踩着北京疫情“此地已消、彼地未起”的点，我跟合租的两个姑娘又搬了一次家。扳着手指数数，这已经是我在北京搬的第11次家了。
到了新住处，住次卧的小姑娘嚷嚷着：“房子是租来的，生活是自己的。”她兴冲冲地在淘宝上下单了莫兰迪色的窗帘、同色的被单床罩、粉红色的绵软安乐椅，还有肥嘟嘟的多肉盆栽……新东西承载着新希望，她像极了10年前的我。
然而，如今的我早已对装扮出租房子这件事丧失了兴趣。等我把家当刚刚理顺，我妈的电话来了——不用说，又是催婚。我打起十万分精神敷衍过去，累到筋疲力尽。
挂了电话，我静静地躺在陌生的床上，看着租来的老房子陈旧的天花板，斑驳褪色的墙纸，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北漂17年了。
1
80年代初，我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山东农村家庭。家里除了父母、奶奶，还有一个小我4岁的弟弟。
家里房子是60年代建的，4间低矮的土房外墙已经有些斑驳了。房子是山东农村典型的土房，里面住的人，行的也是山东人老辈的规矩。我很小就知道，奶奶和妈妈互相看不惯，她们俩都想占地为王。
奶奶和妈妈只在一件事上能达成一致，那就是——男孩第一，女孩第二。因为住房有限，弟弟随爸妈睡，我就跟奶奶住。奶奶自然不会纵容我，定了许多规矩——早睡早起、脏衣服不过夜——如果做不到，就会把我来不及洗的内衣、内裤、袜子全扔到院子里去。
有一阵子，奶奶和妈妈生气不说话，我就不好继续住在奶奶的房间了。我把杂物间略微收拾了一下，在靠窗的位置放了一张小床，就搬了进去。杂物间有点潮，还可以忍受，但最难以忍受的是窗户外面摆着两个尿罐，到了夜里，一阵阵尿骚味随着风吹进鼻孔，以至于后来我一看到“尿”这个字，鼻端都会感觉到那股浓浓的骚味。
在我妈眼里，这些全会当作没看见，她满心满眼都是儿子，儿子哪哪儿都好，像她娘家弟弟（我小舅舅）这点，尤其好。对我，她经常恨声说：“你一点也不像我、不像你姥姥家的人，倒像你大姑、你奶奶她们，自私！”
后来，为了证明自己不像奶奶家的人那么自私，我几乎花了半生时间。
奶奶去世后，她的房间变成了我的房间，可我也要去县城读高中了。
我很快就爱上了县城。周末，住校的我可以偷偷溜出校门，在龙城市场看五彩斑斓的衣裳。可以用省下来的零用钱在校门口的小摊上买盗版世界名著。我还交了些朋友，其中有个女生绑着高马尾，穿着时髦的白色羽绒服、紧身牛仔裤，我已经记不起她的名字了，只记得她请我吃过一个冰激凌。那是我平生头一次吃冰激凌，我小口小口地吃完了奶油冰，就顺手将蛋筒扔进了垃圾箱。女同学讶异地喊道：“我让卖冰激凌的阿姨特意给你套了两个蛋卷筒，你全都扔掉了？那个很好吃的啊？”她声音有些大，引得行人纷纷侧目，我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到了高三上学期，有3次联考，偏科的我，语文连续3次考出了接近150分的高分，全县第一。另一个重点高中，有个男孩听说了我的名声后，对我十分好奇，于是骑着自行车来学校看我。他让同学给我传了几封信，我也回了。
一次，他约我周末在龙城市场见面，我大着胆子前去赴约。他鼻梁高高的，很高很瘦，浅蓝色的牛仔裤包裹着长长的腿。他推着自行车跟我聊天，不知道说起了什么，他讶异道：“哎呀，你们农村没有马桶啊？那你们全家人怎么上厕所呢？”我的脸顿时热辣辣地疼，不知道是怎么回到学校的。后来，我再也没有拆开他寄来的信，类似初恋的感情无疾而终。
从那以后，我都一路小心翼翼地掩藏着我的寒酸。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特别渴望有个完完全全靠自己挣来的房子，在大城市，有抽水马桶和一切时髦的现代设备。
2
2005年我大专毕业，带着自己做家教攒下的1500元，拎着一袋行李直奔北京。我很快就发现，北京跟我的老家完全不一样，这个城市永远有一种热气腾腾拼杀劲儿，只要有真刀真枪的实力，就能够被认可。
那是地产业的黄金时代，我进了一家地产广告公司，从策划文案做起。那时候的开发商、销售公司都对地产广告怀抱希望和期待，真的认为优秀的广告创意能够改变一个楼盘的命运。一个挑剔成性的光头老板曾斩钉截铁地说：“你写的东西必须要感动我。”
20多岁的我一个猛子扎进了这场热血沸腾的拼杀，为了做出能让客户买单的创意，我把一个系列稿文案不厌其烦地推翻重来，修改十几、二十几遍。有时为了一次竞标，团队会半个多月连轴转，上班探讨方向、思路，下班去小摊喝啤酒、吃烤串，然后回公司接茬干，每天凌晨两三点回家是常事。
最夸张的一次，是一个如火的夏天，适逢一个项目大节点，我连续两天在甲方那里通宵达旦地加班。回到住处，我发现牛仔裤紧紧地粘在腿上，无论怎样都脱不下来。我只好拿来剪刀，铰开一看，里面竟长了一点毛毛。
