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90后，从学徒干到老板，150万开餐馆遇疫情，保时捷换成了面包车
这是《自拍》第311个真实口述故事
我叫范松涛，虽然是个90后，但已经在餐饮行业摸爬滚打了十五年。16岁初中刚毕业，我就出门打工了，6年时间辗转四个城市，待过不下20家餐馆。22岁，我在北京拥有了第一家自己的饭店，一年轻松挣到五十万，接着又开第二家、第三家、第四家。
那时候的我风光无限，过年回村开的是保时捷，住的是新修的二层小楼，城里还有一套商品房。好不容易出人头地了，没想到一场疫情把我打回了原形。
最近这两年生意难做，我先后卖掉了保时捷、沃尔沃，最惨的时候只能开面包车摆摊卖小龙虾。现在我身上背着一百多万的债，还在靠外卖业务努力自救。我想跟店里三十多个员工一起，撑到疫情结束希望的到来。
我靠当厨师起家，如今自家饭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
我是四川宜宾人，都说四川人天生会做饭，至少我就是这样，6岁已经学会做饭了。那时候家里穷，我们村又在山区，大米这种细粮基本都拿去卖钱，顿顿不是吃土豆就是吃玉米。做法也简单，无非蒸、煮、炸、烤这四样。
我因为吃不惯纯玉米饭，每次煮饭的时候才有理由给锅里掺一小把大米。爸妈下地干活的时候，我就在家提前备好饭菜，保证他们到家能吃上口热饭。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家里除了种地还是没有任何收入，连我一学期75块钱的学费都拿不出来。为了跟村里人借钱，我妈一到开学季就流着泪去串门求人。可惜，我在学习上没什么天赋，一直没考出让父母骄傲的成绩。15岁初中毕业那年，我决定辍学。家里人都劝我继续读下去，我听不进去，只想赶紧找个班上。
那时候家用电脑刚流行起来，我们镇上有家电脑店，我就去跟人家拜师学习，从打字这类最基本操作学起，我坚持学了两个月，发现怎么都学不进去。于是，我又跑去跟亲戚修大卡车，每天围着拉煤的卡车转，又脏又累的，干一星期也没再去了。
我文化程度不高，还是未成年，进不了厂，最后只能去饭馆打杂，端盘子、洗碗、打扫卫生，每个月工资300块。每次发工资，我只给自己留几十块钱零花钱，剩下的全交给我妈补贴家用。
在我辍学前两年，我爸加入了出省农民工的队伍，一年到头只有春节能回家一趟。我知道我爸一个人太辛苦，想帮他，无奈工资太低又帮不上。我想既然如此，不如跟他一样出门闯闯吧。2006年春节一过，我就跟我爸去了福建泉州的安溪县。
辍学后的我，那时候一眼看上去就是个小孩。
到了福建，工地负责人一听我16岁，还是不收，我只能先去附近的一家水产店当杀鱼工。每天凌晨三点，宿舍里的闹钟会准时响起，那铃声是老板定的，听着特别刺耳，大家被吵醒之后要立马起床洗漱，准备打氧、杀鱼，开始一天的工作。像罗非鱼这种鱼的刺特别多，哪怕戴了手套，还是难免被扎伤，杀鱼久了手容易长水泡，干了半年左右，我的手就肿得不像样了。
这家店生意特别好，总有人排长队，老板看上去也财大气粗的，但不知道为啥就是不给按时发工资。老板跟我约定的工资是一个月600块，我稀里糊涂干了半年，从来没按时收到过。我跟老板要过两次，他每次只给一百多，两次加起来也才300块。平时说是管饭，每天给我们吃的什么呢，都是那些卖不出去的死鱼，闻上去明显不新鲜。
我爸听说我一直拿不到工资，来帮我要说法，老板这时候才说要签合同，而且说不签个十年八年，最起码也得三年五年。这不等于要我签卖身契吗？关键还不按时发工资，只有“支工资”这么一说。听老板这么讲，我差点没跟他打起来，我爸只能自认倒霉地拉着我离开了那家黑店。
在福建拍的照片，我爸和我都比较老实，那几年很容易受欺负。
从16岁到18岁，我一直跟着我爸走，我爸是跟着工程走，先从泉州到了莆田，后来又去了福州。我在福州找到一家新饭馆，在那儿跟着师傅学了两个多月切菜、配菜。那时候的餐饮圈子，师傅地位很高，徒弟不仅要干活，还得给师傅买烟、洗衣服，甚至刷鞋，师傅说你、骂你，都必须听着，不像现在师傅想找个徒弟都困难。
饭店一般都包吃包住，吃倒是不缺，但有的根本没有住的地方，人家炒菜的大师傅是给租房子住，我们这种学徒呢，只能找几个凳子拼一块，每天就睡店里，要么睡餐桌上。我感觉自己还是活得挺惨的，有阵子总幻想着能中个大奖，发的工资基本上都拿去买彩票了，每天买个十来块钱，可惜从来没中过。
