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摘】达秋：1983年的一件事
上点岁数的人，大都记得，中国政府的“严打”，发生在1983年。
我与1982年初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所高校当助教。 第一年，系里老师对我爱护有加。 第二年的时候，我不小心得罪了两个老师，A老师和B老师，两位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女老师。
A老师是系主任，她跟我谈话，要我在工作的头三年，不要去报考研究生，也不要去申请出国留学，等三年过后，再申请读在职研究生。 但工作一年后，发现许多年轻老师都在申请出国留学，我也就随大流开始申请。 于是，A老师就相当的不高兴。
B老师是讲师，我做她的助教，帮她批作业、上辅导课。 B老师跟我聊天，要我在工作的头三年不要谈恋爱，等到了二十五岁时，她会给我介绍对象的。 但在荷尔蒙满满的岁月，脑子哪控制得了身体，这不，工作的第二年，就谈上恋爱了。 于是，B老师就相当的不高兴。
申请留学，要复印成绩单，我就去A老师那儿要介绍信，去学校复印室复印。 当A老师从复印室得知我多印了一份成绩单，她就大发雷霆，说我目无组织、目无纪律，在教研室政治学习时，点名批评了一次。
谈恋爱，大都是在周末。 B老师从看门的工友处得知，我星期天常常很晚才回来，就在教研室政治学习时，不点名指出，有些年轻教师没有一心扑在工作上，星期天很晚回宿舍，影响周一的工作。
1983年末的一个星期六下午，照例的教研室政治学习时间。 这次B老师没有读《人民日报》社论，也没有读中共中央第某某号文件，而是读了校保卫科的一个通告。 通告说校保卫科的一个年轻科员，监守自盗，未经批准，几次把保卫科看管的音响设备拿到家里使用，犯了盗窃罪，这个科员已被送交公检法系统处理。
B老师读完通告，说现在是严打时间，大家都要提高警惕，不要犯错误，特别是年轻人，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 然后，大家就叽叽喳喳地讨论一些严打的见闻。 等大家安静了一些，一位中年讲师好像很随便地问：“哎，我们教研室的那台收录机哪儿去了？” 立时，许多老师就去看教研室里的那台柜子，也有些老师把眼光投上我。
这位中年讲师喜欢拍马屁，有次他在大庭广众面前拍A老师的马屁，说 “A老师年轻的时光是很漂亮滴，长得同XXX一模一样滴。” XXX是系实验室的年轻实验员，一个绝色大美女。 许多老师都不太看得起这个讲师。
教研室有一台相当高级的收录机，平常都锁在教研室的那台柜子里。 柜子有上下两层，上层是玻璃门，下层是木板门，里面还放些书籍和办公用品。 教研室的每个老师都有柜子的钥匙，里面的收录机或办公用品大家自取使用。
用收录机最多的是我，因为申请出国留学，要考英文，就常常对着收录机练英文听力。 有时想在睡觉前听英文，就把收录机拿到寝室里去，坐在床上听。 教研室在系大楼的三楼，而我的寝室在系大楼的一楼，原来的一个储藏室。 提着收录机，上楼下楼，系里的老师和学生都是看得见的。
收录机平常都放在柜子的上层，中年讲师问话以后，许多老师朝柜子看去，却没有看到收录机。 大家也都知道我用收录机最多，所以有些老师就把眼光投上我。 当我看到收录机没在柜子里，心里就一紧，使劲回想，最近有没有把收录机拿到寝室里用了？有没有把它放回来？
A老师问我， “小X，收录机是不是你拿到寝室里去了？”
我紧张得气都喘不过来，脑子根本转不过来了，只是本能地抵赖：“没有，我没拿。”
A老师问：“哪你知道收录机在哪儿吗？”
我说：“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在柜子的下层？” 我站起身，走到柜子旁，用钥匙把柜子下边的锁打开，把柜子门打开。。。， 谢天谢地，收录机在里边！
A老师有些失望，她干咳一声，说：“小X，有人说你把收录机拿到寝室里用，这是不对的，收录机是公家的东西，只能在办公室里用，也只能为公家的事情用” 。。。
我不知道，如果那天我把收录机拿到寝室的事情被当场抓住，A老师他们会如何处置我。 我想，他们不会把我当做盗窃犯，送我去公检法。 他们大概只是想给我一点颜色瞧瞧，让我听话一些。 也许，他们会给我一个小小的处分，并把处分文件放进我的档案袋里，这是文革和文革后许多年各级 “组织” 的处理事情方式。 几年后，我有机会知道我的档案袋里的一些内容，里面竟然有我爷爷奶奶、父亲母亲的历史“污点”，而爷爷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
几十年过去了，我对这件事情早已释怀，我对A老师，B老师，和中年讲师也早已谅解，事实上，他们都是挺好、挺正常的人。 A老师给我留学申请写过推荐信，B老师在我一次食物中毒住院时，烧了可口的饭菜来医院看我，中年讲师是我的同乡，我们常用方言相谈甚欢。 他们那天之所以那样做，是因为那是几十年来党和政府所提倡的工作方法。 我写出这件事情，只是想佐证一下，在毛泽东的教导和文化大革命的熏陶下，正常人内心的邪恶是如何被激发和显现出来的。