可即便如此拼命，我的北漂生活依然困窘。月末工资没有到账时，我在地下室里煮白面条，只加盐。偶然路过富人区，看到胖胖的中年妇女拿着我舍不得吃的羊肉串喂狗，我就眼里冒火。那时的我经常感觉很饿，能一口气干掉两碗酸辣粉、一个土掉渣烧饼，最后扶着腰回住处。饶是这样，我却一点都没有发胖。
得益于蓬勃向上的大环境，我的职场之路也走得很顺畅。2014年，我由广告公司策划一步步升任策略总监，工资也扶摇直上，每月能拿到3万多元。
物质上的小有满足，以及精神和价值上被人认可，给了我在北京生活的信心与底气。我开始慢慢摆脱往日不修边幅、微微瑟缩的学生气，学会了化明艳的妆容，学会了得体的穿搭，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职场丽人。
没有人知道我来自哪里，我似乎也成功摆脱了出身带来的限制。然而，事实上，并没有。
多年来，我端着架子，处处想要表现得矜持、优雅，然而那种从山东农村土房带来的窘迫感、拘束感，仍时不时地袭击我。比如，每次要应酬开发商、销售公司里的各路大仙儿，我会提前跑到准备招待他们的餐馆去独自吃一次，这样我在应酬时就能表现得驾轻就熟；宴席接近尾声时，我会迅速去结账，用强烈的控制欲来掩饰可能发生的尴尬；为在吃完饭之后的KTV里能装点门面，我还特意去音乐教室练了十几首歌，包括几首英文歌……
一直以来，我觉得自己做得天衣无缝，不料还是被人看穿了。有位跟我气场不合的副总，在一次开完项目会后大家都离开时，把我单独留了下来。他头也不抬，把玩着手中的笔，半晌才道：“城市化有城市化的好处，农村化也有农村化的淳朴，你呢，既不是完全的城市化，也不是完全的乡村化，为人处事总让人觉得有些尴尬。”
我一下就有一种被人揭了老底的感觉，等我回过神来，偌大的会议室只剩下我一人。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好像被人扒光了，赤裸裸地站在天地间。
3
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再次发生，很多年以来，我都习惯封闭自己，独来独往。工作之外，我的知心朋友很少，熟识的只有几个同乡。至于爱情，自从那次类似初恋的感情无疾而终后，我几乎再也没有打开过心门。
我刚到北京那会儿，就职的公司里有一个北京本地的男孩子，名叫小白。他是我喜欢的类型，高大清瘦，性格十分阳光。我们经常因为项目在一起加班或出差，慢慢地，彼此都有了一些好感。
小白时不时约我出去吃饭，周围的同事也拿我们开玩笑，正当我忐忑地准备迎接一份感情的时候，一盆冷水却劈头盖脸地浇了下来。
一天中午，我正在办公桌的电脑前吃外卖，公司的前台朝我走了过来。她是一个漂亮的北京女孩，平常喜欢穿短裤、细高跟鞋，头总是昂得高高的，走路还带着一阵香气。
她一屁股坐在我身边，没头没脑地说：“小白是我哥们儿，我们是一个院儿长大的。他爸妈托我阿姨给他介绍了个对象，家里是外交部的。”
她声音不算小，我像被人扇了一巴掌，低着头，一句话也没说。她目不转睛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昂起头，抬脚走了。
不久之后，我主动离开了那家公司，删除了小白所有的联系方式。后来想想，这是一种近乎可笑的逃离。
北漂以来，我一直在朝阳区上班，在通州租房。一号线转八通线，一坐就是很多年。站在地铁上，可以从CBD的繁华一路看到“副中心”的璀璨，但在晚高峰过后，那种“路遇繁华却不入”的隔离感会非常强烈，我越来越渴望在我爱的北京拥有自己的一个家。
到了30多岁，在最恨嫁的年纪，我也曾经积极地拜托别人帮我介绍对象，然后打扮得优雅端庄去相亲。我渴望遇到一场理想中的爱情，那个男子高高瘦瘦的，阳光又感性。
曾经有个热心肠的上司对我的婚事十分上心，他给我介绍了一些条件还不错的地产同行认识。一开始，我们约会，喝咖啡、看电影、谈行业动向，气氛很融洽，但我很快发现，这种浮于表面的约会让人感觉很累，对方那种有限的热情也不足以让我略微敞开心扉。几次下来，我就退缩了。
老板有些着急：“好男孩资源不多啊，遇到了就要抓住啊。年纪越大，越不好找。”
我只能苦笑。
相亲过程中，我也认识了一些务实的男士，他们都抱着赶紧结婚、生子念头。但谈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带着试探地问我：“要不我们一起在北京买房吧，你能出多少？你家能出多少？你是干地产的，肯定认识很多开发商，肯定有最低折扣。”
甚至有一个男的，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开车载我去看房。一路上，他说要“两个人齐心协力，建设一个温暖的家”——这是个很美的愿景，我却找了个借口半路逃车了。