我在福建当了快两年的学徒，先后换了六七个餐馆，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儿，工资却一直是三四百，攒不下钱，也看不到将来有什么希望。那时候社会治安比较差，客人在饭店喝完酒闹事很常见，我还亲眼看见过有人手被砍断。总之在很小的年纪，我就看到了这个世界不那么美好的一面。
2007年年底，奶奶病重，为了赶上见奶奶最后一面，饭馆拖欠的两个月工资我都没要，跟我爸坐火车赶回了家。堂哥也因为奶奶的缘故从北京回来，他跟我说在北京做厨师每个月能挣两三千，一个月还能休四天，就算配菜这种技术含量不高的工种，一个月也能挣八九百。
北京当时正在筹办奥运会，大家对首都都有种神圣的向往，我有点被堂哥说动心了，兴冲冲地跟他去了北京。
2008年来北京后，我去看了好多小时候听过的名胜古迹。
我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是配菜工，那是一家挺有名的粥铺，每个月给我开950元工资，包吃包住。这里员工也多，大家分工明确，基本不会加班，每天从早上九点半干到下午两点，下午五点继续干到晚上九点半，下了班能和同事们坐在路边喝点啤酒，那感觉真是太舒服了。
我在粥铺干了半年多，之后被堂哥叫去顺义的一家农家乐给他帮忙，一个月1300元工资。那里员工人少，备菜的活几乎都是我来干，每隔几天就得腌好几大盆鸡肉，手整天泡在水里洗涮。我以前没经历过北京的冬天，不知道保暖，两只手弄得又肿又烂，生了好多冻疮。
相比炒菜师傅，配菜工算是苦工，我觉得自己必须得学点新东西了，没事就跟着堂哥学炒菜。一上手才发现，炒菜也没比配菜强多少，即便有抽风机，厨房的油烟还是很呛人，在后厨干了一阵子，我的鼻炎犯了，动不动老打喷嚏，还越来越严重。但厨师的工资总归比配菜师高点，一想到之后能升厨师长，日子好像也有盼头了。
半年后，我又回到那家粥铺应聘炒菜师傅，因为是跳槽回来的，基础工资定得比较高，加上各类奖金一共1800元左右，比店里一路升上来的副厨师长的工资还高。不过粥铺需要的菜品比较少，为了学到更多东西，我干了差不多半年，又跳槽去了北京一家很有名的川菜酒楼。
这家酒楼叫眉州东坡，想必很多北京的朋友都听过。这里管理很规范，所有新应聘的厨师都得集中试菜，用各自的实力说话，领导根据大家的厨艺水平定工资。试菜那天我做了一份麻婆豆腐，一份宫保鸡丁，领导尝了尝，说我的技术还可以，给定了2200元基本工资，加上加班费、奖金，一个月将近三千块。
我住在酒楼安排的宿舍里，各类设施都很齐全，还有专门的保洁帮忙打扫卫生。
这家酒楼生意特别好，一天流水能达到20万，前厅、后厨加起来有百来号员工，每位厨师后面的案板上都堆满了菜。我们从早上九点开始工作，一直干到中午两点半或三点，刚歇没一会儿，下午五点又要开始干，一直到夜里11点之前，我都得站在后厨不停地炒菜。
晚上等客人走得差不多了，我们这些厨师还要接着在厨房搞卫生。饭店对卫生要求特别高，要求我们炒菜的锅买回来是什么颜色，每天用完必须还得是什么样，大家每天都拿着拉丝布使劲刷锅，把锅刷得锃光瓦亮才罢休。
在后厨工作跟打仗一样忙，一般到晚上10点多才能闲下来一点。
累归累，那段时间也是我进步最快的时候。饭店给我们新来的厨师安排了一个老师傅，我悟性还算可以，干了一个多礼拜，就把需要炒的几样菜品参透了。我在这家店干了一年多，又换了家餐馆，除了想学些新东西，我也想利用跳槽更快地升职加薪。后来我去别的餐馆应聘，老板一听我在眉州东坡干过，很爽快地把我录用了。
到2011年的时候，我的工资已经从两年前的2000涨到4500元。我吃在饭店，住在职工宿舍，每个月几乎没什么花销，工资都攒起来。来北京第三年，我爸准备给家里盖新房，他在外面打拼这些年存了点小钱，我把自己存的5万也都寄回了家，爷俩一共花12万盖了栋二层的小洋房。
我家老房子在山沟里，直到2012年才盖新房。
在我妈的张罗下，我还通过相亲认识了一个女朋友。我在北京打工，她在福建打工，我们网恋了一年时间，等第二年正月家里房子盖好后就结婚了。婚后，我带着媳妇一块来到北京，我在饭馆当厨师，她在前厅当服务员。
然而，想找到两人都合意的饭馆很难，要么她做得不顺手，要么我做得不愉快，我们俩前后换了十来家饭店，花了大半年时间都没安定下来。
有一次我在店里受了委屈，记得好像是跟同事闹了点矛盾吧，领导把我一顿说。我挨批之后感觉心里特别不舒服，那个晚上跟我爸打了个电话，哭着说再也不想打工了，我说我要改变，我要挣100万。我爸说，“你干什么我都支持你。”但我一没钱，二没经验，这个想法迟迟没法付诸行动。
我们的婚纱照，婚后没多久她就跟我一起北漂。
