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我们大学在河南的投档分数线确定出来时，我正在侍弄窗台上的两盆非洲紫罗兰。由于出差太久，没及时浇水，它们有些蔫儿，两三个花骨朵耷拉着头，看起来不可能再绽放了。
手机里的群聊却是史无前例的情绪饱满，一会儿没有看，已经多出了200多条信息。看得出，同事们都很激动——这次在河南片区的招生，我们学校的投档线破了历史纪录，和追赶目标K大的差距又缩短了，仅差1分。
兴奋和愉悦是自然的，但大家的主流情绪是遗憾。众人畅所欲言，说着说着，就有了火药味儿。
“太寸了，就差这1分，怎么着不能追回来这1分！”
“好歹L大和F大都没有逆袭，院长天天念叨的，要有危机意识。”
“没准是你们对接的那个罗校长不给力，我去年就负责你们那个高中，他可滑头得很！”
“怎么会是我们拖的后腿？我们还录取了一个687分的呢！”
我没有参与聊天，说实话，连看着聊天的内容我都觉得疲惫。前一阵在郑州过的那两个礼拜，让我仿佛又经历了一遍高三生活，每天都十分紧张。而回来后没几天，郑州就遭遇了特大暴雨灾害，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现在还能记起，6月中旬我们出发前院长给大家开的“壮行会”，全院30多位青年教师在小会议室里，听院长慷慨陈词了将近1个小时。此前大家已经参加过学校组织的几次招生培训，对这种“打鸡血”的做法很难再有共鸣。但院长根本没有在意我们眼神里的麻木，他讲得唾液飞溅，讲到最后，嗓音还平添了几分悲壮：
“记住，不要把自己定位成‘招生代理’，你们是‘高考领航人’！”
1
参加工作之前，我从没想到居然有“高考领航人”这么一个群体的存在。
16年前，我参加完号称“人生第一个转折点”的高考，从此就和高中生活分道扬镳了。印象里，当年高中的校门口确实出现过搞招生宣传的——在填报志愿的那几天，有些高校在老家高中校门口的路两旁扯起了红色的横幅，前面一张小桌子，上面摆放了些花花绿绿的宣传页。不过，横幅上的学校名字看起来都不算诱人，有些就是职业院校，坐在桌子旁边的男人要么干瘦，要么黑胖，都是一脸无所谓的态度，随意打量着校门口附近的学生，偶尔将宣传单往路人眼前塞过去，也不说话，和那些招收暑期工的中介没什么两样。
如今我就职的大学，在每年的几个高校排行榜上始终稳定在第一阵营。“985”，“211”，“双一流”，这些称号我们统统都占据了，在首都的这些高校里，也完全不属于“默默无闻”的类型——我真是想不通，为什么每年都要搞这么声势浩大的“招生”呢？难道考生不应该对这里趋之若鹜吗？我自己当年高考结果不算理想，但印象中那些考高分的同学，一个个目标都很明确，他们怎么可能服从于我们这些人的“领航”？
后来和一位年长的同事聊天，我才了解到，派老师去高考生中间宣传，并不是我们一所学校的“特色”，连国内Top2的高校，也会有专门的人员盯着各省每所高中里的尖子生，和他们的班主任保持密切联系。我们学校每年都会动员青年教师去全国各地的中学招生，这几年，我们院负责的都是河南省，也在当地积累了不少人脉资源。
“你以为高考就是考生往志愿表上填几个代码就完事了吗？这后面都是运作，运作！”同事在跟我讲了几所名校以前为争夺优秀高中毕业生互相翻脸的段子之后，意味深长地做了这么个总结。他当年本科毕业于一所地方二本院校，对“名校”有挥之不去的情结，因此讲起“运作”来滔滔不绝，似乎很得意于借着“招生”，替十几年前的自己看透了这个世界。
按照学校的安排，我们每人负责一所高中，分给我的，是郑州的一所省属示范高中。我先在网上搜索了这所学校的信息。在一篇新闻稿所附的图片里，我看到参考资料摞成小山的课桌，和书山后面一张张焦虑的脸。
在我们这批“青椒”出发之前的5月下旬，学校的另一拨招生人员已经去了这所中学组织宣讲会。据说，这种招生宣讲会搞起来蛮有难度——当时高三的学生正在最后冲刺阶段，校长和班主任都不会轻易让他们分出宝贵的时间来听，不是每所大学都有机会能在高中组织宣讲。我们学校之所以能搞，还是依仗一位领导和郑州某区教育部门领导的私人交情。
其实，宣讲的流程也很简单：先是播放几分钟的宣传片，然后由负责招生的同事上台，简要介绍学校的基本情况和优势，回答学生提问。整套流程，只有最后一个环节比较特别：播放毕业于这所高中、目前在我们大学读书的学生们录制的视频——在这批宣讲的老师出发前，学校会挑选一批优秀的在校学生录好视频，然后剪切成“众星恭贺新春”的样式，用意很直接：对于那些对大学和专业还没什么具体概念的高中生来说，“师兄师姐”的一两句评价，比招生老师们说上一下午效果都要好。听说，有时候台下学生看了视频一激动，宣讲会一结束就会和招生老师联系，保证非我们学校不选。
当然，这样的激动未必能维持太久。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这批“高考领航人”来持续发力了。
6月25号，河南省高考成绩揭晓的当天，我和几个同事乘坐高铁到了郑州东站。在出站口，我和他们道别，换了公交车，坐了将近1小时，才到达学校为我订的宾馆。同事告诉我，搬张小桌子坐在校门口招生已经是历史照片里的事了，现在流行的是“招生专员”住在宾馆接电话，或者和考生家长约在宾馆附近见面。
这家宾馆和我负责的中学只隔了一条马路。我放好行李，从窗户往外看，首先看到了校园里的红色跑道，跑道中间的人工草坪比周边的绿树更鲜艳一些。教学楼、实验楼像同一个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兄弟姐妹，彼此相像，只是个头不同。高三毕业生们不在了，其他年级的学生们还在上课，校园里只看得到几个工作人员模样的人在走动。我不禁想起自己当年读高中时每天放学后抓着饭缸跑向食堂的样子——不是因为太饿，是为了争分夺秒，早点到达食堂少排队。
小睡了一会儿，我就起来开始投入工作了。确切地说，在我还在高铁上时，就有一位家长联系我了。他大概对我们学校非常感兴趣，特意从孩子的班主任那里打听到我的手机号码，殷勤地问要不要开车去车站接我。
我下楼来到大厅，几乎没有费力气就认出了那个戴着口罩的父亲。和周围优哉游哉聊天的人相比，他的状态要紧张得多。见我出现在电梯口，还有些腼腆地和我握了握手，隔着口罩，用郑重其事的目光望着我，仿佛是在接受重要的面试。
这位家长家来自漯河，做物流生意，他说，从过完年就把生意交给了老婆，自己在郑州租了房子待着，主要负责给儿子做饭，监督他晚上的作息。我领他进了房间，要给他倒杯水，他摆手说不喝，坐下来就开始讲他儿子的这次考试：“平常都考670分呢，这回不知道咋了，考得不中（行）。我喊他一起过来，他说啥也不愿意。”
说着，他神情越发焦灼起来，又瘦又黑的胳膊肘死死地抵在椅子扶手上，像要把那红色的扶手给扒下来。
