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夜行记」是魔宙的半虚构故事栏目
由老金和助手讲述民国夜行者的都市传说
大多基于真实历史而进行虚构的日记式写作
从而达到娱乐和长见识的目的
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印象，城市里有很多角落张贴着各种小广告，广告里写啥的都有。
其中有一类广告，内容是治疗各种性病，皮肤病，男科及妇科疾病。
我就琢磨，这咋看都不像正经治病的，到底是啥样的人会去呢？
可能当时还小，对这些病也没啥概念，就是觉得有病治病。
长大后才慢慢懂了，得了这些病是有点丢人的。
当然了，有人去这种小诊所是怕丢人，有人去可能纯粹是因为没钱，毕竟大医院要贵一些。
小诊所虽然便宜，但也有风险，治不好都算小事，治死了可咋整。
偶尔也会出现这种双输的惨烈状况。
今儿要讲的故事，跟治性病多少有些关系，惨烈程度不亚于上面这个案子。
《北洋夜行记》是金木留下的笔记，记录了 1911年到 1937年期间他做夜行者时调查的故事。我们将这些故事整理成白话，讲给大家听。
1931年秋天，我和戴戴短暂地回北京待了一段日子。
那段时间，戴戴对于上海的生活有些倦怠，另一方面，她在这儿写不出东西来，想要换个环境，看看能不能激发一下灵感。
我们想赶在中秋前坐火车回北京，听大哥金肃说，今年去东北当老师的小妹也要回北京过八月节，我想着能回来，和家人聚一聚。
计划的挺好，人却赶不上变化，因为东北的局势，京沪铁路停运了一段时间，等我们回到北京已经过了寒露。
北京的秋天算是一年中最舒服的季节，我们住在驴肉胡同的老宅，每天一出胡同就能看见妙应寺那座白塔，赶上黄昏，太阳落在塔上，比上海的高楼大厦好看多了。
妙应寺，又名白塔寺。坐落于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171号，是一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始建于元朝，最初名为大圣寿万安寺。寺内的白塔建于元朝，也是我国现存年代最早、体积最大的藏式佛塔。（图片来源：《莫理循眼中的近代中国》）
这次回来，唯独有一点没想到，就是戴戴的偏头疼，刚离开上海的时候还不算严重，一路舟车劳顿，下了永定门火车站，疼得喊亲娘。
胡同里的大爷大妈好个嘘寒问暖，听说戴戴头疼，挨着个给出偏方。
试了一溜十三招，屁用不顶，最后对门的刘大妈，拿来一种白色的小药片，吃了就管用。
戴戴算是抓住救命稻草了，我有点担心，怕这药里成分不好。
到了汪亮那儿，这小子不在，听说是跟他老爹置气，离家出走了。
戴戴不好意思老从刘大妈那儿拿药，就去打听，人家说这药是从南城的一个救济所配来的。
正赶上那天戴戴头疼，药也吃完了，我索性骑上自行车，驮着戴戴去开药，顺便问问到底是啥药。
救济所在宣武门外的喜鹊胡同，那边离着八大胡同近，有好多这样的慈善机构，帮助妓女或是穷苦人。
救济所人不少，还都是女的，没等跟戴戴往里走，我就被管事的人大声喝止住，说这儿男的不让进。
这里管事的也都是女的，梳着统一的发髻，脑后还别着把木梳。
我闲的没事儿，盯着门厅墙上的佛龛研究，里面供了个檀木做的佛爷。
佛爷好像背对着我，露出个后脑勺，香炉里冒出的烟挡住我的视线，我也没法仔细看。
