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东北女人，离婚后独闯中东20多年，在伊拉克有了一个家
这是《自拍》第315个真实口述故事
我是滨姐，在伊拉克开店的东北人，我名字里的这个滨字，就是老家哈尔滨的滨。二十多年前，我因为家里出了变故，不得以离开东北远走他乡。我出国的第一站是迪拜，然后又到了科威特、文莱和伊拉克，在美容行业、餐饮行业都干过。最早，我是给别人打工混饭吃，后来自己也当了老板。
生意好的时候，我一天就能赚上万元人民币，一年到手几百万，店里雇了几十个员工。倒霉的时候，我因为小人眼红被陷害，被关过拘留所，还近距离遭遇过一场致三人死亡的枪战。一晃眼，我在伊拉克已经扎根15年了，很多人都说这种战后国家比较乱，我却觉得自己找到了一片安宁。
现在我在伊拉克有两家店，一家是中餐馆，一家是水烟馆。
我今年50多岁了，是从东北一个特殊家庭里走出来的。都说没妈的孩子像根草，我虽然有妈，而且是两个妈，不过我这一辈子的命也跟棵野草差不多。我的亲生母亲是朝鲜人，早早抛下我去了韩国打工。从小一直在我身边的那个妈，对我虽说不赖，但其实跟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这个秘密，直到我16岁的时候才从邻居老太太那里无意中听到。
我当时整个人都震惊了，赶紧跑去质问我父母。他们也不敢说，先是遮遮掩掩，后来才跟我道出真相。原来我亲妈来自平壤乡下，因为家里太穷，很小的时候就跟我亲姥姥来到中国。我爸也是因为穷讨不到老婆，最后经人介绍娶了她。嫁给我爸的时候，我亲妈才不到18岁，年纪只有我爸的一半。
哈尔滨的冬天冷得要死，她一个人无亲无故，婚后男人又不在身边，没过几年她就被我亲姥姥带去了韩国汉城打工。从此以后，我们娘俩天各一方。我对亲妈的印象是模糊的，我爸告诉我，她在我很小的时候来看过我，抱着我一直哭，每年冬天还给我寄很多新棉袄。后来因为我继母比较介意，就再也没来过。
我五岁的时候和继母、堂姐一起拍的照片，继母对我也很好，就是管得挺严。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是叛逆期，整天怪这个怪那个，看谁都像仇敌。我恨父亲为什么再娶，恨亲妈为什么那么狠心抛下我，把继母的严加管教也认为是不爱我的表现。于是，高中毕业之后我马上报名参军，接着被分配去了兰州军区的一家医院当护士，终于能离家远远的。
在部队那两年，我每天都在刻苦训练和认真工作中度过。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在远离故乡之后也渐渐看清了自己的内心：对于亲情，我还是更舍不得现在的继母，毕竟生恩不如养恩大。
1990年，我们医院护士长说要提前转业，我那时已经因为表现优异获得了入党资格，干得好的话应该历练历练就可以接班。但那阵子我们单位突然出现了“白喉”病例。这是一种呼吸道上的流行性传染病，被传染上的人喉咙发白发脓，上气不接下气，严重的还可能死亡。
在部队时候拍的照片，那时候留短发，年龄也就十八九岁。
即便我百般小心，照看病人的时候还是不小心染上了白喉。我连着发高烧好几天，打点滴都降不下温度，感觉浑身没劲儿，胸口也喘不上气，好像快憋死一样。
最后医院把我给隔离了，我爸知道这个消息心急如焚地跑来看我，他听人家说要把脓口化掉才行，就按照土方子拿手指头往我喉咙里抠，抠完再让我喝消毒水。我抠了吐，吐了喝，喝了再抠，满脸的鼻涕眼泪，折腾到第二天总算退烧了。
身体逐渐恢复之后，我留下来的想法也没了，便申请转业回老家。那时候我才20岁刚出头，被分配到广播电台下属的一家物流公司，很光荣地端上了铁饭碗。也是那段时间，我第一次谈起了恋爱。
