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90后，当过模特、白领，遗传了父亲的病，断送了梦想和爱情
这是《自拍》第314个真实口述故事
我是沈琳，1993年出在浙江绍兴，家里只有我一个孩子。刚出生时我爸爸就出了车祸，后来又长时间卧病在床。妈妈一个人扛起了家庭，她对我就很严厉，属于掌控型家长，我特别怕她，小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个没人疼没人爱的孩子。
刚出生时我是个挺胖的丫头，满月后就不行了，腹泻不止，人都到脱水的状态了，后来又得了痢疾。
妈妈说刚出生的我还是白白胖胖的，得了痢疾后越来越瘦。
小时候的我很孤独，妈妈在工厂上班，很晚才回家，那会儿我太小了，总希望睡觉前能有妈妈在边上讲故事。妈妈不回来，我也不敢睡。后来我妈想了个办法，她把故事录进磁带里，每天晚上我就抱着一个铜黄色的录音机入睡。
现在想想，我妈那时候很不容易，既要照顾我，又要照顾爸爸，还得出去挣钱养家。
我们一家三口唯一的合照。
那个年代医疗水平不高，我们都不知道我爸卧病在床的病因，都以为是车祸后遗症。去了很多医院，查了很久，得出个“由车祸引起的骨髓炎”的结论。他吃饭、喝水时都会呛到，整个人咳得上气不接下气，最开始他还能走路，偶尔也能出去，但是没力气。
从小我就希望他能像别的爸爸一样，把我背起来，但他完全做不到。在我的记忆里，我爸是日渐消瘦的，有一次我们一起去看露天戏，人很多，我太矮了看不到，我爸就把我架到肩膀上，很勉强，后来我们两个都摔了。我们一家三口从来没有一起出去过。
我爸年轻时是很精神的，一米八的个子，欧式双眼皮。我遗传了他的脸，也遗传了他的病。
到了后来，我爸只能躺在床上，整个人瘦成一副骷髅，只剩一张皮，而且特别白，因为不晒太阳。我一回家就看见他这样，每次我都特别难受。我妈说，以前上幼儿园，别的孩子都哭，不愿意去。我是离开了幼儿园就哭，不想回家。可能那时候潜意识里我就想逃避这个家。
6岁的我，脸上很忧郁。
小学离家里就500米，回到家只有我和我爸。吃饭的时候，两个人都没话，只有电视声，因为他一说话就会呛到。但我爸是爱我的，妈妈对我很严格，说做不完作业就不用吃饭了！我爸会接话说，吃吧吃吧，没事，吃完再做。
因为病一直不好，我爸到了后期人已经有点疯狂了，开始求神问丹，什么药都买，变成了药罐子。我们不让他买药他就开始暴躁，说你们不想让我好，就想让我死！那时家里经济不好，我一直都是班里的困难生，要领国家困难补助的。从小我就挺自卑的，性格也内向，学校有文艺活动，我都直接推掉。
初中时的我。
我上初二的时候，爸爸话都说不清楚了，一写字手就抖得厉害。他的房间特别阴暗，只有一扇小窗，光透过窗户进来，打在他脸上，我爸的眼眶很深，人瘦得厉害，两眼都凹进去了，那个场景我这辈子都忘不掉。
2011年我高考，那年我18岁，我爸去世了。他走的时候，我反而有些轻松，觉得他终于不用那么痛苦了。他走后的一年里，我很恍惚，不知道他是真的走了还是自己的梦境。因为我常常梦到他还活着，在梦里，他在一个特别光明的房子里，躺在床上让我过去。
报考大学的时候，我去了长春的学校，专业是英语，当时外贸环境很好，很赚钱。去北方只是为了逃离我妈的掌控，逃离这个家。上了大学，我的性格没太大变化，活得很孤僻、冷漠。学校在郊区，出去很不方便，我每天就是上课、考试。为了脱离这种压抑的环境，我去报了兴趣班，学油彩。
我画的油彩。
2015年大学毕业后我回了浙江。但我不想离我妈太近，就去了杭州，在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当翻译。
我的大学照。
工作很忙，但收入不错。我不仅要做翻译，还要做展会的工作。我经常要出差，去德国、新加坡。出差很累的，日夜颠倒，酒店、展厅、火车站三点一线，但我坚持下来了。
我还有一个梦想，想去法国留学，想离家远一点，还想看看世界是什么样的。工作之余我报了法语班，学了一年。不管工作怎么累，我都能坚持下来，因为要攒钱出国，目标是10万。
有一天我在逛商场的时候，看到里面模特比赛正在海选，我身高是168㎝，不算高，当时我就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上去走走，没想到还晋级了，最后止步16强。
22岁的我参加模特比赛时拍的个人照。
比赛结束后，有很多经纪公司找到我，说想签约。那时候我做翻译做得很好，工资也不低，就没去。而且我身高不够，只能拍平面。接模特单子时就有人问我要不要做全职，我还是没有答应。
