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计兵（53岁，外卖员）
杨丽萍，一名资深新闻工作者，
自2020年初开始，深入外卖站点，
调研了全国100多位外卖员，
采访纪录超过一百万字，
并写成非虚构作品《中国外卖》。
中国现在有700万名外卖员，
两年的跟踪随访中，
杨丽萍看到了他们不同的人生选择。
出身贫困的小夫妻，
靠送外卖，跑出了城市里的两套房；
坚韧隐忍的女外卖员，
为了给孩子攒医药费、上学钱，
跑单量超过站点里的200多位小哥；
热爱写诗的中年男人，送外卖积累创作素材，
他笔下的外卖员们诗意又浪漫：
“一个外卖小哥在雨水里穿行，
天蓝色的外卖装像一小片晴空。”
一条联系到杨丽萍，
责编：倪楚娇
接下这个选题是2020年的大年初三，武汉“封城”的第五天。当时广州是疫情比较严重的一个城市，我们家视野很空旷，往下看街道空空荡荡，人都封在家里，能够看到的就是穿着蓝色、黄色工装的外卖员。
于是我开始关注这个群体，一直到2022年的二月份，我的书稿才全部完成，采访了浙江、广东、北京、湖北、江西等地的100多位外卖员。
路口等红灯的外卖员们 摄影：丝绒陨
他的梦想是当一名摄影师，所以特意选在湖北美术学院附近当外卖员，一边送餐，一边去大学听课，赚到钱了，就去买昂贵的摄影设备。
刘海燕
40岁左右，来自黑龙江
“520”那天，她送了一天的玫瑰花，但一点也不嫉妒收到玫瑰的人，她更喜欢老公送的礼物——一辆座椅宽大的新电动车。
楚学宝
32岁，来自安徽蒙城
他一直记得一句电影的台词：“穷就是你的错。”小时候上学，他没有书包，拎的是一个装大米的编织袋，一直等到初二辍学了，都没盼来书包。所以他那么搏命，搏命到一天跑七八十单，累得连饭都吃不下，犯恶心，只能喝水。
李伟
41岁，来自上海
他是上海土著，华东师范大学毕业，之前在事业单位上了六年班，后来选择离开。抱着要做管理岗的想法开始送外卖，两个半月就成了“明星骑手”，四个月成小队长，第二年当了站长，现在是上海城市经理。
阿龙
33岁，来自江西南昌
小时候发烧，烧坏了脑子，被判断是一级智力残疾，30岁才有了人生第一份工作：送外卖。有人听说了他的故事，要给他捐钱，他都拒绝了：“要你们的（钱），那还要我干什么。”
小于
31岁，来自河北衡水
他说，送了两个月外卖，把31年没说的“对不起”都补上了。有一次客人地址写错了，他好心提醒，对方说：“你是不是想跟我要钱。”从那出来之后，他一个人在马路伢子边自我疗伤疗了好久。
胡超超
30岁，来自河南光山
河南人喜欢抱团，胡超超一个人做外卖，最后把全村的人都带过来了，让他们赶快来赚钱。他们不是亲戚就是发小，都住在一起。送外卖时互相帮衬，没事就聚在一起煮饭、聊天、打牌。
匿名
来自杭州
他是一个拆二代，因为想要一份实实在在的工作，就当起了外卖员，一到暴雨恶劣天气，其他外卖员都不想出去，他就会出来跑单。但当平台有补贴，大家都希望多跑的时候，他就会让给别人去跑。
王建生
41岁，来自四川达县
左腿萎缩，从家乡出来后流浪了十几年，当过乞丐，捡过垃圾，最后在杭州成为外卖员。
在他眼里，商家和顾客愿意把餐食交给自己，代表了对自己的信任。天冷的时候，他会把自己的冲锋衣内胆脱下来，把餐盒包起来，怕它凉了。他说，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邹小容
47岁，来自重庆
儿子患了尿毒症，她跑了5年外卖，骑行13万公里，最终赚了30万，给儿子换了肾。
马路上随处可见飞驰的外卖员
赵盈盈
22岁，来自河南周口
妹妹患了白血病，她放弃了考研，当外卖员给妹妹赚医药费。她给妹妹讲欧·亨利的小说《最后一片叶子》，鼓励她要振作起来。
王涛
34岁，来自湖北黄冈
一家四口住月租金500元的房子，给孩子报了4300元的英语培训班。
黄远义
35岁，来自湖北恩施土家族
钱是赚不完的，但是一家人要在一起。老婆和女儿在老家留守，他每到腊月二十二准时回家过年。老婆生孩子的时候，他回老家待了三个月伺候月子。2021年，老婆和孩子执意来到杭州，黄远义就会早点下班，回家陪她们。
李帮勇
42岁，来自云南昭通
单亲爸爸，出过事故，右手被绞进机器里残了。为了养活女儿，2018年当了骑手，送外卖的时候都要带着女儿。
宋家三兄弟
来自安徽砀山
三兄弟同住2100元的宿舍，把钥匙放在门缝里，谁回家谁取。他们的终极梦想是开个饭店。
……
过去我和很多人的想法一样，认为外卖是一个简单机械的工作，门槛比较低，只是一个求生的手段。
但根本就不是那么简单，对他们来说，这份工作其实寄托了很多的东西在里边。
我最早也是新闻记者出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职业生涯中做过最艰难的采访。
因为外卖这行业和别的不一样，他的收入是一单一单跑出来的。所以在他们的眼里，我这人有时候挺烦的，没完没了地纠缠他们。
我也会考虑到这一点。他们跑单的高峰时期一般是上午的10:45到中午的13:45，晚上的5:00到7:30。我都会避开这个时间段，宁可多跑两趟，也不要让他们太辛苦。如果采访的时间长了，我也会支付他们一些“误工费”。
有时候我是守在大街上，或者蹲守在大商圈，跟等着接单的外卖员搭讪。或者在下雨天点份外卖，等外卖员送到了，趁他等电梯的间歇，随便跟他聊几句雨天送外卖的感受。