没多久，戴戴出来了，看她拿着的药盒我就乐了，这不就是阿司匹灵吗。
1899年德国拜耳药厂正式生产该药品，民国时期进入我国，当时被称为“阿司匹灵”。阮玲玉曾为其做过代言，广告海报左侧写着适用症状头痛、牙痛、伤风等八种常见病。
我正要跟戴戴逗个闷子，屋里一声惨叫，一个女人的声音喊着“死人了”，嗓子都喊破音了。
声还没落地，一群赤裸女人冲出来，身上挂着紫红色液体，像是群从血池子里跑出来的伥鬼，吓得本来排队领药的人也跑了。
我一时间不知道眼睛往哪儿放，戴戴倒像是上了弦，撒丫子往里跑。
我也不知道到底该不该进去，怕里面再跑出一个光着身子的。
不一会儿，就听见戴戴颤着声儿喊我，我顺着声音找过去，被眼前场景吓了一跳。
屋子里全是盛满紫红色液体的大木盆，刺鼻的味道混合着血腥气，令人作呕。
一个女孩仰躺在一个木盆里，双脚搭在盆边上，肚皮微鼓，眼睛和嘴巴都张得老大，像只红色的死蛤蟆，她身边挂衣服的栏杆上，一件素棉长袄随着风来回晃荡。
戴戴站在女孩旁边，脸色煞白，用她有限的医学知识试图救人。她又摁脉搏又掐人中，还想把女孩从盆里捞出来做人工呼吸。
戴戴原先手里拿着的药片洒了一地，落在地上的水泡子里面，彻底没法要了。
这时一个女人走进屋子里，她走到已经断了气的女孩身边，慢慢俯下身，双手比划着，嘴里念着听不懂的话，像是在超度。
死的女孩叫杨絮，还是个学生，这是我们从警察那儿知道的。
她死之前正在泡药，这是一种用高锰酸钾溶剂治疗性病的方法，这个救济所接待的大多是附近的妓女。
走进来给女孩超度的，是救济所的负责人，一发现死人，她就赶紧让自己手底下的人去街上找巡警。
不一会儿，胡同里呜嚷呜嚷聚了一大帮人，除了几个警察，其他全是看热闹的。
人们想看看是哪个妓女死了，万一是个头牌，第二天的小报就有的看了。
跟着警察来的还有一个男的，戴着巴拿马礼帽，穿一身深棕色的长衫，看着像个文化人。
这男的是杨絮的老师，姓孙，他一直在敦促警察尽快找到凶手。
我正听他俩掰扯，屋里戴戴的声音传了出来，高了好几个调门。
我有心再听听孙老师讲啥，又怕戴戴那暴脾气再跟人打起来，赶紧进屋劝架。
屋里这边是侦缉队的警察和法医，那边是戴戴和救济所的负责人。两伙人吵得不亦乐乎，我赶忙上去劝。
一旁的警察掏出验尸单，跟我说，“先警告你，你可别瞎写！这姑娘怀了孕自个不知道，又得了花柳病，来泡药的时候大出血死了，这两位女侠可好，非要让我们调查真凶，上哪儿他妈给你找真凶去。”
最后还是以意外死亡结了案，那个姓孙的老师也没再坚持让警察继续调查。
救济所因为这起事故停业整顿，警察抬走尸体后，顺带在救济所的门上贴上了封条。
警察抬走尸体的时候，戴戴和救济所的负责人还在和警察理论，那个姓孙的老师已经不再坚持，听说我是记者，凑过来和我攀谈起来。
孙老师本名孙宏兆，是学校的教务处老师，负责女中教学课程安排，兼职带学校里的一支小乐队。
孙老师皱着眉头跟我说，最近真是不太平，前段时间就有女学生失踪，这又死了个人，现在社会残忍至极，男人尚且活得艰辛，何况女人。
我一听这话跟这事儿前言不搭后语，有点疑惑，问他女学生失踪是怎么个意思。
孙老师见我好奇，问我，“你是记者，能不能帮我登报找个人，也是学校里的学生，她叫王茹，已经一个礼拜没出现在学校了。”
说罢，孙老师掏出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手握长笛的女学生，面容清秀。
