说，“2017年房子三千多一平，现在都涨到五千一平了。”
“现在的房子和2017年的房子能一样吗？”中介反问。张宁沉默了半晌。
张宁不甘心让步，想再探探底。然而，回应她的只有市场的冷清。整个假期，只有一个人来看房，诟病完房子的采光后，便再无下文。
与现实硬碰硬后，张宁只好服软。今年春节，她和丈夫商议，将房子定价调整为47万，“如果有人要买，可以让2万”。半年过去了，房子并没有因为降价变得抢手。
2021年，全国房价过万的县城有103个，占全国县城的5%，县城房价普遍都在每平3000元到8000元这个区间。不算低的房价，对于县城原本的人口吸引力有限，但对于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来说，无疑具有无敌的吸引力：拿一二线城市工资，付县城房贷。返乡置业的热潮背后，房价上去了，建成的房子却空下了。年轻人掏空了腰包，却住不了县城的新房。
远在广州的罗平，为卖掉湖南邵东县的房子也奔波了大半年。罗平的房子位于邦盛凤凰城，曾是当地热销的楼盘之一。今年年初为了卖房，罗平咨询了当地一家中介公司，对方开出的价格是3800元/㎡，远低于该县平均房价。罗平无法接受中介提出的价格，便不再继续沟通。
一直等到今年6月，罗平重新求助中介，这次他换了一家公司，对方给出的价格比上一次更低——3580元/㎡，这与罗平2018年购入房子的价格相差无几。他的房子足足有168平方米，目前还是毛坯房。他仔细算过一笔账，房子按照目前的预估价卖出去“至少要亏13万”，事实上，“也可能根本卖不出去”。
罗平索性跳过中介把房子挂到网上直售，但始终无人问津。偶尔有电话打来，罗平兴奋地接起，发现都是中介公司。中介表示愿意代理出售，可给出的价格都让罗平失望。
为摸清市场，罗平浏览了同小区待售的二手房，情况很不乐观。小区里很多和他家条件相当的房子，价格定得比罗平更低，依然卖不出去。就连同等面积的精装房，价格也没有比罗平的房子高出多少。看着看着，罗平的心一截截凉下去，“现在这个行情，能回本就不错了”。
在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野蛮生长后，县城房的流动性开始变弱。眼见县城的楼市日益萧条下去，新房库存积压，二手房有价无市，妥协的只能是房主。很多房主为了转手，不得不“割肉”离场。
长沙的杨林也在为卖县城房而发愁，他的房子买在湖南益阳赫山远郊的会龙山下，是一套140平米的“山景房”。该楼盘开盘后均价稳在5500元一平， 2019年杨林购入房子的价格为77万，装修花费40多万，粗略估算共投入120万。买完才发现“山景房真的在山里”，离城区有十几公里，开车需要20多分钟。
2021年2月卖房之初，杨林将价格定在92万，“能卖掉就好，亏点就亏点”。一个月过去后，没人咨询过。他有些慌张，主动联系了中介公司，多家公司给出了一致的方案——降价。犹豫几天之后，他把价格降到88万，“这一次应该问题不大吧”。然而，房子扔进市场仍没溅起一点水花。
两个月之后，恰逢五一假期，中介建议杨林把房子降到82万。他不死心，“这也降太多了”，经过几轮拉扯，最终定价为83.3万。“这是最后一次降价了，还卖不出去就算了”，他对中介表示。接下来的半年，杨林没有接到任何关于买房的电话，“我都快要忘记有套房在卖了”，他自嘲道。
市场如此冷清，杨林只好亲手打破自己定的规矩，再次降价到79万。“现在已经是倒贴了”，杨林说，这几乎是当初购买毛坯房的价格。
退路
曾几何时，县城房是几亿农村及乡镇人口进城的跳板，在土地财政对楼市的刺激下，县辖区内居民“买房进城”的热情撑起县城楼市的繁荣光景。工作在北上广，买房在小县城，是许多小镇青年的梦。
杨林买县城房就是为了和女友安一个家。2019年，杨林年近三十，结婚在即的他迫切需要一个稳定住所。他找到转行做了房产中介的前同事，对方极力向他推荐山下的楼盘，“说资江一桥即将搬迁至小区附近，楼盘到时候会升值好几倍。”
站在房市火爆的当口，杨林不曾怀疑前同事的话，更何况，他已经等不及拥有一个自己的家。看房当天，杨林和女友通视频电话，向她展示房子的细节，房子得到女友认可之后，他便迅速拿下。
