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催婚了，95后都开始离婚了
寻找真正的爱情，从离婚开始。
撰文 | 武冰聪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刚过完22岁生日，李子明兴冲冲地带着女友去民政局登记。
两年前，他独自一人从山东到成都创业，是女友给了他最初的温暖。他觉得能碰上这么一位善解人意的姑娘是自己的幸运。没什么可犹豫的，她就是那个能和他携手余生的伴侣。
但没想到，等待他的却是一场惊吓。
工作人员从女方材料中拽出一张暗红色的小证。李子明凑上前一看，上面写着，“离婚证”。
交往两年的女友隐瞒了一段婚史。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李子明当场蒙了。
他无法忍受欺骗，女方退还了彩礼，二人分手。
领证前，他们已在村里大摆婚宴。在当地人眼里，二人已是夫妻。李子明也没详细解释，只说了句“离?了”。
据新华社主办的《半月谈》，多地数据显示，“90后”正成为离婚群体的主力。在河南郑州，“90后”离婚数量已占到全市总离婚人数的两成以上。在湖北十堰，在2019年离婚的夫妻中，35岁以下的占比高达45%，男女最小年龄分别为22岁、21岁。山西洪洞县民政局负责人也发现，离婚人群呈现年轻化的特点。
三十而立，成了三十而离。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网红爱情课”主讲人梁永安认为，“年轻人离婚并不是轻率之举，这甚至可以理解为建立新时代爱情模板时的开创性探索。”
“中国社会正经历情感重建、观念重建、思想重建，年轻人正在建立全新的爱情参照系。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对离婚的包容度也在提高。”
坊间调侃，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从某种角度说，离婚也是重获新生。结婚见证了爱情，离婚则让人看清自我。
01
催婚之下
“我也不想当单亲妈妈，但我不想忍了。” 河南商丘的教师周安安说。她一个人带着三岁的女儿，每个月拿着800元抚养费。
当年，在父母的催婚下，26岁的周安安踏上相亲之路。连续相了十多个都没成。眼看距离30大关只剩不到一年，周安安备感心累。因为焦虑，她曾在半夜蒙着被子大哭。
7月，一名“95后”女孩甚至因父母催婚，焦虑过度，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情况。此事还上了微博热搜，引来众多年轻人诉苦。“父母别催了，这事儿急不来，还容易催出事故。”
对于婚姻，周安安本人其实并不着急，但在父母密集的催促下，她也乱了阵脚。
直到遇到嘴甜的前夫，她终于觉得自己坠入爱河，“大龄剩女终于熬出来了”。周安安也曾疑惑，这个认识不到一年的人是否可靠？但她还是被前夫哄着，30岁领证结婚，完成父母多年催促的任务。
随着相处时间的增加，在前夫多次的欺骗和要钱后，她发现，丈夫网贷，早已负债累累。“他嘴上说16万，后来总有催债电话，我才知道是100多万。”
一时间，自己的亲密爱人，变得像个陌生人。
从孕期得知丈夫负债，周安安一直纠结要不要离婚，她希望给女儿一个健全的家。让她决心离婚的导火索，是一场家暴。
凌晨三四点，一岁四个月的女儿闹夜，周安安忙着哄孩子，丈夫却因为不能睡觉而烦躁，争吵爆发了。“他把我推倒，掐脖子，撞我的头。”
周安安力气比不过丈夫，又气又怕，天一亮立刻抱着女儿搬走。对方没有挽回。当初催婚的父母，也支持女儿离婚。
32岁，周安安告别了这段维持了两年三个月的婚姻，恢复单身。
《离婚纠纷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显示，在全国离婚纠纷一审审结案件中，婚后2年至7年为婚姻破裂的高发期。2022版《中国婚姻家庭报告》显示，我国结婚率从2013年的9.9%，逐年下降至2020年的5.8%；离婚率却从2000年的0.96%，上升到2020年的3.1%。
“在离婚的统计数字之下，个案是千差万别的。”梁永安说。他认为，部分离婚案例代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