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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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敬迈：我出卖了我自己
作者：金敬迈老照片
我曾是一名部队里的话剧演员，因为排练时伤了腰，不能再演出了，后来尝试写作，到了1962年底，竟成为专业创作员。
我一直想在舞台上塑造一个既平凡又伟大的战士形象，苦于不能为主人公推出一个“高潮”，找不到一个“最强音”，当然也就一直未能如愿。1963年下部队体验生活时，完全出于偶然，听说兄弟部队出了个“大事故”：一个平时很调皮的战士被火车压死了，祸及整个连队，连“四好”也评不上了。那年月，评不评“四好”可是头等大事。出于好奇，也想顺便去南岳衡山散散心，我去了欧阳海生前所在的部队。
欧阳海（前排左一）和战友合影
短短五六天的采访，无意中为我原来的构思找到了“高潮”，找到了“最强音”：和指导员的矛盾，就是高潮；死，就是他的最强音。
夜以继日，用了28天，我写完了初稿。
忘了是在一个什么场合，我谈了为寻找心目中的英雄而深入部队，并终于在灯火阑珊处找到了欧阳海的体会。一位好心的记者把它登在《宣传动态》上，当时身兼广州军区第一政委的陶铸看见了，大加赞许，说我的体会是《讲话》的胜利——这正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欧阳海本来是一个普通战士，虽说是因公而死，但没有小说《欧阳海之歌》的出现，估计他永远也成不了英雄。当然，我捧红了欧阳海，《欧阳海之歌》也让默默无闻的我，一夜之间也成为名人。
于是，我“红”了起来，开始处处引人注意，用后来的话说，是“一颗新星，冉冉升起”了。
初稿是读给解放军文艺社的鲁易副主编听的。我曾是话剧演员，朗读是我的本行，读自己的作品更是读得有声有色，我自己边读边哭，他也听得泪水涟涟。
鲁易说他当了几十年编缉，从未见过这么成熟的初稿，便提出马上付印。稿子正要印，问题来了。我的一位老首长，当时是总政文化部的一位领导，大约一眼看穿了我隐藏得极深的“抗上”右的实质，就说：小说的后半部分要改，欧阳海不能反对他的指导员。指导员是“党的化身”，不能有品质上的问题。
两天两夜中，我一气改写了六万多字。这是无可奈何的修改，为了不让指导员有“品质”上的问题，我把一场严肃的思想上的冲突和品德上的差异改成仅仅是一场“误会”。这样，我违背了我，作贱了自己的良知，我改变了整个小说的悲剧结尾。
总政文化部的那位领导看后却很满意，他说，到底是我们党我们部队自己培养出来的作家，听指挥，领会上级的意图快。
1965年7月，《欧阳海之歌》在上海《收获》杂志上发表。10月，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书。
1966年初春的某一天，领导上通知说，陈老总要接见我。其实前几天，我们军区政治部的一位李副主任，已找我去详细交代过，说首长如果发问，你应该如何回答，就像彩排似的先预演过一遍了。
在从化温泉见到了陈老总和张茜、陶铸政委和曾志，还有吴芝圃、王匡等几位负责人。陈老总对这本书夸奖了一番，说：“描写社会主义时代人物的长篇小说中，写得像《欧阳海之歌》这样好的，还是第一部。和平时期部队题材不好写，可以说这是一部带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是我们文学创作史上的一块新的里程碑。”
陶铸也对这本小说给予了充分肯定，又问我目前对这本书有些什么反应。我汇报说，总政文化部谢镗忠部长传达了江青的指示：一、不要把欧阳海写成职业乞丐。乞丐不劳而获，是“寄生虫”，和贫雇农民有本质不同。我们不能歌颂流氓无产者。二、欧阳海的哥哥不要被国民党拉去当壮丁。
他当了国民党兵，那欧阳海不就成了反动军人的亲属了？我们能歌颂反动军人的家庭吗？三、“最后四秒钟”的描写不好，很不好，一定要改掉。告诉金敬迈，这是非改不可的！
出乎我的预料，陶铸同志笑着望望大家：“最后四秒钟的描写很好嘛，我看很精彩嘛，为什么要改呀？”
陶铸望着陈毅道：“陈老总，你说说。”
“她的事情，沾不得。”陈老总环顾左右而言它，他手拿起一张报纸说，“我就喜欢看你们的《羊城晚报》。”
陶铸停了停之后，非常明确地说：“不要改。不要一听到什么意见就改。文艺作品，哪有十全十美的？今后，关于这本书的修改，你要先通过我。你是我的兵，我说了算！”
很难描述我听了陶铸政委这几句话后的激动心情。我没有料到，正是这件事，埋下了几乎置我于死地的祸根。
