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530）

 

重回乌克兰的中国留学生

原创 沈可程 真实故事计划 2022-07-10 20:09 发表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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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冲突，使得在乌克兰中国留学生的学习骤然中断，2700余名中国学生仓促逃离，部分辗转流落于乌的各个邻国，战乱、寄人篱下，学习和未来一同渺茫。现在，这些中国留学生中的一部分正试图重返战火中的乌克兰，重启学业。

他们多数来自中国普通家庭，留学乌克兰是一个权衡之选，却也是人生的关键阶段。战争不由分说，但读书一定要拿到毕业证。

 

漫长的回归

当地时间4月20日上午11点，在匈牙利流浪近2个月，张衡搭了辆网约车抵达乌克兰和波兰的边境小城——克拉科韦茨，这里距离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仅有100多公里。这不是张衡的最终目的地，他要去往乌克兰的首都基辅。 

检查站外，三十多辆载满难民的客车排起了将近一公里的长队。轮到张衡入关时，已是黄昏。乌泱泱的人群里大多都是金发碧眼的小孩和妇女，只有张衡一个人长着黄皮肤和黑眼睛。

警察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不到一米七的东亚男孩，示意他交代回乌的理由。张恒从早已磨损不堪的书包里掏出一本写满了乌克兰语的笔记本，流利地回答道：“先生您好，我回来上学！”

00后张衡是基辅国立大学语言学系的一名大二学生。2月28日，俄军突袭乌克兰的第五天，他跟随一千多名乌克兰难民，逃往罗马尼亚边境的一座闲置工厂避难。

也是在这一天中午，俄乌代表团在白俄罗斯开启了第一轮关于停火的谈判，如果进展顺利，意味着留学生们可以自行回到乌克兰继续学业。凌晨两点，张衡蜷缩在睡袋里，刷着新闻，焦急地等待结果。最后，新闻播报说：“各方将返回磋商，近期举行下一轮谈判。”这意味着，短时间内乌克兰回不去了。

第二天下午，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开始统计撤侨的名单。张衡有一个36人的留学群，群里27位留学生要求回国。张衡并不打算回国，他担心一旦战事加剧，可能所读的大学都将不复存在。届时他要从零开始，要么成为一个“超龄”的高考复读生，要么在简历上写上“高中毕业”。

况且，包机回中国的费用高达将近三万元，去年一年张衡在基辅花的生活费也不过一万而已。这笔费用他无力承担。

待在罗马尼亚难民营的第十个清晨，张衡五点半就起来整备自己的行李，将几天省下来没吃的食物，都尽可能地塞进了双肩包里。这之后，他计划坐火车前往匈牙利的德布勒森大学，在同学那里寻找一个容身之所。

 

图｜张衡所在的位于罗马尼亚的难民营

4月1日，张衡在匈牙利盼来了基辅大学网课恢复的日子。10.2英寸的ipad屏幕上挤满了全班三十多人的脑袋。等教授问候完每个人的近况后，一个半小时的课程仅剩下了40分钟，这之后他们将进行开卷摸底测验。

 

鉴于逃离时走得匆忙，电脑、教材和学业证明，都被张衡遗落在了基辅的公寓里。考试时，他只能麻烦同学把书上的内容一页页拍给他。下载完所有的图片后，张衡一只手在手机上翻阅知识点，另一只手在平板输入界面上疯狂地敲击字母。最终，满分一百的卷子，他只拿了56分。

第二天的语法课，更是因为网络的波动，每过20分钟，张衡就会被会议软件踢出课堂。他不断地调试自己的位置，甚至把桌椅搬到了阳台。在第三次黑屏后，他再也无法抑制住狂躁的情绪，狠狠地把平板摔在了房间的角落，一边捶打床板，一边疯狂地咒骂。

高中时期，张衡就因为垫底的学习成绩，屡次三番被班主任喊家长。去乌克兰留学是家庭花了巨大的财力和精力换来的。他的母亲是中专学历，只能在劳务市场打零工，父亲在建筑工地上当指挥施工员，为了让唯一的儿子上大学，夫妻俩决定将儿子送去留学。与欧美等地不菲的留学费用相比，乌克兰的性价比更高，每年仅需5万人民币。

意识到父母对他的期许，张衡更加努力，他想借着本科院校作为升学的踏板，在研究生阶段申请一个在国内名气更大的海外院校。但网课期间糟糕的学习状况不仅令他的学年奖学金岌岌可危，甚至遭到了教授的点名批评。

情绪反复波动，张衡生出早日重返乌克兰的想法。这天晚上，他在家庭微信群里将返乌提上日程，不出所料，远在浙江湖州的母亲对他一通臭骂。“这场仗要打多久是你说了算吗？”母亲的质疑一直盘旋在张衡的脑海中，让他的情绪再一次陷入崩溃。

“安全，安全，永远都没有绝对的安全。没有了这张文凭我就什么都不是了！”张衡愤怒地吼道。母亲被他吓到了，在电话里小声抽泣。他冷静下来表示会照顾好自己，母亲不再回应，张衡只好结束了通话，将家庭群设置成了消息免打扰，还对父母屏蔽了自己的朋友圈。

好在4月初，新闻传来好消息，基辅局势稳定下来，大量的乌克兰难民开始返回家园。4月2日一天内，有18000名乌克兰人从利沃夫州离境，9000人通过该州的边防站返回。张衡决定回去。

4月13日，距离张衡计划回乌仅剩下三天，一条讣告引起了他的注意。去世的人是一家小餐馆的老板，张衡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光顾他的店。讣告中写到，老板在最近的一次空袭中受了重伤，最终抢救无效。

 

这使张衡感到紧张，反复犹豫下，他拿起手机，取消了原本的预约，将申请时间改为一周后。

近黄昏时分，通过克拉科韦茨的边境关口，他与40多名回国的乌克兰人一同乘上了返回利沃夫的大巴。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中，除了婴儿的啼哭和母亲的安抚，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车上每个乌克兰人都眉头紧皱，将鼻子以下的部位埋没在围巾里，双手紧握着行李箱和背包，随时做好弃车逃跑的准备。

 

到达利沃夫已是深夜22点。张衡拖着十公斤的拉杆箱，跟着导航的方向来到了预定的旅馆。整条街上，除了一家烟酒店还在运营，其他商店门窗紧闭，没有一盏路灯。

利沃夫是一座不夜城。去年圣诞假期，张衡曾跟着三个在当地读书的中国同学，在市政厅旁边的酒吧一条街喝到了凌晨两点。出门时，整条街的霓虹灯全部亮起，仿佛置身白昼。流浪乐队在路中间大摇大摆地走着，其中一名吉他手还热情地让张衡去拨弄他的琴弦。

如今，张衡无心沉迷这些回忆，放下行李后，便沉沉地昏睡了过去。这里离基辅还有整整460公里。

第二天醒来，张衡点开手机备忘录，开始记录他的停留计划。他在利沃夫认识的同学都已经回国，因此他只能留宿在这间旅馆中，旅店一晚上的价格是120人民币，与和奥地利等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便宜了近一半。房间整体环境安静，网络通信也不错。他打算利用这段时间进行网课的学习,并完成所老师布置的三篇学术论文。

6月初，俄乌双方宣布交换战俘，在张衡看来，这是停战的前哨。最终他在6月5日搭乘朋友的顺风车，从利沃夫的宾馆回到了基辅的公寓。一百余天的流亡生活才宣告结束。

同样在匈牙利的00后女孩谢昕，和张衡在罗马尼亚逃难时相识。她在朋友圈看到张衡和其他4位同学安全返回乌克兰，立刻联系了当地一家认识的华商，准备回到基辅继续学业。

从布达佩斯开往匈乌边境小城Tiszabecs的巴士上，谢昕看到隔壁座位的大叔正在手机上收看俄乌冲突的视频新闻，他的右脸颊有道很深的疤痕，看起来就是最近才留下的。谢昕不敢和他搭话，视频的内容引起了她的注意。画面里的道路上躺满了士兵和平民的尸体，鲜血沿着路边径直地流下，看得她不由得抽搐一下。