男朋友比我大八岁，长得很像周润发，我俩从小一起长大，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不过，他可不是啥街坊家的大哥哥，而是我爸70年代末在火车站捡回来的干儿子。
知道我俩好上了，我爸气得差点没跟我断绝关系，觉得这小子是恩将仇报。那时候我年纪小啊，哪懂这些，哪怕去要饭也跟人家在一起。没办法，我爸只好接受干儿子变成亲女婿这个事实，托关系把他也安顿进了物流公司。
1991年结完婚后，我在第二年生了大儿子，后来就赶上东北国企改革大潮，单位因为自负盈亏倒闭了，我们夫妻俩双双下岗。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打扮，这是20岁左右拍的写真。
当爱情没了收入保障，只剩下一堆柴米油盐的时候，我们俩每天都吵吵个不停。家里还有孩子需要拉扯，经济一度困难到需要老人接济，日子可以说过得一塌糊涂。为了挣钱，我们俩天天去工地干活儿，刚开始当小工，后来联合几个长工一起包活儿干。
老公负责找人下工地，我负责看图买料。幸运的是，那时候正赶上地产行业兴起，有很多工程需要外包，没几年功夫，我们的队伍就做得风生水起，揽下不少大工程。其中就包括现在的哈尔滨国债大厦，三十多层的高楼，看上去贼拉气派，盖好之后大家都很有成就感。
1995年，我的小儿子出生，那时候我们家一年的收入就有几十万。不过，钱来得快去得也快，我和老公出手都比较阔绰，给人上礼都是千把块，我尤其爱买高档的进口衣服，钱到了手里几乎攒不下来。
当时我太爱花钱了，买的衣裳搁现在看都很时髦。
外人羡慕归羡慕，只有我知道日子过得并不称心。好多男人都一个德行，有了点钱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工程是做大了，但老公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钱也不往家拿，回来只要一说个啥就摆张臭脸，我又是个暴脾气，没说两句两人就开始干仗。
吵多了也累了，哭过无数次之后，我想通了，从今以后各管各的，他爱咋咋。后来我自己攒钱开了个美容店，顺便卖点从韩国进口的化妆品，一个人挣的也不少。
1999年，我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一场转折。那年我爸得了肺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中晚期，从查出病因到人没一共也就几个月。他是个很正直的人，传统家庭里的那种严父形象，平时对我和弟弟从来都是不苟言笑，他对我老公一直不满意，特别怕我结婚后受委屈，只是从不当面表现出来。
不得不说，我爸这人洞察力还是很强的。他前脚人一走，我老公后脚就从外面领回来一个女人，那女人是个歌厅小姐，挺着大肚子让我离婚，嘴里还说着难听话。
当时我继母得了脑血栓，靠我弟靠不上，几次手术做完，我辛苦攒下的一点家底全见底了。我刚没了爸，每天照顾继母心力憔悴，店面顾不上管，婚姻也一团乱麻，最后身心俱疲地签了离婚协议。
那应该算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一想着到自己这么要强的一个人，最后竟然落得这般下场，就越想越气。我想一走了之，可看到两个孩子还不到十岁，只能咬着牙坚持再坚持。
我爸年轻时的照片，离世之前，他还给我留了一笔私房钱。
后来没多久，一个在迪拜打工回来探亲的姐妹见我变得这么颓废，劝我也去中东打工，她说那边很挣钱，一个月工资好几万，凭我开美容店的手艺，过得肯定比现在强。我想这样也好，既然眼前没出路，不如出去走走散散心，先离开这伤心之地再说。
2000年8月19日，我很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我带上了全部的积蓄，在北京坐上飞往迪拜的飞机。说是全部积蓄，其实也没多少，三年的签证费就花了8万多，买机票花了小一万，剩下的给两个孩子买了够用好久的衣物家什，一起送到了我前夫生母那里。离开家乡的那一刻，我终于体会到生母当年丢下我去韩国打工的不易。
