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舍得一身剐，才能干政法”。每当看到这句话，我就想起我的师父曹兵。他离开军营后，从检几十年，过许多大案，是一名真正的检察老将。师父曾对我说，每个老检察官都是中国司法制度“活历史”的一部分。年岁长，鬓染霜，他的检察官生涯几经浮沉，身上的制服从豆绿变成淡蓝，见证着检察院的变迁。
1
“当时你们要上哪儿去？”我指着相册中的照片，问师父。那是他收藏的老相册，深蓝色封皮已经破旧，边角磨出灰绒的毛边。
“出现场——”曹兵凑过来，扶起老花镜，端详着那张旧照，“那时候我和老杨还挺年轻。”
“检察官也要出现场？”我疑惑地瞅着照片。照片像是抓拍的，当时师父披着军大衣，跟着当时的同事杨建军正要走出办公室。杨建军身穿豆绿色的旧式制服，红色肩章扣着硕大的检徽。
“对，那时咱们要跟公安一块出现场。”师父解释说，当时他和杨建军都属于“军转干”，被分到检察院的侦查监督处——也就是人们习惯叫的“批捕科”。
“你们这是遇到了什么案子？”
“你以前老要我讲90年代的大案要案，这一次给你碰着了，当时我们确实办了一桩大案。”师傅摘下老花镜，目光移向窗外，“那是1995年的大冬天，那天的天气就跟今天差不多。”
他凝视着那团铅灰色的云，有些出神，仿佛回到了20多年前的场景。
1995年12月底，冬风阴寒。曹兵和杨建军坐着一辆小昌河，跟随公安们的面包车，来到本市北郊的一片农田。下车后，曹兵跟在重案队后面，穿过一圈看热闹的群众，进入案发现场的中心区域。在农田的西南方向，仰卧着一具裸体女尸，变色的皮肤沾着大片污泥，双手被砍去，五官扭曲变形，没有瞑目，像是生前遭受了极大的折磨。
报案人是一位姓黄的农民，他向警方反映称：12月26号清晨，自己正坐在田边喝水，忽然听见妻子一声惨叫，便赶紧循声跑过去，见妻子瘫坐在地里，面色煞白。他顺着妻子的视线低头往下看，手中的搪瓷杯也“哐当”掉到了地里——他们中间横卧着一具无手的裸体女尸，形貌骇人。
老黄说，他吓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一把拉起妻子，像撞了鬼似地奔出农田，甚至都不知道妻子手臂上什么时候还被划出了一道口子。老黄带她去了卫生所，顺便报了警。他对赶来的侦查员说：“警察同志，你们赶快把那个东西弄走，我这块地今年不会好了。”
曹兵跟着侦查员把案发现场检查了几遍，在离女尸20米处发现一对鞋印。警察让老黄过去辨认，老黄抬起自己的脚，说自己从没穿过这种鞋。经过测量，那个鞋印的长度在42码左右，曹兵看着侦查员绘制完现场平面图，又帮忙把女尸被抬上面包车。
师父讲到这里，停下向我解释说，作为检察官，跟着公安出现场、大致了解案情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他们还要参与重案队开的案情研讨会，这才是工作重点。他和杨建军必须全面跟进公安的侦破过程，提供侦查提纲和相关意见。
讲到这里，师父问道:“我考考你，为什么当时要有这些环节？”
“因为要快捕快诉。”
“对。”师父点了点头，“90年代的治安形势很严峻，有些犯罪分子的装备比公安还要精良，社会上经常发生抢劫杀人的恶性案件。上头让公检法三大部门紧密配合，在重案的侦查阶段，检察院就参与进来，与公安协作。那会儿公安的破案压力很大，不比现在。”
“听上去像现在的‘提前介入’。”我说。
“对。”
师父摆了摆手：“我年轻的时候干过侦察兵，很多场面都见过。可老杨不一样，他以前是军区政治部的，专门搞思想工作，哪见过这种场面？我俩第一次出完现场，他回来吃了俩礼拜的素，连根肉丝儿都不敢碰，不信你可以问他——我继续讲下去，刚才才说到一半呢，你别老是打岔——”
2
看完现场，曹兵转头望向杨建军，见他正跟着侦查员在人群中走访。杨建军时任批捕科副科长，平常话不多，心思缜密，他在现场向公安局的侦察员们提了证据收集的意见，待勘查工作全面结束后，合上黑皮笔记本，又与曹兵一起坐上小昌河，跟车火速去了公安局。
当时恶性案件破案压力很大，警队办案讲究速战速决，大队人马抵达局里后便直奔会议室，等曹兵和杨建军进去时，里面已经坐满了人。曹兵随手拉开杨建军身边的椅子，屁股还没坐稳，右肘便给人拽住了：“这是尹队长的专座。”
曹兵反应过来，正想跟对方解释，杨建军急忙按住他的手，暗示他要忍。
“曹兵同志当然能坐！”门口洪亮的声音一出，会议室立时没了动静。说话的人剃着毛寸，皮夹克衬出精壮的身躯，灯光下的脸如刀削般硬朗。曹兵闻声便知，这是重案队队长尹东明来了——他从部队转业到公安局工作后，连破几起大案，升任重案队队长，颇具威望。
尹东明快步走上前，揽住曹兵的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同志叫曹兵，也是我的战友，当初跟我在一个连队。面对新的情况，同志们肯定要有个适应的过程，但是检察院的同志既然已经参与进来，指导我们的侦查取证工作，那我们就是一个集体，不能整天红着脸！”
“尹队”都这样讲了，几个侦察员就主动让出了座位。
尹东明坐定后说，他刚从外地执行抓捕行动返回，收获颇丰，不费一枪一弹，两个盗枪犯就在卧室就擒，还在屋里连缴了一把“五四”，一把“六四”，十来发兵工厂的制式手枪弹，“今天我刚下火车，就听到消息，说市郊发案了。闲话少说，你们讲一讲现场情况”。
侦查员汇报了案情：死者双手被凶手用锐器砍断，双臂均有搏斗伤，左小臂发现一滴血滴，下身赤裸，生前遭受过性侵，阴部有伤痕，是被他人勒颈致机械性窒息死亡，法医初步推算的死亡时间是12月25日，抛尸时间应该在次日凌晨。根据尸检和现场勘查情况，北郊农田并非凶手作案的第一现场，现场提取到的鞋印出自常见的胶底解放鞋，尺寸为42码，右鞋根部磨损严重。此外，还在泥地中有效提取到3枚指纹，其中拇指纹残损，另2枚正常，受害者的衣物材质较为特殊，受到条件限制，无法提取有效证据。
“检察院的同志发表一下意见？”听完汇报，尹东明看向曹兵和杨建军。
杨建军补充道：“刚才那位公安同志讲得很详细，技术科也传来消息，说死者左小臂上的血滴并不是本人的，这表明凶手在搏斗的过程中可能受过伤。接下来，各位侦查取证的范围从案发地辐射到周边，排查附近所有的卫生所和药店——还有那个胶底解放鞋，当前还无法确定这是不是凶手穿的，但是右鞋跟磨损厉害的人，走路应该会有跛足的迹象，所以，在大范围排查的同时，我们建议各位要留心这几个地方，同时案件的调查必须符合法律规定，我们会随时会跟进、监督。”
杨建军讲完，尹东明立即开始部署侦查工作：一是确认尸源，在全市范围发布认尸启事，并委托各公安分局协助查明死者身份；二是对案发地周边进行大范围排摸，要挨家挨户地走访，同时要寻找死者被砍下的两只断手；三是对近期刑满释放人员做重点排查，确保没有遗漏。
依照惯例，这一宗血案以日期来命名，重案队由此成立了“12.26”专案组。此后，市郊发现女尸的消息很快传出，“12.26案”在市民口中被换成了更阴森诡谲的名字——“断手女尸案”，尚未落网的凶手，也有了一个外号：奸杀恶魔。
3
尸源很快就确认了——案发前几日，本地一名中年男子曾来派出所报案，称自己的妻子莫名失踪了。听到“断手女尸案”后，这个男人预感不祥，便赶到公安局想确认一下。尸源组带着男子去了殡仪馆认尸，男子认出那正是自己的妻子。
死者叫姚芳，34岁，1993年跟随丈夫到本地生活，在国营纺织机械厂工作。警员们随即赶赴纺织机械厂，对姚芳的人际关系展开调查。工友们反映，姚芳性格随和，在厂里人缘很好，不太可能和别人结仇。她和丈夫感情很深，丈夫平时常骑着一辆凤凰自行车来接她下班。12月25号那天，丈夫有事去了朋友家，姚芳独自下班，谁也没料到，就在当晚遇到了恶魔，横尸于北郊农田中。
纺织机械厂第二车间的一位女工告诉侦察员，就在姚芳遇害当晚，她曾看到一个穿灰色夹克的男人徘徊在厂门口，形迹可疑，“平常来接女同事下班的男人我大多数都见过，从来没见过这个男的，他看起来很凶，还鬼鬼祟祟的”。
姚芳的家距机械厂3.5公里，回家路上必然会经过一个丁字路口，这条1994年才修好大路上，沿路有几家小吃店和一家修车铺。侦查组兵分几路，逐个店铺问询，但由于店铺毗邻几家大型工厂，工人下班晚高峰正是小吃店最忙碌的时候，老板们都说对那个男人没有印象。
只有修车铺的老板提供了信息：12月25号晚，他手头没活儿，坐在小木凳上发呆，望着街上的人来人往，确实曾有一个穿灰色夹克的男人经过，和走在前面的女人贴得很近，当时他还觉得奇怪，但也没放在心上，“管那么多干什么？”
可惜的是，机械厂女工和修车铺老板都没有记住那个男子的体貌特征，女工只说“个儿不高”，描述很模糊。
问询结束，专案组开了案情分析会。尹东明分析，北郊在地理位置上相对偏僻，去那里要走很多小道儿，而且沿途居民很少，凶手选择在这里抛尸，说明他对这里比较熟悉。离北郊最近的居民区在抛尸现场2公里开外，外来人员居多，所以要马上对居民区做一遍细致的摸排，对所有的出入人员，全部登记造册。
但排查完之后，侦察员们仍旧一无所获。
眨眼就到了1996年元旦，那个穿灰色夹克的男人依然没被找到。侦查员们还在加班加点地调查时，市里又发生了一起抢劫杀人案——凶手入室捅死了一位72岁的独居老人，拿走了屋内现钞和一条金项链。
师父回忆说：“那时候尹东明压力不小，他本来是市局的破案能手，现在两个案子一下都压在了手里。他被领导叫去谈话，回来的时候，我看到他脸色很不好，估计没少挨训。一问才晓得，劫杀案发生以后，老百姓有了一些声音，责怪公安办案不力。这个案子，领导只给了两周限期，如果破不了，就让他自己看着办。”
经过4天的地毯式排查，尹东明带着公安干警在一个菜市场旁的工人宿舍将劫杀案的嫌疑人抓获。那名嫌犯倒很爽快，不遮不掩，竹筒倒豆子，除了这起劫杀案外，还把自己此前偷了一块上海牌手表等案子全部交代了，唯独没有提及“断手女尸”。
反复讯问核查后，尹东明确定，这起劫杀案跟“12.26案”并非同一人所为，“12.26案”的侦破再陷僵局。
抢劫杀人案告破的第二天晚上，曹兵叫家人弄了几个炒菜，带到尹东明办公室。桌上的烟灰缸里插满了烟头，尹东明随便夹了几口菜就放下筷子，低头继续研究着地图。曹兵凑上去看，那张地图上有着数不清的红色勾画。
挂钟响了又响，尹东明很烦闷，丢给曹兵一根烟，两人对坐无言，周围烟雾缭绕。看着战友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曹兵心里也不是滋味，说，这个凶犯难道还插了翅膀不成？排摸力度那么大，怎么就揪不出来？
尹东明枕在椅背上，望着正对面的时钟，在曹兵身后说：“你看这个时针‘滴答滴答’地走，我们晚一分钟抓到人，凶手就可能多害一条人命。”
曹兵用指节敲了敲桌子：“你别乌鸦嘴，这都是丧气话，一点也不像我认识的尹东明。”
但尹东明真的说中了。两周不到，曹兵就又在一个晚上接到尹东明的电话，只有三个字：
“出现场。”
4
去现场的路上，面包车里所有人都沉默着。那个时候，凡是公安请检察院出现场的案子，无一例外都是大案。“12.26案”还像悬剑一般垂吊在每个人的头上，这会儿又撞上一起命案，所有人心里都像两车追尾一样。
尸体是在桥洞下被发现的，桥上是刚修建的公路，一传来汽车疾驶的声音，桥洞下也跟着轰轰隆隆地震。桥洞很暗，只能打着手电在桥洞底下侦查。穿堂风很阴，曹兵觉得“就好像有人用嘴对着你的脖子后边哈冷气，寒毛一根根都能竖起来”。
更让大家不爽的是，离桥不远就是县派出所，在警察的眼皮子底下犯案，凶手就像在挑衅。
桥洞下方躺着一具女尸，和“12.26案”一样，也是赤身裸体，颈部有绳索勒痕，生前遭遇过性侵。只是这具女尸的双手完好，也没有搏斗伤。
