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上门女婿的两次失败买房
研二的时候，我和大嘴因为一起报了公考辅导班而相识。他是山东人，肤色黢黑，1米9的个头，体重接近200斤，常年健身，也不显胖，一摸全是腱子肉。他为人豪爽、开朗，没事天天看团购，下了课就拉我去撸串。
研究生毕业后，大嘴如愿“上岸”，进了区政府，我则涌入了市场就业。虽在一个城市，但相距不近，加上大嘴迅速结婚、生子，我们隔三差五才能聚一聚。
2020年，我也考入博物馆，和大嘴的单位只隔了两条马路。去年年底，大嘴开始频繁找我吃饭，有时就是吃碗面，然后到处瞎逛，非得熬到一定的时间才肯回家。他的孩子已经2岁了，正是最需要他顾家的时候。我觉得不对劲，不断旁敲侧击。
最后，他才疲惫地说：“我好累啊，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上门女婿不好当，好想有个自己的房子啊！”
1
读研时，大嘴的目标并不是毕业进体制，而是继续读博。他心思缜密，搞学术很通透，导师也支持，研二的时候就基本打通了关系，毕业论文由未来的博导指点。但铺好的学术之路，却为了爱情彻底放弃了。
大嘴的女友是他的本科同学小丁。按照他的说法，小丁当时是班里的白富美，活跃分子，大嘴则忙于考研，两人基本没交流。大学毕业后，小丁来到市区出差，因为找他带路，两人才建立了联系。
没多久，他们开始了漫长的异地恋。大嘴在市里读研，小丁在本市下面的一个区工作。热恋期的女生很敏感，吵架是常态，有好几次大嘴都大半夜坐火车去找小丁“请罪”。
到了研二下学期，小丁突然开始催婚，并表示，他毕业不结婚的话就分手。大嘴痛苦不已，几宿没睡，最后放弃了读博。考公成功后，大嘴走向婚姻是必然，在论文答辩前，他和小丁就举办了隆重的婚礼，心里却在打鼓，“感觉我们这太快了，好多问题没解决呢，就走进了婚姻”。
事后，大嘴对我说，光是婚礼仪式他就花去了一套房子的首付钱，“人家买房是实打实落下东西，我把钱都花在这些虚头巴脑上，娶个富家女不容易啊。”
可在我们看来，大嘴的婚姻是“赚”的。他的母亲是县图书馆的小领导，父亲是个铁路工程师，家庭条件也不错，但跟小丁家比还是差了点——小丁的父亲是区里的一个局长，母亲在一家地方国企任财务主管，这种家庭条件放在哪儿都属于中上人家。小丁大学毕业后在父母的安排下进了一家国营证券公司，依靠父母的资源就能超额完成业绩，工资奖金加起来比大嘴的收入还丰厚。结婚时，小丁家直接陪嫁了一个高档小区的优选学区房，外搭配了一辆30万的宝马。虽要了6.6万的彩礼，但后又添到了13.14万让女儿带回了小家。
不少人阴阳怪气地说大嘴是“人生赢家”，“一条龙全部到位”，“少奋斗20年”。可他听了却毫不在意，还打趣道：“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吃软饭，能吃到说明哥们有魅力。”
当然，小丁家肯出这么丰厚的嫁妆，也是看中了大嘴的条件：研究生、公务员；人高马大,长相拿得出手；人品有口皆碑，不抽烟不喝酒；为人勤快，家务全包，工资全交。而且，小丁一家还有更深层的考虑：大嘴是外地人，在这座城市无依无靠，结婚以后肯定事事要依着丁家——他们相当于招了一个上门女婿，养老送终就有了保障。
小丁家的心思，大嘴心里也是清楚的，婚前他的微信签名就是：“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刚结婚那阵，大嘴过得挺幸福的。每晚，小丁都把他第二天要穿的衣服整理好挂在床头。他要加班，小丁就点外卖给他送过去，有时应酬完回到家，小丁还会备好甜汤等着。小丁很会为人处世，逢年过节会把各种礼物安排妥当，直接让大嘴配送，尤其是给大嘴家人的那一份，既隆重又实用，让人挑不出话。
岳父母待大嘴这个上门女婿也不错，岳父用自己的人脉帮了他不少忙，在同批进单位的年轻人当中，他是“进步”最快的。岳母也不拿他当外人，每逢春秋换季，总不忘给他置办新衣裳。
生活无忧的大嘴变白变胖了，身上的那股子精实劲儿却没了。他走路弓着腰，一步一拖沓，沧桑了很多。我问他咋了，他叹了口气说：“唉，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住的不是自己的房子，就是不自在。”
大嘴小两口现在住的房子，正是小丁的嫁妆，那套位于市中心的江景房。当年房价还没涨起来的时候，岳父母就把它买下作为女儿18岁的成人礼，现在这套房子已是天价，大嘴奋斗一辈子估计都拿不下。
小丁家里不缺房子，除了给女儿的一套，老两口自住的一套，市区还有一套公寓，郊区有一套回迁房，乡下还有一套大院子。婚前，岳父岳母明确表示，不要大嘴买婚房了，只要他出装修钱、还房贷就行。
于是，大嘴把父母给自己在老家留的房子卖了，凑足了装修款，“说到装修，我就无语，当时我岳母非把装修活儿给一个亲戚做，最后房子你也见过，其中花了多少冤枉钱不说了，就那个风格，我住着都窝心”。
大嘴家我去过，装修风格一看就是老年人的审美——客厅摆了一套红木家具，大红大艳，其他地方又是“欧风”，拼凑在一起，显得不伦不类。
“当时验收的时候，我爸发现了好多质量问题，想让返工，我岳母说是亲戚，不好意思开口，就这么着。我爸也不好说什么，自己搞来材料修补了一遍，现在是各种小毛病不断。我一提，小丁就说，看看周围朋友多少还租房住呢，以后有钱买了新房我想怎么搞她家都不问。”
“房子是你的就行了呗。”
“唉，是我的也就好了。”
“你都还房贷了，怎么没加你的名？她家不乐意？”
“那倒不是，岳父也催我去加名，但我怕加上名以后买二套房不能优惠，就没急着加。那时我的公积金没交满一年，不能用，房贷全是我工资还的，连私房钱都攒不下。”
2
除了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大嘴很快就有了新的烦恼——小丁每周都要回娘家，有时周五下班就往父母家冲，到了周一早上直接去上班。如果有事去不了，岳父岳母就会过来住。
“本想好好享受下二人世界，就被催着要孩子——说句不害臊的话，我儿子真是全程在岳父母的见证下出来的。”