大叔发现了谢昕的异样，问她要到哪里去。谢昕点了点大叔的手机屏幕，苦笑着说：“就是这。” 大叔握了握她的手，一脸凶相的他露出了和蔼的笑容：“真巧，我也是。祝我们都能活着。”

图｜4月初，基辅街景

 

 

失序

回到基辅后，张衡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陌生感。宿舍里的东西还是按离开时的模样摆放，只是积了厚重的灰尘。走道上再也听不见人们友好的互相问候，隔壁的几间房还敞开着空门，里面的家具全部被一搬而空。

下楼处理垃圾时，张衡迎面遇到了一位曾有过几面之缘的乌克兰少年。他本想挥手打声招呼，但少年很快将脖子上挂着的耳机移到了耳朵旁，从他的侧面快速地通过。

张衡感到失落。受到冲击的还有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4个月流浪异国，让他的银行卡余额从五位数降到了四位数。回乌不久，他就在朋友的引荐下，来到市中心一家肯德基兼职，一周大约能挣250元人民币。

上班的前三天，张衡总能看到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在店前行乞。午餐时，老人会跟着人群混进店里，抓一大把别人吃剩下的鸡骨架塞进自己的麻袋里，找个背对收银台的座位，偷偷地啃食骨头上残留的鸡肉。

第四天的中午，张衡将员工餐里的一对鸡翅放在了他的餐盘上。老人迟疑了两秒后，用长满老茧的双手将鸡翅塞进了裤裆的口袋里，灰溜溜地逃出了店门。经理摊了摊手，告诉张衡：“傻小子，像这样乞丐在基辅随处可见。你帮了他们中的一个，剩下的都不会放过你的。”

那天过后，张衡再也没有过老人的身影。“他还活着吗？”他常常在发呆时思考这个问题。战争给这个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无尽的伤痛，作为一个随时可以撤离的外国人，他无法切身体会国破家亡的悲伤，只能力所能及地施舍一些食物和零钱来表达自己的怜悯。

6月26日上午十时，一阵刺耳的防空警报在基辅上空响起。正在工作的张衡立马扔下手里的餐盘，被同事们推搡着挤进了后厨。在一阵咒骂声中，他依稀听到飞行物从上空划过发出的爆鸣声。紧随而来的是一声沉闷的巨响和餐厅里死一般的寂静。

混杂着中文和乌克兰语的三十条未读消息，“占领”了张衡的手机屏幕。他在一排感叹号中，点开了朋友发来的一张现场照片：巨大的黑蘑菇云在碧蓝的天空中升腾而起。

张衡惊出一身冷汗，爆炸的地方正是基辅的市区，图片上的建筑几乎都是居民楼，两周前他还在那附近会见了许久未见的乌克兰好友。

五分钟后，窗外传来渐行渐远的警笛声。身边的同事纷纷从铁桌下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粘的灰尘，娴熟地撩起油锅里的炸鸡，甚至还开起了张衡听不懂的玩笑。“我很安全，不用担心。”在聊天框里敲了这八个字后，张衡群发给了所有问候的亲人朋友。

后来张衡从新闻中看到，这场爆炸源自俄军战略轰炸机图-160所发射的导弹，爆炸地点离他工作的地方仅有五公里。

俄乌冲突爆发四个月后，基辅依然笼罩在战火的阴影中。仅6月26日一天内，基辅州遭到了俄军14枚导弹的空袭，四小时内拉响了两次防空警报。离张衡最近的那颗导弹击中了两座住宅楼，共造成了1死6伤，其中还有一名7岁的小女孩。

 

图 ｜6月26日基辅州遭遇导弹空袭

炮弹的轰炸声压迫着张衡的神经，凌晨两点，他给房门上了双保险，躺在床上之前遭遇空袭的经历像一部纪录片在脑海里放映，迫使他保持清醒。他从床边的抽屉里抽出一盒有安眠效果的褪黑素药丸，原本满满的一瓶现在只剩下了五粒。

从张衡回来的那一天，他在匈牙利的室友谷文每天都在同步跟进基辅的情况，尽管知晓当地的战争仍不稳定，谷文依然没有动摇重返的决心，他选择回到乌克兰的原因是因为爱情。

谷文的女友叫玛莎，是个乐观的基辅姑娘。在上学期的小组研讨中，谷文的风趣幽默俘获了玛莎的芳心，两人就此开始了一段坎坷的恋爱关系。

战争爆发的第一天晚上，谷文就托朋友拿到了两张开往波兰的火车票，想带着女友一起出国避难。面对男友发来的一条条有关撤退路线的规划，玛莎并没有回复。

凌晨三点，谷文放弃了等待，直接给女友打了通电话。“你现在在哪？再不走的话会被炸死的。”玛莎那头的环境很吵，谷文依稀能够听到婴儿的啼哭和男人的怒骂，他猜测女友是在某个地铁站的防空洞。

“对不起，我没有办法离开。我的父母，我的家人，还有我的朋友都在这里，我们要和祖国一起面对这场战争。亲爱的，你不属于这个国家，赶紧逃难吧，逃得越远越好。” 玛莎实在无法抑制哭泣的冲动，在情绪爆发前的一秒挂断了这通电话。

谷文愣在了原地，不知所措。三天前他和玛莎还在酒吧里畅谈寒假的安排，如今却要面对生离死别。而手机微信上，谷文的父母已经下达了最后的“死命令”：立刻离开这个国家。

最终，只有谷文一个人踏上了离乌的列车，一种莫名的背叛感油然而生。“我明明不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却忍不住和他们一起哭泣。”

每天网课结束后，谷文都会给女友打至少一个小时的视频通话，确保她和家人的安全。4月10日是玛莎21岁的生日，晚上八点半，两人准时在facetime视频软件上相见。“猜猜我为你准备了什么？” 谷文从桌底掏出了他下午刚买的蛋糕，纯白的奶油裱花上立着一男一女两个巧克力小人。“这个是我，那个是你”。

看到男友准备的惊喜，玛莎擦了擦眼角的泪水，隔着屏幕让谷文替她吹灭蜡烛。在外漂泊的97天里，这对情侣一共打了102通视频电话，最长的一次持续了整整10个小时。

 

 

重启

谷文和玛莎的约定最终在初夏得以实现。6月5日，谷文从波兰边境小城梅狄卡进入乌克兰国境，在利沃夫辗转逗留了两天后，于7日乘长途大巴回到了基辅。

快到车站时，谷文的心情忐忑。即便每天都和玛莎在手机上保持联系，两人已时隔三个多月没有见面。玛莎先注意到他，什么话也没说，冲过去一把抱住了谷文。熟悉的亲密感又回来了。

谷文暂住在玛莎一家开设的旅馆内。对于这个女儿“捡”来的中国男友，玛莎父亲对谷文展现了浓厚的兴趣，晚餐时，他将亲自下厨制作的罗宋汤特地移到谷文的面前。趁着谷文喝汤的功夫，这个身型矮胖的乌克兰男人一边分享着十年前去北京旅行的见闻，一边询问谷文关于中国的近况。

对于一个外国人独自回到基辅这件事，玛莎的父母都不敢相信，在他们的印象中，这个国家的外国人几乎都已经跑光了，没有人会愿意留在这和战争作伴。

谷文的热情和幽默打破了老两口的质疑。他在餐桌上不断分享着在乌克兰发生的趣事以及和玛莎相遇的经过。谷文欢快的表述和看女儿时深情的眼神打动了玛莎的父母，这之后为了好好招待这个黄皮肤的小伙子，玛莎的父亲特地跑到三个街道外的华人超市，买了老干妈等一些来自中国的食品和调味料。