也有人觉得你做的事是有意义的，愿意帮助你。外卖员说是每天在跟人打交道，但是没有人真的了解他们。他们把餐递过去，说“祝你用餐愉快”，对方接了，门“砰”地一声就关掉了。有的说“你挂在门口，不要打我的电话”，人都看不到。
这时候有一个人突然出现，愿意倾听他们，了解他们的内心，其实他们也有这种需要。
▲
李帮勇，杨丽萍的采访对象。
每采访一位外卖员，我都想读得透一些，了解他们不为人知的一面。
有时候我会租辆电动车，从早晨7点开始一直到晚上10点，跟踪他们取餐送餐。只要能接触到他的家人、亲友和同事，我都是不遗余力地去采访。哪怕只是在电话中听他们讲一两句话，感受一下语气、语调都好。
如果足够幸运，能够获取外卖员的信任，他们就会把家门向你打开。因为他们住得不是太好，家里也没有人打理，很多人自尊心是非常强的，他们不愿意展示这一面。
宋北京是为数不多邀请我去家里的。他们三兄弟都在杭州送外卖，住的是群租房里的一个房间。他们把钥匙藏在窗户缝里，这三兄弟谁回来谁拿。也不是从单元楼的大门进去的，是从阳台的门进去的。
那个出租屋已经被隔得看不出原来几室几厅了，他们的房间最大，每个月租金2100元。
房间里都是男人的味道，特别乱，地上乱七八糟放着外卖箱、电饭煲、啤酒箱，床头柜上堆满了保温杯、剃须刀、挂面，茶几上有没洗的碗筷和酒杯，到处都是杂物，坐都没地方坐。
▲
我正采访的时候，老大宋远行和老二宋远杰回来了。他们俩进门就开始做饭，两个人一个洗菜，一个切菜，配合得特别好。
哥俩特别有意思，个头差不多，都穿着饿了么的短袖T恤，一个后背上写着“知道网商银行了么，很多饿了么小店靠它开新店。”另一个是“困了么，上饿了么点咖啡下午茶。”
像这些内容，我在写作过程中自己是很得意的，全部来自于贴身的观察。如果他们不信任你，这种生活的场景你看不到。
▲
外卖员也是可以升职的，但是多数人其实没有升迁的想法，更在意赚了多少钱。
勤快的外卖员，跑外卖收入可能一个月一万多，甚至达到两万。
比如我采访的“牛人老曹”，他白天在写字楼做专星送，晚上跑饿了么，每个月至少赚1.5万，已经买了两套房，买咖啡的白领都不见得比他赚得多。
我很多采访都是选在星巴克，有的外卖员看到服务员递过来的小票，说这么贵。但是老曹就不一样，他是主动选择了星巴克，自己就把点单什么的搞定了。
我特别喜欢他和我说的这句话：“有人问我，你送外卖不感觉丢人吗？我说我送外卖怎么了，我又没偷人家、抢人家、坑人家的，我靠自己的劳动去赚钱，有什么丢人的，为什么丢人？我现在送外卖，不说别的，我屁股下面两套房了。”
我这一段文字全部整理自录音，没有一个字的修改，那种对自己处境的满意和得意，每次跟别人重复他这句话，我都觉得特别扬眉吐气。
外卖员宋北京，身上带着送外卖的必需品：
口罩、墨镜、手机、充电宝、金嗓子喉宝
但这不代表他们没有别的梦想和爱好。比如在横店就有一些横漂，平时是群演，兼职送外卖。也有脱口秀演员兼职送外卖，把送外卖的经历编成段子。
“外卖诗人”王计兵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他是开杂货店的，隔壁就是一个外卖的站点。他有天过去凑热闹说这个东西怎么弄，人家就帮他注册了一个。注册完他不小心一点，一个单就冒出来了，别人告诉他如果不跑就要罚钱，然后他就去跑了。
他一开始也没把这当正事儿，就是觉得整天守着杂货店有点无聊，出来跑跑挺开心的，还有钱赚。
同时王计兵是一个非常痴迷写作的人，原来写过小说，也写过诗，但没有发表。跑外卖的过程中，他相当于有了更多的生活体验。那些偏僻的、犄角旮旯的地方没人接，他就去跑，他认为这是一种难得的体验，有助于自己写诗。
有一天突然下暴雨，他正好手里没单，到桥下避雨，看到有一位饿了么小哥冒着雨骑行，他就写了一首诗：
《阵雨突袭》 王计兵
一个外卖小哥
在雨水里穿行
天蓝色的外卖装像一小片晴空
一小片晴空在雨水里穿行
像一段镜头被不断地打着马赛克
而雨水是徒劳的
蓝色的工装越湿
天空就越明亮
澄明的天空贴在他的肋巴上
就像贴在大地起伏的山脉上
阵雨突袭
一个外卖小哥和我并肩骑行
让我感觉雨衣是多余的
雨水不停地拍打雨衣
王计兵做外卖以后，他的诗才开始发表。现在他已经53岁了，还在送外卖，每天坚持干12个小时。
他有一句话也是非常打动我，他说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很难进入别人的家庭，但做外卖就不一样，哪怕客人只把门开一条缝，或者你隔着门听到他家的争吵，都会成为创作的素材。
整个外卖群体里，女外卖员只占到10%左右，我对她们天然会有特别的关注。
出来做外卖员的女性，很多家里都是有特殊情况的。比如天津和山东的两位母亲，她们的孩子得了恶性肿瘤，为给孩子治病选择了做外卖。
也有的是为了供孩子读书。我采访过一位女外卖员，丈夫出了车祸，原来是开鲜花店的，生意不景气，儿子中考报错志愿，进了贵族学校，每学期的学费要几万元。为了供孩子读书，她改做了外卖。
还有人是看中了送外卖时间灵活。为了方便接送读小学的孩子，辞了职，利用小孩上学的时间去送外卖。
上海封控期间，一位正在送货的女外卖员
我印象很深的是深圳的一个外卖员刘海燕，她以前是养猪的，后来碰到猪瘟，猪全死了，欠了几十万的外债。为了还钱，她就和丈夫一起到深圳赚钱。
我采访她的时候，正好碰到了一个来投奔她的小姑娘良菊。良菊是四川的一位瑜伽教练，疫情之后练瑜伽的人少了，她正好看到刘海燕的视频号，就想跟着她送外卖。