房子单价为5488元一平，首付为20万，买下后需每月背负3000多元房贷。当时杨林在赫山的生计是做贷款业务，收入足以支撑买房后的生活。手头宽裕时，他开始投资超市、炒股，日子过得越来越有奔头。与女友感情确定后，除了赫山，他不曾想过去别的城市。
过去20多年里，中国城镇化率快速跃升到63.89%。城镇人口激增之下，全国县城楼市也普遍存在过度开发的情形，就连二手房的挂牌价格也水涨船高。人们对县城的未来一片看好，前赴后继地奔入楼市。
在广州一家汽配厂工作的罗平，当初回到县城买房是基于更现实的考量。2018年，罗平的大女儿出生，买房成了必须执行的计划。起初，罗平在广州勘察了一圈，手握16万的存款，他发现自己只够付一套 “老破小”的首付，但这实在无法满足他对家的期待。
对未来的忧虑，进一步牵制住罗平的“野心”。那几年，他看到不少工厂倒闭或搬迁到东南亚，开始担心自己的工厂也会发生变动。“广州的房贷可容不得我失业”，罗平思前想后，觉得县城的容错率显然更高。
拿着钱，罗平带妻子一起回邵东老家看房，一路上两人难掩欣喜，辗转了好几家中介公司，最终看上一套168平的大房子。房子位于顶层，通风和采光效果都很好。更重要的是，小区位于新县政府旁边，周边有多所学校，配套设施都较为完善。考虑到女儿将来可能会回县城读初高中，罗平心动了，向亲戚借了3万块后，凑齐了首付。
不同于罗平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县城，对张宁来说，在县城买房更像是她的退路。她的房子买于2017年，当时，“房价要涨”的信息铺天盖地砸来，张宁和丈夫来不及分辨，火速在老家泗水县买下一套房，房子总价33万，首付13万多。就在前一年，他们刚在天津的城郊买下一套三居。两份房贷总计约4000元，对他们来说是笔不小的负担。
在泗水县，张宁拿下的房子是一套小户型，对她来说，这套房子的居住功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小区附近有县城最好的高中，“要是以后天津的事业失败了，还能让儿子回去读书”。张宁的计划做得长远，当时她儿子还在念小学。
张宁和爱人商量，与其让房子空着，不如把村里的父母接到城里生活，“老人年龄大了，很容易磕着碰着，住在村里不方便”。考虑到不要让老人太累，张宁特意选择了二楼的房子。她还专程从天津回到泗水县装修房子，前后耗时三个月，从地板、墙纸到家具选择，全都亲力亲为。
房子装修完半年后，张宁把钥匙给了父母，叮嘱他们“一定要去住”。
空置
县城房总是免不了被空置的命运。缺乏支柱产业的县城，无法提供理想的就业机会，无论是脱离土地的农民，还是追求发展的年轻人，即使买了房，也很难在这里真正安家置业，县城人口外流导致的空心化问题日益凸显。根据2017年发布的《中国城镇住房空置分析》显示，我国的城镇住房空置率已达到21.4%，其中，三四线城市的县城空置率达到30%左右。
张宁没想到，在村里住了一辈子的父母并不适应城里的生活。在老人看来，村里的大平房住着宽敞多了，还有一个大院子，走在路上随便都能找到人唠唠嗑、打打牌。但城里的房子总是太吵，半夜都能听到街上的声音，周围的邻居也很难搭上话，唯一的娱乐只剩下看电视，但操作起未免太复杂。
最后，父母竟搬回村里去了。理由是：“地里的菜没人看可不行，囤的粮食还要晾”。
父母走后，张宁索性将房子出租。房子挂出去四个月后，以每月1100元的价格租出。作为房东，张宁并未如愿躺平，麻烦接踵而来，“三天两头说家具坏了，让我花钱找人维修”，张宁抱怨道，“这房子才刚装修完一年啊”。
一天，正在上班的张宁接到邻居电话，“房子漏水了，楼下天花板都在滴水”。张宁打电话给租客，对方称回老家了，赶不回来，她急忙让父母前去收拾。父母一进门，就发现“屋里一团糟，卫生间的水龙头还在哗哗地流”。事后，张宁决定收回房子，不再出租。
房子再次闲置，并且，越来越可能一直闲置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宁发现，自己回不去县城了。老家位于高考大省山东，每次过年回家看到亲戚家的孩子密密麻麻的学习日程，张宁都暗自庆幸当初把孩子带去了天津。儿子在天津的学习相对轻松，学校更注重全面发展，张宁越来越觉得，这才是她期望的教育方式。
既然不是为了儿子，县城的房子就没必要再留着。