出国前的我，那时候爱美容爱化妆，对这行也积累了一些经验。
到迪拜之后，我去了朋友介绍的美容院。那是一家阿联酋当地人开的店面，有几个服务员、几个美容师，以印巴人为主，我是其中唯一的中国人。
这家店主要做本地人生意。由于不会语言，我一开始吃了不少亏。每天像傻子一样杵在那里，叫干啥都整不明白，老板没少对我翻白眼。后来店员们也明里暗里不少挤兑我，时不时安排我去扫厕、拖地板，背后还对我嘀嘀咕咕。
工资方面，说好的底薪两万，来了变成底薪一万，剩下的全靠提成。由于我不会说阿拉伯语，接触客人的机会很少，自然挣不到钱，有小半年时间一直都是这种状态。
我心里很压抑，又不知道跟谁说，最苦闷的时候连想跳海的心都有了，每次和朋友见面都好一顿哭。后来我转换了思想，光抱怨有什么用呢，既然要在外面混，还是得把语言学扎实了。
当时中国驻迪拜的大使馆有给我们华人介绍免费学习班，我就去那里报名学语言。英语还好，我能跟着电视对照着字母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去看、去理解；阿拉伯语就很吃力了，字母、发音纯靠死记硬背。好在学语言环境还不错，今天学的单词，明天就能用上，只要记住就很牢固。我的笔记本记了一本又一本，终于学会了基础的阿拉伯语。
学会语言之后，我（左一）也开始给客人做头发，右边这位女士的头发就是我给染的。
原先我在国内开美容院，学了好多美容手法、拔毛增白、纹绣纹唇、淋巴减肥的技巧，这玩意儿在中东同样受用。这边人都爱吃甜食，身体比较胖，黑大褂裹着一般看不太出来。
我给客人做美容的时候经常听她们抱怨自己胖，我试着跟她们唠嗑，说你按照我的方法控制饮食，我再给你做做淋巴排毒，保准你一个月能瘦三十斤。有一个客户按照我的建议每天吃黄瓜片蘸咸盐，定期来找我给她按摩，一个月后真的瘦了三十斤！
客户高兴得不得了，把我推荐给了她的朋友，来找我的人就越来越多，从早上九点开门，我一直能干到晚上七八点，每天忙得脚打后脑勺，工资却不见涨。我越干越郁闷，当时正好有个迪拜老板想开一家美容店，便把我挖过去了。在第二家店，我同样没干多久。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我看到了更好的机会。
以前在学习班认识的一位刘哥看我手艺不错，问我为什么不去科威特。他说那边消费很高，中国人也少，自己去做个店很挣钱的，比打工强太多。我看着自己的美容手艺越来越好，感觉一个月挣几万块钱实在屈才，琢磨几天之后，有了大干一场的宏愿。
2002年的那个秋天，我直奔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说实话，出发之前我对科威特的认知少之又少，只知道它的钱是全世界最值钱的，一块钱等于咱们二三十块。当时想法很土，想着只要去了，怎么也能挣迪拜两三倍的钱吧。
科威特的纸币，20元第纳尔就是面值最大的，相当于人民币400多，最小的纸币面值是1/4第纳尔。
来了之后我才发现，有钱国家的消费真是不敢想象。科威特的国土面积不到2万平方公里，只比北京稍微大点，石油储量却是全中国的5倍，国内主要产业就是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而且总人口才不到300万，人均富裕程度你说得有多高！一些基本的生活消费还行，像美容这种精细服务老值钱了。
在科威特的中国人少得可怜，先前做美容的只有一个叫兰姐的女老板。她给我介绍说，在这里做一次美甲得花200美金，女孩子一个月至少要做两次。我一听眼睛都瞪大了，恨不得马上撸起袖子开干。在兰姐的帮衬下，我把全部积蓄拿出来，勉强兑了几个月房租，置办好一些器材，一家小美容店就这么简单开张了。