尝试过模特这个行业，才知道做模特有多辛苦。冬天穿得很凉快，夏天穿得很厚，拍照要站很久，又饿又累。我拍的照片，有些是挂在大厦商场门口，有些是在网站上。
我拍过的宣传照。
工作两年后，我终于把10万块存得差不多了，法语也快学完了。正要去考B2，做出国准备，一个突如其来的检测报告，把我的人生彻底打乱了。
2017年，我的身体忽然出现了一些问题。说话颤抖，面部肌肉抽搐跳动，眼睛出现复视的情况，看远处会有重影，喝水吃饭会呛到，有种控制不了身体的无力感。眼睛重影的主要原因是眼球转动受限，正常来说眼球可以左右转动，眼珠贴边，但我是眼珠转不到最边上。这个症状和斜视很像。我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我这是内双斜。
伴随而来的还有走路不稳的问题，一到夏天我的腿上就会有很多淤青。我拜托了学医的朋友，让他帮我查查。他问我家里有没有类似症状的人，我告诉他爸爸的情况，还不忘强调，爸爸的状况是车祸导致的。
过了几周，他给我发了一堆英文文献，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做好心理准备：你可能是遗传性脊髓小脑共济失调，这是种罕见病。
我看过文献，上面写了一堆我看不懂的术语，“致病机理是因遗传时DNA片段上的一个RNA发生变异，导致RNA细胞在每次发展时产生毒蛋白，毒蛋白积累到一定值并高于正常蛋白值后，就会开始发病......”我那时候还在想，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根本不信，但还是把我的生物样本寄到了基因检测机构，之后就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那时我以为一切都很顺利，钱攒够了，语言也学完了，可以出国留学了，但意外来临了。
有天我和朋友在吃晚饭。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刚把一个鸡腿放进嘴里，手机就来消息了，是基因检测报告。我打开一看，上面写着“该样本检测临床常见的SCA3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共济失调的亚型，检测结果显示样本CAG重复次数超出正常范围，为71次，符合SCA3致病特征，建议结合临床进一步分析。”
我确诊了脊髓小脑共济失调症（SCA3），俗称“企鹅病”。
2017年11月我收到的基因检测报告。
看到这个结果，我整个人都傻掉了，眼泪不由自主地往下流。朋友坐在对面，看见我哭了，问我怎么了？我擦掉眼泪，脑子里一片空白，身体有种恐惧的感觉，想着我得保持镇定，那顿饭一点味道都没有。
我回到家后又看了一遍，因为担心自己看错了。看完整个人开始发懵，昏昏沉沉的。那天晚上我睡得不好，半梦半醒，做各种各样的梦。之前我一直坚信爸爸的病是车祸后遗症导致的。现在才知道那些都是这个遗传病的症状，我从小就这么看着我爸，一步步病情恶化，我参与了整个过程。
从那时开始，我的身体和心灵开始备受煎熬。
现在回想起来，很多症状在大学的时候早就出现了，只是我没注意而已。大学同学回忆说，看你走路总是要摔的感觉，很飘。包括当时喝水吃饭的剧烈咳嗽，也被我当成不注意而已。偶尔摔一下我只当不小心，毕竟我是个急性子。
看到结果后的那段时间，我的情绪反反复复。每天早上醒来，我都要看一下自己的腿，抬腿蹬两下。看到它还能动，我松一口气，心想，这不挺好的吗，怎么可能会有问题呢？正常去上班，伪装得很好。但一到晚上，我就开始失眠、做噩梦，每天4、5点就醒了，醒了就发呆。反反复复地在信与不信中挣扎。
我还是加了病友群。2018年夏天，病友群里有个免费做基因检测的活动。我抱着“万一测错了”的希望参加了。先进行了一系列测试：指鼻、走一字步、脚顺着膝盖往下滑，然后是抽血。
两个月后，有个座机给我打了电话：“您好，这是上海瑞金医院的.......”电话那头告诉我检测报告发到邮箱了，让我查收一下。我追问了一下，那我是不是？她说，是的。听到这两个字，我的脸色一下子就白了，同事问我怎么了。我坐在工位上，缓了一下，深呼吸，擦了擦眼泪，假装没事。
2017年夏天的照片，我在左一，那时还不知道生病，笑得很开心。