孙老师摇摇头，说这两个女孩都是孤儿，“两个孩子都没爹妈，相依为命，关系可好了，这杨絮一出事儿，我怕王茹也凶多吉少。”
报纸上的寻人启事登了出去，如石沉大海，半点消息都没有。
除了登报，我还去过一趟这个学校，在遂安伯胡同附近，找到王茹的同学们，跟他们打探消息。
遂安伯胡同，因明永乐年间遂安伯陈志居此而得名。在20世纪20-40年代，遂安伯胡同29号，是一些南洋华侨知识分子进行联谊社交的重要场所——南洋俱乐部。（图片来源：甘博摄影集）
那天正赶上学校开放日，不少学生家长和负责宣传学校的记者都去了，我在门口登记完就进去了。
王茹的同学对她的失踪和杨絮的死并不避讳，我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几个学生七一嘴八一嘴跟我说着她俩的事儿。
这两个人在学校关系最好，不过在杨絮死之前的一段日子，俩人一有机会就出学校，很晚才回来，身上还一股难闻的味儿，那段时间杨絮的面色也不好。
这应该是杨絮去救济所泡药治性病，身上留下了高锰酸钾的味道。
我还想问些别的，一个男人走过来打断了谈话，笑脸问我有何贵干。
我一看这人不认识，就称自己是孙老师的记者朋友，帮他来找一个叫王茹的学生。
男人听到王茹的名字，若有所思，先是把学生支走，然后又带着我在学校里瞎逛。
男的自我介绍叫盛冬青，是杨絮的语文老师。又跟我说，如果记者想要调查什么事情，可以找他来问。
我把刚才问学生的那些话，又问了他一遍，盛老师太极打的好，一通官话套话，半点有用的没说。
我知道他对我已经有所防备，跟他寒暄了几句，就道了别。
我想在校园里找到孙老师，再问他一些情况，找了一圈没找到，反倒是身后多了个尾巴，那个姓盛的一直跟着，没办法，我只能先离开学校。
他身上确实有点事儿，不过跟我想的不太一样。这段时间，他身上不离传单横幅之类的宣传品。
果不其然，我去学校后的第四天，街上爆发了游行，领头的就是这个盛冬青。
她最近也在为杨絮的死四处调查，杨絮出事儿那天，全场就她和救济所的负责人最激动。
这段时间戴戴都是早出晚归，那天回来还带了一把木梳。
戴戴对这事儿如此上心，八成是想起了自己在济良所的那些姐妹。
清王朝对自愿为娼者施行保护，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九月十日,批准设立了京师济良所,用于收容妓女;并授以文化知识和技术，如国文、伦理、算学、手工、烹饪、图画、体操、音乐等。（图片来源：甘博摄影集）
救济所的负责人叫韩姝，就是杨絮死时，给她念经超度的那个女人。
有一天我在街上跟踪盛冬青，刚拐过东单牌楼，碰到了戴戴和韩姝。
我还想上去做个自我介绍，韩姝很不耐烦地摆摆手，这意思是不想听我废话。
戴戴见气氛不对，赶忙拉着我要走，被韩姝叫住，她对戴戴说，“妹妹，你要小心，万一出什么事儿，记得找我。”
离开韩姝，戴戴拉着我往女校方向走，她说有事情想请教孙老师。
我俩刚在校外小饭馆里喝了碗羊汤，一边去去身上寒气，一边等着孙宏兆。
孙老师没等到，反倒看见盛冬青领着学生出了校门，浩浩荡荡往大街去了，我跟戴戴立刻跟上。
这帮学生们喊着口号，撒着传单，群情激昂地直奔繁华的大街。
女学生们边走边给四周人发传单，不断有其他学校学生来声援，还有人爬到一旁的脚手架上演讲，更有激进分子，以血代笔，说要唤醒还认不清现实的国人。
1928年五卅惨案后，国民政府通过《对日经济绝交办法大纲》，其中第二条提出增进国货生产抵制日货，但要求不宜采用封闭商店、烧毁存货等方式。国内各地先后发起国货游行。
