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麦家的三年：蛇、ICU和一场大哭
为了留存美好的记忆，人们将一些物件视作纪念品。对于麦家而言，那是一块印有「2019」字样的水晶。2019年4月，他的作品《人生海海》出版，迄今销量接近300万册。莫言称赞，那是一部「迷人」的作品。也是那一年，他有了一个女儿，一个总管他要糖吃、被他视若珍宝的女儿。
那是分水岭般的一年。这之后，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农历新年，他在街上散步，看到四下无人，嚎啕大哭，他开始诘问自己，在这个年代，作家能做些什么？
仍是2020年，6月，他在小区遇见一条大蛇。上一次遇见蛇是9年前，之后不久，他的父亲去世；再次遇见蛇令他犹如五雷轰顶。两个月后，他的母亲摔倒了，在ICU度过了最后一段没有意识的时光。
这是麦家跌宕的三年，也是整个人类都在面对剧烈变动的三年，世界撕裂、对立，向「反文学」的态势迈进，个人生活和宏观世界在更猛烈地冲撞着麦家，他开始看电视《今日关注》，分析俄乌局势，这位敏感、不合群的作家，在这些直接的碰撞中，开始思索个人与世界的命题，要走出半真空地带。
以下，是麦家的讲述。
文｜林秋铭
编辑｜槐杨
图｜受访者提供（特殊标注除外）
以后我的人生应该就是从一个顶点往下滑吧
现在回头看，2019年几乎是一个分水岭。
那年，我出版了迄今为止最满意的一本书，《人生海海》。同时我有了最希望得到的一个孩子，女儿。我之前已有两个儿子，生不生第三个是非常纠结的，最后还是冒了一次险。事实证明，这是值得的。
乐极生悲，中国哲学都是这样。到了2020年，因为疫情，理想谷不得不停下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继续开放。炒股也赔了，当时有个健身房的健友，经常跟我炫耀他炒股炒得多好，赚了多少。我本来有另一个朋友帮我理财，就从那个朋友那儿划了一笔钱，不到四个月，亏掉了一半。其实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亏掉一半是很难的，就像做题目一样，你不停地跳陷阱，不停地跳陷阱。
那一年真是倒大霉。2011年，我在院子里看到一条蛇，那年我父亲去世了。2020年6月27日，那天晚上，我在我们家小区散步，在一条一米多宽的小径上，又看见了一条非常大的蛇。我说，要出事了。
看到蛇那一瞬间，像五雷轰顶，轰了我一下。我害怕看到这个东西，居然又在这一年，在一种完全不可能看到蛇的环境里面看到它。
从那以后，我一直生活在恐惧当中。事隔不到两个月，我母亲摔了。
理想谷关了的痛苦，炒股失败的痛苦，就像温水煮青蛙，那种痛苦和看到母亲突然摔倒、濒临死亡，不太一样。那年的8月24号，我垂垂老矣的母亲突然摔了一跤，摔得很重。她的头着地，摔破的假牙割破了她的腮帮子，不停地出血。送到医院，我看一眼就崩溃了。我看到的根本不是人头，脸色发青，嘴巴肿得老高。我不相信这就是我母亲。那个瞬间，那种状态对人的打击太大了。
从那以后，她再也没醒过来。但是我们不甘心就此别过，在ICU采用了积极治疗。像是上了一条贼船，进了ICU以后，就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出ICU。她的脑部积水，身上四五种管子插在那儿，气管被割开，人没有反应了，但那口气始终在那儿。
我每天都去看她。从我们家到医院要一个小时，但只能进去看半个小时。不去，良心受到谴责，去又没意义。只能摸摸她，叫叫她，叫了她也没回应。医生已明确告诉我，没路了，不可能再回来了，你们什么时候拔管子？
什么情况下选择放手，是很纠结的。
我们家里有三兄弟、两姐妹，相对来说，我算是在外面有点地位，他们让我来做主。第一个月还没有这种想法，从第二个月开始，我不停地在搏斗，是放手还是坚守。这个过程非常纠结，非常考验人性。你也不能说这是人性的光辉，或者说人性黑暗，它就是考验人。
我当然不希望她走，哪怕是一息尚存，不能说话，但终归是一个有体温的人。每天去，可以摸摸她的手，摸摸她的头发，觉得我的母亲还在这个世界上。从理性上来说，她已经感受不到活着，这种活对她是生不如死，对家人是巨大折磨，这种消耗有意义吗？这些问题在不停地拷问我，每天拷问。
