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富士康之后，我的生活一路向下
文丨殷盛琳
编辑丨王一然
「像我们这样的人是没有选择的 」
我参加综艺节目很偶然，是编剧在B站找到的我，从富士康离职后，我一直在做up主。为了积累素材，我去做过顺丰搬运工，也在工地搬过水泥，我体验过那样的生活，但不是真正的日结工人。
我和黄子韬、陈飞宇搬了一个多小时的玻璃，很沉，得有一两百斤，需要三个人一起抬。在真的日结工作里，这也算得上辛苦活，大家一般更愿意去做保安，比较轻松。
节目里有段我和黄子韬的对话后来在网上传播很广。他说自己要一直试下去，直到找到喜欢的工作为止。我说，像我们这样的人是没有选择的，无所谓喜不喜欢，赚钱而已。我是把自己代入了“三和大神”的身份，他们确实是这样的。但节目放大了一些情绪。
节目里的日结工招工点也在龙华区，只不过拍摄换了个比较荒凉的地点。现实中，会有一群一群人挤在那儿，大家穿得不太整洁，站着，或者蹲在路边。有很多摆地摊的，卖二手工服，还有卖早餐的，卖那种吃了会拉肚子的炒米粉、河粉。
找活儿的高峰期一般是早上5点半到6点半。那会儿城管和清洁工开始上班，等工的人吃早餐留下的痕迹会被清理掉。6点半左右，那些人就浩浩荡荡朝着一个方向走，到十字路口再分开。大部分人都是找不到活的。
疫情之后，活儿更少了，还要检查健康码，绿码才能去做日结。有健康码前提是要有个手机，之前有些大神没钱了会把手机当掉，赚到钱再赎回来，现在不得不想办法弄个手机，也不能轻易当掉了。
我体验过“三和大神”的生活：租了15块一晚的床位，一个屋住了十几个人，都没有交流。有人还跟家人打电话，说自己过得挺好的。感觉他们很快乐，每天醒了就玩，有钱了就去网吧上网，或者赌钱。没钱就去打日结工，挣点钱回来吃饭，快餐很便宜。
我是2019年年初去做观察的，那时三和还挺繁华，到了年底，那片儿就用铁栅栏围起来了；2020年疫情之后，他们被越赶越远。龙华区的保安把他们赶到大浪，大浪再把他们赶回龙华。
我碰见过一个来找儿子的母亲，她说儿子就在深圳打工，三四年没有音讯了，她在媒体上知道了三和这个地方，就过来找。我跟着她找了一上午，没找到。
现在你基本在街上见不到“三和大神”了，但他们一直都在。前段时间我骑自行车闲逛，还在一个垃圾站后面见过他们。那儿有可以遮雨的小亭子，里面全部都是三和老哥。他们还用板子搭了个小帐篷。
参加这个节目让我的导演梦碎了。高中我喜欢王家卫，把《东邪西毒》所有台词都打印出来了，天天背。我想考北影或者中传，第一次高考，我的分数能上河北科技大学，我选择复读，结果最后去了武汉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机械制造，毕业后进了富士康。
我想象中的导演就是戴个墨镜、防晒帽，在摄影机面前喊话，指导统筹，但那好像是少数。执行导演很少休息，一个月工资才六千多。我说你们这么拼，每天休息三四个小时，还不如我在富士康赚得多呢，车间恒温21.5度，每天干8个小时就好了。
观澜富士康南门。殷盛琳摄
「肖申克的富士康救赎」
从2010年毕业，我在富士康呆了整整十年。现在想想，富士康的环境是真的很单纯，规则明确，每个人都可以敞开心扉，看人行为不爽，可以直接指出来；但在外面如果太直接的话，会付出代价。
不过那十年我的人生质量很低。进厂前，技术工需要去南通培训。那些人对我们进行洗脑教育，说机械制造是一个神圣的职业，中国的制造业就在我们肩上扛着，富士康的未来是我们的。
首先让我们把头发理了，统一成两毫米的毛寸，师傅30秒推一个人；另外要求每天早上6点就要去跑步，因为需要良好的体能。两个人如果一起走路，要肩并肩走，三个人的时候就得列队，从一个点走到另一个点，不能斜着走，要拐一个直角。
后来我才意识到，他们需要的是服从，不听话的人开除嘛，他们说富士康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对制度的更改我们都要接受。我最后被分到了龙华富士康华南超精密研发处，负责在车间磨床。就是一块铁，用砂轮把它磨平或者各种形状，精度在两微米以内。
三个礼拜白班、夜班循环，我会带书到车间里看，古龙、高晓松，或者罗永浩。中午午休，我们能在小仓库的角落休息会儿，领导会在里面睡，那里有空调、被子。
夜班上久了，人会很恍惚，飘忽不定的。这时候干活很危险，有次我差点“挂”了：白班师傅把砂轮的转速调到最大，离心力太大，砂轮转太快，飞出来打在了玻璃上。幸亏我关上了门，不然肯定跟子弹一样撞到我；有天，我凌晨四点多下班，看到游泳池旁躺着一个人，蜷缩在那里，像只被阉割的小动物。不知道为啥就在那躺着睡觉。
白班下班后，厂区外边有跳舞的，我身边至少有两三个找到对象的，都是跳舞时认识的。我没找对象，把时间都交给了游戏，丧心病狂地在里边充过很多钱。现实里生活不如意嘛，女孩子也追不到，感觉生活已经没有可能性了。
打游戏可以在里边*****，只要你有一点钱，别人就会过来喊你大佬。每次我在游戏里社区街边走，别人过来看我装备，我说不要点老子装备，眼会瞎。我过了一段这样的日子，很荒唐。
