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郑州我知道的不多，为了爱情曾经去过那里……
关于郑州我想的全是你，想来想去都是忏悔和委屈……
关于郑州我爱的全是你，爱到最后我们都无路可去……
——《关于郑州的记忆》
1
2013年，我的高考成绩出来，分数只够上专科，这让一心想让我读本科的父亲很是失望。但他爱子心切，说“即便是上专科，也要上最好的专科”。而他能想到的最好的专科，就是在我们省会城市——郑州，一个管理类的专业。
每年1万多的学费，对我家来说是笔不小的开销。为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我课余时间就去打点零工。我发过房地产的传单，卖过运动服饰，推销过POS机业务，也曾经在寒暑假到富士康做过流水线工人。因为有段时间兼职变成了全职，我常常逃课，还被学校纪检处公开点名了。在辅导员的劝导下，我消停了一阵。可在一所专科学校里，大家都是混个文凭，鲜少有人真拿学习当回事儿，很快我又到处跑工。
3年后，我的“专升本”考试意料之中地失利了。父亲在沉默和叹息中接受了我不是读书这块料的事实。毕业后的那个夏天，我没有立马找工作，而是回到了十八线的家乡小城。虽然心里并不想待在家里，但也不知道该去哪里，白天我窝在电脑前在网上写不赚钱的小说，晚上就和阿伟坐在胖子开的夜市摊上买醉。
阿伟和胖子都是我高中时的好兄弟，我们仨臭味相投，家庭背景也相似。阿伟的父亲和我父亲一样，都在本地民营企业里工作，胖子的父亲则是长途大巴司机。阿伟跟我差不多，毕业即待业，而胖子则是刚服兵役回来，他是回族，就开了个烧烤摊。
9月初的一天，杨璐打电话约我爬山。距我上一次见她已经2年多了，虽许久未见，但我们之间并未有任何生疏，她还是爱与我拌嘴、开玩笑。山顶上，我和杨璐背对背坐着，一时却有些沉默。
我和杨璐高二被分到一个班，她长相可爱，皮肤白皙，一双大眼睛，左眼下有一颗泪痣，总有种让人想要保护的感觉。可实际上，她个性开朗外向，完完全全是个“女神经”模样。高中时她和阿伟就谈起恋爱，硬生生地将我、阿伟和胖子这个“铁三角”，变成了“四人行”。
之后，胖子毕业去当了兵，阿伟考上了安阳的学校，我和杨璐则不约而同地去了郑州上学。起初，我对杨璐的感情完全是纯友谊。直到有一天，她在电话里哭着说她和阿伟因“异地”分手了，我当即坐车去东区找她、竭尽全力地扮丑哄她开心，等她露出笑容那一刻，我突然发现，自己对她的感情有了异样的变化。很快，杨璐就告诉我，她要去洛阳的酒店实习。开始我们会经常打电话，时间久了，话题少了，就变成了朋友圈的点赞之交。时间和距离让我将这份感情藏在了心中。
那天在山上，杨璐将头靠在我的肩膀上，自顾自地说，她找好了郑州房屋中介的工作，明天就要启程，“我想趁年轻多在外面待一待，不想在老家过一成不变的生活”。她的身上散发着柠檬香味，风很温柔，夕阳与她的脸互相映衬着对方的美。
将杨璐送回家，望着她的身影拐进胡同时，我告诉自己，我应该回到郑州，我应该让爱情在我和杨璐之间发生。
我将自己要去郑州的想法告诉了胖子和阿伟。阿伟异常激动，尤其是他知道杨璐也要去郑州后，吵着立即就要去。我明白，阿伟是想去郑州和杨璐再续前缘，但我并不觉得犯难，因为杨璐亲口说她和阿伟再无可能。
让我惊讶的反倒是胖子，他竟然也要停掉自己生意兴隆的烧烤摊，和我们一同前往。多年后，再回过头看这个约定时，我才明白，出走根本不需要勇气，它只要你背起行囊。回家才真的需要勇气，它逼着你放下一段过往。
2
胖子借来一辆江淮大面包车，我们仨的生活用品将后备箱近乎塞满后，便向郑州出发。杨璐帮我们找好了陇海路上的一间房子，三室一厅，租金2000块。高中时期形影不离的4个人再次在郑州聚首，或许我们各自此行的目的各不相同，但此刻，每个人对明天都是充满期待的。
到郑州的第一周，胖子凭借对白酒的了解和惊人的酒量，很轻松地在大学路上找到一份白酒销售送货的工作。公司给他配了一辆五菱宏光，日常工作就是将白酒送往郑州各区的零售店。遇到一些新开的超市，他也可以搞一些白酒的推广销售，这对他来说简直是如鱼得水。
我在不断地在参加面试。学历不高的人要想在大城市发展，必须从销售岗位做起，大到卖车卖房，小到柴米油盐，我近乎跑遍了这些公司的招聘邀约。有通过面试的，有被pass了的，底薪高的没提成，提成高的底薪却又少得可怜……最后，都没正式入职。
本着“先谋生”的原则，我联系了读书时兼职过的运动服饰店的那个店长，店长慷慨地让我先回到店里工作。对这份工作，我已经驾轻就熟，作息也能适应：周六周末节假日全天上班，平时分早晚班，早班要提前6点半过去开门打扫卫生，晚班要加班结账盘货。
店里加上我只有3位店员，我是唯一的男孩，脏活、累活自然就落在我身上。白天的大部分时间，我会背着装着成捆鞋子衣服的塑料编织袋，往区域内的各个连锁店送货。这副装扮，让我在挤公交时受尽白眼。早晚高峰期，我干脆就骑着电动车送货，但得随时躲避交警的追查——被交警逮到后，免不了一顿批评教育，有次我还被罚穿上小红马甲、拿着小红旗在路口当交通协管志愿者。除了送货，每逢遇到大盘货时，钻在昏暗仓库里一整天是常有的事情，工作虽然辛苦，但确实让我觉得在郑州慢慢安定下来了。
阿伟也像我一样，不停地跑面试，每通过一家面试，他就过去上一两天的班，若觉得无趣或者不合适，就会重新投简历再去找新的工作。带着钱回家过年是我们共同的目标，眼见着离元旦也就剩2个多月。我和胖子善意提醒阿伟，稍微有点耐心，多干两天。最后，他才确定入职了金水区的一家网络金融公司。
起初的日子，我们过得非常自由、开心。闲暇时，我们穿梭在郑州各处，胖子带我们去黄河游览区骑了无数次马；阿伟立誓过要带我们吃遍郑州所有的鸡蛋灌饼；杨璐指着荥阳580万一套的联排别墅说，“等我买下一套，就雇你们仨给我当男佣”；我也曾开玩笑说，再给阿伟、胖子做饭做下去，“就能当个厨师，开饭馆了”。
每每出去游玩的回程，胖子都把那辆五菱宏光在陇海高速路开得飞快。阿伟坐在副驾，摆弄着车上的收音机，频道换了又换，似乎没有一首歌曲能够完整听完。杨璐坐在我身边打盹，我看着她熟睡的模样，更加肯定自己对她的喜欢。可我知道，一旦我挑明这份感情，势必会破坏我们之间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