不怪他们，是我亮不出自己的出身底牌、性格底牌，更亮不出我被原生家庭无数次盘剥之后的惨淡的经济底牌。从小养成的自卑感已经深深浸入我的血液里，我嘴上想要一份稳固的感情，实际却没有爱的勇气，不愿暴露自己，哪怕付出的仅仅是被人拆穿的代价。
这样的我想要进入婚姻，自然是难上加难。
4
一年又一年，我独自在北京生活，原本有几次机会可以在北京买房，但最终都没能实现。
2008年奥运会结束之后，北京房价骤跌。当时5环外的小户型首付只要10多万，我手里有几万块钱，想着再借几万凑个首付，自己就能在北京安个小家了。
就在这个关口，山东老家那4间土房在一场雨雪中塌掉了1间。那是个寒冷的冬天，我连夜回家，看着那剩下的墙歪歪斜斜，我爸佝偻着腰在一旁和泥，鼻尖一阵发酸。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拿出了买房的钱，给家里盖了砖瓦房。
到了2012年，北京的房价已经把大多数普通人的收入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我将置业的目光投向了河北廊坊的大厂附近，那时，这个所谓的“CBD后花园”的房价还没有飙起来，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因工作的关系，我跟北京大大小小的开发商营销总关系不错，他们纷纷表示可以给内部折扣。在经过多方对比之后，我心里暗暗下了决定。
然而这次仍然没有买成。那几年，我爸妈在家里养了几百只貂，前几年的收入全部拿出来给弟弟买房交首付了。这一年，貂皮被收貂的人带走了，货款却没有拿回来。一个院儿里，几百只貂嗷嗷待哺，一个月要吃掉3万多元的饲料。为了家里能周转开，我的购房计划只好再度延后。
接下来，家里的养殖生意持续三四年都在亏损。貂皮出口俄罗斯的渠道被堵住了，连河北辛集这种大型的养貂基地都举步维艰，更不用提我老家这几十家刚做没几年的养貂散户。饲料、药品价格年年上涨，貂皮的价格却是一路下跌。貂农只好往里面垫资，挨到年关，眼巴巴地等着收貂皮的人。
那年腊月廿七，我们一家人正在沾卤水做豆腐，几个收貂皮的人来了。我妈擦拭了一下手，摘下围裙，一路小跑着去迎接。我爸在正房里铺开毯子，指挥弟弟将貂皮一捆一捆地展开给人看。
收貂皮的人叼着烟卷，左挑右拣，一面嘟囔着“皮子太脆，毛杆不直，都有些发霉了”，一面压价，最后给出的价格是行情好时的一半。老实的爸爸眼里的光一点点地弱下去，我妈好强，硬撑着嚷嚷：“给得太低了，我们不能卖。”
收貂皮的人扭头就走，留下踩得稀脏的毯子和一地凌乱的貂皮。
2015年，弟弟从大学生村官“分流”，考上了小学教师。他工资有限，又赶着装修房子、结婚，家里的几双眼睛又齐刷刷地盯上了我。
那时的我还在为家里的貂挣口粮，连年的收入大部分用来补贴给了家里，兜儿里比脸上还干净。弟弟的事，我实在不想管了，身边能交心的朋友也纷纷劝我：“‘扶弟魔’之路，回头是岸。”
我认识了一个同样出身山东农村的女孩，她1990年生人，家里一样住过土房，还有弟弟妹妹在读书。她跟我完全不一样，把自己赚的钱都最大限度地花在了自己身上，不仅穿得时髦、吃网红餐厅，还热衷于说走就走的旅行。
我并不完全认同她的生活方式，但很羡慕她的潇洒。一次，我小心翼翼地问扎着一头漂亮脏辫的她，是怎么办到有钱也不补贴家里的？
她嘟嘟嘴道：“做人要有界限，跟家里人也一样。”
这个道理我懂，却做不到。当时，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跟弟弟谈谈，把婚房装修弄得简单点、婚礼也从简，这样我的压力不至于太大。然而我酝酿了好久的话还来不及出口，就接到了我妈的电话。
我妈说，弟弟为了省装修钱跟对象吵架了，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你弟弟找到这么好条件的对象不容易，现在就是该你为家里出力的时候，你弟弟说不上媳妇，我跟你爸爸就在村里抬不起头来。”
我给弟弟打电话，他有些丧气，气呼呼地说：“去他妈的，大不了不结婚，总不能因为结个婚，把一家子都逼上绝路。”
我酝酿了很久的话终究没有说出口。抛开自己想买的房子，想过的生活，我现在还有一点能力能帮助家里人，只好继续一笔笔地往家里拿钱。
5
弟弟结婚那天，亲戚朋友聚在一起，纷纷夸我爸妈命好，娶了一个条件这么好的儿媳妇：研究生学历，父母有退休工资，还带来一辆价值15万的轿车做嫁妆。
一位姑妈喝醉了酒，指着我的鼻子，大着舌头说道：“你们家这么个情况，能娶上条件这么好的兄弟媳妇儿，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得端着人家、捧着人家！你这个大姑子要好好当，以后该出钱要出钱，该出力就得出力！”
此话一出，桌上的人都沉默了，似乎是默认了这种说法。我看着大姑那张醉醺醺的脸，又环顾四周——那些红光满面的人都是我的亲人啊！然而，我却是那么憋屈、孤单，像是突然被人塞进麻袋的动物，眼前是憋闷的黑暗，明明挨了一顿拳打脚踢，却怎么也喊不出来。
