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肛门的人
造口人，是一群特殊的病人。他们的肛门因病变被缝合，肠管被拉出一段缝在腹壁上，肚子上随时挂着造口袋收集粪便。目前中国有150万造口人，每年增长率逾10％，除了生理上的困境，他们也面临严重的心理障碍。
母亲成为造口人后的五年，张焱始终贴身照顾。她见证了好强的母亲如何一点点被摧垮，在生命和尊严之间左右摇摆。作为病患家属，张炎也时常需要在自我的期盼和母亲的意愿之间做取舍。
2016年8月，我妈在电话里告诉我，她每天凌晨三点半都会准时被肚子串气痛醒，一个多小时后自动缓解，有时候大便也不成型，甚至便血，人急速消瘦。我听完觉得不妙，从江苏赶回锦州，带她去医院检查。
几天后，我拿到了妈妈的活检报告，诊断结果是粘液型结肠癌中期，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胡医生告诉我，病情暂时没有扩散风险，但这病发展很快，需要尽快手术。等我反应过来，瞬间产生了一个想法，我请求道：“能否将确诊单上的结肠癌改成结肠瘤？”胡医生叹了口气，没有拒绝。很快，他将假报告打印出来，递给我。
我拿着假报告等电梯，双脚怎么也挪不动，顺着墙滑坐在地上。我想不通。我妈才66岁，她一直坚持锻炼身体，每年做一次体检，状态一直很好。三个月前去拿体检报告时，医生还说她的心脏、肺等器官相当于三十多岁的人。但我们唯独没有做过肠镜，这才是预防结肠癌最关键的手段。
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很高，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但日常生活中很容易被人忽视。世卫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0年新患结直肠癌患者为55万，占新确诊癌症人数的12.2%；女性结直肠癌的死亡人数仅次于肺癌，成为我国女性癌症死亡的第二大原因。
我哭不出来，心一个劲儿地下沉，脑袋却飞快盘算着怎么“应付”我妈。她毕业于沈阳大学历史系，退休前是老师，我11岁时，父亲车祸去世，我妈独自带大我，她严谨认真、独立好强，不是好糊弄的人。回到病房，我妈拿过假报告，仔细地看了一遍，然后舒了一口气，“我就知道没事。”
图 ｜ 年轻时的妈妈
随后，我去找胡医生签手术同意书。他告诉我，“你母亲的肿瘤距离肛门只有9厘米，不知道能不能保住肛门，你提前想好办法，安抚好病人。”
我问胡医生：“如果可以根治，她还能活多久？”胡医生看着我，沉默了一会儿：“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根据我们国家目前的数据，五年的生存率不到50%，如果是中晚期，不足10%。”
三天后，我妈被推进了手术室。手术结束后，医生叫病人家属去看切掉的肿瘤，在一个腰形托盘里，它像一节吸管，21厘米长，无名指粗细。我闻到了一股血腥气，但没有恐惧，那是我妈身体的一部分。
手术后，我妈独立得让人无可奈何。她只在床上躺了三天，就自己动手扯掉了监护设备，下了麻药泵。术后第五天，她赶走了所有护理的人，自己下床活动、洗脚洗脸、倒尿袋和引流袋。
我去探视，她总是赶我走，一方面是怕给我添麻烦，另外一方面是她的自尊心在复苏。我怕惹她生气，每天只去看她一次，偶尔会躲在病房外面，从窗口观察她的一举一动。她经常盯着我买给她的太阳葵，一看就是一上午。
术后恢复得不错，我们决定不做化疗，十五天后，我妈出院了。我跟丈夫商量，辞掉工作，带上儿子回到老家，贴身照顾我妈。见我回来，我妈一开始还挺开心，看到外孙更是亲得不得了。后来又觉得亏欠我，不停和我唠叨，“你最好赶紧回去，夫妻两地分居，很容易出问题。”但我已下定决心，陪在她身边不走了。
图 ｜ 妈妈和我儿子
独自承受真相的我，一刻也不敢放松。她的每一声咳嗽、每一个喷嚏、每一次感冒，都让我胆战心惊。我每天一睁开眼，就先跑到她房间去看看。有一次她在熟睡，我还把手放在她鼻子下面，试了试呼吸。
就这样紧张地过了两年，我妈的病情开始恶化。她排便越来越困难，甚至又开始便血。我陪她做了肠镜，拍了增强CT，发现肿瘤突然爆发式增长，距离上一次复检才四个月，肠道居然只剩下“一线天”，要被堵死了。