“把这个地方的里里外外，全部给我仔仔细细地查一遍，就算是一滴污水，一根头发，一粒灰尘，都不要放过！”尹东明喊了一声，走出来想抽口烟，结果一阵冷风把刚点着的烟头吹灭了。他骂了一声，把半截香烟夹在耳朵上，提着手电返回现场。强光照射下，女尸脸上两个暴突的眼球显得狰狞，只能用“惨状”形容。
桥洞下有个小水坑，积满了污水。水坑边上有一前一后的鞋印，已经干了大半，并不完整。尹东明蹲下来，低头研究着，一名侦查员在洞里嚷：“还是那个解放鞋！”曹兵和杨建军也走过去，和尹东明围在那个侦查员身边，看见桥洞西南侧一片污泥上面留下了一个左脚鞋印——又是42码的胶底解放鞋。尹东明忍不住骂了一声：“是那个*****。”
桥上又有车经过，隆隆的声响就好像是眼前的鞋印发出来的一样，曹兵一阵恍惚，片刻后又清醒过来，透过手电的光，看见每个人神色凝重。围观的群众有人说话很刺耳：“下一次凶手杀人都要扔到公安局大门口了。”尹东明继续环顾现场，只当没听见。
这时，有侦查员在桥洞底下发现了一只鼻烟壶，尹东明看了一眼，叫他带去刑科所。
“桥洞女尸案”在市里也很快就越传越玄乎：有人说那个凶手是走火入魔的气功大师，奸杀女同志是为了采阴补阳，他还会特异功能，可以原地消失；也有人说凶手是鬼变的，一到特定的时间，就窜到人间来害人……
收队后，市公安局局长打了尹东明的BP机，通知重案队全员召开紧急会议。曹兵跟着下了面包车，正要和大家一起上楼，杨建军伸出胳膊挡住他，低声说：“这次局领导没有通知咱们的人，如果贸然闯进去，到时候双方都不方便。”
曹兵驻足，会后跟公安们打听，才明白杨建军话中的深意——这个“紧急会议”只是名称，实际上是内部训话，局长在会上把重案队一顿痛批，撂了不少重话。他对全队说，“12.26案”迟迟未破，老百姓对公安的意见很大，市领导已经高度关注这个案子，全局上下顶的压力越来越大，接下来，由他亲自挂帅，担任案件侦办的总指挥。
局长点了尹东明的名字，当场质问他：“这个队长你还能不能当？！不能当我马上换人！”
尹东明骨子里有血性，面对领导的责难，带头做了检讨，把所有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还下了军令状——如果不亲手抓住那个凶犯，他主动辞职，这身军绿色的衣帽，还有配枪，悉数交还。
重案队副队长看不下去，也站起来带头做了保证，接着所有人跟着应和。局长这才点了点头，说：“重案队在市里是块金字招牌，你们不要被犯人按住了头，更不要砸了这块牌子！”
会后，照尹东明的安排，重案队全队继续留在会议室开案情研讨会。杨建军和曹兵也一起参与了。
这次是杨建军率先发言。他以前在部队搞思想工作，懂政治，更懂人情，局长唱完黑脸，他知道该怎么接着唱下去：“这将近一个月，公安同志们都非常辛苦，加班加点，从‘12.26案’案发后，重案队这层楼的灯从来就没灭过。但是，当前我们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让凶手侥幸躲过侦查。针对这种情况，我和曹兵同志讨论后，来谈谈检察院的意见，公安同志们作为参考，具体实施以徐局长和尹队为主。”
这时，刑科所的人敲开门，向尹东明汇报称：经过指纹比对，那只鼻烟壶上的指纹与“12.26案”现场采集到的指纹相吻合。尹东明派人接过物证袋，叫杨建军继续讲下去。
“我正想说说这个鼻烟壶，大家不要小瞧这个东西，上面的信息可不少，除了有凶手的指纹，还说明了凶手的生活习惯和爱好。这个鼻烟壶也奇怪，壶身画着春宫图，在市面上并不多见。我们市里共有两个旧货市场，还有南郊夜间的‘鬼市’，由于破案任务非常急迫，挨家挨户地问肯定来不及，我建议让技术科把证物拍成照片，贴到市场告示栏，具体交由市场的负责人来落实。”杨建军说。
果然，协查告示发布后，一位旧货摊老板认了出来这只鼻烟壶，主动联系了重案队。老板说，两个星期前，一个穿灰夹克的男人在他这里买走了这个鼻烟壶。当时那男人在他的摊位驻留良久，拇指不停盘玩着这个物件，他看着心烦，问那人到底买不买，那人就瞪了他一眼——就是这么一瞪，让老板记住了男人这副凶相。接着，那人半抢半买，把鼻烟壶塞进了口袋。
老板详细描述了男人的体貌特征：长脸，寸头，单眼皮，细长眼，左眼角有个瓜子样的胎记，高鼻梁，颧骨很高。身高大致在170公分，身材适中，灰色夹克里面穿着白色毛衣。侦查员根据描述，画了一幅素描画像。
然而，侦办工作刚有进展，市里又发案了。
5
1996年1月22号晚上8点，南郊服装厂附近传来一声枪响。有个搬运工骑着三轮车途经此地，听到枪声后，看到一个男人神色慌张地往西面逃窜，本想要追上去，可一想到男人手里可能有枪，没敢。他又往前骑了一段距离，发现荒草地上躺着一具尸体，吓坏了，赶紧跑回工厂办公室报了警。
8点半，正躺在家里沙发上打盹的曹兵听到BP机响，看见了尹东明打给他出现场的通知。因为杨建军的老胃病发作，曹兵就跟科里打了报告，说这次自己单独跟着尹东明出现场。腊月初三的天黑得像蜂窝煤，屋外又下起了小雪。曹兵披了件军大衣，跟妻子打了招呼就往公安局赶。他要尽快跟尹东明汇合，否则等会儿雪下大了，容易破坏现场。
到案发现场后，刑科所的人已经在进行取证。曹兵起初被堵在人群外，听见各种议论的声音，大多数是咒骂，骂人的不止是围观民众，也包括在场所有的公安人员。曹兵走近案发地，才明白过来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现场不血腥，没有太多的血迹，也不复杂，一看就是枪杀案，还有关键证物，一枚黄铜色弹壳……简单概括那个现场，就四句话：一片荒草地，一个小女孩，一颗子弹，一条生命。”
受害者年纪实在太小了——女童的麻花辫上沾着草屑、污泥和雪粒，小圆脸煞白，双目微闭，左胸口有弹创，血浸透了淡绿色的毛衣，她的两个手腕已被电线勒红，下身衣裤被凶手脱去，扔在东南面的荒草上。
“连小孩都要弄。”尹东明蹲在现场附近，看着女童的尸体，咬牙切齿，每句话像从牙缝里蹦出来，拳头快要砸进坚硬的冻土。
全重案队的人打着手电筒，在草地上搜寻弹壳。弹壳很快在现场西南面被发现了，放到物证袋里，递给尹东明和曹兵过目。曹兵借别人的电筒，在透明的物证袋上面照了很久，尹东明听见现场外围有个穿蓝色工服的男人瘫坐在地上痛哭，就走到男人面前蹲下来，询问情况。
男人是女童的父亲，边哭边说，讲话断断续续的。他告诉尹东明：自己在服装厂上班，女儿平常总在南面的工人体育俱乐部玩，孩子很懂事，还给他洗过工服。今晚他跟几个工友打牌，起身要去找女儿的时候，就听见了枪响。
勘查工作持续到晚上11点多，结束后，重案队准备返回，曹兵跟在尹东明后面，感觉到有人拽住了他的衣服，回头一看，是那个女童的父亲。他嗓子已哭哑，像丢了魂，眼神略显呆滞，只对曹兵说：“公安同志，你们到时候得给我一个交代。”
曹兵本想跟他解释，转念一想，“在这个节骨眼儿，说啥都是废话”，就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抓住那个畜生。”
回到办公室，尹东明问曹兵为什么在现场一直在琢磨那枚弹壳。
“这个弹壳有问题。”曹兵沉声道，“在现场的时候，我不方便多说，那样别人会说闲话。现在办公室就我们两个，我给你讲一下那颗弹壳屁股后面的‘猫腻’。”
曹兵说，这枚子弹壳是7.62毫米的“六四”式手枪弹，底部刻有2个数字编码，上面的是厂号，下边的是批次，是兵工厂在制造时留下的标记。但是弹壳底部的撞针痕迹很奇怪，边缘也变形了，不像是被制式手枪发射出来的。以前他和尹东明当兵的时候，用“六四”式手枪打过靶，也在靶场捡过很多弹壳，“这种子弹壳被打出来以后，屁股后边是什么样儿，我记得一清二楚，就像认老朋友一样。可以说，这枚子弹是正规的制式手枪弹，但枪，大概是民间粗制滥造的。”
尹东明点了点头，想起了上个月在外地抓回来的那伙盗枪犯。他决定派几个兄弟重新过去突审，同时委托各分局调取近期的弹药失窃案。他又告诉曹兵，弹壳只是物证之一，刑科所在小女孩的衣服上发现了2枚指纹，正在比对。
很快，指纹检验结果出来了，正是尹东明的宿敌、那个“奸杀恶魔”留下的，弹壳尾端的枪痕也如曹兵所说，是由仿制手枪所击发。
这说明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恶魔有枪了。
6
1月23日早上，曹兵赶到检察院时，杨建军已经坐在办公室翻卷宗了，一见面，就问他案子的情况。讲到昨晚女孩的惨状，曹兵遏制不住怒气，猛捶着桌面，用力地“唉”了一声。
杨建军沉思片刻，对曹兵说：“看来你还得受累跟我跑一趟公安局。‘12.26案’的凶手犯了3个案子，最近这一宗还是枪案，拿到枪，他会越来越猖狂。现在十万火急，一刻都耽误不得，晚一步抓到，就多一个人被害。”
“尹东明要是逮住那个畜生，批捕的时候，我们必须得好好审一审。根据我的判断，这个凶手可能有前科劣迹，说不定还‘余罪藏身’。”
杨建军笑了一声，刚说了句“英雄所见略同”，笑容就突然僵住，五官绞成一团，左手紧捂住肚子。曹兵看在眼里，嘴上却说不出关心的话，知道说话也没用。在政法队伍里，他有两个兄弟，一个是战友尹东明，另一个就是杨建军。兄弟身体抱恙，他得想点办法。
当晚，曹兵命令杨建军“坐着别动”。杨建军不清楚曹兵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接下来的场面让他哭笑不得：曹兵把家里的砂锅端到办公桌上，锅里是他让妻子熬的鸡粥，接着，他又从食堂拿了一副碗筷、小半碗咸菜——他知道杨建军这几日寝食难安，得吃些流食。
次日一早，杨建军回到办公室，瞧见桌上放了一盒胃药。事后他评价说：“老曹就是这样，从不会说什么漂亮话，有时候不声不响，就把事做了。”
杨建军和曹兵去了公安局，与尹东明商讨接下来的方案。经过尹东明的请示，上面下了协查令，让各分局抓紧调查近期发生的枪案，同时对近期的刑满释放人员做了逐步摸排。
几天后，分局传来捷报：1月27号晚8点，侦察员乔装成买枪的顾客，与一个诨名“钉子”的嫌犯在口岸附近接头，当场将其抓获。此后公安又在其家中发现了2把仿“六四”式手枪，其中弹药与“1.22案”的弹壳为同一厂次。
“马上突审！”直觉告诉尹东明，案子的突破口即将显现。
然而，突审“钉子”的过程中，却让重案队碰了钉子。
“钉子”的真名叫毛丁，安徽人，曾因盗窃枪支弹药在监狱服刑。1994年出狱后，毛丁以倒卖仿制枪支为生，他卖的仿“六四”式手枪产自贵州的小作坊，做工粗糙，要价却不菲，在当时平均一把要350元。曹兵后来在重案队那里见过从他那里被缴的枪，“成色差得很，脏兮兮的，枪膛枪管也不行，也就是比普通的射钉枪多装了个‘六四’的外壳”。
毛丁的脾性就像他的外号，说话带刺，还跟公安耍横。审了十几分钟，他说的最多的就是“不记得了”。警方对他做训诫教育，他却发了脾气：“你到底有完没完，问了几遍还要问？”
当时尹东明去省厅开会，重案队有个叫顾成的手下，年轻气盛，跟毛丁吵了几句后，一气之下把毛丁的椅子拽走，罚他蹲在地上，双手抱头。毛丁不从，要从地上站起身，又被顾成按了下去。
“你敢再按一下，老子扒了你这身皮！”毛丁拼命叫嚷着。
顾成被激怒了，对着毛丁的胸口踢了一脚。其他人看到顾成动了手，赶紧冲上去把他拉开。毛丁坐在地上，扯着嗓门高喊，似乎想让整栋楼的人都听见。
此时杨建军和曹兵正巧经过这里，听到突然传来的哀嚎，杨建军快步走过去，直接推开房门，瞥见毛丁仰靠在墙边，公安们回头看到杨建军，动作像是凝固住了。
“这声音是怎么回事？犯人为什么在这个办公室？现在他应该在办案区！”杨建军皱着眉头。
“你是这里的领导吧？你说的话管用吗？”毛丁立刻抓到了机会，“我要向领导反映情况！他们审问我的时候，问不出来就动手打，我身上有伤！”