渐渐地，我发现自己变了。我的心情特差，只要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常忍不住发脾气。
一次，我跟我妈话赶话，在电话里吵了起来。我妈气哭了，在电话那头吼道：“当姑娘就得认命！我不是一样为了娘家兄弟出钱出力？你大舅舅上学，我一天学不上，出去打工给他挣学费；你小舅舅当兵，我结了婚还要偷偷从家用里扣出钱来寄给他。哪个做姑娘的不为娘家竭力，你为什么就不能认命？”
愤怒的我摔了手机，过后冷静再想想这段话，不禁感到绝望。
家里的养殖生意苦苦撑到2016年，翻身无望，我爸只好收盘。我家的养殖规模不算大，损失也少，而附近有些貂农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收盘之后还倒欠银行几十万、上百万。
可外人并不知道，我爸体面收盘的背后，是我长达3年的苦苦支撑。我先把自己的买房钱投了进去，接着私下接了很多策划、文案的活儿。地产行业的工作本就是高强度，那几年我整个人熬得十分憔悴，没恋爱、没社交，几乎什么都顾不得了。最忙的时候，我累到一边写一边哭，可就算是哭，也只允许自己哭5分钟——哭是浪费时间，必须掐点儿。
如此日作夜熬，我左手赚来的钱，右手全都拿回了家。
如今再回看这段经历，我发现自己尽管逃到了北京，洗净了泥泞的双脚，却仍然放不下那4间土房里血脉相连的家人。当外面的风刀霜剑打过来的时候，我还是会情不自禁地，一次次扑上去为他们挡着。
我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否是潜意识里一直在避免“自私”的指责。
弟弟结婚了，也不用贴钱喂貂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想着必须要为自己好好打算了。
可2016年北京的房价早已让我高不可攀，就连河北廊坊的燕郊、大厂附近的房子都奔到了两三万一平。我曾渴望在北京这个承载着我年轻梦想的城市拥有一席之地，然而实在是迟了，太迟了。
34岁的我，绝望地想：这也许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买房的机会了。
我退而求其次，将目标放在了青岛。我去青岛出过差，很喜欢这个清新、洋气的海滨城市。我看中了当时势头正盛的西海岸新区，这里距炙手可热的“青岛影都”特别近，大开发商开发的楼盘均价也只要1万多。
我选的小区是本地开发商做的，均价8000多，恰巧有几套特价房在售，我就去看了其中的一套准现房，118平米，三室两厅。打开门进去的时候，正是下午3点半。午后阳光慵懒柔媚，静静地洒在客厅里。厨房很大，阳台很宽，主卧外面是绿油油的树，放眼望去，是一片碧蓝的天。
我越看越喜欢，决定这就是我未来的家了。
那时，各地政策都鼓励民众买房，房贷下放的格外迅速利落。因为是首套房的缘故，我可以出最低的首付，拿到最低的商贷利率，每月房贷只有3000多元。
买房的过程十分顺利，各种费用交齐，差不多花了21万。我手头的钱有限，只好向同事、朋友借了7万。那时我的工资并不低，所以借钱时底气十足。这笔借款不到半年我就还清了，这算是我前半生遇到的最顺遂的一件事了。
6
买房不久之后，我顺利地办下了房产证，又在青岛交了半年社保，拿下了青岛的户口本。拿到红彤彤的不动产产权证、自己做户主的青岛居民户口薄的那天，我高兴坏了。
之后，我攒够了装修钱，请了靠谱的装修公司，确定了素雅、简单的装修风格，就在北京一边工作一边远程指挥。
墙壁我用的是蛋黄色的硅藻泥，一是为了防潮，二是我喜欢南方鸡蛋花的颜色；所有的橱柜、家具、门都是白色，地板也是白色的复合木，上面有淡灰色云朵纹；沙发是明亮的蓝色牛仔布，好打理也舒服……想着这是自己的房子，我坚决拒绝做电视墙，在那个位置打了一整面通顶高的书橱——这一次，我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布置了一个家，不管不顾，任性到底。
房子装修好后的那个国庆节，我将自己积攒多年的书本、漂亮但不常常穿的衣服先寄回青岛。随后，我在那个倾注了自己无限憧憬和小心思的房子里过了几天梦想中的日子。
10月的青岛，天气有点凉飕飕的，我却一点也不觉得冷。每天夜里，我光着脚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边走边打算以后要定制一身云朵旗袍，用《花样年华》里的那样绿色薄瓷杯喝咖啡、看夕阳。
然而，这样文艺的梦想还没来得及实现，现实的雷就滚滚而来。
弟弟结婚后，我爸妈终于闲了下来，我妈努了半生的劲儿，猛然松弛了。很快，弟弟有了孩子，却没有让我妈带——他的岳父岳母是城里的退休干部、教师，有知识有文化，更适合帮助小两口。