“从五四运动开始，社会上倡导结婚自由。随着新中国建立，《婚姻法》进一步给予了人民离婚的自由。从‘宁拆一座庙，不破一桩婚’的时代走来，更多年轻人在婚姻大事上拥有了自主选择权。”
有结婚和离婚的自由和权利，意味着年轻人也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02
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
在微博拥有百万粉丝的离婚诉讼律师梁聪，每年都要在全国各地打近百场离婚官司。他觉得，从离婚理由来看，上一辈和年轻人之间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上一代人离婚，大多涉及出轨等实质性问题。多由男方提出离婚诉求。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与社会地位提高，年轻人离婚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
梁聪发现，不少年轻客户在陈述离婚理由时都提到，“伴侣沉迷游戏，拒绝分担家务”。即使没有“原则性问题”，鸡毛蒜皮的小事堆积起来，也能成为压垮婚姻的稻草。
时代发展与性别平权，影响着年轻人的婚姻选择。梁聪说，过去的女性即使在家庭氛围中觉得压抑和痛苦，但受到传统观念的压制，大多不会主动提出离婚。毕竟当时的女性很难在社会上谋得一份稳定的工作，难以实现经济独立。
“但现在的社会不一样了，越来越少的女性愿意和一个既不参与家庭事务，也提供不了情绪价值的人将就下去。”
在离婚前，“丧偶式育儿”就已经是周安安的生活模式。前夫不愿留在本地找工作，一心想去外地创业，周安安自己承担产检和哺乳期的花销，一个人应付家庭生活的烦恼。
离婚后，周安安申请破格把两岁多的女儿带到学校的幼儿园临时托管，自己没课的时候再抱回来照?顾。
父母身体不好，日常独自带娃。周安安有过数不清的崩溃时刻。孩子感染轮状病毒，腹泻呕吐加发烧，晚上八九点，她一个人抱着孩子看急诊。
身处小城市，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周安安难免听到亲友和邻居的议论，但她对自己的选择不后悔。
她想着，“再攒点钱，买套房，或者趁着学校放暑假，带女儿去云南旅居”。这些曾经指望两个人实现的，她一个人也可以。
03
没经历过真正的爱情
2021年，高分综艺《再见爱人》把离婚话题搬上了台面。在一场18天的房车旅行中，三对处于感情危机中的夫妻用纪实的方式，分享婚姻和离婚的故事。
综艺导演在面试嘉宾时发现，“很多男性都觉得婚姻没有问题，女性却都很清楚问题在哪里”。
刚满30岁的广州人向光明对这个说法不太服气。作为三十而离，闪婚闪离的典型，向光明很清楚自己的婚姻出现了什么问题。
小到孕妇吃的鱼片粥该不该加青菜，大到与亲戚的相处方式，他和前妻总能吵起来，连带着双方父母也进入“交战区”。两人存在着从生活方式到三观上的各种不合。
从2020年7月领证，到2022年5月离婚，这段婚姻持续了不到两年。二人请律师拟协议，经历了一个月的离婚冷静期，还是离了。
“上大学前不许早恋，大学毕业赶紧结婚生娃”是网友对父母催婚催生的调侃。到了适婚年龄的向光明，为了成为社会中“正常的大多数”，给父母一个交代，走上相亲之路。
28岁时，他在深圳做程序员，周末回广州看爸妈，顺便相亲。阿姨介绍的女孩各方面条件都很好，但二人相处时间太短了，从认识到结婚一共七个月，只有周末见面，根本来不及磨合生活习惯，就在长辈撮合下步入了婚姻。
梁永安认为，相亲闪婚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爱情”。
“在一段爱情中，从初见，到爱上，其中包含着难以量化的情感。这份情感决定着面对压力时，人能为对方考虑多少。谈恋爱都是半路出家，对于一个人的了解也是碎片化的，因为心里一喜结了婚，也很可能在遇到困境时，快速被绝望情绪打败，选择离婚。”
困境击碎了向光明的婚姻。妻子孕期因病手术住院，向光明请不下假来，一边上班一边陪床。他熬着大夜，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帮术后的妻子翻身、喂水，向光明的一声长叹让妻子顿时崩溃。