与张宁一样，罗平为女儿在县城铺好的路也开始摇摇欲坠。罗平的大女儿即将升小学，他却没有信心申请到公立学校，“现在入学和以前不一样了，名额都是留给高级人才的孩子，我这样没学历、没技术的人，很难为女儿争取到”。据罗平回忆，早些年他们厂区附近的小学，外来务工者的孩子都能申请。这几年，学校的申请条件越来越严苛，罗平的许多工友不得不把孩子送回老家，实在不忍心的，就送去私立学校。罗平选择了后者，对这个家庭而言，这将是一笔巨额开销。
罗平曾算过一笔账，家中四口人，每个月开销至少1万元，其中房租1500元、大女儿学费1700元、房贷2794元，再加上车贷、生活开销和一些杂费，“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去年年底，罗平给自己的2022年定下目标——存够三万块。半年过去后，存款仍为零。广州多暴雨，工厂受此影响总停工，罗平也跟着断了收入，“都开始吃老本了”。走投无路之际，可施行的方案只有一个——卖掉县城闲置的房子。原本为未来铺的路，转眼就需要拆掉填补眼下的路。
年轻人在楼市火爆时下单县城或市郊的房子，作为在大城市打拼的退路，没成想生活有时候竟无退路可言。县城成了回不去的故乡，曾经的计划变成了错配的资产。
2021年，杨林的事业跌至低谷，欠下上百万的债务，他不得不去长沙寻求工作机会，“赫山的工作，工资都是三四千，我要是这样赚钱还债，估计得还到下辈子”。与此同时，他与女友的感情也走到尽头，对赫山再无眷恋，县城的房子只剩下一个用处——卖掉偿还部分债务。
冷静下来思考后，张宁也发现，当初自以为明智的规划，其实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10年前，张宁在泗水县一家超市做售货员，每月拿着2000元的工资，孩子出生后，现实压力成倍飙升，买奶粉、上学、看病，每一样都需要靠钱支撑。
为了给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2012年，张宁和丈夫来到天津做家居生意，收入翻了几倍，还在天津买了房。如果放弃这一切再回县城，一家人的生活靠什么来维持？在县城置房的计划越想越经不起推敲，张宁终于想明白，既然回不去了，好歹要及时止损。
不过前提是，得先把县城的房子卖出去。
文中部分受访者信息有模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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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小伙解封后首次出游，结果又被隔离在三亚
8月6日凌晨6时起，由于出现新冠病例，海南三亚政府升级疫情管控措施，在全市实施“临时性全域静态管理”，限制人员流动，暂停城市公共交通。
三亚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旅游城市之一，常年都有大量的游客。
根据新京报的报道，在三亚市政府宣布“封城”后，约有八万名游客滞留在三亚。
在被困的八万多名游客中，有一名来自上海的小伙，这是他在上海解封后的第一次出游，却又因疫情防控政策滞留在三亚，而他得到的防疫物资只有四袋泡面、四个火腿肠、两盒牛奶、两个蛋黄派。
据他本人所说：
上海隔离三月是穿着秋裤进去，穿着短裤出来。今天又立秋了，希望这次三亚隔离不是穿着短裤进去，穿着秋裤出来。
上海小伙解封后首次出游，又被隔离在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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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月入5万到银行上门催债：北漂年轻夫妻的断供人生
2011年6月11日，河北廊坊，燕郊城市景观。
新冠疫情、外贸行业承压、教培寒冬让这对北漂夫妻双双失业、资产清零。贷款买的燕郊新房，因断供或沦为法拍房。
作者丨亦默
“嘭！嘭！嘭！”急促的敲门声。
