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来的女孩，决定和养父母断亲
被拐卖儿童回家是这两年的热门话题，遗憾的是，许多被拐儿童在找到后，会仍然选择留在养父母的身边。现实情感与公平拉锯，中间的被拐孩子左右为难。
河北女孩白雪芳是养父母花1000元钱买来的，在发现真实身世后，她选择寻找亲生父母，并不惜与养父母反目。最终，在白雪芳的坚持下，养父母与她断绝了关系。然而，寻亲4年白雪芳仍未找到亲生父母。
一个被拐卖的女孩，为何走上了断亲之路呢？以下是白雪芳的自述：
和养父母关系彻底断绝，是在2018年。我向河北省保定市蠡县百尺镇派出所报案，说自己是一名被拐儿童。
事情走到这一步，源于我知道了自己身世的更多细节。2002年，养母从一个女人手里，花1000元把年仅3、4岁的我买回了家。给了我“白雪芳”这个名字。
养母说，当年卖我的女人，把我买卖了两次。第一次，一个捡破烂的老太太收留我，因供不起我上学，就联系那个人，说“还给你，不要了”； 第二次，一对夫妇买下我，只待了两天，我又哭又闹，他们受不了。第三次才遇见了正在赶集的养母。
女人向养母自称是我们家的一个亲戚，说我的亲生父母生了几个孩子，养不起，送出来了两个，我是其中一个。要给我找个好的人家。
我不相信这句话，第一反应是那个女人一定是人贩子。只是，养父母没料到我会报警。警察找来核实情况，当着警察的面，养父母矢口否认是花钱买的我，只说我是抱养的。而我出示不了任何证据。
养父母一辈子没和警察打过交道，警察的突然到访，这使得他们大为震怒，和我撕破脸，口头说要与我断绝收养关系。2018年前后，网络上流传着各种寻亲的信息，《亲爱的》、《失孤》等电影大热，社会上关于儿童拐卖“买卖同罪”的呼声很高。养父母担心，19岁女儿的秘密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法律制裁。
报警把动静闹大了，村里人都来围观。养母赶紧把我拉到一边，说她留有我亲生父母的地址。而这正是我一直想寻找的答案。
我得知自己的身世要更早。15岁那年，我放暑假回家，被父母安排进村里一家种梨的工厂打工。干活时，同村的几个老娘们唠闲话：你看这个小丫头，哪里像我们本地人。
我被激怒，跑回家第一次明确地问母亲：“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她第一句话就说：“我以为你早就知道了，你是我们抱养的。”
我躲进屋里大哭。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巨大的心里创伤，我曾大吵大闹，多次向他们追问亲生父母的下落，换来的只有拳脚和辱骂。他们觉得，我要去找亲生父母是一件特别丢人的事。
真相被揭开了一半，隐藏起的另一半只能靠自己去找寻。何时才能拨开云雾？那张写着地址的纸条，通过报警，出现在了我的手里。
上面写着：2002年，贵州省，翁安县，马场坪村。
我按着地址分别于2018年12月5日、2018年12月11日以及2019年8、9月份去了贵州三次。全都一无所获。在贵州当地也报了案，派出所的人说，我很有可能不是他们这边的人，要做好心理准备，这个地址可能是假的。
有可能当年人贩子留的地址是假的，也有可能是养父母为应付我，胡编乱造的地址。
我不再期望从养父母嘴里得到更多的信息，离家在外打工，也极少和他们有来往。这些年我也懂了一些寻亲的途径，比如采血样入库、“宝贝回家”。许多好心人帮我宣传寻亲，把视频散发到网上，传播的越来越广。法律上，拐卖儿童买方与卖方同罪已经开始落地，养父母感到不安。
2020年的冬天，养父母正式提出与我断绝关系。他们说既然要去寻找亲生父母，我出任何事，他们也不会管了。
我们签订了一份“断绝关系协议书”。上面写着甲、乙同意解除双方的收养关系；乙方自愿放弃继承等取得甲方财产的权利。
这个家我待了16年。现在我将“白雪芳”这个身份，用白纸黑字的形式，重新归还给他们。
图｜ 断绝关系协议书
许多次我都想离开那个“家”。
在那个家里，我常常感觉自己像是保姆，而不是家里的一份子。后来想，这或许是我一直想寻找亲生父母的原因之一。
河北省保定市蠡县的农村，村子都是土路，房子是自盖的砖瓦房，房梁是木头搭建的。家里有一个比我大8岁的哥哥，是他们的亲生儿子。哥哥上初中，住校念书，父亲总在外地打工，很多时候家里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
母亲是残疾人。她的左脚严重冻伤，指头都没有了，用纱布裹着棉球才能勉强下地，右腿也是常年肿胀，走不了远路。家里无人种地，母亲就做中间人生意，谁家要盖房，她介绍盖房子用的砂石料，从中挣个几十元到几百的差价。
从我有记忆，上幼儿园大班起，就在干活。白天上学，晚上就在后院洗衣服。一大盆衣服都由我一个人洗。我太小，裤子比我个还要高，需要借助一个凳子，凳子上再摞一个凳子，才能把裤子撸直。
