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春天，老友艾澜的女儿特特自费去日本留学。从那一天起，艾澜的微信头像就换成了张卡通图片：一只粉黄耳朵、粉紫眼圈的老猫，抱着一只通身浅灰色的小猫，小猫嘟着嘴、伸出舌头，舔吻着母亲。
6年来，艾澜没换过头像，我知道，这是她对女儿无法舍弃的爱。
1
30多年前，我和艾澜都在武汉一家国企上班。起初我俩工作并无过多交集，只听说她来自农村，通过亲戚的关系到厂办幼儿园做了一名临时工老师，不久就跟车间主任的儿子任正旺谈起了恋爱，很快怀孕。在那个年代，未婚先孕最好的结局就是赶紧结婚，于是艾澜挺着6个月的孕肚进了任家门，3个月后，生下了女儿特特。
任正旺家三代单传，艾澜进家门前，公公刚斥巨资将一家人的户口从农村迁到城里。婆婆先是瞧不上艾澜的农村户口，又歧视她先孕，最后嫌弃她生的是女孩，说计划生育抓得紧，以后若超生，被罚几万块钱不说，还得把她儿子在公家的工作弄丢了，“这岂不是要让任家断后？”
后来，为解决职工住房问题，厂里宿舍大院新建了一栋5层高的住宅楼，我家住4楼，艾澜和婆婆一家人住我家楼上，每天上下楼都要经过我家门口。那时，我的孩子上了幼儿园，就在她的班上，这样，我俩逐渐熟悉起来——其实艾澜是个“嘴有一张，手有一双”的能干人，小特特又聪明漂亮，一双大眼睛滴溜溜地转，像个小大人儿一般，很是讨人喜欢。
2000年年初，厂里所有职工都买断工龄下岗。随后十几年里，我和艾澜都在为生活疲于奔命，疏有来往。听说任正旺只身去了广州，投奔他在中建某局颇有实权的姐夫，先是在工地上跟人做水电装修工程，后是挂靠在姐夫经手的工程里，做了承接水电装修工程的包工头。有了钱后，任正旺回来买了一处新房子，成了老厂里第一家在外面住上商品房的人。我们这些仍然留在老厂宿舍大院里的人，“晴天出门一身灰，雨天出门一身泥”，自然很是羡慕。
特特也被艾澜培养得很优秀。那几年，各种兴趣班方兴未艾，特特学英语、学舞蹈、学钢琴，中考时考上的是省级示范高中，是我们眼中“别人家的孩子”。特特读高中后，艾澜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留下婆婆给特特做陪读，自己就去了广州和任正旺一起打拼。
可不到两年，艾澜就回来了，说是特特要她回来陪读。我在自己开的酒店里请她吃了顿饭，饭后陪她一起走在熟悉的街道上，她冷不丁地冒出一句：“特特将来恐怕只考得上二本吧。”
“不会吧，特特这么优秀，不说清华北大，武大、华科大应该是没问题吧。”
“很难，自己养的孩子是什么样，自己知道。”
一年后，特特果真只考上武汉的一所二本院校。失落的艾澜回到广州，和任正旺做完最后一个工程，在女儿大二时，夫妻俩就回武汉了。艾澜说，回来，一来因为婆婆年纪大了，经常生病，老人一生病，她就得从广州往家里赶；二来，漂泊多年，她渴望一家人能好好在一起，“我最希望，特特毕业后能够留在武汉成家立业，然后生两个孩子，经常回娘家住住，那样我的日子过得该是多么热闹、滋润……”
夫妻俩在武汉开了一家水电配件门市部，利用曾经在广州的供货商网络，借助日益便利的物流运输，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需要应酬时，他俩常照顾我家酒店生意，由此，我跟艾澜便成了常来常往的朋友。再后来，她索性卖掉那套老旧的商品房，在我们小区买了新房，跟我成了不同楼栋的邻居。
2
2014年，特特大学毕业，进了任正旺姐夫所在央企的武汉分公司做临时工——因为央企只招收“双一流”大学的毕业生。不过，姑父告诉特特，往后一旦有机会，他会想办法帮她转成正式工的。
特特在单位做的是人力资源部的文员，眼见与自己同工的正式工拿着比自己高了近一倍的薪酬和福利，心里很是不甘。不等父母开口，她就问了姑父好几次转正的事，每一次姑父都说“等机会”。
就这样，等了1年多后，从不关心家事的特特，突然问起艾澜家里有多少积蓄。
艾澜不经意地回答：“等你将来出嫁时，给你在市中心买套房做嫁妆没问题。”
特特说：“我不想要嫁妆，我想去日本读研究生。”
这显然是特特经过深思熟虑说出来的话，她私底下已经联系好了一家留学中介，从父母提供经济担保，到2年研究生学习和生活的费用，都已经了解得清清楚楚，只等父母同意自己的想法。
艾澜内心波涛汹涌：“你别急，容我跟你爸好好商量商量。”
艾澜明白，女儿最想去的国家是美国或者英国，因为她有好几个老同学都是去的英语国家，去日本不过是退而求其次——英语对她来说太难了，从大三开始就一直在备考雅思和托福，可考了好几次，都没过。
对特特的要求，任正旺坚决不同意。他认为，20多岁的女孩子，有了稳定的工作后，就应该考虑恋爱结婚的事，出国留学根本没必要。再说，家里只有这一棵独苗，万一出去了不回来，他该怎么办？他拍着胸脯向女儿承诺：“我保证让你姑父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把你转正的事情搞定。”而特特不屑一顾的神情，让他很受伤。
艾澜更是不舍，但特特此时的际遇与她年轻时特别相似，让她生出不少共情。想当年她在厂里做了5、6年临时工，厂子改制时，没有任何补偿和待遇。更让艾澜伤感的是，哪怕自己工作做得没有一点儿比正式工差，但临时工的身份总让她觉得低人一等。她能够理解女儿如今也遭遇着自己年轻时的处境和心境——如果转正无望，那么作为母亲，她是希望特特能够有机会摆脱困境的。
但她又不想特特走那么远，于是就问：“不能不出去吗？你可以努把力，辞职在家备考也行，爸妈养着你。考公务员，考事业编，考其他的央企或者国企，你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可以考的岗位很多。”
特特说：“不想考。”
艾澜叹了口气，想到特特那几个小学时经常一起结伴上各种兴趣班的老同学：有位名叫徐茭白的女同学，父亲是民办高中的校长，母亲是省特级教师，家境优越，高考上的是武汉大学法学系，去英国留学是考取的2年公费生，还有半年就毕业回国了，据说有可能回校任教；而另一个男同学陶壮，华南理工大毕业时直接考上的美国一所高校的研究生，取得高额奖学金，毕业实习进的谷歌，据说表现非常优秀，但他不想久待，想要回国发展；还有一位名叫彭维的女同学，华科大毕业后，自费去的美国读研，实习时去的也是谷歌，与陶壮成了暂时的同事。