这个结果出来后，我彻底相信了，从此进入了自暴自弃、自欺欺人的崩溃状态。在马路上走着走着，就开始蹲在地上哭。一个人待在黑乎乎的出租屋里，衣服、被子都扔在地上，好几天都不出门。晚上一个人到街上乱逛，再慢慢走回去，像游魂一样。那段时间我开始损耗自己的身体，熬夜喝酒、去KTV狂唱狂跳。人瘦到了80斤。
身体慢慢不行了，这个病会导致小脑萎缩，影响身体的协调性和平衡感。我走路开始发飘，人摇摇晃晃的。出门拿快递，50米的距离走两步就要摔，连楼梯都爬不上去。
我不知道去恨谁。如果父母知道有这个病还把我生下来，那我一定会恨他们，但没有，我爸也是这个病的受害者。工作已经不重要了，出国留学也去不成了。生病后手指僵硬，我再也拿不起画笔了。
我最怕像爸爸那样，生不如死地活着，那是我从小到大都害怕的事。这种状态持续了近两年的时间，后来我上网做测试，怎么测都是严重的抑郁症。我尝试过自杀，可能我还有求生欲，能感觉到疼，想买安眠药，但买不到，总之没自杀成功。
小时候的我和我妈。
我跟我妈的关系不好，从小到大我跟她都不亲。她是很要强的女人，爸爸出车祸后她都是一个人扛着。我现在想起来，那时她的确没什么精力能分给我，打死都不肯认输的性格，拖着生病的老公和孩子讨生活，如果不这样，她早就垮了。
我在杭州工作时，回家是很近的，但我很少回家，象征性地给她打个电话，告诉她我一切都好。很客套的母女关系。她也是这样，很强硬的态度。
2018年末，我实在扛不住了，跟我妈说了，一开口就哭。她不信，我约了一个神经遗传领域的专家，带着我妈过去，跟医生说了症状，又测了次基因检测，在医院住了一个礼拜。那次结果还是一样，我早就不抱希望了，只是为了让我妈相信。
医生给我注射了脑营养液，配了药，其中有镇定剂的精神类药物。尽管我当时表现得特别镇定、坦然，医生还是看出问题了。
在我了解这个病的过程中，研究这个病的医生都建议，如果你还年轻、没有生育的计划、明显的症状就不建议检查，因为会带来很多知情负担，心态变差会加剧病情。目前这个病无法治愈，只能延缓发病过程。
2019年夏天，我和公司申请去成都出差，想换个环境。那时我想，有生之年我多赚点钱，给我妈留着。
2019年我在稻城。
到了成都，水土不服，我发烧了好几天，又腹泻，一直冒冷汗，又冷又热。有天晚上，我在宿舍里，凌晨3点，起来喝水时人就不行了。眼前一黑，后脑勺着地。醒来后感觉自己被冷汗浸湿，自己叫了救护车，到了医院，又晕了两次。
我感觉自己在濒死的状态了，想去看看世界，多看一点是一点，出院后就去了稻城。在山脚下，我呼吸困难、脸色发白，根本就上不去。
从稻城回去后，我已经不能正常行走了，站不稳。站立和行走需要小脑的综合协调，我失去了这个能力。肌肉慢慢地萎缩，呼吸、唱歌都不行了。每一首歌我都唱不准，我控制不住声音的强弱，吐不出某些字，嘴里像含着口水，说长句子，我会透不过气。半夜时忽然感觉喘不上来气，家里放着台吸氧仪。
家里的吸氧仪。
我妈的性格很坚强，当着我的面都是笑呵呵的，说没事，妈妈会陪着你。但这都是表面，有几次我晚上睡不着，起来去找我妈。钻到她的被窝后，我就闻到了酒味，然后就听见我妈嘟囔着说话，带着哭腔。
我跟她说生病的事，也把这些年积在心里的话一口气说出来了。我责怪她不关心我，对我太狠，然后开始大哭。我妈也哭，说我是你妈，我是爱你的啊。吵完以后，感觉横在我们之间的那堵墙被打通了。我妈开始把爱和感情表达给我，从那时起我开始有了活下去的动力。
2019年11月我回了绍兴，和我妈一起生活。她改变了对待我的方式，现在我们处了姐妹。以前她还会去跳广场舞，现在不去了，在家里给我做饭，扶我进屋。
疾病让我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我必须得扶着东西才能站稳，不然会晃。一落地走路就像牵线木偶，关节随地乱舞，因为走路需要全身的协调。生活速度也变慢了，有时急着上厕所，爬过去都比走着快。
最开始我适应不了这种缓慢，我以前是急性子啊。但一快就摔，我都摔出经验了，有时可能会磕到椅子角，我会在摔的过程中手不自觉地把椅子推开，落地都是屁股着地。这时候我觉得自己好灵活。
慢主要是要用大脑意识代原本的小脑意识，控制一些原本小脑来控制的部分，需要十分的专注和精神集中。2020年5月我把脚踝崴了，动了手术，出院后只能坐轮椅了。
住院的我。
没办法，过程是很痛苦，我只能不断地提醒自己，你得慢，不然摔了更加慢。克服痛苦是生活的一部分。每个人的能力是很大的，你在那个境地里，就得有承受的能力。
2020年我去了康复医院做复健。训练科目包括发音、练臂力、腿部、臀部、肩胛骨、背部等身体各方面的力量。发音训练步骤很多，用冰刺激小舌头，做舌头操，灵活舌头肌肉。呼吸训练包括练习狗哈气、锻炼横膈膜。
