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工厂流水线，我来日本做了三年农民
我体会到普通人该有的生活
思乐戴着圆圆的眼镜，声音呆萌，很像个初中生，丝毫看不出来他已经25岁了。
2019年，思乐用多年积攒的钱，以“研修生”身份去日本打工，他在农场里做了一个农民，每天在大棚里养草种花，从事各种体力劳动。
他自学了拍摄和剪辑，记录在日本的简单生活——公司社长请他吃的便当，工作之余喝的下午茶，日本农村的晚霞，还有穿汉服参加的各种活动，他逐渐热爱这种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好像找到了普通人应有的生活。”
以下是他的自述。
一
第一次踏上名古屋的土地时，我的腿是软的。直到听见头顶上“叽里呱啦”的广播，身边日本人含糊不清的日语，我才明白我真的到日本了。
那是2019年，已经成为客服主管的我辞去做了三年的工作，去日本做了一名研修生。
我工作的农场位于日本田原——一座只有6万人口，在百科里都没什么可介绍的城市，直到现在我也说不清它到底在哪里，只知道这座城市真的好小，存在感真的好低。
我工作的这家农场主要业务是种花，农场总共有7个大棚，里面种满了天南星，我每天早上7点40去工作，和国内一样打卡上班，先把小花球放在花盆里，用土种好，把之前种的花均匀铺开，让它们充分吸收养分，快长成的花修修叶子，再把要运走的花打包搬进货车里，一天的工作就算结束了。
冬天的时候，田原被大雪覆盖，大棚里种不了花，会改种包菜。夏天种花，冬天种菜，每天这样重复的日子，我已过了三年。
大棚照片
社长一家人每天都会来和我一起工作，社长叫河合康之，这个农场到他这已经传了很多代了，属于家族企业，我就像原来地主家请的长工，来帮着做做事。社长的父亲是前一任社长，已经82岁了，每天还过来和我种花，身体状态感觉比我都好，他做事一丝不苟，经常说人应该劳动，看的出来他很享受在农场工作的状态，用现在网上的话来说就是“种花仙人”。
工作之余，我们早上和下午分别有两次15分钟的喝茶时间，泡上一壶红茶，和同事、社长家人一起吃些日式小零食，大家坐着聊聊天。下班以后我会去便利店买些菜，我来日本以前不会做饭，现在学会了做一些便餐，还会教日本同事做中国菜。
日本的工作以时薪计算，现在我的时薪大概是1000日元（49.5元），周一到周五每天工作8小时，周六加班8小时，日本的薪资计算很严谨，加班15分钟都会算的明明白白。我一个月到手大概21万日元，冬天农场的活少，不怎么加班，所以冬天会挣得少一些。
我在工作中
研修生是一定要加班的，如果不加班，一个月只有15万日元左右，远低于日本的平均水平。我开销上非常省，衣服是去日本之前买的，现在已经穿掉色了，除开必要的开销，剩下的全部寄回家，由于汇率下跌，日元贬值了接近百分之二十，但是三年工作下来，还是有了一些存款。
研修生是80年代日本发明的外国人劳务制度，30年来研修生的百分之八十是中国人，来日本做三年研修生需要四万元的中介费，中国同事大部分来自农村，很多研修生中介也在农村宣传。许多人东拼西凑出中介费，想着来打三年工，存点钱回家。随着国内经济越来越好，加上疫情爆发，中国人少了很多，农场一年一招，这两年招来的都是越南，柬埔寨那边的东南亚人。
日本的农村衰败的很厉害，年轻人喜欢往东京都市圈跑，有时下班回家走在路上，十分钟都看不见一个人。我是农场里年龄最小的，除去从东南亚来的研修生，最年轻的日本同事已经39岁了，很多同事都有6、70岁了，日本法定退休年龄是80岁，出来工作有人作伴，还可以赚点钱，对于老人们来说，这家农场就是“老年人活动中心”。
年轻的同事四十来岁还没结婚，他和社长商量，把一天的工作平摊到其他四天，每天多工作两个小时，每周休息三天，而且是周五到周末休息完，下周一到周三又休息，等于一次休息6天，这样可以开车到处去玩。那位同事喜欢冲浪，心血来潮想去哪里冲浪自己开个车去，冲过瘾要工作了再开个车回来，简直是“终极躺平”的形态，但是不得不说这样的小日子过得真舒服啊，也没有人催他要做什么，反正我是没有这样好的心态。