因为没有稳定的工作，我手头又没多少现金，媳妇刚到北京的时候日子过得很苦，天天煮面条，要不就是白菜、豆腐这种便宜的菜，来北京头一个月连肉都没吃到。等我好不容易闲下来，才带她去饭店点了份水煮肉片，加上米饭一共花了28块钱，这就是她到北京之后吃到的第一顿“大餐”。
半年之后，媳妇怀孕了，我把她送回老家，自己继续在北京上班。没多久，我被升为厨师长，每个月能拿5500元。女儿出生之后，我回到四川陪产，等我再带着媳妇女儿回到北京，以前待的那家饭店已经换了新老板，由于没什么经营经验，他刚开几个月就撑不下去了。
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和家人一番商量，决定把结婚时的彩礼拿出来。2013年，我花六万块把这家店盘下来，又花了四五万搞装修、买餐具。
我的小舅子、小姨子、两个小侄子都来北京帮忙。我负责掌勺、媳妇管账、小舅子跑腿、小姨子小侄子打下手，一想到终于不再给别人打工，而是为自己赚钱，大家伙干劲都特足，我想这回总能挣到钱了吧。
我爸妈、弟弟也先后到北京帮我打理餐馆。
开业第一天，营收有2000元左右，算下来第一个月纯利润能达到2万多，挣得不算多，但总比打工强。没想到开业第七天，我们店所在的商场因为电瓶车充电引发了火灾，整个商场有一半面积过了火。
我家店虽然没过火，可商场为了安全起见，还是通知所有店铺要在半个月内关门。我第一次开店没经验，之前没和商场签租赁合同就直接给钱了，导致一分钱赔偿都拿不到。后来硬拖了两个月，只挣回四万五，相当于六万多都打了水漂。
那段时间，我每天天还没亮就出去门找店面，奈何手上钱不多，很难找到合适的店面。偶尔发现几个不错的，就坐在路边像警察一样蹲点，观察人家生意怎么样，看看这个店能不能做。大概找了一个星期，我在旧宫发现一家酒店楼下的山西面馆在招租。那里位置挺好，房租一年9万，我刚好付得起一半。
酒店经理见到我才23岁，和我同行的小侄子、小舅子也都还不到20岁，对我好言相劝，说之前开店的两口子人交不起房租跑路了，你们几个才这么大点儿，能开得起来吗？
他让我回去再考虑考虑，我说不用考虑，我能挣到钱，为了表示决心，第二天直接拿现金跟他把合同签了。我花了一两天时间布置店面，挂好招牌，第五天新饭馆就正式开业。
我开的是川菜馆，做的都是我拿手的家乡菜。
开业第一天，我们卖了大概2000元，算是不错的成绩。后来，小店附近又开了一家特别大的医院，加上周边还有一家建材市场，外卖需求量特别大，我们一天能送出两三千块的外卖，加上堂食，一天能卖五六千，好的时候能达到七八千，甚至一万多。
那时候手机支付还没开始流行，我兜里随时都能掏出个万儿八千的，心里就一个感觉：这下终于有钱了。
开业三个月后，我已经有足够的把握，自己也不去后厨掌勺了。一方面是因为鼻炎，我闻到调料老是打喷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挣到钱了嘛，想着自己没必要再那么辛苦了，所以花钱请了两位厨师。
这家店开满一年的时候我算了下账，差不多挣了50万，比我想象的容易。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那时候的钱是真好挣，因为没有各种网络平台竞争，利润率高很多。
我负责后厨，媳妇主负责前台，小舅子负责送餐，余下的人帮忙打下手。
开业第二年，我去考了驾驶证，拿到驾照当天就跑去看车。我一眼相中一辆哈弗SUV，价格也不贵，只要十来万，我都没来得及和媳妇商量一声，直接付了全款。
交完钱，我给媳妇打了个电话，说我买车了，她说你要敢买就别回来。半小时后，我把车直接停到店门口，媳妇看到车的那一刻，其实还是挺高兴的，后来也没冲我发脾气。
我人生第一辆车，就是这台哈弗H2。
那时候在我老家能买起小车的人还屈指可数，过年我开着它自驾2000多公里回了老家，心里多少有点小骄傲，也有想要炫耀一下的意思。其实我还想过在老家买房，那会儿房价也便宜，才4000多一平，我爸听了不让我买，按他的意思呢，买了房就算分家了，可能老一辈人心态还是有点传统吧，所以这个钱我又拿去投资开了一家店。
我之前没接触过自助餐，看到别人干自助餐生意特别好，很想自己也开一家，专做烤肉火锅。我是干厨师出身的，选用食材都挑好的买，菜品、酒水也是准备得越丰盛越好，开业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助餐和普通餐厅这两种模式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我的自助烤肉火锅店，面积接近五百平米。
开业第一个礼拜，为了打开知名度，我把价格定在28元一个人，来吃的人特别特别多，一天接待好几百号人，日营收轻松破一万。看起来生意特别好，不过一周之后我们算完账，发现赚的钱还不够抵成本。