当时我全身都没有力量，手臂没了力气，弹力带都拉不开。腿上的肉很细，摸起来没有弹性，像扁了气的水球。做单腿往上抬都做不了，需要医生的辅助。走一步要花很大的精力，医院给我做了肌力的全面训练，重建了我身体的肌肉群。出院后，我的小舌头能提上去了，肌力也平衡了。
在康复医院里，我见到了很多人。那时候我感觉，世界上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受苦，我也没有别人痛苦。我可以比现在活得更好，甚至可以帮助很多人。自我疗愈的过程开始了，我开始慢慢想进入人群。
2020年秋天，我妈陪我到残联指定的医院做了评估，我办了残疾证。
残疾证。
2020年冬天，我又去了海南的康复训练营，待了两个月，跟着专业的健身教练训练。训练营结束后，我可以用步行器代替轮椅了。
我每天都要锻炼、复健。发音训练通过练习英语，锻炼口腔和舌头灵活度。做肌肉练习，平衡操。因为如果肌肉不练的话会萎缩掉，练肌肉和平衡感。做引体向上，我只能挂着，挂着也很累，下身训练就是深蹲还有单侧踮脚。这个病只能延缓发病过程，无法治愈。
即便这样，每天坚持锻炼，也能让我的身体有明显的改善。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我的脊椎侧弯慢慢矫正回来了，口舌训练也是，我说话没有以前吃力了。
日常对我来说最难的就是原地踏步，肌肉力量我是有的，但走路是重心转移的问题，我总转不过去，需要有意识地控制。身体协调性不行，我的无力感很多，以前能跑能跳，睡前我还会催眠自己，今晚在梦里要是能跑能跳，我就多跑一会儿。现在连做梦都不行了，梦里走着走着我就会摔。
我在健身房做史密斯深蹲，练臀腿，现在的我站得起来，但走不了路。
我也胡思乱想过很多事，万一以后瘫痪了怎么办，结婚怎么办。
最开始我和妈妈都抱着这病能好的希望，这事我们都不想让外人知道，不然会影响结婚。但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我和当时的男朋友分手了，他是我在大学时认识的。一直处在异地的状态，我在杭州，他在上海。
一开始我没跟他说我有这个病，就是以各种理由闹分手。他直接从上海赶到杭州，磨了一阵子，我就把检测报告甩给他。他信誓旦旦地说没关系，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我给他举了几个真实的案例，告诉他我以后就会发展成这种状态。他跟我说，对他来说是没问题的，但是他父母那边可能说不过去。我就说那要不我们散了？
之后我看了《一公升的眼泪》，女主角的病跟我的是一样的。每一处我都哭得稀里哗啦，后来我都不敢看了。每个细节都是我自己经历过的。女主角说那我以后还能结婚吗？我也想过，也说过。包括她为了这个病拒绝拖累男主的事，提分手，我也做了。
《一公升的眼泪》剧照。
关于可能结不了婚这件事，我现在慢慢接受了。我曾经抱着不切实际的期待，想着可以恋爱结婚生子，和平凡人一样，过着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平凡生活，但现在不会了，我过不了那种生活。虽然我向往“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的纯粹爱情，我还抱有希望，但人生不是只有爱情而已，我现在这样就挺好的。
我在去健身房的路上。
生病后，我的性格、状态比以前好了很多。我以前是急性子，很多事都赶着，急着把它做完，很焦虑。生病后我不得不慢下来，思维也是。
我开始体会生活中细碎的美好：阳光很好的一天；路边开了朵小花；我妈和家里的猫咕噜玩时的大笑，也喜欢她提着两条裙子，烦躁地嘀咕着，囡囡，哪件好看啊。我现在更能体会KFC番茄酱包，酸酸甜甜，偶尔有丝丝辣意，在喉口爆炸的滋味，还有被子上阳光的味道，这些让我感觉很满足幸福。
我这么积极，除了我妈的原因，可能也是因为我没受到太多歧视。残障群体是社会的一部分，我不希望因为残障遭受不平等或者怜悯对待，所有的残障人士都应该被平等对待。
去年我考了电子商务和人力资源管理师的证，今年在准备法考，准备考试的过程中，写字能让我锻炼到手指。看书的时候，字会重在一块，看远处更加严重，我现在看书都是闭着一只眼看，过了一会儿再用另一只眼看。
我做手指训练、准备考试的过程。
在路上碰到夜跑的大爷，会跟我说加油喔，康复是很累的。绍兴和杭州的大巴车站的工作人员都认识我了，每次都说你又来了。会主动帮我开绿色通道，把助行器放好，扶我上车。