在富士康呆久了你会学会怎么“摸鱼”。比如请病假有70%的工资可拿，我会经常请，在龙华医院开证明就行了；没病的时候我就说昨天晚上酒喝多了，你开养胃的药，不用拍X光之类的检查，就能拿到收据。只要证明你在医院花钱就行了，没人管你是什么病。
组长、课长都说我们的工作是最好的，轻松，能摸鱼，工资也不低。从这里离开的人，混得都不好。前几年我对这话深信不疑，哥们儿，我跟你说，我是很懦弱的性格，从小听我爸爸的，去学校听老师的，到了车间时候，我得听师傅的。
他是个控制欲很强的男人。比如要我们吃饭，先吃这个，蘸一下酱料，不能涂在上边，都是有规矩的。干活的时候更是这样，做的不对就骂得很难听，你会感到自己很渺小。
2016年的时候，我第一次提出离职，跟主管说，我不干这个了，有更大的舞台等着我。主管给我调了一个比较轻松的岗位。我很迷茫，又不知道出去干嘛，就留下来了。
也是那年年底，我被一个健身房认识的人带着搞互联网金融，先做虚拟字画，我及时退出，没被骗很多钱；第二次是2018年，马来西亚拆分盘把我套住了19万，那是我所有积蓄，还套现了一些信用卡。
当时是年底，我痛风犯了走不了路，就在床上躺着，那个盘也崩了，我借了同学6万块还信用卡，之后每个月还5千块。
我跟很多同事说，富士康就是肖申克的“监狱”，大家已经被体制化了，除了随时进出，其他都跟监狱一样，一种很规律的、没有意义的生活。
我说我一定要挖个洞挖出去。他们可能不能理解这个，觉得这只是个工作，随时可以跑路，但事实不是这样的。
直到2020年夏天，我才挖通这个洞——我在B站有30多万粉丝，还接了广告，（品牌方）给了我一万块钱，感觉赚钱跟闹着玩儿一样，就离开了富士康——那天很平常，我辞完职，骑着自行车，一边走，一边拿着手机录，觉得是最后一回了。到富士康西门那里，我拍了张照片，发了朋友圈，说，老子干了十年，终于出来了，再也不用回去了。
观澜富士康门口走廊，下班后许多工人聚集在这里刷手机。殷盛琳 摄
每分钟让人笑四次
我是2018年，被互联网金融诈骗那会儿开始做自媒体的。从有这个想法，到第一支片子出来只花了9个小时。一开始我做电影解说，粉丝涨到3.1万就上不去了，后来我开始讲富士康经历，在深圳的观察，第一期爆火的视频就是关于“三和大神”，粉丝也慢慢涨了起来。
但我的经历有限，讲完后流量就开始下滑。我先试了几期访谈深圳小老板，观众很不喜欢，他们就喜欢看我在那种很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一个个都是心理变态，我就去打日结工，拍打工经历，讨观众们欢心。
2020年脱口秀火了，我也在尝试在深圳讲开放麦。第一次是在福田区一个金融大厦里，我说话也不是很通顺，但因为长得像胖虎，观众能笑。后来我经常去练段子，练好了15分钟一场，给400块钱。得不断训练，至少讲半小时段子，每分钟让人笑4次。
脱口秀演员也很痛苦，同样的段子每月要讲30次。比如我的那个“hello，大家好，我是胖虎，我的英文名字叫tiger胖，是一个网红。”说完大家就笑了。生活就是这么残酷，讲自己来逗笑别人，还不能骂人。
但现在我也基本上已经放弃了，我讲话比较结巴，还没有逻辑性，而且那个行业也很卷，同行之间背后相互捅刀子，哥们受不了。
拍视频和脱口秀让我开始认识深圳。富士康的生活非常封闭，白班早上八点上班，加班到晚上八点回家睡觉，晚班也是。和我一起工作十多年的同事小罗，住在东环二路，连东环一路都没怎么去过，你把他放在那里，他会迷路的你知道吗？还有我另一个同事，大龄单身神奇男人兵哥，前段时间很兴奋给我发了张照片，是龙华公园的一座塔。
那么多年，他才发现那儿有座塔。
在富士康工作，我去过最远的地方是深圳北站、机场。我一直以为深圳就是龙华区这样的，直到去福田区讲脱口秀那回，在高楼大厦中间走的时候，我说，这他妈才是大城市。
那十年我生活的轴心是龙华区。从宿舍搬出来之后，我在富士康旁边的城中村住了七八年。现在租在一个没有电梯的九楼，四室一厅，我住小单间，厕所厨房跟别人共用。一开始同住的都是工友，然后来来去去好多人。流水的室友，铁打的我。
现在我的室友里有4个失业的，1个是我，其他3个在送外卖。最神奇的是客厅的大哥，月薪19000的程序员，一定要住这种200块一个月的客厅隔断，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
我上传视频的频率也在下降。从富士康离职前，我一直记得肖申克救赎里那个老头，从监狱出来之后，那个老头适应不了外面的生活，就自杀了。当时我想，我一定不要做这个老头。
但出来两年，我确实想过重新回去。甚至给还在里面上班的同事向主管带话，问还能回去吗？主管说，我这种人他们是不会要的。
他还把我当成了反面教材。因为公司5年没有涨工资，离职率比较高，很多人要集中跑路，那会儿《新游记》已经上线了，主管开早会的时候说，你们知道胖子吗？在外边特别惨，以前在这儿还算个工程师，有固定收入，现在在外边只能凌晨2点拆舞台，辛辛苦苦一天只有200块钱。你们不要辞职，好好在这里干。
2021年夏天，胖虎在酒吧讲开放麦。殷盛琳 摄
深圳折叠