堂哥当时在店里当厨师长，提醒我赶紧收手。我又把餐费陆续提高到48元、55元，生意依旧很好，每天门口都能排队60多号。可能是大家都抱着一定要吃回本的心理，一个月下来我只盈利4万左右，还不如我那家小饭店赚的多。
我开这家自主火锅烤肉店的初衷是想做成一个连锁餐饮品牌，现在见投入那么多，收益却只有这么点，我感觉很难再把这个品牌做大。开了一两年后，有人愿意出120万盘下这家店，我就把它转让了，换成了一大笔现金流。
开店几年赚到钱之后，我也开始注重穿衣打扮了，这是回老家时候拍的。
后来，我另一家小店的租赁合同也到期要被拆迁。两家店都关门后，我开始为自己重新谋出路。我是干中餐出身的，擅长川菜，不如就专做自己擅长的。2018年5月，我投资150多万，在朝阳区新开了一家川菜馆。那阵子，为了让大女儿在我们县城上学，我还在老家买了一套房，付了二十多万首付。
这家新店的生意很好，几乎每天都爆满，那时候整条街就我一家餐馆，每个月纯收入最起码都有三五万，好的时候可以达到十万。开店半年后，我花七十多万给自己换了辆全新的保时捷Macan，车牌也专门租的是豹子号，尾号666，租金每年比普通车牌要贵好几千。
2019年春节，我开着这辆保时捷回家过的年。
没想到从2019年开始，这条街上的餐馆越开越多，十几家同行跟我抢生意，客源被分散之后，店里的生意开始明显下滑，甚至还出现过亏损的情况。期间曾经有人出价200万要盘我这家店，我想着至少得230万才划算，就没卖，怎么也没想到，我错过的是一个最佳的脱手时机。
那年腊月二十九，我和媳妇回老家过年，本打算在家待一周就回北京。结果年还没过完，疫情就严重了。厨师打电话跟我说这事的时候，我还挺淡定的。过了几天，发现自己连门都出不去了。因为县里规定，从北京回去的必须要在家隔离14天。
这下我急了，店里一天的房租就要2000多，少开业一天，意味着我要白白亏损好多钱啊。
我在家心急如焚地待了14天，隔离一结束，马上开车和小舅子回北京。我们花了30多个小时，终于在第二天晚上9点顺利进入北京。进城之后我发现春节的彩灯都还亮着，但街边的店都关了，平常热闹的大街连一个人、一辆车都见不到，整个北京就像一座空城。
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觉得怪吓人的。我不敢回出租房，怕进了村子出不来，直接在店里住了下来。
店里有吃的有喝的，我们住在店里可以不用担心基本的生存问题。
来北京前，我一直担心自己来得太迟了，结果到这之后我才发现，我是整条街第一个回来动工的。按照当时的防疫规定，我没办法开堂食，顾客们进不来，我也不能出门，只能靠外卖员把餐送出去。
店里只有我和我小舅子两人，我负责炒菜，小舅子负责配菜打包，一天能卖三千块左右。干了一个多月后，厨师长在家也待不住了，我说你想来就来，只要干一天我就发一天的工钱。大概过了近三个月时间，店里员工才陆陆续续来了，餐馆开始正常营业。
从2020年到现在，我经历过三次类似这种长时间关门不能堂食的日子，还有两次分别在2021年和最近一波北京疫情。只做外卖意味着利润会降得非常低。之前我一碗牛肉面卖18元，有时候还有剧组会直接跟我批量定，我只需要用22斤面条和一斤牛肉，就能卖出500多块钱。
现在堂食减少，想把外卖做起来，必须参与平台各类满减活动来获取流量，每单外卖还要被平台抽成20%，到自己手里几乎没有利润。比如烧茄子这道菜，光线茄就要三四块一斤，有一次外卖接单我只收到六块三毛钱，基本没有利润。你不卖还不行，卖吧，不挣钱，只能这么维持着，盼着客人下单的时候能多点其他的。
这是之前没有疫情时店里的场景，生意比现在好做多了。
疫情这两年多，我的店租不仅没有降，还按照既定的一年涨6000元的标准上调。租金一开始是季付，大家都没生意，根本拿不出来三个月的租金，物业才慢慢松了口，让我们一月一交。就这，很多店老板连一个月的租金也拿不出来，最后在政府的协调下，物业给免了两个月租金，但疫情不结束，免这两个月的租金也只是杯水车薪。
我家店所在的这条街有大概50家商户，2020年关了十多家。之前有位开羊蝎子的大姐，她一直坚持到北京最近这波疫情发生前。有一天她跟我说，她家店一直没什么生意，一天就卖出一两千块，算上房租、菜品、人工这些成本，实际还赔五六千，所以想把店以两三万的价格转让出去。
没有堂食的日子，店里空空荡荡。
我听了都不敢相信，怎么只要这么少的转让费？我们附近曾经有家100平大小的麻辣烫店，在没有疫情的时候那家店铺转让费要95万，羊蝎子和这家店是挨着的，将近300平米，我想怎么着也值三四十万吧，就试着帮她找了买家。