这次瞒不住了。我告诉她，第一次诊断书是我伪造的。她没有发火，只是安静地听着，然后说：“我自己的病自己清楚，全身难受又说不出具体问题，一定不是简单的病。”原来，被骗的人一直是我。
直面真相
第二次手术，情况变得更加复杂。手术还是胡大夫操刀，他直言不讳地说，我妈的肛门保不住了，肿瘤已经到了直肠，距离肛门只有3厘米，并伴有淋巴转移，术后需要化疗和免疫治疗。
通常而言，发病区域越靠近肛门，保住肛门的概率就越小。结直肠癌患者在确诊后，85%都属于中晚期，需要在性命和肛门之间二选一。失去肛门后，患者需要做造口手术，再造“人工肛门”，将肠道从腹部拉出，接上粪便袋。我国造口人正以每年逾10万人的数量递增，其中不乏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
我把治疗方案对我妈全盘托出，说到要造口时，她深深看了我一眼，然后缓缓说：“按医生说的治吧”。手术前在家里，我妈曾主动提及造口，她一边剪玫瑰花枝，一边说：“要是肛门保不住，我就不活了。”
图 ｜ 妈妈的诊断书
手术进行了七个半小时，术后我妈的血压过低、心速不稳，被推进观察室，我的心一直提着。我妈身高173CM，手术前体重从120斤掉到90斤，身上的骨头摸起来像刀锋，我真怕她挺不过去。从观察室被推出来后，她的脸呈灰黄色，有些浮肿，颧骨突出，和平时判若两人。
这一次，肠子被割下15厘米，癌的样子非常直观地暴露在我面前，灰色，形状像无数小石头粘合在一起，是用手术刀都割不动的硬度，我当时很想把这块石头碾碎、分解、烧成灰。
胡医生拍拍我的肩膀，示意我跟他去办公室，他拿出一张白纸，一边画一边讲解：“我从原来的切口打开腹腔，切掉病变部位，缝合肛门，之后造口……”
我问：“造口是临时的，还是永久的？”胡医生不解：“你是说以后还想做还纳术？（把肠子再放回肠道）”我迟疑了：“我想保证她的生活质量……”胡医生盯着我，一字一顿地说：“是永久的，没有什么比命更重要。”
术后三天不能吃东西，只能靠输液。五天后，终于可以喝稀粥了。进食之后，更艰难的挑战来了——更换造口袋。造口袋是透明的袋子，固定在患者肚子上用来装粪便。
第一次换造口袋，由护理师亲自指导，我配合着操作。这是我第一次认真观察我妈的肚子，在她腹部正中间，有一条10厘米的缝合线，刀口左侧5厘米左右，就是造口，像一截红肿的香肠，上面还有血丝，清晰可见肠壁的纹路。伤口让人很震撼，你无法想象体内的器官裸露在身体外面，那不仅仅是一个伤口，而是生命的苟延残喘。我妈始终很配合，只是提前要了一条毛巾，挡住自己的脸。
我咬着牙，攥紧双手，在护理师的指导下一步步操作。护理手法要特别轻柔，稍不注意就可能导致造口周围的皮肤发红、肿胀、溃烂，后续治疗会很麻烦。操作结束后，我的衣服湿透了，像打了一场仗。
造口只是一个出口，并不能随意控制排泄，需要患者一直佩戴造口袋。拖着随时可能发生渗漏的粪便袋子，有时还需要他人帮忙完成护理，造口病人的心理负担不言而喻。有调查显示，90％的造口病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无法接受残缺的自己，或是与他人共处，对年轻人来说，婚姻生活更是无法想象。
我妈的病房里住着三个病友，有人更换造口袋时，会通知其他人：“我们要出货啦！”另外两家病人和亲属就会回避。拉上的帘子可以藏住伤口，却藏不住排泄物的味道。同住一个病房的人，仿佛有了一层“人造血缘”，内心互认是“生死之交”，家属会毫不介意地帮忙护理其他病人。造口袋是透明的，方便医生检查肠道和粪便情况，这让患者的自尊心无处躲藏。为了让造口袋不那么透明，我买来好看的中国结贴纸，贴在每个人的袋子上。
图 ｜ 医院的穿刺处
25天后，我妈出院了。回到家，她很少说话，很少吃东西，也很少出门。她总是避免去公共场合，担心别人闻到自己身上的气味，出门前会喷很多香水，穿活性炭内衣。站在街上闻到污水的味道，她会立刻紧张地怀疑自己，不自觉地用双手护住腹部。
在家里，她拒绝我帮她换袋子，不让我帮她洗澡，甚至不让我靠近她。她在洗手间准备了一辆四轮小车，把必需品都放在上面，又做了一个罩子遮起来。每次处理完造口袋之后，她会马上回到自己的房间，把房门锁上。
我只能尊重她的选择，有事就发微信跟她沟通。偶尔儿子成了传声筒，在两个房间跑来跑去，门开开合合的声音，像我开开合合的心。
一般情况下，造口袋清洁之后可以用4到7天，可我妈受不了有一点点污秽，她一天去十几次洗手间，频繁更换造口袋。这导致她皮肤过敏，腹部长出一片片红斑，痒到恨不得抓破皮肤，我只能去医院开了激素软膏，放到她的专用车上。