小丁怀孕后，岳父岳母变成了常驻大嘴家，时间久了，大嘴很不自在，试着跟小丁讲。小丁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半开玩笑地说：“房子都是我爸买的，住段时间怎么了？”
她说这话没有恶意，大嘴也知道，就没往心里去。可类似的话由小丁的亲戚说出来，就不是那个味道了。
亲戚在一起少不了攀比，总有些不上路子的人故意当众“点”大嘴，说他找了个好老婆，以后继承了岳父岳母的家产，啥都不用干，直接当包租公就行。话里话外都是说大嘴高攀了，然后话锋一转，开始夸他岳父有眼光，提前购置了房产，荫庇三代。
大嘴很气愤：“装修加杂七杂八的钱我也相当于出了一半的首付了，现在房贷主要是我还，怎么都觉得是我占了大便宜？”
于是，大嘴更想买房了，他曾跟我嘀咕：“往坏了想，以后婚姻出了啥变故，我也不至于一无所有吧？”
买“二套房”这事，其实一直在大嘴小两口的规划中。
两人结婚收的各种礼金加上父母给的钱，是一笔不小的积蓄，小丁在金融行业工作，认为钱不能放手里闲着，那时房地产市场又正火爆，拿钱投资买房是必然。
为了买到心仪的房子，大嘴做了不少功课，我买房那会儿就邀他帮我参谋。大嘴确实专业，一见面，他就从包里拿出了一堆楼盘宣传单，上面写满了交通、物业、学区等优劣势。等到了地方，都是大嘴在跟中介畅谈、加微信，我全程没怎么插话，倒成了陪看。
他自己看房不到一个月，就兴奋地跟我讲，说看中了一个楼盘——不得不说，他眼光确实独到，这个楼盘位于新区，与他现在住的地方隔江相望，背靠规划中的“大学城”，旁边的三甲医院已经破土动工，地铁也开挖了。运气更好的是，一个业主遇到急事，愿意折价出售房子，他赶紧联系银行准备贷款。
一时半会儿，大嘴两口子肯定不会搬过去，他是打算买来让自己的父母以后过来养老的，就算卖也肯定大赚。那几天他春风得意，不停地畅想以后怎么装修，决意要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梦幻之居”。
谁知过了一个月，大嘴又突然消停了，我多次问他房子怎么样了，他都是左顾而言他。一个晚上，他突然找我吃烧烤，问我买房子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我表示自己还在观望，他的手磨着膝盖，不好意思地问：“你愿不愿意接手我看中的房子？”
我被一口啤酒呛住了，赶紧问他是不是遇到了困难，如果要借钱我会尽力而为。大嘴苦笑一声，拿起酒瓶，把剩下的半瓶啤酒全吹了。
他说，自己四处选房的时候，平日里很爱出意见的岳父居然一言不发，他还觉得奇怪，问岳父认不认识开发商，谁知朋友遍天下的岳父却支支吾吾的。等他跟卖家签了意向协议，公积金手续也办的七七八八、就差跟银行正式签贷款合同的时候，岳父却突然横插一杠子，让他“等一等”。
原来，岳父的一个朋友欠了他一笔钱，久拖未还，最后表示实在还不上，愿意用房子抵押。这个房子在机场旁边，价格只有大嘴看中的房子的一半，欠款抵了首付，大嘴夫妻只用公积金就够还房贷了。
岳父是个很仗义的人，他跟大嘴说：“你那位叔叔跟我是多年的朋友了，急需用钱，这忙不能不帮啊。而且那房子挺新的，据我所知也纳入了开发规划，将来大有可为。”
大嘴当时没表态，因为他买房的初衷是想让父母过来住。机场太远，坐公交都要倒好几趟，来回一次跟出远门没啥区别。可到了晚上，大嘴还是经不住小丁的劝说，他一夜没睡，最终决定接手那套机场的房子。
3
因为违约，大嘴交给卖家的3万押金是不退的，他好说歹说，卖家同意只要他找到人接手，押金退2万。大嘴想到了我，不断地跟我描述这房子有多好，将来指定不亏，可那房子离我上班的地方太远了，我入手就是鸡肋，还是婉拒了。
大嘴很失落，自我安慰道：“3万就3万吧，以后机场的房子不到一年就涨回来了。”
后来，那套房子被小丁的一个表哥接手了，虽然遇到疫情，但因为区位好，房价还涨了一些。可机场附近的房子价格腰斩，出手是不可能的，租也租不动，只有期望哪年能拆迁了。
大嘴欲哭无泪，直呼血亏，甚至怀疑是岳父故意坑他：“为啥不把机场的房子让小丁表哥接盘呢？”他不是心疼钱，心疼的是自己宝贵的“首套房”名额被用掉了。
一次，那个表哥喝多了，说舅舅对自己真好，给自己选了那么好的一套房子，接着又故意问大嘴：机场的房子涨了多少？大嘴不接话，就说这是岳父定的，自己不懂行情。岳父尴尬了，就有长辈“教育”大嘴，说谁也没有前后眼，这种糟心事不要跟老人计较。
大嘴从此闭嘴，再也不提机场的房子了。
大嘴结婚第二年，儿子出生了，岳父岳母却回了自己家，原因有些苦涩——照顾孩子太辛苦了。老两口都是事业型强人，家务做得一塌糊涂，就连小丁都是爷爷奶奶带大的。他们借口自己还没退休，实在没精力，说可以让亲家过来帮忙照顾——他家不是没钱请保姆，而是把孩子交给外人带，实在不放心。
那时大嘴刚调岗，工作忙碌，家里的一切就全落在了他父母身上。虽然小丁不干活儿，但也不耍小性、不挑刺，而且每个月主动给公婆两千块钱当辛苦费，家庭关系反而和谐了起来，“每天回到家就有可口的热乎饭，再看看可爱的儿子，才是真正体会到了啥叫幸福生活”。
大嘴以为好日子来了，没想到这是更糟心的开始。
去年，他岳父生病了。疫情导致住院不便，因为大嘴家离医院近，于是岳父岳母又搬回了大嘴家。岳母什么都不会干，岳父又病着，于是大嘴的母亲就得伺候全家老老少少。大嘴眼见自己的母亲日夜操劳，很是心疼，但又无可奈何。他因为工作分身乏术，只能回家后多承担点家务，帮母亲一把。他心里总是憋着一股气，只因岳父病着，也只能先忍。
直到发生了一件事，让他彻底火了。
一天，小丁的两个表哥过来探望，岳母很热情地招待他们。她自己坐着不动，却像使唤保姆一样使唤亲家母，又是让切水果，又是倒茶，还非得留两个表哥吃饭，说亲家母做的鲁菜很地道。
大嘴实在看不下去，硬是拉着大家出去下馆子。等表哥们走后，岳母还数落大嘴，不是嫌他花钱，而是“在我们那儿，小辈来访，不留着在家吃饭是不亲近的表现”。
大嘴的脾气差点没搂住，还是母亲把他拉了回去。晚上，见母亲偷偷抹泪，大嘴表示自己要跟岳母说道一下，又被母亲劝住了：“你们过得好就行，我受点委屈没啥，你的路还长，住着人家的房子，以后还得依着他们家呢。”
大嘴跟小丁讲了这事，小丁反而觉得他小题大做，说自己父亲病了，母亲不会做饭，来个人招待一下怎么了。