最后有人愿意以十万的价格接手。本来约好了第二天交钱签字，结果人还没来，“天堂超市”这轮疫情的消息就传开了。这大姐实在撑不下去，只能关门大吉。
我自己这边也不好过，为了能按时交房租、付工资，2020年已经把才开了一年多的保时捷以30几万的低价卖了，换成了一辆16万的二手沃尔沃。疫情第二年，饭店继续亏损，我又把沃尔沃以10万块的价钱卖了。
现在，该卖的都已经卖光了，疫情还是反反复复，生意不见好转。目前我房租拖欠了四五个月，加上各类食材费、人工费等等，一共欠了一百多万。
这辆沃尔沃只在我这待了一年的时间。
我也不是没想过放弃，主要现在的处境实在是进退两难。以前200万转让费我没卖，现在出150万左右也没人要。如果直接关门或者以非常低的价格转让，那我投入的钱、半辈子的积攒就都没有了。
没了这家店，我欠的100多万靠打工怎么可能还得了呢？只要店还在，我相信疫情好转后还是有可能翻身的。
前阵子北京暂停堂食，那段时间正好是小龙虾上市的季节，我想着把小龙虾做实惠点，靠走量应该能赚点钱，就把价格定在99元100只，每份赚20到25元的利润，平均一天能卖1万元左右。这个数字虽然和疫情前没法比，至少每个月十万多的员工工资我有的发了。
这辆面包车本来是店里用来运菜的，现在成了我唯一的车。
为了多走点量，我尝试过去街边摆摊，保时捷和沃尔沃都卖了，我只能开一辆店里之前运菜的面包车，给尾门上贴了好多小纸条，写上“花生毛豆、麻辣小龙虾”。刚在路边待了一小会，就被城管制止了。后来我又想到开直播卖团购券，效果虽然没有想象得那么好，总归能多卖几单。
直到一个月前，我期待已久的堂食终于在北京恢复。看到店里的客人一天比一天多，甚至有一天还出现了小龙虾不够卖的情况，我才体会到一丝人间烟火气。
我现在最期待的就是疫情能够好转，店里的生意能快些恢复。我不奢求自己之后还能像以前那么风光，但至少不能像现在这样这么狼狈吧，最起码把该还的都还清了，把父母、老婆、孩子安顿好，到那时候，再决定自己要不要继续漂下去。
*本文由范松涛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范松涛本人提供。
*本文在今日头条首发。
范松涛 | 口述
黄毓婕 | 撰文
祖一飞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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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农村
看到许多知青在回忆当年上山下乡时说，动身时是多么慷慨激昂，热血沸腾。我那时可没有此类感觉，我下乡完全不是自愿的。
我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时的偶像是我的舅舅——一位青年时即以科研成果闻名全国的科学工作者。初中毕业时，我当然选择了继续上高中，目标就是考大学。可是高一还没上完，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
1968年12月22日，那是老三届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老人家一句话，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下乡。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和弟弟从学校回家，走的妈妈单位门口，一条大标语映入眼中，妈妈的名字赫然在上，还被打上了红叉：“把女特务XXX揪出来！”。我们都惊呆了，妈妈解放前大学毕业，在工作中一直都兢兢业业，小心谨慎，业务水平在同行中首屈一指，和领导、同事的关系都很好，何以被冠如此罪名？晚上，一伙工纠队员闯进家，翻了个底朝天……
城里呆不下去了，那就走吧，我第一批就报了名，得知我们的目的地是远在中缅边境的偏僻小县——盈江。
出发的那天早上，我天不亮就起床了，收拾好行李后，轻轻走到妈妈的卧室门边。妈妈没有起来，斜靠在床头。我说了句“妈妈我走了”，便赶紧扭过脸去，生怕眼泪会夺眶而出。这一分别，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面。
弟弟帮我把行李送到了学校，操场上已经停满了带拖斗的大卡车。我们把箱子装进拖斗，行李卷则放到车厢里，白天当座位，晚上取下铺盖。