有时候，她在洗手间待得太久，我在外面捶门，看到她捂着肚子、蜷着身体出来，我觉得自己特别没用，什么也帮不了她。有时候，她在洗手间里低声抽泣，我在外面默默流泪。确诊癌症时她没有哭，手术前她没有哭，药物反应剧烈时她没有哭，可是换袋子的时候，她哭了。
失控的治疗
第二次手术之后，我妈发生了一些变化。
她以前从来不化妆，穿衣服也多是素色。但这次出院后，她买了很多颜色鲜艳的衣服，大红或大粉，还让我帮她买化妆品，开始学习妆发。她囤了很多香水，喷在洗好的衣服上，还买了大束的香水百合摆在房间里。每次去做化疗前，她会认真地打扮自己，好像努力想哄自己开心。看到她这样，我反倒会有一些担心，总觉得她是在掩饰内心的沮丧。
我们把化疗的那栋楼叫做“癌楼”。癌楼有五层，就在医院气派的门诊大楼后面。在这里，我生平第一次看见我妈跟人吵架。
我妈是敏感体质，化疗过程中经常出现不良反应，发烧、呕吐、拉肚子。注射化疗药之后，人的心脏和肝脏马上就有反应，会觉得心烦气躁。健康的人无法理解生病的人，很容易缺失应有的体谅。
我妈的对床，是位75岁的奶奶，从外地来的晚期肺癌患者，她家来了很多亲戚，他们围坐在病床边聊天、嗑瓜子，甚至有人对着手机录起了歌。我妈皱着眉头，不停地翻身，正是不耐烦的时候，听到一位男性对那位奶奶说：“就您这身子骨，再活上两年没问题。”我妈突然“腾”地一下从床上坐起来，声嘶力竭地喊：“老太太会比你长寿，你才活两年呢，一个大老爷们，说话不走脑。”
那个被骂的男人暴跳如雷，扑过来要掐我妈的脖子，没等我反应过来，我妈抓起手边的暖手袋向那人砸过去，这一下用力过猛，造口袋漏了。这场崩漏，让病房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捂住了鼻子，包括那个男人。我赶紧拿出新造口袋来换，化疗病房没有遮挡帘，我妈裸露着肚子，躺在床上，瞪着所有人，没有避讳，没有畏惧。
出院回家后，我妈的活力大不如从前。她变得异常敏感，不喜欢灯光，经常关着灯待在房间；讨厌一切声音，我打电话都要躲开她。“我可能坚持不完所有疗程”，好几次她这样对我说。
图 ｜ 妈妈和儿子的背影
有一晚，凌晨一点多，我听到客厅里有微弱的声音，持续了半个小时 。我起身，轻轻打开卧室门，眼前的一切令人触目惊心。
客厅北墙上写满了红色的字。我妈站在椅子上，左手端着墨盘，右手拿着毛笔，身上穿着她最喜欢的那条紫色长裙。距离她头顶一米远的地方是吊灯，上面悬着一根绑好的绳子。我呆在原地没敢动，脑袋一片轰鸣，像是陷在一场噩梦里。
我妈转过头，我看到她化了妆，眼睛哭得有些红肿，她站在那里，对我说：“其实我还没下定决心。”我在心里大喊：“妈，我多想救你，我想让你永远健康。”身体却传递出一种很深的无力感，我觉得很累，特别想躺在地上。我一句话没说，走过去慢慢把她扶下来。她嘱咐我：“先用布把墙挡起来吧，别吓着孩子。”
事情过去后，我们两人都非常默契地不再提及。我把墙重新刷了一遍，还挂了一幅画。这段记忆后来变得很模糊，我几乎不记得遗书的内容了，它成了我心里不可触碰的地方。
我托人开了一些抗抑郁的药物，我妈服用之后开始嗜睡，反应也变得很慢，但再没有提过自杀。我以为她正渐渐好转，直到有一次打扫房间时，我从她枕头里抖出几十粒药，红红绿绿撒了一床。她把所有药都停了。她向我解释：“不用担心，我没想别的，每天吃药都饱了，搞得没有胃口，就想停一段时间。”
抗癌药一旦停了就不能再吃了，只能扔进马桶冲掉。我第一次觉得，活着怎么这么难呢？守护一条残缺的生命更难。照顾我妈的这段时间，我的体力、精力和耐力消耗得很严重，常常感到撑不下去。我像一只不停旋转的陀螺，每天重复一样的生活，努力、认真，却看不到希望。
母女对峙
停药后，我想带妈妈去做免疫治疗，联合靶向用药。我打听到杭州新出了一种抗癌药，据说反应小，效果很好。试药之前需要做身体指标检查，注射一种混合葡萄糖溶液，然后进行扫描，看看有没有远端转移。这次我妈表现出了强烈的抗拒。
“我不去，我不想像小白鼠一样活着，我想像个人！”
“可你至少要先活下去呀！”我坚持。
“我是为自己而活，不是为了成全你。”
“不行，必须去，我已经联系好了医生。”
毫无征兆地，我妈突然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吓得我手足无措。疾病让这个骄傲的女人心力交瘁，她的承受力已经到头了。我也跪在地上，努力想把她扶起来，可她还是瘫坐着，哭着说：“求求你，放过我吧！我不想治了，每天只知道吃喝、还不能控制拉撒的是动物，不是人！”