刘海燕的站点里两三百个外卖员，加上良菊只有5个女性。站点没有女生宿舍，女外卖员只能自己租房子。她们也很照顾彼此，良菊在城中村里迷路了，打电话给刘海燕求助，刘海燕就赶过去接她，晚上还带她回自己家吃饭。
如果遇到大型小区，有好几个门的，她会利用休息时间，把里边全跑一遍，然后制作一个小区地图出来，发在站点的群里，供大家使用。
你会发现，这些女性外卖员往往比男性更坚韧，更吃苦耐劳。刘海燕的业绩在整个站点都是前十的。我采访的有那么两三个女外卖员，她们的丈夫也在做外卖，都跑不过她们。
她们很少抱怨，对外卖这个工作心存感恩，因为这份工作切实地解决了她们的困境，改变了她们的生活处境。
我采访的外卖小哥中，除非是在做外卖前已经结婚了，如果想在送外卖的时候找个女朋友，成个家，非常不容易。
他们虽然收入不少，但是拼的是体力，赚的是辛苦钱，属于高危行业。我听说过一种说法：“两种人不能嫁，一是泥瓦匠，二是快递（外卖）小哥。”
疫情后，服务行业有20%的人流到外卖业做外卖了。还有一些大学毕业生，如果暂时没有找到工作，他们也会进入到外卖行业。所以我们会看到外卖员越来越年轻化，学历也逐渐走高，大学生整体占比接近二成。
外卖员李帮勇接受我采访的时候，他说感觉到外卖员明显变多，饭点的时候商场里都是在那等餐的。分到每个人头上的单少了，提成也在减少。
一箱啤酒扛到八九层楼，原来有补贴，现在也没了，配送范围从3.5公里扩大到4.5公里。李帮勇的月收入从五六千元降至四千多元，接下来也许会更少。
摄影：李颀拯
与此同时，外卖员整体的素质也越来越高了，一代比一代强，我是有切身的体会。现在的90后、00后，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个人素质，是超过我们这代人的。
之前有一个调查，只有27%的外卖员觉得自己受到了尊重。有小哥说：“送外卖让我变得越来越自卑。”
外卖员的准入门槛不高，但不是谁都可以收入过万。我接触了很多“单王”，他们的智商或情商都是非常高的。同时这些人又非常善良，比如黄远义，放在平时分秒必争，但如果有人跟他问路，他都很耐心地停下来，指点清楚了，然后才往前走。
我们经常看到新闻报道说，小孩从高空中落下来，外卖员伸出手把他接住；有人落水， 外卖员跳到河里把他救出来；煤气罐要爆炸了，外卖员冲上去……这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真是一点都不奇怪。
路边休息的外卖小哥 摄影：丝绒陨
哪怕是在国家出现危机的时候，他们都是一群有担当的人。我了解到一个数字，疫情期间，一个外卖员的出行，可以让25个家庭不必冒风险走出家门。
武汉疫情刚开始的时候，赵彬看到空荡荡的城市，他的眼泪就会流下来。另一个外卖员王涛，他原来是一个施工队的头头，因为事故赔光了身家，只能来送外卖。自己都很惨了，但是他还是有非常强烈的责任感，在武汉“封城”的日子里跑了800多单。
不管城市接不接纳他们，他们对所在的城市都有很深的感情和责任感。
所以这个群体，我越是深入采访他们，对他们越是尊重。不论处境多么艰难，他们都可以说是站着做人。也希望更多人理解他们，对他们多一份尊重，少一些不必要的差评。
题图摄影师：李颀拯
=======================================================================
这些年来，在机构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村镇银行与生俱来的一些缺陷并未改善，甚而有所恶化。定位混乱、业务萎缩乃至停滞、公司治理漏洞百出、甚至填补“三农”和小微企业“最后一公里”金融服务的功能也大有被取代之势，村镇银行面临重重困境，存款“爆雷”案或许只是冰山一角。有专业人士表示，“村镇银行是否有存在的价值？村镇银行该往何处去？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其‘战略迷失’困境，村镇银行的生存将面临巨大问题，更遑论高质量发展。”
“我在村镇银行工作过一段时间，感觉最深的是定位混乱，村镇银行到底是干嘛的呢？我们最害怕的是县长的电话。”在谈及村镇银行存款“爆雷”事件时，一位金融圈资深人士如是说。
在发酵近四个月后，这一震惊全国的“爆雷”事件处理可以说初步告一段落。7月17日，银保监会就依法依规处置河南安徽5家村镇银行风险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此前在7月15日地方金融管理部门也启动了首批账外业务客户资金垫付。
备受煎熬的储户们也可以稍稍心安，但这还远远称不上最终的胜利，因为河南和安徽两地发布的垫付公告都在一开头就表示“根据案件查办和资金资产追缴情况”，而如此复杂的大案，无论是案件查办还是资金资产追缴都会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不会那么快见终章。
而对村镇银行困境与出路的审视，恐怕更是才刚刚开始。
2006年12月，原银监会发布《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在湖北、四川、吉林等6个省份的农村地区设立村镇银行试点。2009年7月，原银监会再发文，计划3年内在全国设立1293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其中村镇银行占1027家。