几次吵吵闹闹的拉锯战之后，我妈发现，儿子的家事她是彻底插不上手了。于是，无事可做的她迅速调整目标，把我的婚姻大事摆在了心头——这一半是母爱与愧疚驱使，另一半是无处宣泄的掌控欲作祟。
我妈为我的未来定下了3个目标：赶紧攒点钱，抓紧时间回青岛；找个青岛或老家县城的对象，然后两口子一起在青岛生活，如果找的对象不是这俩地方的，那对方必须答应留在青岛，否则就不谈了；在我青岛的房子里打一盘炕，方便她以后去帮忙带孩子。
总之，核心思想是，她想为我建立一个她觉得好的小家庭，女婿入赘也无妨。在这个小家庭里，她要有一席之地，最好她说了算。
她拿出当年与我奶奶在土房里抢地盘的架势，开始了对我连番轰炸，逼婚。先是日复一日的电话催促：
“赶紧回青岛，离开那个破烂北京，有什么好待的？找不到对象，也赚不到大钱。”
“别干什么地产了，回青岛什么好工作没有？我们岁数大了，你不回来，将来我们怎么养老？”
然后，她开始不停地托人在老家和青岛为我寻找对象。有一段时间，我经常会在上班时接到各种莫名其妙的微信添加好友的请求，基本都是她物色的男人。有些介绍人甚至不分时间给我打电话牵线。老家人讲面子、讲人情，我不敢得罪，只能忍着烦躁接电话，再挖空心思找理由拒绝。拒绝的话还不能乱说，既要给足介绍人面子，还要让我妈相信。
一天，我正在上班，一个老家的陌生来电打过来。又是一个介绍人，姓张，张口就问我：“你在青岛买了房子？”
等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这个张阿姨絮絮叨叨地介绍了自己的侄子，我耐着性子听完，她又说中午会去问问自己的侄子，看他愿不愿意联系一下。
下午，张阿姨又打来电话，说自己的侄子已经在谈对象了。我松了一口气，她却说：“我侄子跟这个女孩长不了，这个女孩没有房子，没有你的条件好，你再等几个月，估计这事儿能成。”
我忍着强烈屈辱感拒绝了，匆匆挂了电话。
后来我才知道，我妈对所有的介绍人说自己女儿岁数大点，但是在青岛有房，工资挣得也多，好像物质条件成了我唯一的“卖点”。为此，我与我妈爆发了平生中最剧烈的一次争吵。我责备她将我当成有房产赠品的下架货，我妈却振振有词地反驳：“你奔四十了，长得又不好看，不说有房，谁愿意娶你？”
吵完之后，我们的关系降到了冰点，好长时间没有联系。
7
在弟弟的两边说和之下，我和我妈终于和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妈不再给我介绍对象，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抱怨和哭诉：“你这一辈子都不听我当当（山东话，听话的意思），所以你才混成今天这个地步。”
她埋怨我前半生完全走错了路，不该去北京、不该干地产，毕业后就该留在老家照顾她和我爸，早点考公务员、考老师、进体制，更应该趁年轻身体好，早早结婚生子。
她这些话深深地刺痛了我——我突然发现，自己在母亲眼里，这么多年来竟然一件事都没有做正确。之前我对家里的所有付出，就因为我大龄未婚，全部一笔勾销了。
我想反驳，说自己勤奋工作，在行业内有了一席之地；完全靠自己的努力买了房子、落了户口；我为家里忙活了半辈子，给你们盖房子、还债，帮弟弟娶媳妇，怎么就成了“混到今天这个地步”？
可是经历了长久的拉锯战之后，我发现自己根本说服不了她，也回不去了。
北漂17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错过了在北京“上车”的机会。不过能在青岛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我也感到满足。
我清楚地知道，短时间内，我是不会在青岛生活的。因为我前脚去青岛安营，我妈后脚就会去扎寨，重建她在土房的那种势力范围。到时候，她可能会逼迫我打扮好了，去楼顶扔绣球，谁接到就算谁的。
我常常想，自己结婚的可能性随着年龄的增长是越来越小了。也许再等个五六年，等我四十大几了，我妈、所有人，都会彻底绝了我结婚的指望。到那时，我就可以回到自己喜欢的青岛，住进自己心爱的房子，过一段自由自在的文艺女青年的生活。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等得起，还是等不起了。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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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遭人背弃
王右家
她是公认的美女，就连她的情敌吕孝信，也毫无妒忌地夸赞她的美丽。