北方以前的老房子，窗户是纸糊的，母亲就坐在屋里看着我。她对我极为苛刻，衣服要清洗三次，如果掉在地上了，会挨骂，要重新洗。
小时候我很乖，很听话，没觉得干活多累。只有父亲在家，家庭气氛才变得紧张。父亲喜欢喝大酒，醉酒后动手打人，砸东西，砸得墙上全是窟窿。
母亲的胸口处，有一条长长的疤痕，那是被父亲踹的。长大后母亲告诉我，她生完哥哥没多久，就挨了一顿大揍，父亲连踹了她胸口几次，肋骨断了好几根，送往医院做手术，在胸口骨头上钉了钢钉，至今都没有被取出。
父亲也揍我，没有任何来由。我清楚的记得，十几岁的夏天，那天父亲正在午睡，我像往常一样做家务。整理进卧室时，他忽然惊醒，盯着我看了几秒，起身走进厨房，再进来手里拿着菜刀，来不及反应，猛地，刀就架在了我脖子上。他问：“你是谁？”“是我，是我。”我哭喊着，什么都不敢做。父亲恢复理智，将刀扔在地上，跑出了家门。
待他离开，我才发现胳膊被刀划伤，短袖和裤子全被血染红了。我以为自己会死掉。母亲顾及脸面，没有送我去医院，就在家里为我简单包扎。
父亲有时在家几天就走，有时待上几个月，他在家我感到害怕，经常站在一旁哭。我脾气倔，哭起来止不住，母亲不会安慰我，反而变得越来越易怒。
母亲也把我当成“出气筒”。家务做得不够仔细，我曾被罚站在屋外整整一夜。母亲凌晨起夜如厕，发现我躺在地上睡着了，就用脚将我踢醒，呵斥“不许睡，继续站”。
哥哥比我幸福的多。他从不用做家务，还有零花钱，能自己买吃的、喝的。我就没有这个待遇。暑假哥哥回到家，天气热，他在屋里吹着电扇，看着电视，吃着冰棒，我却被要求去拔草，扫院子。
收拾干净后，我不敢进屋，站在屋外看。父亲瞧见催促我去干活，已经没有草可拔了，我又害怕又委屈。干完活，我的身上沾满了泥土，父亲冲我发脾气说：“身上好味，别待在屋里。”
图｜ 刚来家里，养父母带我去照相馆拍照片
为什么自己和哥哥的待遇如此之大？我也问过，母亲给出的回答是：谁对你好，你就去找谁。我猜想一定是家庭重男轻女的缘故。
我长成了一个脏孩子，野孩子。人很瘦，又黑，衣服总是脏脏的，头发经常长虱子，用梳子一梳就哗哗地往下掉，一按一个响。没有人告诉我要注意个人卫生。
家里待我好的人只有奶奶和三大妈。她们同住在村里，隔着不远。奶奶不是本地人，当年逃荒嫁到了这里。听人说，三大妈是云南人，是被买来的媳妇。
奶奶刀子嘴豆腐心，对我严厉，但不会亏待我。我常上奶奶家吃饭，奶奶舍不得吃，把好吃的都留给我。
11岁那年，我被母亲送到邻村一户人家。几天后，那户人家无法忍受我的哭闹，将我送回了母亲身边。没有一句安慰和解释，母亲对我说：“你看，谁都不要你！”
我第一次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怀疑，有哪家父母会如此轻易的将孩子送走呢？我也开始听到一些街坊邻居讨论，说我不是这家人亲生的。上学时，有同学欺负我，笑话我说一个外地人来这里上学干什么？我在心里反复想，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
直到15岁亲耳听到母亲承认这件事。
身世真相被揭晓，我对养父母生出强烈的恨意。他们收养我，却从未好好对待我。我问过母亲收买自己的理由，她只说“想给你哥哥找个妹妹”。
一天，养母对我述说心事，让我不要记恨她，许多事她也没有办法。她20岁，养父19岁时，两人通过相亲认识。见面后，姥爷非要她出嫁，担心再找不到更好的人。第二年他们就成亲了。养父脾气暴躁，养母也提出过离婚，每次都被旁人以“离婚就是丢人现眼”为由给劝了回去。
这之后，养母对我的态度好转了些，说话不再疾言厉色，也不再强迫我做家务活。一个女人来家里做客，闲聊间，说起这么大的娃娃，应该去相亲了。养母也连连点头。我以为她们开玩笑，没想到是真的。
养母拿照片来问我：这个人行不行。我说这个人上学的时候总欺负我，不想跟他有往来。她说：这个不行，那就下一个。我才17岁，太小，不想结婚。养母说只是熟悉一下，交个朋友。
但我知道，村里的孩子都是十七、八岁被父母安排相亲，第二年就订婚，20岁就结婚了。想到这我瑟瑟发抖，向养母哀求：你当初被逼着相亲，还让我走一样的路。她不回应，私底下依然忙着张罗。
相亲那天双方父母在媒人家安排见面。对方是我的初中同学，还是我的同桌。我站在那一句话也不说。
回到家，我质问养母：是不是有别的目的？她的表情就好像心思被戳破了一样。我马上想到哥哥当时25岁，还没结婚。话说破了，养母索性告诉我，赶紧订婚，这样就可以拿着彩礼钱去给儿子娶媳妇。
我彻底被激怒。2017年，我在家过完最后一个春节，而后便带着行李离开了。
我去了河北保定市里，做过很多工作，在餐馆端盘子刷碗、去花店修过花，还摆过摊，卖过炸串、麻辣烫等，也跑过外卖。得知我工作后，养母提出每月要向家里上交1000元生活费。
我会给他们钱，也时不时会网购一些补品和零食寄到奶奶和养母手中。就是不想让她们在村里说我坏话，抱怨白养了我这么多年。