我之前想要大起大落，精彩的人生，觉得要有丰富多彩的生活才会感觉到幸福、快乐，要去蹦极，参加各种极限运动，感觉到心跳才会感觉到幸福。但现在我就感觉自己是个老人了。
这世间其实也就是这个样子，哪怕经历过再多的事情，见过再多的风帆，归到底也就是那几样东西，爱，如果能体验到爱这种感觉的话，就能感觉世界都圆满了。
我推着助行器在商场里走。
我曾经后悔过，怨过我妈为什么把我生下来。但我现在不后悔，至少我还能感受到世间的一切。生命本来就是有两面的，一面幸福一面痛苦，你不能要求生命只有一面，如果你无法接受的话，你就会一直处在矛盾的阶段，得不了安宁。
前段时间，我得知了一个消息，有种叫曲鲁唑的药，已经过了临床三期，对我的病效果显著，虽然目前还在试药的阶段，但我看到了曙光，而且也让我知道，还有很多人没有放弃我们，还在为我们努力。现在我在杭州独居，接受外骨骼康复锻炼，未来还有更多的挑战和未知在等着我，我也在努力。
我在做外骨骼的康复训练。
我拍视频，是希望自己能说一些话，做点事，帮助一些人。视频发出去后，有很多人来找我，聊困惑、感情还有对未来的迷茫，那些我都经历过了，我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些帮助。
未来我也想翻译一些外国的文献，帮到更多的人。这个世界，还有好多事情等着我去探索。人只有真正面对病痛，失去所有，才会珍惜所有。我不确定现在的坚持是否有用，但我确定放弃，就等于把自己的人生直接丢进臭水沟。
*本文由沈琳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沈琳本人提供。
*本文在今日头条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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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前，我五岁，是个忙碌的“恋爱工具人”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懂，谈恋爱干吗要扯上熊孩子。然而这就是三十多年前的社会风尚”。
本文作者杨云苏在童年里曾“深度参与”这一风尚，为街坊亲朋中众多青年男女们，尽职尽责地担任“恋爱工具人”。
那一年，她五岁，社会价值便“达到了人生的巅峰”，“整天有推不掉的应酬，吃不完的宴请。有时都连上了，直接就从这个饭局被送去下一个饭局，根本不着家。”
这样一份“艰辛”的工作，也让她见证了十几对青年男女的悲欢爱恋。
在她看来，他们中，那些“终成眷属的乏善可陈，结局凄切的爱情才百世流芳”。
而下文中，她要讲述的，正是三段令人遗憾的爱情。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杨云苏的老家在上海，生于成都，她同时兼具上海人的精微和四川人的幽默。这让她的写作妙趣横生，也让她对世界、对身边人有着生动而准确的感受力。
本文摘自杨云苏《幸得诸君慰平生》，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经出品方授权推荐。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懂，谈恋爱干吗要扯上熊孩子。然而这就是三十多年前的社会风尚，在谈恋爱的初期，往往有一个亲戚街坊的小孩参与，而且并不是冒充什么角色，就是光明磊落地以“亲戚街坊的小孩”这一身份参与。仿佛我们的存在能够为恋情宣示一种正当，诚实，信誉，纯洁，庄严，等等。
我们的功能如果写成说明书应该有一整页。
简言之，第一条是距离标志，有个孩子夹在两人中间，这两人是没法靠得太近的，这个既给旁人看，也约束自己。
第二条是掩人耳目，利用人们在第一条中形成的错觉，暗中突破大防。
第三条是作为“题目”用来考查，怎样对待孩子是成立家庭的重大参量，他们都通过我鉴别对方的素质，这一点有点儿像现在牵着狗狗谈恋爱，善不善良？有没有责任心？这些都得靠狗狗试探，所以自己没狗借也要借一条。
第四条是转移视线，这个功能主要是在他们承受不了外界过高的关注时才得以发挥，比如带到家里了，众目睽睽下他们难免慌乱，就把我推到前线吸睛。有时候我表现得太突出了，以至于很多年后会有完全陌生的亲友长辈热情地招呼我——“你小时候到我们家玩儿，那天晚上吃了太多桃子，拉稀拉了一椅子，你不记得了？”——我猜就是这种情况。桃子我有印象，但成全的是哪一对儿我就不记得了，太多了。