大嘴也知道岳母就是那种显摆起来容易上头的人，没有坏心思。事后，他气愤地对我说：“我妈在我们老家好歹也算个干部，谁不尊重她？在这呢，感觉就是差人一等，不就是住了她们家的房子嘛。要不是看着孩子，我真想大吵一架。最后我借口去买东西，把气咽了，在楼下抽了一包烟才回来。”
后来，小丁给婆婆买了一对金镯子表示感谢，这事才过去。而这些不愉快的事情，让大嘴对拥有一个自己的房子更加迫切了。
4
一天，大嘴又给我打电话，说要请我吃饭。我一猜他就是有事，干脆直接问。他支支吾吾地说要找我借钱——他又要买房子了。
在山东，大嘴家因为拆迁分了3套房，父母、他与妹妹一人一套。大嘴的那一套已经卖了，父母现在跟他住一起，家里的房子便闲置了，“我是长子，我爸妈以后肯定是跟着我了，再说我这个家也离不开我父母照顾”。
大嘴觉得父母在岳父买的房子里住得不舒坦，而机场那套房子又太远，就想把老家的房子再卖一套，凑个首付，在自家附近买房。老两口有退休工资，支付房贷是没有问题的。正好2020年大嘴的妹妹研究生毕业，按照当时本地的购房资格要求，研究生有一个购房指标。于是家里商议着以妹妹的名义买房，以后再择机过户。
大嘴又活动了起来，很快就把老家房子挂了出去，谈好了买家。有了之前的看房经验，很快就敲定了一套新房，唯一的困难就是钱了——大嘴父母都已退休，妹妹也才刚毕业，无法办理贷款，只能全额买，而全家的钱加起来，还差10万左右。
我一听就感觉不对——他买机场的房子，首付是用岳父的债款抵押的，相当于没花他一分钱，那他之前准备买房钱的首付都去哪儿了？
听我这么问，大嘴不好意思地吐露了实情：“我们家啊，现在是驴屎蛋蛋表面光。”
机场的房子买了以后，省下来的首付钱自然要用来投资。岳父岳母一家人脉广，小丁又在金融系统工作，大嘴那段时间做了一些投资，收入颇丰。
当时，私人借贷与P2P金融还没衰落，小丁的一个本家哥哥也参与了这行，就劝他们把钱投入进来。大嘴心知这玩意不靠谱，十分反对，可是岳父岳母觉得不好夺了晚辈的面子，也有些盲目自信，表示可以“见好就收”。小丁又是一句话堵住了大嘴：“这钱本来就是买房的，让爸给省了，拿去投资就算亏了又能咋滴？”
大嘴怂了，不再反对。还好这钱拿出去后，很快就见到了收益，越赚越多。可后来，利息越到越晚，大嘴觉得不对劲，劝岳父岳母赶紧抽身。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老两口在那位亲戚的劝说下，把本息全部投了进去，还替亲戚担保，借了不少钱。他们想大赚一笔再退出，不料迎来的却是爆雷、庄家跑路，最后血本无归。
得知消息，大嘴快哭了，想发火，可小丁还是那句话：“这钱本就是买房的，房子在你手里，又没亏。”
想不到，小丁这种人家也能上当，可转念又想，到在高额的利息面前，人想保持理智太难了。我只能安慰大嘴：“没事，你们家底血厚，这点承受的起。”
大嘴又摆摆手：“再厚的血，多处放也得死啊。你不知道，为了挽回损失，小丁爸妈居然还想跑到山东一个不知多少线的县城买房投资，我就是那出来的，我能不知道那房子的价值？面上看着，是我沾了她家不少光，但是我自己也往里投了不少啊。”
看他懊恼的样子，我转移了话题：“以小丁家的底子，你买房找你岳父借钱是完全没问题的，你是拉不下脸，还是小丁家不愿意帮忙？”
大嘴那次没有回答，后来有次喝多了，才吐露了实情——他的确找了岳父岳母借钱，愿意以自己的工资做担保，可岳父母没有表态，只让他“等等”。直到有次他无意中看到小丁与父母的聊天记录，才弄清其中的原委。
岳父岳母说，买这房子的钱大都是大嘴出，但写的是他妹妹的名，万一将来他妹妹不认账怎么办？要是真想给妹妹买，为啥卖的是他父母名下的房？“大嘴是儿子，给父母养老是他的责任，父母的房子早晚是他的，卖了就啥都没了……”
在房子面前，多少亲情脆如薄冰，大嘴沉默了，果断终止了第二次买房计划，为此还赔了万把块的违约金。
“其实岳父母心里想的，我可以理解。我跟我妹是一家人，我相信她不会贪我的房子，但岳父母肯定要为自己女儿考虑。我倒是一点不生气，是我考虑不周了。”
5
去年年底，大嘴的父亲病倒了。老爷子患有胆结石，需要开刀住院，大嘴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在省医院定了床位，可父亲偏要回老家治疗，说老家能用医保。
大嘴说商业保险的报销比例不比医保少，而且在这里做手术，自己也能帮着照顾。但父亲坚持要回去，父子俩闹得很僵，最后他母亲实在没办法，才说在这里太累了，他们想趁此机会回家休养。
母亲给他算了一笔账：父亲住院，不仅不能再帮着照顾小孩，又分散了他与母亲的精力，是个负担，“帮不了你，至少也不能拖累你”。
可公婆回老家没几天，小丁就应付不来了，她隔三差五打电话，表面上是关心公公的病情，实则是在问他们还要多久才可以回来带孩子。于是，大嘴的父亲刚拆了线，他母亲就把老伴扔在老家，独自赶了回来。
刚回来那几天，大嘴母亲就一直念叨着，在家真好，横七卧八的，真舒服。总之，就是自己的房子住得舒坦。小丁看出了婆婆的情绪，主动表示要承担公公的全部医疗费。
这事明面上就这么过去了，可大嘴的心里又翻腾起来——妹妹嫁去了更远的地方，老家就只剩下父亲一个人了，将来他们要是执意留在老家养老，谁来照顾他们呢？
“小丁的父母需要照顾，我的父母就不需要啦？”
因为之前的投资失败，大嘴岳父岳母的经济变得颇为紧张，就打算卖掉手中的回迁房来缓解一下。起初，岳父岳母让大嘴帮忙问一下有谁想买，大嘴觉得自己一个“外人”插嘴太多不好，就一直敷衍着。
一天，小丁突然对大嘴说：“我看这房子挺好的，要不问问你爸妈要不要，反正他们一直想买房子嘛。买这套不用担心什么房贷问题，还可以便宜很多。”
当时，大嘴父母已随儿子在本市落户，这房子在市郊，对购买资格没有太多要求。大嘴心动了，这房子位置虽偏，但马上就要通地铁了，到他家也就半个多小时，而且人居环境很不错，绿化、医疗水平也跟得上。更重要的是，这房子靠近新盖的高铁站，将来升值空间巨大。
大嘴一提把这房子卖给自己父母，岳父岳母满口答应。大嘴心里清楚，老两口盘算的是，房子要是卖给外人，就是真没了，可要是卖给亲家，房子迟早还是会回到女儿手中。岳父岳母表示，只要亲家出个首付就行，剩下的想怎么给就怎么给，甚至给不给都无所谓。