话一说完，毛丁还哭了起来，顾成在旁边训他：“别装了，大男人哼哼唧唧的，哭什么哭？！”
杨建军扯过椅子，坐在毛丁面前，凝视着他的眼睛问：“动手的是哪些人？你指给我看。”
“就是这个人。”毛丁抹着泪，手指头戳向顾成。
顾成想要辩解，杨建军制止了他：“你们先把他带到办案区，我来了解情况。”
“现在办案要紧，管那么多干什么？”顾成顶撞了回来。
杨建军说：“这就是我们该管的事——私自讯问犯人，程序上已经违法，再加上动手打人，这是要追究刑责的。”
到了办案区，讯问完毛丁，杨建军转头跟曹兵说：“接下来我们要调查公安，你跟尹东明有私交，不方便介入，这件事我来处理。你去找蔡宁，他是公安局法纪组组长。”
当日下午，从省厅赶回来的尹东明，得知了顾成的事，便想托曹兵向杨建军说情：“那个毛丁自己也有问题，跟警察耍什么横？顾成他刚从警校毕业，血气方刚，不懂规矩，但他的办案能力还是过硬的，只是不太讲究方式方法，你问问老杨，这事能不能商量？”
曹兵陷入沉默，他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一面是职责，一面是兄弟，公私之间的冲突，让他卡在夹缝里，左右为难。
尹东明见他没开口，又补了几句：“凶手还没抓到，我这里又折了一个兵，整个公安局的人都会把我尹东明当成笑柄。咱们公检两家向来关系很好，去年还一起吃过年夜饭，别为了这点破事儿伤了和气。现在最要紧的是破案，其他事没必要上纲上线。”
曹兵最终还是摇头说：“这不叫上纲上线，是原则性问题。你想想看，要是毛丁被屈打成招，不管你们问什么，他都说是自己干的，这不就成了冤案？这样一来，真凶还在逍遥法外，到处作恶，你自己也当不成警察了。”
尹东明没再应声，转身便走了。
“那个年代的治安形势和刑事政策都跟现在完全不一样。那时候办案只要符合‘两个基本’，就能定罪——什么叫‘两个基本’？就是‘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可捕可不捕的，坚决要捕，对犯人也要从重处罚。这种政策是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但也确实容易造成很多冤假错案。我们那会儿和尹东明较真，也就是担心这点。”
师父回忆到这里，忍不住感慨。
7
1月29号上午，杨建军和蔡宁在公安局纪检办公室，查问了当时在场的3名警员。最终，顾成承认自己动手打了毛丁，但他强调，打人是为了泄愤，绝非为了逼供，“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件事我负责到底，那些同事只是为了拦我，跟他们没关系”。
不久后，公安局就此事召开党委会，下达了处理结果：在场警员一律被处以违纪处分，顾成被开除。
“小师弟”被开了，重案队的人自然迁怒到曹、杨二人身上。曹兵很不自在，问杨建军怎么办。杨建军并不在意：“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干这行注定要得罪人，遇到现在的情况也在意料之中，把手头的工作做好，事情自然会过去，别人也不会多说。”
顾成被处理后，曹兵对尹东明有点回避，那天他们走进尹东明的办公室，老战友彼此都很尴尬。曹兵明显感觉到尹东明对他的态度有了变化，到底变了什么，说不上来，总之少了过往的东西。
杨建军在尹东明桌上放了一张纸：“这份讯问提纲，我就当抛砖引玉。在讯问这方面，我和曹兵都不如你们专业。如果对你们有点用处，那就再好不过。”
杨建军说得很委婉，在交流时，他总会顾及对方的脸面。尹东明拿起纸看了一会儿，对杨建军说：“就按这个来。”
曹兵事后才知，那贴在讯问毛丁时，杨建军通过细致的观察，摸透了此人的性格。这个犯人是典型的“吃软不吃硬”，“老杨他说，就算是拿千斤顶在毛丁嘴里硬撬，也抠不出一句话，对付这种人要采取迂回战术，在他开口后要速战速决”。
这一回，由尹东明亲自审毛丁。毛丁在尹东明面前显得非常乖顺，问什么答什么。他回忆说，在几周前他确实卖出过两把枪，一把卖给陌生人，另一把卖给他的亲戚。
“看清楚，你卖的两个人里面，有没有这个人？”尹东明抽起那张“奸杀恶魔”的画像，放到毛丁面前。
毛丁的眼神不好，他拿过画纸，把脸几乎贴到纸上，盯着画中的面孔对尹东明说：“是我的表哥董伟清。”
“你确定是他吗？”尹东明问。
“绝对错不了，董伟清的脸很好认，面孔上有个小疤。”毛丁说完，连声说了两遍“千真万确”。
“什么时候买的？他住在哪里？全部一五一十讲清楚，到时对你自己有好处。”
毛丁交代说，董伟清平时阴郁寡言，坐过几年牢，没工作，也没朋友。大约两周前，董伟清找他买枪，他起先并不想卖，因为贩枪是在刀尖上过活，客户必须是陌生人，交易完成，各走各路，“就算他们买去杀人越货，也跟我没什么屌关系”。董伟清毕竟是他的亲戚，要是出了事，他怕受到牵连，“好不容易放出来，回头又折进去”。
毛丁找了个借口，说最近风声紧，枪不好卖，手里的存货也都是别人挑剩下的烂枪。董伟清猜中了他的心思，又加了几百块，叫他一定要想办法弄到枪。毛丁动心了，便问他买枪的目的。董伟清说他想在旧货市场摆个地摊挣点小钱，但是在南郊一带，流氓众多，他得买把枪防身。
于是，毛丁打消了顾虑，双方以420元的价格成交。交枪时，毛丁专门给董伟清挑了一把“优等品”，多送了3发7.62毫米的子弹，还教了表哥怎么装弹、上膛、保养。
“你他妈知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尹东明听到这儿，直接拍了桌子，吓得毛丁浑身打了个激灵。
原本3发子弹，毛丁又多送了3发，多一发子弹，就能多害一个人，公安抓捕董伟清的危险也就多出几分。
尹东明又问董伟清如今藏在什么地方。毛丁说，上周董伟清在他屋里待过几天，说是惹了仇家，暂时躲一段时间。过了3天，董伟清不辞而别，不知去哪儿了。
“你们交枪是在什么地方？”尹东明问。
“董伟清叫我给他送过去的，交枪的地方是他挑的，南郊服装厂东面有座桥，我们就在桥底下交货的。”
尹东明想到桥洞案和女童案的案发地点——南郊服装厂离这两个地方都不到3公里，加上毛丁又说董伟清经常在南郊一带活动，可见，这里是他的经常活动的区域。
“董伟清每年春节都回安徽看他老娘，不晓得今年他去不去。”毛丁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声音却越来越小，生怕自己说错了话。
如果董伟清逃到外省就麻烦了。尹东明立即上报给局长，局里专门请来省厅的专家，召开紧急部署会。在省厅专家的规划下，专案组兵分几路，对南郊所有房屋做了大范围摸排，最终确定南郊第二村队是董伟清的藏身处。
由于董伟清持有枪支，极具危险性，专案组没有贸然实施抓捕，他们立刻将情况汇报。此时专案组已由省厅派驻组和市公安局徐局长联合指挥，他们召集了专案组全体人员，做了缉捕实施方案。
一场“擒魔行动”即将展开。
8
缉捕组共分4个小组，由尹东明带队，第1、2小组均配有武警，所有人员一律佩戴钢盔，负责实施抓捕，第3小组是机动组，随时准备支援，第4小组是埋伏组，在整栋楼的周围布下天罗地网，以防董伟清趁乱出逃。
尹东明照他的习惯，在正式行动前花了几分钟给队里的兄弟做了动员：“你们都是我的兄弟，一起出生入死，我不希望你们当中任何人出事。董伟清他顶多就是个*****，拿了枪也没用，我们照样有办法收拾他！”
所有人都做了响应，声音很齐，像是同一个人发出的最大音量。
曹兵也嘱咐尹东明要注意安全，可他说出的话令人忍俊不禁：“尹东明同志，你给我完完整整地过去、完完整整地回来，千万要平安无事。你有家人，担心你的不止我一个。等你回来，我给你庆功，叫你嫂子给你做韭菜炒鸡蛋，蒸一条鱼，再来一斤酱牛肉。”
1996年2月1日晚上7点，南郊夜色如墨。这里只有零散的工人宿舍和几户村宅，周围杂草丛生，生活垃圾堆积在门口，无人清理。坑洼泥泞的土路上，积雪初融，留下一滩滩污水。
缉捕组开了2辆民用长安面包车，停在离目标100米远的地方，人员下车后步行前往目标后方，声音很轻——不费枪弹，不伤一人，当然是最理想的情况，何况周边还有几户居民，夜晚若有枪响，必然会惊扰他们。
尹东明并不急着强攻，他先让埋伏组守在董伟清的住处附近，带着毛丁走到木门前，对身旁的兄弟们做了噤声的动作，接着他故意敲得很大声，让毛丁喊“开门”。
屋里没人应，只传来一阵奇怪的轻响。尹东明听觉灵敏，知道那是枪械上膛的声音——那一刻，仿佛所有人的呼吸都是静止的，尹东明盯着面前的那扇木门，知道这道门俨然就是生死之门。
忽然，一张阴狠暴戾的脸从黑暗的门后突显，尹东明立刻扑过去，两人重重地摔倒，董伟清拼命扭动着身躯，吃力地抬起手腕，扣动了扳机。
枪响了，南郊的寂静被击破，尹东明亲眼看见那颗子弹从面前掠过，枪声几乎刺穿他的耳膜。他懵了半秒，依然死死地攥住董伟清持枪的手，兄弟们以为尹东明挨了枪子儿，怒气奔腾，顿时蜂拥而上，把董伟清的四肢全部控住。
经过事后勘查，那颗子弹击中了天花板，它从尹东明耳畔飞过时，只差半指距离，当真是“命悬一线”。
缉捕组在董伟清的屋内搜出大量的黄色杂志，尹东明抄起桌上的画纸，问董伟清：“这是什么？”
董伟清蹲在地上，不敢抬头看尹东明，只说自己对男女之事严重成瘾，戒不掉，也不想戒。这几天没碰过女人，他心痒难耐，便在画纸上胡乱涂抹几笔，所绘内容皆是交媾场面：“我也就是在这上面解解闷，没犯什么法吧？”
“枪哪儿来的？刚才为什么朝警察开枪？！”尹东明怒声训他。
董伟清指着毛丁说，枪是找他买的，用来防身：“我买这把枪从来没干过坏事，刚才你什么话都没说，就把我弄到地上，后脑壳撞得疼，眼前的星星乱转，我以为仇家要把我灭口，要是不开枪，可能命都丢了。”
“这些话你带到公安局里再讲。”尹东明挥手叫了几名下属，把董伟清押到长安面包车上。接着，剩余警组进入董伟清的住处，在破旧的橱柜中搜出了1本日记薄和3条女士内裤，还在木桌抽屉里发现了几枚7.62毫米的手枪子弹。
9
审讯工作比想象中更难。
董伟清与毛丁不一样，他的嘴巴完全焊死，人坐在讯问椅上，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天花板，任凭预审员如何发问、训斥，他都像没听见，神情漠然。
董伟清看见尹东明正在门外注视着自己，于是与尹东明目光相接，两人对峙着。预审员拍了拍桌子，问：“你在看什么？现在应该看着我，把问题讲清楚！”
董伟清还是没声响。
尹东明联系了杨建军和曹兵，一起商讨讯问方案。杨建军提出要“双管齐下”，一小组加强讯问攻势，掌握董伟清的性格特点，寻找他心理防线上的漏洞，争取一举击破；二小组负责取证，收集全案证据，核对所有提取到的指纹。在铁证面前，董伟清再怎么耍无赖，也徒劳无功。
曹兵也补充了几点：“我们上次问过毛丁，他说董伟清喜欢逛旧货市场，尤其是‘鬼市’。那是很多犯人的销赃地，建议在这方面加强排查。另外就像老杨说的，增强讯问力度，并且要做足思想工作。”
这个建议让尹东明犯了难：重案队里有侦察员跟董伟清一样喜欢逛旧货摊，跟很多老板熟识，调查起来并不麻烦，但是那里人员的流动性很强，加上临近春节，就算跟董伟清有过交集，甚至收过赃，也可能已经返乡了。
不过，负责取证的二小组还是兵分三路，一部分去董伟清家中寻查，另一部分身穿便服立即赶到旧货市场，同时，技术科正在抓紧比对指纹。
可就在他们“三路突击”时，讯问被迫中断——董伟清突发高烧，被带到医务室去了。尹东明去了董伟清睡觉的监仓，看守的警员说，这几天监仓冷，给董伟清拿了棉被，他却不领情，深更半夜把棉被甩在地上，今晨发现他裸着上身睡觉，“这是硬生生把自己冻出病来的”。