孕期手术，妻子经历着身心双重煎熬，丈夫一声不耐烦的叹气，让她所有委屈和恐惧涌上心头，情绪大爆发。回忆当时的场景，向光明也有点后悔：“当时如果我能更耐心点就好了。”
来不及等到孩子出生，二人就带着律师奔赴民政?局。
当年撮合婚事的父母，也劝离不劝和。
“丈母娘公开发朋友圈骂我妈是欺负媳妇的恶婆婆。”向妈妈也劝儿子，过不下去就算了，“和不讲理的家庭不值得磨合”。小夫妻的观念不合，升级为两个家庭的斗争。
梁聪觉得，很多案件中，当事人不乏反思，但很多不触及本质。“当年轻人在不同的对象身上，重复同样的完美的幻想，必定失望而归。”
对于年轻人的离婚现象，梁聪并不悲观。没有眼前的一别两宽，也不会有之后适配婚恋的可能。“理解爱，并不仅是反思自己家务做得多不多，而是需要重新思索新时代下，自己的婚姻与家庭观念，以及需要承担的责任。”
闪离之后，向光明和前妻共同承担育儿责任。二人不存在其他财产分割的矛盾，却在抚养费上经历了几波拉锯战。一般抚养费是按照月收入的20%-30%给付，但前妻要求更多。
律师拟定的协议让二人就抚养费金额达成了一致，然而，气没消的前妻一家却坚持不让向光明看孩子。截至接受本刊采访，前妻预产期已经过了一个月，向光明始终没能打听到孩子是男是女。
04
再出发
28岁，身处小城市，因为担心成为“剩女”，苗苗选择与帅气的相亲对象闪婚。婚前半年的短暂相处，男方给她留下了“片段式的好印象”。
“但领完结婚证，我就感觉自己有点冲动。”
结婚时，苗苗的平均月收入超过两万，前夫领着1800的基本工资，酷爱吃喝玩乐。两个月的蜜月期之后，矛盾显现。男方逐渐开始谎话连篇，甚至强迫苗苗要孩子。在苗苗的坚持下，她做了人流手术，双方维持婚姻关系四个月之后离婚。没有爱情，苗苗不想当“精准扶贫的生育机器”。
“结婚要慢，离婚要快”是网络上热烈讨论的话题。梁聪用“不幸中的万幸”形容年轻人之间的“闪离”。他介绍，离婚律师接案子，先从三个方面了解情况：双方感情出现了什么问题？是否需要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双方的共同财产与债务如何？步入婚姻的时间越短，给当事人带来的财产债务困扰就越小，正所谓及时止损。
梁聪建议，年轻人可以多谈恋爱，别着急结婚。通过恋爱期间的考察与磨合，才能避免对一个人仅有片段式的了解，殊不知所有好印象都可能带着短时伪装的滤镜。
在备受年轻人欢迎的爱情课上，梁永安提到，这是一个单身的黄金时代。随着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日趋完善，独居已经不再是孤单而悲切的事。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一人户家庭已经超过1.25亿户。
“人在焦虑的时候容易做出错误的决定。”苗苗说。如果有机会，她很想打开月光宝盒，告诉四年前那个自己，“努力搞事业，提升自己，发奋赚钱比急着嫁人更可靠”。
在国企工作的苗苗，业余经营自媒体，离婚之后，她养了一只猫。日常追剧、写稿、撸猫，苗苗觉得单身生活也挺充实。“最开心的是因为房子升值后卖出了，加上自媒体运营效果不错，比起四年前刚结婚的时候，我的资产翻了6倍。”
在和前夫分开后，苗苗也谈过恋爱。虽然因性格原因分手了，但她向男友坦诚提及了自己的婚史。苗苗说，自己也无法完全免俗，她仍然渴望婚姻。只是，比起曾经的恨嫁心态，在事业上有成绩的苗苗，寻找爱情时也更从容。
爱情有千百种样态，经营婚姻更是不易。对年轻人来说，离婚并不是人生悲剧，这只是一次试错，他们更愿意称之为寻找自我与爱情的再出发。
*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子明、周安安、向光明、苗苗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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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中国人去云南，挤爆了大理
突如其来的人流，让一些大理本地人崩溃了。“救救我，我一个本地人抢不到早饭。”“打车打不到，买奶茶买不到，我都不敢出去吃饭，生怕排不到，那天去大理古城，差点给我挤沟里。”