杨璐私下里告诉过我，阿伟一直对她有些过分关心。我一直悄悄地单独约杨璐吃饭、看电影、轧马路。胖子痛骂过阿伟，说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也有意无意地提醒我，他发现了我和杨璐的端倪，让我再考虑考虑。对此，我很无奈，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冬至前一天，天降大雪，下午我被店长派去东区总仓库盘货，晚上11点从仓库出来时，地上已有一掌厚的积雪。公交和地铁已经停运，打车app上显示网约车全部停止接客，我在雪地里走了很久很久，久到鞋和袜子全部湿透……
“滴滴！”突然，一阵喇叭声从我身后传来。我扭头看到一辆红色私家车向我缓缓驶来，想都没想就钻了进去。坐定才发现，司机是一位残疾人，右腿截肢了，一根棍子绑在汽车油门上，他用手按住棍子代替脚踩油门。我还没来得及担心自己的安全，胖子就打来电话：“阿伟联系不上了，电话从下午就打不通了……”
我心情烦躁，让胖子等我到家之后再说。
我前脚刚进家门，阿伟也骂骂咧咧地回家了。原来，他们公司被查封了——临近下班时，一群警察冲进来，将公司几十号人全部押走。
阿伟到了公安局才知道，公司表面是进行股票推荐交易赚取分成，实际上是金融诈骗团伙。警察对阿伟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逐一盘问。由于他刚入职不久，并未参与诈骗，警察批评教育了他一通就放他出来了。
公司出事，入职刚1个月的阿伟，1分钱也没赚到。眼见元旦将近，他干脆放弃了，不找工作，每天都躺在出租屋里混日子。
3
其实，到郑州之后，因为我们顾头不顾尾的消费习惯，我们都迅速变穷了。
变穷后，就只能学着紧巴巴地过日子，我的早餐从肯德基套餐变成了2块钱的饼和1个鸡蛋，胖子也不再点宵夜了，阿伟的烟从15降到了7块。我们每个周末酒局的配菜，也只剩花生米和鸡爪了。
12月初，杨璐也换了工作，入职了一家东区的房屋设计公司。她很精明，那时郑州东区正是蓬勃发展的时期。
我也开始在招聘网站上重新投简历——我需要一份有发展前景并且能挣到钱的工作。胖子已经不是最初一脸憧憬赚大钱的模样，他开着那辆五菱宏光，跑遍了整个中原区，可现实是，做白酒生意没有人脉是真的举步维艰。他嘴硬说自己没放弃，但每天送完货之后，他就飞奔回家，半躺在床上玩游戏。
元旦这一天，胖子在群里吆喝着“晚上大家庆祝一下”。可还没等到下班时间，杨璐就打来电话，催我赶紧回去，说是阿伟和胖子在小区门口对面的饭馆喝多了，劝不走。我匆忙请假赶回去，一进饭馆，就听见胖子如雷的吆喝声，阿伟则已经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我刚坐下，阿伟突然起身，踉踉跄跄地走向杨璐，企图抱上去，杨璐吓得急忙躲开。一股愤怒情绪冲上我的心头，我保持最后一丝理智，迅速去结了账，然后拉起杨璐就往外走，门口有一辆出租车，我俩就坐上去了。车窗外，我听到阿伟在后面用最脏的字眼骂我，最后一句是：“你不地道，我把你当兄弟的……”
路上，杨璐害怕我回去后和阿伟起冲突，让我去她那里待一宿。我知道她留我过夜意味着什么——这也正是我义无反顾来郑州的原因。
杨璐租的房子在龙子湖附近。我和她躺在床上，中间用被子隔开。我俩都沉默着，过了好一阵，我小心翼翼地扭头看她是否睡着。杨璐发现我在看她，也扭过头，还伸手拧了一下我的鼻子，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如果不是租金便宜，我绝对不会住在这里。屋里只能摆下一张床、一张椅子，还是和别人合租。主卧住着一对情侣，他们总在屋子里炒菜，满屋子都是油烟味，他俩还老爱在深夜吵架，一吵架大家都不能睡了。另一个次卧，住着一个男生，他爱抽烟，老是不停地咳嗽和吐痰。有时候我想，明明可以拨通我爸的电话，告诉他，我钱不太够，但这通电话我却总也打不出去……”
说着说着，杨璐的语气里就有了哭腔。我顿时慌了神，只能伸手去摸摸她的头。这一摸，她捂住嘴开始抽泣起来，我大胆地移开被子，将她抱在我怀里。她埋着头，小声地呜咽了很久，直到哭累了睡着。
第二天醒来，我请了假，放弃元旦期间加班的3倍工资。我想带杨璐去看一看动物园里的明星“摇头巴布”。
公交车上，我向杨璐讲述之前我听到的关于“巴布”的故事——它是一头亚洲象，断了鼻，它妻子因病去世后，它就开始不停地摇头，“摇头巴布”的名字也就是这样来的。杨璐听得入神，看得出来她也想尽快见到大象。然而，我们忘了，大部分动物冬天是看不到的……
回家路上，我想好了如何向阿伟坦白我喜欢杨璐的言语，可到家后，面对的却是阿伟空荡荡的床铺。打电话问胖子，胖子也不知情。犹豫许久，我还是鼓起勇气打电话给阿伟。长久的嘟声之后，阿伟总算接了电话，我尽量用正常的语气询问他去哪里了。他那边很嘈杂，讲话也断断续续的，他说他找了金水区一家饭馆“急用20天”的临时工，管吃管住，每天150块钱，他就过去了。
电话的最后，我说了声“对不起”。阿伟大骂我有病，“喜欢就去追求，我和杨璐早已经是过去式了，你不要有任何负担”。我告诉他，我们等他回来，春节一起回家。
挂断电话后，我如释重负，又对阿伟充满愧疚——他或许很早就看出我对杨璐的感情，但他又是一个那般珍惜与我的兄弟情的人。
4
春节如期而至，我和杨璐的关系也进入了甜蜜的暧昧期。回家总是开心的事情，我们4个“一笑泯恩仇”，在家乡的铜锅涮羊肉店里举杯彼此祝福。
阿伟说，他过完年就不再去郑州了，还开玩笑地指着我说：“老婆都让人抢了，我再去郑州还有什么意思。”杨璐嘴里塞满羊肉，只是笑笑，我则举杯和阿伟碰杯，没有再多的言语。
胖子这时一脸坏笑地接过话题：“至少杨璐没被其他男人骗走，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杨璐佯怒，夹起一坨羊肉就往胖子嘴里塞：“吃肉都堵不住你的嘴！”
春节后，摆在我和胖子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房租到期了，“押一付三”的租金，着实让我们吃不消。和房东百般商量之后，对方允许我们“押一付一”。晚上，我和胖子喝完一瓶20块的白酒后，又泡一壶浓茶对饮，末了，看着窗外陇海高速路那些飙车的富二代，聊着自己的梦想和女人。
胖子讲出了自己执意要和我来郑州闯荡的原因。
“你还记得李雪吗？我的初恋女友。高三我选择去当兵时，她坚定地告诉我，她等我回来，这句话陪我熬过了最辛苦的新兵3个月。我日盼夜盼，2年的当兵生涯终于结束。为了她，我辞掉了家里给我找的酒厂工作，因为我不想挣死工资，我想挣大钱，挣快钱，我要为我和李雪的未来考虑。所以，我开了夜市摊，每天起早贪黑，我卖最好的牛羊肉，但换来的却是她无数次嫌弃我身上的羊膻味。分手那天，我和她大吵了一架，她终于说了实话，她骂我不过是个卖烧烤的，而她要考研、考博，她和我早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所以，我要来郑州，我想证明没学历也可以在大城市存活。”