在这样平静的山村生活，时间是静止的，只有冬天的雪山，春季的樱花，夏天的晚霞告诉我时间的流逝，不过我很享受这种生活，日本的天空特别的蓝，我喜欢下班回家的路上看看晚霞，靠在公寓的门上，思考自己的从前和未来。
二
我出生在江西南昌一个单亲家庭，上面还有两个姐姐，我也说不清上一辈错综复杂的关系，只知道我妈妈是被舅母“介绍”到了江西，和父亲结婚的。
小时候父亲经常赌博，酗酒，攒不了多少钱，小时候我住在叔叔家，初一时我辍学了，跟着母亲一起去纺织厂打工，辍学的原因是家里没钱，饭都吃不上，所以我看起来比较瘦小，25岁了长相还像一个小孩子。
纺织厂一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赚不到多少钱还经常被克扣，母亲觉得男孩子还是得读书：“现在十几岁就进厂，那未来一辈子不是都要进厂。”又把我送回了学校，中考过后，为了省钱，我报了一所免费的中专学校，选择了电子商务专业。在学校里，我发过传单，摆过地摊，赚读书用的生活费，去食堂做帮工，也只是因为食堂包饭。
毕业后我去了杭州做移动外包客服，很多同学干一下就走了，我干了三年，从普通职员一直干到组长，主管，存下了一些钱。此时，姐姐告诉我她有一个朋友去日本做研修生，三年存了几十万回来，就是有些辛苦。
我从来没有了解过日本，更没学过日语，想着也没有什么好的路可以走，我抱着“梭哈”的心态，把所有的积蓄赌上去，做研修生也需要面试，中介公司会教你一些面试技巧，因为要求不高，只要身体好，智力正常就可以通过面试。
曾经在纺织厂打工的经历，让我对工厂特别恐惧。做研修生很看运气，一般去日本做研修生都是在食品加工厂或者零件制造厂做流水线工作，特别的累还没有空余时间。好在我一直都特别幸运，被一家农场选中了。
来日本之前，中介公司会培训3个月的日语，到日本以后，还要再培训一个月的日本生活常识（比如垃圾分类）。其实做研修生不需要日语能力，培训了那么久，我的日语基本停留在最基础的“哈衣！阿里嘎多！”的水平。
在农场里工作没有什么技术难度，没过多久我熟悉了工作，虽然做的是体力活，但不会很辛苦。因为是家族企业，氛围比工厂好很多，工作的时间大家一起喝茶，下了班以后绝对不会打扰你。周末加班社长会请我吃便当，生病了会开车带我去看医生。
社长的妈妈已经80多岁了，是一个慈祥的老太太，经常会对我嘘寒问暖，让我体会到家的温暖，平时社长会像老人一样，让我多学习，周四晚上下了班他会送我去日语专门学校上课，学校是免费开放的，主要教一些日语口语，让外国人适应在日本的生活。
晚上下了课社长会来接我，问我学了什么，学的怎么样，就像自己家的孩子。他们关心我，但是关于家境啊，或者各种各样的隐私，他们从来不会问，给人一个很舒服的相处空间。
做研修生也是要自己租房的，我花35000日元一个月的价格，在农场旁边租了一间房子，现在来做研修生的人少，整套房子只有我一个人住，我从来没住过那么大的房子，窗外可以看到群山，有一个开放式厨房可以烤一些鸡腿和鸡翅，我经常懒得做饭，没有做饭就吃零食。因为小时候没吃过零食，除去房租，我在日本最大的开销是买零食，我最喜欢星期三，因为冰淇淋会打折，买一个两公斤的冰淇淋，在房子里用勺子擓着吃，真的好满足。
在日本的农村也可以吃到中国菜，疫情前这边的中国人好多，感觉中国人走到哪都很勤劳，有东北人来这边开饭店，我经常带着同事去吃，我喜欢点油淋鸡和水煮鱼，水煮鱼是正宗的麻麻辣辣川菜风，油淋鸡很像日式的“左宗棠鸡”，比较照顾日本人的口味。来日本之前也很担心会受到歧视，但我没有遇见到，日本人比较含蓄，真的歧视也不会表达出来，我还收到过邻居送的和菓子，糯米做的，还挺好吃。
读书的时候我曾特别喜欢一些历史服饰，觉得那些衣服很好看。来日本以后，看到日语学校老师穿的和服，我在想为什么我们没有一套可以拿出手的衣服，在了解汉服的历史后，我渐渐的喜欢上了汉服，在国内买了很多汉服寄到日本，也尝试过自己做汉服，穿着汉服出去赏樱，参加日语学校的活动。