大概是熬到第三个月的时候，我说，古人有一种说法叫「事不过三」，放手吧。我弟不同意。和我们每天都要面对不同，他半个月来一下，信息是不对称的。他觉得，还有个母亲，至少还有口气在那儿，吊在那儿好了。他这么说，我也只能让步，我不能一意孤行。
接着，继续拖，这种痛苦被继续延长、拉长，最后熬到了2021年，元旦那天，我就决定狠狠心。我想，这至少让母亲多活了一岁，走到了新年。是这个理由，我让医生把吊命的几路管子拔了。
这种事情讲讲很快就过去了，但是你真正面对它的时候，是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很漫长，很折磨人。
这就是我的2020年，整个人像在水里。从宿命上来说，我能够接受这种打击，因为2019年是我的高光时刻，不免乐极生悲。我甚至想，以后我的人生应该就是从这个顶点（2019年）往下滑吧。如控制得好，滑得缓慢一点，控制得不好，可能一下子跌入深渊。我一直很小心地生活，心怀善意和恐惧，这既是我的本性，也是我的理性。
尹夕远 摄
正因为现实当中和解不了，才会不停地写
写《人生海海》的时候，我想要写一本不畅销的书，做好了这样的心理准备。
《解密》《暗算》《风声》，这些小说都是关于天才的故事，天才的东西往往会被大众瞩目，天才的一生有华丽转身的时候，也有跌落低谷的时刻，波澜起伏的故事容易被读者追捧。但是《人生海海》是农村题材，又是写我的童年，那段已经相隔半个世纪的历史，畅销元素比较少。但是我没想到的是，这本书是如此畅销，三年下来，卖了将近三百万本。
有时候我也会问，它为什么畅销。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这些年《暗算》《风声》在文学之外的影视改编，让我的社会知名度比较高；原来一直写所谓的谍战、特勤文学，突然写一本完全跟自己告别的书，这也会成为一种话题，让很多读者好奇，来打量你，等等。
但最关键的一点是，我成功塑造了一个人物——上校。这个人物有高洁的一面，又有如此令人心酸悲怆的一面，在上校这个人身上，能看到一些近代中国的脚印，英勇，善良，苦难，抗争。
因为童年的经历，我跟故乡、父亲之间，有一个非常大的结子没解开。当年，父亲说话不谨慎被打成右派，导致我们家变成了时代的罪人。我恨我的父亲，我总觉得我们从小被时代抛弃、被人歧视是父亲的原因，他薄待了我和我的家人。这种恨导致我和父亲的感情撕裂，僵持了多年。我一直不想回望故乡，不想去通过写作表达故乡，那儿对我来说，是一个刻意想忘记的地方。
父亲去世后，母亲非常痛苦，那半年我频繁回去陪伴她，慢慢地和这个村庄的故人见面，聊天。在母亲引导下，我化解了跟很多人的纠结。我甚至感到惭愧，因为我发现母亲早已原谅了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她一笑而过。她说那都是时代犯下的错误，是时代让他们变得愚蠢，他们也是可怜的，你读了那么多书，怎么能至今还记恨于他们？她真是瞧不起我。这种谈话让我内心豁然开朗起来。我的母亲，一个目不识丁的乡村妇女，思想境界要远远高于我。
半年之后，我重新审视我的故乡，回望我的童年。我不再带着个人意气、时代烙印，比较客观的立场去审视那段历史，那个时代，那些故人。母亲抚平了我对故乡的伤痛，这才有了《人生海海》。
写作的念头有时就像一颗种子种在内心，在泥土下面沉默，我不停地用感情养着它，寻找到一个方式表达它，破土而出。千言万语从何开始？怎么开始？怎么推进？就像一段砍下来的树，一直放在我面前，它适合怎么做？是做个茶几还是做个柜子，需要不停地凝望它。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慢慢写，一天不超过五百字；要写五个开头，最后要改八遍。这样硬性规定好像挺傻的，但有效。人其实很容易调皮，需要这种硬性元素。形式本身是一种宣告，它约束你，你就变成笼子里的一只鸟，不会犯大的错误。之前两部小说我因为写得很快，事实证明是垃圾。我没有一泻千里的才华，我像一块铁，要不断锤打才能变得坚硬。
在年过半百之后，能收获一部《人生海海》，我内心是蛮满足和感恩的，它不仅仅是一本书，它曾经是我写不完的历史，现在我把它完成了。现在，我经常回老家，也许以后会更多，因为年岁大了会更念旧。
