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群演，野蛮生长
文丨张雅丽
编辑丨陶若谷
会抢戏的替身
在重庆龙套圈，夏致强很容易被外界注意。微信群一有通告发出来，“我来！”他总是很快跳出来回复。对媒体约访，也会毫不犹豫答应下来，“有什么不好？”他还有一个自己准备的服装包，解放鞋、几套衣服全塞在里面，拎起来很重——因为瘦弱，片场的衣服多数不合身；另一方面，他希望用这种与众不同增加存在感。这个包偶然被一个北京的制片人看到，赞扬了他的态度，还合作拍了广告。自此，他更是试镜的时候都背着。
和王俊凯一起拍过戏，这是夏致强在讲述龙套经历时不会被落下的一个细节，尽管只是因为配戏演员需要开车而他不会，夏致强就演了替身，和王俊凯并排坐在车里。他回想，镜头应该没有拍到自己，即使有，“也只是一个人影。”
“我还跟王俊凯说话了，我让他系好安全带”，他继续说，“我还演过贾樟柯的《一个桶》。”在圈里，跟名导演合作过是演技最好的证明。即便他在那个6分钟的短片里只出现了2秒，坐在主角旁边睡觉。
抢戏的热情在片场更甚。夏致强非常乐于介绍在现场“找饭吃”的经验：站位很讲究，拍特写的时候没法抢镜；跑到主演前面属于错误抢镜，肯定挨骂；最佳时机是镜头拍到主演时，判断好背景里能装进几个人，想办法填进空隙。
之前在拍年代戏的剧组，他原本演一个只有零星镜头的地下党，是个存在感很弱的跟组演员。在现场，他抓住一切机会推荐自己。只要导演问，哪个群演能“做反应”？他就冲上前，“我！”还好多次蹭到主角中间，凭借这些，又多演了一些镜头。“全重庆抢戏第一。”人们这样叫他。
身高一米六八，体型消瘦，一副饱经困苦的长相，怎么看都不是演艺圈里会受欢迎的类型。但在重庆，很多人觉得夏致强长得像“棒棒”，专门请他去演山城运输工。这里遍布石阶，很多剧组在“朝天门”取景。有一次，他抬着冰箱上来下去，十多回，机器在脸上扫来扫去，没拍好，要返回石阶下，重新爬，拍到后来，腿都软了。
忍耐是要在片场最先学会的。除了扮演民工，还要演一些挨打的戏。他的第一场打戏没有武术指导，两个人戴上拳击手套直接开打，不得要领，脸上双双流了血。
●演戏中的夏致强。讲述者供图。
稀里糊涂地，夏致强在今年春天，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角色。跑了六年龙套，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四月的一天，他收到一个剧本，他习惯到打印店印出来。结账的时候，老板说出一个昂贵的数字。二十一、三十四……仔细翻过标着数字的剧本，夏致强才注意到，这似乎是电视剧集数，自己竟然要参演一部电视剧。
在此之前，他是个通常只有一两句台词的“背景板”，一个中特演员，36岁。如果说也当过一些主角的话，那一定是在高校学生的作品里。
“戏份这么多，我能不能拿得下？”拿到戏他心里没底，拨通了经纪人的电话。夏致强来自偏远农村，当群演之前几乎只说方言，分不清平翘舌。初中毕业就不再读书，进了汽修厂，背台词很慢，别人背五分钟就过的词，他要反复背好多遍。他从没接过这么重的戏，三十多页剧本。对方回答，没关系，用方言演。
过往经验告诉夏致强，这是难得的机会。“一定要演好！”不过三十页戏份，台词只有两页。在往后的几天里，他对着那两页台词，开车的时候背，夜里背，背到过了零点。
在这个剧组，夏致强一度觉得要转运了。后来灯光组找到他，说半小时的戏，他十分钟就过了。导演也对他说，演得可以，下部戏还合作，“虽然不知道会不会真的再找我，但起码听了踏实。”他还遇到了大特杜国盛，对方演过的戏多，片酬高，两人原本不是一个圈子。夏致强很自然地把自己归为“土”、“底层”的那一类，但这次，杜国盛请他吃了半个西瓜。
戏很快拍完了，夏致强又回到兼职打零工、等戏的生活里。受天气和疫情影响，这个六月的片场更加冷清。他只演了几天戏，每天收入几百块。没戏的时候，他以卖机油为生，日常工作是谈客户、送货、给老板开车，算下来，月收入勉强有几千块。
六月末的重庆闷热无比，夏致强不得不出门去酒店，他接了婚庆布场的活儿，两天一共给400块，夜里一直干到三点。
喝喜酒的人当中，突然有人认出了他。对方问他，没演戏了吗？他回答说出来做点兼职。夏致强并不觉得尴尬，他为此开心，在这种场合竟有人能认出自己，“不可思议。”
●资料图，源自视觉中国。
“我们缺工会，真正的工会”