自己做的汉服
每次我穿汉服出去，社长会非常开心，带我去外面吃饭，还请我出去吃过一顿很高级的饭，向熟人炫耀：“穿那么好看衣服的小伙子是我的员工。”我也会穿汉服去参加日语学校的文化活动，在日本穿这种衣服参加活动是特别隆重的，参加活动的人会认为你非常珍惜这次活动，大家会一起夸我，这种感觉真的好棒，做一些喜欢的事别人会夸奖，赞同你。
参加活动
因为很多原因，我不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在杭州做客服那三年，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兴趣爱好，也没有时间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每天12个小时的工作，刁难的客户，办公室政治还有喜欢打压人的工作环境，让我身心俱疲。
同事和陌生人的夸奖让我感到阳光，工作也不应该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现在我才明白，每一个普通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生活。
三
今年是我在日本做农民的第三年，还有半年我到了期限，就要回国了。
这样的日子虽然舒适平淡，过久了还是会感到有些枯燥的，来日本的时候我180斤，现在只有130斤了，日本的菜不太符合我的胃口。疫情以后来打工的中国人越来越少，没有语言相通的人可以聊天。生活区就那么一小片，日复一日的过着复制粘贴，三点一线式的生活，为了省钱，我从来没有去过东京大阪那些大都市，没有见过日本的繁华，在外漂泊的孤独感也是特别强烈的，会给人一种不踏实的感觉。
社长给我发来了邀请，只要我通过了特定技能一号考试，可以再工作五年，特定签证的薪资会比研修生多一些，转特定技能二号签证后，工作满10年还可以拿到日本绿卡。
我经常会想念母亲和姐姐，毕竟她们为了我吃了很多的苦，但是我对未来非常忧虑，我之前有一些同事回国后，只能回之前的工厂拧螺丝，想回日本继续做研修生又回不来了，毕竟做研修生的人，普遍没有学历也没有技能。
现在日本企业更愿意招东南亚人，因为那边经济不好，可能更能吃苦一些，其实来做研修生的人，大部分是不错的，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愿意为了生活，去别的国家从事最低等的职业，都是最勤劳本分的。
现在我在日语学校学习的成绩不错，业余时间学会了视频剪辑和设计，离开学校不代表不能学习，喜欢画画不需要纸和笔，在地上用树枝也可以作画。
我认为自己是很要强的人，不管是做客服还是做农民，我都想做到最好，有的时候我也会想，如果我换一个家庭环境，现在会不会不一样，但是想这些也没有用了。
我最大的梦想是买一套自己的房子，我准备回国以后用三年存下的钱买一套公寓，让母亲和姐姐搬来一起住，如果有机会，我想从事设计方面的工作，或是做自己的汉服店，我喜欢这样的生活，为自己热爱的事情，充实又有尊严的奋斗。
如果有一天要离开这样的白云和群山，心里还真是舍不得。
作者 胖辉 | 内容编辑 尼尼微 | 微信编辑 Jess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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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偶遇
那一次短暂的偶遇，我注定会牢记一辈子。
云南耿马县有个猛撒镇，地盘很大，总面积50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内地几个县。全镇居住着15个民族，2万多人口，地广人稀。