因为时代和童年的原因，我是那种内心特别复杂和拧巴的人，以前不结交朋友，甚至也不相信朋友，几乎不大有世俗生活。是我妻子一直影响着我，跟我相处这么十多年下来，让我有了诸多改变，对现实世界越来越亲昵。2019年我有了女儿，生活当中有了个甜心，情绪最差的时候，只要一看到她我心情就会好，怪得很。
这样看来，我现在是在比较幸福的人生阶段吧。但其实我永远不会幸福。我经常用博尔赫斯的一句话来自嘲，「我犯下了一个人能犯下的最深重的罪孽——我从不感到幸福。」这个不是生活本身的错误，也许是我基因的错误，也许是我童年的心酸造成了这种性格，哪怕生活变成十倍的好，我还是感觉不到幸福。
现在我很期待孩子们能够很顺利地成长，他们的童年和内心不要像我这样被伤害，留下辛酸的记忆。童年的记忆是一根尾巴，一辈子都剪不断，我不希望他们像我一样，重蹈旧辙，留下不好的尾巴。我希望他们的童年和少年都是轻松的，愉快的，面朝大海，风和日丽。
生活中我有很多消化不了的东西，有很多顾忌，是用一种很违心的方式在消化，在支撑。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去父母坟前去寻求寄托。我以前每周都会回老家，现在每个月回去一次。有时候去，只是在父母坟前烧柱香，说说话。这几乎成了我生活的一个仪式，如果要坐飞机出远门，都会去父母坟前烧烧香。说好听一点，它是我孝顺长辈的一种方式，其实也是我内心有恐惧的象征。我对未知的东西深怀恐惧，活得挺可怜的。
如果有一天，我完全和故乡和解了，和童年和解了，我肯定就不想写了，正因为现实当中和解不了，才会不停地写吧。
麦家和母亲
一些很深刻的、从土地里面长出来的东西
这些年，很多地方找我来做节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普通话说不好，人家却觉得就是要这种味道。我有好奇心、挑战心，加上和对方的交情，僵持之后，最后有一些就答应了。并不是说我不擅长做这些事情、我不爱做这些事情就不做，不是这样的，而是正因为你在做一些你并不热爱、并不擅长的事情，就一直有一种撕裂状态。我内心有一种不安，有一种不舒服感，但这种不舒服感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成了我的符号。我已经拒绝了很多节目，要是不拒绝，一年到头我都可能在外面做节目、开会。当然确实也可以像窦唯、王朔一样，完全拒绝邀约，但我做不到，这就是我。
我内心真没有那么需要这些名利，它会让我失去作为一个平凡人的自由、自在的条件。《王牌对王牌》邀请了我几次，我说这完全是一档综艺节目，以搞笑、游戏为主的，我上去挺滑稽的。后来导演说，要搞个读书会，我觉得这好的，读书会劝人读书，我在扮演我应该扮的角色。
节目播出，我也算是蹭到了热点，另外一方面是觉得挺惭愧，大众媒体中，我们这些所谓的传统作家、艺术家，确实是被挤压到了边缘的边缘。
这一点我早有体会。作为一个作家，我在2002年才开始崭露头角，现在有这样的知名度确实不完全是因为文学，而是因为我的小说有幸被改编了电影、电视剧，不管是《暗算》《风声》，都让我走向了大众。传统文学对社会的影响力绝对是日渐式微，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文学也不需要那么热，它本身就不应该成为社会中心。
传统文学更像一种竞技体育，在对人的情感进行摸高或摸深，就像一个运动员在百米冲刺里面挑战速度。老百姓其实是不需要竞技体育的，竞技体育仅仅是号召大家对运动的爱好。传统文学作家在不停地对人做精神方面的探索和研究，使人的内部变得越来越细腻，也越来越柔软。
我最近重读了鲁迅两篇小说，一个是《祝福》，一个是《狂人日记》。到了一定年龄，重温鲁迅的文章，会越发发现鲁迅的伟大。鲁迅的才华、学识，包括对国民性的领悟和参透力，没有人能够去替代。今年我还系统地重读了墨西哥的作家胡安·鲁尔福写的三本书，《佩德罗·巴拉莫》《燃烧的原野》《金鸡》。《佩德罗·巴拉莫》这本书也是马尔克斯创作《百年孤独》的老师。马尔克斯在上面写了序言，说他会背这本书，甚至倒背如流。
不管是重读鲁迅，还是胡安·鲁尔福，都让我有一种强烈的感受，我怀疑我们现在写作的价值，有意义吗？中国文学从上世纪80年代那一场先锋文学的革命之后，一直处在温吞水的状态，作家虽然都在表达自我，书写时代，但是革命性的作品越来越少，甚至没有。