大嘴兴奋地把这件事告诉父母，谁知被老两口一口回绝。母亲说他办事莽撞：“亲家之间的关系已经很微妙了，牵扯了金钱就更不好说了。现在房价低，我买他们肯定还要再优惠，心里就会有疙瘩，将来房价涨起来，肯定认为自己吃亏了。今后要是拌起嘴来，说道这事，像是我们家占了他们家大便宜。现在住在人家屋檐下已经很不自在了，你爸是极要脸的人，肯定不能受这委屈。”
大嘴差点就给自己埋了个雷。后来，这房子被小丁的一个堂叔买走了，果然闹了不愉快，两家基本断了来往。
大嘴想给父母买房的愿望再次落空，他也想过把机场的房子出手，及时止损，却被岳父制止了：“这房子首付是我出的，你要是不想还房贷，那我来。”大嘴琢磨半天才明白，机场的房子已经跟岳父的面子挂上了钩，现在卖了，亏了，就说明岳父之前的决定是错的，打他的脸。
从此，大嘴再也不提卖房的事了。
6
去年春节放假前，我请大嘴两口子吃饭。小丁嫌鸭肉太肥，非得让大嘴把皮、肥油、瘦肉给她分开不可。大嘴忙不迭地照办，我当场愣住了——这完全像是在照顾小孩。
散场后，大嘴给我使眼色，告诉小丁说要去我家拿东西，让她先走。等小丁离开以后，大嘴把我拉到一家小火锅店，点了一瓶白酒，向我大吐苦水：“刚才你看到了，我现在像是养了两个孩子。”
自从儿子出生后，小丁害怕大嘴对自己的疼爱变少，便经常撒娇，动不动就吃孩子的醋，常常把大嘴搞得不知所措。前不久，单位领导准备安排大嘴去乡村挂职一年，这是好事，回来后即使不提拔也能调一下工资待遇，可是小丁就是不同意——去了以后，大嘴一周才能回一次家。岳母也做大嘴的工作，说家里离不开他，现在家庭比事业更重要。
大嘴托着腮帮子说：“感觉像是我发达了，会抛弃他们一样。”
大嘴只能拒绝了这个安排，于是给领导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工作也没有以前那么顺利了。渐渐地，他不想回家，主动要求加班，就算不加班也在外磨蹭，实在不能再拖了才回家。
到了人生的一些节点上，大嘴感到很迷茫，有时候他跟小丁吐槽，小丁觉得不可思议，甚至觉得是他无理取闹。在大嘴眼里，小丁之所以可以不长大，是因为有父母一直给她托底：“我为啥想买房子啊？因为可以让我父母过来住。爸妈在哪儿，家就在哪儿，我心里就有底。我也很累，我也想当孩子啊。”
“你爸妈不就住在你家里啊？一样是你家。”
“不一样，现在是我爸妈照顾孩子，走不开。以后孩子大了，我爸妈就没有借口了，依着脾气，肯定回老家。”大嘴突然脸一变，低声跟我讲，“我感觉岳父岳母并不想让我爸妈来定居。”
“我爸妈要是留在我身边，以后我们就要养四个老人。我岳父岳母当初同意我们结婚，就是想找个上门女婿养老，他们觉得我享了他们家那么多福，今后要多为他们家服务，而且也不想他们女儿今后那么累。说白了，就是自私。”
我觉得大嘴想多了，他岳父岳母我见过，不是那么不通情达理的人。
“其实他们心底里还是瞧不上我的。我教孩子山东话，小丁就立刻打断，说应该从小学习普通话，但是岳母教孩子她老家的方言，小丁就夸孩子学得好。”
我还是劝大嘴不要把人想得那么坏，毕竟还要过日子呢。大嘴只顾喝酒，一斤酒大半被他喝了去。他完全醉了，还跟邻桌的几个年轻人唱起歌来了。
我知道他是在发泄，就找了个借口帮他给小丁请假，让他在我家睡了一晚。第二天天还未亮，大嘴就接到小丁的电话，怒吼着质问他怎么还不回家：“待会儿我得上班，早饭怎么吃？”
大嘴赶紧起来打车回去了。酒醒后，我跟大嘴发消息，让他回去好好跟小丁谈谈：“她不是那么不讲理的人，夫妻之间沟通很重要。”
他只回了一个字：“嗯。”
春节过后，我特意问大嘴沟通了没，他一脸淡然。我以为他们已经谈透了，他却说：“那天我决定跟她好好谈了，但是看到她穿着卡通兔子的睡衣，坐在沙发上吃着薯片，追着综艺哈哈大笑的样子，我想想还是算了。”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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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李红都是民办幼儿园的园长，曾一起参加过幼儿园园长培训班，也经常在大小会议和活动中碰面。我俩谈论的话题，多是有关幼教行业面临的种种压力：没完没了的评估、检查，社会对幼教行业的轻视，家长过度敏感的维权意识……
去年7月，李红给我说，她离职了。细想起来，这是她从事幼师以来第四次离职，个中艰难与辛酸，我也心有戚戚焉。
以下为李红自述。
1
我来自农村，父母务农的收入，只够维持一家五口的温饱。作为家中老大，我初中毕业后没继续念高中，选择读了中专。原本志愿选的是中师，分数够了，但因为没关系，被涮了下来，最后进了一所幼儿师范学校。
1998年毕业后，19岁的我应聘到佛山下辖五区的一所公办幼儿园，开启我的幼教生涯。这所幼儿园是机关幼儿园新设的分园，“机关二幼”，名义上是公办，实际是自负盈亏，政府对老师并没有多少额外补贴。扣除社保，我每月实收到手的工资是500元，给父母300元，自己留200元。
虽然拮据，但我工作得很开心。因为是新幼儿园，这里的老师大多是应届幼师毕业生，大家年纪相仿，工作氛围很好。园长是高我六届的师姐，年轻有活力，素质和业务能力都很强，给了我许多专业的指导意见，坚定了我在这行坚持下去的信心。
当幼师，除了要有爱心，还要特别有耐性。我原本性格有点急，但与孩子相处中，性子被磨得“慢”下来，渐渐喜欢上当“孩子王”的感觉。加之我是家中老大，自小便学会自己拿主意，这让我比同龄人多了一份老成，让师姐对我颇为赏识。2003年1月，她将我从“级组长”直接提拔为“园长助理”。此时我新婚不久，可谓是双喜临门。
升职后，我对工作更加上心，原本5点左右就可以下班，我基本都会加班到7点。很快，我发现自己怀有身孕，但仍坚持参加本科学历提升和各种培训。
次年3月，我生下大儿子，因为市一级幼儿园评估即将到来，我产假只休了1个月便主动要求回园上班。在我们的努力下，幼儿园顺利通过评估，同时被评为“优秀家长学校”，成为区内为数不多的“市级优质幼儿园”，我和师姐都颇有成就感。