我从桌子上的一摞宣传页上揭下来一张递给他，问他对我们学校了解多少。他滔滔不绝，一连说了很多名头，以及几个优势学科最近里面的投档分。我赞叹他了解得非常全面，他却不以为然地说，那本投档报志愿的大厚书快被他翻烂了，每天没事就翻来覆去地看。他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想咨询我们学校“英才班”的招生。这是我们近几年新开设的招生项目，相当于优中选优，基本上调用了学校所有的优质资源，但录取分数也最高。听了这个父亲的描述，我感觉他儿子报考这个“英才班”有些冒险。
“要不看一看其他的专业？我们学校的XX学院也不错，这几年就业和考研在学校都拔尖……”我心想着要为考生负责，努力想把他儿子拉到更稳妥的选项上去，但他很执拗，对我的建议似乎很抵触。
当我跟他说孩子报考“英才班”可能会“滑档”时，他的反应明显是不信任的，死盯着我问：“去年这个分数就可以呀？”
“但是今年河南的‘一本’线会比去年高，还要考虑分差的问题……”
他沉默了，看起来脸上有些不高兴，仿佛在菜市场遇到了一个无良商贩，故意把新鲜的菜藏起来，只兜售发蔫变黄的剩菜给他一样。终于，他毫不客气地说：“要不是看你们学校有这个英才班，我才不会选你们！我们本来的目标就只有复旦、交大和中科大，你们这跟人家差十里地了！”
这句话让我脸上的笑容一时无处安放，只能搓着手打圆场：“也不是学校有名就哪里都好吧……”
我感觉自己陷入了一个鄙视链里，读高中时那种“排行榜文化”又回来了。
2
第二天，整个上午我没有接到一个咨询电话。想起培训时招生办公室老师讲到“往年这所学校的录取人数在12个人左右”，我心里有些慌——昨天那个父亲经过我一番力劝，显然已经否定了我们学校，今年我不会颗粒无收吧？
我试着和微信通讯录里的几位高三班主任联系。他们有人把我拉到了自己的班级群里，同时叮嘱我“不要在群里刷屏，以免影响毕业生心情”。我小心翼翼，进群以后只发了一篇介绍学校的公众号文章，另外附了几句话，让感兴趣的学生加我微信，找我咨询。但群里一片死寂，也没有人加我好友。
我盯着高高的一摞宣传单发呆，一会儿看一下手机，百无聊赖。在宾馆房间里坐不下去了，就下楼转了几圈，在那所中学门口徘徊了许久，一无所获。疫情防控政策那么严格，门卫不可能放我进去，再说里面也没有高三毕业生，进去了又能有什么用？
在校门一侧，我看到两个女生正站在树底下，似乎在等人，手里各自提了一个文具袋。我断定她们是今年的毕业生，便走到她们身边套近乎：“同学，你们是今年参加的高考吗？”
她们俩望着我，“嗯”了一声，算是回答。
我赶忙介绍：“我是XX大学的招生人员……”
两个女孩没等我说完，便交换了下眼神，然后同时扭过身子，朝着一个方向走去了。我欲哭无泪，显然，这是把我当作骗子了。
我打车去找和我一起来的那位同事。他负责在另一所重点中学招生，接到我的电话时，正和一位家长在宾馆里交谈。我敲门进去，看到一对父子坐在他的对面。男孩个子高高的，蓬松的头发和圆框眼镜把整张脸遮住了一半。他两手拘谨地放在腿上，大部分时间都在听自己父亲问问题。
我悄悄问了他一句：“同学，考了多少分？”
他不好意思地笑笑：“664。”
这对父子基本上把想要了解的都问完了。就在同事鼓励这个孩子“做出明智的选择，来我们学校发挥专长”的时候，男孩突然低声问：“你们学校是不是不能出国？”
我和同事都愣了。同事说：“怎么出不了国？我们和100多所学校都有交换留学生项目，优秀的学生在就读期间可以选择任何一个国家留学。”
男孩眼中闪过狐疑，说：“是吗？我听说，你们学校的很多工科专业因为涉及到军事机密，不会派留学生交流。”
他的这句话让我们哭笑不得，我问他这是听谁说的。他迟疑了下，说他和同学昨天去了L大学的招生咨询处，是那边的老师讲的。
送走这对父子，同事关上门，立刻破口大骂，说L大学“无耻”、“不择手段”，我也忍不住跟着他一起骂。骂着骂着，我又想起那个年长的同事曾给我讲过的两所顶级名校“互撕”的趣事——为了能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这两所学校每年从各省的考试院拿到“状元榜”，就开始围追堵截各省市的“高考状元”。有一年，M大学先发制人，把高考状元骗去北京来旅游，吃好喝好，甚至断了他们与外界的联系，N大学的招生老师在状元家中静坐枯等，熬到填报志愿时，最终扑了个空；N大学这边给状元们承诺奖金等好处，M大学那边紧接着打电话过去拆台，告诉状元们那些承诺全都是假的，并向对方发出邀约；还有，M大学招生组会专门安排本校的大学生给N大学招生组打电话咨询，一连两三个小时都占着线，使真正的高分考生打不进去电话咨询……
这些荒唐可笑的手段，并不是段子，而是发生在每个高校招生老师身边的事实。只是我们没想到，这次对我们“下黑手”的不是老牌竞争对手K大，而是L大。
同事幽幽地问我：“你说，咱们要不要做点什么，回击一下？”
我迷惑地望着他：“怎么做？冒充考生家长给他们打电话吗？”
说完，我俩都笑了。我们学校毕竟还不像M大学和N大学那么“知名”，收到的黑料也少些；而且，听说M学校的招生组如果能招到县级以上的“高考状元”，会获得数十万元的奖金；相比之下，我们学校给出的奖励就少多了，只有一个荣誉证书和年终微薄的“绩效”。
同事笑完了，说：“算了吧，咱们学校那么抠门，每天补助才200块，犯不着。”
从同事那里回来已经是晚上，我洗完了澡坐在床上，听到手机有动静，抓过来一看，有两条添加好友的申请，都是来自“群聊天”。估计这些孩子白天的时候不知道去哪里玩了，晚上才开始上心填报志愿的事情。在和他们沟通的时候，我感受到这些年轻人单纯浪漫的一面：除了学校的软硬件设施，他们还很在意几所大型体育场距离学校近不近，理由竟是“方便以后看演唱会”。
听了我热情的讲解，两位同学都有些动心，在我就要准备睡觉的时候，其中一个直接将志愿表的草表发给了我。我赶紧拿出纸笔，将这位同学的姓名和基本情况誊抄下来。
不出意外的话，我的招生任务总算迈出了第一步。
3
随后的咨询工作似乎顺利了很多，我平均每天能够接到十几个电话，有时候也会下楼和考生家长面谈。大部分打电话咨询的都是有备而来，有时候也会碰到“愣头青”——有两次电话打过来，问我考了540多分，能不能报考我们学校。我跟他们解释，我们往年的投档分数都要比这分数高出100分以上。对方很认真地反问我：“你们不是个‘二本’吗？”
还有一次，一个家长带着女儿过来。女孩今年考了631分，目标很单纯，就是想读一线城市的大学。我委婉地表示，我们学校的投档分数较高，并以自己对同城高校的了解，向他们推荐了两所更有可能录取她的学校。这位家长听着，不住地点头，咨询完以后连夸我回答得很专业，然后话锋一转，力邀我去他家里吃午饭。
“谢谢您了！我们有规定，不能去考生家里吃饭。”