文 | 徐晴 曾诗雅
编辑 | 金匝
运营 | 绘萤
一成惊讶地发现，一座城市，竟然可以在短短一周内，从极度冷清变得极度热闹。
7月中旬，为了躲避酷暑，他从杭州来大理休年假。初到大理时，游客不算多，他走在大理街头，能看到一些餐厅还关着门，有民宿门上贴着“转让”两个大字，还有一些干脆不做了，用1000块钱一个月的价格长租出去。
只是一周后，情形就完全颠倒了。那天早晨，他刚从酒店走上大理街头，乌泱泱的人群就把他吓了一跳——独行的游客，挽着手的情侣，带着老人、小孩一起出游的家庭，连举着小旗、吹着哨子、浩浩荡荡的旅行团都久违地出现了。
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在一夜之间冒出来的。走到哪儿，哪儿就在排队，刚踏进餐馆，他被直接告知：“已经排满了，不用等了。”古城的路拥挤得像杭州早高峰的地铁，“谁能想到，过个马路，我能挤出一身汗？”
到了夜里，热闹还没有散开，大理知名景点三月街放起烟花，照亮了密密匝匝的人群。年轻人詹达站在街头，掏出手机对着烟花拍了一会儿，又拉到人群：“全是人！”他忍不住抱怨道。这是他待在大理的第三年，7月23日这天，三月街火把节，他第一次在大理见到了汹涌的人潮。
有人调侃，这个夏天，全中国几乎一半的人去了云南，这其中几乎一半的人去了大理，以至于木木最终选择“逃离”大理，错开高峰。她是一名网文作者，为了采风，在6月中旬来这里旅居一个月。她见证了游客涌向大理的时间，“应该是7月”，暑假和人潮一起到来。
感受最明显的是交通：刚来大理时，木木打车还不需要排队，两分钟内一定会有司机接单；到了7月初，变成了排队几十人；7月15日，已经离开大理的她，收到一位留在大理的朋友的吐槽：“今天打车，排队的有一百多人。”也是在那一天，木木住的那间民宿的老板高兴地宣布，所有的房间全部被订完了。
面对涌来的人潮，丹妮喜忧参半。她之前是一名酒店行业从业者，在2020年和爱人一起来大理，也开了一家民宿，自此就是一段长久的沉寂期。现在，热闹回来了，“从没有在大理看到过这么多人”，但整座城市并没有做足准备。民宿的一位客人，因为打不到车，在民宿里待了快一整天，下午四点才步行去附近逛了逛。还有的客人出去玩回不来，实在没办法，丹妮只能让爱人开车帮忙接回来。她还眼看着周围的民宿价格飞涨，几十元的涨到几百元，400元的涨到1600元，1000元的涨到4000多元。
江苏人朱哲2021年来大理“抄底”民宿，签了12年的合同，前三年的年租金都是7万元，这个价格，是疫情前的一半。就在这个月，他突然陷入忙碌，14间客房全部被订满，“干洗公司来收毛巾，完全收不过来，打扫房间的阿姨档期也排满了，老板们撸起袖子开始自己干”。客人太多了，他加了一个客栈老板的微信群，直到夜里12点，还有人在群里帮客人找住的地方。
5月份，大理最冷清的时候，丹妮的爱人曾经劝另一位朋友“抄底”，来大理投资民宿，朋友磨蹭了两个月，没有买，现在“肠子都悔青了”。还有一家民宿5月份装修，本来可以7月装完，也是步调慢了一些，现在还没有开业，那位老板感慨，有些钱就不该自己去赚。
除去古城一带的民宿，大理人最多的地方，就是苍山洱海，而苍山洱海，最近也变成了“人山人海”。
一成听在苍山景区做志愿者的朋友说起，景区会统计游客数量，最近，游客从每天一百人飙升到了一万人，索道外面排起好几百米的长队，上山排队两小时，下山排队一小时。丹妮的爱人有一天路过苍山，发现“两年都没见过的马被牵出来了”，面对数量庞大的游人，它们生疏并疲惫，景区里遍布新鲜的马粪，不远处，长长的队伍忍着臭味，仍然在排队。
7月下旬，全职摄影师蔓蔓最常去的地方，就是洱海的龙龛码头，一到附近，眼前全是提着白婚纱的新人，从清晨到晚上，总有人在这里取景拍照，早上拍日出，天黑了放烟花，码头没有闲着的时候。
洱海边上还有一个著名的打卡地，大家称之为“S弯”，弯道左边是洱海，右边有一座白色的房子，游客站过去拍照，有一种小清新、日系的氛围。这些天，弯道上永远站满了人，蔓蔓吐槽：“全是人，找不到弯在哪儿。”在社交平台上搜索“S弯”，点赞最高的帖子是：如何把弯道背景上的其他游客抠掉。
突如其来的人流，也让一些大理本地人也崩溃了。“救救我，我一个本地人抢不到早饭。”“打车打不到，买奶茶买不到，我都不敢出去吃饭，生怕排不到，那天去大理古城，差点给我挤沟里”。为了防止拥堵，本地人甚至主动放弃了开车和打车，改骑电动车出门。