河南村镇银行的建设步伐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加快。据公开资料，到2011年，河南省新组建村镇银行23家，组建进度居全国第二、中部第一；累计组建村镇银行数量达40家，覆盖全省51个县份，位居全国前列。此次涉事的5家村镇银行中，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均于2011年成立。
又十年过去，截至2021年年底，我国村镇银行法人机构数达到1651家，在全国4602家银行业金融机构中数量最多，占比超过1/3，资产总额为1.94万亿元，县域覆盖率约为71%。
回头来看，较低的门槛确实给村镇银行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天然的优势。一是注册资本方面，在乡镇设立的村镇银行注册资本最低仅为100万，堪称是银行业金融机构中最低的门槛。二是特有的发起人制度，即主发起人持股比例不得低于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5%，且发起人中至少有一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这些要求都不难达到。三是股东方面，任何性质的资本都可以参与村镇银行的设立，同时对于股东各项财务指标要求也远没有民营银行那么严格。
不过，这些便利的进入条件，也为日后村镇银行的风险爆发埋下伏笔。
无论是还在查办的存款“爆雷”案，还是已成机构日常的各种罚单（仅今年就已有115家村镇银行被中国银保监局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罚单达到210份），都表明这些年来，在机构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村镇银行与生俱来的一些缺陷显然并未改善，甚而有所恶化。
如前所述，“定位混乱”就是村镇银行的突出问题。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近期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在村镇银行设立之初，他就感觉设立村镇银行的逻辑并不很顺，或者比较牵强。“我们可能没有去仔细研究：为什么当初农村信用社会脱离农村？如果不想清楚这一点，农村信用社或者农商行到底怎么改革，还是没有一个明确方向。比如一方面要求农商行不能离开县，必须以县级为法人单位，但同时又要成立新的村镇银行来为农村服务，这里本身就有一个矛盾。”
他指出村镇银行目前存在的几个问题。第一，中国经过40年改革开放，所谓“农村地区”现在已经是五花八门，很多“农村”已经城市化、工业化了，如果用同一套标准设立村镇银行，本身是会有问题的。第二，原来的农信社全部在乡镇以下、按行政区划，只要有行政区划就有信用社，不管当地人多人少，经济总量有多少，但是现在设立的大多数村镇银行都在县城，某种程度上是远离农村的，又没有或者少有分支机构，所以能不能真正服务到村镇，实际上是有矛盾的；第三，当大银行、农商行体系和邮储银行都已经下沉时，网点角度看村镇银行并没有填补任何“空白”，同时还面临其他银行竞争。
“作为银行，放贷款是需要有存款的。目前村镇银行也好，民营银行也好，成立以后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存款没有来源。一家新的银行，老百姓对你不了解，尤其是周围已经有各种熟悉的银行，更不会到你这里去存款。但没有存款就很难去发展，盈利能力也很小。”刘晓春表示。
而在近十年前，笔者采访过的一家国有银行控股的村镇银行行长就曾说过类似的话。由于他所管理的村镇银行只有一家网点，而且尚未建立广泛的知名度，要吸引个人存款很难，因此绝大部分存款都是企业存款，这其中又有很多是通过贷款业务吸引的存款，本身就比较矛盾。“我们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进来的，地方政府想给我们存款，但财政部规定不能将财政存款放在村镇银行，这实际上是不公平的，我们也是国有控股，应该享受平等的待遇。”
他所期盼的这种平等待遇直到现在也并未实现。不仅如此，云南财经大学中国地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首席专家夏蜀博士近日撰文称，由于对村镇银行特有的公益性认知不清，各方面的政策支持都不到位：一是支农再贷款政策难以惠及；二是财政奖补不能及时足额到位且期限太短；三是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水平与纯商业性机构的一致，远高于农信社12.5%的水平；四是对发起行“兜底式”的制度设计，缺乏相应的配套性政策和激励性措施；五是未按照“微小”银行的机构特征，在风险管理政策上提供相应的制度安排。