特特与这些老同学渐行渐远，但艾澜与这些孩子的父母还在一个微信群里面，经常线下聚会。艾澜觉得当年这些望子成龙、盼女成凤的父母基本上实现了他们的愿望，只有自己作为家长是有遗憾的。而女儿此时想要出国留学的想法，竟唤起了她深埋在心底的最初的期望。
2016年除夕夜里，特特又一次跟父亲在去日本的事情上争执不下后，把自己关进卧室，放出一句狠话：“不让我出去，我就吃安眠药，割腕，跳楼，反正就是不想活了。”
那段时间，艾澜只要一见到我就提这事，说想让女儿出去见世面的是她，说女儿出去不放心的也是她。她问我如果遇上这事会怎么办，我直言不讳地说：“人生短短几十年，父母儿女何必要离得那么远？孩子有多大能力就走多远，不必强求。”
“可特特总是说，她不甘心做一辈子临时工，就像我年轻的时候一样。她也不想考公考编，过那种一辈子一眼就望到头的生活。”她内心深处其实是支持女儿出国留学的，只是感情上接受不了女儿的远离。
最终决定特特命运的是一只名叫“别别”的橘猫。这只猫是特特在大二暑假时捡到的，一直在家里养着，很招人喜欢。在一家人为了特特的去留问题各执己见时，猫好像也特别抑郁，经常蹲在露台的角落里发呆。
过完年的一天晚上，心神不定的艾澜到露台上晾衣服，忘记猫还在外面，随手就把露台的门关上了。第二天早上，她就发现猫已经僵硬地躺在露台下小区的路上，显然是夜里从5楼高的露台上掉下去摔死的。特特那时还在上班，听说别别死了，哭得很伤心：“它一定是以为我们把它关在外面，是不想要它了，所以就自己跳下去了。”
艾澜夫妻俩心情压抑地回到农村老家的山里，为猫做了“树葬”——别别被挂在一棵高高的苦楝树上，像一个孤独的灵魂，在望不到边的蓝天白云之下，随风摇曳，无所归依。在归途中，艾澜泪流不止，又想起女儿誓不罢休要出国的样子，更是悲从中来。
第二天，她一个人去寺庙里拜见了师傅，说出了心里的困惑。师傅说：“别别的非命是替特特挡了一灾，既然别别已经走了，那么特特也就由她去吧。”艾澜把师傅的话告诉了任正旺，他一夜辗转反侧，隔天早上长叹一声，算是默许了。
如获大赦的特特立刻就向单位递交了辞职信，连家也不回，去了早就联系好的日语培训班，开始为期3个月的语言培训，同时还通过中介办理去日本留学的各种手续。也就是从那时起，关注日元与人民币的汇率，成了艾澜生活的一部分。
2016年春末的一天，任正旺和艾澜陪着特特坐高铁从武汉到上海，在浦东机场送特特登上了去往大阪的飞机。后来艾澜对我说：“那是我第一次到上海，早上7点钟从武汉出发到上海6个多小时，下午5点多钟从上海出发到武汉6个多小时，一天之内来回坐了13个小时的高铁，就这样把我的上半辈子跟下半辈子，划了一道分界线。”
3
那以后，特特在日本生活的点点滴滴，成了艾澜每一次跟我见面时的必备话题，仿佛每说一次，特特就回到她身边一次：特特的研究生导师表扬了她，说一个文科生怎么敢报考金融专业的研究生，而且学得这么好；特特为了赚生活费，在一家寿司店每天打工6小时；特特为了节省房租，跟一位来自山东青岛的女孩子合租……看她陶醉在对女儿的惦念中，我不忍心打断她的话。
特特一走就是2年，直到2018年放春假时，才回国一次。满心欢喜的艾澜带着特特到我家里来做客，送给我一套资生堂护肤品，我则请他们一家人吃了一顿饭。我看特特明显胖了，白了，气质中有一种难以言明的异国味道。艾澜一直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女儿看，那神情很是骄傲与满足。
5天后，特特又离家去了日本，行色匆匆，仿佛那遥远的他乡才是她的归途。
当年12月底，艾澜按捺不住思念之情，飞去大阪探望特特，在那里住了10多天，过了元旦才回来。再见面时，我问孩子在那边生活还好吧，她顿了顿说：“好是好，就是跟合租的那个青岛女孩一起有点不开心。那女孩纯粹是家里有钱出去玩儿的，不好好学习，经常去夜店，深更半夜喝得醉醺醺才回来，特特得起床给开门。因为晚上大门总得反锁呀，那女孩也不会做家务，连洗衣机都不会用，特特还得帮她洗衣服、晾衣服……”
特特在日本的2年研究生学习很快就结束了，但是她告诉艾澜，已经提前找好工作，不准备回国了。
艾澜陷入了比2年前更深的不安之中，经常说，其实特特要是愿意回来，国内可以做的工作可多了，“可以去大学或者高中当小语种老师，也可以去日本在中国的企业里做日语翻译，甚至可以自己开个日语培训班……”总而言之，只要女儿回来，一切都好。
再后来，疫情、隔离，成了特特不能回家的不可逆转的理由，母女俩又有许久没见面了。艾澜经常会在跟朋友一起吃饭时，不顾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突然冒出一句“我好想我家特特啊”，令我们陷入短暂的尴尬，我只能再找个高兴的话题，帮她打个圆场。
转眼已是2020年春末，特特离家已经4年了，艾澜又开始担心她的个人问题：“今年特特都28岁了，一个人在外面，你说找个中国人吧，现在在国内找个合适的对象尚且不容易，在日本就更没有什么机会了。”说着，又叹了口气：“唉，当初就不该同意让她出去的，可是不让她出去，她整天不开心，你留她在身边又有什么意义呢？”
艾澜仍然盼望着，女儿在日本打拼一段时间后，会尝到孤身在外的苦，会想起家里父母的好，从而萌生归意。她说，如果特特能回来，她和任正旺会尽己所能满足了孩子想出去看世界的愿望，这样特特也体会到了自己向往的另一种生活，从此一家人各遂心意地生活在一起，该是多么幸福。
不久后，艾澜告诉我，特特恋爱了，对象是一个比她小4岁的美国男孩，名叫托尼，是她同事，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刚刚大学毕业，两手空空，一无所有。特特是在见过托尼父母后才对艾澜宣布这件事的，她说托尼的继母对她很好，她喜欢托尼的家庭氛围。
这些话一说完，艾澜的眼泪就流下来了：“那美国人凸眉凹眼的样子，我看着多不习惯呐，语言又不通，到时候坐到一块儿去了，怎么说话呢？那天任正旺知道这件事后，整宿不睡觉，就蹲在阳台上抽烟，说我们老了以后，过的就是方院长那样的日子。”
