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姨妈给我妈打电话，聊到她的独生女儿小红，又忍不住哭了。
小红在家养病20多年，今年已经41岁了，无业，靠领低保生活。几年前，姨妈为小红申请到了一套廉租房，但近期这套房子要被收回了。隔着电话，姨妈絮絮叨叨，哭哭啼啼，仿佛都能看到她穿着邋遢、脚步蹒跚地为小红的事四处奔走的样子。
我妈摇头叹息，惋惜不已——如果没有发生那件事，小红的人生是根本不可能与“低保”、“特困户”、“廉租房”这些字眼扯上关系的。
1
二十多年前，表妹小红突然有天出现在我家门口。
当时姨妈家住省城，我家住在省城以南的一个三线城市里，虽然相距不远，但除了寒暑假，我俩很难见面。小红的意外到来，让我又惊又喜，像往常一样亲热地伸开双臂，等待她兴奋地尖叫，再和我抱在一起转圈圈。谁知，小红却一反常态，安静得出奇。再仔细一看，她的脸色也不对劲，愁容满面，一双桃花眼里还盛满了泪水。
妈妈说，小红期中考试考得很差，被姨父骂了，姨妈送她来我家住几天，想让我帮忙劝导一下。我巴不得多一个玩伴，赶紧想办法逗小红。我先给她讲了学校里最近发生的趣事、流行的俏皮话，又拿出了好多零食——以前小红情绪低落时，这招很好使，可这次她的表现让我很迷惑——她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不仅没了往日的活泼机灵劲儿，就连对外界该有的正常反应都没有了。无论我说什么，她一概不回复，只拿泪汪汪的眼睛看着我。
“她这是怎么了？完全没有反应啊！”我跟妈妈抱怨。
妈妈说，大概是姨父这次骂狠了，小红自己也怕考不上高中，所以情绪不太好。
我感到难以置信：姨父为了学习责骂小红也不是第一次了，往常她低落几天之后照样生龙活虎，可这次却沉浸在忧愁中，似乎无力挣脱。
小红的家庭条件不错，我的姨妈姨父都在省城某国营大厂上班，姨父还是靠手艺吃饭的高级技工。
因为文化程度不高，姨父原本并不太在意小红的学习，甚至觉得自己的女儿天生丽质，未来不一定要跟别人拼文凭。受他的影响，小红读初中时就坐上了麻将桌，一开始是娱乐，后来竟然玩上了瘾。
有时小红在牌桌上赢了钱，姨父喜出望外，就把嘴巴一翘，得意地对麻友们说：“我跟你们讲，我这个女啊，将来是不会随随便便嫁出去的，我一定要给她找一个好人家，有钱的！”
麻友们自然顺着他的话夸赞小红，把这对父女哄得美滋滋的。可高兴没多久，打麻将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小红对学习彻底没了兴趣，考试成绩一次比一次糟糕，姨父不得不提前琢磨她未来的出路。
我们家族中有个非常能干的表姐，她建议姨父培养小红做空姐，“既能赚钱，还有大把机会结识优秀人士”。
姨父很动心，但想成为航空公司的空乘人员，学历这关必须得过。这下他真急了，之后小红考试再考砸，他就会骂个不停。
2
小红在我家的那段日子，过得也不快乐。
头几天，还在读高二的我在长辈们的授意下，充当起了“人生导师”的角色。我想用危机感激发小红的好胜心，就把大人们曾经讲给我的话又悉数倒给小红。我把考不上高中的后果说得很严重，比如：将来，你可能找不到帅气小伙子结婚；可能赚不到钱，不能买漂亮衣服和化妆品……
小红听完还是不说话，甚至掉眼泪了，我以为自己的“开导”奏效了，就由着她哭。但接下来的几天，小红变得更沉闷，默默流泪的次数也变多了。我有点慌，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妈妈，并问道：“小红真的是因为考砸了被姨父骂才变成这样的吗？”
妈妈没有回答我。她跟姨妈通了一次电话，就带小红去看医生了。那个医生是一位名医，说小红得了癔症，之后开了几大包中药，“抓紧时间让她吃完这些药，现在刚刚发病，还能治”。
妈妈看到了希望，很高兴，小红却一点也不配合。她特别抗拒喝中药，妈妈把所有的好话说尽了，没了法子，就开始每天给她灌药。
妈妈要我用身体压住小红的双腿，让她不得动弹，再用力抓住她的双手，防止她打翻药碗。然后找准时机，把药水往小红的嘴巴里灌去。就这样，小红总算喝下了一碗药，她苦得直咂嘴，不停地往外吐口水。
妈妈很有成就感：“只要喝下去了就好，喝下去了就好啊！你去拿块冰糖来。”
我松开小红的手，刚走到厨房门口，就听见身后“哇”的一声——小红把药和早饭全吐了。刹那间，房间里弥漫着难闻的味道，妈妈拿着空碗，望着满地狼藉，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后来，我们又尝试了很多次，再也没能成功地将药汤灌进小红的嘴里。渐渐地，她连饭也不好好吃了，看见我们就怕。妈妈怕这样弄下去要出事，就带上那些中药，送小红回了省城。
听说小红回家后不久，姨父就决定让她彻底放弃考普通高中，直接去职高就读。那时的我很天真，相信小红压力大的根源就是中考，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她应该能慢慢恢复。
一年后，外公去世了，我和妈妈赶去省城奔丧。
外公的灵棚就搭在姨父家的小院里，小红呆呆地坐在灵棚前的一张方凳上。她的眼睛还是那么好看，一身暗色的衣服衬得她肤白如雪，身材好像也比以前更丰满了。我走过去轻轻地叫她，她看了我一眼，然后很快移开视线，继续呆望着某处。
长辈们说，小红只上了一段时间的职高，因为病情恶化，就无法继续学业了，姨父只得给她办理退学手续。现在她不像之前总是一味地沉默，有时她会变得很烦躁，甚至六亲不认，追着父母打。她拒绝喝中药，西药又使她整天昏昏沉沉，啥都做不了，人也渐渐胖了起来。