我紧紧抱住她，她全身都是骨头，瘦得硌人。我努力安抚她的情绪，等她平静下来，再跟她协商，她同意了。那时我没料到，这不过是她的“缓兵之计”。一周后，她离家出走了。
那天，我出门买孢子粉回来，走到门口，发现两道门都被锁了，心想“坏了”。我平时出门，都只锁里面那道门，外面的门从来不锁。我打开房门，一眼发现放在客厅的红色行李箱不见了。她带走了喜欢的衣服、造口袋、药，还有我们的合影。我慌了。
亲戚们帮忙报了警，印发寻人启事，向本地交通电台求助。我捧着一沓寻人启事，沿着中央大街一直走，也不知道去哪，最后竟然走到医院癌楼的后墙。深冬里，家家户户亮着灯，我缩在墙角，哭到不能自已。“妈，你知不知道，我也讨厌医院，每次来都要提醒自己‘别害怕、别逃跑’。我也不想强迫你，但我更害怕失去你。”
一周后，我妈回来了。我到家时，看见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她告诉我，她去了郊区一家养老院，花100块试住了一周。
在养老院里，她看见一个特别护理室，里面住的都是生病的老人，也有人和她一样是造口病人。有人造口袋破了，护工拿着拖布就把肚子擦了，衣服和床单都不给换。她一打听才知道，自己那点退休金，在这儿只够交住宿费，其余费用只能让我补助。“算了，还是回家吧！”她本想去养老院安安静静地走掉，谁也不拖累，但最终还是退缩了。
我妈说，她想明白了：“人早晚要死，拖着造口袋又怎么样，不如换种活法。” 她问我：“后续治疗妈就不去了，瞎花钱还受罪，我想按自己的想法过日子，你看行吗？”我红着眼睛，点点头。
不曾离开
这次回家以后，我妈不再避讳我，没有力气的时候，她会让我帮忙换造口袋。以前她哪怕弯腰很困难，也不愿意让我帮忙拿东西，更别说换袋子了。
她也不再惧怕出门和社交，开始去老年人活动中心，穿最红的衣服，化最靓的妆，请最帅的男伴跳舞。她还受同学邀请，做了合唱团指挥，每天忙着写乐谱、联系服装。
每次外出时，她都会跟我打报告，交代好今天要去哪、去见谁、几点回家。好像是为了告诉我：你看吧，我有在正常生活哦。
她看起来，好像快乐了很多。但我总觉得，她不过是在表演坚强。与人交谈时，她也会大笑，但那种笑，更像是皮肉的牵动，而不是发自内心。
又这样过了两年。妈妈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后面几乎长住在医院，一直住到腰部以下全肿了，连注射液都输不进去了，脑子也渐渐地糊涂了。
那天，她突然来了精神，人清醒了很多，说话声音也大了，吵着要回家。我意识到，这一天可能来了。我把她带回家，亲戚们都来了，她跟每个人都聊了几句。聊累了，她躺在床上，明明白白地安排了身后事，走之前要穿什么衣服、戴什么首饰，我都一一照做。
亲戚们走后，我和儿子守在她的床边，拉着她的手，互相静静地看着。她不让我离开，哪怕只是起身接一杯水，她也会大叫我的名字。当天凌晨三点半，我妈很平静地走了。
一个月后，我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了她留给我的遗书。走之前，她完全没提过还有遗书。她是等着我去发现吗？如果没发现也就罢了？我已不得而知。
图 ｜ 妈妈留下的遗书
妈妈走后大半年，我一直留在老家，我需要时间来过渡，或许等儿子念完小学再回江苏。我总觉得，妈妈还没有走。有时候我买菜回来，会脱口而出：“妈，我回来了”。
- END -
（实习生古一扬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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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过或经历过的最神奇的工伤是什么？
每个行业都有常见的工伤，毕竟行走江湖，难免磕磕碰碰。
常年与机器打交道的工人就不说了，就连坐办公室都容易把腰做坏。
但是有些「工伤」的神奇程度可以说「百年难遇」，不信让知乎答主带你看看。
左叶事件始末
左叶事件现场照片