对村镇银行公益性匹配政策的不到位，势必影响其财务运营的可持续性。许多村镇银行近年来的存贷款规模出现增长萎缩乃至停滞状态，亏损面增大。夏蜀以西部某省2018年的数据为例，该省全省村镇银行利息收入同比下降8.41%，而营业费用较同期上升10.33%，增速高于全省银行业平均值23.23个百分点，全省村镇银行亏损达3.1亿元，同比扩大2.37亿元，单家村镇银行平均亏损达424.67万元。
根据企业预警通数据，截至目前，仅357家村镇银行披露了2021年度财务数据，虽然其中有352家实现盈利，但盈利超过1亿元的村镇银行仅有4家。
夏蜀指出，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本是村镇银行的基本定位，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恰恰是业务脱农脱小、信贷投向城市金融领域的村镇银行，盈利水平较好、业务规模发展较快，形成业务“做大”监管过不去、“做小”市场过不去的尴尬局面，村镇银行普遍产生了在支农支小定位下的“战略迷失”。近年来，全国新设村镇银行不仅处于停滞状态，甚至许多发起行批量出售、转让以及吸收合并村镇银行的股权，不言而喻地折射出这种“战略迷失”。
就农村金融市场而言，大中型银行在网点规模、利率定价、授信额度、金融智能化等方面均全面优于村镇银行，当其进入这片蓝海市场营销农户和小微企业客户时，不仅村镇银行资本实力弱、渠道模式单一、社会认知度低的天生“短板”变得更为突出，业务呈现持续下滑态势，而且村镇银行填补“三农”和小微企业“最后一公里”金融服务的功能也大有被取代之势。
“村镇银行是否有存在的价值？村镇银行该往何处去？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其‘战略迷失’困境，村镇银行的生存将面临巨大问题，更遑论高质量发展。”夏蜀直言。
值得注意的是，村镇银行因规模小而难以吸引到专业化人才，相应的公司治理、股权治理的风险都较大。近年来频繁的股权变更和交易，加大了本就股权关系复杂的村镇银行的公司治理风险。而当这些潜在隐患未除、又遇到实体经济不振时，由于村镇银行服务的群体本身就是风险抵御能力更差的农户和小微企业等群体，因此其爆发风险的概率也进一步上升。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1》显示，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当中，农合机构和村镇银行风险最高，高风险机构数量分别为271家和122家，数量占全部高风险机构的93%。同时，监管也在加快处置农村中小银行带来的风险。在今年5月20日银保监会通气会上，监管层称从2018年以来，累计处置高风险农村中小银行627家，处置不良贷款2.6万亿元，金额超过前十年的总和。除此之外，监管层又再次提及“鼓励优质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适格机构参与并购重组农村中小银行”，并会落实鼓励中小银行兼并重组支持政策。
近日，宁夏银保监局批复同意宁夏平罗农商行吸收合并平罗沙湖村镇银行。批复要求，宁夏平罗农商行应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办理吸收合并筹建事项，并督促平罗沙湖村镇银行完成解散相关事宜。公开资料显示，平罗沙湖村镇银行的主发起行、大股东为宁夏黄河农商行。而宁夏黄河农商行同时也是此次吸收方平罗农商行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45.3%。
一个值得关注的数据是，截止到2021年年底，全国农村商业银行1596家，农村信用社577家，这两者合计2000多家，已经超过村镇银行了。“而且服务对象和定位几乎一模一样，但农信社历史更悠久、根基更深。所有这一切，确实指向村镇银行存在的必要性。”刘晓春说。
毫无疑问，在存款“爆雷”事件最终尘埃落定后，村镇银行整体的命运走向也将越来越清晰。（财富中文网）
========================================================
近年来，电信诈骗犯罪活动愈演愈烈，手段层出不穷，身在海外的国人与华人也深受其苦。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今年发布过至少6次公告，提醒中国公民谨防电信诈骗。使馆公告称，已接到来自当地中国人尤其留学生的求助。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今年以来已至少6次发布相关提醒。
在新加坡生活的马来西亚华人李佩文（化名）也差一点“中招”。今年4月底，她赴新加坡工作，不久后便遭遇冒充中国公检法的电话诈骗。诈骗犯通过与她的交流接触，为她“制定”了个性化的诈骗“剧本”，她也在对方的精神操控中步步深陷。直到对方向她索要10万新币（约合48万元人民币），远超出其能力范围，她只能向亲友借钱，最终在男友的提醒下，李佩文识破了这场骗局。
和那些遭遇钱财损失的受害人相比，李佩文是幸运的。今年1月以来，新加坡有至少231人遭遇假冒中国公安的电诈案件，损失超过2500万美元（约合1.21亿元人民币）。新加坡警方透露，2021年报告的同类诈骗案比前一年激增70%，达到752起。
◆新加坡