“不管他是什么人，犯过什么事，先把他医好再说。”尹东明说。
2天后，尹东明选在清晨7点突审董伟清。
寒冬腊月，天还没亮，四周暗沉。董伟清在睡梦中被叫醒，像被抽了脊椎骨，瘫软在讯问椅上，双目半闭。警员给他量了体温，35度6，烧退了。曹兵在门外旁听，手里拿着牛皮工作薄。他隔着门上的玻璃窗，望向屋内的董伟清，那张面孔苍白如纸，半闭的眼睛微睁，目光阴冷，扫描四周，“那样子真是比白无常还要白无常”。
讯问室内，尹东明没有马上展开攻势，他先问了董伟清的身体情况。
董伟清揉搓着眼皮说：“身子没啥X事，这么久没玩女人，身子燥得很，脱光了想降降火，就弄出病了，你们能不能给我弄一杯开水？”
尹东明满足了他的要求。董伟清抓起水杯一饮而尽，接着他说出的话，让在场所有人愣住了：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被枪毙了。”
尹东明抄起桌上的证物袋，在董伟清面前晃了晃，弹壳在透明袋子里抖动：“那你用这颗子弹杀掉一个女孩的时候，难道没想过自己要吃枪子？这上面的指纹已经比对过了，都是你留下的。”
“在梦里我死了一回，再死一回也没什么，也就是颗豆子，对准我的脑门子，从前面穿到后面。再说了，你们都讲了证据确凿，我说和没说都一样，我也正好有点话想说，就跟你们全讲了吧。”
曹兵注视着董伟清，那张阴沉的脸侧向右边，交代犯罪经过时，眼睛是指朝下看，像冷眼俯视着脚下的女尸。他说话有口音，曹兵勉强能听明白。
董伟清交代，“12.26案”的死者姚芳并不是他侵犯的第一个女人。此前他看上北郊一位女摊主，心里窜出邪念，在夜间动了手，没想到女人大声呼救，指甲在他脸上乱挠。董伟清想用电线勒死她时，有人闻声赶到，他很惊恐，连滚带爬地逃离现场。
作案未遂，还被抓伤了脸，董伟清怕被认出，便把自已关在屋里。过了几天，他在地摊上淘了2本黄色杂志，老板跟他闲聊，提到北郊的纺织机械厂新招了一批女工，有几个长得很漂亮。董伟清起先没留意，回来翻看黄色小说，发现其中他最想看的那几页“关键部分”都被人撕去了，便悻悻提笔在草稿纸上补充，画出女人丰腴圆润的轮廓，画着画着，他突然想起书摊老板讲的话，脸上的伤结了疤也忘了疼。
那天，姚芳反抗激烈，抓伤了董伟清的手臂，最后被他勒死了。从作案现场到北郊农田，要经过一条幽暗曲折的小径，董伟清曾经走过，非常熟悉。他在周边偷了一辆三轮车，用麻袋盖在尸体身上，抛尸到农田，然后掏出随身带的刀，割下了姚芳的双手，扔到附近的一口废井里，之后骑行了一段路，便弃车逃离。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满脑子都是女人，几乎时时刻刻都在想。想去嫖，但是又遇上‘严打’，也没什么地方可去。”
董伟清又说，他平常有写日记的习惯，有的记录很简略，比如“今购杂志一本”，有些内容不堪入目，比如“偷看女人洗澡”。曹兵听到这儿，想起在董伟清的日记本中，姚芳遇害的那几天都是空白，最近日期的一篇是1月13号写的，页脚有一枚带血的指纹——那是董伟清杀了第二个女人之后留下的。
“12.26案”案发后，公安局开始了大范围搜查，董伟清只能跟警察玩“躲猫猫”。此时他深感“嗜杀成瘾”，在桥洞下又杀了一个女人后，“想干完最后一票”再逃回老家，于是去找毛丁买了一把仿“六四”手枪。
以前他和朋友去过南郊服装厂，知道财务室的位置。等他准备实施抢劫时，身边有一个身穿花色棉袄的小女孩好奇地望着自己。此时他心生淫念，将小女孩诱骗到厂外的草地，强行脱去女孩的棉裤，女孩拼命反抗，一脚踢中他的下档，他疼得跪倒在地上，气急之下，随手拔枪射杀了女孩。听见枪声，厂里起了骚动，他便猫着腰朝南面逃了。
审讯结束后，警察们带董伟清去指认现场，市局宣传办过去拍了一张照片，拍得并不清晰，董伟清面容模糊，站在几个公安前面，侧过脸，用手指向地面，个头十分矮小。
10
那年月办大案讲究“快捕快诉”，董伟清的连环奸杀案很快送到检察院，照例由提前介入的曹、杨二人审查逮捕。
在提审过程中，杨建军问董伟清：“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董伟清说，自己死罪难逃，想在最后讲述自己的过往。
董伟清说，自己的父亲长年在外，母亲对他很冷漠，几乎不闻不问。他16岁时放学回家，碰巧撞见母亲和别的男人偷情，两人赤裸地躺卧在床，母亲也没觉得尴尬，只对他说了句：“滚出去！”他就站在门口，默默地听着屋里的木床架不停地摇动，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
自那天后，母亲也不再遮掩，隔几天就带不同的男人回家，“我老是怀疑自己不是父母亲生的，是我妈跟别的男人乱搞弄出来的野种，所以她才不管我”。
1979年，董伟清的二叔托关系把他送到技校。那段时间，董伟清对男女之事既好奇又憎恨，看着身边的异性，他想去亲近，却又觉得这种念头很荒谬。他拼命压抑着心底的欲望，却适得其反。最终，他忍不住扒了女厕所想一探究竟，结果被一个中年阿姨逮个正着。
事闹大了，他被技校开除了，“我本来也不想待在技校了，无所谓。就是那个狗女人说我看了她下边，等于毁了她的清白，要让我进去蹲大牢。我二叔塞了很多钱，才把这事摆平”。
“臭流氓”这个帽子是董伟清的成人礼。不去上学后，他成为了“社会闲杂”，整天在街上游荡。转眼到了80年代，陆续出现了新鲜事物，他在地摊上翻看盗版的武侠小说解闷，那些小说为了吸引眼球，不仅有武打场面，还有很多淫秽片段，让他有了看黄书的癖好。
闲荡的日子很空虚，董伟清想用欲望来填补，一些黄色杂志和人体艺术写真开始出现在地摊上，他看到很兴奋。这些书就像妓女的怀抱，成了他唯一的慰籍。
董伟清说，阴差阳错之下，他谋了一份奇特的工作——给黄色杂志画图，新鲜又刺激。但他画了十几幅“春宫图”，工资还没结，印杂志的作坊就被捣毁。他丢了生计，只得另谋出路。
“那时候‘严打’嘛，偏门生意不好做，我就打点零工，混口饭吃。到了90年代，身边的亲戚做生意发财了，我被朋友忽悠跟着他卖皮具，结果生意没做成，我的钱被骗光。”董伟清恨恨地说，“我觉得这个社会对我不公平，凭什么那些倒霉事都轮上我？血汗钱被骗光以后，我整天就待在屋子里，后来还被赶出去，有段时间只好睡塔楼，无聊就翻翻黄书。看多了我感觉不解瘾，就想着出去搞女人，顺便再抢点钱。其实还是想报复，具体报复谁，我也不知道，选中谁那就是谁，就是想报复。”
正做笔录的曹兵听到这里，抬头望向董伟清，又揉了揉眼睛，以为眼花了。
师父跟我说，那时他第一眼，分明看见了一具惨白的骷髅。
1996年3月底，在市郊的荒野中，“奸杀恶魔”董伟清最终被执行枪决。
省公安厅鉴于尹东明在缉捕行动中的英勇表现，授予其“公安英模”荣誉称号。据说重案队私下把“英模”改成“英雄”，师父很赞同这个叫法：“尹东明以前在部队就是‘战斗标兵’，他抓董伟清，完全配得上‘英雄’这个词。”
故事讲完了，师父带我走近玻璃书橱，凝视着他珍藏的旧照片——上面是他和杨建军、尹东明的合影，摄于1996年2月底。照片外面裱了淡棕色的绒面相框，照片上，3人身穿绿色制服，背后是检察院90年代的旧址，尹东明昂首挺胸，杨建军站在中间，背着双手，曹兵咧开嘴，笑得很开心。
可现在，师父并不开心，他眼神黯然，指尖轻抚过照片：“你看，那个时候尹东明多神气，峥嵘岁月啊，谁能不怀念？那时候老杨还有头发，我身体还算健康，尹东明也还没出事。”
我知道，师父又要给我讲另外一段故事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前言 “舍得一身剐，才能干政法”。 每当看到这句话，我就想起我的师父曹兵。他离开军营后，从检几十年，过许多大案，是一名真正的检察老将。 师父曾对我说，每个老检察官都是中国司法制度“活历史”的一部分。年岁长，鬓染霜，他的检察官生涯几经浮沉，身上的制服从豆绿变成淡蓝，见证着检察院的变迁。
1
2000年过后，检察院人员调整，我的师父曹兵和杨建军调到了自侦部门。杨建军担任反贪局侦查一组组长，曹兵被调到法纪检察处（后来改制为反渎职局）侦查三组。虽然两人在自侦部门待的时间都不算长，但却很怀念这段日子。
师父回忆说，自己在反渎局的办案经历，可以用一个犯罪嫌疑人给他起的绰号来概括——“铁虎”。那个嫌疑人是个涉嫌渎职的警长，是师父在反渎局啃过的“硬骨头”之一。最初接受讯问时，那个警长跷着二郎腿，高抬着下巴。师父没说话，走到他面前，重敲着椅上的扶手：“把腿放下，这里是反渎局，你身上还穿着警服。”看见师父像条大铁棍似的杵在跟前，死盯着自己丝毫不容妥协，那个警长只好悻悻地放下了腿。
师父在讯问时自有一套固定的节奏，对方根本没法打乱。他耐心地先听完警长的狡辩，再列出证据逐个击破。那个警长一时语塞，师父也不说话，只是久久地凝视着他。当那个警长嗫嚅着试图做最后的辩解时，师父当即打断他：“狡辩对你没有一点用，这些证据是铁证，你这身警皮要被扒了！”
“你真是一只铁老虎。”那个警长终于放弃了争辩，仰靠在椅背上，不停地摇头。师父抬手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警长也领会他的意思，就把自己给犯罪分子通风报信、帮助其脱逃的事全坦白了。
师父身边的同事听见“铁老虎”这个词，觉得很有趣，便在局里传开了。此时师父已年过半百，可人却不服老，非叫大家把那个“老”字去掉。
“我其实很喜欢这个绰号，它概括了我的性格。”师父说。
可老虎也有无奈成为困兽的时候。
2006年9月，检察院受理了一起组织卖淫案，在提审的最后，嫌疑人主动要求检举揭发，并在监室写下了举报材料，由检察官转递给反渎局。
曹兵所在的侦查三组签收了这封信，时任组长徐常华拆开信封细读之后，面色凝重，把信又塞了回去，准备递交给局长。曹兵注意到了，就问组长这封信有什么问题。徐常华看着曹兵，说：“你正好在这儿，跟我出来一趟，有事找你谈。”
徐常华把曹兵拉去检察院的侧门，抽出一根烟，叹了口气说：“这个案子我们组不能办，被举报人跟你的关系比较特殊，考虑到这个因素，我得交给局长重新分配。”
“被举报人是谁？”曹兵好奇地问。
“尹东明。”
曹兵惊讶地张大了嘴巴，怀疑自己听错了。
“你别着急，在调查清楚之前，不好轻易下结论，也有可能是那个犯人急着立功，又跟尹东明有过节，存心冤枉他。”徐常华吐了口烟。
“我相信尹东明的人品，他的性子跟我很像，是容易得罪人，但尹东明他自己是警察，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绝对不会知法犯法。”曹兵说。
徐常华捻灭烟头，摆了摆手：“话先不要说得太早，毕竟人是随时随地都会变的。整个检察院都知道你和尹东明的关系，不仅是战友，还联合办过案。‘严打’时你们兄弟俩拿过荣誉，在本地的政法系统出过名，还登过报纸。可时代变了，很多事情啊，不好说……”
徐常华顺便提及，去年冬天，他受邀去某个政法学院开讲座，提到检察院的“反贪反渎”时，他还专门给学生们讲解了贪官的“59岁现象”。讽刺的是，那个讲座结束后一个星期不到，自己的一个老同学便被反贪局调查，年纪恰好59岁。
铺垫完这些后，徐常华异常严肃地命令道：“曹兵，你要保证自己绝对不会插手干预尹东明的案子，一句话都不能说、不能问。另外，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和尹东明见面，也不能有任何形式的联系，包括打电话、发短信、写信。如果我发现这类情况，就公事公办，绝不姑息！晚上你写一份保证材料，放到我的办公桌上，到时候我把材料和信一起交给局长。能做到吗？”