1957年，正逢提倡大鸣大放的时候，发生过一个轰动全国的“左叶事件”。现在回头去看，怎么都是一个普通的新闻事件。但就因为它发生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因为特殊的背景，而发酵成为全国性的事件，不少人因此深陷其中，甚至含冤而死，几十年后又才平反改正。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那年4月1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由刘少奇陪同，在北京参观首届全国农业展览会。当天观众达数千人，获准进场的文字、摄影记者和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工作人员也有60多人。当场内观众意外发现刘少奇和伏罗希洛夫也来到展厅参观，顿时群情激动，热烈鼓掌，纷纷围上前来，很快便形成了间隔一米的人墙。见此情景，记者、摄影师们也都争先恐后，纷纷抢占有利位置。一时间现场出现了拥挤现象，秩序有点失控。
当时，在现场担任向导，并负责维持秩序的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不免感到紧张。恰好在这个时候，摄影师韩德福看见他挡在前面，随手拉了他一下，要他让开以便拍照。精神高度紧张的左叶当即发火，问道：你要干什么？韩德福说：我要干工作！左叶想也没想，脱口而出说道：是你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再挤就让你们滚出去！
原本，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双方协调一下，左叶检讨一下自己的粗暴，记者和摄影师们也体谅一下他的处境，反思自己在采访活动中应当遵守的秩序。事情就过去了，说不定双方还能成为朋友，遇到类似的场景，还能相互配合。
然而遗憾的是，事情却往另外一个方向，不受控制地走了下去。
先是记者洪克，写了一篇题为《部长助理与摄影师》的小品文，刊发在5月7日《中国青年报》的第三版上。洪克是《中国青年报》美术部下属的摄影组组长，28岁。是现场的目击者。
他在文章中说，当时采访的记者很多，秩序比较乱，而身材矮胖的左叶，却总是站在刘少奇和伏氏身前，多次挡住了摄影镜头。这让摄影师和摄影记者十分头痛。所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韩德福实在没办法了，便走过去轻轻拉了那位同志一下说：“同志，请你让开一点！”在一般情况下，摄影师遇到的回答是“好”，人也马上避开。
但这次韩德福所得到的回答却是任何人也想不到的。那位同志扭过头来理直气壮地说：“怎么！你重要还是我重要！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他那眼睛睁得大大的，十分吓人，韩德福一时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只得走开了。
洪克认为这是骂了所有在场的记者，因为他的口气是“你们”。
接着，外交部新闻司的一位同志来了，他朝洪克和《北京日报》的摄影记者说：“你们别挤了，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洪克见他盛气凌人，忍不住说：“同志，你说什么都好，可是骂人不好吧！”
那人回答说：“这不是我骂的！是我传达别人的。”
洪克后来打听清楚了，原来那位骂人的人是农业部的部长助理左叶。
文章发表前，为谨慎起见，《中国青年报》将文章小样由专人送到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手中，征询意见，又给农业部负责处理此事的相关人员打电话，让左叶看看小样，并陈述自己意见。与此同时，报社也将小样分送给当时在场而又目击此事的新闻界同行《人民日报》摄影记者高粮、《北京日报》摄影记者王一波及韩德福三人。
韩德福认为，除了韩德福拉了拉左叶的胳膊被写成拍了拍左叶的肩这个细节外，文章所述完全符合事实。高粮和王一波也认为文章所写情况与事实吻合，并要求这篇文章一定要见报。
刘瑞龙和农业部相关人员认为文章小样的事实与精神都与他们掌握的材料有出人，建议暂不发表，中宣部出版处副处长王谟要求编辑部把事实搞清楚，发不发表由编辑部决定。左叶认为他没有骂人，但对《中国青年报》特地向本人核实情况这种态度表示感谢。