李佩文告诉“全球报姐”，从骗局中脱身后，她将这段经历告诉身边亲友，却被不少人取笑。但她得知，受害人中不乏高学历人士，甚至有经商50多年的人，连养老钱都被骗走。她希望通过讲述自己的遭遇提醒更多在新加坡的华人以及中国人。以下是她的口述：
我是今年4月底来到新加坡的。在办电话卡后的第二天，我就接到一个以“+65”开头的号码打来的电话。一个语音提示对我说，“这里是新加坡卫生部，我们发现你的身边有新冠确诊病例，你是密切接触者，收到电话后请回复。英文请按1，中文请按2。”
我本着做一个良好市民的想法，就根据语音指引选了2。对面的官员问我，“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几个回合后，对方直接挂断电话。当时我有点疑惑，为什么卫生部官员这么没有礼貌？但很快就忘了这件事。
一周后的5月5日，我再次接到“卫生部”打来的电话。我想他们应该是有急事找我，就再次通过按“2”接通了中文语音。对方问我，你接种过几剂新冠疫苗？我如实回答。随后他询问了我的姓名、证件号码等个人信息。
我猜想，政府可能会让我居家隔离。但这位“工作人员”却说，“除了确定你的密接情况、疫苗接种信息外，还有一件事情要知会你——我们发现你在中国从事非法活动。你在中国开了一张电话卡，通过这张卡散播了很多有关新加坡政府防疫不力的假消息。你对新加坡政府的虚假宣传会有很严重的后果。”
这句话吓了我一跳，我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对方说，我只是通知你。这让我感到紧张。我对他说，你们不能一上来就说我犯了什么事、要怎样惩戒我。你要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
这一问，便是“入坑”的开始。当我回复说“我觉得你们的操作不合理，我需要去申诉”后，对方表示会让他的主管来联系我。
这时我心里依稀觉得可能是诈骗，便问他，“你们要怎么证明你们自己不是诈骗？”没想到，对方竟生气了。他告诉了我他的姓名以及在“卫生部”的工号。我还没来得及细想，他便接着说，要立刻停掉我的新加坡电话卡和医疗保险账号。
但他给了我一个“机会”：我可以把电话转接到“事发地”——中国广州市公安局，让当地警方给新加坡“卫生部”开一个证明，以证明我正在接受调查，以免账户被停用。
于是，电话被转接到了“广州市公安局”。一名自称林伟的警员说，要和我在线上做“口供笔录”，其间我需要待在四下无人的环境里。林伟说，如果你不放心，可以搜索广州公安局的电话。我一查，和来电显示的号码能对得上。
做“笔录”的过程中，林伟询问了我的身份证件、银行账户等个人信息，还让我拍下正面和侧面半身照以核对身份信息。我能听出来，他一边和我通话，一边用另一台电话联系另一个“执法部门”。在林伟身边，那位“执法人员”的声音透过免提通话传来：“护照号码XXXXXXXX，姓名XXX，涉嫌参与中国国家二级机密的一起跨国洗钱案。”
听到这里，我整个人傻了。为了证明“案件”的真实性，林伟给我发来他的警官证照片和涉案相关文件。文件称，该案是以“陈铁军”为首的跨国洗钱诈骗案件。
◆对方伪造的“涉案人员名单”，“人员”涉及中国、新加坡两国公务人员。
这意味着我的“非法行为”上升到另一个高度。对方一再强调，这是一起“涉密案件”，相关信息不得向任何人透露。他强调，有关部门会监听我的手机号，假如我通过电话透露案情，“驻新加坡的中国特警”将有权在本地警方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逮捕我。
我感到十分无助，因为我刚到新加坡，父母不在身边，只有男友陪我过来安顿，但他马上就要走了。以前我来新加坡旅游过，但没有长居经历。对这个国家如何运行，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林伟似乎感觉到了我的无助。他安慰说，他觉得我不像个坏人，应该是由于个人信息泄露导致洗钱案嫌疑人非法使用了我的信息。他承诺我，一定会尽力帮我调查、还我清白。
他还给我看了央视发布的一条有关“安全使用身份信息”的视频。视频指出，我们平时复印身份证件时不注意标注用途，很容易被人盗用。
我相信了他。林伟要求我，每天早8点、下午3点和晚8点前要向他汇报行踪，告诉他我在哪、在做什么。我也按照指示，每天给他发送消息。其间他会和我闲聊，问我马来西亚过不过端午节、我来新加坡做什么、我的家庭情况等等。我告诉林伟，我曾在中国留学，来新加坡之前还去杭州、上海、云南等地旅游过。他说，我的个人信息应该是在这个过程中被泄露了。
林伟非常客气，每次联系之前都会先询问，“李女士，请问现在方便通话吗？”但通话时他会保持警惕，只有当确认我是独处时，才继续通话。
在那之后，我时不时会收到一些骚扰短信或诈骗电话。我开始觉得奇怪，为什么突然间有那么多人知道我的个人信息？但从我接受的调查来看，我的个人信息的确可能被泄露了。
有一天，林伟在电话里告诉我，他们的调查有了新线索——新加坡第二大银行华侨银行的一名职员涉嫌伪造了我的护照。据他说，犯罪分子用这本假护照在华侨银行开户，从该账户洗钱的金额多达200万人民币，受害者有21人。
◆诈骗犯声称，李佩文的身份信息被用于伪造证件，并用李佩文前期为配合“调查”而主动提供的护照照片配上他人头像，谎称她的护照信息被人冒用。
在那时的我看来，林伟在认真查案，努力为我洗脱罪名。这期间，他再三强调，禁止我向任何人透露调查的进程。他甚至说，我之所以会卷入这起案件，是因为我身边可能有人潜伏着，将我的个人信息倒卖给了犯罪分子。