饭后，玛莎带着谷文参观起了这栋小旅馆。十几间客房里只有两间有客人居住，剩下的房间都敞开着大门，金碧辉煌的吊灯照在宽广的走廊上，显得很是冷清。

战争和疫情的双重打击，基辅的旅游业遭到重创，这座旅馆已经入不敷出超过了六个月。如果今年暑假情况还没有好转，玛莎一家不得不将其变卖转让，“孩子，无论是乌克兰人还是外国人，在这重新开始生活并不容易。如果你想留下来，那你得付出更多的努力。”玛莎的父亲拍了拍谷文的肩，准备出门去就近的一家工厂干兼职来贴补家用。

为了报答玛莎一家的收留之恩，谷文听取了张衡的建议，准备去周边的餐厅打打零工。然而他在招聘网站上投递的9份简历都被商家拒绝了，有一家西餐厅甚至明确回复道：“本餐厅不招收中国人。”

 

图｜基辅一栋在爆炸中受损的建筑

俄乌冲突爆发后，一些国内网友的挺俄言论被转发到了乌克兰的社交媒体，引发不小的仇华情绪。谷文认识的7个中国同学中，有5人都在求职时都遭到了冷遇甚至歧视。

由于特殊身份，谷文只好将目光投向国内的一些线上岗位。现在他在帮一家俄资企业做一些文件的翻译工作，但没有签订正式的合约，用谷文的话来讲就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提交翻译稿时，甲方还会百般刁难，要求谷文润色至少三遍以上。从清晨七点半到深夜十一点，谷文几乎固定在了电脑椅前，眼周皮炎的复发让他的眼睛痛得只能眯成一道小缝，他简单地滴了几滴眼药水，就糊弄了过去。就这样，一篇14页的翻译稿件花了他整整三天的时间，原本商量好的350元报酬，也因为各种延误和挑刺，被砍到了250元。

夹缝求生的状态，令谷文不得不为他和玛莎的未来感到担忧。谷文的大学生活还剩下一年，回国还是留下这是他迟早要做出的选择。“如果留下，战争和排异情绪都不会给我一个白手起家的机会。选择回国，那么我和玛莎之间就永远不会有一个结果。”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玛莎一家几乎成为了谷文的亲人。为了守护这段跨越国界的缘分，谷文还是决定以留下为目标，准备在基辅扎根。

除了谷文，谢昕也在为这道选择题感到犹豫不决。她就读于乌克兰最顶尖的艺术院校——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作为一名练习时长超过十年的大提琴演奏者，下学期的交响乐队选拔是她学业道路上最关键的一场考核，成功进入正式名单的学生，可以获得前往基辅歌剧院演出的机会。

图｜战争前，谢昕所在学院举办的音乐会

返回基辅后，谢昕没有回到学校宿舍，而是选择和一位华裔同住。借宿的房间原本是个十五平米的储物室，角落里堆满了瓶装矿泉水和速食泡面。房屋的隔音效果极差，她每天清晨六点半会准时被巡逻的警笛吵醒，在凌晨两点还能听见坦克碾过公路时发出的轰鸣声。

她不好意思在白天拉大提琴，只好等晚上八点后，自己才敢尝试用最小的力度去演奏老师所布置的乐曲。一周下来的练习时间加起来也不过12个小时，在上学期，这可能仅是她一天的练习量。

为了争取更好的学习环境，谢昕借着白天空闲的时间，隔着6个小时的时差，为国内的艺术生提供网络辅导。用赚来的课程费在基辅当地找了个著名的音乐教师，进行一对一的针对性教学。每次上课，她都会关闭自己的手机，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每次不间断地练习4个小时，直到自己的手指被琴弓磨出水泡。

考虑到留学生和安全因素，大多数乌克兰的高校至今依然选择线上教学。2022年已经过半，谢昕在教室里上课的时间还不到两周。“或许我们这些留学生所面临的挑战不是这场战争，而是我们能否忍受孤独。”她说。

除了张衡和谷文，谢昕认识的其他中国学生都还留在中国国内。每晚临睡前，谢昕都会在留学群里旁敲侧击地询问，有没有熟人要回来上学，收到的回复总是“没有”。

看着回国同学在朋友圈晒的一张张玩乐的照片，谢昕的心里涌现一股妒意。“或许现在回到乌克兰不是个好决定，但成年人总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至少我不是一个人。”

6月27日，距离那场大规模的空袭仅过去24小时，张衡工作的肯德基店内已经排起了三四米的队伍。谢昕和谷文来到他的店里，看到两位挚友的到来，张衡空出打包的一只手，示意已为他们预留好了空位。

半小时后，张衡才完成了所有的午餐订单，拖着疲惫的身子坐到了两人面前，大口地喘着粗气。“日子不好过哦。”谷文递给张衡一包薯条，笑着调侃他狼狈的样子。

这顿肯德基是他们回基辅后的第一次聚餐，窗外已是车水马龙。

- END -

撰文 | 沈可程

编辑｜周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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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扒过火车、当过乞丐，在成为外卖小哥前，没人对他说“谢谢”

杨丽萍 凤凰网读书 2022-07-07 19:30 Posted on 北京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外卖给您放在楼下取餐柜里了，祝您用餐愉快！”

 

相信大家对这几句话都非常熟悉了。

 

不论大雨瓢泼，还是大雪漫天，只要网上下单，半小时左右就会有外卖小哥把热乎乎的餐食送到我们手上。

 

本文的主角，正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亲密的陌生人”——外卖小哥们。

 

数据显示，中国有外卖骑手700多万名，他们大部分是男性，八成来自农村，近半数为“90后”。

 

然而，统计数字中的外卖小哥画像毕竟过于粗放、模糊。他们在“跑单”中有何甜酸苦辣？他们的爱情婚姻是怎样的？他们生活中有哪些喜乐忧愁？

 

带着这一系列疑问，作者杨丽萍开启了长篇“非虚构”《中国外卖》的采访与写作，她希望能从细微之处、从每个外卖小哥的故事里，呈现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

 

本文选取书中三个外卖小哥的故事，他们有人从送外卖的工作中找回了做诗人的梦，有人通过外卖员的职业彰显了自己生命的尊严，甚至有人在“跑单”路上邂逅了一段美丽的爱情……

 

 

 

下文选自《中国外卖》，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1.那个送外卖的诗人

 

他俯身推车的姿势，多像一棵倔强的树，在风中不屈的样子。瘪了的轮胎和脖颈的热气，让他看上去，也像一份超时的订单。

 

许多人做外卖都是被“逼上梁山”，王计兵则不然，他做外卖出于好奇。

 

他和老婆在昆山开了个杂货店，隔壁是电动车店。“远亲不如近邻”，两家走动得较勤。电动车是外卖小哥的必备，时常有小哥过来买车。饿了么站点的站长也会过来坐坐。

 

“我可不可以送外卖？”一天，他们聊天时，站在一边的王计兵插了一句。

 

“可以啊。”

 

“怎么送啊？”

 

“这很简单。”

 

站长要过来他的手机，给他装了饿了么App。他回到自家店里，跟老婆依云琢磨起这个外卖系统来。一位顾客凑过来看了看喊道：“有个订单，你快抢啊。”

 

顾客说着就在屏幕上面点了一下，这个单就抢了过来，上面有取餐送餐的地点。王计兵蒙头蒙脑地看着地址，不知如何是好。

 

“你得送，不送要罚钱的。”顾客说。

 

王计兵一听急了，连忙跑出去，骑上他那辆旧电动车去找餐馆。他在那一片住了十几年，却从没听说过订单上的那家餐馆。还好，一路打听总算找到了，又打听清楚怎么取餐。他取了一碗面，骑行到一家商场，送给了顾客——商场的售货员手上。

 

“你看我把面都给你送到了，接下来怎么办？”他掏出手机，不知所措地问道。

 