《欧阳海之歌》很红，红在它生动地“宣扬了主席的思想”。初稿中只引用了几段“语录”，后来却越加越多。我担心过于突出个人，肉麻，不好，于是又加进了两段《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引文。我原意是稍稍“平衡”一下，“冲淡”一下，绝没有搞什么“两个司令部”的罪恶意图。真的没有。
记得陈老总和陶铸接见时，在座的王匡同志简单地说了几句，意思是书的前半部分比后半部分好，还说，再过些年你就会明白了。
小说的前半部分写欧阳海的童年和成长，后半部分生硬地贴上了很多“语录”。评论文章中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对后半部分大加赞扬。王匡同志的几句话，有胆有识，其实我当时就明白了，那年月，就那个气氛，部队按上级的旨意，搞的就是那一套，也符合当时的“生活的真实”。但它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王匡同志不便于明说，我也假装没有听懂。
1967年4月，接到总政通知，要我立即赶到北京，等候首长的召见。
那一天，我被召进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屋里坐满了人，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还有谢富治、叶群等人。
没等我坐下，江青说话了：“金敬迈，怎么，我提的那几条意见，你不改？你真是个大作家呀！这么大的架子？”
这劈头几句，真把我吓傻了。我没有敢申辩，幸亏没申辩。“我告诉你，”江青接着说，“你那最后四秒钟呀，是《雁南飞》！就是苏修那部《雁南飞》在中国的翻版，你知道吗？我是为了保护你，才故意没给你指明，只说不好，很不好，叫你一定要改掉。我让谢镗忠告诉过你，这是非改不可的！我看你还是个解放军，想保一保你，也才没有对红卫兵小将们讲。只要我说一声，他们早就来揪你的人，烧你的书了！”
《雁南飞》我看过，是苏联一部描写卫国战争的电影。剧中主人公临牺牲前，导演拍了很多空镜头，天在转，树也在转，主人公望着旋转的天空旋转的树，慢慢地慢慢地倒了下去。据当时的批判文章说，这是写了英雄临死前对生命的留恋，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
还没等我缓过气来，江青又说：“书里那两段‘黑修养’是怎么来的？是你自己写的，还是谁叫你加上的？你大胆说，不要怕！哼，你不说我也猜得出来，恐怕又是你们那个‘陶政委’的主意吧？今天总理也在，你只管大胆讲，是不是他叫你加上去的？”
我连忙回答：“是我自己写的，是我自己写的。”看见我满脸通红，一脸尴尬，总理拐了个弯说：“总政治部有个报告，最近又有50万册《欧阳海之歌》印好了，但情况有了变化，只能压在仓库里。不删去《修养》中的那两段话，是不能发行的。积压在仓库里，也是对国家财产的浪费嘛。”
“不行。光删去不行！”江青说，“要消毒，要批判！不能放了毒以后，一走了之！告诉你，金敬迈，要不是总理几次提到你，我今天是不会对你这么客气的。小说怎么改，还是听总理的。”她换了个口气，像变成另一个人似的，望着我说，“来来来，今天是总理请你吃饭，我们……”她环顾周围的领导人，“我们作陪。”
1967年4月，北京已满大街是“打倒某某某”的大标语。谁也知道这是大有“来头”的。就凭我的那点觉悟，那点水平，就看我当时的处境，就秤秤我那一身软乎乎的轻骨头，我当然遵旨，不仅删去了《修养》中的两段引文，而且进行了批判。对“最后四秒钟”的那点“爱”，也毫不痛惜地割掉了。
我战战兢兢地把修改稿托萧华主任送钓鱼台审查，心里惶惶不安。出乎预料，江青看后说比过去的好，可以先发行，她还要组织人写评论文章。接着《人民日报》就把修改过的《与人为善》全文发表了。
我出卖了我自己。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背叛了我的良知。
后来的一切就像我当年演戏一样。不久，我成了首都庆祝“五一”文化活动的负责人；再不久，我又兼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纪念文章的定稿人；再再不久，我以“解放军负责人”的身份上了天安门城楼；最后，我竟成了“中央文革”文艺组的实际“负责人”。
“负责人”没当几天，江青说：“起用金敬迈本来就出于不得已，现在看来，金敬迈不是我们的人。”
果然，没过多久，前后也就是四个月零三天，由谢富治签发的逮捕证，以我“收集中央领导同志黑材料，阴谋反对毛主席”和“趁主席南巡时，阴谋进行绑架”等罪名，将我反铐双手，投入了秦城监狱。
在秦城监狱里，14道铁门层层锁住，单身监禁七年零四个月，2684天，然后释放出狱，送河南许昌某农场改造485天——两项相加，3169天。
三千多天，也算“弹指一挥间”吧！“四人帮”居然倒了。我和江青“交换场地”，她进了秦城一号。
《欧阳海之歌》总共发行了大约两三千万册，《收获》发给我2040元稿费，解放军文艺社不发稿费，只给了点修改费和样书。我除去还了300多元的账以及买了一台收音机外，交了1500元党费。后来发的200元修改费，我也全数上交给党小组了。