当然，时代的辞旧迎新有一定的季节。我的判断是，现在不是一个能够产生开天辟地的革命性作品的时代，不是那种创造文学的时代。
不管是读者对内容的选择，还是阅读的形式，一切都在改变。眼看着时代发生变化，如果还是继续用以前的方法来写，很可能一个读者都没有。作家要不停地从自己的内心中，去挖掘和这个时代合拍的东西。
现在的人越来越务实，书籍、电影都有一种脱虚向实的趋势，很多电影都是人物传记改编的。艺术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不是一回事。我认为艺术的真实更高级，但是现在的人比过去狭隘得多，更追求现实的真实。讲一个虚构故事，乃至寓言故事，他不感兴趣，总觉得离自己太远。
现在的读者没有那么大的耐心，文本不能制造得太复杂，书不能写得太厚，体量也不能太庞大，因为时间有限。你看《人生海海》会发现，我藏了很多为读者而设计的机关，同时也是对我的巨大挑战——我要迎接这种时代。
我是一向比较在乎年轻人，从来不会满足于自娱自乐。我觉得文艺这件事情，真理掌握在年轻人手上。人年过半百以后，一定要脱离自己的低级趣味，高级趣味肯定在年轻人身上。人家说我的小说市场都很好，这有一定运气成分，更重要的是我在研究年轻人的审美趣味，阅读爱好。
《人生海海》开始大概有一千字对村庄的春夏秋冬做了概括性的描写，完全是古典小说的写法。我在跟读者做一个心理游戏：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拿出一点点耐心来，这不会是快餐文学，可以一口气读完，我可能要给你一些很深刻的、从土地里面长出来的东西，长得缓慢，但它有力、结实。
虽然我怀疑我们现在的写作是否有价值、有意义，但这种怀疑并不影响我写作，我还是会继续写，不是盯着所谓开天辟地去写，就是写，日常地写。写作于我是一种相思，一种恋爱，是一种生命积累，也是创建我生命的一种行为。我照样还是要活，所以要写。
那是一个跟我息息相关的家
文学给了我一些名和利，我总觉得我得到的太多了，心有不安。给我十块钱，我会诚惶诚恐，因为我的心理需求只有五块钱，内心盛不下那么多东西。2013年，我办了一家书吧，叫「麦家理想谷」，2017年，我又听一位读者的建议，把「理想谷」搬到线上，做了公号「麦家陪你读书」，这些都是出于得到之后想给出去的心愿。
因为疫情，理想谷关闭了一年多。到去年我们回来的时候，里面的地毯已经发霉，书柜也长毛了。我们把每一本书都拿下来擦干净，又花了半年时间重新装修，地毯撤掉，换成相对耐磨的地板，这样以后不会再有腐烂的状况。那段时间，理想谷没有人来，我真是很痛苦。
我一直活得非常孤单、寡淡，在生活面前没有多少欲望，是一个以抽象的文字去占有这个生动世界的人，身边只有亲人，没有社会。一定意义上，没有理想谷，没有「麦家陪你读书」，我跟这个世界基本上是隔绝的。「陪你读书」每天有上百条留言，我句句都看；理想谷源源不断有年轻人来，那是我了解社会的一方视窗。它们把我的一些缺点一定地控制起来，掩盖掉了。另一方面也挺可悲，我已经像一个盆景一样地活着，身上没有多少野性，但是没办法，我只能这样。
2011年我被人炒得很厉害，那几年，我也活得挺浮躁的，我在追求人的关注，追求名利，书出了两本，电视剧上了三部，回头看，那些作品都缺乏好的质地。我享受了喧嚣，同时也被喧嚣所伤害，写不出好东西。
那年，我父亲去世了，还有一些典型的事情发生了。当我认识到2011年对我的伤害之后，有将近三年的时间，我一个字都没写。我在疗伤，在舔伤口。我痛定思痛，开始对自己进行总结，同时也是急刹车。「理想谷」是我给自己、也给别人的疗愈空间。
这里什么人都会来，有些人完全是出于好奇，想跟我合个影，签个字。最近有一个女孩每天都来，她在考注册会计师，问我一些很现实的问题，比如将来怎么就业。更多的人跟我交流文学，有的人写好了文章，希望我看一看，给他推荐到杂志社或者出版社。我能帮就帮。这里所有的咖啡、茶水都不要钱。我对前台的要求就是，善待每一个来看书的人，哪怕只有一个，也要对他好。
我一般从旁边的铁门进来，每次来，透过外面的窗户看到里面有人看书，心里就很安慰。有时候看到没人，我会感到很落寞。有的读者非常好，我们今年吃到的第一颗杨梅，第一个荔枝，都是读者送来的。理想谷是一个跟我息息相关的家，精神的家。