曹兵一下愣住了，回过神后，朝徐常华艰难地点了点头。虽然他觉得像是有万吨山石压在颈项，把他的头颅硬生生按了下去，但心里明白：徐组长看似话说得很直接，其实还是给自己留了几分薄面的——徐组长完全可以正常怀疑，尹东明被查，你曹兵也可能有问题。所以为了保障办案的合法性，他必须先让自己回避，并重申纪律。可自己的权力很小，也对得起身上这身制服，有什么值得怀疑呢？
此时曹兵不会料到，从尹东明案开始，接下来发生的事，用他自个儿的话说，是“好汉被逼成缩头乌龟”，憋屈极了。
2
就在两人谈话的那个下午，尹东明接到通知后来到反渎局接受调查，被带到专门的隔音房，至于这个房间的位置，没有人说，曹兵也没有问。在那之后，尹东明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保证书写好后，曹兵把笔一摔，放到组长的办公桌上。徐常华随即对他说，最近反渎局招了一批新人，全都是政法大学挑出来的好苗子，“他们明天去省厅培训，时间不长，也就5天，由你做领队，严文锋陪你一块儿去，好好带一带他们。这里如果有什么问题，我随时联系你”。
曹兵憋着火，却只能答应。他知道徐常华这是故意支开自己，严文锋则是他监视自己的“眼线”和“耳目”。受到尹东明的牵连，自己现在几乎也成了一个“准犯人”，要随时准备“交代问题”。
曹兵坚信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斜，却始终没明白他视为兄弟的尹东明到底犯了什么事。过了好一段时间后，他才从局里公开的典型案例中，得知了相关案情。
举报尹东明的嫌犯名叫黄文，声称尹东明帮助他逃避过处罚。这个名字曹兵似曾相识，询问了以前的战友，才想起此人和尹东明曾在部队共事过，亲如兄弟，“人长得贼眉鼠眼，两颗眼珠子整天乱转，好像要算计你似的，我当年懒得跟他废话，也劝过尹东明，少跟他来往”。
同期转业后，黄文被安排到基层法院做了一名法警，尹东明则进了公安局干刑侦。他们工作后的第二年，尹东明的母亲罹患直肠癌，手头拿不出钱，医疗费的大窟窿对他来说好比补天。曹兵也急，为他东拼西凑，还是差了不少。这个时候黄文曾站了出来，帮尹东明把钱凑齐了。
那时黄文早厌倦了法警这份差事，说“这种日子一眼就能看到头”。身边一些战友下海经商，做出了名堂，他看着眼红，也想谋求更好的财路。2000年后，他筹够了钱，跟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养生按摩馆”，这家店面在当时来说，已颇具规模。
2006年，公安局接到举报称，黄文的店内有人从事卖淫服务，便立即派人突击检查。按着举报人提供的线索，治安支队民警在会馆3楼现场抓到了一名嫖客。嫖客交代称，他走进按摩馆后，见几个技师衣着暴露，便问能不能“开荤”。技师暗示他说，这里只能提供“敲大背”、“打飞机”这样的特殊项目。嫖客就对技师说，要玩得再刺激一些，愿意加钱。于是技师将他带往3楼技师的休息室，室内的西墙有道暗门，打开后，里面的布置类似宾馆的客房……
被带到讯问室的黄文，说自己对此毫不知情。然而，那些女技师面对民警，把他组织卖淫的事干脆掀了个底朝天。犯罪嫌疑人刑拘入所后，检察官在讯问时通常会把“有无检举揭发”的问题放在最后，但黄文却狗急跳墙，刚报完自己的户籍信息，马上就说：“我要检举公安局治安队长尹东明！”
黄文对检察官说，按摩馆做的不是正经生意，需要有个“保护罩”，他经过打听，知道尹东明正好从刑侦调到治安支队做领导，就想给这个老战友送礼，希望在治安大检查的时候，可以为他通风报信，他也能提早有所防备。
“我和尹东明私下见过面，给他带了2条软中华和3万块现金，但他没有收，说他看在以前帮过他的份上，破例帮我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后也不会再联系，说什么让我自己好自为之——他就是在装清高！后来有几次，他给我的手机发过一条短信，意思是叫我小心点。我那些小姐本来是穿旗袍的，开叉开得很高，我赶紧叫她们换了衣服，下面穿西裤。预约3楼的客人，我也让他们改约了……”
黄文还强调，治安支队确实来自己的按摩馆检查过，并未查出异常。他在检举时态度极好，在答话的后头必定加上一句“谢谢政府”。检察官说，检举揭发的情况必须经过核实后，才能算立功。黄文的头点得像小鸡啄米，说“绝对属实”。
做法警的时候，黄文押解过很多的犯人去法庭上接受审判，最后他自己也成了押解对象。不仅如此，他还把曾经的战友拉下水。曹兵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大腿都快要拍肿了，骂尹东明“为了哥们义气，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尹东明被收监后，曹兵乘坐长途大巴专程赶到监狱去探望过。这对老战友隔着厚厚的玻璃，握着话筒的手僵在耳边，半天都讲不出话来。
跟我回忆起那天的场景，师父说，他只记得有一声沉重的叹息，不知道是谁发出的。
“我很了解尹东明，你在关键时刻帮过他，他就会永远记住，一定会想办法报答——当年借钱帮他妈治病的事，肯定也成了黄文后来的筹码。”
3
2008年晚春的一天，曹兵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的电话，对方的喉咙像被砂纸磨过，说出的话像是带着毛边，可曹兵一听这个的口音和说话习惯，还是辨认出来电话那头的人是尹东明——2年期满，他出狱了。
两人约定的碰面地点在公园，他们以前一起散步的地方，时间和地点都是固定的，连具体方位都能用暗号代替。在电话里一对暗号，曹兵就听见尹东明说话发颤，他自己的鼻子也像灌了醋，分外酸楚，随口说了“不见不散”，便匆忙挂了电话。
次日傍晚，暮色苍茫，平静的湖面起了一层薄雾。曹兵坐在湖边的木长凳上，看见了尹东明远远走来，急忙起身想打招呼，但却愣在了原地——尽管他过去过监狱看尹东明，但眼前这个人，还是让他感到陌生：原先的尹东明走路时昂首阔步，如今却低着头，有些畏首畏尾，那张脸挨过了风刀霜剑，显得更为苍老，头发稀疏斑白，身形十分消瘦。曹兵只觉得心酸，就搂住他的肩膀，故意加大摇晃的幅度，希望可以借此触摸到那个记忆中的兄弟。
两人原先常去的面馆已经改成了一家外贸服装店，曹兵带着尹东明去了另一家面馆，尹东明要了三两宽面外加两个卤蛋，下筷子前，手腕却被曹兵握住。曹兵从公文包里掏出一罐辣椒酱，拧开瓶盖，挖了一勺放进尹东明的面碗里：“我知道你无论吃什么都要加一勺辣酱，而且嘴巴只认这个牌子，我特地给你备好的。”
尹东明的脸就像被狠扇了一巴掌，五官都聚拢了，赶紧埋头吃面，不让曹兵看清他的脸。可曹兵却听见强忍的抽泣声，眼泪“吧嗒吧嗒”地全都落进面汤里。曹兵装作没看见，闷头吃了一口面，面条不够筋道，口感远不如当年那家。
面不再是以前的面，眼前人也不再是当年的人。曹兵百感交集，放下筷子，右手遮挡住眼睛，声音略微颤抖，刚说出“兄弟”这两个字，喉咙就哽住了。
尹东明终于哭出了声，曹兵也跟着落泪。
走出面馆，两人回到公园里的健身步道上。尹东明说自己曾在监区撞见了一个以前办过的犯人，两人打了照面，彼此都傻眼了：“老曹，你能想象吗？你曾经抓过他，结果你现在成了他的狱友，穿着一模一样的囚服。他不敢直接说，但是话里有话，那种挖苦、嘲讽比枪毙还难受。”
尹东明说，2年多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算是他人生中的坎儿。可这道坎儿也是他人生的分界线，那身警服扒下来以后就再也穿不上了，当年擒拿凶犯的“公安英雄”，成了刑满释放人员，这种身份落差，让他“早在心里把自己枪毙了几万次”。出事后，妻子跟他离了婚，房子划过去了，但常来监狱看他，送过衣服和钱，女儿在国外结了婚。如今他出来了，无依无靠，也无处可去。
曹兵想说点鼓励的话，但觉得光动嘴皮子并不管用。他想了想，带着尹东明来到附近的建行，从ATM机取出2万元现金，塞给尹东明说：“不怕你笑话，平常单位发的工资都上交了，这是我的一点私房钱，全都取了，你先拿着，也别急着还，凭你的能力，我知道肯定能还上。”
3天后，曹兵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尹东明出事了，人在医院里。他跨上自行车就往医院赶，到了地方才知道，下午尹东明去菜场买熟食，看到有人抢钱，想都没想就冲了出去，追到半途，脚被巷道堆积的钢材绊倒，疼得根本爬不起来。好心人帮他打了120，曹兵借给他的钱，在医院就花掉了1/3。
那年尹东明49岁，当年跟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升职升官，自己却落得一无所有。他卧在病榻，对曹兵感叹：老了，警服被扒了也好，要是穿警服抓贼，把自己弄成这样，那真是闹笑话了。曹兵也发愁，平时省吃俭用、背着老婆偷偷攒的私房钱全部借给了尹东明，可眼下他左腿骨折，后面的护理还要用钱。
光顾了尹东明那头，曹兵却没顾得上自己。
一个天色阴沉的上午，曹兵正在组织大家给汶川捐款，局长突然把他叫到办公室，跟他谈了半小时，等他走出房间，只觉得“脚下发飘，天旋地转”。
局长向他下达了人事通知——当前，检察院控申部门的信访量已攀升至高位，接待窗口严重缺人，反渎局也面临新一轮的机构调整，昨天下午，“检察院政治部、反渎局和控申处经过开会研究，决定将曹兵同志调往院信访办公室指挥工作”。
曹兵不想让同事们察觉出异样，回到办公室后，硬挤出笑容，继续登记捐款名单。组长徐常华想必已经知情，过来找他聊天，想安抚一下他。曹兵却挥手拒绝：“局长刚才已经通知过了，老徐你先忙吧。你放心，我只要在反渎局一天，就会把手头的活儿做好。”
反贪、反渎是检察院的门面，更何况，曹兵本人也在反渎局立过个人二等功，多次荣获市政法委颁发的荣誉。他在组里人缘也很好，年轻的同事们都很喜欢他。让他“下沉”，只是官方的说法，调他走的另外一个说法，是他多年以后听到的：由于性情坦直，他不慎得罪了领导。
“所以说啊，人一定要心态好，事情既然已经发生，关键看自己怎么去对待了。你要是说岗位‘下沉’，那肯定越想越气，容易想不开。可你要是说‘锻炼’、‘履新’，就不会那么难过了。”七八年后，已经成了我师父的曹兵，如是对我总结。
4
曹兵最初调到信访办的时候，很难适应，“那真是一段令人血压升高的日子啊”。老搭档杨建军就专程赶去信访办，给他做“心理疏导”。十几年的交情，杨建军太懂曹兵的性子了，也明白这种调动摆明了就是要让曹兵吃苦头的——曹兵过去在办案中积累的工作经验，到了控申处很难能派上用场。
曹兵时常要去控申大厅巡查。有个老爷子，背着灰蓝色斜挎包，拎着黄色塑料袋，里面放着保温杯和干粮，每周一、三、四的早上9点，准时到控申大厅门口“报到”。老人告诉曹兵，他家住在偏远的郊区，坐公交车过来要花费2个多小时。向曹兵诉苦时，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和高血压老人越讲越激动，用食指戳着曹兵说：“我血压很高，受不了刺激，要是把我气得血管爆掉，你们全都要对我负责任，还要对我家老太婆负责！”
曹兵劝慰了一番，待情绪好不容易平缓后，老爷子又细说了自己要反映的情况：他坚持认为自己家动迁核算面积有误，疑似存在失职行为，想上门找“有关部门”要个说法，不料却被踢来踢去，好不容易找对地方，对方却一直拖延，久而未决，无奈之下，只好跑到控申大厅来了。
“答应了他，就得帮他处理”，可“有关部门”仍然一拖再拖。曹兵看不下去，只能亲自打电话问询，遇到对方给他打官腔的时候，他也只能“三连问”——你说的“尽快”是不是猴年马月？“抓紧”到底抓得有多紧？“落实”究竟落到实处了吗？