那位售货员帮他操作一番，这一单就算完成了，赚了五元。他感到新奇，有意思，太有意思了。那天，他跑了五六单，赚了20多元。那是2017年，他48岁。他没把这当正事儿，就是觉得整天守着杂货店有点无聊，出来跑跑挺开心的，还有钱赚。跑单让他灵感大发，写了一连串的诗。

 

 

他是诗人。外卖小哥有很多，诗人也有很多，送外卖的诗人和诗人送外卖的可能不多。

 

他什么时候成为的诗人，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我认为，在做外卖前王计兵是位写诗的人，他写的诗从来没发表过；做外卖后他成了诗人，诗作陆续得以发表。对他来说，写作是件伤心事儿，他不大愿意跟别人讲。

 

王计兵是江苏省邳州市官湖镇大王庄人，2002年到昆山。22岁那年，还在老家的他迷上了写小说，23岁那年发表了十多篇微型小说，还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麻烦。他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写的是村里的事儿。发表后寄来的样刊被村干部拆开了，为此村委会还讨论一番，最后觉得这是件好事，应该支持。这一支持让王计兵的父亲感到很骄傲。可是，那篇小说很写实，村里人一看就知道写的是谁。他写的是村里的一个光棍。那人不干了：“秦桧上书了，我也上书了，我跟秦桧一样了，连祖坟都入不了了。”去他家闹过几次，从此不再跟他家人说话了。

 

王计兵觉得写微型小说不过瘾，稿酬也少，发表一篇多则十几元，少则只有五元。他想写一部反映年青一代不甘于现状而苦苦挣扎的长篇小说。那时，他在从村庄边穿流而过的沂河捞沙，晚上住在家旁桃园里的一个玉米秸搭的窝棚。从桃花盛开写到雪花飘舞，西北风吹得桃树枝头乱晃，每天晚上，他伏案在马灯下创作，写了20多万字。为了把人物写得惟妙惟肖，他偶尔会模仿一下小说中人物的动作。写到一位守孝人时，他穿一身孝服走在村头。有人说，这孩子写作写魔怔了。

 

一天，他捞沙回来，见窝棚没了。玉米秸让父亲捆起来，拉回了家。他回家问父亲有没有看见那部书稿，父亲说没看见。他慌了，那么厚的书稿怎么会看不见？那是他将近一年的心血啊。他跑回果园，发现有片新翻的土，用手扒开，见里边有纸灰……

 

父亲跟他长谈了一次。父亲说，你该相亲相亲，该结婚结婚，不要再搞那些不着边际的事了，搞不好连老婆都讨不到。他答应父亲不再写作。事后，他认为父亲是对的，如果写下去，没准自己就像他笔下的老光棍了。

 

可是，有时灵感来了，他忍不住还是要写的。不过，他已把写作当成自己跟自己聊天，写后就像两个聊天人分手似的随手丢弃。婚后，他想跟老婆分享，写完后读给她听，她却认为一个大男人不应该如此多愁善感，说：“你哪怕出去跟别人吵架也比窝在家里写作强。”

 

怕她知道，他的写作变得偷偷摸摸，躲躲藏藏。那几年家里没开杂货店时，他骑三轮车捡破烂儿或卖水果，灵感来了，他就停下来，顺手扯块纸板来写，实在找不到纸就写在衣服或手上。有时意犹未尽，他就找个没人的地方，自己给自己朗读一遍。他说：“委屈时，难过时，抒发一下会感觉心里好受很多。这就像女人哭一哭，喊一喊，发泄一下。”因此，他的写作文体也发生了改变，不再写小说了，改为写诗。

 

2005年，看别人上网，QQ聊天，老婆感到新奇，也买了一台电脑。在她不玩时，他就上网看看，写QQ日志，把写在纸板或衣服上的诗录入电脑。

 

 

嫁到邳州的大女儿听说王计兵做了外卖小哥，哭得一塌糊涂，打电话说，家里缺钱跟她说，她来想办法，劝他不要再跑外卖了。他说：“我又不去抢单子，有时跑个十几块钱，这能算挣钱吗？也就是出去玩玩嘛，到外边走走看看。”

 

开始时，他没想赚钱，都是一单一单地跑，没在意收入，把这当成体验生活。他实在是太爱写作了，只要做对写作有益的事，他就会开心得不得了。那些偏僻的、位于犄角旮旯的单没人愿意接，他却愿意跑，到没去过的地方看看，那是一种难得的体验。

 

一天，突然下暴雨，他正好手里没单，骑车到桥下避雨，那里聚了许多避雨的人。他却看到一位饿了么小哥骑行在雨中。他写了一首《阵雨突袭》：

 

一个外卖小哥

在雨水里穿行

天蓝色的外卖装像一小片晴空

一小片晴空在雨水里穿行

像一段镜头被不断地打着马赛克

 

而雨水是徒劳的

蓝色的工装越湿

天空就越明亮

澄明的天空贴在他的肋巴上

就像贴在大地起伏的山脉上

 

阵雨突袭

一个外卖小哥和我并肩骑行

让我感觉雨衣是多余的

雨水不停地拍打雨衣

像什么人不停地叫门

 

不过，挣钱哪会像玩似的开心？总会遇到像小于遇到的那种让人憋气、郁闷的事儿。一天，顾客留错地址，王计兵爬到六楼，敲开一扇门不对。打电话问，对方不仅没有歉意，反而说他送错了地方。接着又告诉他一个地址，也是六楼，爬上去，敲开门，还不对。再打电话，对方又告诉一个地址，还是六楼。他送上去，那位跟他女儿年纪差不多大的顾客说：“你是怎么干的？连外卖都送不好，还要一遍遍打电话！”

 

你说，这窝不窝囊？

 

还有一次，王计兵把餐送了过去，一位满嘴酒气的彪悍男子接过去了。他转身下楼，到一楼时接到一个女人电话，说她把地址写错了，她已不在那住了，让他去把餐要回来，送到新的住址。他又爬上楼，敲开门，彪悍男子听说他要把餐取走，含着泪水吼叫着，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接着一把薅住他的衣领，把他拽进屋里。生得瘦弱的他哪里挣脱得掉？快要窒息时，跟那男人一起喝酒的人冲出来，把他救了下来，并把外卖还给了他，跟他道歉。

 

 

他感到莫名委屈，不过反过来一想那男子也许失恋了，跟他同居的女人搬走了，这是一个可怜人，他的痛苦比自己还大，这么一想也就释然了。他把外卖给那女人送了过去。她感到过意不去，一个劲地道歉。他说了句：“没关系。”

 

还有一件憋屈的事儿，他接了两单，导航显示两单相距仅几百米。没想到在两单之间还隔着一条江—吴淞江，一单在江的西边，一单在江的东边，桥正在维修，不让过。他不论选送西边的，还是东边的，都会有一单超时。他选择先送西边的。送到后，导航提示下一单还有12公里。当他送过去时，已超时半小时，不仅要罚款，还要他到学习点去学习。

 

“这个学习倒是必要的，会宣传交通法规、宣传社会治安，你要做这行的操守什么的，有些这方面的课程。”这种情况出现过多次，他不急不恼地说。

 

在采访时，他说，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很难进入别人的家庭，做外卖则不然，哪怕顾客开道门缝，或者你隔着门听到他家的争吵，都会成为创作的素材。他说，做外卖会接触到不同的人，他们有着不同的性格，多数人还是友好的。

 

也有他大为感动的时候，有个小区不许外卖小哥骑电动车进去，王计兵送餐到大门时，跟保安打听路，这时他的手机提示：“你的订单五分钟后即将超时。”那位50多岁的保安说，“你就要超时了，你别问了，那栋楼很难找，我带你去!”