不止是我，杰哥从富士康离职之后也很有感慨。他是我的大专同宿舍室友，毕业后我俩一起来了富士康。2010年刚来深圳，我俩去爬梧桐山，站在一个大石头上合影，眺望远方，觉得富士康的未来是我们的。
现在我们都离开了。
他待得比我还久，11年，去年才辞职回老家，还在做机械相关的工作，但工资没有富士康高。有一回，他发了条朋友圈，大意是，感觉自己的路越走越窄。我现在确实也有点困难，但不重要，深圳比我困难的人多了去了。至少我不用还房贷，时间也是自由的。
做up主让我见到这座城市各种奇奇怪怪的人：一个开烧烤店的富二代，家在城中村有栋楼，马上要拆迁。见面后他一直讲钓鱼、抽雪茄什么的，讲他的皇冠车。我根本不知道皇冠是啥，只能看着他笑，说“是是是”。他好像在追女孩子，想把他的家庭情况，通过我的视频告诉她。我还跟身价过亿的人吃过饭，在他开的餐厅，他把我当一个倾诉对象，讲以前有多落魄，现在有多风光。
为了找素材，我不定期做外卖员。一般每次只送两单，看到有情趣用品店马上抢，我想去看一下这到底是干嘛，我们这么忙，你们在干什么事？结果那一单是送到了公司的办公室里，挺魔幻的。送外卖可以看到各种穷人和富人，人生百态。我还给别墅区送过一份8块钱的肠粉，在一个很破的店取餐。
你别看富士康工人怎么被主管羞辱，他们会在别的地方找到尊严感。我一个同事说，他去会所时，都是站在技师面前，趾高气昂，抬起一只脚，停顿一下，别人给他擦，再抬起另一只。
深圳比较开放、自由，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我觉得自己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好朋友， 之前我被互联网金融套钱，又痛风下不了床的时候，整整一个礼拜，也没人过来看我一下。
我有天特别想吃面条，就给（曾经的同事）兵哥打电话，我说兵哥，买个兰州拉面上来吧，鸡蛋面，我想吃面条。他上来了之后，我说想跟他聊会儿天，他说不行，你赶紧把钱转给我，我要去打麻将。我就给他转了，他急匆匆走了，打麻将去了。
在富士康工作了十年，最终选择离开的胖虎。讲述者供图
从定州到定州
我今年35岁了，之前父母一直催我结婚，但我不想结，觉得跟别人打交道很累。结婚也不是人生的必选项，买个房子，还要生小孩，这太累了好不好。
我家在河北定州农村，父母养羊，一年能赚一万块钱。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赚这么多钱，反正我爸说能。在河北娶媳妇的条件是要在县城有房子，彩礼至少八九万。县城房子六千八一平米，买个毛线。
我的同龄人，小孩差不多已经11岁了，再过八九年，他们的小孩都要结婚了。结了婚的同学大部分也是假装开心，看着他们，我觉得很无聊。还有我爸妈，总喜欢吵架，我觉得这两个人就应该分开，他们也是相亲认识的。
现在我这么大年纪，催也没啥用。年后回家我去练车，教练是我的老嫂子，给我介绍对象：第一个女生在北京互联网公司上班，一个月工资2万多，然后嫂子问我做什么工作，我说灵活就业者。她问那是什么意思？我说有时候有工作，有时候没工作，可以理解为是送外卖的。然后她给我介绍了个离婚的带俩娃的，中专学历的姑娘。
在家里人的评价标准里，成功者就是有钱人。我有个发小做赌博网站，写程序，年薪40万，在县城买了两套房，也有车。后来网站被查了，他被判了4年有期徒刑。但村里人对他的评价还是很高。我心想这他妈是在犯罪，他违法犯罪，我为祖国制造业扛了这么久的大旗，至少也是个工程师，一个技工。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你说有什么办法？
我是因为深圳年后疫情才回家的，之前过年很少回家，年纪比较大，回去催婚，亲戚总想在你身上找点乐子。我在家待了20多天，尝试做过探店视频，但失败了。我的视频太真实了，店老板不想让我拍，他害怕能看出他们卫生条件或者消防、防疫条件不到位，有关部门会找麻烦。
愚人节那天，因为疫情，县城通知说下午4点要封城。我就赶紧坐高铁去了石家庄，又坐着火车来深圳了。
离开老家前，我联系好了一家深圳喜剧公司，他们邀请我去做全媒体运营。老板让我去采访一些比较高大上的人，比如林更新。在那里我被贬得一文不值。导演把人物塑造得跟傻子一样，我觉得虽然做喜剧，但也得尊重现实，对不对？人物要符合逻辑。我把这个观点给导演和老板各说了一遍，10天之后，老板把我辞退了。
目前还没想好以后要做什么，我看做旅行的短视频挺火，想着能不能骑自行车去旅行，从深圳一路骑回定州，反正我决定再也不给任何资本家打工了。
==============================================================
没有墓地的陵园
前些时候，中学的一位校友给我从国内寄来了一本建校九十周年的纪念册。按照国内图书装帧的水平完全算得是上乘了。书很重，邮资一定也破费不少。