在科威特时我住的地方，背后是门外的街道。
刚开始是我一个人干，发现有点忙不过来，我又从老家叫来几个姐妹帮忙，结果还是忙不开，只能聘用印度、巴基斯坦、埃及这些国家的外籍劳工，教她们些基本手法，核心动作还是我来。我的纹身手艺在当地算很好的，做完不结痂，不晕色，大家口口相传，来我店里的人越来越多，门口经常排长队，一群男男女女等着纹身、美容。
生意最好的那阵子，我们店里头有三十多个员工给客人服务，这些员工分别来自八个不同的国家。店里的纹身喷头一共也是三十多个，每天震个不停，一个礼拜能用坏六七个。我下班之后累得脖子和手都抬不起来，感觉一动骨头都要散架，可一想到一天能挣上万块钱，整个人就非常精神，有客人进店还会接着干。
店里的员工们，我和她们关系处得像姐妹一样。
那时候科威特城附近有美军驻扎，他们很喜欢纹身，出手也阔绰。我印象最深是一个叫瑞恩的美国小伙。他头一天找我做的纹身，左胳膊是他的名字，右胳膊是一个刺着血的剑和玫瑰花，本来我要收250美金，结果他直接给了300，说多出来的是tips（小费）。
第二天，和他同队的战友来到我店里纹身，说那个小伙子是个飞行员，才21岁，昨天去伊拉克巴格达出任务的时候遭遇爆炸，人当时就没了。我听了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第一次觉得原来危险离自己那么近。
我在科威特干了两年多，还好没遇到什么危险，生意也一直在走上坡路，一年能有两三百万的收入。这些钱我大部分都寄回了家，买房买铺、给弟弟买车，也算出来多年给家里人一点交代。其实在我出国之后不久，我后妈和前夫都因为得病去世了，弟弟也在几年前出意外走了，家里头只剩下两个儿子是我真正的亲人。
我原本计划用剩下的钱在科威特再开几家店面，把规模做大。没想到房东见我生意很不错，先是提出涨房租，后来又以各种名目找我要钱。我性子也倔，跟他据理力争。可外国人哪能干得过本地人？有一天他借口说丢了什么变电器之类的，就报警来抓我，还扬言要把我告上法庭。
苍天啊，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也从来没碰过。房东没有任何证据，一口咬定是我弄的，警察也不听我辩解，还是把我带去拘留所关了好几天。最后是大使馆和本地华侨帮忙才把我弄出来，代价是给我做了黑签，再也不能进科威特。
辛苦几年的事业就被这么被搅黄了，在我离开之后，那家店面果然被房东接手。经历了这件事，我才体会到外面的世界有多人心险恶。不过，要算总账的话，我在科威特这几年也没损失多少钱，毕竟过去也挣了很多，大不了换个地方再重振旗鼓。
和我一起在科威特的几个姐妹，后来她们都自己开店了。
那时候我30多岁，稍微有点积蓄，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想去哪里抬脚就走，事业心也特别强，满脑子都是做生意挣大钱。2005年年底，我从科威特回国休养了一段时间，没多久又跟好姐妹去了文莱考察。
文莱是个海岛，气候舒适，离家也近，跟中东相比我自然更稀罕这边。到文莱之后，我们姐俩一人出50多万，从一个台湾老爷子手里盘了个中餐馆。这家店生意还可以，是老爷子想回家养老才转手。我们接手后增加了一些东北特色菜，才开业半年左右吧，差不多就回本了。
本来我们还想着在这边做生意真不错，哪知道天有不测风云，2006年，南太平洋地震引发了大海啸，文莱也遭了殃。为了保障我们安全，当地政府和大使馆让我们限期离境，我肯定是不乐意呀，宁可遭灾也不愿意放弃生意，就躲到另一个岛上，结果还是被找到了，折腾一圈最后还是离开了文莱。前后不到一年，我的事业凉了两茬，心气儿也耗得差不多了。