做理想谷、陪人读书，是因为我对阅读怀着深深的感情，我的一生就是从阅读开始。我小时候生活在离这里40公里外的一个山村，过的几乎就是汉代人的生活。我以为全世界的人都像我一样，直到有一天，我在亲戚家里捡到一本书《林海雪原》，书里人物的情感、生活、思想，是那么的丰富精彩。我不能说那本书培养了我对文学的感情，但是它让我知道，这个村庄之外还有一个世界，和这里是完全不一样。
军校毕业，我去到情报局工作，负责侦听台湾空军。生活比较简单，没有女朋友，过着食堂、宿舍、办公室三点一线的生活。每天八个小时吃饭睡觉，八个小时工作，还有八个小时就是读书。那个时候我住在福州，军营里有很多很大的芒果树，我宿舍外面就有一株。那时我迷恋惠特曼的《草叶集》，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雪莱的诗，拜伦的诗，包括雨果的好几部小说，《悲惨世界》《九三年》《海上劳工》，都是在那棵芒果树下读的。在树下，我一边朗诵，一边走来走去。芒果成熟了，不及时去摘，一阵风过后，它会掉下来。有一天，真的有一个芒果打到我头上。
我成了单位一道风景线，有一阵子被人取绰号，那个「在芒果树下读诗的神经病」。还有人调侃我，你这个神经病，今天读诗了没有？
这一辈子，是阅读拯救了我。我的第一身份是个读者，而不是个作者。阅读的过程就是寻找亲人的过程，我遇到了《麦田守望者》，遇到了博尔赫斯，遇到了卡夫卡，遇到了亨利·詹姆斯，他们的作品都曾经哺育了我，让我的写作变得越来越有方向和风格。我总觉得，读书就是回家。回到一种安全的环境里面，人就会放松下来，变得有感情。你的亲情开始了，你的思想也就上路了。
1991年，我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后（这是我第二次上大学），出于对文学的向往，我主动到西藏去修水电站。那个时候西藏出了很多优秀的小说家，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就是从西藏发祥的。
那里不能随进随出，进去了一年出不来，我在1994年七月进去，只带了一本博尔赫斯的书，到十一月出来，130多天的时间就读一本书。这使我对这本书有了特别的记忆，好像跟一个作家、一本书谈了一次彻彻底底的恋爱，两个人互相交融在一起。他的气息像墨迹一样，已经渗透到我身上。后来写作《解密》《暗算》《风声》，和博尔赫斯有很大的关系。他照耀了我，给了我力量，给了我方向，也给了我好运。
我曾经被文学冷落过，成名很迟。我91年写的《解密》，2002年才出版，中间长达11年，被17次退稿。《解密》出来后，我像文学圈的一匹黑马，杀出来了，第二年得了茅盾文学奖提名。《解密》是光芒四射的，但那个过程挺伤害我的。我无数次地尝到孤独、被抛弃，渴望交到朋友，渴望被人指点，这种东西像烙印一样，烙在我的心里。
文学爱好者在没有成名、成家的时候，很渴求跟人交流。我想让那些爱好文学的人可以有这么个地方来互相取暖。
有一天，我看到报道，巴黎有个莎士比亚书店，很拥挤，但里面有床，可以接待一些落魄的文人。我说我也要搞这么一个书屋，里面也有一张床，让爱好文学的人可以来歇脚。当我有一天确实有这种经济条件了，我真的做了这么一件事。所以我喊它叫理想谷，那是我理想中的一个小小的山谷，用文学做的山谷。
除此之外，我的生活也没什么好叙述的，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我也从来不准备迎接惊天动地的故事。
麦家理想谷读书会图源麦家理想谷微博
不是为自己痛苦，而是为人类痛苦
我的女儿在2019年9月底出生，3个月之后，武汉疫情就爆发了，加上世界意识形态的恶化，国际形势这三年真的很不好。
我有散步的习惯。2020年，大年初三、初四，我晚上在大街上散步，满大街全无人影，车子也没有，我感觉好像来到了月球，突然悲从中来，在街上号啕大哭。旁边没人，我就无所顾忌地放纵自己的悲痛情绪，不是为自己而痛苦，而是为人类痛苦。