汽车开动了，路边那飘扬的红旗、送别的人群，锣鼓声、口号声，我都好象没有看到，没有听到。前面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车队离开了城市，缓缓爬上西郊的碧鸡关。大家都站起来，向后望去。别了，我可爱的春城，别了，我的父母兄弟。
盘山的道路是那样漫长，天渐渐黑下来了，汽车还在喘着粗气，象老牛一样爬行。有两个男生抽起了烟，谁都不说话，默默地想着心事。
好不容易，车队开进了一所学校，我们草草吃了饭，把行李卸下来，铺到拼起的课桌上，度过了离家后的第一个夜晚。
就这样，我们足足走了六天。第六天中午，当汽车转过一个山包，云遮雾绕的盈江坝子出现在我们眼前。大家都莫名其妙地欢呼起来，终于到了！
我们在县民族中学卸下了行李，县上为我们开了欢迎大会。县知青办的主任是一位叫潘金生的解放军连长，对我们挺严厉。据说他对知青说过：“你们知青，骨头都要烂在盈江！”
我们六男四女十个同学被分到二十多公里外的一个合作社，那时，边疆还没有实现公社化，到“九大”后才成立的公社。
由于县上经济十分落后，仅有的几辆汽车都是属于农场和糖厂的。我们就只有把行李交马车运送，所有的知青都只背个小挎包，步行去目的地。
寨子里的老会计到区上来接我们，他大概四十岁不到，个子不高，很精干，可惜就是瘸了一条腿，据他说是小时候放马，被马踩的。
我们跟着老会计走了约两公里路，来到位于江边的寨子。正是日落时分，竹林中的寨子炊烟缭绕，江水缓缓地向西流去，风景真是美极了。
社上将我们安顿到社管会住下，这是一栋两层的瓦房。楼下堆放着稻种和一些杂物，还有两口棺材。楼上是一大一小两间屋，女生当然住里边的小屋，有简陋的床，男生就只有在外屋地板上搭个大通铺。
到寨子后，就赶上了春节，我们都被分到各家去过。我去的那家男主人叫波保留，又矮又瘦，却有大大小小六、七个女儿。大概是水土的原因，这里的人生女孩比男孩多。我们寨子十五户人家，有十几岁的小卜哨（姑娘）二十多个，而小卜冒（小伙子）只有三个，这个区名叫“弄璋”，大约就是想要儿子而取的吧。
节后，我们就正式参加了农业劳动。因为寨子里缺男劳力，几个男知青都被分去犁田。我们先是跟在农民大哥后面，看他们如何掌犁，如何转弯，然后再自己操作。知青老H胆子最大，也是最先独立掌犁的。可他在转头时多打了牛两下，那牛发起疯来，甩脱了他的控制，拖着犁向另一丘田冲去，犁头卡在田埂上，只听“啪”的一声，木梁断做两截。一位穿西装的老头大叫起来“三孟哈！”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三块五”的意思。
我是最后“放单飞”的，分给我的是一头小母牛，脾气温顺，当然力气也小，犁得最慢，自然，我的工分也最低。
另一项劳动是往区上的糖厂送甘蔗，这活儿倒简单，推着小推车一天跑几趟就行，只是多出几身汗。我们寨子在江边，甘蔗含糖量低，一公斤只卖二分六厘，真比内地的稻草还便宜。
天气一天天变热，劳动一天天加重，烦恼也一天天增加。
一是吃的问题。我们下乡的第一年，每人有一百八十元的安家费。粮食由粮管所定量供应，每月好象是三十五斤，油二两。我们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这些粮当然不够吃。于是，我们先是虚报为回族，每月的油就加到三两五，又在粮本上打起了主意，把粮本裁开，重复购买。后来这招被发现了，粮管所把粮本每页都编了号，便只好到乡上打证明买碎米吃。吃菜也是问题，弄璋街五天才赶一次街，平时根本没有菜卖，我们的钱又紧，经常弄得吃盐水泡饭，有时找大妈要点酸菜，或掐点地里的豌豆苗。后来分到了一块菜地，才算基本解决了菜的问题，我们还盖了个厕所，把另一个难题也解决了。
少数民族的饮食开头也让我们不习惯。有一次，我们和农民一起捉了不少鱼，因为没有油，就煮了一大锅鱼汤。正当我们馋涎欲滴时，一位农民从家中拿来一盆酸笋，哗地倒进锅里。闻到那股酸臭味，我们顿时食欲全无。不过可能是气候的影响，慢慢地，我们也习惯了酸的食物，现在要闻到那味，还觉得挺亲切的。
二是住的问题。社管会只是我们的临时住所，农忙一来，社上要用那屋开会、放东西，就把我们男生赶到寨子中一所废弃的牛圈里居住，这里只三面有墙，另一面是些稀疏的栏杆，用来拦牛的。这还好办，砍点竹篱笆来挡一下就行了，要命的是到了雨季，上面漏雨，下面出水。尽管垫了不少土，下起雨来地面还是冒水珠，连我带来的一块自制万用表都锈死了。每天劳动回来，躺在湿漉漉的被子里，那滋味真是难过。这局面一直持续到秋收后，社里给我们盖了一排小草房，才算好转。