“吃个饭又咋啦？就是添双筷子的事儿，走吧，咱家啥都有，我让你阿姨给你做河南烩面！”这位叔叔一激动，直接讲起了河南话来。见我笑眯眯地不回答，又说，“这以后要是琳琳能去你们学校读书多好，还能有个照应……”
听他这样讲，我更不敢过去了，连忙多说了几句感激加道歉的话，送他们父女出了宾馆。
在和这些前来咨询的同学交流过程中，我也留心记下了每个学生的分数。我们那个临时组建的招生群里总会有人炫耀：“今天跟我咨询的这个学生考了690分！”我虽然从不发言，但被他们撩拨得也渐渐生出了攀比心，暗自揣度着，也要招到一个高分考生长长脸。
等着等着，机会来了。一天上午，一个前来咨询的男生告诉我，他的分数是686，考虑到原来心仪的T大很多好专业分数都高，想来问一问我们的“英才班”。我表面上不动声色，其实内心已经激动万分，和他介绍“英才班”专业的时候，声音都颤抖了。
“好，我回家好好考虑下。”这个男生看我要讲完了，便很有礼貌地向我道谢，然后转身准备走。
我一把拉住了他的胳膊，将他按在了椅子上——我也不知道自己当时从哪里来的蛮劲儿，事后想想，我的行为大概和几年前M大学招生老师为将一个高分高三毕业生在墙角“壁咚”的心理动机如出一辙。
“你先别着急，同学，我还没给你讲完，我们的‘英才班’针对高分学生，还有奖励政策呢！”面对他有些惊慌的脸，我用十分温柔的语气说道。
就这样，我又使出浑身解数，把高分奖励政策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讲的时候，我紧盯着他的眼睛（以前曾读过一些市场营销的书，据说这是一位优秀推销员的基本素质），除了那些一板一眼的条例，我还增添了许多感性的内容——譬如我们学校的国际化程度多么高，进来之后可以和国际知名高校的教授建立联系；譬如我们的游泳池设施多么齐全，不仅票价非常便宜，连救生员都是从国家队退役的运动员，保障极为有力；譬如“英才班”的宿舍在新建的宿舍楼上，有专门的自习室，想要学习完全不用跑图书馆占位置。我甚至绘声绘色地向他强调了我们学校和几所艺术院校距离特别近，出门就能看到美女……
这个男孩大概被我的讲述感染到了，睁大了眼睛一动也不动，任由我口若悬河，在他面前“表演”，只偶尔抿起嘴笑一下。当我提到不要因为我们偏理工科便担心找女朋友的问题时，他的脸红了，羞涩地笑着说：“不不，学习也很重要。”
我从他的表情推测，经过这半个多小时的洗脑，他肯定是动心了。可没想到，当我问他“怎么样同学，你的想法如何”的时候，他还是像先前那样，礼貌又克制地回答：“谢谢您老师，我回去再考虑下。”
这个反应我始料未及。送走他之后，我感到了几分沮丧——莫非他现在手里有好几张牌，正举棋不定？我把他来咨询的前前后后又回想了一遍，猛然记起，这位男孩的文具袋里花花绿绿的，似乎装了其他学校的宣传单——会是哪所学校呢？他两次提到香港那边的学校更开放包容，难道是有申请S大学的想法？这些乱七八糟的思绪让我烦闷不堪，以至于再接电话也有些走神。
下午我又和这位同学联系了下。在微信里，我问他是不是想好了，隔了半天，他给我发了个哭笑不得的表情，说：“老师，我还在考虑。”
我想都没想，直接把电话打了过去。他接到我的电话有些意外，我开门见山，直接问他：“是不是还有在考虑中的其他学校？”
那边沉默了，过了一会儿，我听见那同学的声音：“是的老师，我还想看看C大和U大。”
听完这句话，我突然感到一股热血冲到脑门，甚至有些“义愤填膺”的感觉。我果断地对他说：“同学，我尊重你的选择。可是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实事求是地讲，这两所大学和我们比，都差得远哪！”
接着，我又给他分析起这两所学校的劣势来。我的语速很快，好像那些话就在嘴边，专等着我把它们说出来。可想而知，我的措辞有多激烈，说起这两所学校的学风和就业率如何糟糕，我简直是振振有词。最后，我看那男孩仍旧一副举棋不定的样子，便直接问他爸妈什么时候下班回家，约好了晚上再打给他。
这场招生最艰难的一关，还是在学生的父母这里突破的。我在电话里苦口婆心，又把利害得失给男孩的爸爸念叨了一番之后，终于得到了一个肯定的答复：“好的老师，我们不考虑别的，就选你们了！”
听到这句话的那一刻，我几乎要喜极而泣了，接连说了好几个“谢谢”。
为什么我要表示感谢呢？当我在那张记录报考意向的表格上打对勾的时候，禁不住把这事情又回顾了一番。我感受到了自己在整个劝说的过程里不由自主流露出的卑微。并且，这位考生想要考虑的C大和U大是否真像我说的那么不堪？我讲的是不是都是实情？这和当初L大学招生老师黑我们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躺在床上意识到整个事情的龌龊之处，又一把拉起被子，告诉自己不要深究，明天还要新的工作要忙。
4
那几天，招生群里每天都很热闹，总有人吐槽自己的神奇经历。
有位同事说，有一个家长来找他，他们家一对双胞胎儿子都参加了高考，小儿子考了690多分，大儿子差了些，630多，家长问，如果小儿子报考我们学校，能不能捎带把大儿子也录取上。
大家都在底下笑作一团。马上就有老师说，这样的先例并不是没有过，M大学不是经常搞这样的宣传视频？什么双胞胎成校友，一个热情一个俊美；三胞胎在同一个院系念书，傻傻分不清楚。如果分数差得不多，学校的招生部门是有机会都录取的，发到网上会提高不少关注度。
于是就有人在群里聊到其他大学的招生人员。有个同事说，住在他对面的竟然是我们的竞争对手K大的招生人员——这几年，我们学校的发展不错，但K大学的势头也非常猛，不管在哪一个大学排行榜上，都处于我们学校的前面。
两人知道了彼此的身份，很和气地做了朋友，偶尔还会串串门。但有意无意间，我这个同事总会感觉到两个人潜意识里都存在着“一决高下”的念头。有一回，对方从外面回来，带了两盒水果，敲门给我同事送了一盒。同事道谢，对方笑呵呵地拍了拍同事的肩膀：“客气啥，大哥要照顾小弟嘛！”
群里对此议论纷纷，大有要打一架的阵势。
“盘他！”
“就是，不要让他得逞，这一回就把他们打趴下！看谁是大哥。”
其实每年高考结束、填报志愿前后几天，大部分学校都会派老师来招生。这个同事讲完，我也很好奇——自己住的这个宾馆里，会不会也有K大学的招生人员？
宾馆提供早餐，每天早上去吃饭时，我都忍不住四处打量下，看是否有和我同样身份的人。终于有一天早上，我等到了一个“对手”——不过，如果用他的话来说，他们根本不可能构成“对手”。
那天早上，我端了餐盘刚坐下来，就有个和我年龄相仿的男人朝我走来，说周围没地方了，问可不可以坐在我对面。我笑着对他说：“快坐吧！我一个人。”
他说了声“谢谢”，摆放好餐盘后，又主动问我从哪里来。聊了两句，我发现，他和我一样都是来招生的，只不过他的学校是一所科技职业学院，是河南本地的专科。
听到我的单位名字，他惊讶地张大了嘴，连声表示羡慕，并说当年考研也曾经想过我们学校，考虑到录取分数高，后来临时改了学校。接着，他大谈起我们学校的光荣历史，俨然一位“迷弟”。