众人唏嘘不已，又说起最疼爱小红的外公。外公看着小红长大，却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看着这个孩子一步步变成这样。
到了出殡的那天，一直沉默的小红看着外公被一群人放入灵车里的水晶棺，准备运往殡仪馆。刹那间，她似乎明白了眼前发生的一切，突然对着外公的遗像哭得撕心裂肺。
表姐坐在椅子上，从背后环抱着小红，轻轻地摇晃她，摸着她的秀发，替她擦眼泪。抽出空儿，表姐温柔地问我：“姨父说，你跟小红说过什么。她从你家回来后就变成这样了，你们都聊了什么呢？”
一瞬间，我想起自己“规劝”小红的那些话，感到五脏六腑都被搅移了位一般。难道我的话是小红病情恶化的源头？我脑子混乱，一时无言以对，只能敷衍表姐：“没说什么啊。”
表姐没有再追问，我偷偷观察姨父姨妈，他们对我的神情、态度也没有不自然。可是，我的内心还是埋下了一颗自责的种子，从省城回家后，我始终在犹豫要不要把自己当时说的话讲给妈妈听。
最终，我什么都没有说。我无力承受自己劝人带来的后果，只能深埋内心的负罪感，希望大人们别再提起这件事，别再深究。
3
我在外读大学期间，妈妈有时会在电话里说起小红的近况：她在家基本能正常生活，但春季时会犯病，严重时还打人，姨父不敢放她出门，她就整天在家里待着。
我读大二下学期时，身体强健的外婆也走了。她在接连经历了外孙女患病、丈夫去世之后，彻底失去了精神支柱。她经常坐在家门口说糊涂话，没多久就倒下了。
我和妈妈再次来到省城，又见到了小红。此时的她已经17岁了，穿着姨妈给做的大花睡衣睡裤，腰身粗得像刚生过孩子。油腻的头发随便在脑后面挽了一个结，眼神也没了光彩。
姨妈看出了我的吃惊，赶紧解释说是西药副作用太大了，他们不敢再给小红吃了，“我让她爸爸开了中药，恰（吃）得蛮好，今年春天都没有发病吔”。
“那还能瘦回去啵？”我问。
“不晓得哟，她日日恰了困（睡）困了恰，什么事都不做，哪里能瘦？中医说了，她其实恢复得蛮好，就是人太懒了，要多动一动。”说着，姨妈斜眼瞟姨父，眼神中透着小心翼翼的怨恨。
当天晚上，我和小红一起睡，打算趁机跟她聊一聊。钻进被窝，我问小红：“你愿不愿意找点事情做？”
她用不带感情的语调反问：“做什么事情呢？”
“什么都行啊。到前街商店里做售货员，或者在家里接点手工活都行。既可以赚点零钱，还可以学点东西，不会感到无聊。”
小红不说话了，气氛变得有些尴尬，我只能努力寻找其他共同话题，却发现我俩早已无话可说。儿时的姐妹情似乎早已停留在了儿时，此刻，旁边躺着的这个人让我感到很陌生。可我还是不想放弃这个难得的独处机会，继续劝小红出去找点事情做，但她给我的回应是渐渐响起的呼噜声。
第二天，在离开姨父家之前，大家聚在一起吃了顿饭。在饭桌上，我很认真地向姨父提议，希望他可以让小红做点事情，哪怕只是折纸盒、做头饰这种小活儿，“表妹这样下去不行，人会废掉的”。
姨妈立马大呼小叫地表示赞同，我妈也在一旁帮腔。谁知姨父并不接话茬，他喝着酒，客气地冲我和我妈点头微笑，潜台词应该是：“你们说得对，说得对，我们会看着办的。”
姨妈说小红之前尝试做过售货员，可才做了两天，她就不愿意做了。后来她又试过另一份工作，结果也一样，“不是我们不愿意让她做事，而是她啥都做不下去”。
姨父听了这话，立马不高兴了，他瞪了姨妈一眼：“你那找的都是什么烂事，有什么好做的？”他喝了几口酒，慢慢放下了酒杯，顿了顿说道：“其实啊，她现在这样，我也不求她能做出点什么了，就希望她平平安安在家里待着，我来养着她。”姨父的眼圈有点红，不知是因为喝了酒，还是因为别的。
我突然想起过去家族聚会时，姨父总要喝点酒。那时的他很快活，抿一口酒，就一口菜，表情十分陶醉，然后就开始当众夸自己的女儿漂亮、机灵。有时，他还会半开玩笑似地戳我的痛处，说我皮肤黑不怪我，是遗传了我老爸的基因……
那时的姨父以女为傲，而今，小红却成了他内心的一块伤疤。见他借酒浇愁，完全是一副接受了命运捉弄的样子，我于心不忍，便不再多说了。
4
大学毕业后，我去了省城的一家公司上班，和姨妈一家的接触变多了。姨妈待我不薄，我也经常在周五下班后提着东西去看小红，过年还给她发红包——哪怕她的年纪已经不适合再收压岁钱了。
登门次数多了，难免会撞见姨妈和姨父为了家庭琐事吵架。不知是小红是早已习惯了，还是病情影响了她的感受力，她对父母的争吵谩骂完全没有反应，只顾着看自己面前的电视机。
妈妈跟我说过，当年姨妈婚前只是厂里的普通缝工，收入微薄，而姨父的车工技术过硬，收入不错，两人的结合并不是完全心甘情愿的。婚后，姨父觉得姨妈赚钱少，家务活也干得不漂亮，总对她露出一副嫌弃的表情。在教育孩子的这件事上，姨父也总站在姨妈的对立面。小红刚上初中那会儿，姨妈要求她洗自己的内裤、袜子，偶尔帮忙扫扫地什么的。可姨父会当面阻止：“别做，让你妈妈和外婆去做，我的女是不做这些的。”
渐渐地，小红也看不起自己的母亲了，还会和父亲一起奚落、顶撞她。面对父女的联手攻击，姨妈毫无还手之力，有时实在气不过，就给我妈打电话哭诉。
一次，妈妈对我说出了她的看法：“你这个姨妈啊，懒，不愿动脑子，耳根子也软，毛病太多。你姨父嫌她，小红也嫌她，是她自己造成了自己的处境。”
有一年，妈妈去省城探亲，见姨妈家的房子实在脏乱得不像话，就建议他们花钱捯饬一下。姨父有这个心，但懒得折腾，就怂恿姨妈把装修这个麻烦事推到我妈身上。姨妈竟跟姨父一拍即合，力劝我妈在省城多住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免费帮他们监工。
事后，劳心劳力的妈妈无奈地对我说：“你这个姨妈啊，就是依赖性太强。本来这是他们自己的家事，她倒跟你姨父一起哄我去做。唉，我又不能帮他们一辈子啊。”