等到游行的学生转过一条街时，这支队伍已经成了个庞大的团体了。
没多久，队伍突然停了下来，我和戴戴穿过人群挤到前面，就看见几个学生冲进一家面粉店，将一个男人拽了出来，五花大绑，扯到一旁的石磨上。
“这店老板是个日本人！他将日货伪装成国货！伪造货物证明书！将面粉卖给学校，想要摧残爱国的学生！”
扯着人的学生一边说，一边高举明显能看出区别的货单。紧接着，学生拽出店铺里的伙计来，还拎出不知从哪搜来的旭日旗，指着他们说汉奸。
话音还没落，就有学生将鸡蛋砸到了这几人脸上，随即就是接二连三的鸡蛋和烂菜叶砸过去，抓着人的学生立刻朝两边撤开，而老板和伙计被绑着，只能在原地挨砸。
店老板在被一人用石块砸破了头后，嘴里下意识骂了句日语，瞬间惹得愤怒的学生和人群开始往前涌动。
声讨的声音引得越来越多的人围观，巡警也奔过来阻止，人群涌动的更加厉害。
巡警们赶忙将面粉店老板扶下来带走，学生们见状更加愤怒，吵嚷着让巡警把人交出来。
我想跟上去，却被学生们挤得飘来荡去，好不容易才凑到两三米远的位置。
我没见过她真人，但这段时间基本上天天看她照片，就是王茹。
王茹没有穿校服，穿了件青色小袄，几乎看不出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女学生。
她似乎对喊口号不怎么感兴趣，只是被人群裹挟着往前走。
我一看，她不是漫无目的的乱逛，而是奔着盛冬青去了。
突然，不知从哪儿传来两声枪响，学生们静止了一瞬，随即乱了起来。
越来越多的警察出现在街上，掏出了枪和警棍，动了手。
混乱中有摔倒的学生挤在一起，周围喊口号的声讨声，逐渐变成了惶恐的尖叫。
我赶忙回身找戴戴，好在她已经把围脖摘下来系我腰上，一直拽着围巾跟在我身后。
我们躲进街边一家店里，就看见盛冬青捂着胸口，倒在了地上，张了张嘴，还没出几个音儿，人就不动了。
有几个女学生哭嚎着叫老师，想要去拉扯盛冬青，被同伴连拉带拽，躲开警察打过来的警棍。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王茹把一个冒着烟的布兜藏进怀里，转身就跑。
我连忙去追，快到她身边时，又被混乱奔逃的人群挤开了。
我追过去，刚拐了一个弯，让人撞了个踉跄，再抬头，王茹的身影彻底消失在视线里。
女人连声道歉，闪身进了四散奔逃的人群当中，戴戴追上来扶我，搭我手的时候看到了我手上的发簪，“这不是救济所的人戴的木梳吗？”
盛冬青是死透了，两颗子弹从后心穿前心，来了个透心凉。
往家赶的时候天快黑了，大街上几乎没人，盛冬青的尸体早就让警察拖走了。
路上的血迹被人来回冲刷，没多大一会儿，就已经干净得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偶然有人议论，说有不少学生让人踩死了，也不知道谁开的枪。
我和戴戴又在附近胡同里逛了几圈，既没找到王茹，也没找到救济所的人。
戴戴说是一个叫韩姝的女人，“我觉得这姐们儿有点奇怪，她对老鸨子和嫖客特别反感。”
韩姝是救济所的负责人，杨絮死的时候，跟戴戴一块义愤填膺跟警察对峙的女人就是她。
韩姝是南方人，十来岁就被卖到了北京，卖进了陕西巷的一家茶室。
陕西巷，北京八大胡同之一。从乾隆年间到1949年，陕西巷开的都是头等清吟小班。清吟小班并不只是皮肉生意，更多的是陪客人吃茶、宴饮等。图为八大胡同妓院门口，匾额上写的是妓女的名字。（图片来源：甘博摄影集）
