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后,老谭为了我19年没有再婚
一
我觉得我妈离开我们去日本,原因在于老谭没本事。他的运气有点衰,再加上他总是一副息事宁人的态度,什么事也做不成,连媳妇也留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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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毛信的故事
前不久,我老伴告诉我,她单位退休的老科长,改离休了。我大吃一惊,那老科长解放时才10岁,还是个孩子,怎么说也不象那些功勋累累的离休老干部呀。我老伴嘲笑我:“你懂什么?小孩子就不能干革命啦?那小兵张嘎、王二小、小萝卜头,多啦。”出于对老革命的敬仰,(也不排除我有点儿怀疑的心理)我打听那老科长何时参加革命,都有哪些革命事迹。我老伴说了她听来的故事:
据说,因为他叔父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官(他这叔父58年死于劳改中),老科长当不了兵、入不了党,仅凭业务不错当了个小科长,直到退休。据老科长说,他叔父曾为地下党通风报信,而他正是那个送鸡毛信的孩子。这封十万火急的鸡毛信,使地下党重要领导人及时转移,免遭国民党抓捕。这位曾担任过很高官职的领导,在其回忆录中说到了这事儿,恰好让他读到了。于是他给组织上写了份报告,述说了自己的革命历史。可能是那位写回忆录的前领导的名气很大吧,组织上很认真地查证了这事儿,没多久就给老科长落实了政策,于是老科长成了1948年参加了革命的离休干部。算起来他那时仅8岁多点儿,他的革命事迹是为地下党送了一封鸡毛信。
老伴说了,她单位里的人挺不服气,不过都说这老科长运气真好。她那科里另一个退休的老同志,解放前上学时参加了地下党,做了不少出生入死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但只因其宣誓入党的日子恰好晚于那条线一天,组织得照章办事,只能算退休,待遇上比老科长就差了一大截。
听完这事儿,我想起我师傅的事儿来了,也是桩跟“鸡毛信”有关的事。
说是我师傅,其实他与我只有不到二个月的师徒之交。我刚进工厂时,被分去学机床维修钳工,学了2年多后,才调到他所在的仪表组学仪表修理。我师傅当时是厂里仅有的一个8级电工,我自然是对他毕恭毕敬的,决心跟着他好好学一身本事。不料我才进仪表组两天,团组织就把我找去谈话,大意是说我师傅是个历史上有问题的人,要我注意“红与专”的关系,跟我师傅保持距离。我听过后并没在意,心想我就只是上班时跟他学技术,又不谈别的,怕什么?我看我师傅平时寡言少语的,干活时你不问他就不说,休息时也不跟大家一起瞎吹,一个人坐在一旁静静地抽水烟筒。再说了,我师傅平时连话都懒得说,他可能也没那要“腐蚀”谁的想法,即便他有那想法,咱也不是三岁小孩了,咱可是经过文革大风大浪,又受过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谁影响谁还说不定呢。
话是这么说,我从此特别注意我师傅的一举一动。到也不是想着监视他,而是对这个“历史有问题”的人充满了兴趣。我透过各种渠道,渐渐地了解到了他的“历史问题”:组织上对我师傅的定性是“叛徒”,处分是开除党籍,撤掉他原来担任的某地区武装部长的职务,遣送回工厂当工人。有老工人告诉我:我师傅才12岁时就进了这家厂当学徒工,满师后没几年,就成了厂里最年青的电工“把子”(“把子”在昆明话中乃大腕之意)。快解放时,他参加了地下党青年组织,后因身份暴露逃到云南某县他老家,在那儿他参加了地下党,解放后就留在当地当了官。没多久,大概是57年吧,我师傅又回到这家工厂当电工了。大家都知道他犯过错误,当过叛徒,可对于他是如何叛变的,谁也说不清楚。我师傅虽在政治上走了背运,个人生活却走了个大桃花运。他回厂不久,便出人意外地娶到了我那位非常漂亮的师母,很是让不少人眼红了一阵子。我那师母不光是人长得漂亮,还是个当年极为珍稀的女大学毕业生。她刚分到厂里时,明里暗里追她的人能编成个加强排。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偏偏看上了从没在公开(私下就不知道了)场合正眼看过她一眼的我师傅。要知道她当时还是个团员,光那组织上的压力就够她受的了。