这三年确实发生了很多事，很多是国家大事，但对我来说，它们都跟我有关。我已经十年没看电视了，但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后，我每天都要看电视，只看央视的《今日关注》。我绝不是带着好奇或者猎奇的心态在看，而是一直在祈祷这场战争赶紧结束。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一直悲天悯人，心怀理想、希望。我想每一个爱好文学的人都有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让世界向更光明的未来走去。文学是给人自由，是为了让目光变得更加柔软和温情的。但现在，一种秩序被打乱了。这几年，人类走到了一种反文学的状态，我真的感到痛心。
我在想文学在这种情况下能做什么。所有作家或者知识分子是以批判现实为己任的，再歌舞升平的东西，我们都要用一种放大镜去挑它的刺，对这个时代进行校正。但当下的时代，这个世界，知识分子的属性被削弱，记者也好，作家也好，失去了这种条件以后，我们很可能就会坠入深渊。
过去三年有我的高光之年，也有至暗之时，但写作一直没有中断过。写作对于我来说，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越痛苦越要写作，因为它是化解痛苦的方式。我看到我身上有很多问题，那么多愁善感，心理素质那么差，内心孤僻，但我真的不想改变自己。作为一个常人，这些肯定不是好的品质，但对一个作家来说，会比别人感受力强，比别人想得远。很多人到了我这个年龄，已经不想写东西，内心已经钝化了，我一直没钝掉。
我的新作品，转眼已写了四年，到现在，电脑里面攒下来也就五六万字，不停地写，不停地删。农民是粒粒皆辛苦，日出而作，但总是会有收成，而我不一定会有。我的写作一直是写得比较艰难。
我每天坚持跑步，状态好的时候，跑个八公里到十公里，状态不好的话，咬着牙也要跑到五公里，用这种很残酷的方式让自己保持强壮的身体。写作需要内心敏捷，更要身体强壮。我希望我能够健健康康的，让我再写个十年，乃至于二十年。按照我预判，留给我创造的时间不会太多了，我希望在这十年当中能再写出一到两部满意的作品。此外，就希望生活单纯一点，没有那么多是非和诱惑，让我老老实实做事，坦坦荡荡做人。我已作好准备，成为一个老人，享受做一个老人。
我跟妻子说，我的工作没有职场的勾心斗角，版税年年在拿，一半交给国家，一半拿到自己口袋里，养儿育女，不愁吃穿。生活当中，没有为难我的大事情，甚至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小小特权，唯一操心的就是人类的事情，特别希望人心不要变坏，世界越来越好。
有时候觉得这样挺幼稚的。但一个作家如果内心没有人类，没有世界，只有自我，我觉得就不配当作家。生活泥沙俱下，真假难辨，小说家是要把生活参透，去伪存真，总结出人类情感的公式，摸到人性最亮或最暗的部分。
尹夕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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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昼工作室｜一个上海日结工“阳过”的酷夏
文 |蔡家欣
编辑 | 周航
「阳过」
铁皮屋的机房被阳光烤得发烫，十几台机器隆隆运转，喷吐出一股又一股的热浪，像一锅蒸笼。这是上海历史上罕见的高温天，室外都达到40度，还有机器轰鸣的响声，紧紧贴着耳朵，这些都让长逸感到眩晕。
每天，长逸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十几个小时，连续灌下20来瓶的盐汽水。上厕所的时候，还是憋不出一滴尿——那些水全变成汗液，从皮肤流淌而出，渗进眼睛、嘴巴。衣服、口罩一挤全是水，脚底的劳保鞋，又厚又硬，浸着黏腻的汗气。
没人能忍受这样痛苦的工作，两天时间，和长逸一起过来的八九个人，跑得只剩下他。他也想过走，但实在没有选择余地了。
这段时间，长逸怎么也找不到工作，原因是他“阳过”——这个词出自劳务中介之口，形容感染过新冠的人，即使已经康复，因为企业担心“复阳”让全公司停摆，他们也不接收。
过去一个多月，长逸就没找到工作，招聘群甩出的启事，有的明确说明“阳过的不要，去过方舱的不要”，有的则要求，“最近3个月的核酸检测报告”，问过几十家，没有单位愿意接纳。