说来我也真是辜负了校友的一片心意。自从一九六八年以后，三十多年了，还从来没有回过一趟学校。只是有一次，那还是从云南回来之后不久，路过学校的后身，出于好奇，从后门的门缝中向里面张望了一眼。旧日的运动场满是萋萋荒草，墙那边有条标语仍未完全褪尽颜色：“我们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不愿意看到旧日的景物，与其说是往事不堪回首，倒不如说是心中总有些事情觉得到底要有个令人满意的交待，这样才好轻轻松松地回忆过往的旧事。其中最使我无法释怀的就是一位中学同学的故去。
他叫育海。
育海高我两班，我上初三的时候，他在高二。实际上他大我三岁，如果不是因为在大饥荒的年代营养不良而患上肝病，休学一年的话，他本应该高我三届。按说，由于年级的关系，我是不大可能与育海结识的。只是因为凑巧，原本在小学就认识的朋友大明，高我两级，也在这所中学，正好和育海一班。大明是个英文迷，知道我们这一年学的英文课程程度突然加深，进度也加快，所以很愿意打听我们的课程。久而久之，还介绍了他的同班育海与我认识，说是育海的父母留过洋，家教有道，英文自是一流。
育海的确英文相当好。当我们还在那里摸着石头过河，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译作“GOOD GOOD STUDY，DAY DAY UP”还连呼妙译的时候，育海已经差不多读完四本“ESSENTIAL ENGLISH”了。
不过和育海最多的接触还是在运动场上。我们中学的运动场相当大，平常没有正式比赛，标准尺寸的足球场便划作三个小场地供人玩耍。我和育海的球技都属平庸之辈，但我们又都是不到天黑到看不清球绝不离场的一伙。
可是育海的学习并不差。听大明告诉我，育海有举重若轻的本事，从来不见他抱书啃读，可在班上成绩绝对名列前茅。他又很不在意成绩的高低，别人夸奖他，他总是说运气不错。在当年我们那所学习上明暗比高低的中学，育海的这付才子派头则是我的最爱。当年我在功课上极为懒惰，因此总是羡慕那种不需用功而靠悟性的同学，不过后来当我在背后称赞育海的天资时，也有人不服气，说是其实育海打完球，回家也是夜车开到半夜时的。可看他在球场上那付生龙活虎的劲头，我实在不信。物理学上不是说，“能量守恒”嘛！
当然，文化革命一到，什么学习、足球就都成了粪土，那是“姜子牙在此，诸神退位”的年代。
不过因了文革，我倒是与育海更加熟稔起来。革命学生不再受到年级藩篱的羁绊，得以自由结合，共同战斗。于是我就经常到育海在东四钱粮胡同的家里长坐，阔谈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天下大事。
育海的钱粮胡同小院是个独院，不过听说前院也到底塞进来一位革命同志的家，所以每当众人有些激昂慷慨起来的时候，从来不在意外人的育海也只得示意大家稍微自我约束一下。
时间久了，过从也就多了。育海是个胸中不设城府的人，我就慢慢知道了育海的家世。他有三个兄长，大哥因为是生在河北唐山，名叫育唐，是海军里的官员；二哥生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叫育曼，如今在大学教书；三哥叫育平，生在北平；而他生在上海，所以叫育海。我一听到这四兄弟的名字就大体知道，这一定是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庭，颠沛流离而爱国不止。其父亡故有许多年了，母亲尚在一所学院任教。因为是文化革命的非常时期，学院乃是整肃的重要对象，所以育海的母亲每周只有星期天才能回家在家里稍作安排。
育海倒是乐得家中没有人约束，烹调的手艺也日见精进，只是那时样样供应都十分紧缺，厨艺无法深入。记得每次留众人在家中吃饭，育海的拿手好菜就是“叉烧面”。面中却并没有任何荤腥，育海强调，所谓叉烧，只是将作叉烧肉的部份作料放在面料里，聊备一格罢了。“没有吃到葡萄，就想到葡萄格外的酸，但也可能想到葡萄是格外的甜”，这话一点不错。直到许多年以后，我赚了一点薪水，亲自到东华门大街路北有名的“浦五房”买到货真价实的叉烧肉，大块尕颐的时候，仍然解不开育海当年供我们象美国的“ALL YOU CAN EAT”（中文是否可称“管够”？）的“叉烧面”情结。
当然，吃饱了“叉烧面”，我们也要做点儿正事。先是百鹏到某个落荒而逃的革命组织的办公室嬉耍，发现有一张卷筒纸的提货单，说是到纸库里就可以提出货来，只是要早动手，否则他们的反对派一到，非但纸提不到，人恐怕也会当作对方的人被抓起来，那就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了。可是拿到纸又作什么呢？于是想到办报。办个什么报呢，就叫《只把春来报》罢。说些什么呢？听说育海同班的牟志京同学独手办了个《中学文革报》，何不也来凑个趣，我们发他几期呢！找印刷厂、排版这样的联络事宜就交给了大明，大伟等人分头撰写文章和报导，重头的社论由育海主笔。三五日之后交稿发排，再有一二日报纸就上了街。过去看见我家附近《光明日报》的报社大楼里彻夜灯火通明，不知一份报纸竟要如何大动干戈。谁知就在钱粮胡同的小院里，几个中学生也可将就办起一份报纸，而且在几天里，从纸库提纸，到文稿撰写、发排付印，再到街头小卖，也算力所从心，游刃有余。当然，那时的《光明日报》是四版对开，我们的虽然也有四版，但只有四开，略输一筹，特别是如果和牟年兄的以一人抵百万之军相比，那还是自叹弗如，甘败下风。只是从此之后，使得我们这群后生小子把世上的什么事都看得轻了，现在想来倒也不见得是桩好事。