 

保安在前面跑，他跟在后面跑。跑到楼下，保安已累得双手扶着膝盖，上气不接下气了。

 

“超时了没有？”王计兵送完餐下楼时，保安还在等他。

 

“没超。”

 

“很好，不容易，送一餐，再把钱罚去了，不划算。”保安说。

 

好像送外卖的不是王计兵，而是他。王计兵写下《赶时间的人》：

 

从空气里赶出风

从风里赶出刀子

从骨头里赶出火

从火里赶出水

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

只有一站和下一站

 

世界是一个地名

王庄村也是

每天我都能遇到

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

用双脚锤击大地

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

 

还有一次，他去一家工厂送餐，要穿过一座过街天桥，平时可以骑行过去，那天下过一场雨，大理石桥面很滑，上坡时没觉察到，下坡就刹闸了，电动车直冲而下，冲进一片绿化带。他摔倒在那里，膝盖撞了一下，有点扭了，汤也洒掉一些。他扶起车，继续赶路。雨下大了，摔过之后他有点儿害怕，不敢快骑，结果超时了。他跟顾客道歉，说不好意思，下雨了摔了一跤，汤也洒出一些……

 

 

那位顾客很好，表示理解。平台的罚款也下来了，那位顾客实名帮他取消了。顾客是可以申请把超时罚款取消掉的。

 

他还写过一首《午夜推行人》：

 

如果不是这一抹蓝

在午夜的街道出现

我差点就信了夜晚

非黑即白的谎言

 

他俯身推车的姿势

多像一棵倔强的树

在风中不屈的样子

瘪了的轮胎和脖颈的热气

让他看上去

也像一份超时的订单

 

气温还在下降

还在把往日落叶往死里按

落叶归根其实是一种奢望

在落地之前

太多的落叶就远离了树林

 

午夜街头

一个外卖骑手的出现

让一抹天空，蓝得更加纯粹

月亮是天空的一处漏洞

所以夜从来都黑得不够彻底

 

王计兵做外卖后，他的诗作开始发表。一次回老家看望父母时，他接到一个电话。父亲问是谁打来的，他说是咱们市的作家协会主席，他告诉父亲他又开始写作了。父亲听后，沉默许久说：“我耽搁了你好长时间……”

 

王计兵感到很震惊，没想到父亲会说出这句话。他给父亲朗读自己写的诗，还用手机播放别人朗诵他的诗的视频。父亲听得很认真，甚至不让他把手机拿走。

 

王计兵已经53岁了，这一年纪的外卖小哥为数不多，许多都是临时的。王计兵每天坚持干12个小时，他很喜欢这一职业，他说他会继续干下去。

 

2.只有一条腿，也要为自己赢得尊重

 

一条腿能撑起怎样的人生？他头戴白头盔，身着外卖工装，左腿弯曲70度，双手持一根长长的铁杖，像划船似的向我走来……

 

1981年，王建生生于四川达县（达县已于2013年7月被撤销，并设立达州市达川区）的一个村子。打从记事起，他的左小腿就与大腿筋腱粘连，弯曲70度，脚掌外翻，而且仅有大趾和二趾。小时候，他没问过母亲，自己为何跟别人不一样，长大就更不能问了，怕母亲伤心。现在想问也问不了了，母亲去世了。

 

王建生命苦，刚懂事，父亲就没了。母亲领着他和哥哥、妹妹改嫁。母亲和继父生了两个妹妹，家里还有一个爷爷，全家八口靠继父种的两亩地维持生计。他和哥哥像要饭花子似的衣服补丁摞补丁。村里有人办喜事，小孩子都去看热闹，他和哥哥却躲进家里，怕人看见。

 

七岁之前，王建生像小狗似的爬行。上小学时，哥哥背他去学校。有一天，他见一位像他似的残疾人拄棍而行，哎呀，我也可以这样行走。他欣喜地爬到屋后，砍下一根竹子，拄着竹竿站了起来。

 

别人的腿是爹妈给的，只有两条，王建生的“左腿”换了五六条，从竹竿变成木棍，又从木拐变成铁杖。这根高他一头的铁杖是他花十元买下铁管，又花15元焊接而成。有人问他，你为什么没像范伟那样拄双拐？他说，拄双拐时间长了，身体会变形，会显得猥琐，铁杖会让自己保持挺拔。

 

2015年的夏日午夜，杭州天气溽热，街灯昏昏欲睡，身高1.6米的王建生拄着铁杖沿街走来，探着脑袋，佝偻着腰，目光从一个光点扫到另一光点。他想拣点儿纸板或矿泉水瓶，天亮时换点钱，买点吃的抚慰一下饥肠辘辘的肚子。

 

“你捡这个能捡多少钱啊？”一辆电动车突然停下，外卖小哥问。

 

“多时四五十，少时一二十。”

 

“够用吗？”

 

“谈不上够用，对付着活吧。”

 

啥叫够？钱这东西有多多花，有少少花。他在余杭租间农民房，月租200元，早晨一睁眼，六七元就没了，拾荒所得只能勉强糊口。

 

“去跑外卖吧。”小哥热心劝道。

 

 

跑外卖？王建生跟一个哥们儿说起过此事儿，那哥们儿打量他一番，不屑地说：“你能跑个啥！”他想想也是，就自己这模样，谁能看上？也就放弃了。

 

“腿有毛病没关系，不影响。”小哥说。

 

“那加个微信吧。”他惊喜地说。

 

王建生跟着这位叫徐容相的小哥加入了外卖大军。其实做外卖很简单，只要在外卖平台输入手机号、姓名和身份证号就可以成为外卖小哥，不论丑俊还是残疾，按时把外卖送到即可。

 

王建生选择的是点我达，相当于美团专送，与众包相比有点儿门槛。他顺利通过面试，经过培训之后就上岗送餐了。

 

王建生自以为在杭州游荡十多年，对临平了如指掌，没想到第一天送餐就颠覆了他的认知，有一单是开发区的，他不知方位，只得跟导航走，结果两个多小时后才送到。

 

如在俄罗斯，点份外卖，等两三个小时是很正常的，他们的外卖小哥主要靠步行、乘公交车和骑单车。在中国，这是严重超时。超时要被差评，差评则要罚款，汗流浃背，白跑一趟不说，还要贴钱。王建生行走江湖十几年，哪里会吃这眼前亏？

 

“非常对不起，我刚刚入行，不认识路，耽误您吃饭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请不要给我差评啊。”他把餐和自己花十元钱买的两瓶饮料一并递过去。

 

客户一脸愤懑，看看王建生那诚恳的表情，再打量一下那杆长长的铁杖和弯曲萎缩的左腿，怨怼与责备咽了下去，默默地收下餐盒与饮料。

 

王建生是在冷落、鄙夷、嘲讽和责骂中走过来的。在继父那个村子，他被视为拖油瓶而遭受霸凌。读村小时，同学欺负他，骂他“瘸子”。小学三年级，去镇中心小学读书时，家离学校五六公里，他要提前几十分钟离家，放学时同学跑没影了，他拄根棍子踽踽独行。

 

做外卖的第二个星期，白天骄阳似火，人似热锅里的蚂蚁。后半夜，电闪雷鸣，大雨瓢泼，许多外卖小哥下线关机。天气越是不好，订餐的越多，平台爆单，商家又喜又急又懊恼，外卖送不出去，眼瞅着钱流到眼前却捞不起来，还失了信誉。有些商家平素在小哥面前居高临下，一副你爱跑不跑，不跑拉倒的架势，这时不同了，见到小哥就像久别的亲人似的，偏偏却见不着了。

 

突然，门开了，一个湿淋淋编织袋子蹦着冲过来，袋子底部露出一个脑袋。王建生入职没过考核期，外卖装备没有发下来，骑的电动车是自己的，车后座放个塑料筐代替外卖箱，没有雨披，他只好找个编织袋子，在底部和左右各剪一个口，将头和手伸出去。那晚，王建生取餐送餐，马不停蹄，而且没有一单超时。一周前，送餐超时后，他骑着车子在周边的商圈和小区转悠了整整一周，把线路画在本子上。今天，是他复工的第一天。

 

 

王建生赢得了商家的认可与尊重。每当他们道声“谢谢”时，他就感觉自己一点点地站起来了。

 