他不死心，骑着自行车到现场找劳务，没人理会他，“他们人多了去了，怎么可能会听你的？”也曾试图隐瞒，到现场后才发现要扫“核酸码”——而“阳过”、进过方舱的人，只有专门的“随申码”能扫出信息。
这种经历并不是长逸一人独有的。不久前，一篇名为《我躲在虹桥卫生间，不知道去哪》的文章在网上刷屏，文中的主角阿芬因“阳过”找不到工作，无奈住进了虹桥火车站的厕所隔间。
遭遇这一就业歧视最严重的，正是阿芬和长逸这样，飘萍般游荡于都市各个角落的日结工。又或者护工这样的特殊群体，比如一位55岁的妇女，她说自己在上海做了两年护工，还清治疗儿子抑郁症和自己车祸欠下的债务，但在感染后，再也找不到护工工作了。
长逸在高温机房里作业两天。讲述者供图
日结工
长逸顶个光头，今年36岁，上过大专，但人生的全部信念，还是吃饱饭，他说的最多一句话是，“有口气在，饿不死就行”。
对于他这样有力气的人来说，活下去原本不算难，但十多年前，他得了躁郁症，要长期吃药，在福建老家办了精神残疾症。这张证帮他减免了医药费，但也让吃顿饱饭变难了，比如没法考取保安证，县城的很多单位也不敢录用他。
就因为这，去年10月，他孤身一人来到上海，“异地他们查不出来”。在宝山区一个快递站做临时工，分拣、拉货，面对成千上万个包裹，每天重复10多个小时。
日结工再适合他不过。这类工作不审查，干一天结一天工钱，累了，就休息两天。要说坏处，就是中介抽成太多：一个小时28块钱，到手只有17块。每个月挣4000来块，刨去房租、吃饭，剩不了几个钱。夏天总是费水一些——房间没有空调，太热，只能频繁冲凉。生活太拮据了，得管住每个水龙头，电话里，他絮絮地算着这些账。
夜里下班后，他骑一辆共享单车，穿过尽是铁皮工厂的村庄，来到一栋红砖房前。下车，用密码锁锁住单车，要不这样，第二天就没车骑了，每月他会缴10元包月费。房间原是澡堂，被粗略地隔成两截，一半厨房，一半卧室，每月租金800块。里面只有一张硬床板，桌子、柜子都没有，长逸买床垫子和被子，就住进来了。
但长逸很满足。工作之余，没什么娱乐，他总躺在床上看书玩手机，饿了就给自己炒菜做饭。每两个月，家乡那位好心的医生会给他寄药品。
小心维持的生活的平衡，直到4月初被疫情打破。
封控来得仓促，他临时买了五六十块钱的菜，却在小卖部被人顺走。又高价买白菜和萝卜，靠家里仅剩的大米和豆腐乳，每天只吃一两顿，愣是撑过10天。隔壁人家虽是卖菜的，但拖家带口，有六七口人，他也不好意思开口。“天天跟坐牢一样被耗着。”他说。
2022年3月11日，辽宁沈阳，街头等活的零工。图源东方ic
去方舱
那天凌晨，长逸正躺在床上为吃饭发愁，群里弹出一则志愿者招聘，写着“包吃住，每天800元”，“我太激动了，终于有救了。”他立马翻出厨房的米袋子，抠出最后半碗米，一口气全煮掉，就着最后一丁点豆腐乳，将肚子填饱。他形容自己当时“心情悲壮”，“就像要参加革命一样”。
凌晨4点半，抓起一包衣服，带足药和充电宝，他翻身过墙，骑着那辆共享单车，趁着夜色，逃离封控中的村庄。一路上，他看见一个陌生的上海，昔日宽阔的柏油大道铺满落叶，路边的电瓶车东倒西歪，积了一层厚厚的泥尘。除了站岗的防疫人员，路上几乎没人。到处是关卡，长逸不断绕行，快要抵达终点时，黄浦江挡住了他的去路。实在没辙了，他只好给劳务中介打电话，换到最近的方舱——酬劳也由每天800块变成400块。
长逸没觉得太可惜，脑中只有一个想法，“还是有饭吃。”共享单车越骑越重，实在踩不动了，他就下来边推边走。沿途看到别人喝剩的矿泉水，他捡起来就喝，“没办法，顾不上那么多，命要紧啊！”
到达方舱已是下午5点多，离出发过去12个多小时。骑了50公里的路 ，长逸整个人饿得发抖，他却说，“心情解放了”——终于不再为吃饭发愁。那晚，他一口气吃了三份盒饭，至今清楚记得里面有鸡肉、牛肉和红虾。他笨拙地形容当时的感受，“菜好好吃，我都感觉好幸福。”
方舱由一所中学临时改造，长逸每天要清理病区的生活垃圾，给病人做核酸、通知他们领盒饭。防护服一套就是9个小时，一天下来汗淋淋的。虽然累，长逸又回到疫情前的满足，“至少能吃饭嘛。”
每个志愿者管一层楼，10来间教室，100来号病人，最难受的是那些老人。情况好点的，是60多岁的女儿陪90来岁的老人而来，情况差的有坐轮椅的，还有戴呼吸机的。有人上厕所一蹲起不来，在厕所间大哭大吼。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得帕金森综合症的老人，手抖得不行，筷子也拿不稳，讲话也不利索，长逸担心他拿不到饭，总是单独给他预留起来。