使我跟我师傅接近起来的,是一首美妙的苏联歌曲——《纺织姑娘》。那天因为校几个功率因素表,我们下班比较晚,偌大的澡堂,只有我和我师傅两人洗澡。我那天跟我师傅学会了校游丝,心情很好,洗澡时便轻声哼着《纺织姑娘》。哼着、哼着,我忽然觉着这澡堂子今天的回音特别好听,莫不是我的鼻音忽然变好了?再仔细一听,是我师傅在隔壁小声唱着呢。我拧小龙头,细细地听了一会儿,真不错哎!我师傅的声音极为浑厚,音特准,更难得的是他唱的极富感情,要知道这类歌可是咱老知青的专利呀,那别的人一般是唱不出那种“份儿”来的。我当时是大为惊奇,对着隔板那头大叫:“师傅,你也会唱这只歌啊,唱大声点嘛!”我师傅许是正往头上打肥皂,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仍然小声唱着。等到穿衣时,我刚对师傅说:“你唱的很好听……”我师傅便打断我的话:“晚了,别回家了,上我家吃饭吧。”于是我便置组织的警告于度外,头一次进了师傅家。去师傅家路上,人迹稀少,我兴致勃勃地唱了好几首苏联歌,每一首我师傅都会唱,他的嗓音可真好,简直是棒极了,足可达到专业水平了。
那天晚上,我跟师傅聊了一通宵,喝了一整瓶清酒。
我师傅真是冤枉极了!他以那平淡的语气说的故事,令我满腔愤怒,几乎压抑不住要大声呼喊。文革之中我听说过不少右派、反革命被冤屈的故事,但象我师傅这样的还真叫前所未闻。
我师傅是48年逃回家乡去的,据说若晚走一天,就可能没命了。他到家乡后,参加了当地的地下党游击队。因为有点文化,他做的是很重要的机要工作。解放了,他被任命为县委机要科科长。刚解放一年,他家乡发生了反革命暴动,当地土匪武装占领了县城,抓住了县政府所有干部,我师傅也被抓住了。他对我说:土匪什么时候进的城,谁都不知道,县城连岗哨都没设。土匪冲进县政府大院时,大家手里连根烧火棍都没有,根本没法抵抗。当时,土匪并没为难这些共产党干部,只是把他们关进一座大庙,派两个人守着,便忙着四处去掳掠财物去了。
那时的县委书记兼县长,是个身怀六甲的年青女干部。此人本来是某大城市的女学生,做了当时时任某专区专员、一位南下高级将领的夫人后,调到这个小县城来镀镀金。被土匪关起来后,女县长嘤嘤直哭,一点主见都没了。及至我师傅发现佛象后上方的庙墙上有个园孔能钻出去时,这位女县长却不准大家逃走,因为她肯定是钻不过去的,她怕大家逃走后,土匪会拿没逃走的人出气。当时我师傅可能有些激动,说了些不太中听的话,使那女县长挺没面子的。经过一番激烈的悄悄争论后,最后大家表决通过我师傅提出的派人出去找救兵的提议,并一致决定把这个危险的任务交给我师傅,其他人则都不跑,陪着女县长等待救援。
我师傅于天黑后钻出小洞,饿着肚子,赤着脚还得避开大路,翻山越岭跑了几十公里,把那封女县长亲自书就的紧急求救信送到了那位专员手中。随后又立即带着专员和一个营的解放军,急行军赶赴县城,将土匪包围在县城里。土匪们本就是些乌合之众,没等开枪就投降了。平定土匪叛乱后,我师傅成了有功之臣,官升一级,当了县武装部长。那位女县长则因不设防导致丢了县城,被给了个处分,调离了该县。
再往后,我师傅升任地区武装部长没多久,组织上突然宣布对他隔离审查,几个省城来的干部要他交待当年土匪叛乱时他是如何叛变的。我师傅心里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因为不久前省里组织部门也来过两个人,向他了解当时处分那女县长的情况。后来他听说那位当年的女县长,已升任省里某部门要职。他明白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虽然那都是事实,但完全可以装成记不住了,少说几句就没事儿了。