我在省城工作了5年，期间，姨妈和姨父从未在我面前提过小红犯病时的细节，更没有带她去参加康复活动的想法——这是他们夫妻之间少有的默契。直到我离开省城，都没有看到小红的病出现转机。
后来，我打电话给姨妈，发现小红连一句整话都说不出来，只会回复“嗯”。倒是姨妈每次都有很多话要跟我说，她经常发牢骚，说小红啥都不干，家里的事累得她腰病都犯了。
“你有本事，能去外面赚钱，要是小红是个正常人，肯定也能像你一样。”说到这儿，姨妈呜呜咽咽地哭起来，过了一会儿，她会突然恢复正常，开始扯其他的事情。
年轻的时候，我对姨父姨妈的一系列做法不以为然，但随着年岁和阅历的增长，反倒理解了一点。他们遭遇了这样的变故是不幸的，生活让他们身心俱疲，能维持当前的状态已是不易，又何必强求他们去改变什么呢？
2年后，姨父安排小红嫁给了一个老家的男人。这个男人矮胖矮胖的，嘴还有点歪，站在五官端丽的小红身边显得十分不般配。据说，他很穷，也没有任何学历和技能，靠四处挖沙子为生，经常要去外省，难得在家。
一开始，我很不理解姨父为什么要把小红的择偶标准降得那样低，难道就因为她有病？后来和家里人聊天，才逐渐理解了姨父择婿时下的一番的“苦心”。
姨父认为自己女儿的条件并不比那个男人好，能拿得出手的，只有两点：第一，身体健康，能生下健康的孩子；第二，城里户口，娘家还有房子，孩子以后可以在城里上学。这对于一些经济条件不够好的农村男人来说，这两点诱惑足够大。只要小红有个家，有了自己的孩子，就算将来他们老两口不在了，她也不至于无依无靠。
婚后，小红很快生了个儿子，还是和姨父姨妈生活在一起，除了给孩子喂母乳，什么也不做——当然，也没人要求她做什么。姨父退休后本可以靠着车工手艺再接点私活，但外孙出生后，他和姨妈整天围着孩子转，再没有精力去挣外快了。
我想跟小红聊聊，却发现她的手机号其实是她丈夫的另一个号码——她的父亲和丈夫都认为，她闲在家里，没有用手机的必要。我不敢给小红打电话，也不敢随便发信息，害怕一些私密对话被她丈夫看到。
就当大家以为小红有了家就能安稳地过日子的时候，命运对她的折腾却并没有停止——儿子3岁时，小红成了寡妇。
一天，常年在外打工的小红丈夫回来了，一家人高兴，中午做了一桌好菜，还喝了点酒。小红丈夫虽胖，却喜欢吃肥肉，饭后，他突感不适，一直呕吐，送到医院被诊断为“重度急性胰腺炎”，没过几天，人就去世了。
我上门探望，发现小红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失落，似乎对丈夫的离世没有任何感觉。她依然啥事都不管，每天只看电视，也不太理睬孩子。
临走之前，我掏出准备给小红的钱，她盯着我的手，还和姨妈交换了一下眼神，似乎早就在等待着这一刻。我突然感到，小红还是明白世事的，她的智力没有太大的问题。
5
1年后，姨妈兴奋地告诉我们：政府给了小红一套廉租房。
之前，小红已经凭残疾证（精神残疾）每月可以领低保。丈夫死后，寡居、有孩子、无收入的个人情况使她能够得上“特困户”的评选条件。政府帮扶到位，小红算是苦尽甘来，我和妈妈都感到欣慰。
姨父花了好几万装修了房子，又置办了家具、家电。之后，他又安排小红和老家农村的一个男子结婚。这个男人的情况和之前那位女婿差不多，只是人长得高大些。
婚后，小红又生了一个儿子，姨妈说出这个消息的时候，语气中有难以掩饰的骄傲。我不能理解，小红这种情况在省城养一个孩子都不容易，现在竟然有了俩。
果然没过多久，姨妈就打电话来诉苦，说那套廉租房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她大孙子念的学校在厂里，得跟着外公外婆在厂里住。小孙子还没断奶，跟着爸妈住廉租房。这样的安排很好，但小红根本不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她的丈夫又要时不时出门打零工，姨妈只好两头跑，操持所有的家务。
晚上，小红不愿起夜喂奶，姨妈就得在廉租房住下，半夜爬起来给小孙子冲奶粉。时间长了，姨妈身体吃不消，干脆让小红一家又搬回厂里。虽然六口人住着挤点，但她轻松了许多。至于那套廉租房，姨妈是这样想的：反正我们已经花钱装修过，街道是不可能随便收回去的，将来孙子大了总会有用的。
我父母退休后，搬来和我一起住，一次偶然聊起小红，妈妈叹了口气说：“小红可惜了，要不是她爸爸那样凶她，今天她肯定是一个漂漂亮亮的好女子啊！”
“可你不觉得奇怪吗？小红以前没考好，姨父也会凶她，怎么那次就那么严重？”
“根本不是因为考试！”
这是妈妈第一次告诉我当时的真实情况：姨父当年凶小红并不是因为她考试成绩太差，而是发现她有早恋的迹象。事发当天，小红与几位同学一起去一个姓周的男同学家玩，她事先没有跟家里打招呼，直到深夜12点还没回家。姨父急得出门找寻，走了一大圈也没找到，等他回家时发现小红刚好先他一脚回到家，而此时已经是凌晨1点了。
姨父怒气冲天，摔断了一条椅子腿，劈头盖脸地训斥了小红一顿，还动了手。全家人都劝他消消气，小红则在一旁发抖，根本睡不了觉。到了第二天，小红整个人都呆了，对别人说的话没有反应，还控制不住地流泪。
当时，大家都觉得这孩子只是一时想不通，过两天就会好起来，根本没有想到送她去医院诊治。过了几天，小红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姨妈不停地骂姨父，姨父也慌了，为了避免小红再次受到刺激，姨妈就决定让她去我家住段时间，让我试着开导开导她。临行前，姨妈特地嘱咐我妈不要告诉我实情——她和姨父都觉得这事不光彩，怕我嘴巴不牢说出去。
我唏嘘不已，心情复杂地对妈妈说：“你怎么不早说呢？你知道吗？我当年还以为是自己造成小红得病的呀！”