我并没有问胖子他和李雪之间的太多细节，倒是胖子问起了我：“上大学真的会改变一个人吗？”
我想了半天之后只能回答：“分人。”
和杨璐确定恋爱关系后，我私自在她公司附近给她租了一间单身公寓，每月800块。我不想让她再小心翼翼地与人合租，早上还得排队上厕所。杨璐知道后，先是让我退租，看我态度坚决，她执意付给我一半房租。
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到了近乎山穷水尽的地步，但我很乐观，认为为爱的人吃些苦是应该的。之后，我开始了精打细算的生活，大到和胖子杨璐聚会时的花销上限，小到每日的一顿三餐。我还去二手市场淘了一辆自行车，每天骑着上下班，免去了公交和地铁钱。
转眼半年过去，我和胖子在郑州的生活都趋于稳定，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学会了怎样在这座城市生存下去。适应一个城市，最重要的标志大概就是掌握这个城市的消费水平后，合理安排自己的消费。虽然工资勉强只够维持日常开销，但至少再不用伸手向家里要钱。
我从运动服饰店辞职，几经周折应聘到金水区一家教育培训机构，成为一个咨询顾问。虽然是完全陌生的领域，但我很喜欢这份工作，至少不用像之前那样每日奔波在城市各处。新工作就是每天坐在办公室里打打电话，进行课程销售，然后接待一些过来咨询的学生家长，最重要的是，3500块的高底薪、3个点的高提成，让我信心满满。
毕竟，那是教育培训机构最挣钱的几年。
我和杨璐的感情在这半年内也有了飞速发展。周末调休一天，我就去东区找她，有时我们会在CBD晃悠整整一天，有时会坐车到二七广场去吃比萨。
我和杨璐很少生气拌嘴，唯独在一件事上有些分歧——教培机构有员工宿舍，每月租金只需300块。杨璐想让我搬去宿舍，那样就可以省下和胖子合租的1000元，且不用每天早起蹬自行车上班。但我不允许自己这样做，觉得那对兄弟就不太地道了。每每谈到此事，我和杨璐总是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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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路两边的梧桐树叶开始铺满地面时，胖子家出事了，他父亲因急性肺炎进了老家的肺病专科院。我和他深夜坐火车赶了回去，他怕我染上肺结核，就把我拦在了医院门外，将公司的车钥匙交给我，让我回郑州之后帮他把五菱宏光开回公司。
胖子是家里的独子，照顾父亲的责任自然落在他一个人身上。半个月后，他父亲病情稳定好转，他回郑州那天，就让我联系杨璐聚一聚。我顿时产生了不好的预感——果不其然，胖子开门见山地告诉我们，他要“回家”了。
这种事情上，任何人都没资格去评价胖子的去留，我们只是一杯一杯地喝酒。
胖子说：“我每天都开车在这个城市里游荡，这个城市很大，大到总有一些从没到过的陌生街道。这个城市也很小，小到关了房门，就是城市的尽头。我已经证明了，没学历是可以在这里存活的，但这之后呢？我找不到继续待在这里的意义了，我从来都没想过要定居在大城市，这里给每个人机会，又同时在将每个人扼杀。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我们年轻人都太自私了，总想摆脱束缚寻找自由，那自由的代价呢？是每个月都要折磨人一次的房租？还是让父母掏出毕生的积蓄为我们在大城市置办一处房产？还是好多年后，轮到我们体会孩子不在身边的孤独？”
胖子走的那一天，我和杨璐去火车站送他，看着他进站的背影，我不禁想起《海上钢琴师》里“1900”的话：“阻住了我脚步的，并不是我所看见的东西，而是我无法看见的那些东西。在那个无限蔓延的城市里，什么都有，可是唯独没有尽头……”
胖子酒桌上的那番话给了我很大震撼。胖子走后，我搬到公司的员工宿舍，同事之间面和心不和，总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束缚感。那段时间，我的工作生活很不在状态，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为了杨璐才来到郑州的，但我好像也厌倦了郑州的生活。一时间，我也萌生了回家发展的念头。
思考再三后，我小心翼翼地询问杨璐是否愿意和我回家，杨璐先是露出一丝失望，随后质问我：“回家发展能发展什么？是考个公务员过一辈子看到尽头的生活？还是进厂之后被那些穷山恶水里的刁民背地里讨论‘上了学也逃不过进厂’的命运？我们的父母竭尽全力培养我们，不就是为了我们能和他们过得不一样吗？”
我被杨璐的质问弄得哑口无言，尽量组织语言，却还是结结巴巴。杨璐打断了我，说她辞去了东区房屋设计的工作——郑州的房价已经高得有些离谱，劝退很多买房人，房屋设计工作自然也就没了市场。她已经在金水区又找了一家新媒体运营的工作，她觉得新媒体是个赚钱契机。
没等我做出反应，杨璐又让我回员工宿舍收拾东西。我问她缘由时，她回我一句：“难道你不愿意和我一起住？”
6
我和杨璐在曼哈顿广场附近的家属院租了间一居室，房子不大，从床到厕所的距离只需要三大步。同居生活度过甜蜜期之后，便归于平淡。每日醒来，杨璐已经在对着镜子挤鼻子上的黑头了。等她梳妆完毕，我就胡乱套上衣服，随意擦把脸，一起去上班。我们在燕庄地铁站分开，一个向北，一个向南。
不说生活苦痛，是我们两个人的默契。我和她已经不再奢望一夜暴富的事情在自己身上发生了。最开始，杨璐说她一定要靠自己在郑州买房，之后，这句话她再也没说过。但我们默契地开始存钱，约定将每个月工资的三成存到一个银行卡里面。
我眼看着杨璐的化妆品逐渐变成便宜货，我的心里很是难过与愧疚，她正该是追逐美丽的年龄，却和我这个穷小子蜗居在小出租屋内。我问过她，跟了我是否后悔，她说凭对我多年的了解，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至少我不会是一个某天突然卷了铺盖消失的人。
她反问我和她在一起是否后悔时，寒风透过玻璃的细缝灌进来，打了个寒颤。我没有回答，只用力夹紧她放在我大腿之间冰凉的双脚。
时间转眼到了2019年，阿伟突然通知我说，他要结婚了。惊讶之余，我才意识到我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阿伟回家后，在父亲的关系下进了保险公司工作，他和妻子是相亲认识的。摆酒席那一天，我原本是想带着杨璐一起过去的，但她请不下假。