“那里气人的事太多，几天几夜都说不完”，在信访办，曹兵的血压时常飙高，觉得头昏脑涨，只能开始学着收敛爱发脾气的性子，怕跟别人一着急，自己血管先爆掉。那时，他的健康已经亮起了红灯，“六高”全占，一样不差。高血压是他的“老朋友”了，最早发现超标的时候，他还以为是血压计坏了。他的口味很重，爱吃腌菜，在家自制香辣萝卜片，撒上芝麻和香瓜子仁，闷进玻璃小罐，味道确实一绝，还喜欢吃黄油饼干和油墩子这些高糖高脂的食物，所以血糖偏高，血脂严重超标，体检测出的甘油三酯指标比正常值翻倍。但他对这些都没放在心上，从未忌口，“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活着还有什么劲？”
家里也不顺，儿子嫌他催婚催得烦，跟他打冷战，半个月都没理他；再看看股票，一片“绿水青山”，全部套牢，他舍不得割肉，只能自我安慰“钱乃身外之物”。
师父回忆说，那时他照着镜子，都会对着镜中陌生的自己发愣：“我的头发本来是非常浓密的，天然卷，每年能省掉几笔烫头的钱。可那时候我都快秃了，变成个荷包蛋，跟杨建军有得一拼了——不过世事难料，我自己刚调换部门没多久，杨建军也被从反贪局调了出来。”。
在一起外地案子成功办结后不久，杨建军便收到检察院院政治部的通知，被调到驻看守所检察室。
此时曹兵已在信访办工作了几个月，两人时常通电话。杨建军打电话说了自己调岗的事，提醒曹兵别忘了随身带降压药和保心丸，曹兵也让他调整好心态，准备驻所工作。
驻所检察室在监所外围，屋内的地砖还是90年代铺的，从未翻修，采光也差。依照杨建军的检察职级，算是监所处的三把手，但眼下的情景，仍然让他颇感失落。在这里，他要负责第二监区的巡查，管教民警告诉他，二监区关押着很多重刑犯，“个个都是刺头，人人都是奇葩”，着实令人头疼。杨建军听后自嘲道：“我在反贪局就掉了好多头发，现在估计全要掉光了。”
果然，不出半年，他大半个脑袋就秃了。
驻所以后，杨建军的烟抽得更凶了，每天打底一包半。看守所内严禁吸烟，他在室外找到了个合适的吸烟点，又在窗檐边上放了个空茶叶罐当烟灰缸。有同事来了，他就发两根，没人的时候，他就站在石阶上，凝望着高墙外的天空。
曹兵下班后常常骑车到看守所，每次都能把正抽烟的杨建军抓个正着。他向来是反对杨建军抽烟的，嘲笑对方没有毅力，不像自己“说戒就能戒”。
“老杨，抽到这种烟屁股就不要再抽了……”
“老杨，你这样下去不行，两个肺比煤饼还要黑。”
“老杨，你为什么还在抽？！”
曹兵找到杨建军的同事，用开着玩笑的口气建议他们没收杨建军的烟盒，对他每天的吸烟量实行严管严控：“以后你们抽了5根，才能给他发1根，明白吗？”
其实曹兵理解杨建军的“复吸”——那时驻所检察室缺人手，看守所的羁押量又逐月升高，杨建军不仅要巡视自己管辖的第二监区，还要巡查对面的第三监区，很多工作也要他亲自去办，整天忙得连轴转。那时杨建军要值夜班，食堂的夜宵只有馒头、稀饭和咸菜，有时候，曹兵会在自行车车筐里放着自己在家腌制的香辣萝卜片，还有两大包苏打饼干，带来给他改善伙食：“坚决支持老杨同志的工作，给你带了点‘战略物资’。”
杨建军笑了，跟曹兵聊起看守所的人偷偷给他取的绰号：“上次我抓到办案人员‘单人提审’，又查到监区特保私卖香烟，发了几份《纠正违法通知书》，后来他们就背地里就叫我‘黑面杨’——这外号还挺好记。”
“那我以后叫‘白脸曹’吧？这样我还是你的老搭档。我们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白脸。”
“那谁演关公？给你来一个‘捉放曹’。”杨建军笑道。
“尹东明”三个字像条件反射一样到了曹兵的嘴边，又被他生生咽了回去——他和尹东明都喜欢看电视剧《三国演义》，尹东明的眉眼跟关羽的扮演者的确有几分神似，又像关二爷一样重情重义，可这“一捉一放”，令曹兵又想起尹东明心中的暗疤，于是换了话题。
5
过了些日子，曹兵又去了驻所检察室，他进屋后，往桌上放了苏打饼干和胃药，对杨建军说：“我在外面看着你走过来又走过去，碰到了什么问题？我帮你参谋参谋。”
杨建军告诉曹兵，最近他很关注一个名叫童永兴的在押人员。此人今年23岁，技校肄业，因涉嫌盗窃于2008年10月被刑拘，羁押入所后被分配在225监室。童永兴犯的案子有点特殊——盗窃邻居晾晒的女士内裤，后来发展到入室行窃，结果被男主人抓住，扭送到当地派出所。进了监室后，他在“铺头”的胁迫下，交代了自己做的事情，刚一说完，犯人们就哄笑起来，直到引起管教的注意，才勉强忍住。
童永兴肤色苍白，身形瘦弱，1米8出头，大腿跟胳膊一样细。打架没有身材优势，犯下的案子又令人鄙夷，同监们争相压榨他，逼迫他值岗、洗衣服和打扫卫生，后来就开始抢他的食物。童永兴被如此一番折腾，肠胃的老毛病复发了。一天晚上，他挨不住胃痛，向管教打了报告，然后被带到了看守所5楼的医务室，可偏偏对症的药品正在补货。这种药杨建军是随身携带的，曹兵也经常给他“补给”，知道童永兴跟自己同病相怜，就把药给了他。
在管教和杨建军的盘问下，童永兴终于吐露出了实情，并央求他们放过那些犯人，“不然我以后的日子会更惨”。杨建军沉吟片刻，对童永兴讲：“你别担心，好好吃药，把身体养好，这个事情我们帮你解决。”
监区领导和管教介入后，霸凌童永兴的犯人们受到严惩，童永兴也被调到了新监室，待遇有所改观。但每次面对问话时童永兴心事重重、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还是引起了杨建军的注意。杨建军约谈了童永兴同监的犯人，那人也说童永兴最近心神不宁，胃口也差，饭菜只吃了两口就饱了，晚上老是在铺板上翻来覆去，都影响别人睡觉。犯人们看他老实巴交的，才没有发作。
凭据经验，杨建军推测童永兴肯定有心事，且这个心事多半与“隐案”有关——是他自己犯下的，还是另有其人？
深挖隐案是杨建军的日常工作，但他并不打算立即开展谈话教育，因为还没到最佳时机。杨建军偶尔找童永兴谈话，关心他的病情，提醒他“要时刻遵守监规监纪”，唯独不提案子的事。时间一长，童永兴对杨建军逐渐产生了信任。
转眼到了11月底，在杨建军照常巡视监区时，童永兴终于鼓足勇气喊了报告：“杨检察官，你现在有空吗？我有事情向你汇报。”
杨建军却说：“快到饭点了，你先吃饭吧。”
他是故意这样说的，目的是让童永兴的情绪彻底到达临界点。果不其然，次日上午9点，童永兴又一次提出要求约见检察官。
坐进谈话室，童永兴说：“我要揭发我大哥蔡金阳，他和我抢过一个妓女的钱，蔡金阳把那个女的杀了，还碎了尸。以前我害怕蔡金阳报复我的家人，所以我想说又不敢说。”
蔡金阳其实是童永兴的初中同学，童永兴叫他“大哥”，是他的“小跟班”。2005年7月5日傍晚，蔡金阳玩老虎机输了钱后，叫童永兴“到发廊那边招个小姐玩玩”。见童永兴不应声，蔡金阳便一直在旁边唆使。
童永兴有些害怕，问：“被警察逮到了咋办？”
“你他妈就这点出息！”蔡金阳说，“怕什么，出了事我帮你顶着。”
童永兴刚把蔡金阳看中的小姐领进屋里，蔡金阳便将她扑到，骑在身下，双手猛掐女人的脖子。女人没了声响，蔡金阳伸出食指放在她的鼻孔下方探了探，然后冷眼盯着地上的尸体。童永兴被吓住了，蔡金阳朝他翻了个白眼，说了句“干活了”，就拽过女人的黑色坤包。拉链的质量很差，滑到中间卡住，他就双手抓住拉开的两侧，使劲往外扯，把人造皮革都撕出了细屑。蔡金阳翻出1000元现金，分给童永兴200，然后踢了一脚尸体，警告他说：“今天的事情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你要是敢说出去，我就来找你麻烦。你听清楚了吗？”童永兴不敢出声，只得拼命点头。
“呵，我看你这个怂包也不敢。”蔡金阳抬起下巴，用蔑视的口气说，“反正这个*****是你给我叫的，现在你跟我在一条船上，你永远也别想撇清。死人让我来处理，你帮我把垃圾袋扔掉。”
交代案件时，童永兴一直低着头，声音小而细，像蚊蝇在盘旋，瘦长的脸上露出苦笑：“说起来也可笑，明明我是蔡金阳的帮凶，结果杀掉那个女人，我自己倒留下了后遗症——关在这里，我总是半夜睡不着，反反复复就在想这个问题，当初蔡金阳为什么会选上我？可能他就是看上我胆小、好欺负吧。假如我换成他，再借几个胆子给我，也绝对不敢杀人。不怕你笑话，别说是杀人了，就算打架我都不敢，也打不过。”
杨建军说：“我不会笑你，你敢把这件事讲出来，就已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你还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跟我说。”
童永兴说他怕蔡金阳被警方抓获后，将罪责全部推卸在他身上，导致自己罪加一等。
杨建军让他不必多虑：“在罪责方面，我们会依法查证，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你交代的这个案子，如果查证属实，法律上会从轻或减轻处罚。”
6
公安局追逃办收到杨建军移送的线索材料后，立即展开调查。民警们发现，2005年7月市区发生的一起失踪案，失踪的是个女人，相关信息与童永兴的供述高度吻合。
但是，蔡金阳却迟迟没有落网。
杨建军说：“找不到蔡金阳就前功尽弃，案子确实存在，可是人又逃到哪里？”
“别多想，有些事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曹兵说，“说不定哪天他就被抓到了呢？”
那天曹兵刚从杨建军那里出来，转头又去看望尹东明。进屋后，尹东明和他并排坐在破旧的黑皮沙发上，无意中聊到了杨建军，曹兵便说起老杨最近办的案子。
“那个凶手叫什么？”
“蔡金阳，你认识？”
尹东明是随口一问，曹兵也是随口一说。可是话刚说出口，曹兵的肠子就悔青了——这个蔡金阳，正是尹东明过去的狱友，因为盗窃进去的，比尹东明早2个月刑满释放。
直觉告诉曹兵，尹东明很可能想借这个机会弥补他不能再当警察的遗憾。可他已不具备调查和执法权，如果在调查中做了出格的事，这个责任没有人可以担当得起。曹兵告诫他：“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线索，那就再好不过，可以提供给杨建军，也可以交给公安，但你自己千万不要擅自行动。”
尹东明望着手中的烟，许久才点头。
蔡金阳在服刑期间，跟狱友聊天时说，等他一放出去就去“开荤”，直奔发廊和足浴店，还大言不惭地讲，那边方圆几公里的足浴店，所有技师全都是他的“老相好”。这些话是尹东明手头仅有的线索，有没有用，尹东明自己也不确定——可即便是蔡金阳吹过的牛皮，尹东明也要亲自撑开看个究竟。
尹东明骑车去了蔡金阳说的地方，根本找不到那些店面，问了附近晒太阳的老人，才得知原来街区做过一次“大整顿”，那几家经营范围暧昧不明的小店全被拆除了，整条街面刷成了一堵干干净净的白墙。
尹东明又赶到另一个蔡金阳提过的居民区，那里有一片群租房，住着他的狐朋狗友。可这次又扑了空——这2年城市变化很大，街区推掉了危险的群租房，只在垃圾厢房边上看到半个损毁的铁架床。
尹东明不甘心，打算一直找下去。曹兵觉得干这事费力不讨好，问他图什么呢？可尹东明却说：他这样做不是为了向任何人证明什么，也没有证明的必要，只是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把自己丢掉的尊严找回来。
知道尹东明是头犟牛，认准的事谁也拉不回，曹兵也就不劝了。