一场拳击赛从白天开始，熬过了通宵，已经打了将近二十个小时。被打的拳手“血浆”（道具）喷出来，喷到围观的一个“女观众”脸上和身上。没人在意她，摄像机可能都拍不到她，导演喊开拍的时候，她就站起来，不拍的时候就到一旁，随便干什么，人在就行。这是一个44岁女群演拍的第一场戏，没有一句台词。
那天结束，女演员一共拿到150块。有人中途离开了，但她没走，如果没收工的时候就走了，一分钱都拿不到。
女演员叫胡芳，40岁那年才开始跑龙套。在一个学生电影里，夏致强演男租客，她来搭戏。“我们是一挂的，都土。”胡芳说。拳击那场戏拍完，胡芳觉得自己心力交瘁，很长一段时间不愿再接戏，“太辛苦了。”过去她卖服装，也自己开过店，但跟当群演比，“那些简直称不上辛苦。”
她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水柱从消防车水管里喷射而出，不带丝毫犹豫地冲向自己，很快连内衣都湿透了。浑身湿哒哒站在场地上三四个小时，即便已经是初夏的五月，她还是忘不了那天的冷。
那是刚入行不久，听说现场可以打伞，她什么都没准备，穿了一双有点贵的皮鞋，就去拍了。但那场戏之后，工作人员夸她，“没要求加钱，能吃苦”。那场戏她拿到一百多块钱。在当时，群演一天可以拿到50块钱，如果演够十小时，超出来的时间算加时费。
通常，剧组给一个群演200，经过副导演、群头、领队，发到群演手里，就是50块。晋升通道也相对清晰：没词的一天70；群特可能有词，底价一天100；然后是小特、中特、大特……直到有了相对固定的圈子和戏路，一天能有几百，多的时候过千元。
在片场，基本不需要和别人搭话，就可以辨认出谁是群演，谁是特约。等戏的时候，有人在田坎上等，有人在休息室，前者往往是群演，后者则是演员和一些特约，会被叫作“老师”。特约几乎只跟特约待在一起。
像胡芳这个年纪的女群演不多，多数人要照顾家庭。她单身，有一段不愿提及的感情过往，没有家事缠绕，就一天一天在片场上扎了下来，时常在下午两点到场，近凌晨两点收工。演戏以前，胡芳被夸奖的次数很少，她有一个控制感很强的父亲，性格内向怯懦。但在片场能听到“可以、可以”的声音，反馈她演得不错，她太需要那种声音了。
为了上戏，演员们请群头吃饭也是常事。“串串儿”，他们私下里这样叫群头。有一次要拍几百个人端着水缸一饮而尽，夏致强竭尽所能往前站，结果被群头拎出来，“导演！有个群演抢戏！”为了缓和关系，他后来花了600块报了这个群头办的演技培训班。
夏致强早就明白了一点：在重庆跑龙套，没谁不可替代，演不好，立刻被换掉。第一次拍戏那天，群头是个爽快的东北人，夏致强殷勤地冲过去握手，感谢他给自己机会。可是当导演要的“反应”他没做出来，他立刻被换下来，没有任何容错机会。
圈里人说，在横店独立于群演的“武行”（专演打戏的配角），在重庆是没有这个类别的，戏份也是由群演和特约们来承担，“没什么门槛，能摔就行。”
夏致强演过一个挨打的人——在过去，瘦弱的形象令他总接到这样的角色——奔跑时摔倒，在地上蹭两米，爬起来继续，来来回回近十次。地面把他的裤子擦破了，腿上生疼，“我真的想发火，我也是个人。”但最终他没有走，怕坏了名声，只在心里骂。还有一回，铁链勒得手腕乌青，他蹭到导演旁边说受伤了，他记得导演说“演得不错”，然后笑笑。
●拍打戏时，夏致强的裤子破了。讲述者供图。
最险的是一次拍宣传片，屋里起了火，夏致强扮演的角色要逃生。防护措施是一个简易钢丝，通常，工作人员会慢慢地放钢丝。但真演起戏，为了演出紧急的感觉，他从屋里冲出来，没有犹豫，从八米高的窗户往下跳。绑在身上的钢丝断了两三根，最后他落在垫子上弹起来。制片人吓坏了，冲过来问他，人有没有事。“幸好我没事，如果有事的话，就要赔钱了。”夏致强语气轻松，在他看来这样的事情已经习惯了。
做过副导演的杜国盛跟过一个国外的剧组，每天只工作八小时。他总结，高效的拍摄得益于一个完备的工会，在片场说话算数的不是导演也不是制片，而是工会。它监督让演员按时吃饭、休息，演员权益在片场能够得到保障。
重庆群演们的权益怎么保障？杜国盛显得无奈，“要么就不接（戏），接了就不一定能保证。我们缺工会，真正的工会。”
在山城的缝隙中
扎在片场里的龙套们大多面目模糊，没人关注你的过往。你可以是大学老师，是囚犯，或者是机油销售员。对49岁的张宏河来说，这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平等。在这个随时可以被替换掉的形象里，他能获得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在夏致强三年前拍过的一场戏里，有个演员一下子吃了四碗白水煮面，就是张宏河。“有戏请说，台词功底贼好，秒入戏，留有大胡子。”张宏河这样介绍自己。