我后来反思了一下，觉得还是因为自己不够了解就瞎上手，匆匆忙忙才搞砸的。所以后来再回中东，改去伊拉克发展的时候，我就先给别人干，考察了一段市场和安全局势，熟悉之后才投资。能再次回到中东，也多亏了刘哥。他是我生命中的贵人，知道我在文莱没干成，又介绍我去了伊拉克，说那里挣的都是美金。
到伊拉克之后的留影，当地有很多废弃的坦克、装甲车。
伊拉克是世界上石油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当地人有句谚语：如果地球上只剩下最后一滴石油，那么一定是在伊拉克。不过因为战争，这里被祸祸了好些年，原本挺好的地方变得满目疮痍。我去的时候是2007年，仗还没打完，我通过熟人进入了伊拉克一个叫苏莱曼尼亚的边境城市。
这个城市很大，以库尔德人为主，相对安定一些。当地人也比较友好，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在公交上丢了一袋子开心果，这在当地算值钱的东西，后来有个当地人愣是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找到了我，把开心果送了回来。
苏莱曼尼尼亚街头，这里的发展水平和国内一般的县城差不多。
刚到伊拉克的时候，我和姐妹先是给一个上海人打工，边做服务员边看市场，差不多半年以后，我觉得这边市场还不赖，就自己投资开了个酒吧。说是酒吧，实际上就是个能吃饭看表演的小饭馆。这边都是穆斯林人士，向他们卖酒需要单独的许可证，拿到证的商家并不多，所以只要是能卖酒的地方，我们就管它叫酒吧。
我的酒吧有上下两层，一共60多张桌子，主要经营中餐和一些阿拉伯简餐，晚上我还雇了阿拉伯乐队弹唱，生意整体上不错。一直到2013年，我都稳定在这里。这期间遭遇了美国撤军、库尔德武装冲突以及一些自杀式恐怖袭击。比较幸运的是，都发生在附近城市或者离我远一点的地方，我听说过，从来也没见过。
我的小酒馆，开业前几年都比较安稳。
没想到，在伊拉克待到第六年的时候，我自己就亲身经历了一场枪战，这一通枪响不仅把我吓得半死，还把我的店给搞没了。
那是一个晚上，几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不知从哪儿喝了酒，又上我这儿整第二场，喝完还没走远，就和另一拨人发生了口角，吵着吵着我忽然听到几声枪响，那声音不像爆炸声那么大，听上去嗖嗖的，足足有七八下，吓得我腿都软了，想叫警察来，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外面乱成一片，后来警车、救护车都来了，第二天我听人说昨晚死了三个。警察一调查，发现那帮人在我家喝过酒，就强行吊销了我的营业执照。这么说呢，我真是挺冤枉的，那伙人在我店里每人才喝了一杯啤酒。但也没办法，摊上这种事只能算自己倒霉，我安慰自己没受伤已经是万幸，不行就再干点其他的。
怕有人闹事，我还专门雇了安保，在这里只要有证就可以持枪。
我做生意的原则就像那句诗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今天你把我整没了不要紧，只要根还在，还有心气儿，我缓过来了还能继续。
那阵子我已经认识了现在的老公，他是个当兵的库尔德人，经常来我店里吃饭，得知我单身以后更是隔三差五嘘寒问暖，还主动帮忙干点杂活儿。不过我老感觉他长得怪吓人的，绿眼睛大胡子，还比我小八岁，我是没看上他，对他的热情一直爱搭不理。
枪击事件以后，我觉得一个女人在外面做生意没个依靠真是不行。我周围几个姐妹也陆续和当地人结了婚。这时候大胡子又来安慰我，帮我四处找新店面谈价格。承租之后经常有一些难民来我店里乞讨，一开始给点钱，后来人越来越多，不给钱还会砸玻璃骂人，他知道我害怕，就叫来战友给我门口站岗，足足站了十来天。这件事之后，我对他的印象逐渐改观，也同意和他正式交往了。
经历过枪击案，新店要开业的时候，我特意穿了一身大红色旗袍。