她说的方院长，也是我们小区的邻居，住在我家楼下，70多岁了，退休前是一家三甲医院胸外科的“一把刀”。他的儿子十几年前从华科大毕业后，考取的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医学专业的公费研究生，接着读博，毕业后在美国一个研究所工作，妻子是他大学同学，在美国一个国家机构工作，夫妻俩工作繁忙，很少回国。
和方院长做了这么多年邻居，我只看到过一次他儿子、媳妇带着2个孩子回国探亲，更多的时候，是听见方院长在露台上一边拍视频，一边跟孙子孙女说话，有时候是说武汉话，有时候是说普通话，有时候是说简单、蹩脚的英语。
方院长的结发妻子早些年就因病去世了，跟现在的老伴成家也有十几年了，老两口2019年春节前夕曾一起去美国在儿子家里住了小半年，方院长也不想回国，想跟着儿子终老，但是后老伴挂记着自己在国内跟前夫生的亲儿子，签证一到期就吵着回国，方院长也无可奈何。他说：“前老伴留不住是因为得病，后老伴总不能就这样不管了吧？”其实后老伴的儿子已经在成都成家立业，只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才回武汉几次，但后老伴就是要守着日子、盼着儿子一家人回家团聚的时候。
有天早上，我和艾澜在小区里散步，正遇上方院长买菜回来进了小区，一只手上拎着白萝卜和包菜，一只手上拎着两个油炸的面窝。这时另一个邻居吕老头送他龙凤胎孙子孙女上学，用一根老古董的扁担挑着两个书包走在前面，两个孩子跟在后面一路打闹嬉笑，好不开心。
方院长很羡慕地打招呼：“老吕啊，您瞧您这多好的福气，一大早的，多热闹。”
吕老头打着“哈哈”说：“我还眼馋您这清闲自在呢。”
方院长叹口气：“您这多好，您可别眼馋我，赶着哪天我是啥时辰睡过去的，都没人晓得，造孽得很呢。”
艾澜就跟着方院长轻轻叹了口气。
4
2020年底，世界各国疫情愈演愈烈，艾澜说托尼因为担心家人回美国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到日本。这让任正旺喜出望外，觉得或许这样两个孩子会就此分手，特特也会想着回国。而特特却坚定地告诉他们，不管托尼回不回到日本，她是不会再回国的，因为她觉得日本很好，她已经完全适应了现在的生活。
我问，现在日本疫情也有点严重了，特特还好吧？艾澜说还好，她的工作是居家办公，不存在通勤感染的风险。我问是什么工作，艾澜说，特特的公司总部在美国，是做比特币的，都是在网上办公。我又问比特币是什么，艾澜说，比特币是一种虚拟货币，现在只在世界上少数几个国家可以交易，中国目前是抵制的，但是如果有一天中国开放了，那么特特回国来做这个就是属于开疆辟土的领军人物了。
很显然，这些都是特特给艾澜灌输的信息。我不懂比特币，可总觉得千里迢迢去日本读研究生，到头来毕业后却只需在家办公，岂不是有点脱离社会了？而且做的还是这种听上去有点“玄乎”的工作。
但是我不敢跟艾澜说出心里的疑惑，怕她不高兴。
2021年底，特特打电话回家找艾澜要钱，说她想在日本成立一个目前供职的美国公司的分公司，自己做老板，需要折合人民币30万的资金支持，希望父母能帮一帮自己，从此以后，她保证不会再找家里要一分钱了。
艾澜万分纠结——给吧，他们夫妻俩不知道那个公司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一旦给了这个钱，无异于是夯实了女儿在外面的经济基础，相当于支持她不回国了；不给吧，万一特特又像当初想要出国时候那样走极端，那岂不是要了他们的命？
最后，艾澜还是转给了特特30万，让她开起了自己的公司。不久后，特特告诉艾澜，趁着日本疫情缓解、国门稍开的空隙，分别1年之久的托尼重新回到了日本，说是忘不了她，是奔着与她结婚而去的。
以前任正旺还幻想着特特能放下日本的一切，包括托尼，回国生活，哪怕不回到武汉，在国内其他城市也行。现在，任正旺只能退而求其次，说特特带着托尼一起回来也行，正好我们这儿的开发区正在新建一个九年制双语学校，托尼来了，应聘做个外教应该是没问题。总而言之，他只有这么一个女儿，他想要她回到身边，他不希望自己老无所依。
而艾澜似乎是“看透了”：“只要特特觉得幸福开心，在不在身边不是最重要的。”关于女儿的事，艾澜凡事只往好处想。她说，时间久了，在视频里看托尼也顺眼了，不再是西方人的凸眉凹眼，而就像一个中国男孩了。
接下来的程序，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应该是特特想办法带着托尼回来见父母，毕竟彼此两三年没见面了——但是特特并没有。其间，任正旺的侄女出嫁，想让特特回来做伴娘，特特看不起堂姐找的对象是一个摆摊修摩托车的高中毕业生，认为不值得她那么远跑一趟。
到了2022年年初，艾澜一直在说特特要办理结婚证，需要提供出生医学证明，而自己当初没有保存好给弄丢了，补办起来很麻烦，一副焦躁不安的样子。
春节刚过，一向温良谦恭的艾澜突然闹起了婆媳矛盾，每天频繁地跟我电话或微信聊天，像是疯了一样，先是说婆婆每天对她的管束：吃了饭必须马上去洗碗，不要坐着玩手机；午睡不能超过半小时，否则就是偷懒；逢年过节家里待客要准备什么菜，都必须听婆婆的安排；甚至两个姑姐回娘家吃个饭，都得要媳妇先打电话说个客气话，否则就是不热情……如此等等，说：“这几十年，我过的就是这种日子。”
早年，艾澜对和婆婆之间的龃龉似乎不太在意，婆媳俩没有外人以为的那样剑拔弩张。她住进我们小区后，我发现她婆婆确实是强势，但做事也利落，儿子媳妇回家了，总是好吃、好喝的送到手上。有一回，艾澜还发过一个朋友圈，表扬婆婆，说“有妈真好”。
她跟我倾诉她说，现在特特都不回来了，她也无所顾忌了，她想要好好地为自己活一回。她强烈要求大姑姐把婆婆接过去住几天，好让她轻松下，不然就要跟任正旺离婚。婆婆不肯去女儿家，说这边住着挺好的，可以到小区对面的超市门口跳广场舞，有熟悉的邻居可以聊天。婆媳两人在家里吵得不可开交，任正旺为了息事宁人，只好把婆婆送到姐姐家去暂住几天。谁知，一辈子就认“养儿防老”的婆婆，一气之下独自回到那间20多年没住过人的老厂宿舍楼里去了，这样一来，做儿媳妇的艾澜在外人看来就有了不善待老人之嫌，跟丈夫也闹得很僵，也被大姑姐指责。