鉴于这种情况，《中国青年报》编辑部经协商后决定发表，但删去了一些尖锐的字句。文章最终发表在5月7日第3版的“辣椒”副刊上，“辣椒”是专门登载批评性文章的栏目。文章虽然被框上了花边，但文章内容没有提及左叶的真实姓名，还取消了配合文章的漫画，这表明《中国青年报》已经做了弱化处理，是有所保留地将这件事公布于众。
即便如此，文章一经发出，当天编辑部就接到了许多读者的来信和电话，对这种限制记者活动和歧视新闻工作者的现象表示了义愤。
洪克的《部长助理和摄影师》发表后，引起连锁反应。5月8日《文汇报》发文《新闻记者的苦恼》和《尊重新闻工作者》。5月9日，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召开新闻工作座谈会，讨论“左叶事件”，《工人日报》发文《辛苦了和滚出去》，比较周恩来与左叶之间对待新闻工作者的巨大差距。5月10日，《人民日报》三连发，包括杂文《要学会尊重人》、讽刺诗《官僚架子滚开》和漫画《丢掉官架子》。5月11白，首都各界新闻单位的记者在《北京日报》编辑部就记者在采访中遇到的人为障碍举行座谈会，新华社也发表对此事件的通稿。随后《大公报》《解放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也参与进来，上海、重庆、沈阳、广州、四川等地相继召开座谈会，很快形成了一场全国新闻系统的大讨论。
就在舆论呈现一边倒的趋势下，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这不同声音的文章同样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文章认为，在场的某些摄影记者和摄影师，为了摄取精彩的镜头，不惜把展览会上珍贵的统计表挤掉，把陈列品搞乱，争相拍摄，造成拥挤和紊乱的局面，个别同志甚至还站到展览品上去拍摄。其中一位记者竟以蛙泳的姿势，从少奇同志和另一位负责同志的缝隙中挤进去。象这样为了达到自己采访的目的，竟不惜采用一些粗鲁的办法的例子是很多的，会使任何人感到头痛和愤慨！洪克同志只是孤立地批评了部长助理的缺点，却没有更全面地客观分析当时的情况，这不能不在读者中造成一种片面的印象。这篇文章为张志刚所写，题目是《互相协助，彼此支持，让我国的新闻事业更加欣欣向荣——对“部长助理和摄影师”一文的意见》，发表在《中国青年报》1957年5月21日第4版上。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仍停留在双方各抒己见的层面上，并未互扣帽子。
但事情到了1957年7月13日，中国记协召集了一次专门座谈会，对“左叶事件”进行对证、核实。会议由协会会长邓拓主持，到会的有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左叶及农业部其他工作人员，5位农业展览会工作人员及外交部新闻司蔡再杜、中宣部新闻出版处王谟。媒体方面有《人民日报》袁水拍、高粮，《工人口报》王源，《北京日报》周游、王一波，《中国青年报》吴一铿、洪克，《文汇报》姚芳藻等二十余人。当事人韩德福及其同事刘玉波因公出差，事后补写了书面材料。
会议的结果在1957年8月14日对外公布，当天《人民日报》第一版，以“新华社13日讯”为电头，发表文章《新闻工作者协会调查证明：左叶事件报道失实——揭穿了右派分子恶意夸张煽起反动火焰的阴谋，本报和许多报纸检讨了在处理这一事件中的错误》。
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在会指出，以前各报的报道与事实有很大出入，应该调查清楚。……在座谈会上，左叶声明，他没有像报上所说的那样骂过记者。他宣读了他的书面检讨。他说他当天是负责为参观农业展览会的外宾带路和维持秩序的，精神比较紧张。当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师韩德福要把他拉开的时候，他曾说：“你怎么这样态度，你这个态度对吗？你是干什么的？”韩德福说：“我是干工作的！”左叶就说：“你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他检讨自己当时态度急躁，说话的口气也不妥当。但是他声明确实没有说“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这句话。