我老公的父母是很反对的，他们都是传统的穆斯林，我不是同族人，离婚带俩娃，还吃猪肉，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老两口意见很大。但我老公不在乎，我更不在乎，房子、车子、孩子、票子都有了，能爱几回是几回，我们俩就这么在一起了。
和我老公的照片，这是几年前拍的。
我们平时都在苏莱曼尼亚，这里倒没发生过什么战争，当年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这边人好像没怎么抵抗。大概几年前吧，极端组织ISIS攻打过我们周边的一个城市，死老多了人，我老公也参战了，他命好，战友炸死的时候刚好扣他身上了，所以流弹只伤到了左腿腿肚子，骨头没事，就是肉炸开花了，缝了得有六七十针。
我听说后心跳漏了好几拍，一下子有了跟他患难与共的感觉。刚开始他走道有点瘸，后来慢慢恢复正常了。我俩合伙开的水烟馆，一直到现在生意都很稳定。后来我是用余钱开的中餐馆。因为靠近边境，又是库尔德人的地盘，我们这边也没怎么听到过枪炮声，大都是发生在周边的其他城市。
这家中餐馆开起来之后，主要是我小儿子来管理，他年纪不小了，在国内也没有个正经营生，我就把他叫来伊拉克，专门给他开了这个店让他照应。大儿子因为已经成家就留在了国内。现在中餐馆一共有三个人，一个厨师，一个服务员，还有就是我儿子，我有时候也会过去帮帮忙。
由于我们这边中国人太少了，来光顾的基本上都是本地人。饭菜啥的也都进行了改良，像饺子、炒面这些他们都还挺爱吃的。平常我也做一点外卖业务，熟客一个电话打过来，我们做好了就开车给人家送过去，一年下来能收入个几十万吧。
在厨房做东北大麻花，穿围裙的是我请的厨师。
在伊拉克这些年，我见证了这里的发展和变迁，说实话受战争影响太大，真的发展很慢，甚至有时候还感觉倒退了。我刚来伊拉克的时候华人还是很多的，附近百货商场全是浙江人、福建人的档口，现在只剩下几家了，因为战后经济萧条等等原因，能在这里留下来的中国人，基本都是我这种和本地人成了家的。
战争这玩意儿害人，身为老百姓，我和老公只想过安生日子，多挣点钱，让家里人活得好一点。我现在已经50多岁了，不准备再要孩子，老公对我还是有点微词的，不过也仅限于此。我的伊拉克婆婆还在念叨，说不生孩子我们可不会承认你。我心想拉倒吧，谁稀罕你承认，我又不是大姑娘了。
旁边分别是我的婆婆和小姑子，她俩看起来都很年轻。
我是个苦命人，很多可怜女人一辈子受的苦、遭的罪，我一样没落，甚至比她们更波折。我父母都已经离世了，唯一和我有点关系的前夫也没了，同父异母的弟弟多年前发生意外走了，至于我的生母，我辗转多方得知她在首尔寿终正寝了，所以我的亲人就只有俩儿子。
不管我还能在伊拉克干几年，都希望晚年的时候回到咱们中国。我在国内还有四套房子呢，医疗、养老保险、公积金这些过去都有交。前几年，我在威海买了一套房子，我寻思老了就去那边养老，国外这两摊生意再怎么好，我老了也得叶落归根。
*本文由滨滨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滨滨本人提供。
*本文在今日头条首发。
滨 滨 | 口述
韩瑞雪 | 撰文
祖一飞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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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工
进厂后开行车
71年夏天，一个消息在县里的昆明知青中传开来：上面要来人在知青中招工了！要采取自己报名，贫下中农推荐和上级批准的方式。一时间，回家探亲的知青赶忙回到了生产队，常外出乱串门的同学也乖乖地出工了。