小学毕业时，他虽然拄着棍子，自尊却趴在地上。邻居和同学商议读中学时，他凑过去，他们还翻着白眼看他。他从那些目光读到的是：你一个瘸子，上中学跟你有什么关系？再说，让你读，你交得起学费吗？有人直言不讳地说：“你去放牛吧。”那似乎是他唯一的选择。村里有个患癫痫的人，跌倒在火堆烧坏了手脚，干不了农活，只好去放牛。

 

王建生不甘心那么活着。他一条腿蹦到镇上，求见校长。学校说，校长去乡政府了，他又蹦到乡政府。那天也下着雨，他心里泥泞得不可收拾。在乡政府门外等了许久，见校长和乡干部有说有笑地出来时，他扑了过去，“扑通”跪在泥水里：“校长，我要读书，不想放牛！”

 

采访时，王建生说：“除了下跪，我没有别的资本。”他穷得只能下跪。

 

他小学就读的是九年一贯制学校，校长既管小学，也管中学。全校像王建生这样的学生不多，校长认识他。他这一跪获得读中学的机会，校长免除了他的学杂费，这也为日后遭受霸凌埋下了伏笔。同学们动不动就说：“你很牛么？你是特殊人才！”

 

“你瘸就有理由不交学费？”

 

“你的学费哪来的？是我们大家替你出的！”

 

距中考还有十天时，王建生实在忍不下去了，跟同学打了起来。

 

老师没有主持正义，他一气之下离开了学校。

 

辍学的第二年，19岁的王建生拄着木棍，肩搭一条装换洗衣服的编织袋，在尘土飞扬的村道上拦了一辆卡车，爬了上去，离开了那片伤心地。那个放牛人癫痫病发作，栽倒田里，窒息而死。王建生想，自己待在村里也将步他后尘。母亲在他读初二时去世，哥哥六年前去了郑州，他已没什么可留恋的了。

 

王建生从郑州找到杭州，也没寻到哥哥，变成了流浪汉。他扒过火车，蹲过桥洞子，当过乞丐，蹬过三轮车，卖过烧烤……这15年来，从没人对他说声“谢谢”，没人对他如此尊重。

 

进入三伏，杭州已开启蒸烤模式，火辣辣的阳光直扑大地。王建生觉得自己就像烧窑中的馍要烤干了，那根铁杖变得滚烫，好在他的虎口日积月累磨出厚厚的又黄又硬的老茧。

 

系统派下一单：一袋25公斤大米、两桶油，还有一箱矿泉水。王建生找个编织袋子把米装进去，打个结，搭到肩上。一手拽着袋子，一手拄杖，单腿蹦到电动车旁，再蹦两趟，油和矿泉水也搬到车旁。装车，捆好，十分流畅，如鱼得水地穿梭在车流之中。

 

王建生主要送餐地南苑街道位于杭州东北，汇集众多商场和超市、宾馆，以及多家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是聚集生活、娱乐、休闲为一体的商贸往来经济中心。这一带最有名的商厦是银泰，那里的非机动车停放处较远，取餐要穿过整个商城，送餐容易超时，令许多外卖小哥打怵。王建生不怕，他身高1.6米、体重42公斤，一条腿蹦着进去取餐，又蹦着出来，蹦来蹦去，敏捷得让人吃惊。

 

 

不过，王建生也有怕的时候，眼下就是。货送到一个老小区，楼房没电梯，客户住七楼。

 

“您订的货物到了。家里有人吗？能不能下来搭把手？”王建生把东西卸在楼梯口，想有人搭把手一趟就上去了。

 

“家里没人，我是孕妇。”

 

要是送餐，别说七楼，十楼也不怕，他会像袋鼠似的敏捷地蹦上去。可是，这是25公斤的大米，近20公斤的矿泉水，还有两桶油。他仰头看看，七楼高有20来米，挺打怵。打怵也得干，谁让自己是送外卖的呢，不论多重都得送上门去。他扛起大米，单腿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蹦。蹦到第二层已气喘吁吁，汗如雨下，腿疲软了。这气温就是坐在树荫下，什么活儿不干都冒汗，扛着25公斤的米往上蹦，哪受得了？他只好单腿站立，喘口气，接着再蹦。

 

蹦到七楼时，他已撑不住了。

 

“哎呀，我不知道你是这情况……”孕妇吓了一跳，慌忙捧着肚子，怕惊着胎儿。

 

知道这情况又能怎么样？她伸了伸手，想接一下，又缩回去，捧着肚子把门口让开，让他放下。

 

他转身下楼。米、油、水全搬完时，他累成一摊泥，恨不得贴在地面上，再也不起来。这一单，他赚了5.6元，流的汗起码有两矿泉水瓶，一瓶2.8元。不过，他挺自豪，自己凭着一条腿愣是把100多斤的东西送上七楼，一点儿不比腿脚健全的小哥差。他跨上电动车走了。

 

对王建生来说，最难承受的不是重件，而是歧视。一天深夜，王建生拎着外卖，站在楼下，给客户不停地打电话都没人接。单元门锁着，他进不去。外卖小哥最怕的就是客户不接电话，原因有多种，有的打游戏入迷，有的手机静音，有的睡着了，还有一种可能，电话号码错了。王建生还有两单，这一单不马上送出去，那两单就要超时，超时就会被差评。一个差评罚款50—200元，相当于半天到两天为罚款打工。对单少的小哥来说，这等同于断掉几天口粮和房租，让人抓狂。据《新快报》报道，有一外卖小哥一个月遭三次差评，担心月超五个差评被解雇，差点服毒身亡。

 

王建生正焦急，一个中年妇女走过来。他急忙把铁杖藏在身后。晚上送餐，楼道漆黑，在敲门之前，他要把铁杖藏在门后，怕是客户见他手持铁杖，以为打劫，吓得魂飞魄散，如有高血压，或心脏病，也许一头栽倒在地，那麻烦可就大了去了。别说配送费不够给人家治病，万一人家心梗猝死，可就是一条命啊。

 

那女人见他是送外卖的，问去几楼。

 

“六楼？巧了，我是房东，要去收租。你腿不好，我帮你捎上去吧。”杭州人就是这么富有爱心，王建生已屡见不鲜，急忙道谢，递过外卖。

 

没想到次日竟有个差评。去商家取外卖时，老板给他看，昨晚客户留言：“××，你一个瘸子！你知道自己是瘸子还送什么外卖？”

 

 

也许房东把餐捎上去，客户跟房东因房租搞得不愉快，把火撒向了他。这一差评扣掉王建生当月200元奖金。因为残疾而被差评，还有没有天理？这位客户违反了《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享有同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可是在有些地方讲的是丛林法则，讲的是谁大谁小，谁强谁弱。

 

王建生说，他没有向平台申诉，一是自己没有亲自将餐送到客户手里；二是他申诉什么？客户嫌弃自己是个瘸子，本来就是瘸子么，申诉后平台也许注意到他是个残疾人，如失去这份工作岂不更加悲催？

 

客户是上帝，可王建生遇到的则是恺撒。对客户而言，你花钱订的是外卖，又不是外卖小哥，凭什么要求他四肢健全？一个租房子、订十几元外卖的人，怎么说也算是低收入人群了吧？真是“相煎何太急”。

 

3.一场车祸引发的爱情

 

一场车祸，让“男小哥”与“女小哥”破了“界线”。真该感谢那位倒霉的肇事者，八竿子打不着的失误成就了这一姻缘。

 

2020年7月的一个午夜，11点半，杭州汇和城购物中心仍灯火辉煌，边上那条横穿拱墅、西湖、余杭三个区的文一路却像行将干涸的溪流，车流人流断断续续，食客已稀稀拉拉，多数是穿蓝色或黄色T恤的外卖小哥。

 

饿了么小哥袁绪楠去取餐上电梯时，瞟见韩国料理店里有一道陌生的倩丽背影，美团的。他不由驻步，随手拍了张照片，发到小队的群里。

 