1967年在北京时，妻子不知从哪儿东挪西凑了600元给我寄去，存在沙滩一个储蓄所里，是给我交伙食费和买烟抽的。谢富治签署逮捕令时，通令全国所有的银行“冻结”金某人的存款，以为我是个“××万元户”，其实，我们全家就那600元，其中还有一部分是些好心的老战友们支援的。3902天之后，我满头白发，拿着“平反通知”，步履蹒跚地从沙滩储蓄所取回739元5角8分。这多出来的139元5角8分，大概就是利息吧。
1978年正式平反后，遵解放军文艺社之嘱，将《欧阳海之歌》又删改一遍后再版。1979年，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重播《欧阳海之歌》。我随《神州风雷》剧组去北京参加国庆30周年的献礼演出，见到了邓颖超。她对我说：“前不久，听到天津台又在播《欧阳海之歌》，我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这些年来，我们到处打听你，知道你是被他们抓起来了，可我们也没有办法。只可惜呀，总理没能再次见到你。”邓颖超还问我，关了这么多年，身体怎么样，要不要留在北京看看病。我再三感谢她的关心。
作者：金敬迈
1980年的2月底还是3月初，为刘少奇平反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很多人都激动不已，我也处在激动之中。是啊，“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少奇同志临终的这句话，说得多好啊！
想起我的那段劣迹，我真心实意地感到惭愧，羞于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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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摘】愚夫：忆父亲
时间真快，父亲已经走了10年了，常常想念他，有时做梦也梦到父亲。父亲一生坎坷，多灾多难，但是父亲的晚年是幸福的。人们说“笑到最后的就是笑的最好的”，吃了那么多苦，熬过那么多年岁，父亲笑到了最后。父亲和母亲相伴了62年，看到儿女们一个个成家立业，看到了自己的重外孙一辈，也看到了在美国长大与出生的两个孙子，应该说父亲是带着满足离开这个世界的。
父亲有6个孩子，我是父亲唯一的儿子，3个姐姐连续出生之后，我的出生给父母亲带来了极大的快乐，也给家族带来了新的希望。那时一个叔叔的妻子在大饥荒饿死，因为富农出身，以后他未能再娶妻(直到30多年以后，叔叔已经53岁)，另一个叔叔尚年幼，父亲作为长子，在共产党篡政与土改以前有机会结婚，故而我当时也是整个家族唯一的第三代男孩。虽是如此，父母亲并无特别娇惯我，在吃穿各方面父母都未有对我特殊对待，我只记得长大以后父母告诉我，我小时剃头是半拉头，就是头一侧的头发是不剃的, 乡下人认为半拉头命大，容易长成人。在我出生后的半年里，我有夜哭症。白天我一直在睡觉，大人不忍把我叫醒，但一到晚上，我就开始不停地哭泣，一个晚上大人都无法睡觉，奶奶和母亲轮流抱我哄我，由于长期的熬夜睡眠不足，母亲的眼睛出了问题，眼皮增厚，眼睛角膜经常受到摩擦，几乎失明，后来不得已在父亲上班的卫生院做了眼皮部分切除术。后来还是父亲发现了我夜哭的原因，那时母亲的奶水不足，我主要吃加了红糖的大米糊糊与炼乳，但是奶奶与母亲没有喂我额外的足够的水，父亲常年在外地上班，回家的次数有限，但是父亲想到了我喝水不足的情况，让每天都喂我一些水喝，我的夜哭症居然就完全好了。多亏了父亲， 治愈了我的夜哭症，也解救了母亲和奶奶。
打我小时侯，父亲就希望我学习上进，尽管那些年流行读书无用论。我刚上小学一年级时父亲就亲手抄了乘法口诀，让我背诵，我那时实在贪玩，对学习课堂之外的东西没有多大兴趣，趁着父亲不注意的时候我把乘法口诀扔掉了，后来被父亲发现，批评了我一顿。我上小学时常常丢失圆珠笔与钢笔，那时的笔对我们家来说很贵（钢笔5毛左右， 圆珠笔1毛1， 铅笔3分钱），父亲的工资又不高，尽管父亲不高兴，还是每次都给我买了新笔。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 （因为文革， 所有大学关闭了10年），许多上过高中或从未上过高中的人都梦想考入大学，我那时还在上初中，还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前途与希望，总认为大学离我还远，要知道那时黑五类的孩子连上高中都几乎不可能，所以我也不知道用功学习有什么用处，只是把老师教的都学会就满意了。1978年的春季，有两次父亲从县城骑车回家，正好看到我和同村的孩子张新元在村前的大路上下象棋，父亲就半开玩笑地说“别人都考大学，你将来就考象棋吧”。这是我一生中仅有的几次在学习上让父亲不高兴，但父亲也没有多说别的。我想那时父亲并不是很了解我的学习成绩，并没有对我将来上大学有多少期望， 大概也就是说说而已。