那时候，家乡的房价大概4000多，阿伟的婚房将近有150平。阿伟说这要归功于他有一个给力的老丈人——买房时，阿伟父亲只能掏出30万，老丈人知道后，不想让两个年轻人有太多压力，就又资助了20万。阿伟和妻子都添上自己工作后攒下的几万块，正好全款买下房子。
参加完阿伟的婚礼，我在回郑州的路上时，心里充满了对他的羡慕。我不知道如果我和杨璐结婚，父母能帮助我们多少，而杨璐的父母又愿不愿意资助我们。那时候，不考虑区域，郑州新房的均价已经1万3左右了。如果以阿伟的房子为参照，那些钱也仅仅只够买郑州50多平的小房子，两个人还行，以后有了孩子肯定不够……我在火车上烦恼了一路。
回到郑州后，我将阿伟的情况告诉了杨璐，她听完，只是笑了笑安慰我说：“我又没有说你要给我全款买大房子，咱们有一个小家就行，哪怕是贷点款，慢慢还。”
我一激动，就顺嘴多问了一句：“要是结婚，你爸妈会不会资助我们？”
杨璐瞬间黑脸，语气冷冰冰地说：“我还有个弟弟呢！他以后不要结婚了吗？我不要你彩礼已经不错了。”
我没想到这个问题竟然引起杨璐这么大的反应，心里生起一丝怒气。她那句“不要彩礼”说得掷地有声，像是在可怜我一样。按我们家乡的规矩，我又不是掏不出那6万6的彩礼钱，但仔细想想，她说得也不无道理——她家虽然不存在重男轻女的情况，但她弟弟比她小7岁，正是上学花钱的时候，以后她弟弟也要结婚成家，也得有房有车满足女方的要求，她家除了不要彩礼，也确实资助不了我们什么。
7
6月份，杨璐从小一起长大的闺蜜李静从韩国留学归来，我和杨璐作为东道主请她吃饭。李静说她已经应聘到一家全国连锁的翻译机构，会在郑州先待上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会去上海工作。
整个吃饭过程，我都在沉默听着。然而，有的问题终究逃不过——最后李静还是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娶杨璐？”我一时无言，只得扭头望向杨璐求助，杨璐接过话题，很自然地说：“等他买了房，我就嫁给他。”
听完杨璐这句话，李静笑得前仰后合，给我比了一个加油的手势，我勉强挤出一丝微笑。
送走李静后，我忍不住大声质问杨璐：“你觉得羞辱我有意思吗？”
杨璐好像是提前知道我会这样质问她一般，更有气势地反问我：“怎么？难道我说得不对吗？”
我有点控制不住情绪，大声咆哮起来：“什么叫买了房就嫁给我？不买房你就不嫁给我了吗？”
她摆出一副不卑不亢的姿态，一言不发地向前走。这让我更加生气，追上去一把拽住她的手，她用力地甩开，用尽全身力气向我嘶吼：“你根本就不懂！”
我愣在原地——杨璐一直是温柔的，从来没有这样过。我眼看着她走向远处，拦了一辆出租车坐进去。
晚上，我担心她一时想不开做过激的事情，不停给她打电话发短信。直到凌晨时，我的手机收到短信：“杨璐睡着了，我是她的闺蜜，她在我这里，放心。等她消气了，我把她给你送回去。”
杨璐在李静那里待了一周都没见我。趁我上班时，她回来悄悄带走了几件衣物和必要的洗漱用品。我知道她是安全的之后，也没主动去联系她。我们就这样干耗着，直到胖子分别给我们俩打电话，说他也要结婚了，我和杨璐才不得不联系对方，一同回老家参加胖子的婚礼。
胖子回家之后，重新经营起了自己的老本行，后来城市治理污染，禁止炭烤，他也就换了电烤炉，因为烧烤再也烤不出之前的烟火气了，生意大不如前。恰好家乡景区招大巴司机，他之前在部队的时候就是军用卡车司机，再加上年轻的优势，顺利入职——他和妻子就是在景区里相识、相爱的。
胖子的婚房不算大，他之前住在老城区，拆迁后，他们家分到了一大一小两套房，其中小的一套就作为他的婚房。
胖子婚礼那天，等到所有宾客散尽，又剩我们4个。阿伟像从前一样已经醉得双眼迷离，胖子因为应酬，也已经累得瘫软在椅子上，但还是深深喘出一口气后，看着我和杨璐一脸坏笑：“就剩你们俩了，什么时候让吃你俩的喜糖？”阿伟也在旁边傻笑着附和。
我回答：“我明天就带杨璐见家长。”
这是我自己做的决定，没和杨璐商量，但看得出来，她对我这个决定是开心的。
我带杨璐回了家，因为早已经在电话里向父母介绍过无数次，他们并没有过多地询问杨璐的家庭状况。午饭之后，杨璐拉拽着我从家里出门，近乎带着命令的口吻让我也跟她回家，我也第一次见到她的父母。
杨璐父母对我也没有太多询问，只简单拉了下家常，但聊天到最后，他们终于还是问出了关键的问题：“你打算怎么办？”
我非常明白，这个问题的指向就是房子。为了让杨璐不难堪，也为了给她的父母留一个好印象，我只能撒谎，说我和杨璐一直都在关注郑州的房子，准备在郑州买房。
假期的最后一天晚上，我和父母坐在客厅看电视，但我的心思完全不在那些节目上，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向父母提及买房的事。父母出去遛弯时，我坐在沙发上不断组织语言，等他俩回来，我的心近乎提到了嗓子眼。
等父母分别洗漱之后回了卧室，我还是坐在沙发上犹豫着。直到母亲唤了我的名字，我才僵硬地走向他们的卧室。
天下父母哪有不懂孩子心事的。我站在父母的卧室门口，父母坐在床上，面前的被子上放了几张银行卡和几张存折。父亲开口：“这是我和你妈攒的所有的钱，加起来差不多40万，肯定不够在郑州买房，但交个首付应该是没问题吧。”
我神情恍惚地点了点头。母亲也开口：“儿啊，我们尽力了。只有这么多，别怪我们。”
听到这儿，我的眼泪已经不自觉地一滴滴往下流。在我拿起那几张银行卡和存折时，我感觉它们是那么沉重。
8
回郑州后，我和杨璐开始在各个房地产售楼部出入。我们从东区“排查”到了荥阳，由于持不同的意见，吵了无数次。她总抱怨我不敢去市中心的售楼部看房，我则批评她从来不考虑现实原因，她说买房就应该买新房，我觉得二手房也可以在考虑范围内……最终，我们在荥阳一处小区达到了基本上的共识——我们看上了一套90平的户型，房价8000多一点。
期房需要交5000块钱的订金，交钱的时候，我反复观看合同上到底是“订金”还是“定金”。交完钱之后，我和杨璐分别告知了父母。父母对我们都不放心，就约定着一起过来到小区看看。
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在火车站接到杨璐父母那一刻，他们就没有给过我好脸色。我明白他们是嫌弃我在荥阳买了房——在他们眼里，那根本不算是郑州的房子。但我没有在乎那么多，至少，杨璐是站在我这一边的——她竭力向父母介绍房子是学区房，周边设施完善，交通便利等优势，但她父母始终冷嘲热讽，宣泄着内心中的不满。