“你们看看人家，一个女孩子这么晚了还在跑单，你们躺在床上刷抖音、打游戏，还有脸吗？”

 

他是说给队里那些“90后”“00后”的，他们早上起不来，晚上不出来，阴天下雨不接单，躺在宿舍不送餐。

 

 

图片发出去了，那道背影却驻扎在袁绪楠的心上，从那之后，他取餐和送餐总情不自禁环顾一下。几天后的中午，他骑行到十字路口，遇到红灯，蓦然见她也在等红灯。她的身材很好，个子跟他相仿，接近1.7米。

 

“你干了多久了？”他凑过去。

 

“没干多久，刚来。”她看了看他。

 

她的脑袋被头盔和面罩裹得严实，怕胳膊晒黑，套着冰袖。能见到的只有那双像电视剧《还珠格格》中小燕子似的大眼睛。这几年杭州已入围“四大火炉”，马路像烙饼锅似地被烘烤，磕破一枚鸡蛋，摊在路面上，几分钟就熟了。

 

他情不自禁地过去搭话，她说是新来的。

 

“加个微信吧，有什么不懂的，你随时可以问我。我都知道。”

 

她掏出手机，让他扫了下二维码，不大情愿。灯变绿了，他们分道扬镳，各忙各的了。

 

下午，他掏出手机看了几遍，她都没给他通过。晚上11点多，她通过了。他想她可能刚回家。一个女孩为什么要这么拼？他跟她聊了几句，问了一下她的收入。她说自己不熟练，一天跑单不多，收入很一般。

 

他说，他一天跑八九十单，少的时候也有70多单。他犹如老兵在新兵蛋子面前炫耀一下。

 

“我们这边挺好的，单子也多。我们这边女孩子一天也有四五十单，只要七八个小时，多的话也就八九个小时……”

 

她说，她在那边没有师傅带，要自己摸索。

 

“你要不来我们队，我带你。”

 

她说考虑考虑。他想，她对自己也许有戒备之心，在马路上主动加微信，又劝人家跳槽，谁都知道拉进一个外卖，站点就有一两千元的奖励。怕她误解，他就此打住。

 

不过，他隔三岔五就把自己跑单业绩发给她。他的确不寻常，2020年当过“单王”，不过他没以大神级外卖员晒单，而是以普通小哥来展示。对他们来说，有一个备单量的问题，这决定在午高峰或晚高峰时允许你带多少单。对普通小哥来说，一次仅允许你带四五单，带多了怕超出你的能力，会超时。对袁绪楠这种当过“单王”的则不然，一次可带十几单。

 

他为了把她吸引过来，高峰时也不带十几单，仅带四五单。上午10点上线，做到晚上九十点钟，他已完成七八十单。她在那边累得要死要活也只有30多单。他想诱惑诱惑她，究竟为什么，说不清楚。

 

一天下午一两点钟，他吃完午饭，要上线接单了。一位小哥送单回来，说有个美团的女孩让车撞了。他一听就急了，一定是她，在这附近送单的美团姑娘就她一个。他不顾一切地赶过去。果然是她，还好没有大碍，不过擦伤了点，交警处理完了。他把她的车子抓过来骑了一圈，发觉有问题。他领她去修车。

 

 

“你这车不对啊，有问题。”修完后，他又试了试。

 

“有什么问题？”

 

“刹车时电机应该断电，你这车没断。车刹住了，电机还在转，这样是很危险的，你得换一辆。”

 

“我刚开始做外卖……”她有点儿为难。

 

她或许经济紧张，或许没打算久做，不想在这上面投资。

 

“我们站点有，我去拿一辆给你，你先骑着。新车骑着会安全一点儿。”

 

他在的支付宝站点有备用电动车，可以租给新入行的小哥。她有点儿动心。

 

“我没能力改变别的，只能让你更安全点儿。这样我会放心一点儿。”

 

她接受了他的帮助。

 

晚上9点钟，他收到她的短信：“下班没有？”

 

“我没事儿，在休息。”他急忙送掉剩下的几单。

 

“要不，我们吃个饭吧。”

 

他问清她在哪里，推荐了附近一家菜馆。那是个小餐馆，消费不高，菜品说不上好吃，也不难吃，不过环境还可以。

 

终于“见面”了，她像他想象的那么漂亮，不仅有“小燕子”似的大眼睛，还有“小燕子”似的鼻子，加之小麦色的皮肤和长长的马尾辫，不比“小燕子”逊色。他们面对面坐着聊了起来，她说她在美团干得不大愉快，倒番苦水。他说他也一头雾水，刚接管一个小队，下边20来号人，没一个认识的，不知工作怎么开展。他又“策反”她，劝她过来。她没答应，也没反对。

 

在那之后，他们有来有往，他隔三岔五给她发个短信：“吃饭了没？要不要一起吃个饭？”饭吃多了，渐渐熟了，这是中国式交往。她终于被“策反”过来了，可是她已熟悉那边的模式，对这边很不适应，每天铆足劲儿也就跑20来单，赚的不仅没多，反而少了，这让她烦恼。对他们来说，赚钱是王道，赚不到钱也就没道理可言，她像打水漂的石子在袁绪楠他们那儿干两天就去跑众包了。

 

这边的模式没熟悉，却熟悉了袁绪楠。他是农民工的第二代，像安徽乡下的种子播撒在无锡的街巷，在那座城市读了小学和中学。2002年，他考上中专，学的是电子技术应用。20世纪80年代，一张中专文凭可以改变农家子弟的命运，可以农转非，可以分配到企事业单位，当上国家干部。21世纪的中专跟读职高几乎没有区别，毕业后就汇进了打工大军。

 

袁绪楠打工七八年时，遇到一个女孩。21世纪的婚姻犹如麦当劳快餐，来个双层吉士汉堡，加杯可乐，填饱了肚子，抹一下嘴巴就出来了。他们也许还没明白婚姻是什么就怀了孕，生下孩子，只得顺水推舟地结了婚。这时，却发现睡在身边的人不是自己想找的，又没耐心过下去，只得离婚。

 

 

在儿子三岁时，袁绪楠跟前妻离了婚。那桩婚姻犹如一只高脚杯，没两年就破碎了，前妻走了，把儿子留给了他。袁绪楠带着儿子艰难地过了几年。终于熬到儿子上学，他把儿子托付给了母亲，到嘉善打工。2019年11月，听说在杭州做外卖赚钱挺多，他就过来了。在这个站点没干几天就去跑众包，两个月后赶上疫情，也有过焦虑、烦忧、迷茫。2020年6月，他又回到这个站点。

 

情感往往是朦胧的，朦胧得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袁绪楠也搞不清楚是拍她的背影喜欢上了她，还是想把她拉进站点赚到那笔钱。他想了解她，让彼此的关系再亲密些，甚至想……他又不敢想，她做外卖不过是权宜之计，就像栖在枝头的小鸟儿，跳来跳去，一眨眼就飞走了。他和队里那帮兄弟也不想做一辈子外卖，可是有几人能跟她相比？

 

“你在哪？”半夜11点多，她的声音有点急促。

 

这段时间他们在一起吃过一两次饭，他教她跑众包的技巧，如何处理棘手问题……

 

“你有什么事？慢慢说，着什么急呀，哪怕手里有单子，你也不能这么着急，超时就超时，大不了扣钱。”

 

不过，他有点儿紧张，估计她是出事了，否则绝不会找他。

 

“快过来……”

 

“赶紧给我发个定位。”

 

他急三火四地赶过去，好在不远，两分钟就到了。她的车子没电了。

 

几天后，她又给他电话，车又坏了，他又赶了过去。他也许该感谢她的车，让她找他。

 

“你是不是还在跑？”两天后，半夜11点多，他给她电话。

 

她果然还在跑单。他要来她的定位，赶了过去。她还有四个单，他们二一添作五，一人送两个。送完单时，已经12点多了，她还要接单，他生气地摁住她的车头，把钥匙拔下来：“这么晚了，出了事怎么办？你连个亲戚都没有，谁也不知道。”