父亲一生穷困，从1950年正式参加工作到我上大学的1980年，他的工资一直是42.5元，从未长过一分钱。父亲总是在自己身上省钱，尽最大努力供养6个孩子的生活与上学。父亲有了新鞋，总是在鞋后跟先钉一片自行车外胎，以免过早磨破，他的新衣服的两肘下经常先缝上一块补丁，也是同样的道理。听说我的大姐二姐小时，父亲曾给他们买过一个不倒翁，给三姐买过一个砸炮玩具枪，但是后来孩子多了，就再也无力买玩具了，小时听大姐二姐谈到不倒翁我还羡慕不已。我不记得父亲给我和妹妹们买过玩具，但是父亲的爱已经胜过一切。每次父亲从外地步行30多里回家，刚坐下，我和我的四妹就一边一个坐到了父亲的两腿上，惹得我的奶奶都有些不高兴，嚷嚷道“也不让你爸歇一会儿”。每当此时，父亲都会拿出他唯一的奢侈品，一把小指甲剪，帮我修剪又长又黑的指甲。父亲一生不抽烟不喝酒，除了健康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花销太大，但不得已身上经常带着烟，那是当时的风俗，见面要敬一只烟，尤其是回老家见到长辈，邻居，还有当地的村干部时。父亲对我的爷爷奶奶很孝顺，尽管自己工资不高，孩子多，还是常常背着母亲给爷爷奶奶一些零用钱，母亲有些察觉，常常发牢骚抱怨，但从未拿到证据，也只能不了了之。当然我当时并不知实情，这是多年以后姐姐和我分析出的结论。
因为父亲常年一人在外地上班，回家次数有限，我常常盼着父亲回来。那些年父亲在卫生院工作，身上的衣服经常带着浓浓的药味，他每次回家我都能闻到，一次我放学回家，闻到了家里有药味，就说我闻到父亲回家了，但那次父亲并无回家，可能只是从别处飘来的药味。此后家人打趣我，鼻子尖，能闻到父亲的味道。
年轻时父亲买不起自行车，所以也没有学骑车，从他上班的蔡沟公社到我的村子很远，一个月最多也只能回家一次，到了40岁父亲才学会了骑自行车。后来父亲调到上蔡县卫生防疫站上班，经常需要下乡住队（住在村子里，因为那时还有生产队，也叫住队）搞防疫，来回坐车不方便，因为许多地方根本就不通汽车，防疫站就给每人发了一辆自行车，算是代步工具，但还是防疫站的财物，可以使用， 但不可卖或转让。有了自行车，父亲回到农村的家的次数明显多了一些。那时农村自行车很少，全村100多户人家，可能也就只有不多的几辆自行车。因此每次父亲回家时周围的邻居都来借自行车，学习骑车或办事，自行车在家就没有闲的时候，经常是父亲该回城了，别人借的车还未还，让父亲着急一番。我家一个邻居的小孩叫张新年，比我大一岁，也就12-3岁，坐到车座上脚还够不到脚蹬子，就掏腿骑，最后也学会了。我也很想学骑车，但是父亲怕我摔倒受伤，一直不许我学。直到1978年我初中毕业的假期里才学会，但以后多年我也没有真正骑车。上高中的二年里，我住在父亲单位的住室里。住处离高中很远，走路要20分钟到半小时，我每天上学，回家，早自习，晚自习都是跑着来回。父亲下乡时把自行车骑走了，但是父亲回到防疫站也没同意我骑他的自行车上学，还是怕我受伤，以至于我上了大学还不会骑车。父亲就是这样地保护我，不愿让我受一点点伤害。
因为自行车的缘故，我还惹父亲生了一次气。父亲的脾气温和，从不打骂孩子，不像母亲，母亲经常骂人，有时还打孩子，父亲则不然，生气最严重时也仅是在儿女身上轻拍，不会打疼。但有一次父亲生气，差点打我。那是父亲刚从蔡沟公社卫生院调到上蔡县城防疫站工作不久，一次父亲回家探望后要骑车回县城上班，我闹着让父亲带我进城，因为已经11-2岁的我从来没有进过县城，那里的繁华是我一个生长在农村的孩子无法想象的，我真的很想进城看看。可是父亲的工作忙，他根本没时间照顾我，因此不同意带我进城，我偏想进城，追着父亲的自行车，一直到村子西南的大路上，父亲还是不让我坐上他的自行车后座，我自己年纪小，无法跳起来坐上，我就猛一下趴在自行车后座上，结果把父亲的自行车给推到了田地里，父亲差点摔倒。我一看知道这次真的惹祸了，我一下子害怕了，父亲把手举起来，想要打我，但是手杨起来半天还是没有打在我的身上，然后就上路回县城了，我也只好伤心地回到家里。
另一次我惹父亲生气是我刚上小学时或更早。有一年去父亲上班的卫生院，父亲的房间里有一只电灯泡，那是我很少见的，因为当时的农村电还不普及，我很想知道灯泡是如何工作的，但是父亲在的时候我不敢去碰电灯泡，因为父亲总认为电是很危险的。有一次父亲出门了，我立即从屋里把门锁上，搬来父亲的椅子，放到他的桌子上，把灯泡摘了下来，还没有拧回去，父亲已经回来了，父亲用钥匙打不开门，因为我从里面把门锁上了，听到父亲开门的声音， 我立即把灯泡拧回去，跑下来给父亲开门，父亲知道我做了什么坏事，就追问我，最后我只好告诉他实情，父亲很不高兴，冲我发了火，但是父亲也未责打我。