他曾穿着消防服在太阳下站了几个小时，中间想休息，导演说，“叫你站着，你他妈就站着。”张宏河骂了回去，“你他妈叫我站着我就站着？我要休息！”已经演戏六年，回忆这段经历时，张宏河依然气愤，“一点都不尊重人。”
张宏河曾混在街头，坐过十几年牢。出狱后又在外漂泊，回到重庆时，已经快四十岁，一直没有成家。他当过老板、进过工厂、当过保安，但都干不长。“觉得累，身体受不了。”哥哥是个包工头儿，带他去学木匠，结果学了半个月，他连钉子都钉不稳。后来家里人索性不管了，只要不惹事就行。
偶然的一次，他被拉进了一个群演群。他不喜欢做力气活，却可以在五分钟内背好340个字的台词。第一次接戏的时候，张宏河以为是一个很正规的场合，要政审，结果压根不需要。片场留下了他，一演就演了六年。他“追杀”过冯绍峰，在张子枫的戏里演过神经病，“只不过我们片酬不同。”
重庆是一座有电影气质的城市。错落的地形上，灰色调的方形楼房挨挨挤挤，很多影视剧在这里借景拍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等院线电影上映后，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洪崖洞，这里成为一座网红城市。
●重庆资料图，源自视觉中国。
张宏河记得第一次看电影是在很小的时候，走好几公里路，到其他村的空地上，跟很多人围坐在一起看“坝坝电影”（露天电影）。“演员赚钱多嘛”、“能出名”，带着这样的想象，他觉得这比出苦力有意思。在角色中第一次被叫“大爷（二声）”的时候，张宏河心想，“装了半辈子孙子，终于做大爷了！”
跑群跑群演的人中，不少人来自底层，有真的“棒棒”，有生存于街头的销售员，还有像张宏河这样，没有固定收入的人，因为各种原因挤进了片场。剧组拍完戏走了，留下他们继续蛰伏在山城的缝隙中。也有例外，夏致强遇到过一个大学老师，她坦白，来到片场纯属兴趣。
在重庆武隆区黄莺村，没人相信夏致强能当上演员，尽管他最初的演员梦也是来自于村里的“坝坝电影”。家里在村子是排得上的穷，他少年时期就意识到，因为穷，同龄人看自己的眼神都不太一样。强烈的想法在脑子里冒出来：走出农村，赚更多的钱。
据夏致强说，就因为同学在走廊里吹牛说了句，“刘德华以前是修车的，还不是当了明星”，他真的让母亲到处托关系，到县城边缘的汽修厂当小工，后来又到重庆市区打工。
但他的生活半径还是在工地、工厂、送货之间。工地上的钢管又粗又重，自己动作慢，一起干活儿的父亲在后面催，让他快一点，话也难听。在父亲面前，他不敢提当演员的想法，之前提过一次。“做什么白日梦，发疯。”他记得父亲说。
机会在29岁那年出现。夏致强想娶老婆，闯进了一个护士群，有人发了个通告，他立刻给经纪人拨过去——在此之前，为了找到这么一个机会，他做过很多努力——报名参加《生活麻辣烫》，参加电视相亲节目；在路上捡到车牌，联系报社采访自己；为了认识更多人，他从修车工转行做了销售，卖机油，直到等到了那个通告。
演戏的报酬一天只有几十块，他不在乎。为了能在片场留下来，他住在350块一个月、几平米的老房子里，用公用厕所，吃几块钱的盖饭。拍完戏就坐轻轨或者公交，几乎不打出租，重庆最晚的公交在凌晨两点。但为了提高演技他愿意花钱，花1800块学普通话。
学生剧组经费紧张，不太挑演员，一天给个几百块。夏致强演的大多是“农村家暴男”、进城打工者一类的角色，他不在乎，“能演就行。”
●刘德华在重庆拍电影《失孤》。图源自东方IC。
将跑龙套进行到底
因为嘴甜，夏致强获得过不少“照顾”。通告要求男演员一米七以上，但他只有一米六八，因为和群头相熟，他拿到了角色——在一排黑衣打手里，他看上去最瘦最矮，靠在墙边，冲镜头笑。在那个拿到两页台词的片场，混迹圈子二十多年的杜国盛除了请他吃西瓜，还聊了不少生存心得。“他很执著。”杜国盛说。
二十多年前，杜国盛28岁入行，和夏致强相似的年纪，也曾想出名、演主角。但今年54岁的杜国盛早就接受了自己，“演不出来了。”据他的经验，很多剧组建在北京，主要角色在北京就已选完，留在重庆选的，多数都是被剩下小角色，戏份有二十场都算多。
“我们挑不了角色，是角色挑我们。”杜国盛说。他也当过几年副导演，在北京的酒店住了半个月，见到的演员不仅高的高、帅的帅，还来自知名电影学院。“平台要好”，他总结，没有好的平台，压根接触不到好的资源。“你想想，在北京有多少好的影视公司？能留给重庆的资源又有多少？”
在他与夏致强合作的剧里，杜国盛的角色也是临时顶上的——原定演员因为疫情，来不了了。眼看第二天就要开机，他被临时通知，赶快做核酸，“要不然的话，连这个角色都没有。”