“我认为她最美的地方不是面孔体型，而是她的动作和气质。她动作时的美，我以为纵集天下美女于一堂也无法与之相比。她的一举手一投足，都给人一种如音乐旋律的美感。”
即便这样的赞美，还嫌不够，在人都去世7年后，仍然热情洋溢的写道：“说到她的美无人会加以否认，她平居不大修饰，连粉及口红都不用。有人说她的美是增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施粉则太白，施珠则太赤，又有人说她静如圣女玛利亚，动如春天一朵花。”如此这般一描绘，简直就是民国第一美女。
但就是这样的美女，居然不能让丈夫死心塌地的爱她，就只能说她，要么存在不为人知的缺陷，要么便是缺乏眼光，遇人不淑了。
缺陷我们不清楚，但眼光却是可以评论几句。照理，这个叫王右家的女子，眼光是应该超越一般女性的。她出生在湖北一个官僚家庭。幼年时期，她生活在北平，从小学读到女中，再读到北京女子大学，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新女性。
1928年，20岁的王右家选择前往美国读书。读了几年，尚未毕业，又回到上海。总之，她读书不像别的女学霸，谈不上优秀，但足够用了。
回到上海的日子，时局已经渐渐变得沉重，后来更发生一二八事变，到处硝烟弥漫。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王造时家，王右家认识了罗隆基。一个妩媚多姿，一个风华正茂，无须穿针引线，便已惺惺相惜。
当时的罗隆基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创办了《新月》杂志并担任主编。罗隆基的学问底子，是清华赴美留学的博士，从小天资聪颖，有神童之称。
这正是王右家中意的郎君，而天姿国色的女人，也是罗隆基追求的佳偶。
但两人并非都是自由之身。
罗隆基是有妇之夫。妻子张舜琴，听名字便知道出身名门，父亲是新加坡华侨富商。罗张二人是在英国读书时认识的，罗隆基读政治学，张舜琴学法律，是罗隆基主动追的张舜琴。两人结婚后，住在上海霞飞路的花园洋房里，是人见人羡的夫妻。两年后，有了女儿，矛盾开始出现，并趋向激烈。张舜琴主张育婴采用西式教育，罗隆基坚持偏向传统。
最终罗隆基让步，眼睁睁看着初生婴儿又是冷水澡，又是日光浴，直至夭折。两人感情由此出现裂痕，原本美满的家庭生活，开始充满了争吵，甚至闹到分床而卧。
1931年，张舜琴离开上海去了新加坡，双方谈妥分居半年，夫妻名分，走到有形无实。
好似上天安排，王右家恰好就在此时，认识了处于空档期的罗隆基。但王右家自己并非孤身一人，她也是罗敷自有夫，在她出国之前，她就已经订婚。只不过此时，未婚夫远在国外，鞭长莫及。
面对美人，罗隆基不失时机，将爱情之火点燃。他激励王右家说：“你这么青春美丽，如能给这古老封建的社会来颗炸弹，使得千千万万的人为你的勇敢喝彩、赞美，一定会给这死气沉沉的社会，平添生气！”
23岁的王右家，原本已经热情高涨，再被罗隆基充满战斗气息的言辞一忽悠，立马就倒在了罗隆基的怀里。
1932年，罗隆基离开上海，到天津《益世报》出任社论总撰兼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同时还担任《北京晨报》的主笔。罗隆基离沪时，王右家欣然陪同前往，到了天津，两人便直接开始了同居生活。
这一年，王右家24岁，罗隆基36岁，正是如火如荼的年纪。
当时的罗隆基有三份收入，每月薪酬可达1300多块银元，是普通工人的60多倍。富足而有地位的生活，让一切充满了幸福，唯独在生育上，王右家两次流产，最终没能生下一个孩子。
1937年，日军占领天津，《益世报》因为经常发表反日文章，被日本人忌恨，遭到停刊，总经理也被日军抓走。罗隆基为躲避日军抓捕，带着王右家躲进了意大利租界。后来，为减少目标，罗隆基将王右家留在了天津，自己和梁实秋化妆成难民，辗转到了南京。
再后来，王右家在罗隆基的弟弟罗兆麟的帮助下，离开天津，一路辗转，来到南京与罗隆基团聚。不久两人西行来到重庆，这才终于安定下来。
在重庆，两人收获了一个好消息。分居六年的张舜琴，准备与自己喜欢的学生结婚，决定结束名存实亡的婚姻，开启家庭生活的新篇章，于是主动来重庆找到罗隆基，办理了离婚手续。
障碍既除，王右家成了罗隆基正式的妻子。熟悉的朋友都纷纷表示庆贺，给予这对同居6年方才修成正果的新人以真诚的祝福，像孙科、宋子文还赠送了礼物。
那时候，抗战正酣，罗隆基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之一，成为“第三势力”，经常周旋于两大势力之间，如鱼得水，风头正盛。周恩来请他吃过饭，毛泽东和他谈过话，蒋介石问过他大政方针。此时的王右家伴随左右，成为罗隆基身边一道靓丽的风景。