门外，是催收债务的银行信贷员，“王先生，您在吗？请问您能开门吗？”门外的语气逐渐急躁，这是对方第三次上门了。
屋里，王超在客厅沙发上坐着，妻子周萍斜靠在卧室的床头，二人一言不发。前两次债务催收人员上门时，这对80后夫妻已经说尽了拖欠房贷的原因，这一次，他们不知道还能说点什么。
敲门声不停，王超突然站起来，跑进厨房，拿了把菜刀，打开门大喊了一句，“就是没钱还！你们还要怎么样？”周萍吓坏了，从身后拦腰抱住他，带着哭声求他要冷静。
王超，原本在一家出口汽车零部件企业做销售，周萍，是一家在线教育平台的讲师，此前，两人月收入共约五万元。他们的住房计划是，先在河北燕郊买套房安顿，等积蓄更多后，再将房子置换到北京。2020年开始，这些计划都成了泡沫。新冠疫情、外贸行业承压、教培寒冬……这对80后夫妻双双失业。
今年5月，燕郊的房贷开始逾期，夫妻俩透支了所有的信用卡、花呗、借呗，借尽亲朋好友的钱，仍旧无法补上贷款。现在，他们面临的是被银行起诉，房子将拍卖抵债。这个家庭从中产小康，到债务如山，只不过两年的时间。
一个接一个坏消息
2017年，周萍二十八岁生日当天，他们买了燕郊的房子。此前半年，他们看遍了通州、房山等北京郊区的房子，最终锁定燕郊。燕郊，虽属河北，但与北京通州隔水相望，距离天安门东的直线距离只有30公里，开车半小时就能到达北京市区。因此成为囊中羞涩的“北漂”年轻白领们，首套置业的选择。
当年，燕郊满大街都是这样的宣传标语，“半小时直达国贸”；“北京给不了你的，燕郊都有”；“永远有一盏灯，等你回家”。燕郊房价一路走高，均价达到每平米4万，热度一度超过了北京通州。
王超相中的是一套不到90平的两居室，正南朝向，采光优越，卧室和客厅都有大落地窗，看房的日子是个晴天，满屋子亮堂的阳光洒进来。夫妻俩觉得，“这像个家。”
小区的地理位置，让他们两人通勤的时间都能在一小时内。中介还说，附近楼盘新开不久，就售出了90%的房源，结果，王超和周萍从看房到交付首款，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
房子总价280万，首付75万元。在湖北老家的双方父母，并不知道燕郊隶属河北，只听说孩子们要在北京买房，连连表示“孩子出息了”，于是拿出了各自压箱底的存款。四位老人还张罗跟亲友们借到了15万元，再加上夫妻俩婚后的全部积蓄，最终凑齐了首付。
房子月供8000多元，30年偿还。以二人当时的收入来看，并无还款压力。
王超，任职于一家面向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出口汽车制动系统零部件的公司，工作是负责与海外客户对接、签订销售订单。订单旺季，他的月收入能有三万元左右。周萍，在课外培训行业教授初中英语课程，底薪不高，但每周近30课时的密集排课，也能保证两万元左右的月薪。
燕郊，是这个小家庭梦开始的地方。王超回忆，周末，只要不加班，他们就会一起出去逛街、郊游、露营。每个月的收入除还房贷和日常开支外，还能剩下一笔钱。王超会用盈余购买一些小额基金理财，周萍则喜欢看直播，享受“剁手”消费带来的满足感。
夫妻俩也有了备孕计划。“买房，绝不会亏本”，直到一年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时，他们还存着这样的信念。
2018年，王超发现，他没有像前两年一样涨薪。公司的说法是：传统汽车行业受到新能源车快速发展的冲击，汽车制动系统零部件的出口销售额下滑了。第二年，“中美贸易战”开始，美国市场客户纷纷取消订单，转向东南亚生产厂商。未取消的订单中，除了部分货物无限期延迟发货外，其他又面临着关税和物流成本的快速上升。
到年中会议时，公司成交数额已经下降了30%以上。这年年末，因为经手的订单量下降，王超的绩效大不如前，个人收入也下降了约20%。从那年起，他养成了一个新习惯，下载了不少新闻APP，关注了不少公众号，每天都刷手机看各类政经新闻。2019年底，王超在抖音上刷到，美国因“流感”而导致上万人感染甚至死亡的新闻。
由于他负责对接美国客户，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新闻，看看美国的实时新增病例。“新冠疫情”，对王超而言，最初是从关心客户的处境开始的，直到变成自己的切身处境。