夏致强还在想着，或许这部戏之后，自己可能获得来自北京的机会。在过去，他一直在找一个舞台。2018年，他独自去了横店，接拍了一个学生作品，一天片酬两百块，路费、车费都是自掏腰包，“就是想去看看。”但没待几天他走了，回到重庆。“横店的舞台很大，但都是泡沫。”夏致强说。
两年后，在重庆北碚的一个废弃工厂，他第一次被看见了。一个剧组在当地找了好几天电焊工，要么不会电焊，要么演技不行，因为汽修时会电焊，夏致强通过了筛选。作为五个配角之一，与主角马丽一起，被聚拢在场地中间。那天结束，现场还有一个女群演主动跟他打招呼。
●夏致强扮演电焊工。讲述者供图。
杀青的时候，轨道拆下来，布的景被拆掉，摄像机里的身份在那个时刻消失了，夏致强又变回夏致强，“想的都是生存。”
片场之外，真实的生活让他心焦——演戏带来的快感、声名与生存之间，似乎产生了某种相悖的力。36岁，没结婚，没房子。今年初，他跟母亲频繁吵架。出门的时候母亲会说，“你又要去演那个戏吗？”家里人希望，他能找个有养老金的工作，哪怕是进工厂。听到这些，他有时烦躁得想跳楼。
如果不演戏，生活会是什么样呢？“不知道。”夏致强想了想，接着说，“可能起码买了房吧。”
在现实中他目前最想要完成的目标是买房、娶媳妇、有戏演，但每一样看起来都不那么容易。儿时的梦想似乎实现了——走出农村来到重庆主城区，但似乎又没有完全实现，他和母亲租住在这里，房租要靠母亲每个月到火锅店打工来支付。
耗时长，苦，给钱少，好多人演着演着就消失了。夏致强留了下来，片场似乎成为了他的某种逃离，“演戏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想。”
能留下来的龙套们，几乎每个人都有不想走，或者走不了的理由。张宏河出狱后这些年，在重庆市区没有家，只能暂住在一间倒闭的传媒公司办公室里，睡在沙发上。不久前，他在这里还拥有了一张床，结果回老家待了一个月，床被别人占了，他的住处变成了一张沙发。
到了49岁的年纪，他可能连挨打的机会都没有了。演戏六年，他只当过一次“武行”——在行里，年纪大的男演员很难被选上，机会仅此一次，往后再没了。即便不演武戏，去年在片场，他从滑轨上摔下来，右肩立刻肿起来。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自己，他想试水直播，结果直播间人数连十位都突破不了，多数时候是“零光蛋”。
张宏河盘算，熬到六十岁就是五保户了，每月能拿到几百块钱补贴，但那还有11年。他没有别的打算，就继续留在片场，倒是保持了某种乐观，“至少来说，我胡子比绝大多数人要长，这就是长处。”
除了糊口，演戏还有什么意义？在夏致强看来，“还是希望人家认同我一下。”他从来不会把自己的戏给家人看，但会发到别的群里，有一次被妹妹看到了，来私信他：“你神戳戳地老炫耀什么，你看人家鸟你吗？”夏致强不管，还是发。
几年前他花一万块，给自己做了一个“棒棒”形象的雕塑，雕塑高一米七五，符合圈里对男演员身高的基本要求，比自己高了七公分。原本，他打算把雕塑放回到老家，“我出来了，总该思念家乡。”
但最终他改变主意，放在了重庆的一个影视基地。他希望被更多导演看到。后来，那尊雕像被挪到了别的地方，社区给他的理由是，“吓到人了。”
●夏致强订做的“棒棒”雕塑。讲述者供图。
（文中杜国盛为化名。题图为演员夏致强（左三）在片场，讲述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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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漂在溜冰场的年轻人
在一家旱冰溜冰场，摄影师王士杰撞见了这群年轻人。跟随绚丽的彩灯和强烈的音乐，他们以一种近乎狂欢的姿态在滑行。纹身、染发、奇装异服，王士杰被吸引了。这群年轻人都来自外地，到宁波打工，他们住在城中村，在溜冰场寻欢作乐，约会、失恋、打架，对他们而言，溜冰场是一个发泄的场所，也是爱情的场所。
王士杰是宁波本地人，他性格本分，一直在老家生活，在港务局上班，做设备维修。工作很忙，有时上夜班，从下午四五点忙到第二天上午七八点。每到周末，他把别人聚会游玩的时间拿来拍照，他觉得，摄影就像他的桃花源。以溜冰场里的年轻人为主角的这组照片，被他命名为《青春》，从2009年拍摄至今，在今年年初获得了侯登科纪实摄影奖。