但这种成就感并没有维持多久，这年6月，有关“幼儿园要转制”的消息便传了出来。当时大家对“转制”的理解便是“下岗”，一时人心惶惶。
我问师姐：“幼儿园转制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要失业？”
师姐摇摇头：“如果幼儿园还要办下去，总是需要人做事的，你们不一定会失业。”至于转制是好是坏，师姐也说不上。
我又问她：“如果转制了，你还留在这儿继续当园长吗？”
师姐说：“我已经找了关系进小学。”
听到师姐这样说，我更是心乱如麻。
7月，转制大潮席卷而来——区里所有公办幼儿园全部转制为民办，连中心、机关、妇联等历史悠久、老牌的公办幼儿园也未能幸免。我们园因为建成时间较短，教学楼是集资兴建，因此比其他幼儿园转制得更彻底——本地一位搞房地产的罗姓老板，以竞拍的形式连地带建筑将幼儿园买走。“遣散费”按工龄计算，我的工龄只有6年，平时工资不高，补偿到手，不足1万元。
转制后，有门路的老师都凭关系进了小学或是其他机关单位，我跟10多位老师没有关系和门路，只能选择继续留在这所幼儿园工作。
转制后的幼儿园改了名字，法人代表也换成罗老板的太太，我们管她叫王董（事长）。王董当时48岁，许是早年跟丈夫辛苦打拼，面相有点老。她穿着华贵，但搭配得有点花哨，加上发福的身材，有种农村富贵老太太的即视感。
王董对员工还算客气，但很抠门。她虽没学过幼教，可除了当董事长，还要身兼正园长——这样就能少支出一份“正园长”的工资。她让我当“副园长”，给我的工资也只比我当园长助理时多几十块。此外，她还削减人员，将原本每班“两教一保”，削减到每班“一教一保”。
人员精简了，幼儿园的设备、设施也不再更新维护了。幼儿园的茶杯柜柜门烂了，只用一道布帘子遮挡；操场铺设的地胶老化严重，让人铲掉烂的地胶、涂上地漆就算了事……看着幼儿园日渐从色彩和谐、雅致的环境向花里胡哨、低档俗气的方向沦落，我却无能为力。
王董不止一次对我说，不必再按以前公办幼儿园的标准办学：“买下这所幼儿园已经花了不少钱，如果要投入资金改造更新，不知什么时候能回本。如果没有多少钱可赚，我就将这所幼儿园再转手卖出去。”
2008年4月，我们迎来4年一次的“市级幼儿园”复评。与4年前幼儿园第一次进行市级评估得到的赞誉有加不同，这次复评，评估组专家对我们幼儿园从办园条件到教师素质、工资待遇存在的问题，不留情面地痛批一顿，提出了不少整改意见。
会上，我强作镇定，但每一位专家的意见都跟打我脸一样。评估结束后，我从提升教师工资待遇到改善办园条件等方面写了一份长达5页纸的整改报告，郑重交到王董手中。谁知，王董翻了翻，不以为意地说：“那些人提了这么多意见，幼儿园还不是照样通过（复评）？评估都过了，没有必要花这些冤枉钱。”
她没有丝毫要改变现状的想法，让我深感失望。更让我难以接受的是，她为了应付复评，多请了3个教师以达到“师幼比”的指标，在复评结束后1个月，她连知会我一声都没有，就把那3个老师全炒掉了。
在这所幼儿园里，我没有实际的财务、人事管理权和决策权，也没了从前对幼儿园的归属感。2008年7月学期结束，我提出辞职，王董没有半点挽留，还以合同未到期倒扣我半个月的薪水。
2
辞职后，我到区内一所连锁式民办幼儿园应聘。这所“阳光国际幼儿园”开办1年多，号称培养国际视野的孩子，以“浸泡式”英语教学为特色课程，双语教育。幼儿园的装修下了血本，在室内还铺设了当时少见的原木地板，配置中央冷暖空调和教学一体机。
我应聘的是教学副园长的职位，面试我的是西装革履的年轻总监，姓李，是老板请来专门负责管理和销售的团队负责人。我当时还想：幼教行业里，男教师本来就少，担任负责人的更少，能投身这一行业，勇气可嘉。
李总监问了我一些关于市场定位及如何做好课程营销、提升品牌和业绩的问题，这让我有种错觉：我面试职位的不是幼儿园园长，而是销售主管。对于这些超出我专业范畴的问题，我自然是答非所问，于是李总监又给我科普了不少市场需求、客户整合等知识。
说实在的，他的言论让我刷新了对幼儿园管理和办学的认识，但我内心有种抗拒和隐隐不安——将营销手段引入幼儿园办学，将家长和孩子作为“客户”对待，是否偏离教育的本质，最终导致幼儿园办学只为赚钱？
入职后，我的顾虑很快便成了现实。
为了宣传幼儿园、招揽生源，李总监让我和正园长带领老师要每周搞一场活动。不仅在园内搞生日会、表演会，还要到外面的商场搞促销会，碰到节日更是大搞主题活动——就是以“洋节”为主题开展教学活动，比如万圣节，我们需在教室挂满各种南瓜鬼脸、幽灵、蝙蝠造型，老师和孩子穿着各种“创意”搞怪的服饰，玩吓唬人的游戏……
我并不反对让孩子感受多元化文化，但幼儿园的教学完全摒弃中国传统文化，我并不赞成。对此，李总监不以为意地说：“这是市场的需要，只有迎合家长的需求，为家长提供更多元、更新的价值，他们才会为我们的服务和课程埋单。”
李总监口中的“家长需求”，就是“与国际接轨”，“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为了保持幼儿园的“国际”品牌，这里开设了很多课程，除了“浸泡式英语”还有 “万能工匠”、“奥尔夫音乐”、“蒙氏数学”等名目繁多的科目，都是要家长另外付费的。
李总监还要求老师们对家长进行“精准销售”，“一对一”宣传服务。幼儿园分设普通班和国际班，普通班的收费比区里幼儿园的“保教费”（也就相当于学费）略高一点，而国际班配有外教，每个班的名额比普通班的人数少，保教费更比普通班贵了不止两倍。老师的工资奖金都跟业绩挂钩，有详细的奖励方案——如有孩子成功报读付费课程或入读国际班，视人数和入读时间，发放500到1000元不等的提成。因此，国际班就成了幼儿园的主要“拳头产品”，为了拿更多提成，老师们将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对家长的宣传和搞活动上，无暇做好日常教学工作，加班更是家常便饭。
李总监精力旺盛，还经常对我们进行“高端”培训，内容多是与“销售”、“话术”等有关。起初，他把培训时间安排在中午或晚上7点后。中午培训最难熬，老师们上了半天班，带着孩子又唱又跳又玩游戏，已经十分疲累，想要休息，这个时候培训根本没有任何效果。在我和正园长多次提议下，李总监才勉强改为周六早上培训，但这样一来，老师们的休假时间更少了。