可是那个未解开的谜题一直困扰着我：我是谁？从哪里来？
我重新回家，和养父母心平气和地谈自己的身世，才有了报警的事。哥哥知道此事，打电话劝我不要把事情搞大，要想知道身世可以去问大妈，他什么都不知道，也不会为了我背叛亲人。
和这个“家”正式切割后，我曾经一度感到孤苦无依。直到2019年跑外卖时，认识了现在的丈夫。
今年6月18日，我举办了婚礼，有了新的家，不再是飘着一个人。结婚前几日，寻亲志愿者帮我拍了个视频，发在网上寻亲。我希望亲生父母能够看到，参加我的婚礼，见证并祝福我。我数次失去了所有家人，如今，我又有了新的家人。
婚礼的消息也告知了养父母，他们说别再来往了。我也不愿他们出现。
跑外卖顾不上吃饭，我和丈夫经常去吃煎饼。疫情后不让外卖，我就去学习摊煎饼。去年，我们开了个小摊，在保定市安新县一所学校门前摆摊卖煎饼，从早上7点到中午1点，再从5点到晚上10点。每天忙着生计。
6月21日上午，我去采集血样入库，等待合适的样本比对。我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是1999年10月15日，这一定不是真实的，可能是在1998年到1999年之间。我身上一块白色胎记，位于后背右侧，小的时候稍微小一点，现在长大胎记也变大了，有一个鸡蛋大小。
除此之外，我对亲生父母一无所知。
寻亲是个漫长的过程，我会一直找下去。自己是被抛弃的，还是被拐卖的，无论什么原因，我想知道谁是我的父母，我多大，是怎么个事。搞明白这些就可以了。我要钻这个牛角尖，不枉自己受了这么多的苦。
图｜成年后的白雪芳
- END -
口述 | 白雪芳
撰文 | 周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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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的一天傍晚，我突然接到好友光莹的电话，她在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急：“快快快，来帮我一个忙——带上你的身份证，来酒店帮我开个房！”
我还没反应过来，光莹的声音就被打断了，一个好听的女声正在试图劝阻她：“女士，即使是您的朋友来开房，如果还是您要入住的话，也是需要出示身份证的。”
那边光莹的声音更加焦灼起来：“那你帮我想想办法啊，我总不能带着孩子流落街头吧？”
两人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再过一会儿，光莹转回话筒，急匆匆和我说了句，“我晚点再和你联系吧。”便迅速挂断了电话。
待到她再给我打来电话时，人已成功入住了酒店。我细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咳嗽两声，平息了一下气喘：“等会儿，我慢慢跟你讲。”
1
事情始于那天下午5点多钟，正在出差回家路上的光莹，突然接到邻居陆菲的电话。陆菲的声音里有着不加掩饰的慌乱：“你看到业主群里的通知了吗？说我们这一栋楼马上就要封闭管理了。”
光莹一惊，差点在高速上踩下急刹车：“为什么？”
此时，距离本市出现确诊阳性病例已经过了1个多月了。上一轮迅速“清零”后，我们的生活貌似在一点点恢复正常，但每个人的心里都是忐忑的，比起以往“解封”时的额手称庆，如今的“清零”早就没有任何值得庆祝或放松的意味了，在许多人看来，下一轮疫情的席卷而来就如同“楼上的另一只靴子”，掉下来大概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伴随4月的那场疫情，出现了一个新名词，“核酸常态化”。到了5月初，我们第一次接触到了“灰码”——大家第一次意识到，原来除了红色、绿色和黄色外，健康码的颜色还能有这样的创新。
当时我们对“灰码”的功效还颇为好奇，有人会刻意拖到超过规定的48小时不去做核酸，验证健康码是不是真的会变灰——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于是，好奇宝宝们很快停止了试验，乖乖按要求两天做一次核酸检测——因为，手持“灰码”，就意味着不能进出任何公共场所，在这个偌大的城市里，等同于寸步难行。
朋友小鹏给我们讲过他的一次尴尬经历：有天他尿急，见旁边有家购物中心，便火急火燎想进去，结果掏出手机一看，健康码变成了灰色。不管他怎么指着健康码旁标注的上一轮采样时间、努力证明自己的健康码只过期了几个小时，试图求得保安大叔的通融，但最终还是被坚决执行政策的大叔拦在外面。