没多久，商人染病死了，她继承了一大笔家产，开了这家救济所，尽力去帮与自己同病相怜的苦命人。
她还从妓院赎出不少姐妹，有些从良嫁了人，有些不知何去何从的，就在她的救济所扮做义工帮忙。
民国时期除官办的慈善机构外，民间也有各种各样的慈善救助机构。截至 1931年10月，全国各慈善组织(含由善堂善会改组或新设的救济院)兴办的救济设施有 2087 所，其善举涵盖养老、孤儿、育婴、施医、丧葬、残废、贷款、济贫、救灾、习艺等多个方面。
第二天，我决定再去一趟救济所，从这把木梳来看，王茹肯定跟救济所这帮女人有关系。
这天下着大雨，好不容易骑着自行车赶到喜鹊胡同，救济所大门上的封条已经被雨水打湿。
我拿出折叠刀，正准备揭开封条，发现封条中间有一道细缝，封条已经让人撕开过。
救济所里弥漫着一股高锰酸钾的味道。门厅已不像之前那样热闹，墙上的佛龛被搬空，墙上留下一片片烟熏的痕迹。
顺着过道往里走不远，就是杨絮死的房间，房间里几个木桶和衣架，还保持着杨絮死那天的状态，衣架倒了一地，有两只木桶也碰倒了，高锰酸钾混着血液的污渍已经干涸，粘在木桶和白瓷地砖上。
泡澡用的木桶
这间屋子里也有一个小佛龛，和外面一样，这里的也空了。
我退出这间屋子，正琢磨着戴戴开药的是哪间屋子，走道尽头突然“咔哒”一声响。
还没走到最后一间屋子门口，一支木棍猛然砸在我肩上，我胳膊一阵麻，差点把折叠刀扔地上。
木棍再次挥起，照着我脑袋砸下来，我往右边一闪身，左手拽着木棍一使劲，一个小个子从旁边门洞里被拽了出来，摔在地上，是王茹。
我赶忙收住手，怕伤到她，也得亏是她，要是换个成年人，刚才那一棍子可能直接把我肩膀敲碎了。
我说盛冬青是什么货色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你是杀盛冬青的嫌疑犯，再有，你老师孙宏兆还以为你失踪了，一直在找你。
我把她扶起来，带到一间类似办公室的屋里，让她坐下。我问她，枪是哪儿来的，为啥要杀盛冬青。
王茹一下就哭了，抽抽搭搭地说，盛冬青是杀杨絮的凶手。
杨絮的死确实是个意外，但这个意外前面，有太多的错误出现。
这个盛冬青经常逛妓院，染上了梅毒，不知道从哪儿听说，梅毒能通过“过癞”治好。
盛冬青琢磨着怎么把自己身上的病过给别人，妓院的妓女是不太可能，不从她们那儿染上别的病就不错了。
盛冬青在学校里算是个风云人物，经常组织学生游行，长得也还算不错，有不少女学生仰慕，杨絮也算其中之一。
就这样，盛冬青以组织游行派发传单为由，把杨絮骗到办公室，强奸了杨絮。
杨絮是个孤儿，出了这事儿也不知道对谁说，盛冬青以这样的方式又与杨絮发生过几次关系，不久之后，杨絮发现自己下体有恙。
王茹知道后，四处打听，最后在报纸的广告上看到，喜鹊胡同有个救济所，能治性病。
后来的事儿我也知道了，杨絮死在了救济所，王茹为了替姐妹报仇，枪杀了盛冬青。
我又问，枪是从哪儿来的，你头上怎么会别着救济所的木梳。
王茹说，枪是韩姝给她的，就在这间屋子办公桌的抽屉里，没子弹了。
我借着窗户照进来的光，摸索到抽屉把手，拉开抽屉，里面有一把日本左轮手枪，没有子弹。
二六式转轮手枪（二十六年式拳銃，にじゅうろくねんしきけんじゅう）是日本帝国陆军采用的第一支现代化手枪。它由东京炮兵工厂开发而成，并以日本纪年命名（明治26年，西元1893年）。