太多了，记不清了。但提那些我因此得到的好处，我就能恢复一些记忆。
在机关游泳池外的冷饮店喝泗瓜泗（一种四川饮料），粉红甜水水加了冰坨坨，喝得走不动路喝成“望娘滩”，是跟杜叔叔和小邢阿姨；
出了文殊院吃洞子口凉粉，海椒油漫到碗边，锅盔里裹着肉糜，辣红了双眼也停不下嘴，是跟龚家大姐姐和二明大哥；
平生第一次吃到正宗下午茶，喝热可可，就一块又软又厚的黄油饼，一抬手黄油流到腕子上，可恨他们不许我舔，是跟唐叔叔和芳妮；
平生第一次吃到北方紫铜火锅，筒子里烧炭，涮了肉圆、豆腐和海带，还喝光了蘸料，是跟我姨妈和姨父。
因为实实在在到嘴了，那么对我来说，每一场我参与的恋爱都是成功的。然而实际上，前面说的那四对，除了我姨妈和姨父终成眷属，其余都是凄切的结局。他们以为我不知道，但没有我不知道的。
终成眷属的乏善可陈，结局凄切的爱情才百世流芳。
1.他们被一个叫“条件”的东西给拆散了
杜叔叔和小邢阿姨都是机关里的，他长得很帅，她地位很高。他们，“不合适”。这我都是偷听大人谈话听来的。
我妈说：“小杜浓眉大眼的，女孩儿就喜欢这个。”
我爸说：“浓眉大眼没用，这回都没评上副科，就怕……”
我妈说：“唉是啊，小邢去年就评上正科了吧？她父母还都在省里。”
那时都以为杜叔叔迟早会被小邢阿姨吹掉，然而最后却是杜叔叔主动提出分手。这内幕我是上高中了才听说，但稍一回忆，我其实应该是最了解情由的啊，因为他们最后那段忧伤而沉默的时光，我是目睹的啊。
三十多年前整个成都都很空，很多地方都像旷野。杜叔叔和小邢阿姨带我去的是他们机关后面那片荒草地，更广远稀声。夏天黄昏，草地上开着一丛一丛紫色的苜蓿花，蛇莓已经结了红浆果，黄色的野菊花闪着金光，大片大片狗尾草的穗子像一团团云絮停在低空。我记得我疯跑着逮一种蓝肚子蜻蜓，杜叔叔喊我别跑远了。
小邢阿姨在哭。她脸上湿透了，一动就反射出微光。杜叔叔也没什么话，但他偷眼看她，看了好几下。
他们以为我什么都不懂，为人贪吃且糊涂。别的不敢说，糊涂我可是一点也不糊涂。我甚至感觉到他们今天格外需要我，因为他们今天格外沉默。
泗瓜泗我喝了两杯，站起身时差点漾出来，这要搁了平常他们早就乐了，一个讥讽我，另一个卫护我，快活地斗嘴。
“你肚子会不会爆炸啊？”“才不会呢！我们肚子通着大海！”“我捅你一下你就成喷泉了！”“不行！我们要捅你的肚子！快来捅杜叔叔的肚子！快来快来捅杜叔叔肚子！”
她拽着我捅他肚子，他抱住了她的肩膀，几秒钟。他跑了，她率领我去追，她追上了，我远远看见她抱住了他的腰，几秒钟，他转过身的一刹那，她手松开了。
但今天他们既不理对方，也都不理我，理我也只说了我最不爱听的话，"你别吃了"。
小邢阿姨是刚在草地上坐下，铺开她的白裙子那会儿，哭的。她是北方人，说普通话，哭声也是普通话口音，很正，很规范。杜叔叔也是北方人，他的沉默是沉默而不是哑，是北方式的寂静。
“你的条件……”
“……我的条件。”
“条件不好……”
“……条件是不好。”
我没跑远，蓝肚子蜻蜓不见了，我就围着他们俩跑圈儿。我听见了这个词，“条件”，他们说了好多遍。条件条件条件。最后一个条件是小邢阿姨说的，说完她就伏在自己拱起的膝盖上大哭了。杜叔叔半天没说话，突然叫住我：“别跑了，我都让你跑晕了……我送你回家吧，再不回去你妈非跟我急不可。”
后面的事情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喝泗瓜泗的好日子到此为止，再就是杜叔叔几年后回北方了。高中时我妈有天告诉我杜叔叔带着老婆来成都，说要到家里坐坐，一再叮嘱我不要提小邢阿姨，又转头跟我爸叹道：“小杜当年可够绝情的，哪有男的提分手的啊……但小杜也是，自尊心那么强，上高干家当女婿他受不了。”
我才知道他们经历过那样一番挣扎，被一个叫“条件”的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给分开了。
2.二明大哥与龚家大姐
带我吃洞子口凉粉的龚家大姐姐，是我家对过的邻居，她跟四楼的二明大哥“交”了“朋友”，邻居加同学，所谓亲上做亲。
那时二明大哥刚从部队复员，常常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风纪扣不扣，露出挺括的白色假领，军帽也拆掉了帽徽，并不戴，总是卷着，拿在手上。