妈妈说，她当时也觉得这事不光彩，不想影响我，就没有说实话。之后我离家读书、工作，她也没有机会再跟我聊。我哭笑不得，把自己当年劝小红的话，以及表姐问我的话全都说了。
妈妈很肯定地说：“没有啊，如果你姨父姨妈真的认为小红的病是你造成的，怎么可能不直接跟我说呢？”
“那姨父为什么对表姐那样说？”
妈妈也不明白，但她觉得最大的可能是，姨父看到小红精神失常，难以接受，不能原谅自己。面对表姐的询问，他随口说小红是从我家回去后才变成了这样。虽然是自欺欺人，但对于一个乱了方寸的父亲来说，不是没有可能。
6
事后想来，我还记得小红出事前的那个暑假，我去省城探亲，我和小红躺在床上聊天，她主动给我看了她的日记。
那时，刚上初中的小红文笔不好，每篇日记也只有歪歪扭扭的两行字，但我能看到一个少女把现实中无法实施的爱恋幻想全都倾泻于笔端。她偷偷告诉我，自己喜欢上了班里的一个男同学，姓周。我捂着嘴，指着她笑，她笑着来掐我的脖子。
“你说，如果有个男生说要亲我，我该怎么办？”小红突然问。
我嗤嗤地笑起来，用两根食指在脸上画着圈笑话她，她也咯咯地笑成一团。
转眼间，这个天真烂漫的少女彻底消失不见了，距离她第二次结婚也已经过去了2年。
那天，姨妈又打来电话，说在今年的特困户资格审核中，街道工作人员发现小红的丈夫虽然是农村户口，但他在老家有宅基地、房子，不具备廉租房的使用资格，要收回那套房。
政府收回廉租房时，是不会补偿住户的装修损失的，当初姨妈姨父只顾着高兴，没弄清楚这个政策，才花钱做了很多固定在墙上的柜子。如今搬家，硬装带不走，家电又没有地方存放。
妈妈忍不住埋怨姨妈：“你们应该早点问清楚政策，就不该花那么多钱装修，它就是个出租房，又不是永远归你们！”
电话那头的姨妈不做声了。
妈妈的情绪有点激动，继续说：“好好的一件事被你们办坏了。当初为什么非要让小红再嫁呢？守着一个孙子好好过下去不行吗？你的身体哪里还经得住再多带一个孙子，这下好了，国家送你的福利没了，这么多人挤在老房子里，难受吧？”
抽泣声从电话那边传来，姨妈有点难为情地说：“姐姐啊，你不知道，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小红不嫁人不行啊。她是那种‘花痴病’，她需要结婚哦！”
我怔住了，我妈也傻了。我们都没看过小红的诊断书，也不知道省城的医生给出的诊断到底是什么。一直以来，姨父对小红的病讳莫如深，从不跟人主动提起。当我好奇地问姨妈当年事发当晚的经过时，姨父就在电话旁边，姨妈咋咋呼呼地让姨父自己说，姨父却压低了声音，狠狠地凶了姨妈一句。姨妈不敢再讲了，说话也变得支支吾吾。虽然看不见姨父的脸，但他那股凛冽拒绝的气场已经通过电话让我感受到了，我打了个寒颤。
倒是我妈曾听姨妈隐晦地讲过，小红以前每年春季都要发病，对男女之事似乎有需求，她找不到发泄出口就会打人。药物只能让她暂时镇定，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最终姨父认定她需要一个满足欲望的正常渠道，就决定让她结婚。
婚后，小红的病情确实好了很多，但家庭矛盾随之而来。她的第一任丈夫生前有积蓄，但他把存折放在了他农村姐姐的手里。他死后，姑姐说自己已经用存折里的钱给侄子在县城买了一套房，这段婚姻就算结束了。
姨妈对第二任女婿更是不满，因为他老想把廉租房里的家电搬到他农村的房子里去。她说：“这个女婿精明得很。”
后来，妈妈回老家，在省城见到了姨父他们一大家子。
这次见面让妈妈特别难受，大家在一起吃饭，但全程几乎没人说话，气氛十分尴尬。小红的丈夫抱着小儿子，这孩子不停地哭闹，姨妈也很不自然，并没有跟姐姐叙旧的打算。
后来妈妈才明白，比起叙旧，姨妈似乎更想看到她拿出红包。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妈妈都对此事耿耿于怀，有时会忍不住对我说气话：“不知道他们一家怎么就变成这样子了，哪里还有一点姊妹之情？一点人情味都没有。看到我掏红包，这才有了笑脸。真是的，我再也不想看到他们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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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米歇尔·哈珀是一位工作十余年的急诊科女医生，她每天都要面对生命高危状态的急救，也因此看到人的身体具有多么强大的自我修复和保护能力。 她的《你的身体，比你更爱你自己：急诊科医生手记》这本书，是用12个关于身体的故事写下的急诊科实录，亦是一位深思熟虑的医生的深刻人道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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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费城北部的蒙蒂菲奥里医院是我的下一站。这种职业流动是在所难免的。蒙蒂菲奥里和慈恩医院很像，来这里上班有些回家的感觉。就像所有回家之旅一样，我可以暂时重温昔日的美好，拾起那些曾让我感到舒适的回忆。
这里的生活和我在南布朗克斯慈恩医院当实习医师的时候有不少相似之处。
蒙蒂菲奥里每年会诊治超过95万名病人，慈恩医院则超过145万人。在慈恩医院，我曾经是住院总医师；而在蒙蒂菲奥里的医疗系统中，我是助理医务主任之一。