我有些不好意思，问他：“你们也有招生的任务是吗？”
他立刻便苦着脸笑了起来：“你们那才叫任务，对于我们来说，招生就是‘速效救心丸’啊！假期招不够8个学生，我下学期都白干了。”
听他跟我大倒了一番苦水，我才第一次了解到，原来“招生”是高职高专院校多年最大的伤痛。长期形成的评价标准，使得高考考生一边倒涌向本科院校，许多专科学校办学困难，难以维持基本的运营，所以就把招生的任务压在任课老师头上。
这位老师姓李，是2016年硕士毕业来到这所专科院校的。当时他们学校招收了1300名学生，但实际来报名的只有700人。没有学生，很多课根本也没办法开。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才知道，学校要求所有教职工一到暑假都要负责招生工作，完不成每学年8个新生名额，就会被学校扣工资，一个名额扣除1100元。除此之外，绩效工资、评职称、年度评优，也都要看招生指标完成得怎么样。李老师说，他这几年像微商一样，每年春夏两季都会频繁在微信朋友圈发招生信息，亲戚邻居家里有高考生的，更是他关注的重点。不过，即使每年这么奔忙，他还是会因为完不成任务而被扣些钱。
我同情地看着他，问：“那你来这所学校，都怎么联系那些学生？”抛出这个问题后，我有点不好意思——他们肯定和我们不一样，不会被允许进入班级群招生的。
“只能是走关系，请班主任吃饭，拿到没有过本科线的考生名单。”他苦笑说，“我们和你们真的没法比，你们是坐等学生打电话，我们是打电话求人家，还经常听冷言冷语。”
他的话让我无言以对。的确，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他们都比我们要艰难得多，几乎是处在“鄙视链”的最底层。我不禁感慨道：“看来没有一个年轻教师能躲过‘高考领航人’的命运！”
李老师听我这么说，“噗嗤”一声笑了：“什么‘高考领航人’？你们叫‘高考领航人’吗？给你看看我的——”
说着，他从衬衫衣兜里掏出一沓蓝色的名片来，上面除了有他的学校、名字，还赫然印着这样一行字：金牌职业顾问，人生规划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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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把子女拒之门外的法国女人
1
我的邻居布朗太太独自一人生活在法国南部。她是一个典型的法国女人，身材娇小匀称，额头饱满，花白的齐耳短发烫成了英格丽·鲍曼在电影《卡萨布兰卡》里面的那种精致的发型。她脸上的皮肤状态也很好，白暂，没有斑点，看不出太多的皱纹，不熟悉的人根本看不出她已经86岁了。
布朗太太身体还算硬朗，生活方式也非常简单：一周两次自己开车去有机食品超市购物，稍微重一点的东西会请小女儿帮忙购买，比如饮用水、猫食和猫砂。80岁之后，她便把大女儿的两只猫养在自己家里，用她的话来说，“这就让屋里至少还有些活着的气息”。
布朗太太有3个孩子，儿子生活在瑞士，大女儿生活在巴黎，小女儿住在离她30公里远的一个小城里。小女儿差不多一周会来她家一次，大女儿一年能来看望她四五次，儿子工作比较忙，一年只来看她两次左右，但每次都会待上一个星期。
布朗太太的生活一直是如此稳定且有规律，直到她遇到了麻烦。
那天我正在家上网，突然听到了急促的敲门声，开门一看，是门房西蒙先生。这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矮胖法国男人，热情却略显油腻。他说法语时带着浓重的南部口音，可能是有意大利或者是西班牙的血统。
西蒙先生是一个尽职的门房。平日里，他会大声提醒小区住户天气情况，以及签下所有快递，在住户经过时大声喊他们的名字。我一度以为是西蒙先生的耳朵不太好使，后来才知道，他讲话那么大声是因为小区里住了很多耳朵不灵光的老人。
“凌，你能不能去看一看布朗太太？”西蒙先生有些着急。
“布朗太太怎么了？” 我有些诧异。
小区里的人都知道，西蒙先生和布朗太太不太对付。西蒙先生二十几岁便成为了这个小区的门房，而布朗太太则是小区里最老的住户之一，两人的关系可以说是“相爱相杀”。
布朗太太性格极其暴烈，是小区一切制度的抗争者，但凡西蒙先生在小区内张贴公告，她都要拿来与之理论一番。比如那天禁止住户在露台的栏杆上晒浴巾的公告刚贴出来，布朗太太就在自家的露台上晒起了浴巾，西蒙先生气得直跳脚，冲到布朗太太家楼下据理力争。谁知老太太不仅对他破口大骂，而且之后每天换着颜色把浴巾搭在露台上。
见劝阻无效，西蒙先生直接把公告贴到了布朗太太的房门上。一天后，公告便被转贴到了门房办公室的门上。西蒙先生气到头顶冒烟，但又没有办法，只好跟每一个路过门房办公室的住户吐槽布朗太太，说她要不是老了，一定是个疯狂的“黄马甲”（2018年法国爆发的一场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因参与者穿黄色马甲而得名）。
我只是小区里一个默默无闻的中国人，和布朗太太并无深交，西蒙先生怎么会来找我管她的事？我心里有些摸不准。
“布朗太太曾经说过你是一个好人。”西蒙先生一脸讨好地看着我，“我到这里三十多年了，还是第一次听到布朗太太说别人的好话。”
“就因为布朗太太说我是一个好人，所以我要去看看她，并感谢她吗？”我问道。
“不不，布朗太太出事了。”
西蒙先生说，不久前，布朗太太去车行取修好的车的时候，不小心被轮胎绊倒了。车行的职员把她送回来，路过门房的时候，他好心劝她去医院看看，谁知布朗太太把他痛骂一顿，回家便锁上了房门。几天前，小区里有一个老人倒在家里，好几天没人知晓，后来被发现时直接送去了殡仪馆。这件事让西蒙先生很是懊恼，觉得自己不应该让这种事发生，进而又觉得布朗太太必须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但这小区里跟布朗太太有过矛盾的人不在少数，他算来算去，也就剩我可以劝劝她了。
我一下子紧张起来，上了年纪的老人摔倒，多半会骨折或有一些后遗症，把自己锁在家里显然是一种很危险的行为。我出了门，抬手摁了布朗太太家的门铃，西蒙先生摇摇头说：“没有用的，我刚才已经在这摁了十几分钟了。”
我又摁了几次，屋里还是一点动静也没有，我自报家门，并劝说老太太开门，依然没有回应。
“看来，你的劝说也行不通啊。”西蒙先生有些失望。
“你有布朗太太家的备用钥匙吗？实在不行，那就跟她的孩子打个电话确定一下，然后直接开门把老太太送医院吧。”