除了革命的行动以外，我们的乐趣主要是古典音乐。我的音乐知识不能不说是育海给我启的蒙。记得在小学的时候，音乐教室里挂着四大音乐家的画像：中国的聂耳和洗星海占一面墙，另外一面墙上是苏联的柴科夫斯基和波兰的萧邦。后来长大才知道，柴科夫斯基的时代还是帝俄，萧邦其实大体上是在法国生活。但是我们不能再管那一套了，总归是全进了社会主义大家庭。
等到育海借给我一本他在清华任教的兄长送给他的《西洋音乐基础知识》我才顿开茅塞，原来天下居然还有这么多的好汉我不曾知道！这是由清华大学音乐教研室编写的，看来一定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出版的，手工蜡版油印，十六开本，绝对的糙纸，比现在出恭用的手纸都不如。但内容在当年对于我来讲也是绝对一流。特别是许多今天看来已属音乐常识的对位和声，赋格变奏之类，当年读到这些相见恨晚的句子，简直手都有些发抖，激动不已。为了实践，我们还都随便选择一种乐器来学。
育海学过一点提琴，不能说怎样好，但总马虎可以拉得下来。他有一位学琴的老师，记得叫张兴庵，是个乐团的首席提琴。虽然出身据说很苦（放牛娃？），但因口无遮拦，有心人跑去汇报他的非革命言论，而终致获罪。我们曾一同去拜访过张先生，当面请教乐理知识，这时张先生已经是腰骨被打断，躺在床上了。记得育海还曾介绍过一位女同学与张先生认识，后来竟慕其才气成了张先生的红颜知己。育海生活并不宽裕，但我见到他总是尽其所能在接济帮助张先生。平素不拘行迹的育海，在那个人情恶，世情薄的年月却显出其温情的一面。
革命在步步紧逼，打倒敌人之后自己也终于走到了尽头，要“触及每一个人的灵魂”，就象是在美国那种不请自来的“中奖”通知书，每天都会迳自寄到你家门口的邮箱里一样，革命随时随地会叩响你的大门。只是美国的中奖骗局总要你理睬它才会自投罗网，而文化革命却是自动开奖，罔顾你的意愿，而且不幸的是，育海首先得到了眷顾。
育海实际上是个离政治漩涡很远的人，只是嘴上稍微刻薄一点，不时讥讽一下时政，说些“政治充满了戏剧性，戏剧充满了政治性”之类的顺口溜，但这并不妨碍选中他作为革命的对象。
随着大批人马开赴内蒙、山西插队，育海却没有得到批准。因为发现他与一桩“反革命大案”有关联，需要清查。那是一个平地也可起风雷的时代，于是风声就越来越紧，似乎这个集团人数越来越多。育海也感到与我们不好公开接触，以免看上去象是在“吸收”我们参加。那时我是十七岁，那么育海应该是仅仅二十出头，但也过早地感受到政治的魔力，不由自主地早熟起来。
往日的许多朋友都已经下乡了，我们这几个“硕果仅存”的人也终日凑在一起议论如何自我料理后事，因为我们知道，到我们走的时候就不会再有朋友送终了。
记得那是一个很冷的冬夜，我正在朋友阿城家听音乐，突然育海撞了进来。我很吃惊。因为无论是学校所在的西什库，还是他在钱粮胡同的家，离我们西单这里都不算很近。我想他一定有什么要紧的事情。他与阿城并不太熟，先告了冒昧，然后就约我出去走走。
我们一路无语，直到顶着寒风走到民族文化宫的门前他才开口，说是京城里终归是容他不得了，早晚是要抓起来审查。文化革命中看到的难道还不多么，哪里有是非可讲？与其如此，倒不如索性到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活个自在。他已经决定到缅甸去参加人民军，明天就动身。
他的决定使我大惑不解。为什么要到缅甸，而且要去参军？难道就没有其它的地方可去么？不过应该承认，那时我的心中其实并没有所谓其它的地方，最大胆的视野就是中国，那里可算就是地球的边缘。缅甸已经远远超出想象力之外。
也应该承认，直到这个时候，育海尽管饱受怀疑之苦，但他最大的愿望无非就是想用自己的行为证明自己的清白，是个堂堂正正的人，不会去作那些龌龌龊龊的小人之举。只是用今日的眼光来看，他选择了一条并不明智的道路，甚至有些迂阔。但当时我听起来却真有几分激烈和悲壮。
我们谈了不少，直到我们在寒风中实在站立不住才决定分手。
似乎我们双方都有些预感，这或许会是我们的最后一面，临分手时我们张开双臂拥抱了。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举动，但是我们感到很自然，一对二十郎当岁的青年有生以来第一次突然感到，死亡或许离我们并不太遥远。
我是看着他坐上汽车走的，就这么走了。
育海走后，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信给大家，其实讲的都是日常的生活，但在那个年月还是怕京城里风声太紧，一般是先寄到山西雁北的乡下给大伟，然后再辗转传给他人。那时我还在京城，等育海的信传到了我的手中，怕是已经是过了半年以后。后来信就渐渐地少了。
忽然有一天，我接到另外一位朋友的通知，让我火速赶到他家，说是育海的大哥从外地赶来，现在就在他那里，有话要对我们大家说。