三是疾病和蚊虫的困扰。边疆有“三个蚊子一盘菜”之说，蚊子不仅多，还会传染疟疾，边疆是疟疾高发区，到了七、八月，往往全家甚至全村病倒。我们寨的知青小L首先被疟原虫击中，等他病好点，原来就瘦的人又瘦了一圈，加上他父母在干校挨整，心情极坏。有一天，他告诉大家，要出去散散心，便独自离开了寨子。后来，又有几个同学生病。我吃了解放军医疗队送来的抗疟药，当时没有病，但却埋下了病根。在招工回城后一个月，我就因感冒引发了疟疾，饱尝了那种“热时节热得蒸笼里坐，冷时节冷得冰凌上卧，颤时节颤得牙关挫，痛时节痛得天灵破”的难受滋味。
农村的医疗条件是很差的，尽管也搞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但只能对付点小毛病。我有一次腰上不知被什么东西叮了一片疱，又痒又痛，走几公里路到公社卫生院去看病。医生给开了些金霉素，价钱不低，花了我五块多钱，疗效却不好，反而引起副作用，几天吃不下饭。多亏解放军医疗队进村来，才把病治好。我们大队的知青小S，在农忙时突发肠梗阻，就因抢救不及时丢了性命，死时还不到十八岁。
蚂蝗也是讨厌的东西，我们以前在市郊劳动时虽然见过，但这里的蚂蝗特别大，能围着小腿绕一圈。傣族妇女喜嚼一种槟榔、草烟、石灰的混合物，遇到蚂蝗用这种混合物一抹，蚂蝗就掉了。我们知青就只会硬抠下来，然后就流血、溃烂。更可怕的是旱蚂蝗，又叫草蚂蝗，这家伙只有火柴棍那么大，黑色，两头着地，一拱一拱地爬行，头上好象有类似红外探测器的器官，只要人往草地上一站，立刻从四面八方围拢来，叮上人时没有感觉，等发现，它早吃饱跑掉了。有一次我参加种花生劳动，看天气不热，便把草帽摘下来放在地边，等劳动完没细看就戴上了。谁知里面藏了一只草蚂蝗，把我的额头叮得鲜血直流。
四是想家。弟弟在我下乡后几天，也到盈江来了，和他的同学在一起，离我这儿几十公里。妈妈进了干校，爸爸在工地劳动，一家四口人分在四个地方，经常几个月不通音信。即使是家还在昆明的知青，想回去可不是一件容易事。除了山高路远，缺少路费外，那几条纵贯南北的大江是最大的障碍，过任一座桥都必须有县人保组的证明！知青要想拿到这证明，要经过大队、公社、县知青办的层层审批，哪个环节卡一下，你就别想回家。
不象内地的知青，不批假就偷偷跑，大不了回来斗一顿。知青们为了回家，真是想尽了办法，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有游泳过江淹死的，有徒步翻越高黎贡山冻死的，据说还有为躲避过桥盘查，藏进油罐车被闷死的。我有几个同学算是幸运，他们买通了运大米的驾驶员，躲到卡车车厢中大米包的空隙里，成功地过了桥。至于再回农村倒很容易，只要到原学校开个证明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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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五县大串联
通向边境的铁桥
所谓“外五县”，是指云南西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潞西、瑞丽、盈江、梁河、陇川五个县。文革中，德宏州被撤消，这五个县被并入保山地区，为与原来保山地区所属的保山、腾冲、施甸、龙陵、昌宁五个县区别，被称为“外五县”。
八月初的一个晚上，倾盆大雨下个不停，我们隐隐听到隆隆的声音，大家以为是打雷，没有理会，都去睡觉了。第二天刚起床，老社长就跑来告诉我们：“山边发大水了！”我们冒着雨跑到现场一看，都呆了：原先山清水秀的田园村庄，变成了一片白茫茫的砂石滩，这是一场严重的泥石流灾害！由于连日大雨，引起山洪暴发，席卷着泥土石头奔腾而下，大树被连根拔起，最大的石块竟然有房子那么大！有四个村庄被淹没，近百人遇难。所幸的是：村子里的知青都逃出来了。
县知青办的潘连长也在这次灾害到来时殉职。他听说了洪灾的消息后，连夜骑着摩托往灾区赶，由于天黑路滑，撞到一辆拖拉机上。后来知青们用《流浪者》插曲的调子为他编了首歌：“正当洪水到来的时候，我们的连长潘金生，骑着摩托，一不小心，撞在拖拉机上…，他的头撞破了，受了重伤，送到了小平原（县城）抢救了一整天，没有效，没有效…啊，潘金生，潘连长，你可听见我一声声呼唤…”潘连长的遗体被埋葬在县城旁的一座小山上，实现了他“骨头也要烂在盈江”的誓言。
那几天，全大队都笼罩在一片悲哀的气氛中，死难者的遗体被掩埋了，幸存者的生活又成了问题。我们寨子的稻田也被淹没了一部分，秋后的收成将受到影响。