因为工作强度大、休假少，我在这里工作的两年里，每学期至少有5个老师的“流动”，最后连比我早入职的正园长也辞职了。临走时，她问我要不要一起走，我觉得两人一起走对幼儿园影响太大，而且我家当时的现实，也让我不能贸然离职——老公比我更早下岗了，之后开过餐厅、搞过货运和送水公司，但都只赔不赚，反将单薄的家底折腾得一干二净。我们上有老，下有小，我还要帮衬娘家，压力巨大。在这所幼儿园工作，的确很辛苦，但提成能按时兑现，收入也比区内其他民办幼儿园高，我只能咬牙坚持。
正园长离职后，我“顺位”补了这个空缺，表面看是升职加薪，但压力也前所未有的大——家长的投诉越来越多。投诉集中在三个方面：老师经常换，无法保证保教质量；幼儿园以各种名目“乱收费”；国际班除了多了个外教，其余教学与普通班无异，与宣传所述的“货不对版”。我既要答复家长的投诉，应付上级部门的检查，还要写整改方案及与李总监进行沟通，身心俱疲。
压倒我最后一根稻草，是2013年的调价事件。
区内幼儿园的“保教费”是按学期收取的，调整保教费需要在教育局备案，经物价部门审批，办好手续才能调价。我园的调价申请早在这年1月就递交，但直到7月上旬学期结束还没有批复。按以往惯例，学期结束后我们便要收取下学期的学费，好避免生源流失，同时如果有孩子不继续在园就读，空出的学位就需要另外补充。
在如何收取下学期的费用问题上，我跟李总监爆发了最激烈的一次争执——我认为要等新的调价批复后才能收取保教费，减少家长的投诉与后期沟通麻烦。但李总监认为，现在不收费会造成生源流失，坚持按旧收费标准先把钱收了，等新的收费批复下来后，再让家长补交调高的费用。我俩僵持不下，最终，因为决策权在他而不在我，收费还是按他的方案进行。
2013年9月开学，新的调价申请终于批复下来，我们向家长发放一份补交费用的通知，立即掀起轩然大波。家长们以幼儿园存在乱收费、欺诈行为向媒体曝光，还有家长组成维权委员会，在幼儿园门前拉起了维权的横幅。家长们强硬表示，不按原来的保教费收费，他们就集体退学。
这件事因为媒体的介入，发酵得越来越大，幼儿园之前存在的问题也被一一放大、曝光。最后，由教育部门出面，让我们按原来的保教费收费，才将事件平息下来。
经此事件，“阳光国际幼儿园”的声誉一落千丈，从“高大上”沦为“劣质”，孩子纷纷转学，老师集体离职。这种影响，直到我离开这所幼儿园5年后才慢慢消除——这也许就是对幼儿园急功近利、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反噬吧。
李总监并没有让我背锅，他一力承担了这件事，承认是他决策失误，也没有辞退我的意思。但我觉得自己继续在这所幼儿园干下去很没意思，在处理完调价事件后，我再次辞职。
3
这次辞职后，我考虑过转行，但在幼教行业干了这么久，就这样放弃，我并不甘心。思考很久，对比过其他职业，我还是觉得自己喜欢孩子，也适合在幼儿园工作。孩子的世界单纯，没有算计和心机，再调皮的孩子在我眼中都有可爱之处。孩子们纯真的笑容，对我毫不设防的信任和依恋都会带给我满满的感动。经历两次离职后，我觉得民办幼儿园管理不够规范，经费投入不足，教师工资待遇没有保障，不想再去民办幼儿园工作了，于是就将目光投向公办幼儿园。
当时，幼教行业又经历了再一次“转制”。因为自2003年公办幼儿园转制后，虐童事件、幼师素质低、幼儿园老板只顾赚钱不管教育质量等负面新闻层出不穷，国家意识到将幼儿园全面推向市场和社会并不适当，又于2010年下发文件，将原本转制的中心幼儿园收归国有，变回公办，而且规定每个镇街必须保留一所公办幼儿园。
曾与“机关二幼”同期转制的区中心幼儿园和妇联幼儿园在2011年转回公办。在职的老师们通过考试可获得编制，编制老师工资待遇可享受小学老师待遇的65%——虽然跟小学正编老师的收入还有一定差距，但这个收入比民办幼儿园的园长收入高多了。我想，以我的资历和经验，考进这些公办幼儿园当个老师，应该不难。
就在我积极备考时，却意外又怀孕了。当时计划生育还抓得紧，虽然我已不是编制内的人员，但生二胎还是要罚钱的，而且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会导致我无法再报考公办幼儿园，我无比烦躁。老公却坚决不让我打掉孩子，他承诺会努力赚钱，不会让我受苦，在他的强烈请求下，我决定生下这个孩子。
躲藏9个月，2014年8月，我顺利生下小儿子，交了一笔罚款后，给孩子安上了户口。第二个孩子的到来，让我们的经济更加捉襟见肘，为了赚奶粉钱，我出了月子就开始找工作。
2015年2月，我应聘到一所名为“聪明树”的民办幼儿园担任教学园长。
我选择这所幼儿园，实属无奈——一般的用人单位是不会招我这种刚生完孩子的人的，而我又急于找工作，所以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
这所幼儿园原属于工业系统，是由旧厂房改建的，有30年的办园历史，也曾在2003年进行过转制，转为集体承包的股份制幼儿园。幼儿园占地面积大，还有充裕的户外场地，但地处旧城区，师资力量单薄，无法提高保教费。
这里的生源大多是周边外来租户的孩子，家长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也很忙，没有时间陪伴和管教孩子，对孩子在园的生活只要管吃管喝，不出安全问题就行。这也导致教师们对孩子的管理十分严厉，孩子大多被限制在室内和课桌前，活动室里配有积木、图书、棋类等教玩具，数量不足，给孩子玩的机会也不多，更多的时候，孩子都被老师要求趴在桌子上“静息”或是埋头写字、计算。孩子们表现得都很乖，但乖得让人心疼。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也有教师的素质问题。全园36名教师，正规师范毕业的老师不超过10个，很多老师都是从工业局属下各个单位抽调过来的，之前的职业五花八门，工人，财务，销售人员，兼而有之。