在小区里，年纪稍大一些的住户都会放一把备用钥匙在西蒙先生那里，以备不时之需。西蒙先生却摇了摇头：“布朗太太怎么会把备用钥匙放在我这里？她眼不花，耳不背，腿脚还挺利索，不仅隔三差五的找几个老伙伴出去喝咖啡，甚至还能自己开车去购物。所以，她总觉得自己不老，放备用钥匙？那绝对是对自己的轻视。”
我皱着眉头想了想，就提议打电话给消防特警。
2003年夏天，我刚来法国不久，碰上了法国前所未见的高温天气。那时我隔壁也住了一个老太太，有天晚上热到昏迷，她家的小狗狂叫一夜，我觉得不对劲，在叫门不开的情况下打了消防特警的电话，后来消防特警破门而入，把老太太送到医院抢救。
那位老太太幸运地活了下来，但那年夏天，全法有1万多名老人因罕见高温天气去世。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独居老人，他们在家中热到犯病，却无人送医。
西蒙先生回到门房，翻出了布朗太太小女儿的电话号码，征得她的同意后，便直接把电话拨给了消防局。
大约10分钟后，消防特警赶到，我们解释了一下情况。特警们查看地形，发现布朗太太给自家的门上加装了一扇防火防盗的铁门，破门工程量太大。好在，他们又发现可以从我家阳台直接翻进布朗太太家的侧阳台，这样更节省时间。
特警迅速行动，翻进去才发现，满头银发的布朗太太正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右手捧着左手，像座石雕一样一动不动。见到消防特警，她无法起身，只能破口大骂：“谁让你们进入我家的？是不是那个该天杀的西蒙！”她一边骂一边痛得倒抽冷气，额头上全是汗。
在征得布朗太太小女儿的同意后，特警们把她放在担架上，送进车里，强行送到医院做检查。西蒙先生站在一旁搓手，看着车门关了之后，他还立了一小会儿。他的神情很是复杂，有尽职的欣慰，也有一丝“复仇”之后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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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3个星期后，我接到了妈妈从国内打来的电话，她说我爸近半个月来瘦了近10公斤。
不久前，我的堂妹因病去世，我爸心里难受，直接住进了医院，怕身在国外的我担心，就一直压着这件事。直到最近他突然暴瘦，我妈终于绷不住了才给我打电话。我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叮嘱她赶紧带我爸去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
我妈有些慌，带着哭腔说：“你爸跟我现在全身都是病，万一真有什么意外，你一个人在外面，怎么办呢？”可能觉得这么说不妥，她又赶紧加了一句：“没事的，你放宽心，我跟你爸每年都做体检的，有什么大病老早发现了。你一个人在外面好好照顾自己，别担心我们。”
我知道，妈妈其实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向我抱怨自己晚年身边没有孩子，但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从中国到法国，那令人绝望的一万公里，隔断了一个女儿守在年迈父母身边的可能。更何况，疫情还没有结束。异国的亲子关系跟异国的恋情一样，全都是有心无力。双方隔着时差，各自捧着疲惫和孤独。可异国恋熬不下去了可以分手，血缘却不可能断绝，无论走了多远，心里总有那么一根线牵挂着。
挂了电话，我便坐在屋里发呆，只觉得自己整个人从内到外都在慢慢地溃烂。
这时，侧阳台上传来一声轻柔的猫叫，不一会儿，又传来了一声。接着，一只超漂亮的浅棕色长毛猫出现在阳台上，它一点也不怕人，不紧不慢地走进了我家的客厅。它抬头看了我一会儿，便走到我脚边撒娇。
我蹲下身子轻轻抚摸它，发现它性格特别温顺之后，抱起了它。我来到阳台上查看，不想正好遇上了皱着眉头的布朗太太。
“布朗太太，这是你家的猫吗？”我把猫举起来。
布朗太太看了我一眼，目光有些咄咄逼人，随即点了点头。
出于礼貌，我还是问了句：“您好些了吗？”
她的头略微抬起，歪向一边，脖子上挂了根看上去像是爱马仕丝巾做成的吊带，戴了黑色护腕护具的左手套进去，右手拄了根拐杖。她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神情像一只受了伤的猎豹优雅地看向自己的猎物：“你介不介意把我的猫送过来？我行动不太方便。”
“不介意。”我点头答应了。
布朗太太的住的是一套非常大的公寓，大约有160个平方。里面有巨大的露台，可以看到小区的花园、绿植还有游泳池。我听西蒙先生提起过，好像有人想买她的房子，出价150万欧元。
布朗太太屋里的装饰很有品位，墙上挂满了油画，地上铺着厚重的手织羊毛地毯，看得出来东西都价格不菲。布朗太太的丈夫在她六十多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之后她拿着丈夫的退休金，独自住在这套公寓里，衣食无忧。
在布朗太太的要求下，我从冰箱里拿出了冰镇的香槟，打开之后，给她满上了一杯，放在露台的桌子上。这时，布朗太太却突然用拐杖用力地敲打地面向我发难：“你和西蒙觉得自己有什么资格允许别人进到我的家里？我的家，是我的地盘，你们谁也没，有权利不经过我的同意就进到我家里来！”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愣了一会儿，说：“您摔了应该去医院治疗，把自己关在家，是很危险的。”
“我去不去医院，那也应该是由我自己选择的，不是吗？”老太太气得满脸通红，好像我不是在帮她，而是在害她一样。
我没有想到布朗太太会冲我发火，连忙后退了一步，感觉有些委屈，但很快又调整好了心态——法国人的自我意识特别强，有时候自己办事的出发点可能算是好意，但的确会冒犯到别人。
“对不起了布朗太太，是我没有考虑到您的感受，以后我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了。”说完，我便退了出去。
3
我很快就忘记了这件令人不愉快的事，因为那段时间我过得非常焦虑——我在南法经营一家中餐馆，疫情到来之后，法国开始封国、封城，所有餐馆停止营业。几个月了，我也没有看到疫情好转的迹象，迫于贷款的压力，我只能以最快的速度把店往外盘。
当时我想，既然耗在法国也没什么出路，不如把店盘出去，先回国看看父母，再做其他打算。我把餐馆挂在网上低价出售，法国人大多不感兴趣，中国人也没有购买欲望，只剩下一些阿拉伯人或者摩洛哥人前来询问，但他们把价格压得更低，低到我根本无法接受。