小鹏说，当时大叔看着他的眼神，就像对着一盒过期的罐头，仿佛吃下去就会食物中毒、上吐下泻。内急中，他灵机一动，想起附近的地铁站只有在进站安检处才需要出示健康码，而公用卫生间则在入口和安检中间，那一段“中空地带”应该能解决他的燃眉之急。
不过小鹏还是百密一疏——他在购物中心与大叔争执的时候把口罩弄丢了，一路小跑到地铁口，因为没有口罩又被工作人员拦住，只能在入口处花9块9又买了个昂贵的一次性口罩。最后，他笑嘻嘻地对我们说，这是他自幼儿园毕业之后距离当街尿裤子最近的一次。
自此以后，小鹏就落下了“后遗症”，隔一会儿就得掏出手机，点开健康码看一看还有多长的时效，每当看到路边的核酸检验点没人排队，就有凑过去“啊”一声的冲动，哪怕当天早上才刚在小区门口做过检测。
“有备无患嘛。”他说。
“灰码”在这个城市进行了短暂的“试点”后，便迅速在本省各地推广开来——这让人忍不住感叹管理者无边的智慧、无穷的创新能力以及无比强大的执行力。而“灰码”的普及，也意味着往常只有在疫情严重的情况下才会进行的全民核酸，真的变成了常态化。它似乎在无声地告诫着市民们永远要绷紧神经，疫情随时可能再次出现。
相比于去年夏天的那一丝松弛感，如今我们好像都在无意识地等待着疫情的反扑，惶惶不可终日。也曾有像小鹏那样经历过不便的人抱怨过，但那些抱怨很快被正能量的声音抵消了：“又不用你们自己花钱，政府买单来为市民的健康负责，不好吗？”“有什么不方便的，街头巷尾处处都是，细节到位。”
所有的人都迅速接受了“核酸常态化”，面对那根棉棒，熟练得仿佛这并不是一个才出台一两个月的规定。那些不需要手持核酸有效期就可以出行的日子，仿佛遥远得像是上古时期的事了。
2
回过神儿来的光莹，边开车边紧张地问陆菲：“怎么回事？是小区出现确诊或者密接了？”“不清楚，什么都没说，就网格员在群里发了个通知，说6点钟开始我们楼栋就要全面封闭了。”陆菲在电话说，“我现在在收拾东西，趁楼栋还没封，赶紧溜出去，接了孩子去我妈家住——你呢？怎么打算？”
光莹一时心烦意乱，只能含含糊糊地回答：“我也不知道，我先想想吧。”
下了高速，光莹将车停在路边，此时，她才来得及揉一揉头，理一理思绪——此时显然是不适合回家的，儿子小恒正读初中，课业紧、进度快，一步落下就怕步步跟不上。这学期开学以来，本市已经经历过两次全市范围的停课，虽时间都不算太长，但孩子居家上网课的效果实在一言难尽。每次结束居家返校后，理科的老师们都很担心教学效果，会特意花时间给孩子们把几个重点章节重新讲解一遍。
小恒就读于重点中学的重点班，教学进度一日千里，同学们之间追得很紧，同一个班上，相差几分就能拉出二十多名的差距。此刻，光莹的担心又更深了一层——之前儿子在家上网课虽说效果不好，但那是全市的学校统一停课，所有学生“有难同当”。可现在，她实在不敢想象，若一家人在家“封控”一两周，儿子掉下的功课要怎么办，“如果人家孩子都正常到校上课，只有我家孩子在家，那差距可就大了，万万不行”。
除了儿子的功课，光莹在意的还有另一件事：
她与丈夫三年前开始创业，抵押了房子，借了贷款，筚路蓝缕，每天一睁眼，钻进脑袋的便是“房租、水电、原料与人工”，从来不敢有丝毫怠慢。本以为度过了前两年的爬坡期后，事业会相对稳定，但现如今疫情的一波波反复，让他们没法有片刻懈怠。夫妻俩已经两地分居很久了，光莹的丈夫常驻在位于G市的厂里，每周只能抽空回家一两天。光莹则日常辗转于本市的办公室与G市的工厂之间，处理各项日杂事宜。若自己两周出不了家门，不用想，也能知道公司会乱成什么样。
事实上，就在她下午从G市开车踏上返程的时候，还有不少事情没处理完。但她一看时间，若不动身，儿子连晚饭都没有着落了，只能匆匆从厂里往回赶，想着明天孩子上学后再回G市处理余下的事情。
两地间隔80多公里，开车的话虽不算特别远，但日日往返，也颇为奔波。可光莹和丈夫都不是本地人，两人自大学毕业后就形单影只留在这座城市，没有什么亲友可以委托帮忙照顾儿子，几经权衡，只能如此安排才能勉强顾得周全。若是不去工厂，往常的这个时间，光莹应该在从家里出门接儿子放学的路上，那样回不了家的她，只有一人一车，手里空空，情况怕是会更糟糕。好在因为白天去了厂里办事，她聊胜于无。
想到这儿，光莹反而有些庆幸——因为今天白天自己要去工厂，随身带了电脑和不少工作要用资料——至于其它的问题怎么办，她现在还来不及想。
“一定不能把自己封到小区里。”光莹飞快地下了决心。
3
晚上7点，接到放学的小恒后，光莹直接开车去了学校附近的一家五星级酒店。这是她刚才趴在学校门口等儿子放学时才做出的决定——她需要入住一所离孩子学校近的、没有被征用为隔离酒店的、环境较好（毕竟可能需要在那里住上一至两周）的酒店——这样一看，除了这家J酒店，她并没有太多选择。
直到到了酒店大堂，光莹才意识到自己忙中晕头，竟忘了最关键的一个问题：自己的身份证没有带在身边。
2020年疫情之后，光莹已经养成了随身带着身份证的习惯。她住在一所大学的家属院，比起普通社区，日常管理更为严格，每日进出都需出示身份证。虽然光莹一直没想明白在门卫处晃一晃身份证能起到什么管理作用，但既然大学如此要求了，所有人也就毫无异议地遵照执行了。