在溜冰场拍了几年后，王士杰进入了「溜友们」的家，与溜冰场的恣意相反，那些逼仄、脏乱、月租200块钱的出租屋，构成了这些年轻人一无所有的现实。
溜冰场在2021年被拆除，时代在变化，他们曾经安身的流水线，被自动化机器取代。人与人直接当面的交流，也被屏幕所取代。王士杰认识的很多「溜友」离开，或者做上了干一天活花一天钱的日结工。他有时会想，他们的未来在何处？
溜冰场消失了，这一代人的青春也终结了。
文｜戴敏洁
编辑｜槐杨
图｜受访者提供
一种野生的状态
2009年的一天，我偶然在宁波一个城中村发现了一家溜冰场，就在最热闹的十字路口。路过的时候，听到了酒吧一样的声音，很喧闹。我进去一看，男男女女很多人在滑冰。夜晚降临，霓虹灯闪烁，整个露天溜冰场被塞得满满的，音乐声和尖叫声都很强烈。
我当时就被吸引住了，觉得这些年轻人身上有一股野孩子的劲，不受拘束，很有活力，是一种跟我们本地人不一样的味道，这种味道特别吸引我。我当时就开始拍照，没跟任何人沟通，上来就拍。
后来我知道，溜冰场原来是没有的，是一对来自河南南阳的打工夫妻成就了它。他们之前在天津打工，2003年来到了这里，宁波北仑高塘村，开过早餐店、水果店和饭店，生意都不好。宁波是制造业大市，高塘村在宁波的城乡结合部，临近大港工业城、保税区，周边服装厂、电子公司、汽配厂、模具厂很多，也因此聚集了大量来自河南、四川、安徽、湖北等劳务输出大省的年轻工人。
这对夫妻看到了市场。在距离一个很大的服装代工厂的员工宿舍走路只需要六七分钟的路口，他们租下两个店面，一年租金需要3万，装修需要7万，他们借了一些钱，终于把房子给装修好了。室外原本是一个废弃池塘，他们把墙堆倒，把池塘填了，用一圈蓝色的铁皮围了起来，就这样建成了一个室内室外一体的溜冰场。
他们给溜冰场取名为「花样溜冰场」，生意越来越好，溜冰鞋从单排到双排，门票也从三、五元涨到十五元。2009年我开始拍摄时，正是溜冰场生意最好的时候。当时，长三角的经济在经历了2008年的低潮后逐渐回温，宁波也是同样情况，外地来的年轻人更多了。来溜冰场玩的也几乎都是附近工厂上班的外地人，都很年轻，18岁到30岁，这里是他们排解苦闷、寻找乐子的场所。他们平日里在各种各样的车间做着机械的工作，在露天溜冰场滑行的时候，那股没有被城市规则化的旺盛生命力才能出来。他们喜欢这个溜冰场，在这里聚集，聊天，约会，打架，发泄他们的荷尔蒙。
溜冰场一般从下午一点开始营业，一直到晚上一两点钟。白天的溜冰场比较单调，到了晚上就不一样了。放的是最流行的迪斯科音乐，灯光起来了，室内有转动的发光球，室外有小小的霓虹灯，溜冰鞋也会发光，各种各样的绚丽。
我曾经爬到溜冰场旁边一栋民房三楼最高的位置，往下俯拍，那是个礼拜天，年轻人先站成一排，第一个带头，后面一个个接好，慢慢开始滑，直到第一个把最后一个给接上，就这样围成两圈，大圈包小圈地滑。溜冰场被一圈蓝色铁皮围着，外面是几排红瓦民房，地上还散落着垃圾。那也是他们的出租屋。再往后，堆积得很高的，是蓝色的集装箱，上面写着英文字母。北仑港就在附近。
2014年3月23日，溜冰场里的溜友正快速滑行
一个溜友跟我说，他去过广州，那边也有一个类似的露天溜冰场，但本地人溜的比较多，跟这里不一样，这里就是完全的外地人，纯粹的打工的男女青年，来这边消遣时光。我后来意识到它的独特，在于它的野性，一种野生的状态。
地面上经常出现血迹。溜冰的时候，不小心把对方手机碰掉了，混社会的人就会来找麻烦，敲竹杠。这个时候，老板娘就出来了，打个圆场，让他们不要在这边闹。
很多男孩和女孩有纹身，最常见的纹身是龙，这个古老的中国图腾应该可以给他们一些自信和力量。我见过的最夸张的纹身，是手臂上有一串被类似火钳烫过的痕迹。他刚从监狱里放出来一个礼拜。他之前在人家公司里当打手，据说因为打架被关了3年。这样的人，我没有感觉害怕他们，我跟他们一起去蹦迪，打成一片。我觉得他们都是很正常的人，误入歧途，但他们有自己的原则，这可能是年轻人的一种张力。
溜冰场年轻人的纹身：有人纹着丘比特之箭，有人纹着前女友的名字，胸部或者背部纹龙的图案是很多年轻人的标配。女孩子会因为喜欢一个男孩而纹身。纹着「蝶恋花」的女孩叫秀香，她散发着独特的野性
「最多的讲述还是爱情」
在那个时候拍溜冰场，我拍得很开心。这些年轻人一点也不反感我进到他们中间，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很意外的人，一个本地的摄影师和他们在一起交流，他们觉得特别新鲜，特别好玩，特别地欢迎我。