农业部对外联络局局长席凤洲，人事司副司长李兴，和农展会工作人员崔力群、瞿宁康、叶超麟都说，他们当时在场，看到左叶精神紧张、态度急躁是事实，并且听他说过“你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但没有听到他骂记者，也没有听说“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这样的话。
外交部新闻司的蔡再杜说，他就是报纸上所指的新闻司的一个工作人员，但是他并没有说“传达别人命令”的话，他当时还不知道左叶是谁。
当事人韩德福在书面材料中说，他那天要拉开左叶的时候，他的胶片已经拍完，他之所以去拉，是因为另一摄影师刘云波正在工作，手中的摄影机距离左叶的头部只有半公尺，一方面左叶挡住了镜头，一方面如不拉开他，他的头就要碰到机器上了。韩德福说，左叶被拉后很生气，一回头就说：“你怎么拉人？”韩说：“不拉你，机器就要碰到你的头了。”左气愤地说：“你重要还是我重要！”接着又说了一句什么话，韩说：“当时我听得不太清楚。”
《人民日报》的文章，与《中国青年报》的“左叶事件”，在三个地方有很大不同。一是农业部相关人员证实，左叶说的是“你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而不是“你重要还是我重要！”措词上突出了工作性质，而淡化了个人色彩。同时也否认了左叶骂记者滚出去的话。二是韩德福在书面材料中，对左叶是否说了“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的这句话不能确认。三是为“左叶事件”定性：“这件事是被新闻界右派分子加以夸大渲染，借以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进攻的一个导火线”。
这个性质就严重了。此前中国记协在5月中旬也进行过集中讨论，却没有详细调查，也没有给予定性。但时间进入8月，反右已经开始，各大报纸都在深刻检讨，一场对证核实会就变成了一边倒的“检讨会”。而且原本7月13日已经完成的调查，却拖到8月14日才对外公布，整整迟了一个月，其中缘由不得而知。
多年后，学者韩伟峰就中国记协版的“左叶事件”分析说，就内容而言，有两点值得怀疑。一是韩德福对左叶是否说了“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前后矛盾；二是外交部新闻司的蔡再杜说他不认识左叶。据左叶回忆，是上面点名让他负责接待和保卫工作的，他与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通过电话，商量过工作，蔡再杜说他不认识左叶的可能性非常小。
事情之所以完全逆转，是背景使然。一位“理论权威”发话说：“这是右派利用左叶事件向党的新闻事业发动进攻。”很快，各地召开的新闻工作者鸣放座谈会迅速转向，各类大帽子铺天盖地而来。
各省市的新闻界都把“左叶事件”定性为“右派分子凭空捏造”、“右派分子发动的猖狂进攻”。凡是在报刊上写过报道、小品、诗文，画过漫画，或在鸣放座谈会上发表过议论，提出过意见的编辑、记者，乃至有关主管，无不受到牵连，反复追究，轮番批判。许多人被划人另册。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小品文《部长助理与摄影师》的摄影记者洪克，和编发此稿的文艺部主任昊铿，双双被划为右派，后者还因此含冤去世。据不完全统计，当年全国各省、市有81家报刊的负责人，由于卷人“左叶事件”而被撤职，其中被打成右派者多达千人，受批判的就更是说不清了。
一个原本普通的“左叶事件”，如果处理好了，不但可以促使各方反思，还能改善新闻媒体与各级部门的关系，结果却因权力的介入而走向反面。这是很值得深思的。
参考资料：
高粮《关于“左叶事件”》
韩伟峰《回顾左叶事件》
百度百科《左叶事件》
2022-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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