一晃两年多，住在这里的人也都习惯了查身份证。变化则是，小区里车辆每日进出门的速度再也快不起来了。每天早上，为了上班上学不迟到，所有居民都要提前至少半小时出门，开着车在门口排队。光莹心疼孩子，她常想，初中生的时间本就宝贵得像金子，这额外浪费的半小时，无论是拿来刷题还是补觉，都比堵在门口有意义得多吧？
但抱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思来想去，光莹找出了个折中的法子：早上让儿子多睡一会儿，然后把早餐带到车上，车队长龙在小区门口缓慢移动的那段时间，刚好够小恒狼吞虎咽地吃完早餐。
光莹和邻居们也养成了一个习惯，三不五时就要条件反射地检查一下身份证有没有忘带或者丢失。毕竟，不同于以前，现在丢了身份证，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补办”的问题了——那意味着，在新身份证办好之前的几十天里，每日进出小区都要跟越来越严格的门卫们经历一番口舌之争。
可偏偏今天光莹就忘了身份证，她回忆了一下，应该在厂里处理一些合同时，将身份证交给文员去复印，估计是文员将她的身份证忘在了复印机里。
让我去帮忙开房的办法虽然行不通，酒店的前台还是帮光莹想出了通融的办法，利用网上公安系统的刷脸认证，终于开出了一间房。门卡拿到手里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光莹终于松下了之前一直吊着的那口气——至少今晚他们母子俩不用流落街头了。
进房间安顿好之后，小恒飞快地奔到桌前摊开书包做作业。初中生的作业多到令家长发指，小恒已经算是写作业效率挺高的孩子了，可每晚都还是要忙到11点左右才能做完功课。刚刚在酒店前台因为开房浪费了快1个小时，小恒一直担心自己今晚可能要“转钟”（超过12点）了。
作业刚做了没10分钟，小恒好像想起什么似的，愁眉苦脸地抬起头：“妈妈，好几本资料都在家里，还有，明天有几门要上课的课本也没有带在书包里。”
光莹皱了皱眉，只能压住烦躁的情绪尽力安抚儿子：“先紧着能做的做吧，晚点妈妈帮你跟老师说明一下情况，让老师通融一下。”
光莹手脚和脑子，一刻都没停。饥肠辘辘的她先点了外卖，然后开始苦着脸跟我算账：“酒店房费一晚要近700块，晚饭和中饭只能点外卖，每天起码也要100多——哦，我还忘了问，这酒店能不能给住客免停车费啊？如果不能，一天的停车费估计也不便宜。这一天的开销差不多要1000，如果住一周，那就要7000，住半个月的话……”
电话那边传来了光莹郁闷的叹气声。我听到她踢踢踏踏踱到写作业的儿子身边，急吼吼叮嘱了一句：“恒恒啊，你可别喝冰箱里的水啊。”——刚才一进门，又累又渴的娘俩就喝掉了房间里的两瓶免费的瓶装水。光莹忍着笑，跟我抱怨：“现在整个房间里只有标价59块一瓶的依云了。臭小子要是喝了，我就跟他拼命。”说着就准备收线：“我赶紧先去买一箱水回来，恒恒是个‘水桶’，我总不好意思一直让服务员给我们送水。”
想想这一趟预计至少近万元的开支，郁闷的光莹决定进一步压缩成本。她半认真地告诉儿子：“妈妈决定不去买衣服了，就身上这套。洗完澡，妈妈就手洗衣服然后晾起来，明天早上就干了。”
小恒惊恐地瞪着眼睛：“你是说，这半个月我也就穿这一套衣服？那内衣呢？周一升旗的校服呢？”
青春期的孩子已经开始在意外表了，让儿子连续一两周穿同一件衣服，确实有些难为孩子。但光莹犹豫了片刻，还是颇为坚定地回答：“我等会儿去商场买两套换洗的内衣，校服等周一那时再说。外衣嘛，就这么凑合。妈妈现在心疼着呢，该花花，该省省，否则这1万块就从你的压岁钱里出！”
果然，小恒鬼哭狼嚎地屈服了，还颇为体贴地承诺，自己的衣服自己洗。
酒店里的一切平稳后，光莹才有空去关注一下自家小区的动静。她私信了一个邻居，翻了翻已经“999+”的楼栋群聊天记录，发现情况还是一片混乱：原本预定6点要封控的楼栋，到现在依然没有拉起警戒条，只有一位形同虚设的“大白”站在楼栋口，没说封，也没说不封。面对居民们连珠炮似的追问，网格员只有一句简短机械的回复：“大家服从安排，等待进一步通知。”
光莹有些烦躁，但一晚上的折腾已经让她筋疲力尽，也没精力多想了。她将手机丢在沙发上，起身关窗帘，“不想了，有什么明天再说吧”。
娘俩很快就睡着了。
4
光莹选这家酒店，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它离小恒的学校很近。可到了第二天早上，小恒上学还是迟到了。
出发前，光莹看了一眼手机地图，酒店离学校只有800多米，于是娘俩决定，不开车，步行去学校。
可真的下楼走到了人行道上，光莹就意识到，这个决定错了——导航默认设定的“最短路线”，需要穿过几条连结老社区的巷子，就能到学校正门，可是导航无法告诉光莹的是，好多巷子在实际的生活里，已经都被社区的铁门、障碍、路障和铁皮围墙封死了。