因为在本地，他们是个相对弱势的群体。一些年轻人说，我是少有的能用比较平等的方式跟他们对话的本地人。大部分本地人瞧不起他们，特别是我父母这代，对外地人都很排挤，觉得他们打扮很怪，生活也很困顿。
所以他们被我拍，非常高兴，好像觉得自己要被曝光了。我后来明白，他们把自己的头发养得很长，染成红色、黄色，打耳钉，穿奇装异服，所谓的标新立异，其实是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害怕别人来欺负他们，也希望可以得到关注，不管是异性的，还是本地人的。
这种受欢迎的感觉与我之前的拍摄经历很不一样。我以前拍过宁波周边的窑厂，拍摄窑工和窑工的孩子。他们一开始不让我拍，可能觉得我就是猎奇、好奇。但我就是从很普通的、纯粹的一个外行人，一个摄影爱好者的角度切入的，我没有经过正规的摄影训练，就是以一个很感性的角度去拍摄。我看到他们特别困难的地方，小孩子特别可怜，到了应该读书的年龄没去读书，六七岁就帮父亲去推窑厂的车，刚下过雨，路上非常非常泥泞，小孩子帮父母亲推砖，一车一车的砖。我拍下他们，感到自己也没能够真正地去帮到他们什么，我就会陷在里面，经常感到抑郁。
当我进入溜冰场，感受到他们的接纳，他们的快乐，我特别开心。我看到他们，就好像看到了自己的青春。我以前也是这样，性格里也有野的成分，很容易就跟他们打成一片。他们叫我王哥，有的时候聊天聊久了，我们就一起吃个饭，我请他们比较多，因为觉得他们很不容易。至少我的生存状态稳定一些，而他们任我拍摄，这种感觉太好了，所以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拍。
拍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拍得最多的是爱情。因为大家来自五湖四海，都是孤独的人，而溜冰场是那么热闹的场所，就是一个恋爱的温床。
老板娘说，这个溜冰场成功了好几对。
溜冰场里那么奔放、张扬，里面声音很高，很吵，有各种各样的有节奏的音乐，一直在循环，情绪很容易被挑起来，人会变得非常大胆，说话也很大声，但得凑到耳朵边才能够听得清楚，可能是一句表白，但别人还不一定听得到呢，大家都很随意，都很放松。有的人还在溜冰场里喝酒，喝过酒之后会变得更加感性。他们表达方式是非常直接的，手里拿着一朵鲜花，看到喜欢的女孩子就把花献给她。
那个时刻，我拍了一张照片，他献的那个花其实不是玫瑰，就是一支康乃馨，花就是代表一种爱意吧，估计他们也没有考虑到康乃馨代表什么，玫瑰代表什么，只是认为花本身代表了一种情感的表达。那张照片里，女孩低头，看起来很害羞，但她接受了那朵花，也接受了邀请。他们俩就手拉着手，开始溜冰了。
2011年3月27日， 小诚对心仪的女孩表达着爱意
很多人会在这里相爱。但是真正能够走在一起的人特别少。在溜冰场，我拍过恍恍惚惚的、两个牵手的身影，用追随的方式拍的，除了这两个牵手的人，还有一个影子在里面，有一点动荡的感觉，有一种漂泊的感觉。
我拍了很多在溜冰场腻在一起的男男女女。他们一点也不避讳我的镜头，觉得自己是很自然的流露，我也很自然地去拍他们。有一张照片是阿丽跟阿辉一起滑旱冰，他们就是在溜冰场相识、相恋的。对他们来说，溜冰场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理想国度。离开这个温床，回到自己的住所，哪还有情感产生的条件呢？
还有一张照片是在河边拍的，一个女孩子靠在男朋友身上，就靠了一秒钟，就走掉了。我抓拍下来，觉得这就是异乡人跟异乡人之间的关系。恋爱也是动荡的，可能这一秒钟是相爱的，下一秒钟就分手了，他们身上有不确定性，不安定。这就是现实的压力。你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离开这个城市，你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到这个城市来，你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在一起，什么时候分开。可能对他们来说，溜冰场带来的就是临时的情感，一旦有人离开北仑，这个事情就断了。
但我觉得，无论关系是否断掉，爱情这个东西始终在溜冰场不时地出现。我觉得不管能不能有未来，这样一个美好的东西，爱情，能让两个寂寞的身影走在一起，有一些浪漫的夜晚，对他们来说已经是非常好的回忆了。
溜冰场是爱情的温床，沙发上总是挤满了年轻男女，他们在溜冰场上聊天、拥抱、示爱，也经常变化着关系