我入职前就被告知将出任这座医院一所郊区分院的主任，所以我现在要负责制定会议议程，编写治疗高风险疾病（比如急性中风和心脏病）的工作协议，协助进行员工评估，以及编辑发送关于血液培养和药物记录的电子邮件。
开始这份工作以后，我才意识到以助理医务主任的角色发送这种邮件并不会赋予它们更大的意义——我在慈恩医院就负责发送这样的邮件，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
当我坐在新的办公桌前，看着长长的行政管理任务清单——标准操作程序、合格的医疗记录档案，以及降低风险的种种措施，我想起最初自己选择急诊科的那份激情：与危机之中的人们在一起，帮助他们迈出通往痊愈的第一步。
慈恩医院点燃了这份激情的火焰，让我做好准备来面对蒙蒂菲奥里的挑战。
慈恩医院的使命是服务社区，同时不必考虑病人的支付能力。这是一种格外高尚的使命，因为南布朗克斯区相对贫困，要完成这一使命的难度也非常大。
慈恩医院三分之一的病人根本没有医疗保险，许多居民没有基础保健医师。当附近的免费诊所无法再接收新的病人，或者已经关闭的时候，慈恩医院就成了那些病人唯一的希望。
那个社区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因为金钱、地位和身份认同而起的冲突——严重的物资匮乏和感情匮乏造成了连续不断的愤怒和伤害。
当时慈恩医院的急诊室分为成人内科、成人外科、后续处置（如伤口检查、拆线等）和儿科。那是我实习期第二年的一天，我正在急诊儿科工作。我的病人列表中的下一位是“13岁男孩，头部创伤”。
我扫了一眼分诊记录：生命体征正常，无用药史，头部遭受撞击。
我敲了敲检查室开着的门，向那个名叫加布里埃尔的孩子做了自我介绍。他身边的两名成年人应该是他的父母。
那个男孩坐在病床边上，双手合拢在膝头，眼睛注视着交叉在一起的手指。他身后的墙壁上装饰着一群紫色大象和红气球飘飞的卡通图案。
他的母亲站在柜子旁边，双手按在自己的包上，两只手上满是皱纹。她的嘴唇一直在微微颤抖。他的父亲坐在病床旁边的椅子上，眼睛里满是倦意，衣服上散发出一股泥土的气味。
我从收集必要信息开始：过往的用药史、疫苗接种史、现在服用什么药物、对药物的过敏情况等。
然后我开始询问他受伤的情况。那孩子告诉我，有一个叫“T”的同学总是在学校骚扰他，贬损他的穿着。T比加布里埃尔体格更高大，而且行为粗暴。
我问他这次遭遇了什么状况，加布里埃尔向我讲述了如下的故事。
他取得了好成绩，还帮忙照顾妹妹，并完成了所有家务，所以父母在他生日那天奖励了他一双昂贵的运动鞋。第二天，他开心地穿着那双鞋去了学校。在路上，T在学校旁的空地截住了他，要他把运动鞋交出来，他拒绝后转身就走，却被T追上来扑倒在地，他的头和身体遭到了殴打。
加布里埃尔想要自卫，但T抽出一把匕首，威胁要杀了他，还说加布里埃尔很走运，因为那天他没有带枪。加布里埃尔在恐惧中脱下了鞋，T抢过鞋子，还啐了加布里埃尔一口，之后骂着脏话走了。
T离开以后，加布里埃尔就跑回了家。一路上他都赤脚踩着滚烫又满是裂痕的柏油路。
他没有昏厥，也没有恶心和呕吐，皮肤没有异常，没有虚弱无力。他的颈部没有感到疼痛，也没有呼吸困难。他的左脸、肩膀和胸部有明显的肿胀和发红。他的双脚有浅表性擦伤和割伤。
2
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加布里埃尔躺在病床上接受检查时的平静神态。
孩子们竟然能如此从容地接受伤害！他们的身体有着非凡的复原能力，在遭受严重伤害时往往不会被击溃。
哪怕是肝脏撕裂、腹部遭到重击而内出血，或者是眼睛后面的血管因为剧烈晃动而爆裂，从他们的外表依然只能看到腹部美丽的肉桂色皮肤、柔软的手腕上有规律的脉搏跳动，还有他们明亮的褐色大眼睛里正常的光彩。
孩子们没有描述痛苦的语言，也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就像成年人一样，孩子也会将精神上的痛苦藏在心中，任由它们在重要的器官周围蔓延。这些创伤带来的后果会更加持久严重，会影响他们内脏的轮廓、横膈膜呼吸的深度以及胸腔的充实程度。
“好的，我还要单独问加布里埃尔几个问题，请父母先出去一下。”我需要完成对所有受伤儿童的受虐待筛查，这是一项强制性任务。
加布里埃尔的故事合理可信，但再合理可信的故事也可能是在掩盖某个家庭成员或者他认识的某个成年人对他进行的侵害。
等孩子的父母离开房间以后，我告诉加布里埃尔，他可以坐起来了，身体检查已经完成。我拽过一把椅子，坐到他面前对他说：“加布里埃尔，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让我很难过。这件事非常可怕，而且很不公平。这样的事不应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加布里埃尔点了一下头，继续盯着自己的拇指。
“加布里埃尔，我必须问你一些问题，以确保你的安全。你要明白，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是保密的。如果你有危险，我就需要打破这个保密条例。这只是因为我们必须确保你的安全。我想要你知道，我不会瞒着你做任何事。接下来的谈话只是我们两人之间的，如果要有第三个人的加入，我就会告诉你，好吗？”
“好的。”他含混地说道。
“我们会向所有年轻人问这些问题，哪怕他已经成年。因为有些时候，人们会被他们爱的人伤害，比如家庭成员、朋友、老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加布里埃尔回答。
“你和谁住在一起？”
“我的父母和妹妹。”