每年父亲回家过年，是我们全家最高兴的时候。平日里穷，从来没有买过花生，父亲回家过年时常常带一包卫生院发的花生，可能也就只有1斤左右，全家人很高兴。大年三十，我们家开始分花生，把花生摊在饭桌上，平均分为8份，6个孩子每人一份，父母亲各一份，最后让我最小的妹妹先挑，哪份大挑哪份，但是看看哪份都不大，她就把父母亲的也全搂过来，父母只是象征性拿几颗。大年初一早晨，我经常还在睡梦中，父亲就把我叫醒，“XX, 放炮了”， 于是我急急忙忙起床，父亲已经把要放的两颗开门炮与一挂鞭炮准备好，院子里还搁一个小凳子，开门炮是在凳子上放的，因为地不平， 有时地上还有雨雪，故而立在凳子上放。因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所以这每年放炮的事就都交给我了。过年时父亲还会给我们孩子发压岁钱，父亲到银行里换一些崭新的从没有使用过的票子，多是2毛的与5毛的，对于一个孩子那已经很满足了。
家里穷，平时吃肉很少，只在过年过节时才有机会。有一年我到县城看父亲，父亲正好在上蔡县党校开会，父亲既非党员，也非干部，我至今不清楚他为什么在那里开会。开会期间饭菜是免费的，父亲利用这个特殊的机会也带我在党校免费吃了一顿饭，菜是古老肉，先用油炸后又煮过的，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完全放开，这是我第一次可以放开了吃肉，简直太满足了。以后的岁月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顿顿吃肉，天天吃肉也不是什么稀罕事，但只有这一顿饭让我回味无穷，至今还记得那肉的香味。
1974年夏天，父亲有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家里缺钱用， 母亲让我到县城找父亲要些钱拿回家，11岁的我就一人步行36里到了父亲上班的上蔡县卫生防疫站（现在改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那时防疫站还在县城西北，靠近上蔡高中，到了那里，才知道父亲下乡搞防疫去了，那年代农村没有电话，离家之前也无法和父亲联系。父亲的同事就安排我住进了招待所，是防疫站和文教局共有的一个三层小楼，记得那是我第一次上楼，第一次一人在外住，也第一次住招待所，只记得床单与被罩非常干净，雪白的。但那一晚我没睡好，因为父母都不在身边我很害怕，老是做恶梦，睡梦中老感觉有人向地上拉扯我的被子，我认为是一个鬼，过了多年我才明白，那只是我的一个恶梦而已。第二天父亲从乡下回来，我拿到几块钱就回家了。
1978-1980年与父亲在县城同住的两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2年。那之前父亲在小镇或县城上班，很少有时间回家，而我和母亲及姐妹们都住在农村。上小学与初中的时候，因为富农出身，不论在村子里还是学校我都受到贫下中农孩子的欺压，尽管我身体上健康，但精神上很少真正愉快，上大学之后我又患了严重的失眠以及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折磨我至今40余年，虽然不再有人欺压我，但长期患病让我身心交瘁。在那2年上高中期间，我在县城和父亲一起住在他们防疫站分给每个职工的一间小房子里，我没有精神上的压力，因为毛泽东死后，社会上与学校里不是很讲究家庭出身，大部分高中同学不知道我是富农出身，我受到的唯一歧视是空军来我校招收飞行员时，大多数同学都可以报名体检，但我不能。上高中期间我没有身体上的疾患。房间很小，我只能和父亲睡一张床，但正是这个小房间给我一生中最大的帮助。县城的高中提供学生住宿，但是没有床，几十男生都睡在一个大房间的地上。为了节省上学路上的时间，有1个星期我尝试了住在高中里，但是晚上宿舍的同学不停地说话，太吵闹，我很难睡觉，所以很快又搬回到父亲的住处了。没有父亲的住室，我可能无法上完高中，更别提后来上大学，上研究生了。冬天父亲在屋里生着蜂窝煤炉，一晚上要起来几次检查蜂窝煤，及时添加更换，以免熄灭，还要检查窗户开的缝隙大小，以防煤气中毒。夏天蚊子多，我们买不起蚊帐，蚊子咬得让人无法睡觉，所以每天晚上睡觉前，父亲都要先除去蚊子。父亲在屋里地上喷洒稀释过的敌敌畏药水（dichlorvos, a pesticide ），我们先到室外，把所有的门窗关起来半个小时左右，直到杀死所有的蚊子，然后再开窗通一会儿风，我们才能入屋睡觉。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得以集中精力学习，成了全班与全年级的学习尖子之一，只有一个同学徐国斌在学习上成绩超过我。