猛撒地处边远。在国家级媒体露面，我只见过一次，那是作为境外毒品走私通道，赫然出现在电视系列片《中华之剑》。
猛撒很穷，以猛撒农场为例，至今仍然是全国农垦系统中的“特困农场”，在云南农垦系统中也仅此一例。但是农场再穷，还算是国营，吃饭有保障，日子也还凑合。边民就没有这般幸运了。
在猛撒众多的村寨中，将“边”、“穷”这两大地方特征体现的最深刻最彻底的，那就是户肯寨了。
户肯寨坐落在陡峭的南定河谷，顺河往西南是中缅边境；东北方向去往内地。去内地比出境更难，要到有交通的地方，往东，马帮路二百里。寨子附近人烟稀少，距离我所在的连队三十五里，算是近邻。
每个经过户肯寨的人都怀有同样疑问，这样一个地方怎么会有寨子？因为这里实在太荒凉、太贫瘠。寨前的一面坡全是风化土，农田里的庄稼总像患了斑秃，东缺一块，西秃一块。后山上兀立着白森森的石灰崖，陡直的石崖被斜雨抽打，留下一条条黑色水渍，像泪痕。
贫弱的土地上，庄稼和边民都还在坚守，期待着那挣扎在乱石丛中、岩缝里的庄稼能带来新的希冀。但这可怜的土地却承载不起人们的期待，边民们耗尽全部精力和时间，只为做一件事——糊口。还做不好。每年的口粮，半饥半饱的也仅能撑半年，剩下半年怎么过？天晓得。
贫穷的户肯寨没有一点生气，偌大的寨子肃杀清冷、诡异神秘。也不知是谁立下个奇怪的规矩，这里都是女人下地干活，一帮大男人却都闲着，抱着一杆水烟筒蹲在寨子的坡坎上，两眼直勾勾地看着难得出现的路人，异样的眼神伴着一阵阵穷凶极恶的狗叫，叫人怯步，虽然从寨子里穿行更近便，可知青一般不走，宁愿绕行。
唯一有些现代气息的，是那间供销社小卖部、兼土特产收购站的小土屋。小卖部生意萧条，走得最好的是盐，且多为赊销。村民去供销社敲回来两小块锅盐，怕化了，悬吊在火塘上方熏烤着，用的时候取下来，两块盐对着磨一磨。做这点生意花不了多少工夫，所以小土屋隔三岔五地关着门。过路知青偶然撞上开门，都会有意外发现，在别处都很抢手的香烟，白糖和土特产，在这里却滞销。
73年探亲前夕，我独自赶往小卖部去碰碰运气。
顶着雨晌午赶到，一身透湿。雨季，寨子里被猪、牛踩得一团乱糟，污浊泥泞，空气中凝固着猪潲和猪粪的酸臭，令人窒息。小卖部处在寨子正中，几间土屋围成凹字形，泥挂墙，竹笆门，右边那一弯有一道竹笆小门，像是库房。正午了，小卖部门还没开，我钻到竹笆小门旁躲雨。脱下鞋，狠命地往泥墙上敲，想敲掉一鞋烂泥。单薄的土屋被震得直摇晃。
突然，小门轻轻开了，一个人站了出来。里面还住着人！
一抬头，我愣住了，眼前是一个矮小清瘦温文尔雅的老人，站姿挺立。只见他头戴一顶蓝涤卡帽，一身整洁合身的蓝涤卡中山装，衣领扣得端端正正，上兜还别着一只钢笔。老人面容惨白，却透出一股别样的气度。
他一声不吭，看着我，从容的眼神里带着直利，令我赶紧收拾住鲁莽。当了三年知青，我已经不会了道歉，但面对这样的眼神，我却有些无措。老人的眼光毫不游离，我屈服了，放下鞋，很不自然地笑了笑，算是歉意。眼神缓了下来，老人像要问什么，欲言又止。
在这蛮荒之地看见这么个人，极不合常理。过去听说村民都是文盲，难道还有例外？尤其那身蓝涤卡中山装，时下城里都少见，似乎还专属有级别的干部，怎么会出现在偏僻山村？这人是谁？是什么把他同户肯联系到了一起？
老人正正帽子，整理整理领口，显然他已经看出我是知青，对着我责怪地一笑，返身退进屋，半掩门，屋里静静地。
我忍不住好奇，悄悄探头张望，门立即开了。屋里黑，稍稍挡住一丝光线都会察觉。“坐一会吧，供销社开门还得等一阵哩。”声音微弱，接着递过一只竹筒砍成的小凳：“别坐地上，地上潮。”靠门坐下，屋里没有窗，光线太暗，眼睛需多停留一会儿才能看清：屋里比外面低一级，极潮湿，房间小得刚转得过身。竹床，竹架整整洁洁。屋角放着农具。糟朽的山草屋顶有好几处漏了，床上搭着塑料布挡雨。一条细绳上晾着毛巾，竹架上放着旧报纸和牙刷。这些物品不属于此地的生活，他肯定不是本地人。
我试着问到：“老人家，不是户肯人吧？”