见面之后，育海的大哥说，他已经得到通知，育海在缅甸一场激烈的战斗中阵亡了。他大哥不经意地提起，育海去缅甸的时候，你们同学怎么没有人阻拦他呢？我没有勇气告诉他大哥，我是育海离京前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
一晃又是一年过去了。我终于也被扫地出门，去了云南。在我南去西双版纳的火车上，巧遇了旧友张君。他也是与育海先后投奔缅甸共产党军队的。那个年月，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也不便打听张君走上这条路的道理，左不过是“虽生犹死”，无从打发自己的生命吧。从他的口中我才知道，育海在缅甸作战很勇敢，还立过几次小功。最后的那一次是他冲出战壕时，被人从背后用枪打死的。这次张君回京一是省亲，二是找相关单位设法处理育海的“政治待遇”问题。
“人都死了，还有什么‘政治待遇’？”我不禁冷笑起来。
“哦，可不能这样说！那还有一大家子人。是革命烈士，还是叛国投敌，这可大不一样！”张君倒还认真起来。
这话也是，我不禁噤了声。我不能说“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这样的话，除了为生者计，我们还能为死者作些什么呢？
张君告诉我，这次他回北京，身上有缅共组织追认育海为烈士的证明，以及与北京相关单位接洽的介绍信。但是都没有能够发生效力，这次回缅甸还不知如何交待。张君还说，育海的母亲仍在学院里接受审查，听育海的二哥说，其实老母已经患了老年性痴呆症，语无伦次，但工人宣传队觉得这正是个好机会，可以逼出一些有用的口供，所以无论如何不肯放人。育海的死讯也就一直瞒下去，不知哪天是个完。说到这里，我小心翼翼地问张君，育海的遗体是如何处理的。张君说，你以为都是电影里那样么？活着的人都顾不上，哪里还管死人的事。只要打完仗还能跟着走的人，那就是下次打仗的战友。
同车的都是到云南边陲插队的年轻人，火车要走四天才能到昆明，无聊之极，于是都一起凑过来听张君讲述他在缅甸的种种经历。听到育海的死，不免引起大家一丝兔死狐悲的凄凉情绪。
后来我到了云南的边境上，才知道这里几乎成了支援东南亚各国革命的大后方。当地土产的水果，象香蕉、菠萝、甘蔗等，还没有熟透就运往外国了，食油、粮食更是日以继夜地源源不断输送到前方。在各条公路上经常还可以看到终日不断的车流运送着看来年龄比育海还小得多的新兵，不是到越南，就是去老挝等地的战场。小家伙们大多是从农村来的青少年，似乎还没有出过远门，穿着不带帽徽领章的制服军装，脸上一付新鲜好奇的模样。这时我就想到了育海。这还不是一样的人，一样的血肉之躯么，怎么能够抵挡得住钢枪铁弹。
让这种想法得到证明的是，有时也能看到一车一车运回来的伤兵。血肉模糊，眉眼已辨不清楚。死尸倒是没有见到过。不过据说，就是死了也要拉回来，不能留在国外。为这种说法作注脚的是，除了军服没有标志之外，军车牌照只写“KM——XXX”，据说字头是“抗美”的拼音首写字母。
然而此后的许多年，育海留给我的印象并不是血肉模糊的，他还是冬夜里凛冽的寒风中在民族文化宫前和我拥抱时的那付模样，有无奈，也有冒险前莫名的兴奋。
育海的死，并没有能够证明他所参加的“反革命集团”不存在。我们到西双版纳一年多以后，还有两位外调人员居然从北京一直追到云南农场，将我和阿城详加讯问了两天。临行前并且警告我们：不要以为逃到云南就可以算是远走高飞了，如果再查出隐瞒的证据，立刻捉捕归案。
若干年以后我回到北京，见到曾经抓去坐牢的立凡兄，出狱以后他仍然还是那样白白净净，文质彬彬，最后不但证明了自己的清白，而且还正忙着替他当大右派的父亲翻案呢。当时我就感慨过，如果育海熬过那一时，现在不也是一条好汉么。
为我这种想法作证明的是一位同学哥哥的经历。他的兄长曾是清华的高材生，也是学校足球队的队员。文化革命中，他从外地回京，到学校来应个卯，凑巧正赶上武斗爆发。他的一位朋友是某一派的头头，激动告诉他，对面楼里是反对革命的坏人，让他去攻打。这位同学的兄长在保卫毛主席和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双重激励下，连想也没有想，就顺着木梯爬上了楼房。楼上面的人推翻了梯子，他从几层楼高的空中摔到了地上，致使全身瘫痪。当我七三年从云南回到北京之后，见到这位在文化革命荒唐行为中险些丧生的不幸者时，他已经在轮椅上坐了五六年。只是去年回京，我才听说这位同学的兄长终于离开了人世。我想，最多也就是五十出头罢。
现在，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是洋人还是我们的儿孙，偶然问起文化革命，我们都可以板起一付胸有成竹的面孔，轻描淡写地说起当年的那些荒唐往事，象是在描述一场滑稽闹剧，而且我们仿佛当年早已独具慧眼，而且置身事外。可是那些仅是因为当时的一念之差而身不由己地带着那时伤残的人，象是活着的化石，仿佛永远停留在那个时间上，记录着历史的那一瞬。除了身体的残疾之外，心理上的苦痛和悔恨是不足向外人道的。