导航先是带着娘俩试图穿过一个很大的、年代久远的半封闭式社区。按照显示，从“一号门”进去，横穿过社区，从“四号门”出去，路程就走完大半了。谁知，到了“四号门”时，娘俩才发现大门已被粗粗的链条紧紧锁住了。
光莹喘着气，向旁边一位斜坐在椅子上乘凉的大爷打听。大爷微微抬眼看了他们一眼，又眯起眼睛停了半晌，才倦倦懒懒地回话：“你们不是这个小区的吧？这个门儿从2020年的年头就锁起来了，之后再也没有打开过了。”
光莹看看时间，距离学校上早自习已经没几分钟了，她着急地问大爷：“那旁边最近的哪个门可以出去呢？”
大爷仍是不紧不慢：“旁边都没有门可以进出了，二号门、三号门也都一直锁着呢。只有一号门还开着。”
小恒一听就着急了：“这不相当于原路返回吗？”
这个老社区实在是大，他们从一号门走到这里，已经走了快10分钟，如果原路返回，那小恒今天就铁定迟到了。
大爷依然不甚着急的样子：“是啊，现在所有人就只有那个门可以进出了。”顿了顿，又补充一句：“我们都习惯了。”
光莹和小恒无奈，只得道了谢后连滚带爬地往回跑。娘俩折回到一号门后，在手机地图上换了一条路线重新出发，结果待到那条小路快走到尽头时，才发现出口已被几辆破自行车搭成的简易网隔断了。
这次旁边倒是有一个很热情的阿婆，大声又主动跟光莹搭话，手摆得飞快：“回头走，回头走！这个路不通的，封了两年了。”
又一次原路返回后，光莹和小恒终于学乖了，再也不看导航一遍遍执着地“重新规划路线”，径直到大路上。
直线800米的路程，娘俩竟折腾了快40分钟。小恒迟到了，他蔫蔫地从光莹手里接过水杯，垂头丧气地进了校门。光莹这时才想起，一大早只顾着急急忙忙地赶路，儿子连早饭都没来得及吃。
回去的路上，光莹心血来潮，又一次顺着导航的路线走进那些纵横交错的小巷子，想看看自己究竟要碰几次壁才能回到酒店。到最后，她已经数不清了，只记得一路晃晃悠悠，见到了好多紧紧锁着的铁门，门上那些已经发黄生锈的锁，像一个又一个惊叹号。巷子里的居民早已习惯了，只用疑惑而好奇的眼神打量着她。
光莹和我描述完这段微小的“迷途”，我俩都微微陷入唏嘘。光莹大学刚毕业时就租住在这样的老巷子里，她一直觉得那些坐在路边摇着蒲扇的老爷爷老奶奶就像自己的一个个老朋友，对巷子颇有感情。而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地姑娘，我的童年就是在细长窄小的巷子里度过的，即使路痴，也能闭着眼穿梭其中，沿着那些小路丝滑地穿梭到另一条巷子里的朋友们的家里。那些枝枝蔓蔓如藤条、根须般伸展开的巷道，如这个城市的毛细血管一般，细微却又有着最真实的存在感。2020年初惨烈的封闭过去后，我们都曾以为生活会一天天恢复正常，我们都没有意识到，那些锁上的铁门，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被打开了。
光莹停了半晌，突然笑着问我：“你说，那些锁住的门，像不像毛细血管里的血栓？”
回到酒店，光莹突然觉得有种说不出的烦躁和疲惫，精气神像一堆散掉的沙子，怎么都拢不到一起了。原计划今天开车去G市厂里处理的事显然是没法完成了，她摊开电脑，处理完两件紧急的事情后，心神就飞走了。
光莹和我讨论了一个很好玩的发现：她此刻在酒店，人是自由的，并没有受到任何限制，除了不能到厂里的现场，理论上来说，她其实完全可以高效地投入工作。可是，事实正好跟假设相反：因为“封控”的事，她心烦意乱，此时的效率极为低下，几乎每隔三五分钟就要去翻一翻小区群里的消息，或者跟朋友们吐槽发泄，或是和邻居们“交流情报”。
眨眼快到中午了，光莹手头的一个Excel才做了个开头。她懊恼地敲敲自己的脑袋，实在讨厌这种什么正事都没干、虚度时间的感觉。
只是，细想一下，过去的两年里，我们曾被如此偷去的时间，又何止这一次呢？
5
下午，就在光莹打算摒除杂念开始专心工作时，又接到了陆菲的电话。
电话那头，陆菲的声音低低的，略带神秘：“你没回小区吗？我跟你说，我又回来了。”
光莹的问题立刻连珠炮似的冒了出来：“你不是在封闭前就溜出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现在楼栋到底封了没？我怎么看群里说得不清不楚的？如果封了，你怎么进去的？”
陆菲干巴巴地苦笑了两声：“我倒是想一直溜开啊，可还是怕受处分。昨晚一晚上没睡着，还是回来了。”
陆菲在一所小学当老师，身担六年级的班主任。昨晚，她听到楼栋即将封控的消息后，赶紧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她那时想得蛮简单，觉得无非是早上提前一点起床出门，路上远一点，辛苦一点罢了，但这样起码不用担心耽误了给学生们上课。现在正是她所带班级的毕业季，各种行政杂事很多，如果不到万不得已，她肯定希望自己能正常到岗的。