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
每年都要在武汉中转、然后回乡探亲的两人，这一年放弃了春节回家的计划。除夕夜那天，他们自己炒了几道小菜，喝了些啤酒，春晚还没播完，他们就关掉电视，洗洗睡了。这一年，王超每个月到手的收入减少了40%。还完房贷后，就没剩多少了。
公司里，也似乎安静了许多，从前热衷讨论买基金、炒股票等的同事，话少了。有人开始打游戏消磨时间，“有时候一玩一个下午，玩游戏的时候，什么也不用想。”王超记得，同部门有一个年轻的同事离职。走的那天，在微信里简单告别，王超心想，他还年轻，没有房贷压力，换一份收入更加稳定的工作也好，“真羡慕年轻人还有说走就走的勇气，我不行啊，我背着几百万贷款。”
王超收入锐减后，周萍挑起了家里的经济重担。2020年，对周萍来说，是相对平顺的一年，不断出现的居家隔离，倒使上网课的孩子们多了起来。周萍在线上的排课、比以往线下培训更满，高峰时期，一周要上50个小时。每天早上八点，她起床洗漱，备课讲课、回收反馈，一直忙碌到晚上十点。
课程费加绩效奖金，这个小家庭每个月依然有近三万元收入。
不过，家庭收入缩水后，生活还是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周萍的护肤品，从欧美大牌换成了性价比更高的日韩系；两人在家做饭的次数明显变多；比起连锁生鲜商超，两人更愿意去附近的菜市场。六月初，北京爆发疫情，王超也开始居家隔离，没订单的时候，他就打游戏，有时玩得晚了，周萍忍不住骂他两句，王超不反驳。他理解，养家之难。
2021年年中，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周萍，也失业了。
图文无关，图源：视觉中国
当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双减”政策落地，过去一年里如火如荼的在线教育赛道骤然降至冰点。
周萍所在机构，课程全线停摆，部门开始裁员，最先是考核业绩不佳的同事，之后是入行不久的应届生，周萍作为小组里年龄较大的“姐姐”，刚开始会向离开的同事们说几句安慰和鼓励的话。后来，走的人越来越多，她也没有心思说话了，不知道何时轮到自己头上。两个月之后，她收到了HR的信息。
周萍说，她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除了给孩子讲课，也不知道自己还能胜任什么工作。
办完离职手续那天，回到家已是傍晚。还在收拾工位杂物的时候，她就发微信告诉丈夫，自己也失业了。“现在形势不好，你也别太难过，先回家吃饭吧，”看着王超发过来的三个拥抱的表情，她哭了。
余额清零
夫妻俩，还有一笔小小的存款，这是短时间内他们生活支出的唯一来源。
两个人都各自准备了简历，开始求职。周萍在BOSS直聘和猎聘等平台都上传了简历，但主动联系她的企业寥寥无几。每一次主动出击，回复要么是“不好意思，您的经历和我们的职业需求不太匹配”；要么是温度更低的“您不符合我们的需求。”
去年7月，为了增加收入，王超注册成为了一名网约车司机，准备下班后接单赚钱。可他不如那些多年的老司机，熟悉平台的接单规则，平时在北京市区内转悠得也不多，对路况的陌生影响了他的接单速率。算算每个月烧进去的油钱和时间，王超觉得，这是个亏本买卖。
一个月后，为了照顾情绪越来越糟糕的妻子，王超不得不辞职回家，两人月收入为零。即使吃穿用住都迅速进入了“节省模式”，这个小家庭一个月的固定支出也在一万元左右，其中房贷就有8600元。
每次收到余额短信提示，王超都忍不住吸一口凉气，“这就是坐吃山空”。
大半年的时间，银行卡里的余额清零了。夫妻俩就先后办了四张信用卡，用“以贷养贷”的方式维持生活，很快，四张信用卡都透支了。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王超犹豫了许久，还是红着脸给父亲母亲打了电话。
打电话的时候，他脑袋嗡嗡作响，具体说了些什么自己也记不清了。只记得末了，母亲对他说：“实在不行就回家呗，你们两口子住家里，至少吃住不花钱。”父亲说，“我和你妈有养老金，平时也没什么花钱的地方，你们两个，不用操心我们。”