和我这位同学的兄长比起来，我倒是觉得，求仁得仁，育海的死反倒痛快。他永远也毋需去听旁人的聒噪和事后诸葛亮式的教导了。
育海死了以后，他和我共同的朋友大伟也从山西雁北农村去了缅甸，后来也死在那里。介绍我和育海认识的大明，在学校经不起三番五次的盘问，人疯了，被送回了青岛老家，从此断了音讯，生死和下落不明。
多少年以后，我到了美国，偶遇旧日在云南时的朋友陈君。他曾回到西双版纳去拍摄记述我们当年插队生活的电影《孩子王》。他告诉我，在那里见到过去朝夕相处的人，也看到了那里的变化。他说现在再也不用支持东南亚了，那里的生活又开始好了起来，甚至比五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以前还要好，香蕉随便吃，花生油也敞开供应了。我们真的都替过去的朋友们高兴。
可是香蕉、花生可以重新种植，可以再行收获，然而人却是不能复生的。育海只是为了逃避无端的怀疑，只是要证明自己的无辜和有为，却将自己的性命搭了进去。在社会终于回归正常之后，已经很少有人再同情当年过于轻率作出决定，而以鲜血和生命作为代价的人们了。人们似乎对于自己的高明和幸运都在额手称庆，但是一条生命的完结难道只能给我们这么一点点启示么？
现在，每当我听见那些生意场上成功的夸夸其谈，或是关于学术研究成果的津津乐道，我总感到，当年二十岁就死于非命的育海如果可以活到今天，一定会比这些人做得更好。所以，话到嘴边的恭维往往被我又吞了下去，致使许多人不满意我吝于夸奖他人。
不过说句老实话，连我自己这样曾在那种环境中生活过的人，现在想起来似乎也不能理解象育海，还有大伟这样的聪明人，当年为什么会一念之差，走上这样一条不归路呢。时过境迁，世事全非，这份记忆象是一处疤痕，永远磨不掉，但痛楚也逐渐模糊起来。
我已去国经年，走过不算太少的地方，也算经历了种种的世态，不过无论心中有多么灿烂的太阳和美好的时光，我都仍然固守着留在心底的这一小块没有墓地的陵园，那里埋葬的往日旧事只是一种记忆，一种我不会刻意去寻找答案的记忆。
年前我回京省亲，偶然去拜访一位幼时的伙伴，她住在西郊的一所大院里。我们无意中谈起当年育海那一批人铤而走险，出走缅甸的往事。这时只听见她淡淡地对我说道：“象缅共的德钦巴登顶，还有印尼的艾地这些人，当年来北京要枪要钱的时候，不就住在我们楼的后院么。”
这番不经意的话，在我看来，似乎算是对于育海亡故最好的交待了。
二千年八月十日草于奥地利月亮湖畔。二零零一年三月完于波士顿市郊。
=============================================================
名家的背影
八十年代在西安大雁塔。左起贾平凹、刘心武、林斤澜、孔捷生、汪曾祺、和谷
我初读《边城》还是青涩少年，朦胧觉出与蔚为洪流的革命文学截然不同。及至青年期，革命落潮，反思浩劫的新文学正值巅峰，我也成为其中一朵浪花。
在那个青年作家纷纷勇闯禁区的激荡年代，乍读汪曾祺的《受戒》《大淖纪事》，竟和当初读沈从文一般，如同一缕清流注入骚动不宁的文学河床，空灵澄澈。光从沈从文、汪曾祺的文字就感知到有某种传承关系。
我见过沈从文，和汪曾祺亦有缘分。1980年初，我在北京文学讲习所进修，同学都是各地新锐作家。晚上无事我们会出去走动，看望文学前辈。当时所长是丁玲，她只来讲过一次课。我不大喜欢她，觉得她的面相、眼神、语言都很凌厉，我也从未登过她的门。
沈从文没给我们授课，1949年后他已远离文学，再也不碰了。那晚同学古华说：“我们去见沈从文前辈。”尽管当时文坛还在冷藏沈从文，但政治的云层遮挡不住文学魅力的星光，能见到沈从文实在荣幸，我们二人便去了。
那年头北京全无夜生活，昏黄灯光下的街道甚为清冷。沈宅在历史研究所宿舍楼，楼梯幽暗，我们拾级而上，如同摸索着走近香火冷落的文学偏殿，但一进沈家就觉得温暖。沈从文和古华都是湘籍，他不单未见过我，连我名字和作品都不晓得。沈从文前辈却认真地问我的名字怎么写，沈夫人张兆和还用笔记下来。
张兆和是世家闺秀，“合肥四姐妹”分别嫁给昆曲名家顾传玠、语言学家周有光、作家沈从文、汉学家傅汉斯。历史、语言、文学、艺术，仿佛通过姻缘连结起来，成为镶嵌文化长廊的瑰石奇珠。
沈从文夫妇待晚辈很谦和。古华说到他正在写的长篇小说《芙蓉镇》，沈从文听得很耐心，但没有插话。那晚沈前辈没有和我们谈过文学，甚至他谈了什么我都记不得了，只有一种印象难以磨灭，就是两位前辈的儒贤气质。
我刚参加过1979年末的第四届全国文代会，沈从文的名字被人提起，他的回应是：“我只是出土文物。”这句话在我们作家同学中传为奇句。我告诉沈从文前辈，他只付之一笑，笑得淡然，泰然。
在京进修期间，我见过不少文革落难的文学前辈，复出后眉宇间依然有一种势能，那是新中国文坛赐予他们或宠或辱的徽记，尤以丁玲为最。但沈从文完全没有，他俨然从民国穿越而来的文化人，纤尘不染。1988年沈从文辞世，最后遗言是“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可说的。”
与世无争者，不屑于尘俗名利之徒，一如秀木不顺从于八面来风，更不会理会攀附于枝干的噪蝉。