5月下旬的一天，在林伟的安排下，一名“中国特警”来到我的住所附近，给我送来一份“保密文件”。我拿到后，按要求签了字，并拍照传给林伟。随后他让我销毁文件，原因是“身边人”可能会偷偷动我的东西。但我不觉得有人会做那样的事，就把文件留了下来。
◆诈骗犯送交给李佩文签字的“保密承诺书”
后来的事态急转直下。6月3日，男友回马来西亚了。次日凌晨3点，林伟打来电话，给我带来一个重磅消息：21名受害者中，有一位老年女性跳楼了。那是一位单亲母亲，其女儿有智力问题，家里非常困难，之前被骗了一笔钱，于是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电话那头，林伟好像在户外，背后有人走来走去。
就这样，我被卷入的洗钱案变成了一桩刑事案件。林伟说，“现在不是我们查清楚案情，就能放你自由了。我们随时有可能来逮捕你。”
这几句话让我更害怕了。林伟接着说，“鉴于你最近一段时间都非常配合我们的调查，我回去帮你和检察官争取，看能不能用取保候审的方式让你继续过你的生活。”
此刻我已经很崩溃，情急之下痛斥了林伟一顿。我说，我这么配合你们调查，现在出了人命却要来抓我？请你不要再跟我讲鸡汤，告诉我该怎么解决这件事！
对方似乎听出我的急切，安慰我说，应该可以“取保候审”。他让我准备10万新币的“保释金”，再联系此案的“检察官”。因为涉及到钱，林伟一再重申，这笔钱不需要转到任何人的户头，只需存进我的个人账户。
那时我刚刚入职，连工作签证都还没办下来，自然没有新加坡的银行账户。我表示会去申请大华银行的账户。林伟却吓唬我说，“那家银行内部有间谍，职员可能被调查”，因此建议我去华侨银行开户。他还要求我告诉他开户时间和支行名称。我照做了。不过，林伟并没有问我要银行账号。
那几天里，我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知道自己莫名牵涉进去的一起洗钱案竟然出了人命，心里的负罪感很重。那天结束通话后，我乘坐公交车时，看到旁边的一对母子，突然开始羡慕起他们的平淡生活，而我似乎已经不配做一个普通人了。
但对于这笔高达10万新币的“保释金”，我犯了难。我告诉林伟，我没有这么多钱。对方问我，可否问父母借？可我按照“国家保密局”的保密要求，从未和父母提起过这件事。
林伟此时帮我想了一套话术，即我的公司要外派我出差，办理英法两国签证各需5万新币的存款证明。事情到这一步，我心里想的已经不是钱的问题——我背负着一条人命啊，而且那位阿姨一家这样可怜。
当我向父亲借钱时，他立刻起疑了，觉得这是诈骗。我把情况告诉林伟，他听到后，立刻放弃了父母这条线，建议我去找其他朋友寻求帮助。
但我身边的朋友大都才步入社会，我实在不知该如何开口。后来，我决定向男友求救，于是用备用手机给他打了电话——尽管林伟曾警告说，我的电话会被监听，但我没告诉他，我还有一个备用手机。
在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男友后，他当即起了疑心，但他没有立刻劝我，因为我当时已经“中毒”太深。他用了一晚上时间找了各种资料发给我，包括中国驻新使馆发过的公文和过往媒体的报道。
次日早晨，我照例在8点前向林伟通报行踪。接着我开始查看资料，恍然大悟，原来这真的是一场诈骗！而我此前竟从未想过去查资料。
◆新加坡媒体报道的类似案件，此案中诈骗犯假冒“上海公安”骗走新加坡清洁工33万新币积蓄。
出门报警前，我给广州市的公安局打了电话，对方回复说，警方绝不会在线上做笔录，不会从线上传递公文，亦没有哪两国的警方可以通过内线转接。和真正的广州警察通话时，我突然想起来，为何林伟不说粤语、丝毫没有广东口音，反而带着一点台湾口音？
后来我去新加坡警局报警时，对方说，他们前几天接到一个类似报案，还说我非常幸运，距离被骗仅有一步之遥。正因为我将这件事告诉了男友，才幸免于难。“有很多受害人连自己最亲密的人都没说，只想默默解决这件事，结果把自己乃至全家的钱都搭了进去。”这位警察说。
新加坡也有反诈热线，那里的接线员告诉我，他接到不少受害人的举报，诈骗犯除了假冒广州公安，还有假冒上海和北京公安的情况。
确定是骗局后，那天下午我没再报备行踪给林伟，而是前往电信公司更换号码。他发现我脱离控制后，开始疯狂给我打电话。我等到铃响结束，在下一个电话进来前迅速屏蔽了这个号码。但奇怪的是，号码被屏蔽后，他还能继续打来。这时我才发现，他的电话是一个虚拟号。我似乎能感受到对方的愤怒和急迫，因为养了一个月的“大鱼”就这样溜走了。
就这样，事情总算告一段落。警察告诉我，这些诈骗犯大部分人不在新加坡，因此很难找到他们。但受害者众多，不仅有来新务工的外国人，也有不少留学生。他让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诉尽可能多的人。
我后来看新闻才知道，今年1月，新加坡有一名76岁的冯姓女商人因类似套路被骗走140万新币。
那位女商人和丈夫经营贸易公司52年，本准备以此安度晚年。不料却遇到假冒中国公安的不法分子，她瞒着家人向对方透露了身家，结果钱被一笔笔转账，直到警方上门，家人才惊知真相。那位女商人遭遇的骗局也是从一个“卫生部”的电话开始的，只不过整个套路是英文版。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一名76岁女商人被骗走毕生公积金储蓄。