父亲是一个非常诚实善良的人， 有几件事可以说明。我们那里人都讲究客气，有人到家做客或串门赶上吃饭时间，主人总问一句“吃了没有？”，不管吃饭了没有，大家都回答吃过了，如果主人猜想客人并未吃饭，就会说“没关系，再吃一些”，于是主人端来饭菜，客人若真的尚未用餐，便不再谦让。 但我父亲是一个实在人，1968年春节前夕，我的二姑父赵板骑车到我父亲工作的蔡沟卫生院，想给我家捎带一些过年用的猪下水，就是头蹄内脏等，因为那时父亲还没有自己的自行车。父亲问二姑父一句“吃了没有？” 二姑父回答“吃过了”，其实他没有吃饭，但是父亲没有多想，就不再邀二姑父用餐了。二姑父饿了一顿，回到自己家，二姑父告诉二姑张玉环，“今天去大哥那里没让我吃饭”。二姑就抱怨起来，“谁让你那么客气的，咱大哥老实，你该告诉他”，其实我的二姑父也是很老实的人，说过的话就不便改口了。后来二姑到我家做客，把这个事讲给我父亲，父亲后悔不已。父亲还在蔡沟卫生院上班之时，我有一年从老家村子里到父亲的工作地点短住，在卫生院的收费大厅里捡到5元3角钱，那年头5元3角是个很大的数字，父亲让我把钱还给丢失的人， 我回到收费大厅，已经没人了，我在走廊里连吆喝了几遍，还是无人认领，父亲最后才勉强同意我把钱留下来。有一年大学放暑假我回到老家乡下，在乡下待了一段时间我想进城，到父亲那里去，可以见见以前的同学，便借了辆自行车在家练习了一下。 还好，没有忘记如何骑车，于是就上路了，快骑到城里的时候，我经过一个村庄，那里的农民正在马路上晒粮食，路的一小半都被占用，有一男子正好穿越马路，我一紧张，就在路上打晃，他往一边躲，我的车也向那边躲，他往另一边躲，我又往同样的方向躲，忘记了刹车，最后直直地把自行车前轮撞到了那人的小腿上，小腿的前方擦破了一小块皮，渗出少量血，那人就让我赔钱，要不让我带他到医院治疗，我身上只有很少的钱，只好带着那人到了父亲上班的县防疫站，父亲就领着此人去了县医院，医生对伤口进行了处理，然后父亲又要求医生给此人打了破伤风疫苗，花了3块多钱，才算了结此事。我是又后悔又生气，本来我骑车进城可以节省5毛钱的车费，现在倒花出数倍的钱，此人本不需打破伤风疫苗，他自己也没有要求打，父亲却执意给人打疫苗。父亲一生谨小慎微，做事唯恐亏欠他人。
我喜欢听父亲讲故事，父亲常常讲“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阿二不曾偷“， “掩耳盗铃”，“刻舟求剑”等等的故事。有一个可笑的故事是关于他的同事的真实经历的。早些年父亲在蔡沟卫生院上班，都是在卫生院的食堂里吃大伙。有一年伙房的厨师平心在过冬至的时候给大家发他已经揉好的半斤饺子面与做好的半斤肉馅，让大家自己包自己的饺子，因为厨师一人实在没能力包饺子供10几人吃。于是每人都自己包20- 30个饺子，大家包好以后都到食堂的大锅里煮。父亲的一个同事实在犯懒，不想费那么长时间，干脆就包大的，本来可以包20多个饺子的面与馅才包4个饺子， 把所有的馅全部包入。也下到锅里和别人一起煮，别人的饺子很快煮好捞上来了，他的大饺子迟迟不熟，又被别人翻来翻去，还没煮熟就破了，全散到汤里了， 一点也没有吃到。父亲最后讲的故事是在他的80大寿上（老家总用虚岁，实则79岁）。2012年5月我带小儿子从美国回去探望已经患淋巴瘤几年的父亲，三姐和我一块张罗着给父亲过生日，考虑到父亲的时间可能不多了，趁着我正在老家，父亲的病还在缓解期，体力尚好。那是我唯一一次给父亲过生日，是我家多年来难得的聚会，孩子们都到齐了。两个姐姐（另一个姐姐多年前病逝），我， 两个妹妹，一个姐夫，一个外甥，还有我的小儿子 。趁着高兴，父亲讲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一家穷人，从来没吃过肉，非常馋肉，有一天屋里飞进来一只麻雀，全家人兴奋不已，要把麻雀抓到吃了，门全关上了，折腾了半天，还是让麻雀跑了，没抓到，但是这个麻雀从窗户缝里逃走的时候，可能撞断了腿，在窗户棦子上留下几滴血，全家人立即端来一锅水，把这几滴血刷下来，煮了一锅汤，每人喝了一大碗，都赞叹肉的味道非常好，但是儿媳妇忙于烧锅，家人都喝完了，把她忘了，她没能喝上。这家的儿媳妇然后就回到自己的娘家诉苦，她的母亲非常羡慕，说到，“你还烧过肉汤，我连这个机会都没有“，就趴在女儿的脸上舔了一口，“让我也闻闻肉的香味”。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半年以后父亲就因肿瘤复发去世了。我本打算回国奔丧，但是二姑和三姐都劝我不要回去，一来时间紧，来不及，二来他们都怕我花钱，我不回去，丧事规模可以小一些，一旦我回去，就需要很大的场面，因为我是从美国回去的，就会有更多人来我家吊丧，丧事要大很多，档次上也更上一级。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我回去， 丧事必须回老家办，但我农村老家的宅基地还未定下留给哪个叔叔，在谁家办丧事就必须把宅基地留给哪个叔叔了，一时之间难以决定，就只能不回老家，在城里办，然后把父亲的骨灰盒留在城里寄存。最终我没有回国，只写了一篇悼文让小妹在葬礼上代我发言。
图片1：父亲80大寿家宴