因为怕违反工作规定，案件的后续进展，曹兵没再问杨建军。尹东明骑车跑了好几个区县，啥也没找到。他发动曾经的“狱友团”，寻找蔡金阳的下落，却没人理他，还有人笑他“闲着没事干”。
就连自行车也笑话他，后轮罢工了，在路上嘎吱作响，刹车也慢了半拍。尹东明把车拖到了街角的修车铺，在路边点了根烟。头顶烈日，街上行人稀少，他无意中看向马路对面，看见了自己的狱友倪敬东恰好蹲在对面的路牙上。
尹东明打开兜里的录音笔，过了马路，甩给对方一根烟，马上切入正题：“你在里面跟蔡金阳关系最好，知不知道他在哪儿混？”
倪敬东说，出来后，蔡金阳找他，还送来了一部二手的黑色诺基亚。他猜到这手机来路不正，没敢收。
“我最近怎么没看到他？你知道他到哪里鬼混了？”
“要不你去北郊找找看，那里有个二手市场，什么人都有，每次蔡金阳干完小偷小摸就跑到那里销赃。”倪敬东讲到这里，有点起疑，“别人放出来都恨不得跟里面的‘老朋友’撇清关系，你怎么那么想找到他？”
尹东明不动声色，又给倪敬东发了烟，说自己出来后很难适应新生活，没朋友，也没人愿意跟自己交朋友，就想找人叙叙旧。
“我好心提醒你，出来找谁也别找蔡金阳，他这人不想走正路，说不定又进去‘回炉’了，你能找到他才怪呢。”
“多个朋友多条路，你看我不是找到你这个老朋友？但是你放心，我自己做事有分寸。”尹东明假装存了倪敬东的手机号码，又套出了对方和蔡金阳相遇的时间和地点。
倪敬东说，如果真想找蔡金阳，还可以前往另外两个地方：一个是西郊棚户区，那里还残留着几家发廊；一个是北郊的歌舞厅，用废工厂改建的，毗邻二手市场，蔡金阳销赃完，就会去那里潇洒。
7
尹东明不是没想过亲自去抓蔡金阳。他自认是个练家子，当年从部队出来可是在警校当过教官专门教擒拿格斗，对付蔡金阳不在话下。可他又害怕，真出了什么岔子，“回炉重造”的就是自己了。
权衡之后，尹东明让曹兵把录音笔转交给杨建军，说录下的资料有没有用，他也拿不准。
曹兵把笔放进左胸口袋，郑重其事地说：“尹东明同志，你这半个多月跑得那么辛苦，把自行车都快骑报废了。如果线索真实有用，一定要给你奖励，至少要颁发奖状。要是没人发，我自己给你颁一个！”
到了驻所检察室，曹兵则对杨建军讲：“老杨，你看尹东明提供的这些材料有没有用，没用的话，我就随便编个理由安慰他，跟他说‘这些线索真的太有用了，我们准备奖励你’。奖金就算了，我手头也没多少私房钱，老婆最近查得越来越严，到时候我们请他吃顿饭就好。”
“不，你低估了他。”杨建军给出肯定的答复，“尹东明做的这些基础工作非常关键。”
公安局追逃办收到尹东明提供的线索材料后，经过多方协力，最终将蔡金阳成功抓获。
正如童永兴所担心的那样，到案后的蔡金阳辩解称，当时他自己只负责招嫖和望风，杀人、抢劫、碎尸，全是童永兴一人所为。杨建军说，当时刑侦支队为了查明案件事实，专程赶赴看守所对童永兴进行突审，并于当晚召开了案情分析会。警方在会上指出，童永兴和蔡金阳两人的口供存在很大出入，都互相把罪责推给对方，只有对赃物的供述是一致的——他们都说对方从被害者那里拿走了一部黑色的摩托罗拉。
公安调整了侦查方针，决定“以人寻物”。几天后，北郊二手市场的一个店主从公安出示的照片中辨认出了蔡金阳，说自己3年前曾从蔡金阳手上收过一部二手的摩托罗拉，手机的特征与蔡、童二人的供述相符。店主记性不错，说由于手机的按键磨损严重，他起初并不想收，后来蔡金阳反复强调说“半卖半送”，最终以40元的价格成交，那手机后来也没转卖出去，现在还放在玻璃柜后面的抽屉内。
公安将手机交由报女儿失踪的老两口辨认，他们声称这就是女儿曾使用的手机。与此同时，另一边刑事技术科也传来捷报，经过相关的生物比对，凶手正是蔡金阳。
公安火速赶往看守所提审蔡金阳。面对铁证，蔡金阳瘫在椅子上，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知道杨建军挖“隐案”的事办妥了，曹兵也跟着舒了口气。
杨建军荣获市政法委颁发的“先进个人”奖励。表彰大会结束后，他给曹兵打了电话，让他把这次的“无名英雄”尹东明约出来。
老哥仨重新聚首，杨建军提议拍一张合照，就像十几年前捕获“奸杀恶魔”后他们在检察院门口拍的那样。尹东明摇头，曹兵只好跟杨建军说：“照片就不拍了，我们都老了，拍了也不好看。”
杨建军心领神会——相较当年，他和曹兵只是调动了岗位，可尹东明却已不是警察了。
3人在饭馆聚餐。杨建军点了几个家常菜，没要酒水，只喝桌上的大麦茶。虽然曹兵觉得“喝了酒，该说的、不该说的，都会说出来”，但如今，他们都是知天命的岁数了，有些不能说的话，彼此也心知肚明。杨建军说完开场白，以茶代酒，敬了一杯，之后没再说什么。曹兵连讲了几个笑话用来活跃气氛，直到饭局结束。
饭后，落日正圆，树影微动。3个人漫步在空旷的街道，曹兵随口哼着歌，调子抑扬顿挫，杨建军和尹东明也跟着哼起来。
师父记得很清楚，那时他哼唱的是电视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曲：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8
2013年，我调去检察院侦查监督处，曹兵成为我的师父。
初见曹兵，我觉得他的长相也太过凶神恶煞了——眉似刀剑，眼如铜铃。往好听了说，像从寺庙的天王殿里偷跑出来，一副明眼鉴察人间，倒是能震慑住嫌疑人；往不好听了说，这副凶巴巴的样子，总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欠过他的钱。
我给师父留下的印象也不好，他后来总是带着调侃的语气，说初次见面时我“戴副眼镜，看起来愣头愣脑的”。
刚开始共事的第一个月，他看到我总在敲键盘，随口就问：“你写审查报告的时候，怎么从来都不去翻橱子里的工具书？”
我解释说：“咱们的系统里有个法律工具软件，点进去以后，涵盖了全国所有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
他连连摇头，说身为检察官，不能总是依靠互联网，应该牢牢记住那些法条，背得滚瓜烂熟，然后活学活用。我心想，你这个老家伙也过于因循守旧、不懂变通了，嘴上只敢说，侦监处承办的案件量很大，办案期限也很紧张，“只有依靠电脑软件才能更好地提升办案效率啊”。
“如果别人让你释法说理，你想到某个法条，脑袋瓜突然卡壳，然后对他说，‘不好意思啊，我忘记了，你等一下，我到系统里面去查。’这不是让别人看笑话吗？”他不肯让步，“做检察官这一行，那些法条就应该像你的老朋友，面孔什么特征，脾气什么样，你在心里要一清二楚。”
这话说得有理，我没法辩驳。从书橱里抽出那本厚重的大部头，书页边缘粘着五颜六色的便签条。师父还在上面写了密密麻麻的摘要，字不算好看，但很端正，至少能看清。我想象着他戴着老花镜、伏案在大部头上做笔记的画面，心里有些羞惭。
拇指拨弄书缝，纸张一页页快速翻过，在中间的某一页骤然停下——那里夹着一张照片。照片背面的水渍已发黄，在边角处晕开，显然有些年头了。照片上站着一个陌生男子，大约30岁，身穿笔挺的军绿色制服，立的是标准军姿，双手紧贴着军裤中缝，气宇不凡。
那时，斗嘴就是我们师徒之间的家常便饭。一次，我们去看守所提审嫌疑人，由于支气管炎发作，我咳得厉害，师父很嫌弃地说：“这还没上战场呢，你就咳成这样了，不是让犯人看笑话么？你平常肯定不锻炼，一个小伙子，病怏怏的。”
“师父你别光顾着讲我，上次是谁爬个2楼就气喘得不行？我吓得都想给你打120抢救。”我也没好气地说。
“我是因为有高血压。你不信可以问问别人，几年前我在街上对付一个抢女包的，大气都不带喘一个！”他也许是真的老了，而且也太爱把那个“见义勇为”挂在嘴边了，这句“大气都不带喘一个”，我都听过很多遍了。
抵达看守所，师父没有立刻到监区提人，反而先拐到杨建军的驻所检察室，要了一盒润喉糖，塞到我的手里。
下午2点半，我们提审一名涉嫌强奸的嫌疑人。那个犯人翻供了，反复说一些毫无意义的辩解。师父很讨厌这样的人，厉声问他：“到底是有还是没有？这案子有铁证，翻供对你一点用都没有。欺负女同志，你还有理了？！”
说完，他就用左手食指轻敲着我的玻璃水杯，示意我多喝水。
第二天清早，我的办公桌上多了一盒止咳糖浆，问了同事才知道，是师父偷偷放的。他平时习惯早到，和当年一样，不爱动嘴，总是悄悄地把事做了。
磨合了一年，我慢慢发现师父身上的“闪光点”：他富有正义感，虽然年事已高，但身子里好像永远有一股劲儿。他从不说官话、空话，只说大白话，虽不中听，却不乏真知灼见。
他知道我自尊心很强，从不会当着别人的面批评我。只有我们师徒二人在场时，他才会反锁上办公室的门，像谈心教育一样，把我在审查工作中欠缺的地方罗列出来。他对我的工作要求很严格，制作法律文书的时候，别说是案件分析文本，哪怕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允许出错。
但当我在市检察院组织的辩论赛上获得最佳辩手时，他甚至比我还要兴奋。那天下班，他还去了驻所检察室在杨建军面前显摆：“你看我徒弟多厉害！”
9
2016年12月的一天，师父把我写的检察调研文章专门打印出来，戴起眼镜认真看。过了5分钟，才放下眼镜，揉着眼皮说：“比以前有进步，措辞更严谨了。”
我趁机嬉皮笑脸，说想写一写身边的老检察官的故事，可以先从他写起。为了让他放心，我说保证会在文章里把他“往好了写”。
“那不行。”师父摇头，“你写的是故事，又不是写‘曹兵同志的先进事迹’。”
“那我就得先深入了解一下了。”我说——然后，就想起那张夹在大部头里的旧照，没过脑子，张口就问师父那个穿着老式警服的男人是谁。
师父微笑着的脸一下就变了，眼神也黯淡下来，仿佛被戳中了一块不为人知的伤疤。他长长地呼出一口气：“这张照片夹在书里很久了，我一直没跟你说，其实，说出来也没什么……”他起身走向书橱，双手微颤，缓缓地抽出大部头里的那张旧照片。
照片上的男人叫赵嘉辉，与曹兵是同年入伍的战友，退伍后分配到公安局工作。这张照片拍于他第一次穿上警服的那天。能看出，当天的光线很充足，赵嘉辉站在阳光下，嘴角微微含笑，昂首挺胸，警服合身，英气逼人，像广场上的国旗手。
1993年11月7号，赵嘉辉所在的县城发生一起特大抢劫杀人案。凶犯在作案前盗取了一把“五四”式手枪，杀了饭馆老板家中四口人，劫走大量现金。公安赶到现场时，在几具浸在血水中的尸体里，发现老板的大女儿尚存生命体征，便立即将其送往医院抢救。最终，她保住了性命，却终生瘫痪。
公安局紧急制定抓捕计划，很快锁定了凶犯的藏身处。师父说，小赵很勇猛，在部队时射击成绩总是排第一，对自己的枪法十分自信。展开抓捕时，小赵看见凶犯举枪对准身边的同事，情急之下也举起手枪，跟凶犯几乎是同时扣下了扳机。
子弹无眼，赵嘉辉打穿了凶犯的肩膀，凶犯的子却弹击中了他的心脏。眼睁睁看着同事倒地，公安干警火速发动强攻，选择顽抗到底的凶犯身中3弹，失血过多，死前表情狰狞，紧紧握着手枪，怎么都掰不开他的手指。
次日上午，赵嘉辉殉职的消息由战友转告给了曹兵。闻此噩耗，曹兵愣了整整半天，一句话也讲不出来，连笔都握不动。杨建军问怎么了，曹兵就哽咽着道出实情。杨建军听了，拍了拍曹兵的肩，没有说话。
在小赵落葬后，曹兵久久地伫立在墓碑前，亡人的音容笑貌仿佛还在眼前，他使尽了全身的力气，朝墓碑做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过了很久才舍得放下。他粗糙的手掌往脸上胡乱一抹，转身的一瞬间，他感到身后站着一个人，目送他离开。