当然，最大的问题还是幼儿园的管理机制不完善。所谓集体承包的股份制，意味着所有工作人员都是“股东”，都有管理幼儿园的权利，无法有效实施层级管理。园长的职责和权利并不明显，规章制度形同虚设。比如：有保育员在中午值班时睡觉或外出逛街买菜，这种情况属于违反岗位职责、擅自离岗，根据制度是要进行扣罚的，但最终由园长私下批评了事；变相体罚孩子更是普遍现象，有一位老师因为孩子调皮，将他独自关在睡室里，但并没有人觉得这种做法已经违反师德，老师也没有受到处罚……在这种无章可循的工作环境下，工作人员违章违纪更加肆无忌惮。
在“聪明树”工作1年多，我发现这里的内部管理、卫生、安全、教学教育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但凭一己之力是无法改变的，更怕自己温水煮青蛙，被这里同化，我再次思考自己的出路。
2017年10月，在一次教育会议上，我碰到旧同事邓琳。她当年跟我同在“机关二幼”，家庭条件本来就好，老公家又因为征地分了不少钱款。所以在2003年那次转制后，她就回到村里，盖了一层四层高的楼房，自己办起幼儿园。当年开办幼儿园政策宽松，没有现在这么规范和高门槛，邓琳很快便赚到第一桶金，听说还开了几间分园。
多年不见，她的气质已非当年青涩少女，举手投足之间俨然一副女强人模样，只是直爽的性格没有改变多少。她听说我在“聪明树”任职，连说“大材小用”。她极力怂恿我跳槽，说她跟两个朋友投资承包了一所新幼儿园，需要我这样的人才加盟当园长。
4
2017年岁末，邓琳第一次带我到“亲宝贝幼儿园”参观时，占地5000平米的幼儿园还处于毛坯状态，水泥、木板等建筑材料堆得横七竖八，室内裸露着岩灰色的墙体。
和我们同去的，还有承包幼儿园的两位女老板，萍姐和叶薇。
我跟萍姐是第一次见面，她50多岁，衣着随意，但看着很精明。她年轻时曾在一所公办幼儿园当过保育员，后来老公发了财，就辞职当起老板，手头经营着3间幼儿园。叶薇是我高我两届的师姐，平时也有见面，但少有来往，她衣着讲究，话不多，略显深沉。
“参观”全程，邓琳话最多，大概是怕我不愿意到这所离城区30公里的乡镇民办幼儿园当园长，她一直强调：“我们将会投资300万对幼儿园进行内部装修，以广东省省级幼儿园的标准打造。”她又指着周边正在兴建的楼盘对我说：“这所幼儿园邻近有几大楼盘和工业园，招生不成问题！我们给你的待遇是底薪加提成。如果招满100小朋友，我们还会给你分红。”
邓琳还承诺，除了财权，这所幼儿园由我说了算，招生由我全权负责，而幼儿园的理念、特色、办学目标都按我想法制定。我被说动了心——工资待遇当然是最大的吸引力，年薪15万，这比之前高了不少。更重要的是，过去我曾经工作过的民办幼儿园都存在着办园不规范、老板掌控幼儿园管理的情况。我想，如果真能如邓琳所承诺的那样，我就能按自己的想法打造一所孩子喜欢的“自然生态化”幼儿园。
2018年年初，我开始到这所离家30公里的乡镇幼儿园上班。因为是新园，“亲宝贝”还没有工作人员，只有我这个光杆司令。我一人身兼数职，跑装修、办幼儿园办学许可证、招聘老师、员工以及招生，都要亲力亲为。“亲宝贝”离城区颇远，招聘工作人员并不容易，我发动身边的亲戚朋友帮忙招人，将招聘启事广发朋友圈及各个微信群，还在当地的招聘网站花了1万多元办了个年度会员，才勉强拼凑出一个12人的团队。
招生也同样艰难，幼儿园附近确实有楼盘和工业园，但这几年，各行各业的老板们看到幼教行业收益稳定、投资风险小，且国家有扶持政策，都一窝蜂地投资办幼儿园。在“亲宝贝”周边，大大小小的幼儿园不下8所，有3所幼儿园的规模比“亲宝贝”还要大。我们要跟这些比我们早开办的幼儿园竞争，除了打价格战外，还要想更多的办法吸引生源，甚至做过“0元体验课”、前10名报读小朋友免费入学等促销活动。
这期间，邓琳给我的支持是最多的。叶薇和萍姐则很少出现，她们比较关心幼儿园的运营和收入情况，每次到幼儿园都是查账目。叶薇倒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情绪，但萍姐却将不满挂在脸上，总是皱眉：“生源这么少，什么时候能回本？”“你有没有想过办法招生的？”
有些问题我不知如何回答，干脆保持沉默，倒是邓琳经常替我辩解：“幼儿园开办时间不长，现在能有接近100人也不错了。”
2019年2月，幼儿园的小朋友人数增至150人，我向老板们提出给工作人员涨薪酬——教师现有工资扣除社保后不到3000元，保育员老师就更低了。另外，我还申请增加管理人员，配备副园长或是主任。
萍姐不同意，理由是现在幼儿园的收入不多，不能给工作人员涨薪水，至于人员配备，她认为幼儿园只有一个园长就够了。叶薇则没有表态。邓琳只能安抚我说：“幼儿园现在收支刚好平衡，你再等等，等招多点小朋友，我一定加老师工资，还会给你配备人手。”
我心里虽然有点不舒服，但也没有再坚持，这事情最后不了了之，我还得硬扛着一人身兼数职。
5
2019年6月的一天，萍姐忽然带了几个穿银行制服的人到幼儿园，也不让我作陪，一行五人将幼儿园里里外外走了个遍。我隐约听到他们在说“抵押”、“贷款”之类的话。
萍姐前脚刚走，邓琳就来了。
我问：“你怎么才来？萍姐他们刚走。”
邓琳有点诧异：“萍姐？她跟谁？”
我将刚才看到、听到的事情跟邓琳说了，谁知邓琳一听就炸锅了：“要将幼儿园抵押给银行？这个林萍真是太老谋深算！”
我连忙说：“我也听不太清楚，可能听错也说不定，你别冲动。”
邓琳冷笑一声：“林萍和叶薇之前想卖掉幼儿园，我没同意，她俩现在又想到将幼儿园抵押给银行这一招，真以为我很好欺负！”
我一听，头都大了。
“我跟你是老友，也不想瞒你了。其实年初我就跟她们大吵了一场，她们说给你的工资太高，要减你工资，还说过要再请另外一个园长。我说人是我请回来的，我不会换人的。她们又说这幼儿园不赚钱，要将这所幼儿园卖掉。这幼儿园我可是花了不少心血，不能说卖就卖，我忍不住跟她们吵了起来。”邓琳在气头上，便竹筒倒豆，将她跟萍姐吵架的事情说了出来，听得我满心郁闷。
因为经营理念不同，萍姐她们跟邓琳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常常同时出席幼儿园的活动，但全程无交流。2019年9月开学后，邓琳忙着筹办月子中心，很少到幼儿园，倒是叶薇来得很勤。除了查账外，她还会亲自动手整理幼儿园的档案资料。