龚家有四个女儿，大姐姐最美，刘海儿用铁管子烫得卷卷的，大辫子盘在顶上，腰细得跟醋瓶颈子一样。她有一条纱巾我垂涎多年，玫瑰红底子编进去亮晶晶的黄丝丝蓝丝丝金丝丝银丝丝，谁戴谁像公主，纱巾很少离开她脖子。
大姐姐在校办工厂，校办工厂最好了，都不用去上班的。但区文化馆的职工演出又缺不了她，她报幕。穿了带荷叶边的连衣裙和丁字皮鞋，画了他们说的舞台妆，她漂亮得我和二明大哥都嗫嚅着不敢相认了，在台下听她朗声道 ：“下一个节目……”我们都深感荣幸，如醉如痴。
两边父母都很熟，是从没有吵过架的邻居，孩子们也知根知底，一看也都郎情妾意的，没有比这一对儿更合适的了。父母对他们只有一个要求，去哪儿都得带上我。
实际上他们只去一个地方，文殊院。不过既不拜菩萨也不赏花木，每次都直奔偏院的那片竹林，坐在一条石凳上。石凳长长的，却没有我的位置，他们叫我“去耍嘛，跑远点儿都莫来头 ”。我遵命跑出很远，看鸟，看鱼，看草，看天，我真是天资聪颖，知道绝不能回头看他们。
为了奖励我跑得够远，他们常带我吃文殊院门口的凉粉锅盔。红油和花椒，使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四川人。有好几次在凉粉店里大姐姐被人认出来是“区里的报幕员”，她却故意转过脸去留给他们一个剪影，二明大哥忽然就木呆呆的，埋头大口喝面汤，使劲吸面条，发出很大声响。
突然有一天，我记得我是从幼儿园回来，经过大门口时看见二明大哥在传达室打公用电话，惊人的是，他哭了，不停地擤鼻涕甩在地上。传达室的大爷领着三五闲人都退到外面，脸上是一种不忍的戚戚，分明是听到了最糟的消息。
同样，这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那家凉粉店，因为只剩下二明大哥一个人了。龚家大姐姐说是参加了一个什么文艺演出，结果被那个文艺单位招工招进去了，专演漂亮姑娘。单位在雅安，雅安虽然没有成都好，但文艺单位却不是业余的，是专业的硬牌的，“多次进京汇报演出，曾在中南海怀仁堂得到中央领导接见”，我听大人说。
她走了，留下他活在全院老小的注视下。
他去食堂打饭，人们看着他；他出来拿报纸，人们看着他；他爸病了他送去医院，人们更关心的是他；他妹妹结婚，人们祝福的仍然是他。
很多人都听他说过“等她”的誓言，可后来没过多久他就结婚了，娶了另一位邻居姐姐。他的第二次恋爱，我没有参加，没有吃到一样东西。而且他结婚以后虽然并没有搬离父母家，但我们再也没有什么来往。
去年春节在老院子里我见到了二明大哥，他抱着孙子站在枣树边上晒太阳。阳光照在他灰白色的头上，让我想起了他那顶从不戴的军帽，想起了他金刚石一般的年华。
“回来啦？”二明大哥主动招呼我。
“哎回来了！”我站住，不知道该说什么，想逗一下孙子，但孙子头一歪睡着了。我感觉到二明大哥没打算跟我叙旧，他大概以为我根本什么也不记得了，他绝想不到我有那么清晰深刻的印象，而且对他抱有深深的同情，心疼。他以为他的爱情里只剩下他自己，而我永远也不打算告诉他，还有我呢，虽然我跑得远。
3.他疯了，为了芳妮小姐
芳妮让我就叫她芳妮，不让叫孃孃阿姨，而且妮字既不读二声也不读一声，要读成轻声，因为这本来就是个英文名字。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洋气”恢复了地位和名誉，上海的很多家庭也都恢复了本来的生活面貌，弹弹琴，跳跳舞，吃点心，穿时装。芳妮并不是假洋气，她是真的，她弹肖邦李斯特，她读海涅普希金，她们家住在思南路，据说在东南亚有家族的橡胶种植园。她喜欢的杂志是《世界文学》，她冬天穿呢子裙，她不吃葱蒜，她绝不跳“两步 1”，要跳还是快三慢三的华尔兹。
我这辈子只见过芳妮一面，却对她了解到这个深度，全是因为我唐叔叔。他为芳妮“疯掉了”，据我家里人说。他们还有很多描绘他的词，“神之物之”“痴头怪脑”“脑子坏特”等等。
唐叔叔是我爸的同学，也学美术，晚很多届。他毕业后去了甘肃，只有过年大家都回上海探亲时，我们才见到。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就已经“疯掉了”。
那是一个晚上，很晚很晚，因为爷爷已经洗好脚要去睡，正叮嘱我爸再看一眼前门锁好没有。忽然前门门铃响了，我爸领进来一个蹦蹦跳跳的小伙子，他蓄着一点唇髭，烫过的头发上卷下直，打了一条阔大的鲜红的领带，穿件白衬衣，但里面窝窝囊囊又有几层绒线衫，厚外套搭在臂上，一进来马上就扔到藤椅里。掏出几块糖果给我，拖长声气说：