“不是。”“那……”“我是从云南省参事室下放到这里的，从昆明来。”“参事室？就来了你一人？”我吃了一惊。
“嗯。去年春到猛撒，一架牛车又拉到了这里，一年半了。”虽然是文革期间，人的命运瞬间都可能发生变化，眼前的一切仍然让我急切地问下去。
“怎么没到干校？”“唉，各地是各地的政策，我们都是单独下放。”“怎么会下到这里？”“我有一个女儿，插队在呈贡。我提出投亲靠友，本想和女儿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可是上边不批。”“你靠什么生活，还要在这里呆多久？”我替他担心。这里的艰苦可不比一般。
“唉，都一年多了，昆明连信都没有一个。我现在生活只能靠生产队分配。在这里，壮劳力都混不上温饱，别说我了，一年分200斤湿谷子，舂出米来只有百多斤，添添搭搭刚够四个月，你看，今年旱谷刚打下就赶忙分了，早就接不上了。”老人缓缓地说着，一边用一个小小的竹匾挑选着湿谷。
“那你怎么办呢？”老人不做声了，低下头“哗……哗……”地簸着谷子。浑浊的眼里流露出无助的眼神。
“你女儿来过吗？”我问。
“这么个地方，我怎敢让她来看？”老人惨淡地一笑。
是谁把他遗忘在这里？疑问和不理解纠缠着我：“怎么把你下放到这里？你以前在户肯呆过？”“没有。过去我是卢汉的高参，49年参与发动起义，然后到了参事室。”难怪他刚才的目光那么威严。原来过去是军人！
立刻想到了我曾在黄埔军校任教的父亲，经历与他何其相似。已经四年了，一直杳无音信。面对此情此景，我眼眶发热，心里一阵阵的刺痛，说不出话来。
“喝口水吧，我烧点水。”老人打破沉默，往鞋上绑旱谷草，然后拿起了一只小得不能再小的铁皮桶。
我急忙上去，想接过小桶。
“路滑。你也找不到地方。”老人的口气和眼神都不容争辩。
就在这时，小卖部开门了，回去还要赶远路，我不敢耽搁，只得与老人道别。
购物间隙，我不时回望，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一只小得不能再小的桶，在烂泥中小心翼翼地一步一颤……我只能用目光扶住他，心随着他的步子，一步一颤……
时间抹不去记忆。半年过后，我与几位同伴途经户肯寨。同伴怕狗，都不愿从寨里穿行。我也怕狗，但还是独自一人径自走进了寨子。
小卖部的女售货员在檐下懒懒地晒着太阳。
老人的房门紧闭。看来是不在家。
在小卖部杂乱的货架前我随意地搜寻，想找点什么改善生活。突然，有东西抓住了我的眼球，仔细一看，货架旁一根细竹竿上挑着一套蓝涤卡中山装和帽子，那不是老人的衣服吗？领口内一圈白布护领是那样眼熟。
“人呢？”我忙问售货员。
“你问那个老头？前些日子就死了。”语调平静得出奇。
“怎么死的？”我有些急了。
“到中午了还没有动静，我感觉不对，叫上人弄开门，看见他平平地躺在床上，人都僵硬了。”“他女儿来了吗？”我问。
“他有女儿？我们还以为他是个孤老头呢。”“那谁给他办的后事呢？”“他好像知道自己快要死了，穿戴得整整齐齐的。”想到老人家临死还极力保持尊严。可尊严却被无情地剥去！我愤怒了：“穿戴得整整齐齐？那衣服怎么会挂在这里？！”“衣服是抵账的。”“抵账？抵什么账？！”“烧的时候，老乡们出了一大堆柴火，队上在我这里赊了五斤煤油，煤油钱是国家的，现在还欠着哩。老头的是好衣服，只折五斤煤油够便宜了！可问遍了全寨，也没人买得起。队里商量下了，挂在这里，年轻人结婚租来穿，两角钱一次，慢慢抵。”
我无语了。能指责老乡吗？他们为一位素不相识，而且上面说是有“问题”的老人料理了后事，要抵还欠账。何过之有？
老参事就这样走了，孤独的老人在他乡被剥夺得一干二净。
我揣着一颗寒冰般的心轻轻地推开那扇竹笆小门……
屋空了，地上是一支踩断了柄的牙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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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二旦造飞机