“你的妹妹多大？”
“7岁。”
“你喜欢你妹妹吗？”
“是的，她很酷。有时候她会让我紧张，但她依然是我的妹妹。”
“妹妹都会让哥哥紧张，对吗？”看到加布里埃尔的微笑，我也轻轻笑了一声，“我听说你很会照顾她，对吗？”
他点点头。
“你与你的父母相处得好吗？”我又问。
“是的。”
“你在家里感觉安全吗？”
“是的。”
“家里有人打过你吗？或者在你遇到问题或其他情况时威胁过你吗？”
“没有。没能做到我应该做的事时会受罚，但没有被打或者类似的事情。”
“学校怎么样？”
“还好。”
“你有喜欢的科目吗？”
“说不上喜欢。”
“你喜欢去学校吗？”
“不太喜欢。”
“为什么？”
“那里的问题太多了。总是发生意外，总是有人打架。”
“你在学校感觉安全吗？”
“不安全，不过我会小心。”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会小心的，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这又是什么意思？”
“女士，我的意思是，我会搞定的。”
我几乎是下意识地问出了一个我不想问的问题，因为我不想知道答案。选择相信情况不会更加恶化要容易得多。相信这个孩子在离开医院以后能平安地去上学，平安地活到毕业；相信他每一次离开家时不会感觉自己有危险；相信他根本不需要恐惧——相信这些可以使我更轻松。
我可以选择这样相信，只是问一个诱导性的问题——好吧，那么你的意思是你没有事？大家都不会有事，对吧？——这样他就有机会点头默认。然后我们就能够满足于这个令人舒适的谎言。就像任何一个谎言一样，它需要双方的积极参与才能成立。
但我没有这样做。我让那个不合时宜的问题从自己嘴里跳了出来。
“你打算报复他吗？”
加布里埃尔回答道：“我只会照顾好我自己。只要他不来惹我，就不会有问题。”
他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自己的双手，揉搓着大拇指，两只脚不停地敲打地面。
冲动再一次驱使我问出了下一个荒谬的问题。这个问题让我感到非常陌生，因为我在华盛顿西北区长大。
那里的人们开的车是沃尔沃，读的书是《要书本，不要炸弹》、《和平共处》和《本地化思考，全球化行动》。我的同学们会开着宝马敞篷车去上大学预科班的语言课，从不担心自己的车被偷。当我走在校园中时，从不会想到我可能因为自己的书包、乐福鞋或羊绒衫遭到威胁。
当然，我的社区也发生过公开暴力行为（比如公园中的绑架、杂货店停车场的抢劫），但概率极低。
我会读报纸、听广播，我知道公开的暴力是存在的。于是，那天在南布朗克斯慈恩医院，我带着一点窘迫向加布里埃尔问出了我不得不问的问题：
“你有武器吗？枪或者刀子？”
“我有一把枪。”
“你有一把枪？”
他沉默着。
我又问了一遍：“你有一把枪？”
“不用为这个担心，女士，不用担心。”他没有再说什么，清楚地表明这就是他最终的回答。
“加布里埃尔，这非常危险。就像我刚才说过的，对于这种情况，我必须打破保密条例。如果一个年轻人提到他有枪，那么他就有可能用那把枪造成伤害。为了你的安全，我们必须和社工谈一谈。”
加布里埃尔没有动，也没有说话。我等待着他的反应，或者至少有一些特别的迹象。而他只是摇摇头。
“我马上回来。”我说道。
3
我走出检查室，找到主管医生，向她报告了这个病例——住院医必须向主管医生报告全部病例，并给出评估结论，而主管医生建议，考虑到这个孩子有使用枪支的可能，必须和他的父母以及社工谈一谈。
于是我给当地社工发了信息，又去找等在检查室外面的孩子父母，向他们简单讲述了现在的情况和我的担忧。
他们平静地看着我，等待我提出问题，等待我说明为什么会对此产生警惕。
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忧，而我则对他们坦然的神情感到费解。
我们一起来到了加布里埃尔的面前，他抬起头看向父母。
“女士。”他的母亲对我说，“如果他必须保卫自己，那么他就应该保卫自己。”
这句话看似正确，但显然有很大问题。他们如此漠然地看待自己的孩子可能采取的报复行为，这让我感到惊恐。
我在人生很早的阶段就知道，暴力常常会招致更多的暴力。每一次严重的伤害，每一个被判罪的年轻人，每一个足够幸运，能带着结肠造瘘袋、气管切口或者坐着轮椅离开医院的人，都在证明这一点。所谓的自卫将带来的后果，我亲眼看到过。任何孩子都不应该做出这种选择。
“嗯，听我说，眼下的情况非常危险。只要我们得知有枪支的信息，我们就必须让社区工作者参与，以确保所有人的安全。”我脱口而出。
“你在说什么，女士？你要把我们的儿子从我们身边带走吗？”这位母亲的语气中第一次出现了关切的意味。父亲一下子坐回到椅子里，将头靠在墙上，叹了一口气，闭上了眼睛。
加布里埃尔挺直身子坐在病床上。在这次谈话中，他第一次正视我的脸，眼睛里闪动着难以置信的光芒。看到他的样子，我回想起许多年前我因为父亲的家暴而报警、那两名华盛顿警察上门、说他们会逮捕我哥哥的情景。
那一晚，他们通知我家，说我们都和那次家暴有牵连，所以我们都必须缴纳罚款。
所以现在，当我俯视着这个孩子，我能明白他的心情。我知道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都无法让他好受一点。我们全都陷入了这场困境，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不，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没有人想要让你离开你的家人。不会发生这种事。”我拼命尝试着说清楚我的意图。