事情一直拖着，拖得我整个人的情绪都要崩了，为了防止自己再次陷入抑郁，我只能强迫自己每天出门溜弯儿。就算封城，法国民众还是有权出门运动的，只需要打印一个出入证明，在上面选取出行理由，写上时间，再签名就行了。
在封城的那段日子里，我几乎每天都出门，怀里揣着出入证明，但一次也没有碰到检查。当然，这只能说明我运气好，因为有些人心怀侥幸不带证明出门，遇到警察临检，会被罚款135欧元。
不久后，小区里又发生了一件事。一位名叫洛林的老太太在家中摔倒，过了一段时间才被人发现送到医院，然后她就再也没有回来。
洛林太太和布朗太太一样，都是小区里第一批入住的房客，以前她俩经常在小区附近的咖啡馆里一起喝咖啡。听说洛林太太出院后被送到了一家公立养老机构，那里主要接收一些无法生活自理的老年人。她似乎是我入住这个小区以来第一个被送去公立养老机构的老太太。
西蒙先生在门房里跟几位老人聊着这件事，声音很大：“我听说新冠以后被送去的人增加了。”
“那是当然的，新冠来了，我们几乎与世隔绝了，我们失去了生活的乐趣，可能也失去了活下去的权利。”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太太说。
“我不想去。”另一位老太太摇头道，“我一个朋友，原本都挺好的，后来因为腿脚不太方便被送去了，几个月以后她就去世了。”
几个人一阵唏嘘，然后就有人轻声问：“布朗太太是不是也快了？”
这时我刚从外面运动回来，正好经过门房，西蒙先生抬眼看见我，表情似乎有些尴尬，像是在背后说布朗太太的坏话被我抓了个现行。我也有些尴尬，短时间的停顿之后，我冲他点了点头，问了声好，就准备继续往前走。西蒙先生却凑了过来，在我耳边轻声说了一个消息——布朗太太的大女儿她听说母亲摔倒了，从巴黎专程赶来探望，结果却被老太太臭骂一顿，还吃了闭门羹。
我不爱八卦，但也不能装作没听见，只好顺着他的话问起缘由。西蒙先生撇了撇嘴道：“布朗太太觉得她摔跤都是她大女儿的错。”
不久前，布朗太太的大女儿带着男朋友来南法度假，借用了母亲的车，还回来之后车就出问题了。老太太把车送去修车厂，结果在拿车的时候摔倒了，于是她把一切责任都归到了大女儿和她男友的身上。
“老太太脾气这么大，还把儿女拒之门外，不怕万一有什么事没人管她吗？”我想起布朗太太把自己关在家里的情景，还是有些揪心，“她年纪这么大了，其实真的应该放一把备用钥匙在别人那儿。”
西蒙先生摇头道：“布朗太太可能有些心理疾病，她有一个禁忌，就是她的家绝对不允许别人随便进。她就是一个这么奇怪的人，好像她家里藏了什么宝贝似的。我记得几年前，她的孙女弄丢了她家的钥匙，那一次，我给她找了一个开锁师傅把门打开了，然后她就从里到外把家里的门全换了个遍。而且，还拒绝她的孙女再去她家。就因为孙女把钥匙丢了，她就拒绝孙女进家门，你说这讲得通吗？谁能保证永远不会掉钥匙呢？”
4
与西蒙先生道别之后，我回到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本地人，有意向买我的店，他已经不止一次打电话来询问店里的一些细节了，我每次都不厌其烦地一一描述。但怎么描述，也不如亲自看一眼来得真切啊。
我心里正在盘算着能不能让他参观一次店铺，这时阳台上又传来了猫叫声。我知道这是布朗太太家的猫，但我实在不想再跟她有交集了，便只当没听见。我问那人愿不愿意参观一下店铺，对方有些犹豫——那时禁足管得很严，我俩在电话里商量着对策，说可以装着出门运动，“正好”在我的餐馆前相遇。
那只猫一刻不停地叫唤，我听着听着，突然想起2003年邻居老太太家里的狗，那一夜，也是没完没了的叫。我心猛地紧了一下，赶紧起身到阳台上去查看。果然，布朗太太家的那只长毛猫正蹲在自家的侧阳台的围栏上，见到我，它一下子站了起来，在围栏上打圈，冲我“喵喵”叫个不停。而这一次，布朗太太却没有出现在阳台上。
我简单解释了一下，便挂掉了电话，试着冲屋里喊了一声：“布朗太太？”
没有人回应。我又大声叫，然后就听见布朗太太的声音传了过来：“别喊，我在。”
她出了声，人还是久久没出来，我又问：“您没事吧？”
“没事，那个，你能不能帮我一下？”她的声音很轻，“你能从阳台上翻过来吗？我没有办法给你开门。”
法国人住的房子安全系数是比较低的，比如我家阳台和布朗太太家的侧阳台中间就隔了一道薄薄的墙而已。之前，布朗太太在中间放了一块悬出来的板子防止人翻过去，但上次消防特警把这块板子拆掉了，所以我要翻过去是轻而易举的事。
我犹豫了，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担这样的责任，但最后还是把心一横：“算了，如果老太太以后再找我麻烦，我就当是被猫挠了，反正也不痛不痒的。更何况，这次是她叫我过去的。”
等我翻墙进屋，就看到布朗太太盘腿坐在厨房里，意识是清醒的。见到我，她把手伸出来：“来，拉我起来。”
她说自己刚才被猫绊了一下，又摔了一跤，好在家里的地毯够厚，没有受伤。她能坐起来，但站不起来，也够不着电话。法国老人养的动物好像都特别有灵性，她家的猫见主人站不起来了，就跑到阳台上去叫唤了。
我怕布朗太太身上有伤，又想起她的为人，就坚持要喊人过来帮忙。可她就跟泼妇似的，坐在地上跟我说：“你要是叫人，我跟你没完！”
我俩僵持了一小会儿，布朗太太终于退了一步：“我向你保证，我没有任何问题。我没有任何不舒服，只是自己站不起来了，你就把我扶起来，我请你喝杯香槟怎么样？”说完，她开始活动身体上的各个关节，试图向我证明。
布朗太太就跟个孩子似的，让人看了又好气又好笑，最后我还是拗不过她，把她扶了起来。她活动活动腿脚，确实没有大碍。随后，她破天荒地让我在她家的露台上喝了一杯香槟，并嘱咐道：“今天这件事算是我们之间的秘密，不能告诉任何人。”
她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极力隐藏自己的危险行径。我正色道：“年纪大的人摔跤会要命的，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这样的事可能会有增无减。我不可能每一次都在家，而你的猫也不可能每一次都能叫到人。布朗太太，你还是要考虑考虑自己的安全问题。”
谁知她并不理会我，喝了一口香槟，文不对题地问了一句：“你知道巴布亚新几内亚吗？”
我在脑海中搜寻了一下，好像依稀听过，但这个国家具体在哪儿，却不了解。布朗太太突然侧过身子，看着我说：“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那里气候温和，民风淳朴，特别适合养老。你能上网帮我看看，怎么才能买一张去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机票吗？”
“现在有新冠，而且你这么大年纪，不怕路上出风险？”