没过几天，又传来一个坏消息：我们寨子的知青小L跑去参加了缅共！他姐姐哭得死去活来，我们怎么劝都没有用。大家一核计：干脆一起去位于潞西县曼海的缅共接待站，把他拉回来！
为了出门的方便，几个女生设法弄来了探亲证明。我们收拾好东西，一行人便出发了，坐班车经梁河县来到腾冲。
谁知刚到腾冲县城，就遇到了难题：由于连日阴雨，公路不好走，从腾冲到潞西的班车停运了！才出门就回头吗？不行！我们决定，走路也要去！
第二天一早，我们吃过早饭，就上路了。蒙蒙细雨还在下，我们披着雨衣，走在蜿蜒的盘山路上，仿佛又回到当年步行长征时。
忽然，后面传来了马达声，有汽车来了。男生们急走几步，转到山包后面，女生则转身准备堵车，因为那时流传一句话：“女生的辫子比刹车还灵”。
算我们运气好，来的是一辆解放军的嘎斯51空货车，带车的是一位年轻的军官，二话没说就让我们全上了车，经过龙陵县，下午我们就到了潞西县城，过了一夜，又赶到遮放，找有同学的寨子住下了。我们托人带信给小L，让他赶到接待站见面，挑了一个不下雨的日子，向曼海出发了。
从遮放到曼海有四十八公里路，极少有汽车来往，为省时间，我们抄小路走。大概是去当缅共的知青太多，小路都踩成了大路，根本不会迷路。路旁有参天的大树，密密的灌木，许多叫不出名字的植物。中午，我们走到了一个部队驻地，每人花两毛钱吃了顿客餐，那酸黄瓜可真是美味无比啊！解放军战士以为我们都是去当缅共的，不免又劝说一番。
天快黑时，我们终于到了接待站，其实就是边境线中国一侧的一排茅草房，小L还没来，我们只好先住下。来接待站的人非常多，大通铺上一个挨一个。夜里，我被挤得睡不着，爬起来坐着吧，又被蚊子叮得受不了。熬了三天，才算把小L等来了。
可是一交谈，我们就发现想把他拉回来的努力是徒劳的。的确，我们继续待在寨子里到底有什么前途，谁也说不上来。与其默默无闻地在农村待一辈子，不如到战场上大干一番。我们不但没有能说服小L，反而被他搅得心乱如麻，有的甚至也盘算是否跟他走了。最后达成协议，他陪我们去遮放，再从畹町出境，路上再接着谈。
归途中，我们搭了一段拖拉机，回到遮放，又见到一辆装载筒盐的大货车陷在泥坑里。我们帮司机把货物卸下，将车从坑里推出来，再把货装上，得到的回报是坐车到畹町。路上我们仍然没能说服小L。到了畹町，大家在照相馆里合了一张影，目送着他，再次离开了我们。
接下来，我们步行到了瑞丽。和其他边疆县不同，这里是坝区（平原）与缅甸接壤，尽管是在那政治挂帅的年代，边民来往仍很频繁，市场比盈江县热闹多了，还可以用解放鞋换五星牌打火机呢。我们在瑞丽逗留了三天，就踏上了回盈江的路。我要到陇川县看望一个老同学，就与大家分手了。
在陇川住了几天，同学帮我找了回盈江的伴儿——三男一女，都是盈江知青。我们顺着县城后面的山路来到了户撒，这里是阿昌族的聚居地，出产的户撒刀远近闻名。那三个男生要买匕首，耽误了不少时间，最后决定不走了。我和那个女生坚决要回去，于是只有我俩结伴而行。
那个年代，男女生之间是很拘束的。我背着挎包在前面走，她在后面跟着，相距一两米。因为怕迷路，我们只敢顺着公路走。太阳渐渐西沉了，公路又靠近国境，我们埋头只顾走，也不说话。天黑下来了，那夜一点儿月光都没有，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只看见白色的砂石公路，路上静极了，只听见我们沙沙的脚步声。因为黑，连山下第一个有知青的寨子都错过了，直到将近十点，才看见另一个寨子的灯光，找到知青点，住了下来。
这次出游，历时一个多月，经过梁河、腾冲、龙陵、潞西、瑞丽、陇川六个县，又回到插队的盈江。
除了外县，我们当然也没放过在县内游玩的机会。盈江风景优美，最出名的景点是虎跳石和落水洞。大盈江在坝子里水流平缓，最宽处差不多有三百米，可是流到坝尾后，由于山体影响，江面变窄，水势变急，最窄处从两块相距七、八米的巨石间流过，这就是著名的虎跳石，水流之急可想而知，那水声很远就能听到。更奇妙的是江水过了虎跳石后，转了一个弯，钻到一块更大的石头下面去，从另一边流出来，这就是落水洞。附近有支流上的瀑布，景色也很壮观。还有一座小铁桥，据说是二十世纪初英国人修的，是当时通往缅甸的交通要道。
那时在外五县，知青出外游玩成风，住在公路附近的知青点“客流”不断，口粮都不够吃了，只好也锁起门外出。这一段经历后来被称为“外五县大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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