等待社工到来时，我开始思考，为什么在我长大的那些年里，没有一位医生单独和我谈过话，问过我是否有安全感。也没有一位教师、辅导员或者家人这样问过我。我不知道如果有人这样问我，我又会怎么说。我觉得我也会感到不情愿和害怕。但我知道，这一定会让我学到人生宝贵的一课：我可以得到成年人的保护。
4
急诊室社工名叫艾莎，她赶过来听了我的报告。在和那一家人谈完话后，她对我大致讲述了她的发现。
那对父母努力奋斗，竭尽全力为他们的孩子创造最好的环境。母亲在食品杂货店工作，经常会为了多挣一点钱而加班。父亲是一名看门人，需要夜以继日地工作，同时还在兼职做建筑工人。
他们住在一个暴力犯罪猖獗的社区。那里的每个街角都有人在兜售毒品，枪声此起彼伏，就像郊区黄昏时的蟋蟀鸣叫一样稀松平常。
艾莎把手放到我的胳膊上，她的声音柔和却又充满无奈：
“米歇尔，当你身处在战争中，生活的规则是不一样的。从某种角度讲，这一家人都是战士，在为家庭而战。战争环境有它的特点。暴力行为在战争地区是生活中普通的一部分。为了生存，你就要做你必须做的事，无论是在外面还是在家里。”她叹了口气，“他们是好人。但这么做不对，加布里埃尔不应该认为持枪是正常的事情，不应该觉得自己必须有一把枪，才能在学校感到安全。学校应该是安全的，他不该以那种方式在学校里生活。”
她又叹了一口气，这一次她的叹息更加沉重。
“哦，这孩子，”她摇摇头，“不管怎样，没有证据表明这孩子真的有一把枪，他的家人也没有枪。我会写一份报告，也会和他们一家人进行确认。这件事就这样。”
她再次摇头，微微笑了一下，“除非急诊科能够为这些人提供工作，让他们有足够的工资和安全的住所。”她拿起文件夹走了，没走出几步，她又忽然转回头问我：“我们能做到吗，医生？我真希望我们能做得到。祝你有愉快的一天。你知道怎么联系我！”
她挥挥手，去看下一个病人了。
那件事已经过去了好几年。我后来再没有得到过加布里埃尔一家的消息。但他的故事，他们的故事，一直让我无法释怀。
现在，我站在蒙蒂菲奥里医院的急诊创伤科，等待即将被送来的创伤患者——我们全都穿好手术袍、戴好手套、做好了一切准备。
他们已经打来了电话：两名年轻男性中枪，一个在头部，另一个在腿部。收到这样的创伤警报时，我常常觉得这样的伤员会是加布里埃尔或者许多像他一样的人。
我的这一班刚开始，所以我会负责受伤更重的那一个。通常情况下，新医生也会负责处理最新被送到的危重病人。另一名医生会在2号创伤急救室照料伤势不那么严重的病人。我和我的团队会在1号创伤急救室。
我们估计这件事和帮派有关系，这几乎是必然的。
我站在床头，最后一次检查抽吸设备和喉镜刀条。一名技师在床脚处准备好剪刀，他会剪开病人的全部衣服，让我们检查他身上是否还有其他损伤。另一名技师准备好了C形环。这是一种硬质颈托，用来固定颈椎。急救队应该已经给病人上了C形环，我们这样做只是以防万一。
病床两侧各有一名护士，她们分别负责一个输液架。房间里还有两名医科学生。他们正充满期待地悄声议论着什么。这是他们第一次在急诊室值班。他们可能觉得自己正出现在《急诊室故事》的真人秀节目中。
“请快让他们过来吧。”我催促道。我捏了捏口罩顶部的鼻梁条，防止面罩上有哈气，心中想着所有那些可能会导致情况恶化的事情，以及我该如何应对。
如果中枪的地方是在口部，我无法给病人插管该怎么办？如果是在颈部，我连气管切开术都做不了又该怎么办？还有一些时候，急救队的通知完全是错的。有一次急救队打电话说患者胸部中枪，结果只是手臂上的皮肉伤。
谁知道呢？也许那个要被送来的家伙只是头皮受了一点擦伤。
拉米蕾兹护士走进急救室，向我们更新了消息：“刚刚确认了，只有头部中弹的伤者会送来。另一个人被转去了圣公会医院，因为他们是敌对帮派的。没人希望他们在这里又打起来！急救队马上就到了。”
“谢谢，头儿。”技师布莱恩回应道。
5
救护车入口处传来响亮的轮床声。随后急救队就出现了。轮床边上垂下来两只巨大的黑色运动鞋，随着轮床的滚动不停地磕在一起。
“抱歉，来得太急了。”一名急救队员开始了报告，“男性，20多岁，头部枪伤，格拉斯哥昏迷评分从13到15，无法缩小区间，因为他一直都在躁动。血压110/70，心率140次/分钟，血氧饱和度95%。我们无法给他输液，也没办法在现场给他插管。”
他们把病人放上病床。一名急救队员开始帮布莱恩剪开伤员的衣服，另一名急救队员继续报告。
“当时简直是一团混乱。抱歉耽误了时间。那里有一大群人，有些人还在打。只能由警察护送我们进出现场。”
“他的名字？”我低头看着这个躺倒的巨人。他身高至少有一米九，体重近三百斤。
“身份证件上显示他叫‘杰里迈亚’，已经给他登记好了。”体型庞大的杰里迈亚正在不停地挣扎着。
急救队和布莱恩快速精准地剪掉了他的牛仔裤。他的腿上全是血，但没有伤口。他们又剪掉他的衬衫，躯干和手臂上也全都是血污，不过同样没有损伤，也没有肿胀变形。我们在急诊科每天都要完成这样的工作，但从不会对这样的情景感到麻木——动脉和静脉里的血液从被损伤的身体中流出来，无论何时都会对我们的精神造成冲击。
我在他的颈部也没有看到异常变形。杰里迈亚一直在呼吸，还在呻吟，发出各种痛苦的声音。格拉斯哥昏迷评分是将病人的自主意识从1到15分级，他应该是接近于15，这一点让人安心。
护士们为他设置好监控仪器，并准备好了静脉输液。他的血压从技术上来说是“正常”的。考虑到他的具体情况，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迹象——极为快速的心跳和相对的低血压意味着他也许出现了危及生命的内出血，很可能是灾难性的脑损伤。
他还在不断挣扎。急救队的人和布莱恩按住了他的腿。护士们叫实习生过来一起按住他的手臂，然后插进一根大号输液针。