 

她从小就是孤独的，父亲过世得早，母亲把她留给了爷爷奶奶就改嫁了。后来，她在西安读了四年大学，做过电商。疫情肆虐，电商做不下去了，只好做外卖以渡过难关。

 

她跑的众包不像专送，像散兵游勇，人跑出去了，在哪儿？没人知道。若没有点餐的催单，丢了都没人找。专送则不然，小哥跑出去了，在什么地方站点很清楚，他要是长时间不动，订单超时，站点会跟他联系。如发生车祸，站长会在第一时间赶到。

 

“白天太热了，晚上凉快点儿，多跑几单。”

 

他劝她回到他那去，别跑众包了。

 

“为什么？”

 

“我不想你晚上这么累，不想你这么辛苦……”他说出压在心底的话，“虽然我不是很有能力，不能挣很多钱，但是我想关心你，想照顾你。你也应该发现，我是一个很愿意跟人开玩笑的人，看上去有点儿不正经。其实了解我的朋友知道这是个表象，是我想让别人看到我的样子。我自己心里有什么事只跟很要好的朋友讲。”

 

她很生气，也许想，你以为你是谁？他也很生气，不欢而散。

 

 

她没再联系他，他也没联系她。一天，同事告诉他，那个女孩回站点跑专送了。这是什么意思？这既让他意外，又让他生气。杭州有这么多站点，她偏偏选择这个；他以为在这个站点他是跟她关系最好的，她却通过别人回来了。站点的许多人知道他在追她，他觉得：我帮你这么多，你怎么也该把我视为朋友吧？哪怕是普通朋友呢。她这一做法让他很没面子。

 

真正爱一个人是可以生气的，不过那气像充在扎孔的轮胎上，过不了多久就会泄掉。他没有因此而心生怨恨，选择理解她。他清楚她不想跟他谈恋爱，以这种方式拒绝他，想跟他保持朋友关系……

 

袁绪楠可不想就这样拉倒。他跟站长李飞请求把她分到他那个小队，要跟她保持密切联系，时时刻刻给她以关照，他要用自己的爱去焐热她的心。也许他们站长像季海丽那么清楚小哥找对象不容易，想成人之美，就答应了他。这样，她进入了他的小队，他一如既往地关爱她，“粗暴”干预她的事情，动不动就约她吃个饭。尽管她没答应他，极力保持距离，可是不论他，还是小队的其他小哥，都视她为他的对象。

 

2020年11月，出了车祸，这次不是她，而是袁绪楠。

 

立冬了，天陡然短了许多。下午4点，天色就像打翻了墨水瓶，眨眼工夫就黑下来。人的视觉一下子还适应不了这种变化，袁绪楠骑电动车取餐，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从坡上倒着溜了下来。发现时，已躲不开，他一抬脚，正好踢在三轮车厢的板子上。他从车上飞了出去。从地上爬起来，扶起电动车，没感觉到痛，还以为自己没事呢。三轮车车主见他还能动，想跟他私了。

 

“我为什么跟你私了？我肯定要报警的。”他生气地说。

 

站长叮嘱过，发生交通事故要在第一时间报警，哪怕交警判你全责也没关系，公司已给你上了保险。袁绪楠一边报警，一边通知站里，也告诉了她。此时，正值晚高峰，她在忙，一时赶不过去。站长倒是在第一时间赶了过去，陪他去了医院。他脚趾的骨头断了三根。

 

一片乌云遮蔽他的心，公司的年终奖励政策刚出台，这下没有他的份了。

 

第二天，她拎着一锅炖好的猪蹄赶了过去。他既高兴又纠结，高兴的是她心里还有他，纠结的是自己不该拖累她。他想回家，又怕无锡那边出现疫情，过完年回不来，还怕让父母担心，出门打工没赚多少钱，却拄拐回来了……

 

“要不你搬到我那去吧。”那两天，她既要跑单，还要不时过来照顾他，管他吃喝，忙得团团转，许多时间都消耗在路上。

 

这是他求之不得的，这意味着彼此的关系有了突破。因祸得福，真该感谢那位倒霉的三轮车主，有时那八竿子打不到的无意之举，甚至失误，为你提供了宝贵的机遇。她住的是“蜗居”，逼仄，一个卧室、一个卫生间，没有厨房，吃靠外卖，不过可以熬点儿汤，煮点饭或下个面条什么的。

 

在一起住了20多天，也许有了上次婚姻的教训，也许袁绪楠成熟了，懂得哄女人了，两人的感觉还不错。最大的“障碍”就是这房子不行，太局促，两个人加一只拐就活动不开了。于是，他们换了一间稍大点的房子。他也只能租这样的，休病假有基础工资，没有跑单绩效，收入大大缩水。住在一起后，她成了主妇，要洗衣做饭照顾他，跑单量减少，赚的钱也少了不少。

 

她回忆起他们的相识相处时说，他给她的第一印象是这个人挺凶，脾气不好，还有点儿霸道，她告诫自己还是躲他远点儿好。他解释说，他的性格挺好，吃亏在眉毛上。等红灯相遇时，彼此只露两只眼睛，他的眉毛浓重粗壮，眉梢还有点儿吊，眉眼恰恰是个败笔，眼睛修长，目光冷峻，给人以彪悍、不好惹的错觉。他主动教她带她，她觉得他乐于助人，但是很凶。他那晚霸气的表白，让她一时难以接受，再想想在这么一座上千万人口的城市，人海茫茫，有谁关心自己的安危，有谁打个电话就能跑过来帮自己修车？

 

春节前后，有些小哥回家过年了，站点人手紧张，袁绪楠晃动晃动受伤的脚，觉得恢复得差不多，可以跑单了。站长李飞说，不行，你要好好养伤。伤筋动骨一百天，更何况他断了三根骨头。可是，作为队长，他要为站点着想；作为男人，他要为自己的女人、为这个家，还有远在无锡的父母和儿子考虑。他那些年在家带孩子，没怎么打工，还有债务没还完。

 

年刚过，还不时有零星的鞭炮声响起，袁绪楠就上工了。有了她，他感到有了奔头，跑单量多了，他们又改善了一下居住条件。他自己单住时每月房租800元就够，现在要3000多元了。他不能让她受委屈，要让她住得好些，舒适些。新租的房子比前边的好了许多，相当于公寓房，有独立卫浴和厨房。

 

袁绪楠很会做饭，变着花样做给她吃，今天炒两个小菜，蒸条鱼；明天买点虾，或吃牛肉，或吃火锅、烤肉。他也有缺点，用他的话说就是想改又改不了的“臭毛病”，比如说喝酒，生存压力过大，有时就约几个哥们到酒馆喝两杯，控制不住就喝高了，回家很晚，还会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

 

她也没嫌弃，人么，总得有点缺点。没缺点的人是圣人，圣人是不可爱的。不过，她也不能任由他的缺点泛滥，给他定了规矩：在外喝酒半夜12点前必须回家。这对袁绪楠来说有点难，喝高时哪里还知道钟点？不过，她没管住他，小区却让他降服了，他们设了门禁，半夜12点后就进不去了。这下好了，喝酒前必须跟哥们儿说12点前得回家。她好通融，电脑系统不行，这个管用。

 

他们的日子痛并快乐着。舌头哪有不碰牙的，小摩擦总会有的。他惹她生气了，他说两句好听的，哄一哄也就过去了。他说，没有一点儿小摩擦，生活也挺无趣的。他对她很满意，他说，“你说我有啥？长得也不好，收入又不是很高的那种，家里还有个孩子。我不知道是走了什么狗屎运。”

 

 

 

本文节选自

 

《中国外卖》

作者: 杨丽萍

出版社: 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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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凶11年！ -YMCK1025- ♂ (212 bytes) () 07/10/2022 postreply 21:1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