但晚上丈夫的话提醒了她：“现在虽然网格员一直没说明白是怎么回事，但大家都传的是楼栋里有个‘密接’。楼栋里的空间就那么点大，万一到最后流调的结果显示你跟那个密接同乘过一个电梯或者在哪儿有过交集，你不就成了‘次密接’了？那你们班的孩子——弄不好，整个学校——都要因为你停课。这个责任可太重大了，要是再严重一点，你还要受处分……”
此时，一直燃烧着旺盛责任心的陆菲似乎才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哎呀，我光想着别耽误正常工作了，忘了这茬儿。”
陆菲赶紧将情况给校长做了报告，校长没有丝毫犹豫就给她下了指令：“你不要来学校了。”
陆菲本来还有些迟疑：“那班上的孩子们呢？”
“班级的事情会找别的老师帮你处理，你自己的语文课就在网上给孩子们上吧。”校长回答得倒是飞快。
的确，在过去的两年里，几乎每一所学校的每一位老师，都有了娴熟的网课技巧与经验，学校的网课设备也极其成熟了，轻车熟路，随时可以投入战斗。陆菲虽然极不放心，但她迅速权衡了一下——相比起自己变成“次密接”导致全校封校的风险，让自己班上的孩子“失控”那么一两周，好像也就没有什么值得焦虑的了。
于是，今天一大早，陆菲又赶紧大包小包地赶回了小区，乖乖把自己关在家里，等着社区“进一步的安排”。她叮嘱光莹：“你要不也回来吧，如果你真的成了‘次密接’，别害得你们厂也关停，那损失可就大了。你家孩子要成了‘次密接’，害得一学校的孩子停课，那你罪过也大了。”
这话，让光莹一瞬间也犹豫了起来。
回了小区的陆菲，又向光莹“实况转播”了楼栋的情况：楼栋口仍然还没有拉起警戒条，也依然没有医护人员入驻，还是只有那个半睡半醒的工作人员在那里，大概是昨天累着了，他此时横拉着一张凳子，正坐着打盹，偶尔有人进出，也只是微微抬抬眼皮一下，示意自己还处于清醒状态，完全没有进一步动作。
当然，此时的楼栋并不能用“自由出入”来形容。相较于往日的熙熙攘攘进出的住户、租客、快递和外卖小哥，现在楼道里只有零星的人。大家全都用一种超乎常理的自觉，将自己关在屋里，“等待社区进一步的通知”。
可20个小时过去了，社区仍然没有任何通知。有业主在群里问得急了，社区的工作人员便打起太极：“这事还要按你们大学（家属院）的后勤管理要求来。”一群人便又咋咋呼呼追着去问大学的后勤管理人员，和社区的人一样，后勤的人也说了一堆冠冕堂皇的废话，好像说了许多，又像是什么都没说，最后一句是：“还是看社区的安排，大家还是统一等他们的通知吧。”
见皮球被如此踢来踢去，陆菲不耐烦了，在群里大着嗓门发语音问了句：“到底我们这栋楼这是什么情况？有‘确诊’还是没‘确诊’？有‘密接’还是没‘密接’，你们总该知道吧？”
群里一片附和声，社区的人却什么也不回答。陆菲恼了，也不管网格员高兴不高兴，一股脑追着问：“那我们什么时候做核酸，你们安排了吗？”
过了很久，久到大家都以为社区的人不会再回答了时，网格员极其简短地蹦出几个字：“晚点安排。”
此后，网格员就像从群里消失了一样，不管大家怎么呼喊他，都没有再出来应过一句。陆菲私下跟光莹发了一大通牢骚：“烦死了，烦死了，一天天的，关在屋子里什么事都做不了，以为我们大家都很闲吗？！”
6
光莹倒是得到了启发。
她等到第三天早上，见群里除了闹哄哄的询问仍是没有半点实质性的消息，就又去求陆菲去门口打探一下。按陆菲发回的“线报”，“门口的管控倒是越来越宽松了”，连楼栋口坐着的那个工作人员，也不知所踪。
光莹立刻决定，偷偷潜伏回家拿点东西出来。
她先给丈夫打了个电话，告知丈夫自己的安排：“我现在回家去，清点一些必备的生活用品带来酒店。不过这一去，得做好一回去就被封住出不来的准备。所以你安排好时间，随时注意我的电话。万一我被封住了，你就赶紧从G市赶回来，不然小恒放学就没人接了。”
丈夫有些犹豫：“那如果我回来也被封了，或者我不在厂里的时候有什么急事，那不就乱了套？”
“你不到小区周围就没事，可以随时回厂里。关键是，我们这封控不知道到底要多久，如果是持久战，那小恒的学习资料、我们换洗的衣物，还有一些必备品，实在是不能不拿。”
光莹开着车往家走，感觉自己颇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但她迅速自嘲地笑笑，说，仔细想想，其实自己哪里像壮士，更像个贼。
溜回了小区，情况确实和陆菲描述的一样，若不是群里的那一波又一波的闹腾，仅看现场，谁也不会觉得此刻的这一楼栋和其它楼栋有什么区别——当然，若要认真说起来，还是有区别的，光莹在楼栋口潜伏观察了好一阵子，十来分钟的时间里，确实没有看到有一个人进出。
待到光莹进家收拾出一个大箱子、两个大袋子，然后又狼狈不堪地走下电梯时，她已经很坦然，全然没有刚才回家时的心虚感了。她确信自己不会在楼栋里遇到一个人，哪怕是那个原应该在门口值守的工作人员——这个楼栋里，每个人都乖乖地待在屋子里，“等待社区的进一步通知”，仿佛那些缺失的课程，请了假的工作，都被风吹去千里之外。