关于房产证写谁名字的问题，杨璐没有和我商量过，因为买这套房子已经掏空了我家，她家一分钱没出，她知道这是敏感话题。以我对她的了解，她并不看重这些，她只想在这座城市有个属于我们的家。
房子的问题得到初步解决之后，我并没有感到舒心。那夜父母将银行卡和存折交给我的画面，不断在我脑中闪回，戳中我的泪点，杨璐父母对我黑脸又平添了我的愤怒。更要命的是，经过我仔细计算后发现，即便我们付了三成的首付，以我俩目前的工资，很难对付接下来每个月4000多的房贷，毋宁说还要装修，将来还有孩子的花销……种种问题，成了我那段时间的梦魇。
我开始打退堂鼓，我想起当初胖子离开郑州前对我说的那番话，再想到阿伟回乡后幸福无忧的生活，更加坚定了暂时不在郑州买房的想法。接下来，我要考虑的就是要怎样向杨璐开口，我知道直接说，她会非常生气，所以，我就整理好一份经济账单，好让她看完后认清现实。
那天早上，在我们出发上班前，我小心翼翼地将这份经济账单摆在显眼的位置，然后躲进厕所，虚掩着门偷看。她果然发现了，坐在沙发上细致地看，等她把账单放下后，我假装冲水，之后从厕所走出来。她很平静地拿着账单举了举：“这个我看过了。”
杨璐如此平静，出乎我的意料。我以为她是懂我的意思了，就趁着中午一路地铁坐到荥阳，联系售楼顾问后退还了我们5000块钱的订金。
订金到手后，我第一时间通知了杨璐。晚上，我趴在床这头打游戏，她躺在床那头追剧。她没过问退订金的事，我也没有提起买房之事，一切都像往常一样，看不出任何异常。直到睡觉时我习惯性地伸出胳膊给她当枕头时，她拒绝了，并且刻意挪了挪位置和我保持距离。
那时，我知道，我们完了。
杨璐搬走的那一天，我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地看着她收拾东西。李静也在，不断给我使眼色让我挽留杨璐。我承认，我是故意不挽留的。我知道自己给不了她想要的，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将那张我们共同存钱的银行卡偷偷藏进她的化妆包。我就坐在那里，看着她一点点地把我们的记忆装进她的行李箱，直到房门关上的那一刻，她成了那个卷了铺盖消失的人，我则成了留下来的那个人。
我想过回家，但我发现家乡好像没有了我的容身之所，我所有社交和生活已经完全融入了郑州这座城市。杨璐走后，我知道她还留在郑州，但再没遇到。就像胖子所说的那样，这个城市很大，大到曾经在一起的两个人，如果不是刻意联系，就再也遇不到了。
我告诉了父母和杨璐分手的消息，他们连夜赶到郑州，脸上满是对我的歉意。他们固执地认为，是因为没钱买房导致我们分手的。我没有选择做一个君子，说我们分手不是因为房子，是因为杨璐的“公主病”，好安慰我的父母。
我没想到的是，杨璐的母亲给我打了电话，她向我道歉了，因为杨璐告诉了她，我为了杨璐是多么努力。想起我在父母面前对杨璐的诋毁，我内心的罪恶感更为深重了。
胖子和阿伟在知道我和杨璐分手后，也专程来郑州找过我。他们是我真正的兄弟，没有劝说，没有责骂批评，那晚我喝得烂醉之后，他们照顾了我整整一个晚上。
9
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将我封在老家，我不得不在家办公。工作量倒不大，每天只需在网上和那些家长沟通好上网课的时间，或者通知他们培训机构最新消息即可。但公司开始拖欠工资，有一些同事也慢慢选择主动离职。
我有想过离职，但我心中还留有一口气——因为杨璐还在郑州。我从没想过我们之间是否会复合的问题，我只是想向她证明，我是可以通过自己努力在郑州买房的，这个执念促使我选择坚定地留在郑州。
2020年年底，杨璐自分手后第一次给我打电话，我看着那串熟悉的号码，却不敢接起，我不知道说什么，也怕她说一些什么。她打了几通之后，就不再打了，直接给我发了条短信，说她要结婚了。
那天夜里，我近乎疯狂地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之间打探杨璐的消息，得到的结果仅仅是知道杨璐和她未婚夫是疫情期间相亲认识的，比这个消息更让我不可思议的是——杨璐选择回老家了。
原本那般希望定居郑州的一个人，竟然说放弃就放弃了。这下子，只有我一个人还留在郑州，我知道距离我离开的日子不会太远了，因为我已经找不到留下的意义了。
2021年，“双减”冲击了教培行业，我们公司受到重创，裁员、减员，弄得公司从上到下人心惶惶。我知道这是我离开的契机，将早已准备好的辞职信放在了领导的办公桌上。
“关于郑州我知道的不多，为了爱情曾经去过那里……关于郑州我想的全是你，想来想去都是忏悔和委屈……关于郑州我爱的全是你，爱到最后我们都无路可去……时间改变了很多又什么都没有，让我再次拥抱你，郑州。”
从郑州回家的火车上，这首歌被我单曲循环着。从大学到工作，我在郑州待了将近8年，这8年是我最好的青春，有太多记忆都和这个城市息息相关。
再见，郑州，我没有留在这里，我一定会回来看你。
……
写下这些以前，我在视频社交app上“刷同城”时，刷到了杨璐的视频。视频的内容是杨璐刚出生的孩子，孩子眼睛像极了她，我终于还是鼓起勇气评论：“孩子的眼睛很像你。”
不多时，我从手机的弹窗里看到杨璐的回复：“老朋友，什么时候我们再聚一聚？”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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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4年毕业季，因都报名了西部某省的人才引进计划，大学在长沙的我与大学在上海的徐娇相识在清华大学教学楼，和一众“985”“211”准毕业生参加统一的笔试。最终，我和徐娇成功“上岸”，进了该省省会M城的一个单位，还被一起借调到局机关的办公室。这份情谊，让我俩迅速成为好友。
徐娇来自南疆的一个小县城，家里有个弟弟，父母很宠爱她。考编对徐娇来说是“绝对正确”的选择，之所以考到“无亲无故”的M城，一则因为“人往高处走”、要从县城去到大城市的信仰，二则比起读大学的上海，M城离老家相对近一点。
跟徐娇不同的是，我是土生土长的M城人，大家族人丁兴旺，进入本地体制内工作似乎是某种“理所当然”。
初到单位，我和徐娇像两个懵懂无知的少年，处处都需要学习，天天互相打气。在无休止的公文撰写中，日子过得飞快。徐娇是个实心眼的姑娘，但凡谁对她好，她总会加倍返还。我送几本书给她，她势必会请我看个电影，人事姐姐帮她送份材料，她接下来就会帮忙做报表。体制内本就是重人情的大环境，徐娇也乐于成为大家嘴里的“老好人”和“透明人”。