王茹告诉我，这事儿算是她和韩姝的一个交易，韩姝帮她杀盛冬青，她帮韩姝把孙宏兆骗到狗尾巴胡同的小作坊。
我不相信王茹能老老实实待在救济所不去报信，也不相信她能按我说的去通知警察，只能先把她绑在救济所，回头再来接她。
戴戴能在南城这么破败的一个救济所里，开到进口的阿斯匹灵，我本该想到这事儿有蹊跷的，韩姝看来没那么简单。
这条街上平时人不少，打把势卖艺挑担做生意的，今天全让雨给浇没了。
韩姝的院子在狗尾巴胡同南口，附近的金鱼池之前盛传闹鬼，经常在水池子里发现不明死尸，更惹得旁人不敢来了。但我觉得，更像是不想让人靠近这里的障眼法。
我偷偷进去，穿过门房，前面院子里晾了许多洗干净的动物肠衣，在夜里像是不知名的旗帜。
我大概明白了为什么他们管这儿叫作坊，这里应该是一个做如意袋的小工厂。
民国时期，避孕套又叫做如意袋。早在明代色情小说《一片情》里，就曾提到过类似避孕套的东西，描述为“尿胞皮儿做的，长五六寸，有一把来大。”18世纪，人们开始用羊肠或鱼皮做避孕套，只限于妓院和少数特殊商店。
院子深处传出声音，像是在念经文，又像是许多女人一起哭，格外瘆人。
我藏在窗下，在窗纸上戳了个洞，才发现后面还有个小院，小院里的场景吓了我一跳。
三尊两米高的交媾佛像立在后院里头，围绕着正中一个鎏金莲花座，三个佛像在莲花座上投出巨大的阴影。
金木笔记中的莲花座速写
莲花座上绑着个人，四肢和头顶都顶着被蜡油固定住的蜡烛，烛火将投下去的影子虚化。同时也照亮了男人的脸，正是孙宏兆。
他光着身子，身体微微抽搐，口涎顺着他的嘴角流下去，几乎和他头顶蜡烛滴答着的蜡油同步。
莲花座下围绕着一圈女人，穿着麻布素褂子，头发系在脑后，发髻上别着木梳。
韩姝站在莲花座边，说这个孙宏兆是个斯文败类，物色女学生做扬州瘦马，卖给达官显贵。
绑在莲花座上的孙老师还没完全失去知觉，半梦半醒中支支吾吾说，这都是她们自愿的，我没有强迫过她们。
我大概猜出她们要做什么了，她们是想一人一刀捅死孙宏兆。
现在也没时间报警了，我用身子拱破木头窗框，冲进后院，连开了两枪。
我一个箭步窜到韩姝面前，用枪顶住她脑袋，转到她身后。
没想到韩姝是豁出去了，竟然命令女人不要管自己的死活，“姐妹们，别管我了，快来吧！”
女人们开始有些畏惧，韩姝一遍遍地喊着，让她们冲上来。
车拦头一辆，头一辆拦不住，后面的就都拦不住了，这些女人就像是着了魔，一个个冲了过来。
我开枪打中一个冲上来的女人肩膀，却没挡住另一个女人，她一刀捅在了韩姝肚子上。
我有点懵，不知道是该把韩姝继续挡在身前还是护在身后，这时候又一把匕首捅了过来，直接扎在我肩膀上，我觉得胳膊一酸，然后感觉刀子又拔了出来。
我已经没办法再瞄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女人一刀刀扎向韩姝和孙宏兆。
在彻底失去意识之前，我听到了巡警的哨声，还有猛烈的步枪声。
女人们一个接一个倒地，我看见戴戴从小作坊的破窗里冲出来，跪在我面前，抓住我的衣领把我翻过来，我失去了知觉。
孙宏兆在那天当场被捅死，韩姝在医院坚持了两天，没救过来，也死了。
我在医院躺了不知道多少天，左肩挨了一刀，左后腰和右边肺叶子挨了一刀，比较严重的是左后腰这一刀，差点扎到脾脏，要是扎到，可能当场就归西了。
其他在场的女人，除了三个伤重送医，其他人当场毙命。
戴戴是去学校找孙宏兆，等了半天没等到，回家看到我放在书桌上的木梳，料想我一定是去了救济所。