我请他们夫妻俩吃饭，席间，我刚说了一句：“过几天去把婆婆接回家吧，毕竟老人这么大年纪了，还有多少日子可以跟你们在一起……”任正旺黯然点头，艾澜却“嚯”的一下站起来，拂袖而去：“你这样劝，就是逼我去死！”
我惊愕于艾澜的偏激，却百思不得其解，只好给庆雪打电话。庆雪是艾澜的闺蜜，两个人在老厂幼儿园的时候是同事，几十年都在一起玩。庆雪听我说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姐姐，你莫怪她。跟婆婆处不好是表象，真正的原因还是因为特特不回来。她也跟我这样纠结了好几天，要死要活的。她这样子，你就莫劝她了，凡事顺着她说，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我也跟特特发了信息，让她多安慰一下她妈。”
庆雪说，特特的一去不回，激发了艾澜对于婆婆的怨气，她认为正是婆婆从小就不待见特特这个孙女，导致特特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才执意离家不想回来的。
作为朋友，我只能听从庆雪的提醒，不再劝艾澜什么，而只能等她自愈。
5
几天后，艾澜主动联系我，请我去小区附近的西餐厅喝下午茶。她说，特特听庆雪说了自己的状态后，第二天就在网上给她找了一个心理咨询师，预约了半年的心理咨询治疗，每周一次，一次2个小时，费用是300块钱。特特说，在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私密的心理咨询师，来解答心里的困惑。
特特还提到了我：“陈阿姨也得去看看心理医生，她的心理也有问题。我奶奶多年来对我妈刻薄，我爸因为愚孝，一直在我奶奶面前压制着我妈，陈阿姨竟然还劝我妈把我奶接回家，她这是屈服于男权社会的表现，是不正常的心理，需要找心理医生疏导一下。”
作为“陈阿姨”，我谨记庆雪对我的提醒，惊?之余，只好莞尔一笑：“不管怎么样，真心希望你好好的。”
艾澜替我斟满一杯柠檬柚子茶，开始了自说自话：“其实，6年前，我和任正旺还在从上海回武汉的高铁上时，特特在大阪一落地就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已安全抵达，再也不回去了。’所以说，这些年，我和任正旺都是活在自欺欺人的幻想里，总以为她会回来，我不敢跟我父母更不敢跟婆婆甚至跟你们这些朋友说，特特走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不会回来了。”
随后，她又跟我说起特特那些大学一毕业便公费或者自费出去的同学。
陶壮曾经一度追求过彭维，他父亲去世得早，作为独生子，他不想让母亲一个人在国内太孤单，执意要回国，应聘到北京一家外企做了高管，而彭维觉得谷歌很好，想留下来继续发展，两个人就分手了。而徐茭白因为想家，尽管就读的学校多次留她任教，但她都坚持要回国，说想家都想得快要抑郁了。于是彭维就牵线，让陶壮和徐茭白谈起了恋爱，徐茭白回北京，去人大做了一名讲师，跟陶壮结了婚，她家里出钱，在北京二环买了一套房子，下半年孩子就要出生了。徐茭白的妈妈常在那个家长群里说，她亲家母已经去北京照顾她女儿了，她想去趟北京，就像去趟超市似的，方便得很……
艾澜说：“后来我退群了，其实我在那个群里很自卑。特特的情况跟他们不一样，她没有那几个孩子那种读书的天分，她的能力只适合过一般平平常常的日子。她现在在日本，完全就是我们拿钱供出来的，出国80万，开公司30万，这眼看着要结婚了，离这么远不能给她办什么嫁妆。那天她说，要不就给她50万块钱，她攥在手里壮个胆。”
似乎是为了给自己正名，艾澜又说：“你也别认为我有不善待婆婆的嫌疑，当初如果不是她重男轻女做得太过分，让我产生逆反心理……”
原来，特特上高中后，艾澜去广州是准备怀孕生二胎的。那时婆婆在家给特特和任正旺妹妹的儿子一起陪读，两个孩子住在一起，闹别扭时，艾澜婆婆永远护着外孙，总说孙女嘴巴太厉害了，是艾澜没教育好，所以特特就哭着打电话要妈妈回家。
艾澜悠悠地说：“当时我就恨恨地想，不生了，不给他们家生儿子了……不然，那时，如果怀上生了，不管男孩还是女孩，我现在都不至于这么难过。”
我静静地听着艾澜的话，知道特特不愿回国的原因估计比我想象得更复杂，但最后还是忍不住劝了艾澜一句：“你还是早一点把婆婆接回来，好歹多一个人热闹，一家人在一起多好。”
艾澜摇摇头：“婆婆想回就回，我不会拦着，也不会去接的。想想，其实一个人住也没什么，我往后过的就是这样的日子，难道婆婆现在就不能过了？”
沉默了好半天以后，艾澜又说：“特特前几天还跟我说，妈，您放心，等您老了以后，我不会不管你的。我口里高兴地答应说好，可是我心里想，你人都不回来，你拿什么来管我呢。”
想想，我的两个孩子，跟特特也算是发小，初中时，他俩上的是普通初中，特特上的是改制学校，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贵族学校，从那以后，孩子们就鲜有来往了。
面对我的叹息，女儿很淡定：“人各有志，其实也没什么。特特是独生女，她爸爸妈妈有经济条件让她过随心所欲的生活，那她就去呗。”末了，她又说了一句：“没准，特特以后又想回来了呢。”
我又想起一位银行朋友的儿子。朋友夫妻俩都是一家国有银行的高管，1996年出生的儿子，从“双一流”大学毕业后，通过考试进了这家银行湖北总行的数据中心，堪称是端上了金饭碗。朋友高兴之余，在武汉给儿子又是买房又是买车，指望从此万事大吉，不需要再为儿子操心。谁知，工作不到1年，他儿子觉得这样的生活太过安稳，一心想要出国留学，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便擅自辞职备考，考上了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学研究生。
可因为疫情影响，待在家里上了1年多的网课，不仅没有如愿出国体验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且以后到底会怎么样，也无定数。更让朋友苦不堪言的是，当初给儿子买房的每个月1万多的房贷，儿子辞职后，都落在了他们身上。朋友夫妻俩其实也像艾澜他们一样，为了孩子的选择，而没有选择地坚挺着他们的中年梦想。