复盘整件事后，我认为对方属于集团性作案，且发展出一套非常成熟的诈骗“剧本”。
我是马来西亚华人，从小接受的是华文教育，又在中国留过学，当林伟向我提供所谓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及保密机关的文件时，我竟然没发现明显的文本错误。
此外，这些诈骗犯非常擅长心理战。每天三次报备行踪，是为了确定我还在他们掌控之下。每次联络时，他们不给我任何思考空间，因为他们知道，我想得越多，他们暴露得就越快。
在我得知有“受害人”跳楼时，心里有过一丝疑虑。但我还没问出“为什么会这样”，对方就用大量信息“轰炸”我，说当天下午就会派警员来新加坡把我抓走，并安排最近的班机带我飞往广州接受调查。
这让我根本来不及思考，脑子里只剩下“要解决这件事”。我表示要请律师，林伟却说，我只能请他们委派的律师，并称此案主犯正是因为自己聘请了律师，结果律师擅自对外泄露了案情。
我所有的疑问、警惕，对方似乎都已经预设好。随着剧情的走向，他们会以最快的速度对我予以否定，我别无选择，只能跟着他们设定的剧情走。
这群人也会根据受害者的特征调整剧本。通过前期接触，他们先对我进行“人物画像”：每天报备行踪时，我会准时发送信息，对方便知道我是个很乖、很守法的人；我进入社会较晚，没经历过大风大浪，对方便编出一个受害者跳楼的故事，并选择在我男友离开的次日凌晨通知我，就是为了利用负罪感让我精神崩溃。
另一方面，由于我入职还没到一个月，想给新老板留下好印象，所以从头到尾我都不敢告诉任何同事，只想自己解决。但其实在那段时间，我的上司和同事们都发现我郁郁寡欢，只是他们不好意思对我的私生活过问太多。
整个过程也并非滴水不漏。我记得那位所谓的“中国特警”来到我家送保密文件时的场景。那是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女性，打扮时髦，穿着粉色鞋子、紧身裤，打着遮阳伞，站在公寓下的垃圾箱旁等我。
要知道，新加坡年轻人大多喜欢穿素色的衣服，穿成这样的不多见，作为特警更是太过显眼。我以为特警应是身材结实的，那位女生却像个超模。我也想不明白她为何要站在垃圾箱旁边。后来才知道，垃圾箱是我们公寓楼的监控死角。
对方从未问过我的具体收入，但因我曾在中美两国求学，对方由此推断出我家庭情况不错，于是试图在我身上发力。但他不知道的是，马来西亚家庭一般只会供子女到本科毕业，之后再想深造需要自己负担，所以我其实没那么多钱。
也有一种可能是因为林伟了解我的工签类型，以为能从我身上“榨”出10万新币。我姐姐也说，这帮诈骗犯实在太贪心——如果他只要几千新币，骗局估计早就成功了。
这次事情后，我在社交媒体发了一条视频，讲述了我的遭遇。一些朋友知道后也变得很小心。他们告诉我，现在看到“+65”开头的电话都不敢接，接到陌生的中文电话也会尽快挂掉。
我甚至会想，为什么在马来西亚没听说这种电信诈骗（至少我身边没有），是因为新加坡人比较有钱么？可是现在经济整体下行，大家都在勒紧裤腰带度日，却有人这样骗钱，我觉得很没有道德。
半个月前，我姑姑从马来西亚来新加坡旅游，她办了一张和我同公司的电话卡，也很快接到来自“卫生部”的电话。所以我猜测，恐怕从电信公司这一环就开始出问题了。
我和一位中国的叔叔说了这件事，他就在公安系统工作。他告诉我，如今这样的套路已经骗不到中国人了，所以骗子们开始向外寻找目标。
这次我掉坑，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对新加坡还不够熟悉。我在马来西亚也接到过钓鱼短信，比如“求职，日薪800马币（约合1215元人民币）”。但我太清楚本地的行情，马来西亚开不出这么高的工资。
而且在我的印象里，新加坡政府以办事高效著称。去办证件，一小时之内就能全部搞定，所以当我接到电话时，以为这就是当地政府处置密接者的流程。
据新加坡亚洲新闻频台（CNA）说，2021年新加坡发生的诈骗案达到23931起，占全部犯罪案件的近一半，比前一年激增了53%。据警方说，诈骗犯的策略一直在进化，疫情中人们增加了线上活动，诈骗犯也利用了这一情况。
我看到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最近的公号文章说，他们也接到不少中国公民尤其留学生的电信诈骗求助。使馆罗列的诈骗类型包括“杀猪盘”诈骗、“虚拟绑架”案、“钱骡”案、“冒充公检法”案等等，其中“钱骡”案的圈套也是从一个自称卫生部门调查疫苗接种情况和“传播疫情谣言”的来电开始，“冒充公检法”的套路和我的遭遇有相似之处。
使馆公号亦提醒说，“在新加坡接到未经核实的来电，尤其是前缀+65的本地电话，坚决做到不轻信、不转账、不汇款、不提供个人信息；遇事不慌张，可通过使馆或其他可信的官方渠道核实，和家人朋友多商量。”
有一些朋友嘲笑我，说我蠢，这样的套路都能被骗。这让我感到无奈，他们都没有在我当时所处的情境中，没法理解我的感受。这次骗子做的每件事刚好戳到我的点，而且他们的骗术层出不穷，就算这次躲过，如何能保证不被另一套话术洗脑？
我之所以敢把我的经历说出来，就不怕被人笑话。我有一些马来西亚和中国朋友也想来新加坡工作，我希望能通过此文提醒他们。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