组织上看问题,向来是避轻就重,来人只紧紧地抓住一个话题:土匪冲进来时,你为何不抵抗?这是否变节行为?至于我师傅跑到地区找到专员,带着解放军去解放县城的事儿,据来人称当时县政府的所有同志都已经作出了证明:压根就没有人听说过!那封“鸡毛信”呢,也就根本没存在过。
组织结论的大意是这样写的:本人拒不承认错误,本应严加惩处,念其年青,所犯错误属意志薄弱所致,决定将其清除出革命队伍,不再给予其它处分。
我师傅很平静地对我说:不要想着找人申诉呀什么的,该走的路子我这些年来都走过了,写过的那申诉书堆起来少说也有一人那么高,没戏。
我最终同意了我师傅的意见,他的冤案,只能等待,一直等到有一天有人良心发现,出来为他作证。
我师母还说了件令我感动的事情:文革初期,有人来找我师傅外调当时的那位专员和女县长的事情,此时正是澄清冤情,甚至报复仇人的大好时机,可是无论对方如何追逼,我师傅却坚持按后来组织上的口径述说那件平叛的事。文革中那两位虽说也受到了点冲击,但造反派并没提到那件事,所以对他俩的冲击并不算大。至于我师傅,因为在厂里人缘好,文革中没受到什么冲击,哪一派都没找过他的麻烦。这些年来,我师傅不必参加任何运动,日子反而过得挺逍遥自在的。只是他自那年离开家乡后,就再也没回去过,他父母过世时他都没回去。
那天以后,我回家问了我父母,他们当年也是地下党成员,听说过那个县城平叛的事,具体情况却不太清楚。我父母说那个当年的专员现在已是省里革委会成员,其夫人仍然在那个重要部门任一把手。我有个亲戚在组织部门工作,我专门去找他了解了些情况,据他说,此案的卷宗他看过,的确有很多疑点,但当时要查清此事不是时候,结论仍是等等再说。
经过那天的长谈,我跟我师傅结成了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
到我学徒期满,刚请大家喝了满师酒,我就被调到机关工作,跟师傅边干活边唱歌的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但每周我必到师傅家喝上一顿小酒,侃到大半夜。
到了恢复高考,在我师傅的几近强迫的催促下,我复习中学课程,参加高考,离开了工厂。
在我读书期间,适逢为右派平反,我追问我那位亲戚我师傅平反之事,他到是很负责地把我亲手写的、长达20多页的申诉书提交给了组织,但最终仍告诉我还要再等等。
就在我即将毕业的时候,我收到了两封信,都是我师母发的:第一封是告诉我,我师傅已经去世了,师傅临终前叮嘱她,迟几天再告诉我,以免我分心。第二封她没写一句话,里面只有一份为我师傅平反的文件复印件。我查看那份文件的日期,是我师傅去世的第5天。
我师傅至死仍是个“叛徒”。
组织上最终找到了那封“鸡毛信”,只是迟了几天。
2001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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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很轻松
首个工作日,一大早,就有人来叫知青们,带他们出工。
这天的劳动是修沟埂,把沟边的草锄去,以免夏季阻碍水流。傣族老乡们似乎没有昆明附近的农民能吃苦,干不了多会儿就叫休息,休息时间则很长。休息时所有人都坐在树荫下聊天,妇女们都用芭蕉叶包着些吃的东西,带到地头来分给大家吃。一天干下来,知青们一点都不觉得累。
以后的一段时间,每天有人带知青们去出工,干的活多是些锄草、打豆、拔秧、栽秧之类妇女活,也学着干犁田、耙田那些男人干的活。第一次犁田时,老地突然想起在一本小说《边疆晓歌》中看到过,犁田时要盯着牛头看,扶犁把时不要太用力,试着照做,果然犁得比较直,深浅也合适。