也许，生养孩子不是为了回报，只是为了爱他。我始终相信，如果父母给予的爱是美好的爱，孩子一定会因为被爱而反馈爱，只不过，不会完全按父母期望的方式吧。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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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的马
我在草原上不懂事儿，骑马太疯。以为能骑着胡跑就叫做会骑马。其实骑马包括对马身体状况和它思想的感悟。包括对它的体贴和喂养。可那时我是一无所知，结果就骑死了我的大黄马。
但是当我离开了草原，却发生了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
一次是在西藏，我因为政治问题（反对样板戏和张铁生）被命令下乡“深入生活”。在一个叫列麦的山沟沟里打了一年石头。说来，在西藏工作的五年里最最值得回忆的也就只有这一年了。在那个隆子县派出所里有个女所长，藏族，是个独眼龙。但她却打枪极准，我亲眼看到她一枪就打下天空中飞翔的野鸽子。她刚见到我的时候，对我并不好。大概有人告诉过她我的情况也未可知。
她有一匹高头大马，菊花青。据说方圆数十里的男子没有谁敢骑一骑试试的。那马太烈，能把生人翻下来。当她到我所劳动的公社办事的时候，我曾请求她允许我上去试试，却遭到了拒绝。但其实她大概能理解我，那种诱惑是受不了的。所以趁她进屋，我就来到马的身边。那马十分警惕地打着响鼻，威胁地刨动着前蹄。我看着它，很温和也很自信地慢慢伸出手在它脖子上挠了一下，它浑身抖动了一下，再摸时便好多了。我用手挠着它的下巴，它安静下来。我很仔细地抚摸它，凑得很近，让它习惯我的气息。看来它知道我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了，因为它主动用脑袋在我的手上蹭。于是我偷偷解下马龙头，窜了上去。那马依然是发狂了，先立起前腿站了起来，然后就向前狂奔。但仅仅是跑，无论多快也不可能将一个放了多年马的人摔下来。关键是如何将它站住。我先只是配合着它稳稳地跑，小心的是地面上别有什么突然让它受惊的异物（比如一张纸片）。后来，我对它轻轻地吆喝了两声，又伸手在它的脖颈上拍了两下，意思是“行啦，停下歇歇吧。”果然它放慢了速度。我播转回马头，慢慢地向回走。当我来到公社时，女所长已经站在了屋子外边，双手插着腰。我心里说：“不好，这独眼龙要跟我玩命！”可当我下得马来，她却奇怪地看看我，又看看马，什么也没说。结果马就走了。
又过了大概一个多星期吧？记不得了。那女所长来了，到我住的地方，对我笑着说，还以为你得被摔死呢！这马有三年没有别人踫过了。别说骑，他们连摸都不能摸。上次邻县的一个民兵连长摸了一下，它竟然在人家的胸脯上狠咬一口，吓得那人直叫：“这不是马！是狗！”女所长问：“那天它没咬你吗？”我说没，它真的挺老实。“老实？”女所长叫道，“三年前，最后一个人骑它，那是个康巴汉子，来这里参观的。结果是这马故意把他撞在石岩上，那人的膝盖都撞碎了！”我吓坏了，如果知道它有这历史就是给钱我也不会再上的。可我真的是没觉得它有这样厉害，除了嚼口硬一点儿。女所长说，你与它有缘份。她领我再次来到那青马的身边，我伸出一只手，那马果然就将头凑了过来，亲切地闻了又闻，象见到了老朋友。我没有再骑那马。但从那以后，我的地位在那个山村里就有了改变，人们不再认为我是一个来这里改造的汉人，而是一个朋友。不知道我无意中的骑马壮举所至呢？还是女所长嘱咐了什么……
再一次是我到山西导演一部电视剧。在排戏的空闲里我常常给剧组的朋友们讲当年骑马的故事。一天，我们在拍摄现场的田地里歇息，却看到不远处有一个人在用鞭子抽一匹马。他在马的龙头上接出一丈来长的绳子，打得那马绕着他跑。我就生气了，过去质问他为什么打？他说这马心眼太坏，不好好干活，不听调教。我说你这样不成。我来吧。剧组的人都很兴奋，想看看我有什么办法。我就把那马牵到了树荫下，给它喂了点水，让它歇歇，就在它旁边坐着，躺着，然后又坐着。直到它习惯。然后我就把它牵着在田里慢慢地溜达，终于，它平静下来，我就为它刮毛，最后骑了上去。
它的主人在远处看着，剧组的人也都看到了这一幕。我来到它主人的面前，说：“你看，这马通人性。没本事就别使牲口。我打你一回试试行不行？”那人臊得脸红，牵马走了。可那马竟然没忘记他，一到他手里就瞪大了眼睛。
后来剧组的人都议论这个事儿，说原来都觉得导演是在吹牛，现在始知是真实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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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医生和他的那些同事们
突然间竟想起范医生，这一晃，已经是好几年以前的往事了。
有那么一段，德国的电视，广播，报纸，网络，四处说的都是日本。日本的地震，日本的海啸，日本核电站的爆炸，等等，等等。教堂周日的弥撒，国会大厅的争辩，都要先向日本那些那时尚未统计完毕的自然灾害的亡灵们默哀。那个原本遥远的国度，悠忽一下近在眼前了。和日本人很有几分相似的德国人纷纷询问自己，那个井井有条的国度，那个冷静而有韧性的民族，还能在那片触目惊心的废墟上重建家园吗？
我就是在那段时间里突然间想起范医生的。
闭上眼，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张久违的，方方正正的国字脸，一副白框眼镜后毫不掩饰的直视的目光，一副猛兽般健壮的身板。
那是我四十多年前的一个同事，也是我这辈子唯一一个近距离打过交道的日本人。
一直到我和他同事了七年之后离开那家医院，我都没搞清楚他究竟叫什么，只和大家一起语焉不详地管他叫范医生。记得我曾尝试着问过，挂号室的潘爹爹说，他叫什么一丁点也不重要。因为他的这个范姓根本就是他自己选的。潘爹爹摇头晃脑地说，民以食为天，范者，饭也。没想到坐在潘爹爹隔壁，西药房小窗口边的定师傅却并不同意。定师傅拖着长声，像模像样地喊道，“犯妇回明，其刑可免！”那是《三堂会审》中的句子。那是说，范医生那姓，是党和人民随手写的。范者，犯也，哈！