这些话，让他们心里更酸涩。
接下来，就是向周围的朋友们借钱。眼看濒临断供，但开口还是感觉羞耻的，不知道怎么解释，两年前顺利买房上车的人，如今却到了需要接济的境地，”借钱的时候会有一种说不出口的感觉，好像我们也没做错什么，但就是变成了loser。“
每一次张嘴借钱，王超都焦虑好一会儿才能发出讯息，最熟的几个哥们儿借遍了，“这半年老得特别快，白头发都长出来了。“
今年5月，房贷还是到了逾期还不上的那一天。
断供后，王超最怕听见的，是手机铃声。一开始，银行催收人员语气还挺温和的，跟他介绍一旦停贷，后续可能面临的是征信方面的限制，建议他“尽量不要停贷”。逾期三个月后，催收人员上门了，王超跟对方解释，最近实在手头紧张，借到钱就尽快换上。
说的次数多了，双方都变得不耐烦起来。再到后来，听见催收员的敲门声，王超每次都假装不在家。
他很清楚，停贷意味着什么。
逾期偿还月供，意味着违约行为发生，银行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法院支持银行的诉讼请求，王超将被定性为失信人员，他们名下的资产——房子，可能会被法院强制拍卖，成为“法拍房”。除了失去居所之外，失信人员的不良记录还会被纳入征信，影响日常生活。
王超咨询过律师，“法拍”的房子比起正常的商品房，价格低不少。第一次拍卖起始价大概只有正常价格的70～80%，二拍和三拍的价格更低，最后成交价格可能只有市场价的一半。
信贷员秦玥，是上门催收王超夫妇的银行工作人员。据她介绍，她的客户中有近30%的欠款人无法及时偿还。
每次上门催收时，秦玥也是忐忑的，借贷人脾气温和的，只是闭门不出，或者承诺她会想办法；但也有性格刚烈的，打开门就是一连串脏话和辱骂。
秦玥说，“我和他们一样焦虑啊”。催收失败，就意味着无法完成KPI，自己的收入也会受到影响。
秦玥也有房贷要还——在老家石家庄买的新房子，贷款还没结清，楼盘已经烂尾了。
进入盛夏，在北京打拼了九年之后，这对北漂夫妻攒下的所有资产清零了。王超和周萍商量后，决定卖掉燕郊的房子，回老家湖北孝感生活一段时间。
做这个决定之前，王超编辑了好多次信息，硬着头发向大学室友借钱。对方并没有多问，就利索地转了五千块过来，但王超当时就下决心，再也不想这样借钱度日了。
王超跟父母谈过，计划回老家后跑网约车、送外卖、或者在当地企业里找一份销售的职业，“至少先吃饱饭。”
在这个时点卖房，就意味着赔钱。
自2017年春季开始，楼市调控连续加码，燕郊出台的新规明令要求“非当地户籍居民家庭能够提供当地3年及以上社会保险缴纳证明或纳税证明的，限购1套住房”。燕郊房市逐渐冷清。
等到疫情爆发之后，从燕郊进入北京，需要提供工作证明、居住证明加核酸阴性报告，往日里畅通无阻的道路如今排起了看不到尾的长队。王超记得最夸张的一次，进入北京，他在路上堵了三个多小时。曾经作为燕郊隐形资产之一的“离北京近”，如今成了一纸空谈。
业主群里，有人吐槽，“附近原来三万二开盘的房子，现在一万八还没卖出去。”房贷还没还完的邻居也开始卖房、及时止损。按原价的八折出售，都无人问津。
王超算了一下，原来280万元的房子，如今想卖出去最多只能拿到170万元左右。联系了中介，对方给出的建议价格比他和妻子预估的还要再低20万，”现在的行情和市场，您也知道。“
最终，王超以购买价六折的价格把房子挂上了转手平台，期待着有买家可以将他们从眼下的困境中解救出来。不过，至今这套房子还没有卖掉。
《2021年度中国杠杆率报告》，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发布，其中写道：“从近两年看，银行起诉房贷违约断供的案件大幅增加，法拍房数量暴涨，从2019年的50万套，增长至2021年的超过160万套。”另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截至3月8日，杭州以5.16万套法拍房位列全国首位。
这仅仅是在阿里拍卖上的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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