“不怕，我还要去那找个巴布呢（在法语里，巴布有老先生的意思）。”布朗太太笑了起来。
“原来是这样，那也可以在法国找啊，我们小区里不也有老先生吗？”
“不不，我只要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巴布。”布朗太太连连摆手。
我觉得这个老太太简直就是在胡闹，不禁严肃起来，甚至有些生气：“有谁陪你去吗？你知道那里讲什么语言吗？你知道这一趟要做多少次核酸检测吗？你知道要隔离多久吗……”
老太太看着露台外面的夕阳，只说：“你说这么多废话干什么，你只要帮我看一看怎么去，然后我自己付钱买一张单程的机票就可以了。”
我说服不了她，也没有理会她的请求，喝了两杯香槟后，我们和和气气地道别了。
5
几天后，我带着那个本地买家偷偷去参观我的店。他挺满意的，但还想再压压价：“这疫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冒的风险是很大的。”他砍了半价，我当时就拒绝了，差点没气得吐血。
屋漏偏遇连夜雨，我怒气冲冲回家的时候又遇到了警察盘查。在电话里，我们说好装作出去做运动，但真正出门的时候我却忘了穿运动装。因为拿不出合理的出行理由，我被罚了135欧。
店铺开不了门，房租还得继续交，店卖不出去，还得掏钱交罚款，那一天我的憋屈劲已经到了顶点。结果刚进家，就接到表姐发的微信，质问我知不知道我爸生病的情况。
我说我知道，她又问：“那你给你爸做了什么？”
当时我心情不太好，回了句：“我什么也做不了。”
表姐劈头盖脸就来了一句：“的确是，你爸现在对你只怕是失望透顶了，到处跟人说他跟老伴独居，没有女儿。”
看到这句话，我愣住了。
我爸曾是一名军人，在我6岁以前，基本上一年才能见到他一次，完全不亲。我6岁以后，他转业了，工作非常繁忙，一年大约有300天都不在家。后来我长大了，大学毕业找到了工作，自己买了房子，从家里搬了出来，之后回家的次数也不多，与爸爸相处的时间非常短暂。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陌生而晦涩的，几乎没有进行过一次非常有效的深入内心的交流。
但是，这也不代表他没有我这个女儿啊！
我拿着电话在客厅里发呆，脑子里炸轰轰的。不知道坐了多久，我突然听见阳台上又传来猫叫声。难道布朗太太又摔了？我全身的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心想：这老太太真不知道爱惜自己，这回不管怎么样，我都要通知她的家人。
我冲到阳台上，却看见布朗太太好好地立在那边，看我出来，又冲我“喵”了一声，别说，还学得挺像。我一脑门的火，也不好冲她发，只好静了静，一口咽了下去。
老太太歪着头问：“过来喝杯香槟怎么样？”
我说不想喝，她问怎么了，我脱口说了句：“你的爸爸如果跟别人说没有你这个女儿，你会想喝香槟吗？”
老太太看了我半天，终于缓缓地说：“每一个父母，都有自己爱孩子的方式。也许，这是你爸爸爱你的方式呢？”
爱我就是不认我这个女儿吗？我无法接受。我说自己很累，想休息一下，便转身进屋，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大约10分钟后，有人摁我家的门铃，我没有搭理，门铃不再响了，传来的是拍门声以及布朗太太的声音：“我知道你在家里，凌。”
这画面莫名带了些喜感，让我想起了网上那个著名的“雪姨拍门”的表情包。我觉得照老太太的个性，如果我不开门，她很可能也会打电话给消防特警，而我家没有加防火防盗的铁门，特警们很有可能会把门直接卸下来，之后我还要去找保险公司来帮我修。疫情让法国并不快捷的服务节奏一下子变成了龟速，那就意味着，我很有可能要过上两三个星期没有门的日子。想到这里，我立即起身。
布朗太太在门外迅速打量了我几眼：“来吧，来我家喝杯香槟。”她像是在下命令，而且是不容反驳的命令。
老太太转过身，又丢下一句话：“你的眼睛有些红肿，我家有冰块，可以给你做一个冰敷，但你需要自己动手。”
来到布朗太太家，我谢绝了冰敷的提议，只把香槟倒好。布朗太太没有再问什么话了，而是拿出一堆照片给我看，里面很多都是她年轻时的照片，还有她的3个孩子。
布朗太太年轻的时候真是个大美人，孩子们也都漂亮得像洋娃娃一样。她拿着照片，一点一点给我讲孩子们的故事，说大女儿年轻时有一头瀑布一样的头发；儿子又高又帅，而且学习成绩永远名列前茅；而小女儿，是她最贴心的小棉袄。
看完照片，我们一起喝了两杯香槟。那天，我们都很有默契地没有说太多丧气的话。
6
大约两个星期后，西蒙先生打电话给我，说布朗太太的大女儿和儿子专程回来探望母亲，也想见见我。
那天，我们在门房办公室里第一次见面。布朗太太的大女儿是一名公务员，她穿着一袭碎花的长裙，因为很瘦，眼窝有些凹陷，面相有点凶。布朗太太的儿子是一名律师，他穿着笔挺的衬衣与短西裤，非常儒雅，五官与母亲非常像。他们请我去附近的咖啡馆坐坐，我不知道他们想跟我谈些什么，但还是接受了。
“我母亲非常难与人相处，但听说跟您相处得不错。”大女儿讲话非常客气。
“布朗太太还好，并不是很难相处。”我笑道，“我母亲的性格更难相处。”
“非常感谢这些天您对我母亲的照顾，这已经超出了一个邻居的范畴，如果给您带来困扰，我向您说一声抱歉。”布朗太太的儿子态度非常诚恳。
我连忙摇头，表示并没有给我带来困扰。
“不不，我们都认为我们的母亲非常的、特别、非常非常的……难搞，而且有时候甚至有些恶毒，所以希望您别受到伤害。”两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恶毒？”我无法相信这两个字是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尽管我不太了解布朗太太，但我觉得她绝对谈不上“恶毒”。
“您知道吗？我几乎有20年没有跟我母亲往来了。”布朗太太的儿子神情有些落寞，“因为她讨厌我的妻子——不，是前妻，连带着讨厌我的孩子。她甚至会跟孩子说一些恶毒的话，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停止了跟她相互往来。后来我离婚了，母亲年事也高了，我们这才慢慢恢复了往来。”
大女儿也耸了耸肩：“她也不喜欢我的前夫。总之，我前夫也并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我离婚了。还有，那只跑到你家的猫，其实是我养的，我经常会出差，有时候会把猫放在我母亲家里养着，但养着养着，她就不肯还给我了。”
“母亲还会帮着你带孩子，但我孩子，从生下来一直到长到二十多岁，只见过自己的奶奶几面而已。”布朗太太的儿子叹了口气，“当然，奶奶也并不想见到他们。”