“囡囡好——你是小四川，对伐？喊我，我是谁认得伐？”
然而他马上就甩掉我，转向我爸妈了。他其实也毫不关心他们的情况，对他们的寒暄更是不理会，他只是来宣布一个消息的，重大消息。
“我会跳慢三了！——就是华尔兹，晓得伐？——哪，我跳给你们看。”我爸妈像傻了一样，看着他在窄小的厅堂里翩翩起舞。
他自己唱舞曲，虚虚摆出一个揽着舞伴的姿态，跳了一会儿大概觉得不得劲，满屋子找舞伴，但我爸妈都拼命摇头，他又看了一眼我，实在看不上，最终他跳到屋角，端起了我的一个小凳子，搂在怀里旋转着陶醉着。我们全家都目瞪口呆地看他作怪，连爷爷也听到动静从楼上下来，见状愣在楼梯半中，紧紧裹着长袄子像个大蚕茧一样，哆哆嗦嗦地问：
“做啥啦——”
唐叔叔闹到半夜才走。怎么会有这样一个神经病同学啊？
我爸跟我妈解释了好久。
说唐叔叔本来是很正常的，在甘肃分了房子长了工资评了先进，转年就要提级。但是自从春节前回上海，在某工会办的舞会上认识了一个姑娘，他就神经病了。
探亲假早就到期了也不回甘肃，单位里连发电报猛催，威胁要记过处分，他也不听，党小组严肃要求他回去，否则就取消"积极分子"资格，他也不听，最严重的是未婚妻都起了疑心，勒令他速归，然而他也扛住了，说这里老娘犯了心绞痛他走不开。老娘犯心绞痛并不假，但那也是因为多次哀求他走他死也不肯啊。
因为那个姑娘，芳妮。
有天中午唐叔叔又来了，跟我爸说要带我出去玩，我爸问去哪里？他低声说去芳妮家里，之前芳妮听他说有个干女儿外号“小四川”，讲一口四川话，蛮好玩的，就要他“带来玩玩呀”。我爸那时困得东倒西歪，想睡中觉，正乐得把我打发出门，当然同意了。
然而我们走到街上，唐叔叔又并不急于赶路，而是给我买了一大块雪糕后带我去了理发店，他要理发，我就坐在旁边吃雪糕等他。等他理完发牵着我走到外面，看眼表，高兴道：“好！正好！这个时候她肯定起床了。”我才知道我等他理发是为了等她睡醒。
芳妮跟父母住在一起，房子是老式的公寓房子，除了厅堂极宽敞，其余开间都小。从窗户望出去，是一棵大树，初春那么寒冷，树叶也都绿蜡一样鲜亮。他们家的窗帘是两层的，一层薄纱一层厚绒布，薄纱上踏着暗花，绒布的颜色这么看绿，那么看又紫了。
后来我读《长恨歌》里描写的严师母家的卧室，说到窗帘、地板、家具，房间里红棕色泛着幽光的影调，和既温馨又忧伤的气氛，简直一模一样。芳妮家的厅堂里垂下来一盏吊灯，虽然有残损，但毕竟是水晶，即使纹丝不动也波光粼粼。我站在灯下用四川话念了一个儿歌，“王婆婆在卖茶”，背了毛主席诗词“乱云飞渡仍从容”，芳妮和她爸爸妈妈笑得前仰后合。我瞄一眼唐叔叔，他很得意。“这小孩灵伐？——灵的。”他道。
芳妮横着胳膊，用手背挡了嘴，笑得泪水涟涟，拿手绢印了印眼角，半天才停下来。“灵的灵的。”她向唐叔叔赞许。唐叔叔高兴得好像要晕过去了。
一时阿姨端来点心给大家吃。首先给我，一杯热可可，一大块又软又厚的黄油饼。我没有经验，吃黄油饼怎么能竖擎，必须横握啊。所以一抬手黄油就流到腕子上。我埋头去舔，引起一片惊呼，芳妮和她妈妈都说：“快快，湿毛巾拿来！不好舔的噢！怎么好舔的呀！小姑娘哪能嘎难为情啦——”可恨他们不许我舔。
倒是唐叔叔没有嚷，他脸上是错愕，我一看就知道他跟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就不能舔，甚至他大概正要舔，我先舔一口完全是替他顶了雷。然而他真不够意思啊，一旦反应过来，就立刻参与了她们对我的规训。
“出洋相了出洋相了出出出出洋相了。”他讲。一边讲一边看着芳妮，羞愧得差点咬了舌头。
我们离开的时候是晚饭时间，人家并没有相留。唐叔叔蔫头耷脑的，直到把我交到我爸手上时他也没恢复一丝活泼。我猜可能是因为我替他丢尽了脸。但实际上当然不关我事，后来听我妈告诉我，那天唐叔叔受了很大的委屈，他隔着门听见芳妮母女的对话，大意是芳妮妈抱怨女儿怎么什么人都往家里带。唐叔叔才知道原来他算“什么人”。
唐叔叔很快就回甘肃了，我爸还收到他的来信，信里说自己“提了级，结了婚，可谓双喜临门”。
然而我们再次得到他的消息，是几年以后听他老娘说的，他离婚了，正在准备调回上海，难哪，但他说难死也要回上海，因为芳妮一直没有结婚。
出版社: 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果麦文化
出版年: 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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