很多年后，听闻文坛争说诺贝尔文学奖最初打算给巴金，老舍亲属又言之凿凿说已决定给……但公布前老舍下世了。诸如此类都子虚乌有。巴金长寿，要给他有大把时间。至于老舍，绝无可能。我亲耳听马悦然说过，1957年他在北京，看到和听到老舍的反右文章和批判言论，殊为震骇。真正已决定得奖的人是沈从文，但此时瑞典文学院才知道沈从文已去世几个月了——关于老舍，这并非后来哄抢失落桂冠才传出的轶闻，而是1985年我和北岛访问瑞典时亲耳听马悦然说的。
由沈从文又说到汪曾祺，他在西南联大时是沈从文的学生。1997年汪曾祺先生去世。人总难免一死，只是他去得匆忙了些。七十七岁在如今已难称高寿，他的同辈好友作家林斤澜活到八十六岁。后来从古华文章看到一则充满传奇色彩的传闻——美食家汪曾祺刚从泸州回京，泸州大曲想必喝了不少。他入厨制作了一碟萝卜丝清润肠胃，不巧一条萝卜丝呛进气管，好像是引发内出血还是什么的，总之抢救不及……
我想，这是坊间对汪曾祺之死的渲染。李白醉捞明月，骑鲸而去；李贺梦见绯衣人乘赤虬传诏，玉帝修成白玉楼，召他去撰记，此为玉楼赴召的典故。二李羽化升天都很奇瑰，汪曾祺庶几近之。
我当年常居北京，与汪交往颇多，亦曾几度结伴远足。汪曾祺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大家与名家”之说。
汪当年就读于西南联大，闻一多是他授业老师。但我常听他提到并满怀敬意的尊师是沈从文。闻一多“有一句话说出来点得着火”的炽热气质，与淡泊恬退的汪曾祺不相符，他笔下之飘逸空灵，颇得沈从文真传。
这或许正是他之“名家说”的由来。汪曾祺曾对我说：文学有大家与名家之分，名家通常要比大家写得好；但大家毕竟是大家，名家毕竟是名家。
沈从文与汪曾祺这对师生，都是当代文学史上的名家。大家是谁呢？想必是鲁迅。诚然他的文笔并非每个人都喜欢，再者鲁迅在文学上虽很有建树，却也非大得吓人。然而他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留下的深深刻痕，却唯有“大家”才能有那种力度。只不过，若说鲁迅小说的文学意境比沈从文好，实难服人。
汪曾祺之名家说，令我茅塞顿开。李杜是大家，小李杜是名家。李白几乎不写七律，杜甫很少绝句。李商隐和杜牧二者皆能，瑰丽，灵动，精致。词坛苏辛是大家，但就纯艺术而论，比起李后主孰高孰低？
我想，二者区别在于——大家传诸后世的是不朽宏篇，名家传诸后世的是千古绝唱。
汪曾祺另有轶事值得一提。西南联大当年学运汹涌，汪是笑傲书林的逍遥派，却非悬梁刺股、凿壁偷光那类死啃书本的学生。他自谓当年不参与学运，仅因看不惯那些学生领袖，身为组织者，事发时总是让热血澎湃的青年学子去与军警叫阵，领袖们都在茶馆里泡着，静候“反独裁”捷报佳音。以汪曾祺个性，他讲的一定是实情。于是，他一直不求“进步”，不与“组织”沾边。哪怕后来在江青垂直领导的“样板团”里，他亦甘于布衣淡泊。
历史川河迂回曲折，从来没有潮平两岸阔，直济沧海的河床。记得在1986年，汪曾祺向京剧院递交了入党申请书。80年代恰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黄金时期，气氛宽松，大家心情舒畅。不巧他加入组织之日赶上“反自由化”，此事被拿来登报宣传。我一直没机会探问汪老，这种事不像文学话题那般可放言无忌，他与我并非同辈，哪能推心置腹到这份上？或者，只有他的好友林斤澜先生才知其详。
汪曾祺与我们几个辈份不同的朋友同游川陕，曾到重庆渣滓洞监狱旧址一走。那天熏风吹拂，歌乐山林涛喧响，夕阳投落高墙，上面“洗心革面”“回头是岸”的斑驳大字依稀可辩，却觉得要比“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高压威慑话语要软性许多。汪老寻寻觅觅，认出他蹲过那间牢房，不过当日并非国民党将他投入此处，而是江青将他们几个《红岩》创作组的成员塞进去“体验生活”的。
本来要问世的第九部样板戏《红岩》，终于胎死腹中。关于此戏来龙去脉，汪老自己曾撰文专述，兹不赘言。总之，人在旅途，大家聊天不免话及《沙家浜》剧组旧事。令我印象至深的是，多次见过江青的汪曾祺并不墙倒众人推，硬去编织“女皇”花边丑闻。他眼见为实，说从未目睹江青有何失仪之处，江对他本人一直十分客气。除了他觉得江青驾临样板团视察时作派有点造作，其他实在说不出什么来。甚至他在向江青陈述剧本修改时，也没觉出此妇盛气凌人和颐指气使。这和江青固定化的脸谱出入甚大！汪曾祺无意去颠覆历史，他只是不愿人云亦云罢了。
后来读了其他人的回忆录，大略明白江青并非随处放刁撒泼，你只要敬鬼神而远之，就无足为患。但如果你要和她作对，又或巴巴地往跟前凑，都有大麻烦。汪曾祺仅系一介书生，又是非党人士，更无意顺着竿子往上爬。那年头要洁身自好，并不容易，这便是汪曾祺了。
做名家，并非靠文笔空灵典雅。读沈从文、汪曾祺，文学魅力的泉眼源自那份云水襟怀。回眸历历往事，人生几许变幻，我依然跋涉于文学小径，遥望两位名家远去的背影，如同云烟中的楼阁，飘逸钟声在苍茫中袅袅响起。
2022-05-26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