丈夫知道她从家“平安”出来后，还有点心虚，问：“说了封控，你这样不配合，是不是不好啊？”
光莹勉强为自己找到一番说辞：“如果前天刚出消息时就有明确通告说我们这栋楼出了病例或者‘密接’，然后马上有进一步安排，那我肯定就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一起‘封控’。可是你看，到现在，已经快两天了，社区和大学后勤什么都没做，没通告，也没有接下来的安排告知。群里不眠不休问了大半天，回复永远是‘不清楚’‘做不了主’‘等进一步通知’……像他们这样的管控模式，溜出来的绝对不止我和陆菲。万一真出什么事，不能全是我的责任吧？”
光莹向我转述她与丈夫的争执时，口吻已经更不客气：“我也想安安心心待在家里啊！我疯了嘛？每天1000多块的成本住外面，很开心吗？我嫌自己钱多吗？大家倒是配合了，结果呢？这一天天的，不说封也不说不封，逗我们玩呢？关在家里，孩子掉的课他们能负责吗？我工厂的损失他们能承担吗？”
发泄到最后，她的口气软了下来，尾音里夹杂上了浓浓的困惑：“你说，我躲去酒店这事儿，错了吗？我是一个没有公德的人吗？”
“我没错！”没待我回答，她便自问自答地给出了结论。
挂掉电话后，她又像一个雄赳赳气昂昂的女战士一样，提着大包小包走进了酒店大堂。
7
这天晚上8点，距离通知要封楼栋已经过了50个小时。社区终于在群里发布了做核酸的通知，但并不是光莹他们楼栋的人去单独检测，而是去小区统一的核酸检测点，与各个楼栋的人一起采样。
一瞬间，群里又响起了七嘴八舌地追问：
“不是说我们都是潜在的密接者吗？怎么能和其它楼栋的人混在一起采样？那不会给其它楼栋的人造成风险吗？”
“既然核酸都不是单独检测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自由活动了？该上学上学，该上班上班？”
“这个核酸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啊？是对我们楼栋的排查，还是常规化的检测？”
“我们楼栋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有没有确诊，有没有‘密接’？给个说法啊。”
发布完通知的网格员，又一次石沉大海，无论如何，都喊不出来了。
看到通知时，光莹在酒店的房间里，刚刚才从大堂取来外卖，正准备和儿子一起吃晚饭。她觉得自己这几天已经快累瘫了，可是看到邻居们虽然在群里抱怨连连，却依然乖乖地去检测点做了核酸后，又有些坐不住了。此时她离这一轮“绿码”的失效还有十几个小时，“但同楼栋的人都做了，我们也就跟着做吧”。
光莹喊了正在吃饭的小恒，一起去到酒店外的检测点，也做了采样。
“啊——”
采样人员漫不经心地用棉签在光莹的舌头中间轻轻抹了一下，光莹突然觉得一阵恶心，差点没把刚才吃下去的几口饭吐出来。
干哕的一瞬间，她却突然理解了社区——是无奈吧，就像自己不明白在一个多月都没有出现病例的城市里，为什么非要严格以48小时一轮去一遍遍做核酸，但也还是乖乖地去做了，社区面对着许多模棱两可的局面时，恐怕那些工作人员自己也不知道要做些什么、该做些什么才是对的吧。既然如此，那就随便做点什么吧，总好过待到真正出问题时，才发现自己没做什么。
晚上10点，社区在群里突然紧急发出了通知，虽然措辞还是一如既往的含糊，但终究有一句话是明晰的了：“即刻起解除封控，一切恢复正常。”
陆菲忍不住抱怨：“昨天刚刚才花了两个小时跟代班的班主任交接完工作，今天就解封了？现在我都没脸去跟学校说我明天又可以正常上班了。我现在就担心学校觉得我是在逗他们玩，你说我要不要把社区的通知发个截图给分管校长看一看，证明我的‘清白’？”
光莹漫不经心地安慰了她两句，心里还在忍不住肉痛自己中午刚刚续的房费——想了想，她决定今晚不回家了，“反正房费也交了，今天暂时不想看到‘那个小区’”。
没有人再去追问这场还未开始就结束的封控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所谓的“确诊”或是“密接”，是真的存在过吗？这三天的焦虑，像风吹过树梢，连影子都没有留下。
第四天早上，光莹将小恒送去学校后，又把大包小包送回了家里。除了心疼这几天的开销，她更懊恼自己的沉不住气：“再多熬一下，我就可以少很多事，不用搬着这些东西，像逃荒一样。”
忙完这一切，光莹又飞快地赶去G市，厂里还有一大堆事情，停滞了几天，等着她处理。飞驰在高速路上的她，很快将这三天的“流浪”抛在了脑后。反正，如今的世界，就像一个大大的、充满了闹剧的马戏团，那么，在这个马戏团里，多一件或者少一件好笑的事情，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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