临近幼儿园评估，我复检幼儿园的档案资料时，发现董事会的资料没了邓琳的名字。我问叶薇是不是漏写了，叶薇轻描淡写地说：“董事会可以不写邓总的名字。”
见她无意再做进一步解释，我虽然有疑问，但因为不知道她们是怎样的合作方式，所以也没再追问。
2020年的寒假还没有过完，新冠疫情便来势汹汹，让生源和收入十分不稳定的“亲宝贝”雪上加霜。幼儿园从2月开始停课，一直到4月还没有复课的迹象，我内心十分焦虑——幼儿园的主要收入是孩子的保教费，停课不仅没有收入，恐怕还要退费给家长，此外还要支付水电费及每月接近10万元的租金，幼儿园不知能否支撑得下去。
再者，就是幼儿园员工的工资不知怎样发放。从2月开始，我就不断打听别的幼儿园疫情期间怎样发工资，但听到的消息让人心头发凉：有的幼儿园跟我们一样至今还没有发工资，有的幼儿园则是发50%工资，还有些幼儿园则所有人一刀切，每人每月只发600元生活费。
我分别给3个老板打电话和发微信，问她们怎么发工资，邓琳和萍姐都让我找叶薇。叶薇说每人发600元，我说600元太少了，估计以后复学老师都不愿意回来上班。跟她一番讨价还价，拖到4月，终于按本地最低工资的八折给工作人员发了工资。
6月，幼儿园终于复课了。没多久，萍姐便将原来的门卫换了。邓琳再到幼儿园时，便被新门卫拦着不让进，气得她在门口大吵大闹。我闻讯赶来时，邓琳已经将保安室的窗玻璃都砸了。
我打电话给叶薇，叶薇淡淡说：“邓琳已经不是幼儿园的股东了，我们不想见她，她真要闹，你就报警吧。”
我感到十分错愕，但还是让邓琳进了幼儿园。她一屁股坐在园长办公椅上：“她们两个想将我踢出局！”
她说，叶薇和萍姐趁她忙着搞月子中心，瞒着她找了个买家，要将幼儿园盘出去。但这事最后还是让她知道了，就去找到她们又大吵一场，这一次算是彻底撕破了脸。这之后，叶薇和萍姐不再跟她见面了，甚至连她的电话也不接，继续物色卖家。她找不到人，就直接“杀”到幼儿园来。
邓琳说：“她们不承认我是股东，我打算到法院起诉她们。”
我吃了一惊：“你跟她们合作，没有签合同或是协议的吗？”
邓琳一拍桌子：“我就是太信任她们，当初只是口头说好大家都是股东，一起分红，要知道她们这样奸，我肯定要她们签好协议和合同！”
我想起叶薇删除了董事会里邓琳的名字，有点担心说：“你没有证据，怎么证明你是股东？”
“不是还有你吗？你只要做我的证人，证明我是幼儿园的股东就行。”
我沉默一会儿，轻叹一口气，说：“邓琳，你也知道我家里的情况，糟心的事情一大堆。家里两个小孩，还有四个老人要养。我老公去年跑货运出了车祸，在家养了大半年，家里积蓄本就不多。现在疫情严重，大环境不好，我还需要这份工作，不想牵扯进太多的是非和麻烦。”
邓琳难掩失望，半晌没有说话，气氛一下子变得有点凝滞。最后，她站起来拍拍我的肩膀：“一场老友，我也不想为难你，当初也是我拉你入局，现在幼儿园搞成这样，也是很对不起你……我自己另想办法吧。”
6
2020年9月，邓琳以“职务侵占”为由起诉叶薇和萍姐，要求两人停止幼儿园的出让和买卖，叶薇和萍姐则反诉邓琳不是股东，无权干涉她们行使股东权利……双方都请了专业律师，这官司一打就是半年。
这半年，因为老板的“内讧”，我们的工资无法按时发放，有老师投诉到教育部门，有老师选择离职。幼儿园人手不足，对孩子的照顾不到位，又引发家长的不满和投诉。而一拨一拨的买家到幼儿园“参观”，又增加了幼儿园防疫和安全的压力，状况百出，我每天基本处于“扑火”状态。
我越来越焦虑，进入2021年6月后，天气变得炎热，晚上我经常睡不着，即使睡着了，凌晨4点左右就醒了，脖子和额头都是虚汗，有时还伴有心悸。我的月经很不正常了，有时来得很多，有时来得很少，且断断续续的延绵一个月才会干净，头发也大把地掉。我到妇幼保健院找相熟的医生看病，做了各项检查后，医生说我这是更年期开始的症状。我吓出一身冷汗——我才四十岁出头，怎么就开始更年期了呢？
医生说，随着社会压力增大、环境的污染，“猝死”年轻化，现代女性的更年期比以前提前都是普遍现象。
医生的话让我心情更加糟糕。一天傍晚下班后，我开车回家，天色阴沉，我的精神有点恍惚，在一处窄道上，一辆车迎面而来，我反应不及，猛打方向盘，车向旁边一棵树撞去。在撞上树干的一刹那，我急踩刹车，车轮与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声音，我因惯性身体前冲，又被安全带勒回座位，惊魂未定。
我长久地坐在座位上不能动弹。我想起许多事情：如果我死了，我的工作会有人代替，我的朋友和同事会忘记了我，但是我最亲近的人——父母，儿子和丈夫，他们怎么办？工作让我“精神内耗”，我爆发的情绪又让家里变得一地鸡毛，如此恶性循环，最终伤害的是我自己和最亲近的人。
我想，也许只有逃离“亲宝贝”，我才能有一个好的心态，做到精神“止损”吧。
6月中旬，我正式递交辞职信；7月，在完成交接工作后，我离开了这个一手“开荒”出来、工作3年的地方，心中有遗憾，但也没有多少留恋。
后记
2021年12月 ，教育部印发“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区内又迎来新一轮幼教行业大振荡。区政府将一些集体承包、国家用地建成的幼儿园收归为公办幼儿园，并开办了多间新型公办幼儿园，公开招聘园长和教师。
但李红因为受制于年龄（应聘园长年龄要求限于40岁以下），只能继续选择应聘民办幼儿园。
2022年2月，她再度成为一所民办幼儿园的园长，她笑称，自己跟公办幼儿园“情深缘浅”。但她也没有特别的沮丧，毕竟随着“三孩”政策实施，国家对学前教育高度重视的背景下，“民办园”和“普惠幼儿园”同样受到国家的扶持和关注。
她对我说：“其实对于我来说，也不是非得要进公办幼儿园，如果民办幼儿园能解决经费投入不足、成本分担机制不健全、教师待遇保障不到位等的问题，让所有的幼教工作者都能得到社会的重视、公平对待，转制不以对孩子的伤害为代价，那么在公办幼儿园或是民办幼儿园工作也就没什么区别了。”
（文中机构和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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