第10天，长逸确诊染上新冠，低烧、喉咙痒，会出汗。不到两天症状就消失了，长逸被调到感染楼层照顾阳性病人。他没太把感染的事放在心上，觉得反而让工作轻松许多，因为不用再来回穿脱防护服。
就这样幸福地工作了20天，挣了8000块钱，还掉之前看病、租房欠下的外债，剩下千把块钱。但此后发生的事，远远超出他的理解能力。
先是方舱工作结束后，5月1日，他被劳务公司调往浦东当保安，但因为“阳过”，在半夜12点被送回宝山。5月17日，隔离结束后，他拿着解除隔离通知书进村，却在村口被人拦下。他打过110，也拨过市长热线，都无济于事。他绕了好远的路，寻着路障的缝隙就往里钻，终于躲回了出租屋。
接着便是6月1日上海全面恢复生产，长逸发现自己怎么也找不到工作了，“（没想到）把饭碗给砸了。”
生活陷入了更大的困顿，房租重新开始拖欠，担心他跑路，房东打来视频查看他是否还在出租屋，最拮据的时候，手头只剩七八块钱，只够买两包泡面。
2022年4月16日，上海，康复人员从一方舱医院出院。图源东方IC
循环
令长逸这样的求职者无奈的是，歧视普遍以“潜规则”的形式存在着，7月上旬，上海本地媒体走访发现，许多企业招聘不公开要求“历史无阳”，但在实际招聘中将康复者拒之门外——他们担心复阳影响整个企业生产。
这显然是不能接受的现象。事实上，国内外研究结果一致证明，核酸复阳者没有传染性。7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特别提到，严禁在就业上歧视阳性康复者，“发现一起严肃处理一起。”
很多人已经选择回到老家，有人打算等核酸记录回溯不到，再回上海谋生，也有人决定彻底离开。3个月前，一个44岁的护工从深圳奔赴上海谋生，感染新冠后却像皮球一样，被人在学校、宾馆、待完工的楼盘之间转移。直到离开那天，她才第一次坐上这里的公共汽车——路上，她决心不再踏足这个大都市。
7月13日这天，长逸还在朋友圈看到招聘上明晃晃写着，“阳过的不要”。对他来说，唯一值得庆幸的，是7月9日接到那份在铁皮机房的活——给一家集装箱工厂换装新的压缩机。
在高温机房里干了两天，长逸领到700块工钱，终于补齐房租，他松了一口气，“最起码不用流落街头。”但回到家，他中暑了，接连发烧好几天。他不敢买药，身边没人，被烧得迷迷糊糊，还要在病中提醒自己，记得起床冲凉降温。
高温机房是不能再去了，“再干连命都得搭进去。”只是他又陷进吃不饱饭的循环中。靠三、四斤米维持着，能省则省，每天只吃一顿，就着榨菜下咽，饿的时候，就喝水填肚子，因为缺乏维生素，牙龈天天出血。
他期盼的日常并没有完全回归。做核酸时，“阳过”的他被要求排在单管队伍里，每回见着他，混管一列总有人要后退好几步。
长逸明显感觉到，往日热闹的城中村冷清了许多。曾经这里工厂集中，打工者众多，很多餐饮店以此为生，沿街夜宵店的吆喝声都要囔囔到凌晨。现在许多店铺门户紧闭，人流似乎比以往少了一半，经常听人提及，谁谁谁又拖欠房租跑路了。
长逸也想过回老家，只是相比大多数人，他总是少了一点选择的余地——回家隔离费好几千块钱，哥哥在外打工，回去也是一个人。在他小时候，妈妈就出车祸去世了，父亲好不容易拉扯两个儿子长大，几年前也病逝了。老家是偏远的农村，他不会种地，回去也没有能吃饱饭的营生。
对他来说，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因为躁郁症，这些年他一直孤身一人，现在已经习惯了。平日里，他喜欢看苏轼和王阳明，试着学习他们的生活态度，“一生颠沛流离，也还是照样那么过。”他给自己取的网名叫“长逸”，寓意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不久前，在朋友的指导下，他开始在网上卖家乡的桃子，利润薄，卖到东三省都得倒贴邮费，但也算多了个营生。等天气没那么热，他还打算去一个私人工地，朋友介绍的活，做装修前拆房，说到要在烈日下扛着一大麻袋的建筑垃圾，他只是笑了笑，“做苦力的，就当锻炼身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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