“杰里迈亚，杰里迈亚，你能听到我吗？”我轻声向他喊道，同时将手掌按在他的左侧面颊上，继续查看他的头部。
他唯一的伤口在右侧头骨上。是一个异常严重的伤口——那里的颅骨已经碎裂，插入了脑组织。
“我在哪里？妈妈！”他尖叫着，左右甩着头，他的眼睛一直紧闭着。泪水混合着血液流淌在他黑色的面颊上。
我把双手放在他的头两侧，让他安静下来，直视着他问道：“杰里迈亚，看着我，你能看到我吗？”
他猛地睁开眼睛。
“你能帮我吗？求你，求你救救我！”他哭喊道。
“杰里迈亚，我们会救你。安静下来，请尽量保持安静，好让我们救你。”我像唱摇篮曲一样对他说道。
“求你，求你救我！妈妈！请，请救救我。”他盯住我的眼睛乞求着。
“杰里迈亚，我们会救你。”我继续柔声说着，心中祈祷他能够相信我，希望我们两个都能因为我的话得到安抚。
杰里迈亚不停地哭泣着，泪如雨下。他的痛苦似乎比头上的枪伤更深重，比颅骨被枪弹打碎、躺倒在人行道上更可怕。
“杰里迈亚，我在这里，我会救你。”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我要死了……我要死了……”他哽咽着。
“我们会救你，杰里迈亚。”我知道，我的话比将要注入他的血管、模糊他的意识、麻痹他的肌肉的药剂更重要，比我将要插进他喉咙的呼吸管更重要，比为他忙碌的整个团队更重要。
我把手移到他的右侧脸颊，捧着他的脸。我知道他正处在十字路口，我知道无论他是因为做了什么才来到急诊室，他现在都该得到安慰和照料。
“哈珀医生，输液准备好了！”护士翠西报告。
“很好，”我向她竖起两根拇指，“我们先从150毫克利多卡因（一种局部麻醉剂）开始，然后是30毫克依托咪酯（催眠性静脉全身麻醉剂），最后是150毫克琥珀酰胆碱（骨骼肌松弛剂）。”这些药物能够让他放松下来。然后我才能为他进行气管内插管。
我抓起喉镜刀条，最后一次注视他的眼睛。
“好了，杰里迈亚，你要睡了。”
他陷入无意识状态以后，我将呼吸管插进他的气管中。呼吸小组为他接好了二氧化碳指示器。我们注意到指示器的颜色发生了显著变化。于是他们给他上了呼吸机。
我脱下染血的手套，拿过听诊器，仔细听了他的胸口：双侧肺气息进入良好。这表明气管内插管位置正确。手术团队立刻冲进来，把杰里迈亚送去了手术室。技师和护士们开始去为下一个病人做准备。
急救队也开车去完成新的任务。这间病室暂时空了，只剩下抢救后的一片狼藉：监测仪器的导线耷拉在屏幕下面，地上到处都是血渍、塑料针帽和被丢弃的手套。
一名警方调查员走进来，打破了房间里的寂静。他向我询问：病人情况如何？他来到这里时是什么样子？我们在急诊室里为他做了什么？他离开急诊室的时候状态怎样？
我回答了他的问题。结束笔录以后，我们相互为对方的努力工作表示感谢，然后走过一地狼藉，继续我们的其他工作。
埃斯特班护士在急救室门口遇到了我们。“医生，手术室打电话过来了。那个病人在手术台上病危，已经死亡。”
警察听到了他的话。
“好吧，现在这是杀人案了。谢谢，伙计们。”他说完就走了出去。
6
我抬起头看着埃斯特班，然后点点头叹了一口气。我并不感到惊讶或者困惑。头部中枪的人死去并不意外。一个将要死去的人放声哭喊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这只是证明他在那一刻对自己有着充分的认知。
我的叹息，是承认在那一刻他和自己以及自己的生命在一起，在急救室明亮的灯光下，他流出的血和泪水使他的罪得到了宽恕。从他身上就可以理解，无论我们在生命之初是什么样子，到最后，我们都只能孤身一人面对我们的所作所为。
杰里迈亚一直在呼唤妈妈，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每一个曾经被我们尊崇或背叛的人都不会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孤独地躺在那里，本来还有血与肉，但最终只会剩下灵魂。
我忽然想到，也许杰里迈亚就是已经拿起枪的加布里埃尔。也许他终究不是加布里埃尔。真正的加布里埃尔可能在和我相遇的那一天之后就再也没有碰过枪。
也许加布里埃尔离开了急诊室后一路披荆斩棘直到毕业，经历重重挑战而变得更强大；也许他读完了大学，可以辅导他已经十几岁的妹妹；也许他正在努力工作，立志干出一番事业，不仅要改善他自己的生活，还要改善他的家庭和整个社区的环境。
我们在出生之前是否就选好了自己的起点，这是个人信仰的问题。但的确有人的旅程会从平坦的草地开始，而有的人一开始就要攀爬陡峭的山峰。
一条看似平坦的道路上可能有看不到的沟壑和陷阱，而另外一条道路尽管充满了痛苦，却更有可能给行路者这样的承诺：只要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你就能锻炼出登上珠穆朗玛峰的能力。当然，从很多方面来讲，这都绝对不是公平的，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两条路上都有许多未知。
在前行的路上，无论脚下地势如何，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在做选择，我们会回望自己的脚步，同时必须面对自己选择的结果。承认了这一点，才有救赎可言。
（本文节选自《你的身体，比你更爱你自己：急诊科医生手记》）
【美】米歇尔·哈珀/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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