徐娇经常跟我说，很想回家去看看父母，但基层公务员的休息日经常被取消，碰上节假日，动辄就是“不得离市”，每年春节都很难如期连休7天。徐娇试图请探亲假，但每次都会被主任拒绝，说是“你走了，你的活儿就得分给别人干”。徐娇不愿多麻烦同事，因此好几年她都只回家待个三五天，便匆匆返回。
我虽没有思念亲人的苦恼，但也一样难以忍受这样枯燥乏味的生活。碰上休息日，我便会约着徐娇去吃些特色小吃，带她到处逛逛，以冲淡她的思乡之情。
2017年，远在南疆的徐母突发脑溢血，徐父连夜将人送进ICU，次日早晨才通知徐娇。我到了办公室，看到她双眼哭得通红，赶紧催促：“你还上什么班，快买票回家去，我去帮你找领导签批手续。”
徐娇只在家待了7天——医生明确表示，她母亲继续躺在ICU意义不大，“砸钱续命还是体面离开，家属要拿个主意”。徐娇打了无数电话，咨询了无数亲朋，也不知如何选择。最后还是她父亲拿定主意，熬到第六天，她母亲去世，次日出殡。
徐娇回来后，哭着跟我说起了家里的事，从未经历过生死大事的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安慰她，想着干脆去陪她住两天。
先前，我知道徐娇在单位附近租了房，但从未去过，直到进入她的房间，我才理解了何为“合租”：狭小逼仄的房间，走廊里放着从客厅挪出的沙发，上面堆满了租客们不要的东西。从徐娇的房间走到卫生间，需要侧过身子，沿着墙边小心挪动步伐，仔细避开随时会“坍塌”的沙发。夜里，我们聊天哭泣的声音也不能太大——隔音太差，会影响室友。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徐娇其实很能吃苦。平日，我们在办公室聊时事、聊文学，互推好看的小说，挑选流行的口红色号，我错以为她跟我过着一样安稳的生活。但事实上是，公务员工资是“饿不死”，但却并不能让她租住到像样的房子。
徐娇在M城本就没有亲戚，每天还得回家面对这样一幅景象，难怪她老说想家。
2
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刻意避开跟“母亲”有关的话题，但我还是能感到徐娇的变化。在机关里，她除了跟我主动聊天之外，基本不和其他人有过多沟通。私下里，她还跟我说了很多次，想辞职回老家。
我和徐娇原本的单位因为机构改革，业务少、人员多，大多数本单位编内人员都在其他单位借调。恰逢局机关需要年轻人，我们就首当其冲地被借调过来，并且没有期限。局机关的老龄化情况非常严重，老同事之间推诿和“甩锅”让我们不堪其扰，而每日的文字材料却又连绵不断，让我和徐娇不止一次“谋划”辞职。
徐娇先迈出了这一步。
一纸辞呈摆在祁局长的桌上。祁局长是个极体恤下属的领导，我和徐娇在机关“老黄牛”式的工作状态都被他看在眼里，他数次表示，徐娇是个外地姑娘，一个人在这里不容易，大家要多照顾。但是机关工作庞杂，主任能“照顾”徐娇偶尔请假，但无法“照顾”那些原本畸形的分工和局里老人们的“抱团划水”。
“我批你正常的年休假和探亲假，你先回去休息，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也该好好缓一缓。等你回来，给你调整工作，有份稳定的工作不容易，切勿想着辞职。”祁局长深切地为徐娇考虑了前后，还安排了办公室主任隔几天就打电话给徐娇做思想工作。
最后，还是父亲劝停了徐娇。徐父说，小县城始终没有发展，弟弟没有徐娇学习好，所以考不出去，但徐娇既然已经考出去了，就该过上更好的生活，妈妈一定也希望女儿过更好的生活。
其实，不止徐父这么想，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同事都这么劝徐娇，M城和南疆的县城哪有可比性，“你应该留在这里”。
徐娇留了下来，我们继续着日复一日枯燥、无聊但稳定的生活。2018年，我们一起考了驾照，一起考了教师资格证，一起完成了一次短途旅行，收获颇多。也许是那一年红鸾星大动，我们还双双遇到了自己的爱人。
徐娇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男友刘鹏，本地人，有房有车，长相端正。徐娇跟我说，在母亲离开她的每一天里，她都感觉自己如深陷沼泽，快要窒息。直到遇见刘鹏，她才感到总算有一双手要将她解救出来，让她得以呼吸，得以活着，“而且他是本地人，他能在这里给我一个家”。
我理解徐娇这种抓住救命稻草的感觉，但不赞成她迅速要和刘鹏领证结婚的决定。
初次见刘鹏，他穿着白色T恤，阳光男孩的模样，在饭局上说说笑笑，我们相聊甚欢，倒是徐娇几乎一言不发，一直在帮刘鹏夹菜。
我问刘鹏，也想替徐娇缓缓：“恋爱多美好，干嘛急着结婚？”
刘鹏揽着徐娇的肩膀晃了晃：“我妈催得急，我又喜欢娇娇，就想快点结婚。”
最终，他俩恋爱半年就领证了，之后，徐娇退掉合租房，搬去了刘鹏家里，刘鹏的父母则搬去了他们市郊外的一套房。
刘鹏是本地人，大专毕业之后进了本地一家网络公司，收入不高，还经常值班。刘鹏所谓的“有房有车”，也都是父母置办的。这些情况，徐娇早就知道，好的不好的，她都不在乎，就是想抓住那双手，想多要一些在这个陌生城市坚持下去的力量。
只是没想到，婚礼前夕，徐娇却哭着给我打电话，整个人抽泣不止。
刘母是个强势的人，也是个传统的人。秉承着“儿媳妇娶进家门就该操持好里里外外”的原则，她对徐娇越看越不满意，“厨房为什么这么不干净？”“你平时到底是怎么洗衣服的？”“你根本照顾不好我儿子”……对于要她操持婚礼，更是不满，“你家为什么不知道多来几个人给婚礼帮忙？”“小酒店一样可以办婚礼，钱要知道省着花”……
徐娇和我一样，都是被父母宠着长大的女孩。我们明白女性独立的意义，也清楚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事，更明白爱人与爱己的可贵。但是当生活以这样生猛的模样全部暴露在自己面前时，除了哭，竟然也找不到任何解决方法。
“下个月就要办婚礼了，我想着忍一忍。出去旅行的机票我们都订好了，只要能跟刘鹏在一起，眼下这些只能随她去说了。”
最终，还是徐娇自己说服了自己。
3
徐娇并没有享受太久的二人世界，2019年的春天她便怀孕了。没想到的是，这桩喜事儿却成为她婚姻进一步撕裂的开始。
不同于徐娇母亲的“付出型人格”，徐娇的婆婆是个活得很“明白”的人。退休3年，老两口几乎玩遍了全省和周边几个省市。婆婆比较抗拒带孩子，明知道徐娇已经没了母亲，还数次询问徐娇家里能不能来人给帮忙，徐娇只能摇头。婆婆也对医院、月嫂等等话题避而不谈，任由徐娇自己安排。