知青们感觉到,傣族老乡们对于人的劳动的态度似乎不认真计较,干活时从不谈论谁干得多、谁干得少,也从没听到过他们指责过谁偷懒,甚至连抱怨的话都很少听到。也有个别小青年对农活不下功夫,玩世不恭的态度,干什么活都不认真,老人们似乎也不当回事,很宽容地由他们去。他们干什么全凭兴趣,社里分配的活计,一天的活有时拖拖沓沓三天才干完,有时高兴起来半天就完成了。拿挑东西来说,挑多少全凭自觉,感觉吃不消就少挑点,感觉能挺住就多挑点,全靠自觉。
社长拿他们没办法,他安排活计时给的时间弹性都很大。
跟妇女们一起干活的时候边干边说笑,跟着学说傣语,不觉得累。跟男人们一起干则有些闷,男人们不太说话,但干不了一会儿就停下坐到树荫下抽一阵烟,所以跟男人们一起干活儿反而比与妇女们一起干时轻松。连女生们都说这儿的劳动太轻松了,同样也是锄草,在昆明学农时,中间是不让休息的,干一天下来满手起泡,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在这儿即便是农忙时,也并不感觉有多累。傣族们干活跟玩似的,犁田插秧时顺手抓田里的黄鳝、泥鳅。割谷子时则挖田鼠、追秧鸡。
傣族老乡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个美丽富饶的地方,与大自然融洽和睦共存,只向自然取用满足生活的少量物质,进行可再生的良性循环生产,不为贪欲伤害一草一木。公社化以后,个别汉族干部却为了突出自己的政绩,要求下面多交公粮,多卖余粮,不顾一切地对大自然进行破坏式地掠夺。
以前傣族种田根本不搞什么田间管理,秧栽下去以后就不管了,顶多派一个人看看水。等到谷子可以收割时,有的田里的杂草差不多能把谷子全都掩盖掉,因此那时的亩产量很低。但傣族们并不在意,他们家乡的田地实在是太多了,产量再低也不要紧,随便种点就足够了。后来那些内地来的干部们看不惯了,下令要求傣族老乡们要种新品种稻谷,要种双季稻,要使用化肥,要薅秧。总之,就是要土地多产粮。傣族老乡们很听话,划出一部分田地来种什么台北8号之类的新品种稻谷,那些稻谷粒小但饱满,出米率高,卖余粮价钱高,老品种大谷只能卖8分钱一公斤,而新品种能卖到1角3分钱一公斤。但只有一点不足之处,新品种稻谷极难吃,老乡们从不吃,只吃老品种大谷,新品种的全部交公粮卖余粮。
种双季稻也是跟玩似的,在瑞丽这片亚热带土地上,手杖插在土里都会长出根来的,别说种双季稻,种三季、四季都没问题。只是到收割时才发现,大多都是瘪壳,产量极低。用化肥没问题,上级安排了购化肥的钱,老乡们一看,百货公司卖的国产尿素价钱比缅甸那边的日本尿素的贵很多,就跑到缅甸买日本产的来用。撒到秧田里,结果秧苗疯长,到发现不对时赶快拔出来插,老乡们说从没插过那么长的秧,足有二尺长。薅秧最有意思,所有人打赤脚排成一排在积了半尺深水的田里走过,见到杂草就用脚踏进泥里,连腰都懒得弯一下。要是见谁弯腰下去,那他(她)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去拔杂草,而是去拾小田螺,知青们也帮着拾。那种小田螺非常好吃,但吃起来要点技术,傣族老乡们煮了送来给知青们吃,教他们如何将螺肉从壳里嘬出来,笨点的知青始终学不会,只好望螺兴叹。走过时,当然也不放过田边那些说不清名字的野菜,此外水沟里还有一种很好吃的像长发似的水草,所以实际上弯腰下去的时候很多,目的却不是薅秧。
每天劳动休息时,男知青们跟着鹿旺仔们跳进小河里游泳、摸鱼,女知青们跟着毕少、篾巴们摘野菜、捞水草。
收工后吃现成饭,饭后去傣族家串串门,经常玩到深夜才回宿舍睡觉。每逢赶街天(5天一次),就到区上(后来改称公社)去寄信,顺便到其他寨子找别的知青玩。
因为离开家时间还不长,男生们感到这一段的日子跟在校时到农村学农差不多,挺好玩的,听说有些女生晚上因为想家而哭泣,他们不但不同情,还感到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