那时候的王右家，很亲切地称呼罗隆基叫“骡子”。夫妻二人，夫唱妇随，活跃于上流社会，是重庆著名的沙龙主人。有人记载：“这对热情好客的夫妻家中，经常宾客如云，男男女女出出进进，好不热闹。”
但罗隆基从来不是一个安分之人。就在一派春风得意的祥和之中，他喜欢上了昔日袁世凯首席军师杨度的女儿杨云慧。两人情好日密，见面不足，还书儿信儿传递衷情。
王右家了解自己的丈夫，知道罗隆基会在外面拈花惹草，但绝没想到，事情会来得如此奇葩。两个浓情蜜意的偷情者，因为出现裂痕，杨云慧竟然找上门来，要王右家退还她写给罗隆基的情书。
真是大白天撞见鬼了。
王右家感觉受到了羞辱。经过一番思考，她选择了主动离开。罗隆基这才意识到事态严重，自己玩火玩大了。他听说王右家去了成都，即追到成都；成都无人，又追到昆明。
王右家为了彻底避开罗隆基，最终去了英国。
上流社会的才子佳人，无论谁甩了谁，都是一件难堪的事情。罗隆基苦追妻子未必是他还爱着王右家，而是他觉得太伤面子，被妻子甩掉这种事，无论怎样也脸上无光。
当罗隆基明白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时，他选择了放下，从失去王右家的痛苦中迅速解脱出来，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新的追求。他与史良、刘王立明、浦熙修、杨薇、罗仪凤等著名女性，以及许多不著名的女性或谈恋爱、或同居、或谈婚论嫁，却最终再也没有走进婚姻。
1946年，去了英国三年多的王右家又回到了上海，与罗隆基办理了离婚手续，两人平静分手，好说好散。
第二年，王右家转身投入了茶叶商人唐季珊的怀抱，成为唐的第五任太太。唐季珊是已故电影明星阮玲玉的前夫，风流成性，王右家的选择令人匪夷所思。
王右家后来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认识他不久的时候，我就认为他最适合做我的丈夫，你知道，我不能在骡子同一圈内去找丈夫，如果不如他，会被他暗笑，比他高明的又都已有家室。唐季珊是另一个圈子的人，无可比较，在这一点上，我可以心安理得地去嫁人。”
然而，嫁人后的王右家，固然可以“理得”，却果真能够“心安”吗？
1948年，王右家与唐季珊在北平步入婚姻殿堂，随即在平津战役的隆隆炮声中匆忙南下。次年，夫妻俩迁往台湾。唐季珊仍然经营他的华荣茶叶公司，还经常在唐家的别墅中组织大型聚会，很快成为上层社会的一个交际中心。王右家在应酬之余，于1958年编导了历史剧《龙女寺》，连续公演20天，一时间颇受好评。
但唐季珊旧性难改，又与一酒吧女郎有染。这使经历过背叛的王右家，再次蒙受伤害。她好歹出自名门，嫁过像罗隆基这样优秀的男人，如今一个酒吧女郎，就居然让唐季珊陷落其中，这岂不告诉自己，在唐季珊心目中，她王右家还不如一个酒吧女郎？
王右家忍无可忍，毅然选择了再次离婚。失去王右家的唐季珊，背运连连，先是被诈骗，损失了许多钱财，随即茶叶生意一落千丈，负债累累，最终倾家荡产、流落街头。
王右家离开唐季珊后，于1959年带着儿子去了香港。因创业计划没有成功，又返回台湾。1967年，59岁的王右家因为头痛住院，入院后陷入昏迷，几天后不治身亡。朋友送她去殡仪馆火化，因为晚年经济并不宽裕，殡仪馆老板知道后，免去了她的所有费用，分文未取。
可怜一代美女，就此划上句号。
参考资料：
1、孙海帆《不羁的美女》
2、名人简历《王右家》
3、网文《王右家：40岁嫁给一位富商，临终生活凄凉，朋友恳求葬礼打折》
4、山佳《王右家：美艳动人的她，其婚姻大事，一手好牌硬是打了个四六不靠》
5、网文《王右家：和有妇之夫同居7年，熬走原配却发现丈夫偷给闺蜜写情书》等
2022-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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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呢？烧了
1976年初夏，公社向知识青年传达中央精神：所有拥有1976清明节时期四五天安门事件前后纪念周恩来的文章和诗词须全部上交。上交者，不以追究；窝藏者，以反革命罪处置（具体罪名记不清了）。
我有几首，是朋友寄来的。她是成都人，那几天正好在北京，回到成都后把得到的几片诗文分别寄给了朋友，我就是收到诗的人之一。
我即没有去过天安门，也没有创作和传播诗文，觉得还是别上交了吧，否则有关部门以为我参加了什么运动或组织，本来清白恐怕洗不清了。
我决定烧了，便和同屋的马微说，我烧了吧。
“烧吧”，马微说。她的语气简洁，无任何惶恐或激动的情绪。
马微是我高中同学，一起插队，又住同屋。我们是朋友，但不像成都朋友的那样朋友。更确切地说，我们是一起插队的好伙伴。她踏实能干，是生产小队妇女队长，但对其它闲事毫无兴趣。