师父把照片轻轻地放在桌上：“我和你之间可能有代沟，你不一定能够理解我们这代人的观念。有句话叫‘人活一口气’，我们部队的人，这口气就是给国家准备的，永远把国家放在第一位。我把小赵的照片一直夹在书里，尽管有时候翻到，我心里还是像被放了冷枪，但是我能提醒自己，从事的是什么工作，职责是什么，也不要腐化堕落，变成一个被自己鄙视的人。”
往后的日子，师父常常给我看他的那些老照片，午休时便成了我的采访时间。他给我讲的第二张照片，就是他和杨建军、尹东明在1996年破获“12.26案”之后的合影，那张照片被他摆在书橱第二排最显眼的位置。他总会问我：来得及写吗？我点头说没问题。他又说：“你拿手机放在桌上录音也可以，都是我过去的事情，不是什么涉密内容。”
师父又翻了几页，找到他过去参加政法工作会议的照片，用龟裂的浊黄指甲盖指了指照片中的几个人——他还记得这些人的名字和职位，如今他们有人已离休，有人离开了政法岗位，甚至也有人锒铛入狱。
师父说，他一直怀念当年在批捕科、反渎局的热血豪情，但当下，他也无悔无憾：“我做了几十年检察员，最自豪的不是办过哪些大案，得过哪些荣誉，而是带出了两个争气的徒弟。一个叫杜勇，以前我在信访办的时候带过他，你肯定对他很熟悉，因为他经常出现在电视里面，后来成为全国优秀公诉人——另一个嘛……”
他刻意停顿下来，我们相视而笑。
10
2018年春节过后，我收到通知，调往市院重罪检察组。
面对离别，我能感受到师父的不舍，但他不愿表露出来，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嘴里哼着老歌。早上8点一刻，他在行装处借来一部手推车，我往车里装上要搬走的纸箱，然后一起进了电梯。我想我应该跟师父说点什么，就算开个玩笑也行。平常说的话很多，但此时我反倒卡了壳——也许又只是内心藏了太多话，全都堵在了一起。
师父送我到门口，快要上车时，搭住我的肩膀，说：“不要舍不得，分了合，合了分，这都是人间的常态。再说了，人往高处走嘛，你调过去是好事，重罪检察组里面都是精英，对你来说是一个绝佳的锻炼机会。”说完，又不忘告诫我：“无论到了哪里，夹紧尾巴做人。”
我说：“不管走到哪儿，我师父都是曹兵。”
这话，“师兄”杜勇曾经也对师父说过。师父听后，把头别了过去，一直没有转回，只挥了挥手：“快走吧，不要耽误了。”
汽车驶出20米，遇上红灯。我看向后视镜，发现师父还是站在检察院门外，望着车子离开的方向。街道行人稀少，他看起来很孤单，还有几分落寞。
几个月后，我回区检察院办事，顺便看望师父。他说，司法改革以后，检察院反贪反渎的干警转隶去了监察委，今天反渎职局要摘牌了，正好是最后一天，问我能不能帮他和牌子拍一张合照，日后留作念想。
天色已经有点发暗，我们赶紧下楼去到检察院的门口。他缓步走到白面黑字的竖牌旁边，整理着装，像在参加一场庄重的仪式。领口、领带和袖口全部理了一遍，却还是不满意，又问：“我的领带正吗？”我到他跟前，为他摆正红领带的那一瞬间，突然想起，几年前我们去看守所提审，那时是他为我整理的领带。
整理完仪容，我半蹲下来，用手机给师父拍了照。他所有的照片都是咧嘴笑的，唯独这一张，神情肃穆，唇线的弧度反而向下。拍完照片，他侧过身望着牌匾，抚摸着“反渎职局”那几个黑字，轻声说道：“再见了，老朋友。”
2018年12月的一天，“师兄”杜勇忽然打电话给我：“曹兵出事了。”
我心头一紧。
杜勇说，下午4点多，部门开展政治学习，师父在会上讲话，说到一半，头一歪，整个人从座位上摔了下来，身边的同事吓坏了，赶紧围到他身旁，要扶他起来。师父的意识还算清醒，但是话讲不清楚了，右脸是歪斜的，口水往外流淌。部门领导马上叫了救护车，杜勇报备过后，钻进车厢，陪在师父边上，他握着师父的右手，发觉手背像冰块一样凉。随车医生说这很可能是脑卒中，让师父尝试着举起双手，但他只能举起左手，右胳膊怎么也抬不起来。
“他目前在抢救室，我知道你跟曹兵的关系，想来想去，还是要告诉你，否则你到时候会恨我——你现在方便过来吗？”杜勇随即说了医院的地址。
“我马上就到。”
我鼻子发酸，不停地安慰自己：师父不可能有事，我想写他的那篇稿子还没写完，答应过要给他看……我时常会不由自主地想象着他看那篇稿子时的神情，而我在一旁等着他的夸奖或是批评……
即将到下班高峰了，我赶忙用冷水冲了冲脸，振作起精神，驱车抄了最近的路线，驶上中环高架，直奔医院。
在急诊大厅门口，我和杜勇碰了面。我问他师父情况如何，杜勇摇了摇头，神情有些颓丧。他好像怕我扛不住，把声音放得轻：“半边儿动不了了。”
我愣在原地，说不出话——半边身体无法动弹，就意味着师父今后的生活要在病榻上度过了。可他向来是个待不住的人，稍有空闲，便和杨建军出门钓鱼或者去逛花鸟市场，往后可怎么办？
“医生看了CT片子，说耽误了。现在人躺在抢救室吊盐水。”杜勇说完，又告诉我一件事——今天上午10点多，师父跟同事说，他有点偏头痛，内眼眶很疼。同事问他要不要去医院看看，他还摆手说不用，可能就是感冒上火，马上到了午休时间，睡一觉就好了。
我们进到抢救室，师父在西面3号床，人还算清醒。师母守在床边，我跟她打了声招呼，师母的声音有些哽咽：“刚用了白蛋白的药，只能先把命保住。”
我点了点头，把目光放到师父身上，他脸色苍白，半张脸松垮下来，看起来很疲惫，眼皮在打架，却不想睡。我轻抚着他的手背——那是一只大手，淡褐色的老年斑从腕骨那里翻越而上。师父现在连转头都很吃力，只能移动眼球，一言不发。
那时我以为他只是太疲乏，没有力气讲话，直到晚些时候，杜勇拎着盒饭回来，在急诊室门外才悄悄地告诉我：师父的病情不容乐观，以后很难再正常讲话了。
11
师父出事那天，杨建军正对看守所做夜间突击巡查。第二天清早，他心急火燎地赶赴医院，执意要陪夜。师母果断拒绝：“一个老曹已经倒下了，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不能也跟着倒下。”
杨建军后来跟我说：“老曹是我的老同事，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对我的徒弟林凯讲过，你想要了解我，可以先了解我的朋友，我这个兄弟是‘铁老虎’，嫉恶如仇、有正义感，跟我肝胆相照。我这辈子，有他这一个朋友就足够了。他出事，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过了很久才缓过来。”
2018年12月23号，师父出院了。医院附近的商铺提前挂上了圣诞的鲜红装饰，当天的阳光很好，但我们所有人的心情都是阴郁的。师父体重180多斤，我和杜勇一起把他抬进汽车后座，我怕他在颠簸中摇晃摔倒，放稳后又给他系上了安全带。师父的左手够过来，轻轻拍着我的后肩，我心里越发酸楚，但还是强忍眼泪——脑卒中已经给师父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打击，要是我再掉泪，他就更难过了。
车开到师父家门口，我和杜勇又把他抬下车，小心地放进轮椅。他家养了一只鹦鹉，以往师父耐着性子，教它念“老曹”、“你好”。可鹦鹉却摆谱，老是把“曹”念成四声，仿佛在挑衅。师父忍无可忍，直接叫它“笨蛋”。师父后来把这事当成笑话给我们讲，起初我并不相信，直到去他家玩，看着他亲自跟“笨蛋”配合示范了一遍，人鸟来言去语，像在说相声，我被逗得大笑。如今师父回到家中，“笨蛋”似乎也通了人性，看到自己的“搭档”生病了，也不讲话了，头一直低着。
元旦，我又去了师父家，看到他床头柜上平铺着6张卡片，扑克牌的材质，只是尺寸更大。牌面上绘制着粗线条的卡通图案，比如水杯和点心。师母说，这是杨建军想的办法，他昨晚来看曹兵，带来了这些卡片。
往后的几周，分管检察长、院政治部的领导也来看望师父，杜勇随同前往，知道他念旧，便从单位带回了他最钟爱的老相册。
一次去师父家，师母告诉我：“曹兵的战友们平常也来，有个人很奇怪的，搬了一个小板凳，坐到曹兵床边，也不讲话，只给曹兵剥橘子吃。一整个下午，他们两个就在那儿发呆。到了晚上5点，我想留他吃晚饭，他摇头说不用，打声招呼，就回去了。”
我问那人长啥样，师母说，人比老曹小几岁，头戴着灰绒鸭舌帽，进屋后摘掉帽子，一个毛寸头。身高超过1米8，穿老旧的咖啡色皮夹克，背部和袖口全都磨白了，像剥了皮的橘子瓣。
我想，那应该就是我在照片里见过的尹东明。
杨建军来得更勤，他怕老战友无聊，专门给他买了一部平板电脑，在里面下载了老影片和象棋游戏，每逢周末就来陪曹兵下棋。老哥俩从在部队里认识就开始下棋，下了几十年了，师父一直是个臭棋篓子，就没赢过杨建军几次。有次我观战，杨建军开局占优，下到棋局的末尾，却失掉了马和车，被师父连续两次“将军”，只能认负。杨建军拍着大腿，表现得非常懊悔：“老曹你生了病，技术倒长进了不少，反应也比我快，一定要保持这种状态，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我立刻明白了杨建军棋艺“退步”的原因，心头一酸，搓了搓鼻子。
2019年初春，我到看守所提审，在第二监区的走廊上遇到正在巡监的杨建军。他对我说，师父前几天在平板电脑上给他打了一行字，“老曹知道你喜欢写案子，他家里有一本内部刊物，让我帮他找，给你拿去作参考”。
两个月便是暖春。气温回升，师父的身体状况也有所改善，右臂可以稍微抬高些了。杨建军打算带他出去走走，顺便带上了钓鱼竿。我和老杨把师父放到轮椅上，师父垂头望着自己的双腿，神色悲痛，似乎还接受不了残酷的现实。
我推着轮椅，老杨背着鱼竿，带师父来到一个湖畔。师父有点困乏，努力睁大双眼，像在看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我将轮椅刹住后，师父的左手不断地在身后摸索，我问他是不是口渴，他微微摇晃脑袋，他要找的东西似乎非常要紧，他急得快哭了出来。这时，杨建军拍着后脑勺：“我们把书给忘了——上次跟你提到的那本书，我在他家里找到了，刚才忘记拿。”
我望着师父，感觉喉咙发紧，好似有颗棱角分明的石子堵着。我俯身在他耳畔轻声说，这本书完全可以等钓完鱼回家再取，没什么关系。
“他是想亲手交到你手里。”杨建军补充了一句，“给你一个惊喜。”
我强撑着朝老杨笑了笑，转过头佯装去看别处的湖光——可看不清了，那些清澈的湖水流入眼眶，泛起一层银亮的水雾。
一旁的杨建军已经甩出鱼竿，我以为是他负责垂钓，师父在一旁观看。过了很久，鱼竿抖动了一下，老杨迅速起身，移动了两步，让师父用左手把竿子紧紧握住，他再手把手，娴熟地将鱼竿收线，嘴里轻声细语，仿佛是第一次教师父钓鱼。
被钩上来的大鱼，在这两个老小孩面前猛扫着尾巴。看见师父久违的笑容，老杨也笑了，夸他“钓得好”。我站立在他们身边，再也控制不住，两眼像拧开了水龙头。
后记
这几年，师父一直坚持在做康复训练，现在右臂已经可以抬升到90度，只是下地还有些困难。我去看他时，觉得他比以前精神些了，已经能在台灯下看报纸。尽管还是不能说话，但他的脸上有了笑容。
跟师父共事时，有次赶赴看守所提审，他嘱咐我不要忘记佩戴检徽，说完顺手将检徽抛了过来。检徽在半空中翻转，我伸手握住，下端的尖角嵌进了“大鱼际”——多年前的那种触感，在几年后我敲击键盘时，仍会隐隐地显现。
转身望去，窗外守候着灼人的黑夜，远处的灯火稀稀落落，我不由想起师父曹兵当年对我讲的话：“这是一份经常要接触黑暗的工作，你心里头要有一个手电筒，时刻保持常亮。”
谨以此文，献给老一辈的检察干警。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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