但是拍了六七年以后，我开始进入他们的家庭，进入他们的出租屋，我又陷进去了。我发现，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和在溜冰场完全是相反的，那是一种漂泊的感觉。
溜冰场的旁边有一个三层楼的出租房，溜冰的这群年轻人会在这里租房，到了出租屋，突然安静下来，音乐没有了，到另外一个世界，地上全是烟头，墙上挂着几根电线，电线上挂着一些当季的衣服，就当成一个衣架了。简陋的木板床上就一个被子，连枕头可能都没有。墙面上贴着五颜六色的广告纸。到了这样的环境，你会突然感觉咯噔一下，原来他是这样在生活，和溜冰场格格不入。
这些出租屋就在溜冰场的旁边，其实是高塘村的村民自住房，村民们为了能有更多的租金收入，会把厨房改为卧室，还有人把储藏室改成卧室，打很多隔断。这些年轻人在工厂可能有宿舍，但是一个寝室可能住着七八个人，上下铺，也有门禁，很多约束。在村里租房子，就可以变成自己的一个家。方便，自由，价格也便宜，房子小一点的，一个月才一两百块钱。
在这个「家」，他们通常坐在凳子上，或者靠在床上，空间非常狭窄，我们很轻地说话。他们开始跟我讲述他们的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这里是一个故事，到另一个出租房，有另外一个故事。他们说，自己在老家的父母亲没有人照顾，或者父母离异，其中一方很早就从他们的生活里消失了。他们离开老家，来到这里五六年，但是一事无成，也没有钱。经常聊着聊着，这些男孩子们就哭了起来。很多人打日结工，疫情的当下，他们经常接不到活。你开始知道他们的内心世界，也知道他们的困顿、压力。
还有一些人，父母在老家，但是他自己觉得没脸回去了。我记得其中一个朋友小李，老家在安徽，他19岁高中毕业后跑遍全国，还去深圳的「三和」人才市场混迹了半年，花光所有积蓄。最困难的时候白天做日结，晚上睡在人才市场外面或者公园里。后来他来到宁波，一直住在高塘村，经常懒在床上不出去。他说，身上没钱，出去就要花钱。偶尔他会去快递公司打日结工，有时候也会去溜冰场发泄。他30岁了，出来打工10年，没有给家里寄过1分钱。我跟他说，实在不行你可以回家。他当时苦笑了一下，说，我这个样子还回得去吗？
一开始出来打工时，他们都积极向上，希望可以得到别人的尊重。但实际情况却是本地人都看不起他们，他们也感觉自己被社会抛弃了。租着两百块钱一个月的房间，赚一天钱就把它用光吃光，有没有未来他不管，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是在进入他们的家庭拍摄两年之后偶然得知「日结工」这个群体的。干一天的活，把钱吃完用掉，再去干一天的活，这对我们来说好像不可理喻，但是他们完全能接受。反正老家不能回去了，在异乡，他也成了一个边缘人，但至少在这边体验到的无论是城市里的还是溜冰场里的人生，是他回老家无法体验的。他迷失和沉沦在这样的状态里了。
疫情发生，这些人过得更加坎坷。有一个店是专门给这些年轻人介绍工作的，早上五六点就有很多人过去，但是现在很多工厂裁员，需要的工人也不多。有的工厂一天一次或者两天一次核酸，工作都受很大影响。在那个店里，他们坐在破旧的沙发上，说已经三天接不到活了。
有的人也想要改变。我拍的一张照片是躺着的两个大学生，其中一个是小张。我在溜冰场认识他，脸长得清秀白净，说话也斯文，看着比溜冰场上的同龄人讲究。他在北方的一个农村长大，小时候父母离异，分别去了不同的城市打工。大三的时候，他陷入校园贷，去工地搬砖，在饭店当服务员，甚至还去做过男陪练，但是债务还是越滚越大。等母亲为他东拼西凑还完债之后，他错过了校园招聘，差点毕不了业。
毕业后小张来到宁波，住在城中村，随便找了个电子厂上班，每月工资花完，没有存款，也看不到未来。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他说看到村里电线杆上张贴的「高薪招聘国际海员」的广告，想去试试。我劝他不要去，或者通过本地的大学去考海员证，一步步进入正轨去当海员。他否定掉了，他说现在就需要一个快的方式去赚到钱，用来做生意或者买房子，否则他不会结婚的，他不想让孩子重复自己的生活，他要用一种方式来扭转自己的人生。
他走的时候跟我说，若干年以后他回来，我们一起吃个饭。我有他的微信，但是后来，我发了笑脸过去，没有回复了，再没有他的消息。是海上面的信号不好吗？他是不是还在海面上漂着？
2022年3月27日， 刚来北仑打工的贵州男青年，暂时没有找到自己的住处
青春的终结