四十多年前，我被分到一家小医院工作。本来坐着的党支部姜书记，看了看我的“材料”之后站起来，竟和我握了握手。我立即感到了党和人民的温暖，激动起来。果然，姜书记相当和蔼地管我叫小汪同志，欢迎我，并说我院广大革命群众因我的到来又增加了一份力量。这让我不免受宠若惊。那之前的一段漫长时期，因为父亲巨大且惊人的罪名和丰富多彩的罪行，我一直老老实实地认为自己本当属于小“牛鬼蛇神”。我肃然起敬地听着党支部书记介绍医院“阶级斗争”的各类“新动向”，心花怒放地得知，这家小医院的“阶级敌人”们，竟会比“人民群众”还多，哈！
几个月后，我开始在护理部独自一人上夜班。没过多久，就碰上了范医生。碰上他，我一丁点也不紧张，范医生并没有犯任何值得“党和人民”激动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不过是数目相当庞大的那一群阶级敌人中普普通通的一员罢了。
且不说，在没碰上范医生之前，我已经和他的那些阶级敌人同事们混得很熟，享受过好多次和阶级敌人们一起上夜班的那无比幸福的时光。
比如历史反革命胡医生，每逢夜班就把全家老少带到医院来，无偿地给大家做清洁。把注射室门前那条无比肮脏的走廊，几乎和一边站着的那只无比肮脏的痰盂同等肮脏的候诊椅，甚至墙上摇摇晃晃的那盏肮脏的灯，全都弄得干干净净。我兴高采烈地欣赏着阶级敌人及其家属们全心全意地为我服务，心情当然好极了。我之所以敢说他们实际上是在为我一人服务，是因为那难得的干净最多也只能持续一夜。第二天白天一到，一切都会转瞬即脏。而享受那个干干净净的晚上，实际也就是我一人。
回想起来，那个胡医生长得完全没法和范医生相比，像是一只没熟透就被人强行扭摘下来的苦瓜。我几乎就从未见过那人笑。现在回想，那当然是事出有因。我要是他，恐怕也没法笑。因为后来当上了革命大批判的“理论骨干”，我看过全院所有阶级敌人们的“材料”。胡医生不幸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被他同村的父老乡亲们民主选举成保长，据说如果是甲长就没事。而保长，按照“公安六条”，刚刚允许被划为历史反革命。
那人本来有个很文质彬彬的名，叫胡敬修，“革命”中却被勒令改为胡反修。孩子们的名字也都被改得热血沸腾，慷慨激昂。一个好像叫胡反帝，另一个好像叫胡防修，哈！堪称整个是一片胡来！
再比如历史反革命陈医生，那个老人就更让我难以忘怀了。
陈医生本是国民党部队里的军医。童年时我跟着哥哥看电影，老听电影里说，人民解放军说优待俘虏。后来认识了陈医生才知道，现实把电影甩了几条街。更让人愤愤不平的是，陈医生当年在战场上杀人如麻的那位顶头上司，却早被特赦，据说还养得白白胖胖的，不时地在“前排就坐”，甚至偶尔运气来了，还能上让草民们激动不已的城楼上“挥挥手”。
回想起来，陈医生真的是对我特别好。
头一次和陈医生上夜班，他跑到注射室来看了看我，说，真是个聪明的小丫头，这么快就一个人上班了。随后，陈医生让我到楼上去睡。有急诊也不用下来，他可以全部帮我处理。这一类“无组织无纪律”的“坏人坏事”，我当然不敢随便去做，但心中还是存了一份深深的谢意。
过了没多久，陈医生问我属什么。我说属小龙，陈医生一下子更激动了。原来，他老人家有一个和我一模一样大的女儿。只不过，摊上一个历史反革命的父亲，那女儿已经在农村呆了好几年，毫无回城的希望。闲来聊天，我绝对不敢跟陈医生聊他女儿，一聊，他会在诊断桌边老泪纵横。
我们医院门前的这条中山大道，本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为纪念孙中山修建的。最开始，老汉口的市民们，也没觉得这条路修得怎么好。等到三十多年之后在苏联老大哥帮助下平行地修了另一条解放大道，老一代的市民们这才开始珍惜这条中山大道。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中山大道的坚固，真是百倍于解放大道。我每天上班，就是一个骑着自行车从解放大道穿过双洞门和友谊路前往中山大道的过程。解放大道的路面，不是此处破了，就是彼处裂了。严重的情况下某处甚至会突然坍塌一块。而在中山大道上，我几乎就没看见过修路的。
中山大道从我们医院所在的六渡桥，向东行走大约五公里，是所有的汉口风味小吃的发源之地和集散之地。
夜班交班前的一清早，陈医生照例会出去帮我买早点。每次不重样，还坚决不要我的钱。其实我去那家医院时，中山大道昔日的优雅繁华早就被铺天盖地的红海洋搞得踪迹全无了。但那却难不倒陈医生，他不光是老汉口，还熟知大大小小的陋巷深处各类舌尖上的秘密。我吃过谭元记的名厨私下专为陈医生调制的牛肉粉，也吃过早在五十年代就被公私合营吞噬了的食素珠的儿媳为陈医生专烤的蟹壳黄，哈！
有一年冬天，医院门前的马路上结满了冰。我嘱咐陈医生不要出去。如果要出去，一定在鞋上缠上白绷带防滑。他老人家却觉得缠白绷带不吉利，当然部分也源于他自信自己当过多年兵。陈医生还是坚持穿着普通棉鞋出去。结果在文具店门前终于摔了一跤，滑出去好几米。早点摔了一地不说，还把自己的白工作服弄脏了。幸好医院门前那一整条街上卖早点的，几乎全都是陈医生的病人，个个都认识他。主动又送来了两份。
很多年之后我进了大学。每每看到珞珈山上学生食堂做出的那些饭菜我就会忍不住绝望地回想跟陈医生一起吃过的那些可爱的早点。武汉大学炊事员特有的工作方式不仅对学生是侮辱，更玷污了武汉那座城市数百万食不厌精的普通市民。但凡学生会因为伙食科的不良行径而号召大家罢课，我这个政治上万分落后的分子总是头一个举双手赞成。
好几年之后，我和陈医生已经很熟悉，快粉碎“四人帮”了，陈医生才终于“重新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他那个和我一般大的女儿也成了我们医院的职工。陈医生身高一米八五以上，那女儿也有一米七。这对父女，无论容貌还是身材，绝对在中国人中是良种。那女儿天生金嗓子，清澈见底，还无师自通。唱戏曲，唱山歌，远远高于那个年代老百姓们能有幸欣赏到的专业水平。全院政治学习的时候，人们常常旁若无人地鼾声四起。革委会主任一声怒吼，陈医生的女儿就会站上台为大家表演。人们于是纷纷苏醒，歌声落去便会扬起一片“雷鸣般”的掌声。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看我们医院那些人们的审美趣味，他们可个个都是见过世面的。武汉所有知名的娱乐机构，不管是话剧院、歌舞剧院，还是汉剧院、京剧院、楚剧院、越剧院，离着我们医院都只有一箭之遥。