刘鹏的工作地点在城北的工业园区，周周都有值班或加班，休息时间也与常人不同，没有规律可循。他说自己要多挣点奶粉钱，加班的时间更多了。徐娇几乎是一个人完成了整个孕期的产检。
“可能刘鹏也是个孩子吧，他总觉得干什么都很简单，产检就像玩游戏一样动动手指就行，唯独有一次是他陪我去的，那次是非去不可，因为要抽孩子爸爸的血，他还在感慨医院怎么这么多人。”
那段时日，徐娇眉目暗淡，穿着防辐射衣在电脑前敲打文件，郁郁寡欢。大约受心情影响，怀孕的她反而比之前要瘦很多，甚至到临产前整个人都显得干瘪、脆弱。因为羊水不足，徐娇提前两周住进了医院。
然而，生产并不是结局，这只是她复杂生活的开篇。
想着从南疆县城到M城的机票不便宜，父亲和弟弟来医院也帮不上大忙，况且吃住的花销也会很大，徐娇就一直让他们先别来。她知道指望不上刘鹏，就只能事事都靠婆婆。虽然她平日好声好气，但是婆婆情绪越来越差。徐娇的父亲和弟弟是在徐娇生产当天赶到的，那天婆婆和亲家几乎一句话都没说。
“平日里给我们电话也不打一个，女儿生产当天才过来看一眼，待了没两天人就走了，他家是送了尊佛，给我们伺候吗？”婆婆对着来看孩子的亲戚们抱怨，毫不避讳身旁的徐娇。
虽然婆婆在孩子出生之后经常阴阳怪气，但因为有月嫂，家里的关系勉强还过得去，可徐娇修完产假上班之后，家里局面逐渐“失控”了。
徐娇产假结束时正逢10月，单位各项工作开始“迎检”。她一回来就接到大量工作任务，甚至有些内容前期安排混乱，需要她从头补起，加班成了常态。这样一来，家里的事她就更难搭上手，公婆只能连轴转地带孩子，怨气连天。
此时刘鹏公司又接了新项目，连日不回家，回家也只想睡觉，根本无暇顾及婆媳之间微妙的变化。徐娇觉得自己家人帮不上忙，确实是个问题，平日就尽量多给公婆买点东西补偿一下，面对他们的脸色和斥责，能忍就忍，鲜少在刘鹏面前表露情绪。
“刘鹏一开始也都是向着我的，但是他妈妈絮叨多了，他也烦。孩子出生后，我婆婆几乎天天念叨我和我家里人的不是，我公公也没少跟着撒气，他们都认为是因为‘帮我带孩子’这件事，导致了大家的辛苦和不快乐。有时候我真想不通，难道这是我一个人的孩子吗？”
“小徐，有些时候真的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经历的这些，我大都也经历过，你要调整一下心态，毕竟现在除了你公婆也没人能帮你带孩子了。”办公室的吴姐经常这样开导徐娇。我和其他同事也一起劝她，不要因为想家就辞职，“先忍一忍，这是一份好工作”，也劝她不要介怀和公婆之间的矛盾，“再忍一忍，孩子长大了就好了”。
“忍”这个字，几乎成为徐娇这些年行事的“万能胶”。尤其是婚后，靠着容忍退让，她几乎弥合了生活里一个又一个可能出现的窟窿，填填补补地过到了今天。但她生活这席袍子里的破洞越来越多，这个“万能胶”还有用吗？
徐娇坐在办公室掩面哭泣，我看着她产假之后形销骨立的样子，着实辛酸。相较而言，我和男朋友一直在恋爱，徐娇孕产之后我才刚刚领证结婚。她面对的这一系列现实问题是我从没想过的生活盲区，我问老公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
“你和小徐其实是都是家里的乖乖女，认真读书、上课，信奉‘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的原则，遇到矛盾轻易不会出头。但是被保护得太好，也会缺乏思考，缺乏处理人情问题的能力。”老公一边抽着烟一边给我分析，最后说了一句，“徐娇家里这本账不是我们能厘清的，婆媳既然能彻底‘开火’，就证明她老公心里没想好到底要维护谁。妄想把这碗水端平是不可能的，早晚得选一边。”
我本欲当场反驳——老公当然要站在老婆这边，这还用选吗？但徐娇的故事确实也给我上了一课：人生这场大考里没有标准答案，那些“原则”、“必须”和“当然”，说不适用就不适用了。孩子哭闹，满屋狼藉，婆媳大战……谁还会记得婚礼上的男人和女人，在宾朋满座时承诺过什么。
4
“离婚”这个词第一次被提出来，还是从徐娇婆婆嘴里。那是徐娇忍无可忍和她吵了一架之后。
她婆婆爱看直播，常常左手抱着孩子，右手举着手机，让宝宝也跟着一起看，徐娇此前数次沟通，无果。“我说了很多次，不要这样，对孩子眼睛不好，但她从来不听。那天她又是这样，我不想忍了，平日怎么对我都行，但孩子是我半条命，我也有底线”。
然而，那天徐娇婆婆的战斗力彻底拉满。她细数了从婚前到产后对儿媳的所有不满，细数了自己的辛苦与委屈，最后说了句：“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快点和我儿子离婚。”
让我大跌眼镜的是刘鹏对这件事的处理——他居然建议徐娇尽快辞职。他觉得，只要徐娇回归家庭，辞掉这份钱少、事多的体制内工作，白天自己带孩子，自己的妈妈就不用住在这间房子继续受委屈，婆媳恢复淡如水的君子之交，那么所有人都能享受正常的生活。
徐娇没有直接答复刘鹏，“我问他，你想离婚吗？他头都没抬说了句：‘你想离就离呗’”。
刘鹏这句话让徐娇心凉透了，仿若再次跌入那个令她窒息的沼泽，但她只能质疑自己，“我不知道生活是从什么时候变成这样？考编，结婚，生孩子，这些错了吗？我不正是因为考了编，才必须留在这里吗？为什么到头来，反而全都不对了？”
徐娇思考了半月有余，去找新局长谈辞职。
时值2020年尾，各项工作面临验收，疫情防控随时抽人。局里剩下的年轻人本就不多，我们基本一个人在做三个人的工作。新局长是位干劲十足的女领导，与祁局长的管理方式大相径庭，听了徐娇的故事，连连咋舌，从家庭角色、婆媳相处、事业心、大局观、机关人手不足多方面综合分析，坚决不允许徐娇辞职，连珠炮式地引经据典，层层叠叠的职场大饼，让徐娇第二次的辞职被当场搁浅。
徐娇工作的问题没解决，她公婆倒是先行一步——在一个普通的周一上午，老两口带着孩子回到了他们市郊的家，逃离了和徐娇的朝夕相处。
“我们凭什么住在她那儿带孩子，虽然那是我们儿子的房，但是我们要回让自己舒服的地方。谁爱看她的脸谁看去吧，我们不伺候。”这话是刘鹏转达给徐娇的。
我不得不承认，刘鹏父母虽然刻薄，但他们夫妻感情好，并且在那代人里难得拥有着“更爱自己”的品质。徐娇每每对标单位其他姑娘们的公婆都万分感慨，身边还是爱儿子的公婆占了大多数，无怨无悔给儿子带娃的父母也不在少数，偏偏她遇到一对“另类的”。
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徐娇周一到周五都见不到孩子，如果周末能双休，就去市郊把孩子接回来，一起生活两天。公婆也彻底不与她说话，关系跌至冰点。徐娇和刘鹏的关系几乎同步走向边缘，动辄大吵或者沉默不语。这样苦行僧式的生活，就看谁先忍不下去。