时间回到这个夏天，詹达发现，最近已经很难见到那些开民宿的朋友们了。大家都“忙到飞起”，从前他们的朋友圈多是表达emo的心情，现在全换成揽客的话术，并附上温馨提示：“要提前订房哦，晚了就没了。”
大理和云南都在复苏：整个7月，大理预计将接待超600万游客；2022年上半年，云南共接待游客3.59亿人，达到了2019年同期的89.8%。
这份热闹与云南防疫政策变得宽松有直接的关系。自从工信部6月29日公布行程码“摘星”，来云南的游客不需要隔离7天，也没有了复杂的报备手续，3天做2次核酸就可以了。从7月19日起，大理还提供免费核酸，38个免费核酸检测点遍布在城市的不同角落。
另一个原因，是大理的火把节。之前两年因为疫情，大理并没有举办火把节，一年一度的节日变成了三年一度，也显得格外珍贵。詹达已经感受到人们庆祝节日的热情。7月22日晚上，位于野猪林的一家农庄举办了小火把节活动，成群的游客被吸引过来，因为人太多，进村的马路被车辆与人群堵死。组织方没办法，告诉詹达他们，上一拨人离开后，下一拨才能进入。
在这个可能是史上最热的夏天，人们能去的地方是有限的，凉爽且防疫政策宽松的，只有那么几个，以至于“全国一半的人去了新疆，一半的人跑到云南”。一成来之前，杭州热得像个巨型桑拿房，有人买了生鸡蛋，拿回家已经变成了半凝固的“温泉蛋”。但大理气候宜人，全年平均气温在11-22℃之间。来了大理，他才发现，有许多和他口音相似的江浙沪人来避暑，其次是带着保姆出游的家庭，当然，还有孩子来参加各类夏令营。
除了这些原因，去大理的理由本就是数不尽的。比如高性价比，相比新疆，来这里的旅程更短、更便利，相比海南，这里的物价又更低廉；又比如诗意的风景，下关的风，上关的花，苍山的雪和洱海的月。
萦绕在大理空气里的闲适、静谧，足以让来到这里的人们有一场心灵的休憩。几乎每个夜晚，木木都要爬到民宿的屋顶，看头顶上漫天的星空，牛郎星、织女星，还有小熊星座都异常清晰，“我甚至可以看见牛郎星、织女星中间隔的那一道银河”。
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大理还宽容地接纳了那些被工作、分手、疫情或是裁员伤透了心的人们，“安抚”他们的灵魂。
一成在大理时的邻居经历了北京教培行业的震荡，拿到一笔裁员赔偿之后，来大理休整身心。大理一个月1000块的房租、每个月不到3000元的生活成本在最大程度上抚慰了他，他每天跑步，闲逛，焦虑成了一个陌生词汇。
去洱海之前，家住嘉兴的木木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居家隔离生活，日常就是对着墙壁、手机和电脑。她陷在一个信息茧房里，每天充斥着各类消息，让她惶恐不安，但这些情绪在她爬上大理的那个屋顶后都消散了。在大理的那一个月，木木在一家咖啡店给自己办了卡，她时常抱着电脑找到一张舒适的椅子，等思路开阔，就把键盘敲得像骤雨打在横梁木上。
除了短暂驻足的游客，愿意落脚大理的年轻人也回来了。
前纪录片行业从业者唐雪丹，将大理称为“大理福尼亚”，因为“与四季充满阳光、爱和鲜花的加州一样，都是热爱自由与流浪的嬉皮士的圣地”。这是不少文艺青年心之所向的地方，“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人在大理落脚扎根，开客栈的、搞音乐的、做艺术的、旅行的、写书的，或者什么也不干只是随便晃荡的”。
被“大理福尼亚”的气息吸引，总有新鲜的年轻面孔出现在大理，一茬接着一茬。蔓蔓说，上一波文艺青年走了，以留学生为代表的“数字游民”来了。前几个月，一走进咖啡馆，聊天时往外蹦英文的人变多了，经常听到有人说“我之前在德国读书的时候”“之前在美国的时候”，另一个人接话：“哦，我也去过。”
还有那些财务自由、来大理“候鸟式养老”的人。木木住的民宿老板的妈妈，是一位退休的女教师，一年拍了四百多个短视频，记录自己学画画、学扎染、学吉他的日常。丹妮也是如此，她把北京的房子租出去，举家搬到了大理，计划在这里以民宿为依托，度过后半生。
蔓蔓还曾看到一群人，在寺庙附近流浪，白天吃寺庙的免费斋饭，晚上就睡在帐篷里，天气好的时候，他们拿着毛笔蘸水在地上写字，等字迹干透，再写一遍——同样地，大理又重新托起了他们的“无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