只可惜，陈医生和女儿同事不过一年就去世了。他在诊断桌边和病人说着话，突然间就平平静静地倒下了。我几乎和他女儿同等地难过伤心，甚至还帮他守了灵。火化之前，我握了握陈医生那只冰凉的手。我发现，他右手中指的一侧，还带着纯蓝墨水的痕迹。那真的是一点也不掺假的“以身殉职”呀！
还是回过头来说范医生吧。现在回想起来，这个范医生和他的那些中国同伙们，还真是有些不一样。
论说，在范医生面前，我的心情本应更舒畅才对。别的什么种类的“阶级敌人”总还有个盼头，盼着党和人民不定什么时候会做点“平反”或“改正”一类的“好人好事”。但范医生却是绝无出头之日的。他不仅是“阶级敌人”，还是“民族敌人”，他是一名“战犯”。
但那范医生，却从没主动做过任何好人好事。既没帮医院的党和人民做过清洁，也没帮我买过早点。甚至电影里常常出现的，日本人那种点头哈腰式的客气，我在范医生身上都没见过。
范医生的中文说得很好，写得也很好。发音清楚，用词准确，字迹更是端端正正，一丝不苟（当然，从语调上，你还是不难听出来，他是在说外语。后来上大学，我和大学同学G君刚一认识就成了很要好的朋友。现在回想，主要是她写的那笔方方正正的“墨宝”，让我一下想起了范医生）。在医院的那一大群阶级敌人中，范医生算是我自己主动地去认识的，原因当然是好奇。
但我的主动并没有让我更熟悉他，因为他基本不讲他自己。就是我问他，他也不讲。
比如我问，你是日本哪儿的人。他就说，我说了你也不知道。这话回答得很逻辑，一点不错。那个年代，我们的生活既封闭又无趣。你就别指望在我们那所破医院里会发现一张世界地图，就更别提日本地图了。现在回想，我在那所医院里甚至连一张中国地图都没见过。范医生有多大岁数我同样不知道。我没问过，他也没说过。我只能猜测，他既是抗日战争中派到中国来作战的士兵，应该是1915至1920年间出生的。
只有一点，范医生没有隐瞒，那就是他的学历。
我问他，你是日本哪所医学院毕业的。他笑了，伸出大拇指说，我知道，你的爸爸妈妈，这个！然后伸出最小的手指指着自己说，我是这个！我这才知道，范医生根本不算什么正经军医，不过是个小小卫生员而已。几年之后，我在院党支部和院革委会的亲切培养下也当上了“医生”。范医生甚至跟我开过玩笑。他说，你上的那个七二一“大学”，上了一年多，比我长。我当年上卫生员的培训班，只上了七个月，哈！
范医生虽然从不帮我买早点，但跟着他，我蹭着吃过不少他自己带来，也是他自己亲手所做的宵夜。那些宵夜，全都是鱼，而且全都是他自己钓的鱼。最开始，我只是好奇地看着他吃。他递给我一双比我通常用的要细小的筷子，那意思是让我跟他一起吃。我没敢吃，因为所有的鱼都是生的。那个年代，虽然像注射公鸡血，生喝鸡蛋清一类的疗法层出不穷，但随随便便地去吃根本没烹饪过的生鱼的中国人毕竟不多。
没有急诊的时候，范医生便向我展示他的渔具。我这才知道，范医生是一个钓鱼专家，他对鱼类的熟悉绝对超过他对人类的了解。钓鱼几乎是范医生下班之后的全部生活，他对那个年代汉口近郊所有水域中的鱼类都了如指掌。他几乎天天钓鱼，而且百发百中。
范医生做好的那些生鱼，说真的，比我们中国人弄熟了的那些鱼们赏心悦目多了。它们被加工得既干净也美观，脊柱和大刺被剔掉，然后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饭盒里。因为有葱姜醋酒和许多我叫不上名的佐料，那些生鱼一点也不腥，反倒香喷喷的。
后来终于有一天，我决定勇敢起来。我闭着眼，搛起一小块生鱼，小心翼翼地放进嘴里。没想到，味道真的鲜美极了。我暗暗观察了自己一天，并没有出现腹泻一类的“中毒”症状。那之后，我开始放心大胆地跟着这个日本老头一起吃生鱼。
要知道，我的家乡武汉，虽称得上是鱼米之乡。但那个年代，无论哪种鱼，都是要鱼票的。
不过我一直到今天也没明白，日本人吃生鱼的这类饮食习惯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因为很显然，这一习惯肯定不是从中国人那里继承的。
范医生动手的本领高强，从他那里，我学到过许许多多极为实用的知识。
我们那家小医院。离着武汉那座城市最大的那几所医院都不远。到武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和武汉市第一医院都只有两站汽车路。也因此，大部分庸医们夜班时都极懒，碰上什么急诊都不愿自己动手。总是吓唬一下病人就直接吩咐他们转院。
但范医生不，他碰上什么事都喜欢自己处理，包括孕妇分娩。
记得我头一次碰到喝敌敌畏自杀的急诊，就是和范医生一起上夜班的时候。范医生先考我，问我该怎么处理。我赶紧急用先学地在脑海中搜寻了一下不久前刚刚背过的抢救知识。我说，有机磷中毒……注射阿托品，三千毫升2%的碳酸氢钠溶液洗胃。范医生高兴地表扬了我一下，让我赶快着手。阿托品倒容易，掰开小玻璃瓶注射就行了。但三千毫升2%的碳酸氢钠溶液怎么办？我抱着碳酸氢钠的瓶子四下看。我们那个急诊室，既无量杯，又无天秤。
看着我呆头呆脑地抱着一只瓶子不知如何是好，范医生很生气。他上前夺走我手中的瓶子，让我把诊断床下面的一只大搪瓷脸盆洗一下。然后。范医生用碳酸氢钠的那个瓶子盖做容器，倒了那么三下，倒在脸盆里。我不知所措地往那脸盆里加水，范医生用手指指着中间的一个地方，让我加到彼处即停。然后我们开始给病人洗胃。
等到所有急诊病人都被彻底干净全部处理完之后，我开始盘问范医生。我说，你刚才让我配的，那是2%的碳酸氢钠溶液三千毫升？当然，范医生说。你怎么知道放进去的碳酸氢钠有多少克？你又怎么知道那只脸盆能装多少毫升水？
这一下，这个战犯兼老牌阶级敌人得意地笑了。他说，碳酸氢钠的瓶盖，装满正好是二十克。然后又用脚踢了踢我已经放回诊断床下的脸盆说，这个盆装满，大概六千五百毫升。我们用的是大约半盆。