一个滂沱大雨的日子，招工人员真的来了。到我们公社招工的是广播局、铁路局、冶金局和建工局的一些单位。
我当时正被抽到公社广播站，看到“广播局”几个字，不由得心中一动。我玩无线电差不多有十年了，又能说一口还算不错的普通话，在学校、农村都干过广播。即使进不了电台，去搞搞修理总可以吧！我急忙找到新来的公社赵主任，请求他让我回城。赵主任看我坚决要走，便同意找人替我。接着，广播局招工的干部就来找我，递过来一张表，说：“我们广播局是重要单位，你一定要认真填写，不许隐瞒”。我赶紧填好表交到他手里，他看着看着，脸色就由晴转阴了，因为我的表上有这么一条：“父亲解放前随集体参加过国民党”……我的几个同学也遭到了相似的命运，后来这干部对我说：“有特长的家庭都有问题，家庭没问题的都没有特长。”那个年代，当然是政治挂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啊！
接着来找我的是铁路局的军代表，他走进广播室，东看看，西看看，又提了好多问题，最后点点头说：“就来我们这儿搞广播吧！”只要能回城，在铁路局也行啊，我一边准备办交接手续，一边等着填表走人。
谁知等我拿到招工的表格一看，却是建工局所属的一家工厂的，我才知道，铁路局广播站的那个名额又被别人顶了，不过工厂招工的干部说，进厂也让我去广播站。
不管怎么样，回城就好。71年8月26日，我和近百名知青一起，登上了厂里来接我们的大卡车。走的虽还是来时的路，心情可大不一样了，一路上大家唱啊，闹啊，憧憬着新的生活。
五天后，车队开进了位于郊区的工厂。经过几天劳动，开始分配工作了。这时我得到消息：工厂广播员的位置已经被区武装部长的小姨子捷足先登了。不过厂里对我还不错，没有让我和其他知青一起去当煤气司炉或搬运工，而是当了一名天车司机。
我们寨子第一批就走了三个知青，算是比较多的（因为我没占大队的名额）。参加工作第一个月我拿到工资十五元后，就寄给了留在寨子里的同学，希望能帮他们一点，也希望他们能早日回家。他们收到钱后很感动，还托人给我带了一大块腌肉。以后的一两年中，他们通过招工、办病退照顾和上学等方式，先后离开了农村。
最惨的是小L，他在和我们一同下乡后半年不到，就跑去当了缅共，经历了多次战斗，差点丢了性命，还入了党，当了连级干部。几年后，他看到缅共实在没前途，便又回到寨子，那时全县的知青已经所剩不多了。大概是下乡后的第七年吧，上级来了文件，插队知青“一锅端”全部招工，他们才得以回城。可是进厂后，年近三十，许多都已为人父母的知青们还得从学徒工干起。于是便流传着一首歌谣：“娃儿娃儿你莫哭，你爹还在当学徒，每月工资十五块，刚刚够你订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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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有过自留畜
那时节确实在割资本主义尾巴，记得初到草原，我被派去看秋季草场，就同一个叫矮了巴的牧民住在一个蒙古包里，每天的任务就是看守打下来的草垛并为大车装草。那矮了巴没有鼻子，是因为当年风流病（梅毒）所至，从正面就能看到鼻腔内部，所以他说话就没有鼻腔共鸣，什么时候听着都象是得了伤风。他会说两句不太听得懂的汉话，比如说：“羊皮式。”就是“羊皮子”的意思。