我感到震惊，但随后又觉得布朗太太是怎样的人其实跟我没有什么相干。布朗太太的儿女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几乎是向我宣泄，说了很多对自己母亲的牢骚和控诉。
最后，他们提出了一个请求：“我母亲很喜欢您，这一次我们来，她向我们提到了您很多次。凌小姐，您看，能不能在下一次与我母亲共饮香槟的时候劝说她放一把备用钥匙在门房那里？毕竟，如果她再次在家里摔倒，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我眨了眨眼，并不认为自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如果她的子女都无法说服她，我一个外人凭什么可以做到呢？两人都表示，如果我可以帮他们那更好，如果不行也无所谓。
“我们很清楚，我母亲最害怕的就是被人送往养老院。这一点，您可以告诉她，大可放心，我们绝对会保证让她待在自己的房间里，直到最后，我们会请最好的看护。”他俩非常真诚地看着我，看得出，他们都很有经济实力。
我突然很想问他们，知不知道自己的母亲想买一张离开法国的单程票这件事，但终究还是没有问出口。
孩子们没待几天便离开了，布朗太太也不再在阳台上扮猫叫了，我没有了去她家的理由。大约一个多月后，我的餐馆终于还是以半价卖了出去。我身心俱疲，准备搬到巴黎，着手准备回国。
那天，我给爸爸打了个电话，犹豫了很久，终于问道：“你为什么跟别人说没有我这个女儿？”
爸爸连忙解释，说不是这样的，他只是去给自己准备了一下身后事，因为害怕别人说我的闲话，才撒谎说自己是孤寡老人：“你不要担心，也不要害怕，我的检查没有问题。医生说是因为我换了一种糖尿病的药才会突然瘦下去，现在我已经把药换了，没有什么大问题。我今天跟你打电话是跟你交代一下，我的身后事，你也不必太担心，人总有死的那一天哈，但我已经把我的身后事准备好了。这样，你人也就轻松了哈。”
爸爸在电话里这么说，我在电话外泣不成声。
那天，我联系好了搬家公司，又在亚马逊上订了很多打包的纸箱。很快，西蒙先生就在我经过门房的时候大声地叫我的名字：“凌，有你的快递。”
我去拿纸箱的时候，西蒙先生告诉我，布朗太太听说我要搬家之后非常难过，情绪很低落。回到家，我想了很久，终于走到阳台上大声喊：“布朗太太？”
大约过了一个世纪吧，我终于看到布朗太太从侧阳台探出了头，比起一个月前，她明显憔悴了许多。
“今天需不需要喝一杯香槟？”我大声问道。
“你不用学西蒙那一套，我还没有聋！”布朗太太冰冷地回答，但隔了一会儿，她又加了一句，“其实你随时可以过来，冰箱里一直有冰好的香槟。”
我切了半只哈密瓜带去布朗太太家，我们像之前那样坐在露台上。布朗太太笑道：“我还没能去巴布亚新几内亚，你就先跑了。”
我也笑了：“我必须想着回中国了，要不然，我的父母可能也想要去巴布亚新几内亚了。”
布朗太太喝了口香槟，点了点头：“我早就说过，你是一个好人，你的父母有一个好女儿。”
听到这话，我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我如果是一个好女儿，怎么会来离家十万八千里的法国呢？
“我有时候觉得，我的记忆力太好了，好像什么都还记得，孩子们还小的时候，他们是那么的可爱。”布朗太太又笑了，86岁的老太太笑起来还挺好看的，接着她又感叹，“我的人生，似乎也只剩下这些了。”
想起了布朗太太的儿女交给我的任务，我试探地问：“你真不愿意把钥匙放在西蒙先生那里吗？”
“不不不，西蒙没有保险柜，他根本没有资格保存住户们的钥匙。”
“那你可以交给一个你信任的人。比如说，你可以交给你自己的儿女啊。”
布朗太太一下子恐慌起来：“不，我不会把钥匙给我的儿女们，我一辈子都住在这里，没有人可以让我离开我的房子。”
这时，我突然理解了布朗太太——一直以来，她跟孩子们的关系是礼貌而疏离的，彼此在金钱上也没有亏欠。孩子们个个生活富足，并不觊觎她的遗产，但彼此之间却充满了不信任。布朗太太一辈子要强，看似强硬的她内心却充满了恐惧，害怕自己在年老的时候失去对房子的主控权。或者说，她害怕失去作为人的尊严。
我决定停止这个话题，开始专心享受冰镇香槟。布朗太太转过来，看着我问道：“你真的不想帮我看看去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机票吗？”
“这是你的一种告别的方式吗？单程票，去了就不再回来，是吗？”
布朗太太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她笑了一声：“你难道不觉得，这是最好的告别吗？”
布朗太太说法国人不考虑身后事，但我觉得，她其实就在提前考虑自己的身后事。不知道她想去巴布亚新几内亚自生自灭，想维系自己老去时的尊严，还是不愿意麻烦自己的孩子。
什么才是真正的有尊严的告别？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希望布朗太太能找到自己的答案。
7
法国人都希望自己到老也能独立，不带给别人麻烦，而中国人老了之后总希望有儿女能陪在自己身边。我说不出哪一种观念更好，但我想，只要是老人自己的心愿，就应该尽力满足。
那天，我在网上做了一个详尽的出行攻略，是关于如何从法国去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我把出发、转机以及隔离等等细节全都细细地讲给布朗太太听了。
我离开的时候，布朗太太坐在露台上，看着夕阳感叹：“有时候，我会觉得我的人生过够了，我已经厌倦了，但是今天的夕阳又好似跟昨天的不太一样。”
那天的夕阳的确很美，漫天的红，像是一片燃烧着的火焰。布朗太太的银发被天边的夕阳染成了淡淡的红色，脸上也折射出淡淡的红晕，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整个人周围笼罩着一圈浅浅的光晕，美得像一幅油画。
我立在布朗太太的身后良久，终于还是忍不住弯下身子，从背后轻轻地拥抱了她一下。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只是那一刹那，我觉得她的背影很落寞，也很孤独。
布朗太太显然没有想到我会拥抱她，她的身子僵直了一会儿，接着便用她的右手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臂，说了句：“去吧，快回到你的父母身边吧。”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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