这次，是徐娇先忍不下去了。
因为连轴转地加班、值班，徐娇有两周没见到孩子，不得不主动打电话给婆婆：“妈，你这周方便把孩子送过来吗？我太想她了。”
婆婆在电话里什么也没说，挂了电话便直接联系了儿子：“她凭什么使唤我，想看孩子就自己来看，我又不是她保姆。”
这几年，因着父母夜以继日地“敲打”，刘鹏早已对这段婚姻失去了耐心。左边是因为带娃日渐苍老的双亲，喋喋不休着对儿媳妇的不满，数落着她的粗糙和她粗糙的家人。右边是迟迟没有辞职的妻子，每天抱怨着见不到孩子，动辄为了孩子和自己大吵特吵，言辞激烈，矛头直指公婆。再好的关系也会在日复一日的争吵中损耗殆尽，刘鹏觉得徐娇变了，徐娇自己也快要不认识自己，窒息的气流连每天和徐娇一起工作的我也能清晰感受到。
我越来越不明白何为“正确”的生活了，老师和家长们只教了我们要向上努力，但是背后的代价和得到之后的经营，只能靠我们自己领会。
5
“我们又去离婚了。”
再见到徐娇，是2021年的冬天。我之前因为工作调动，和徐娇久未联系，听说她请了长假去处理家事，这次见面时，她依然病弱，脸色甚至还不如前。
第一次办理离婚，徐娇和刘鹏都没有经验——原来民政局不受理孩子不满一岁的夫妻离婚，双方需要去法院办理。徐娇回家冷静了很久，最终决定低头求和，去给公婆道了歉。“我说我的错我都改，我离不开刘鹏和孩子，我想要一家三口的生活，他们接受了”。
第二次打离婚官司，是因为徐娇的辞职，局长迟迟不点头，而且工作越压越多，徐娇周末经常赶不及去接孩子，刘鹏因为值班也没法帮忙，公婆更不愿意主动接送，两人就在家里大闹一场后直接去了法院。诉状提交之后的几天后，法院短信通知不通过，需要去现场复核。“我想可能是冥冥之中的指示，（女儿）悠悠还那么小，她不应该没有家。我又道歉了，我求刘鹏，不要离婚，他答应了”。
第三次，就是这次，原因是刘鹏打了徐娇。
徐娇撸起袖子，我看到她雪白胳膊上触目惊心的淤青。透过那些交叠错落伤痕，我切切实实看到了她的溃散她精神气质的溃散，她这段婚姻的溃散。这次矛盾的起因依然是孩子，徐娇打电话给婆婆说想见孩子，婆婆训话仍是夹枪带棒，拐着弯儿让两口子快点离婚。徐娇当场就在家里和刘鹏大吵一架，言辞狠戾，动势逼人，刘鹏也被激出了火气，开始打人。
“打到最后，他累了，我也累了。他明明白白告诉了我，他的人生，父母最大，悠悠第二，我第三，是我‘不知所谓的想要挑战不该挑战的东西’，是我反复利用他的同情来维持这段婚姻。吵了那么多场架，只有这次最累，真的，我太累了。”
自从徐娇结婚后，我看到最多的就是她这种落寞的神情，跟她母亲去世时是一样的。归航的船总想找灯塔，一盏灭了，另一盏又灭了。港湾在夜色里躲了起来，茫茫海面，到底何去何从？
徐娇问我，她是不是把一副好牌打烂了——小镇少女考到一线城市“211”大学，又考入省会城市体制内，然后结婚生子，人生步步紧凑，一切都是按照世俗“最正确”的步调往前走的，但结局为何如此狼狈？
难怪人家都说，“考编不异地，异地不基层”。可我们手上这副牌真的好吗？将近6年的行政工作，让徐娇和我没有任何一技之长，回老家重新找工作真的来得及吗？因为这份编制，徐娇离开了自己的家，可现在除了刘鹏这套房，徐娇在这座城市连一个容身之所都没有，离了婚的徐娇，该怎么生活？
我想，我永远也无法知道这副牌正确的打法。徐娇花了4年时间，誓死捍卫她的婚姻，弥合着生活的千疮百孔，但这些巨大的付出和改变，并没有给她带来美满的结局。
徐娇的弟弟从家里赶来陪了她几天，父亲也要来，被徐娇拦住了：“他们都以为我过得还不错，没想到是这副样子。我爸说我没出息，让我回家，什么都不要了，回家。”
“我妈离开之后，我害怕失去，害怕改变。而‘远嫁’让我的生活里只有刘鹏和孩子，所以我一遍遍低头认错。可能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忍来忍去反而‘惹了一身骚’，现在里外都不是人。你绝对想不到，我被打的第二天甚至还在想，我再去认个错吧，我真的不知道这些年读的书都读去哪儿了。”
徐娇说这话的时候，微微一笑，我太久没有见过她笑了，竟然很不习惯。
“原来生活不是我们读过的书，看过的剧，我这样的普通人连好好过个日子都难。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城市，工作稳定、结婚生子，这些‘正确’的价值观把我捆在这座城市里。是，大女主的结局人人都爱，但现实是我做不到，体制内的工作也给不了我安全感，我想回家，想回到家人身边去。”
6
2022年春节，我打了一通电话给徐娇。彼时因为弟弟快要结婚，她已经请了假带着孩子回到老家帮忙。听说那边盛产苹果和红枣，徐娇交代弟弟帮她多打包一些，回M城时再带给我。
因为孩子年纪小，徐娇也没有提交感情破裂的证据，法院依然判决不准离婚，半年后才可以再次起诉。局长也坚决不让徐娇辞职，只批了徐娇20天的探亲假。春节后，徐娇仍然和刘鹏住在一起，而刘鹏自始至终也没有为自己打徐娇的事情道歉，徐娇也没再提过，两个人在一个屋檐下又过起了寻常日子。
“之前退租那天，刘鹏来陪我收拾行李，我们一起去新家。提着行李上楼时，我问他，会不会有一天你让我再搬出去，他说，‘不可能，娶了你，我就要爱你一辈子’。可是短短三四年，我可能就要带着我们的孩子离开了。”
单位的人都在提醒徐娇，被打的证据一定要保留，做好随时离婚的准备，但也有不少像吴姐一样的人，坚持认为，“能不离婚还是不要离婚，一切都要为了孩子着想”。徐娇对大家的劝慰基本保持沉默，只是反复感谢同事们的帮忙，在她请假处理家事的时候帮她分担了很多工作。
婆婆在徐娇离开期间倒是打了一通电话，别扭地询问孩子的身体情况，对自己儿子打人的事只是一语带过，最后说了句，“想离就离，不想离就好好过”。这大概是婆婆最大的让步了。
“回家的这一个月，我感觉人人都有自己的日子要过。从故乡出来的那一天起，人就没有多少退路了，至少我没有了。我也不知道现在过的算是什么生活，我和刘鹏在家互不交流，但是周末带孩子出门玩时，又会欢声笑语。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是不是会从半年变成很多年……”
徐娇站在她的十字路口，以后的路，她没想好怎么走，也没那么好走。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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