六十多年以前，这个地方的大大小小的村庄，也是有名字的，例如“粉坊疙旦”“杨家疙旦”“柳树疙旦”等等；“疙旦”指的是土堆，在平原上，没有什么标志，只能用这些不高的土堆来标注地名了。
到了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时，地名也一窝蜂地涌向新时代，好多地名打头都是“新”字，比如“新华”“新光”“新义”“新胜”等等。
故事的主人公田二旦，是新义公社的一个社员。他家几代都是地里刨食的普通农民，1949年“土改”时，因贫穷而得福，他家被划为“贫农”，此后的三十多年里，没有因为“成分高”而受到歧视。
1957年，田二旦已经是一个壮小伙了，这一年秋天，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苏联10月4日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
消息传来，举国欢腾，这是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为了给广大人民群众鼓干劲，上面把组织群众看卫星当成了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那天月亮出来得晚，满天星斗，全中国亿万人抬头在观看，到了预报的时间，有人在大喊来了！来了！只见一个移动的亮点，在黢黑的天幕中一闪一闪地移动着，一锅烟的工夫，这个小亮点就从西向东划过了夜空。
什么是人造卫星？田二旦不知道，全村也没人能说清楚。反正能在天上飞，是很伟大很了不起的事情！
从那天起，到处都在“放卫星”！
这叫“形势喜人”，同时“形势逼人”，谁不进步就要落后了！
1958年，人民公社遍地开花，所有的农民都成了人民公社的社员，总路线，大跃进，大炼钢铁，十五年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各地报告的粮食亩产量，你追我赶，很快达到惊人的几万甚至十几万斤，以至于报纸都不敢继续刊登这个数字的竞赛了！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一个新鲜事物层出不穷的时代，是一个从各级领导到穷乡僻壤的小脚老太太，人人精神振奋的伟大的时代。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很难想象那沸腾的岁月和火热的生活。
到了1959年春天，公社里开大会，要各个生产队报上“放卫星”的计划。
田二旦挤在人群里，心情一激动，大喊了一声“我要造飞机！”
不由分说，他被戴上大红花，拥到主席台上……
这下子田二旦成了万众瞩目的英雄，上了地区《大跃进快报》的头版头条，用了大号字体——“农民也要造飞机！”
公社成立了造飞机的指挥部，一场大战的序幕拉开了……
指挥部点兵点将，调动粮草兵马，各大队抽调了铁匠木匠，大胶车拉着白面猪肉蔬菜，全力支持“放卫星”。
临时占用了小学校的教室和操场……食堂里安排了五六个“大师傅”，七八个帮厨的，流水席，随到随吃不要钱。
干活的，看热闹的，参观取经的，混吃混喝的，骑驴骑马骑自行车坐大胶车的，从四面八方赶来，人群川流不息，比唱大戏赶交流还要红火热闹。
造飞机，天上飞的不算，田二旦并没见过真正的飞机。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岁数大一些的马铁匠，成了田二旦的智囊，他勾画了飞机的大致图样，分配了各小组的人物，盘起红炉，拉动风箱，抡起铁锤，抄起斧锯锛凿，叮叮当当地干起来了。
飞机刚有了一点模样，县长带着一帮人来了。这次专门请来了一位北京的专家，据说是哪个高级飞机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是喝过洋墨水，研究高级飞机的真正的专家。