她来到救济所，看到被绑着的王茹，听说我去了狗尾巴胡同的小作坊，觉得凶多吉少，赶忙去报了警，这才算救了我一条命。
出院之后，我跟戴戴去了一趟救济所，杀人的事儿自从传出去，这里的人迹绝了个干净，所有人都生怕牵连到自己，不敢来了，救济所大门又被贴了封条。
这是间办公室，戴戴在旁边一张办公桌的抽屉里，发现一个黄纸包，里头有一小包安睡的药片，还另包了几个进口的如意袋，里头整齐地叠了张纸条，写着让戴戴保重自己。
1920年代，安全套的制作工序开始顺利地逐步走向自动化。到了三十年代，首个全自动的生产线经已诞生。1949年以前，我国还不能自主生产避孕套，全部依赖进口，因而价格较为昂贵，寻常人难以获得。
这应该是韩姝给戴戴准备的，打算下次戴戴来取药的时候交给她。
戴戴告诉我，韩姝听说戴戴曾在京师济良所待过，知道她是从烟花巷出来的，“她没问过我你是谁，但估计她觉得你是个包养我的大爷，对你的恶意还挺大的。”
在王茹受刑之前，我找了些关系，进到狱里见了王茹一面。
我问她，韩姝这帮人做这个仪式到底为了啥，还有孙宏兆到底做了啥事儿，韩姝要拿他做法事。
王茹说，韩姝是个很偏执的人，她觉得老鸨和嫖客都是需要赎罪净化的人，怎么净化，就像孙老师那样。
韩姝知道自己单独一个女人，想要杀人并不容易，就把救济所里这些女人组织了起来。
她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包括她老家的自梳女，还有密宗欢喜佛这些杂七杂八的揉在一起，创立了一个会门。
这个会门，除了救济妓女，给她们治病，还有一个目标，就是尽己所能，杀死更多的老鸨和嫖客。
她们但凡遇到一个老鸨和嫖客，就会盯着不放，直到把他净化掉。
韩姝从王茹那里知道孙老师的生意后，跟王茹做了个交易，她帮王茹搞到枪杀死盛冬青，王茹帮韩姝把孙老师骗到佛像前。
孙老师做的生意，和拉皮条差不多，他给原来北洋政府和奉系军阀的高官介绍他培养的扬州瘦马，王茹本是孙老师培养的其中一人。
王茹低下头，半晌说了一句，“不自愿我又能怎么活，我没爹没妈，能上学已属不易，这世道，有给我选的权利吗？”
她一直在问金木，如果自己没有尝试逃离济良所，是不是自己的命运会很惨，王茹是否真的没有选择。
金木没在日记里写他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在猜想，如果换成一个平和的年代，没有动乱，王茹该会是个什么样子。
我觉得，如果王茹生活在此时此刻，她也许依然会是这样的命运。
很多时候，时代或环境是一个滤镜，它将很多东西附上了一层那个时代或环境下特有的颜色，会让人误以为，在这片滤镜下的人和事是没有选择的，是被裹挟的。
但如果拿开这片滤镜看，人可能还是如此，该怎么过一辈子还怎么过一辈子。
人是有选择的，人的选择多大程度依赖着外在的东西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你能看到一个人在恶劣的环境和时代中突出重围，像戴戴一样拥抱一个不曾想象的生活。也能看到像王茹一样的人，选择了妥协，无奈地接受“命运”的安排。
有时候我也很疑惑，人这一辈子，到底是自己选的，还是大环境安排的。
大环境有好的时候，也有不好的时候，不管咋地，人都得活，活成啥样，可能就真看自己了。
世界从未如此神秘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