大概两个多星期的一个傍晚，村里的大喇叭广播，“杨雪野，赶紧去大队部，杨雪野，赶紧去大队部。”
我抹干净嘴边儿的玉米饽饽碴，三步并两步的赶到大队部。
三个人棱棱地站在大队部那缺边少角的办公桌前，盯着我走进来。他们分别是大队长，大队书记，公社主管知青的老王。
老王开口：“杨雪野，你是不是有天安门诗抄？”我可以听出来，他嗓子眼后面说，哎呀，哎呀，杨雪野，你怎么有天安门诗抄呢！
我楞住了，仿佛地陷了洞，直线掉下去了。妈啊，他们怎么知道的？
我实在说：“我是有。”
“你知道你窝藏诗抄是何等罪！”
“我没有窝藏，我烧了。”
烧了？他们三个人楞住了。中央精神中只有两条，上交和窝藏。没有讲如果烧了，怎么办。
不到五秒钟，大队长王甫三机灵（不愧是掌管具体事务）问，谁能证明你把诗烧了。
马微。她看见我把诗文塞到灶火里。
好，我们叫马微对证，你先到旁边屋里听候。
“马微，马微，赶紧到大队部，赶紧……”村里的大喇叭声响彻云霄。
我在黑黑的小屋里，脑子排山倒海，马微，马微，我祈祷你，说个真实。可是如果她不愿意卷入一场灾难，也可以说，我没有看见啊。
过了一个时辰，我被叫出了小屋。
三个人的脸色有些放松。老王说，马微证明，她看见你烧了诗文。
我的心，蹭地一下到了位。
“你没有上交，也没有窝藏，但烧了，也是觉悟不高，特别你是知青组长，所以写个检讨吧，一个星期内，交给老王。”大队书记说。
我流着泪水走回屋，推开门，看见马微在灰暗的煤油灯下缝衣服。
“马微，我真不知道怎么样感谢你，你救了我。”
马微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平静地说，感谢什么，我就说了个真事嘛。
我永远不能忘记马微那一刻，瘦削的身体，平淡的声音却如此有力，有力得能够给你一次生命。
一个多星期后，我接到成都朋友的信，说，她有麻烦了。有关部门要她交出寄出诗抄的人名单。她说，她记不清寄给谁了，可以回家得想想。所以回家后赶紧给大家写信，让朋友有准备。
她发信后，向有关部门交出了朋友的名单。
其实所有她发出的信都通过邮局转到有关部门，有关部门立即通知收信人当地的有关部门，雷厉风行，一网收尽。
多年后朋友聚到一起才发现，大家都和我一样，先被查，后才收到信。
1977年春节，就是粉碎“四人帮”第一个春节，我回家过年。我妈对我说，中央有文件，对所有涉及到诗抄牵连的人都已与平反。文件精神已经传达到市一级。母亲说，过完年，回农村，到公社问一问，千万要把那个检讨从档案里拿回来。
回村后，我去公社找老王。
老王是行政级别最底的干部，月收入大概38元人民币，城镇户口，但妻儿老小都是农村户口，住在另外一个公社。他在公社的办公室五脏俱全，也是宿舍，办公桌、床、衣柜都在一间房里。
我进了他的屋里，向他讲述了我妈妈听到了消息。
老王放下手里欲抽的纸烟，慢条斯理地站起来，走到衣柜前，拉开第二层抽屉，在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下抽出了我的检讨，举着给我看。
“我一直放在这里，压根就没有送进你的档案。”老王说。
“还给你，要不烧了。”老王又说。
“烧吧。”我说。
看着自己的检讨书在小火苗中燃烧，我想笑，更想哭，感激老王，更心酸。
一片手抄的诗，搅乱了五个与事件毫无相干的普通百姓生活。我和马微，每天在地里干10多小时农活的知识青年；三代贫下中农的大队长和大队书记，我如果判成什么反革命分子，作为村里领导，也不光彩；老王也面临艰难选择，把我的检讨书放进档案，有一天他可能倒霉；如果不放进档案，有一天他也倒霉。
1977年9月，中国迎来了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时刻，恢复已经停止了十余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
我和马微说，咱们一起复习功课高考。马微说，她不想考，她想直接回城找一个稳定的工作，说即便上了大学、大专、中专，还会面临发配，还不一定发配到哪里呢。
我说试试吗，千载难逢的机会啊。有了专业知识，会有更好的工作。她还是不肯，一心一意想回城。
一天，老王找我谈话，城里有一个工厂名额，我可以推荐你。
我说，我想考大学。
考不上呢？老王问。
再考。
老王对我放弃招工回城，充满了遗憾。
我突然说，可以不可以把回城的名额给马微。
老王说，你真的不想回城工作了。
我摇摇头。
1977年高考，我差5分没有进入录取线。马微卷起铺盖卷回城工作了。我当时的心情就像马微当年回答我的那两个词烧吧一样，淡定。
1978年，我考取南开大学。
2022-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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