我们俩在一起的生活很闲散，没有大车来的时候就没了事情可作。他就拉我到山坡上抓旱獭子。在草山，由于很少有人或牲口到那里，旱獭子就特别多，那东西长得十分可爱，总爱站起身来蹲在洞口，露出两颗白白的门牙，将两只小手抱在胸前“吱吱”地叫。秋天的它们都生得很胖，毛皮也是最好的，蹲在那里的样子就像是一尊胖佛。所以牧民有个谜语形容它：象佛爷一样坐着，瞪着启明星般的眼睛，披上万根海骝色毛发，将家安在错误的地方。（对不起，这是我的直译，因为我只会说蒙语的这个谜语，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吧？）最后一句的意思是，牧民通常那家总是安在山坡向阳背风的山南坡，而旱獭却奇怪地安在背阴的被坡上。这小东西的皮公社收购，你用大拇指逆着毛向里一插，毛长超过指甲的就能卖到四元。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四元就是一块上好的茶砖啊！所以，牧民就用它来补贴家用。
抓法也容易。先用五股细铁丝做成一个活套儿，就象人上吊用的那种，在套的另一头绑上个木头楔子。然后找到旱獭的洞口，将木楔钉在洞口的上方，让套子正好张开在洞口上。要知道，旱獭是头小肚子大，它出洞的时候脑袋就进入了套子，可肚子却留在了套子外边。它越着急，套子就勒得越紧，它又不会倒退，只会转身向回跑，这下就更糟，反而把屁股留在了洞外动弹不得。我和矮了巴每天两次巡视他放置的三百个铁丝套子，总会有二三十旱獭被抓住的。
牧民通常不会吃旱獭肉，他们认为那东西会有传人病。我试着吃过，有点怪味儿，象马肉。但据说，在解放前，穷人就用它充饥。矮了巴就将它们剥皮，然后让我拿到公社去卖。
你可能又不信了。在草原上，牧人通常不太会数数的。会数数的就算是知识分子了。所以每年数羊都是个技术活儿，都得知青来干。矮了巴大哥在这方面更差，他不知道这些旱獭皮能值多少钱，就对我说出卖了皮子后需要采购回来的东西，然后剩下的钱就是我的“劳务费”，他通常说：“一个太阳，两条海河，一个二了锅头，三个红糖……”他真的是太爱表现自己的汉话了，但他不知道自己说得有多可笑。
我到公社将皮子一卖，仅仅用钱的零头就将他要的所有东西买回了，我就给自己买点月饼和文具信纸邮票之类的，然后将剩下的钱还给他。他吃惊地看着钱，说：“太多，太多，你一个，我一个！”他不会将钱分为两半然后给我一半，却总是象发扑克牌一样一人一张地发。好象只有这样才公平。
没想到，这事就被知青们知道了，大家很为我的思想意识变化担忧，因为这是在资本主义道路的开始，应该斗私批修。当然，大家都是好意，没有谁是怀有私念地想坏你，都很真诚。就开了小会，通报了这事儿，向我提出了批评。后来我就再也不敢要矮了巴大哥的钱了，自己也觉得确实是个问题，应该改正的。
可是，草原上的政策真的就象草原上的天气，变化无穷。今天左点儿，明天又右点儿。今天划一次阶级，这一家也许被划作下中牧，可下一次就可能划作富牧了！
不知道是哪一年了，突然人人都分了些自留畜。我好象也分到了几只羊。可我是放马的，又不能将羊与马群同放，就将那些羊留在了一个牧民的羊群里，想着到下一年秋天它们肥了的时候再杀来吃。
结果是，一过几年，我把它们全忘得一干二净。直到有一天，那牧民见到我，说：“纳格齐勒格（我的蒙古名字），你的羊什么时候吃？”我才想起来，就问：“有几只？”他说：“三十！”我的天啊，怎么会？原来，我的羊是母羊，当年分给我的如果是六只，第二年就会变成15只，因为它们可能生双羔。几年之后变成三十只还算是少的哩！没想到一下子就成了牧主了！我就说，我就要我原来的六只，其余的不要了。
1972年冬天，我决定离开草原到西藏工作。但当时没有汽车，只好搭乘一辆前来打黄羊的卡车。那司机很不好说话，说破了嘴皮他也不肯拉我，说是头年他的一个同事就拉过四个女知青，结果到地方的时候再叫那四个闺女，全没了动静，原来是抱在一起成了冰砣！可我回家心切，一定要走，立下了生死文书。最后，他开始松动了，但表示希望能给自己搞两头羊。我这才突然想起自己还有点“财产”的呀，就到那个牧民家拉上了两头大羊，给了那司机，算是活着的汽车票吧，西西，离开了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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