2021年8月，溜冰场被拆除了。当地要建一条马路，溜冰场正好在马路的中间。一两年前老板娘就听说了这个消息，不再补地上的油漆了。此前因为油漆会被滑掉，两三年就要补一次。
当时溜冰场的生意已经渐渐步入黄昏。以前周末常常爆满，年轻人玩到深夜，但这两年能明显感觉到，人流量没以前多了。这十多年，年轻人的娱乐生态发生了很多变化。手机从原来的翻盖手机和直板手机变成现在的超大屏智能手机，溜冰场也不再是年轻人唯一热衷的场所，年轻人更多愿意呆在家里，捧着手机刷各种视频，恋爱也变成了在网络上的聊天。
溜冰场拆除的那天，我借了朋友的无人机，从半空往下拍了一些照片。溜冰场变成了废墟，那些座椅、溜冰鞋都成了「尸体」，我觉得它们都已经死亡了。溜冰场，也是青春的一个「尸体」。
拍摄十多年的专题就这么死亡了。实际上，我不单单是对这一批人有情感，更多是对溜冰场这样一个场所的留恋。这里面有我的影子，有我消磨的大量时间，有投入的情感。我记得拆除的那天，天上乌云特别大，好像有一个眼睛在瞪着我，我感觉自己也被掏空了。
我一直在宁波生活，本职工作是在港务局，一直做设备维修，原来的岗位要上夜班，有时候四五点上班，干活干到第二天早上七八点。大概七八年前，我换了一个岗位，损失了一点钱，但是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拍摄。我不想虚度时光，在搓麻将或者是打牌上浪费掉精力，还是要做一些自己认为有一点意义的事情。窑工、窑工的小孩子，我拍了十多年，现在没有再拍，因为窑厂已经全部拆光了；《青春》也拍了十多年，溜冰场也被拆了。
我见证这个溜冰场曾经的欣欣向荣，也见证了它的死亡，同时见证了青春的绽放和消亡。随着溜冰场的消失，这样一批打工青年抒发自己情感的地方少了一个，谈恋爱的场所也少了一个。溜冰场拆掉之后，他们也觉得特别难过，好像整个青春就给挖掉了，留给他们的可能是空虚和无奈，一种空对空的方式。
爱情在这个时代也发生了变化。我认识一个工厂里的组长，他手下的员工有七八个女孩，但是他不一定能追求到她们。很多人即便在工厂里面上班，一个月赚四五千，要生存，要吃饭，房租水电很多费用加起来，很多人娶不起老婆的。
这一代的年轻人们通过互联网了解了城市，知道选择很多，不想延续上一代的老路，但新的出路在哪里呢？随着自动化、智能化的普及，流水线上需要的工人越来越少，简单机械的零工越来越少，适合他们的工作越来越少。摆在他们面前的还有学历问题，许多企业每年招聘大学生进厂培养，一个没有学历的普工想要脱颖而出，机会是渺茫的。但他们又已经脱离农民身份，没有故乡可回。这批年轻人的未来在哪里？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我相信这些年轻人会比以前更难。从前溜冰场里那么简单，那么直接和单纯，在真实的工作之外，你能有一个场所去释放能量，人与人之间没有那么多防范。但现在这个社会是通过屏幕运作的，是一个虚拟的世界。我觉得很可惜，但是这样的状态会持续，你是阻止不了的。我有时候感觉挺惆怅的，时代往前走，我们也只能往前走，个体只能在历史发展的洪流中不停地优化自己，让自己活得相对来说不那么累。
从溜冰场开始、又进入出租屋的这组照片，之前的名字叫《骚动的青春》、《漂泊的青春》，最终我命名为《青春》，因为他们不单单是骚动或者漂泊，他们更多代表城市化进程的这个阶段里，这一批年轻人的生活状态。这一代人就在这么动荡不安的过程中，相爱，失恋，失去，得到。这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过程，不断地失去，也在不断地得到。
2018年10月，我去村里拍摄，碰到了一个之前在溜冰场认识的男孩，我去了他的家，他抱着新生女儿，我给他拍了张照片。他和爱人就是在溜冰场认识的。这样能有结果的爱情真的很少，至少他们没有在溜冰场白白相识。现在他们把打工时间错开，轮流在家里带小孩。
照片里，男人低着头，脸贴着女儿。我拍下这张照片，其实有一些担忧。照片的背景是他们的出租屋，什么东西都没有。他们现在可以租到房子，但是很多城中村的房子都在拆迁，以后怎么办？打工三代出生了，她会不会重复父母的生活？
但我还是很喜欢这张照片，小小的孩子裹在红色的被子里，很鲜艳。一种希望的感觉。
2018年10月24日，阿志和他刚出生4个月的女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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