专家在现场表现出极大热情，主动和田二旦握手，和所有的人都热情握手，每次握手都说辛苦了不简单太伟大了真了不起等等。围观的群众热烈鼓掌，有人带头喊起了口号，群情激奋，几位记者端着照相机照个不停。
中午在食堂，就是小学校的教室里吃饭，大块肉，大碗酒，大有庆功宴的意思，气氛热烈，县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然后县长请专家讲话，专家一再谦虚推辞，越谦虚越推辞，大家的掌声就越热烈，最后实在是没法不讲了；专家站起来讲话，先说自己不是专家，群众才是真正的专家，大跃进真伟大，我们的农民兄弟真了不起，我这次来是专门向大家学习的，在我们的伟大的革命群众农民兄弟面前，我就是一个小学生云云，掌声如雷经久不息，这时又有人喊起了口号，大家一起端起酒碗一饮而尽，豪气干云。
席间县长悄悄问专家你看这架飞机到底行不行？专家赶紧端起碗喝酒，饮罢连声说好，好，好！既然专家说好，就一定行，县长放下心来。也许专家说的是酒好？不管怎么样，这个火头上，泼凉水是肯定不行的，只有鼓足干劲，力争飞机上天了，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嘛。
从喊出要造飞机那天起，田二旦就身不由己了，大跃进的革命形势如汹涌的大潮，推着他向前奔跑。
激情似火，时光如水，转眼快到国庆节，飞机就要造出来了，是骡子是马，就看这一天了。
10月1号那天，公社郝书记亲自挂帅，当了试飞总指挥，飞机被披红挂彩，十几个小伙把这架飞机拉到试飞场上，机头昂扬，飞机张开双翅，跃跃欲飞。
周围几个公社都来了不少干部和社员，谁都想看看农民造的飞机是怎样飞上蓝天的。
田二旦带着八个精壮小伙入场了，现场群众的目光“唰”地一下，都聚集在这几个人身上。
郝书记一声令下，田二旦率先钻进飞机，他要亲自驾驶，另外八个小伙也钻进机舱，一杆红旗来指挥，红旗一摆，飞机发动，起飞在即！
八个小伙一起摇动八个摇把，机舱里两个大扇车轰轰作响，飞机后部吹出一股气流，吹起地面上一炮黄尘，飞沙走石，飞机一动不动。
田二旦急了，大喊加油！八个精壮小伙使出吃奶的劲，汗流浃背，拼命摇动扇车，飞机颤抖着，还是没有飞起来的意思。
飞机下边的郝书记头脑反应很快，立刻宣布，今天是试车，机器运转良好，改进一下，改天再飞，今天请大家一起喝酒，庆祝今天试车成功！
食堂那边有人喊开席啦，猪肉馒头，羊肉炸糕，管饱！
人群立刻向食堂涌去。
这架飞机后来也没有飞起来，学校里的孩子们爬上爬下的，把飞机当成了一个大玩具。
扇车不错，拆下来改一改，拉到场面（即打谷场）上用来扬场，另一个扇车用在大炼钢铁的小高炉上，正好作鼓风机用；还有些好木料做了两辆大胶车，四个大车轮子正好派上了用场。
这些都是半年以后的事情了。
再后来开始了三年“自然困难”时期，长久的饥饿使很多人怀念起那个放开吃馒头猪肉大烩菜的食堂。从城里到农村，人们都说困难是苏联逼债造成的，学校里老师讲苏联变坏了，修正主义了，把我们国家出口到他们那里的最好的苹果用筛子过，小一点的不要，大一点也不要，只要中间大小的。
小孩子们听得直咽口水，这些挑剩下的苹果呢？我们就地扔掉，老师说中国人民有志气，决不吃苏修退回来的东西。
田二旦从此跟着马师傅学了铁匠，有了一门手艺。他干活认真卖力，铁匠手艺很不错，年纪渐长，大家都叫他“田师傅”。他打的农具钢口好，锋利耐用轻快，周围的农民很喜欢用。
田师傅后来见到过落在地上的飞机吗？没人知道。偶尔有飞机从天上飞过，小孩子们望着天空喊看飞机啦，他从来不抬头，一心一意低头打铁。
2022年4月29日为疫情所困
于呼和浩特市家中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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