我手头没有任何测量工具，只好半信半疑地拿一张处方笺先记下来。
第二天下夜班，我专门跑到医院后面的制剂室去量了量，称了称。碳酸氢钠的瓶盖装满，准准确确是二十克。那只脸盆装满水，六千四百五十毫升。
这一下，我真是服了这个日本老帮子了，哈！
那时父亲还没有退休，还在三线工作。父亲回武汉休息时我跟他说，我认识了一个日本人。
父亲对日本、日本人、日语，极为熟悉。这是一个我至今都没搞明白的现象。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父亲拥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罪名。比如，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老牌历史反革命、罪大恶极的青红帮头目、双手沾满新四军鲜血的刽子手、漏网大右派。所有这些罪名，我后来一一询问过父亲，父亲也一一向我解释过。所有工军宣队列出来的父亲的罪名中，唯一只有日本特务这一条，父亲从未向我解释过，我也就完全无法写。工宣队指挥长宣称，父亲曾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去过日本，而且是和他的弟弟一起去的，却从未向党和人民老实交代。
父亲倒确确实实有一个弟弟，但这个弟弟却在出生之后被立即过继给父亲无子的六伯父（我自己的祖父行八）。这个弟弟也因此便从父亲的胞弟变成父亲的堂弟。这个变化后来对我们一家人产生过巨大得无与伦比的正面影响。因为这个从我们兄妹本来的亲叔父（社会关系）而变成的堂叔父（非社会关系）的人，在1957年后因为三重罪名，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曾参加新四军，之后却又擅自离开革命队伍）和坏分子（对同专业的苏联专家冷嘲热讽）而被关进监狱，后来不久就在狱中不明不白地去世了。军宣队的逻辑很简单，去日本如果不是干革命那就是干反革命。换句话说，如果父亲不能证明自己去日本是去干革命，那他就是日本特务。
无论我怎么追问，父亲都拒绝向我做任何解释，他是否以及为何去日本。包括日本特务在内的，父亲所有的罪名，一年之后全都不了了之。父亲解放了，去了三线，我们全家人当然皆大欢喜。但我的内心深处却并不觉得党和人民在日本问题上是存心诬陷父亲。因为我很早就发现，父亲懂日语，而且一点不比英语差。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和母亲曾奉命学俄语。母亲喜欢用俄英和英俄的字典。而父亲却宁肯用日俄和俄日的字典。
我对父亲说，那个日本老头竟知道脸盆能装六千五百毫升水，瓶盖子能装二十克碳酸氢钠。父亲却一丁点也不奇怪。父亲说，这是日本军队卫生兵的基本训练，不信你还可以考考他别的日常容器的容量。
后来有一次我上夜班又碰上范医生。我指着他装生鱼片的饭盒问，这个饭盒多少毫升？范医生看了一眼说，七百五十毫升。
那天晚上，我的桌上还放着一个雪梨膏的瓶子。
那个年代，白糖是紧俏物资，每家每户凭户口本每月只能买一斤。而所谓雪梨膏，就是砀山梨加冰糖和川贝蒸熟过滤而成。所以雪梨膏一问世就成了我们那家小医院的“高干用药”。我们医院除了党支部书记和革委会主任之外，第三个能随便开到雪梨膏的人就是我。我是一名严重的支气管哮喘病患者，雪梨膏的主要功效就是宣肺理气。
有一段，同事们争相巴结我，主要是为了雪梨膏。不光是为了那甜糊糊的糖浆，甚至还包括那只瓶子。大家用五颜六色的塑料丝，为那只瓶子编织一只美丽的套子。这样倒进开水就不会烫手。
我指着雪梨膏的瓶子还没问，范医生就说，二百五十毫升。为了“验明正身”，我立即把雪梨膏的瓶子和范医生的饭盒拿到水池边试了试。一点也没救，三瓶水正好装满那只饭盒。
范医生的脸上布满了顽皮的笑容，他说，你别考我了。我告诉你吧，你脚上那只套鞋能装多少毫升水我都知道，哈！
说真的，一直到今天，范医生教我的一些实用性的知识，还在不断地施惠于我。
我的公司是加工天然肠衣的，州检疫局的兽医们会定期到我们车间和库房来检查。每个洗手的水池边按规定要放一瓶70~75%的酒精用于消毒手。因为肠衣不等于香肠，消毒不那么严格。所用的酒精允许不用医药纯，可以用普通工业纯。这样，我们只需要把通常95%的燃烧酒精稀释到70~75%就行。
头一次稀释时我问丈夫，要把95%的酒精稀释成70~75%，怎么稀释。他说，那我得算一下。
哈！我当时就笑了。我说，日本军队一个小卫生员都知道的事，你这个生物学的大博士还要算？我告诉你吧！四十年前我就知道怎么稀释。取任何一只容器，95%的酒精加到大约四分之三处，然后加饮用水，差不多加满，就是70~75%的消毒酒精了。
丈夫想了半天才认为，误差确实不大，哈！
而这个方法，就是当年范医生教我的。
我离开那家医院时，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同事们相当热烈地欢送了我。我收到能差不多装满半个抽屉的大大小小各种不同的日记本。就是我后半辈子天天记日记也用不完。但我的那些阶级敌人同事们却一个个无动于衷。一位我昔日护理部的同事，表扬我考上大学是“鸡窝里飞出金凤凰”。我正得意，没想到一个阶级敌人竟不满地嘀咕，“难道我们都是鸡？”
那时我自己已经是“医生”，已经没法再享受和范医生一起上夜班的幸福时光了。我不甘心地看了看值班本，专门趁范医生夜班的时候去了一趟医院。
除了告个别，我私下还想最后尝尝他钓的生鱼。
没想到，那个夜班极忙。那正是春初流感最猖獗的时候，候诊室坐满病人。我刚把头探进内儿科，范医生就急促地向我挥了挥手，让我离开。“快走，快走！你没戴口罩，都是一些流感高烧的，不要把你搞病了！”
我就这样慌慌张张地离开了那个我奉献了我一生最宝贵的七年花样年华的地方，再也没有见到过那个，我其实一丁点也不了解，但却永远难以忘怀的日本老人。
2014年9月写并改于德国不来梅
2020年9月疫情中于德国慕尼黑酒店
2022-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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