父亲不信神鬼，多次讲到他走夜路不害怕的事，他甚至见过鬼火。他有一次讲故事，说从前有个人，人称王大胆，经常吹嘘自己走夜路不怕鬼，别人和他打赌，说他不敢夜里进坟地，此人决定晚上去走一趟。别人就说，得有一个证据，你拿一个楔子钉到坟地里，第二天我们看到，就可以证明你的确去过。于是此人当晚就来到坟地，夜里很黑，没有任何灯光，其实他自己心里也很害怕，急急忙忙地，就赶快把楔子捶进坟头就要离开，但是被鬼揪住了大衣，动弹不得，只好使劲挣脱，撕破了大衣才跑到家，吓得一病不起，后来朋友把他带到坟头，一看，原来那天王大胆把自己的大衣钉在坟上了，世上本无鬼，都是自己吓自己。但是母亲并不完全信服父亲的说法，母亲常常提起，他们刚结婚第二年(1950)夏天的一个晚上，因为天热睡在院子里的地上，半夜听到有人在厨房里用勺子刮锅，可以确定不是自己的家人，就认为鬼刮铁锅，父亲非常害怕，不敢去厨房里看一下，也不敢继续睡在院子里，慌忙拿起被褥进到屋里去睡了，只有母亲继续在院子里的地上睡了一夜。
每当母亲提起此事时，父亲只是笑笑而已，从来也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父亲也不怕蛇，有一年在蔡沟卫生院，我见到父亲夜里从门前的大杨树上捉到一条二三尺长的花蛇，父亲把蛇装到一个大酒瓶里，里面灌了满满的酒，就是中国人常说的蛇酒，认为喝了可以强身健体，实则并无任何道理。父亲从不喝酒，我不知那瓶蛇酒是否最后送给了爱喝酒的同事，多年以后我和父亲谈起此事，父亲还很吃惊我依然记得，那时我可能只有5-6岁。
父亲喜欢写毛笔字， 过年时还自己编写对联。我在北京上学上班的那些年里，很少给父亲写信，但是父亲常常给我写信，用的都是毛笔，那时是1980 与1990年代，基本上大家都用钢笔与圆珠笔，几乎无人用毛笔写字，除非婚丧嫁娶过节写门联，或者是大字报。父亲的信寄到我所在的北京友谊医院，收发室与我科的同事只要看到毛笔字的信封，不用看名字，就都知道是我的信。
父亲写大字的爱好一直坚持到晚年，尤其是退休以后。大部分用的都是旧报纸，后来条件好一些的时候，父亲也买一些白纸与宣纸，父亲抄写的几幅对联我至今还保存着。有一副的内容是“一勤天下无难事，百忍堂中有泰和”，另一副是“当家才知柴米贵，养儿方晓父母恩”，尤其是这最后一句，我是年龄大些自己有了孩子时才理解的，知道当年父母亲养育我不知花了多少心血，遗憾的是当我终于打拼了半生，来到美国站稳脚跟，想要报答父母时才发现已经太晚了，父母亲都已不再人世，真正是象父亲常常引用的古人云“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
父亲不但写对联，还对本村的另一个有些文化的张高轩的打油诗对联感兴趣，还特意背诵了一些。张高轩是个所谓的地主，就是1949年前家里有些田产后来被共产党划为坏人阶级的人，张高轩年纪老迈，无子，一女早年流落兰州。地主摘帽之前，自己写了一幅贴在门上：是“说好我好说歹我歹好歹不喜不烦，愿来您来愿往您往来往不迎不送”，横批，“得过且过”。 1980年摘帽之后，按当年农村的规定，没有儿子与后人的 张高轩划为五保户（保吃、保穿、保医、保住、保葬（孤儿为保教）），政府应该给其照顾，但当地政府只给少量果腹的粮食，张心有不满，但也无处申诉，又在过年的门联里抱怨，“五保只能有一保，常年不见青菜毛，谁要干了亏心事，叫他六队当五保”。退休以后父亲还参加了上蔡县的老人诗社，叫做“霞天诗社 ”，学习写诗，这些老人们甚至自费出版了一本诗集，估计没有什么销量，只是他们自娱自乐，但看到自己的文字能够印出铅字，父亲还是很自豪很高兴的，父亲还送了我一本他们的诗集。
图片2： 父亲的对联
父亲一生豁达大度，尤其是晚年患了非何杰金淋巴瘤（一种恶性肿瘤）后的态度，父亲从未表现出恐惧与忧愁。活检的结果出来以后，我和三姐商量怎样告诉父亲，我们不想告诉他这是一种恶性肿瘤，害怕吓着他，但又无法告诉他是良性的，因为后续还要放化疗，所以我们只是告诉他是一种普通肿瘤，并不可怕，可以用药物及放疗，父亲坦然接受了。作为医生出身的父亲不可能不知道放化疗意味着什么，只有恶性肿瘤才需要放化疗，但是父亲什么也没再问，积极配合后来的所有治疗。
我们告诉他多吃肉可以增强体力，父亲就努力吃肉，甚至一些肥肉也强迫自己吃下去，在生病以前父亲是很注意控制自己的饮食与体重的。一直到父亲临走的时候，父亲也没有问过这到底是什么样的肿瘤，治疗有多少希望，他还能活多久，父亲唯一的一次表达希望能够活的更久的话就是”我希望看到Murphey (长孙)大学毕业，Ryne (小孙子)小学毕业”，有点遗憾的是哪样心愿都未实现，父亲在我的大儿子刚刚得到第一所大学录取通知书，小儿子刚刚上学前班（kindergarden）时就离我们而去了。就在父亲走之前一天，我在电话里告诉他长孙已经被大学录取了，父亲的听力因为肿瘤的蔓延已严重受损，费了好长时间他才明白，但是父亲非常高兴 。我想父亲可以含笑九泉了。
我只有一件事情不太赞同父亲。年轻时的父亲曾经想顺应当时的政治气候，入党，但因为自己的家庭出身是富农，加上他又生了一场大病，差点被发送回老家种地，这事也就放下了。退休以后，父亲开始写入党申请书，最终入了党，是他的同龄人里仅有的退休后入党的人，并非父亲真心相信什么共产主义，而是周围的一些父亲所说的小人都入党了，比如他的同事翟克轩，刘文忠等等，他要争口气。对此我很有自己的保留与意见，我们自己家受了共产党几十年的压迫，可以说有不共戴天的大仇，我自己是如何也不会入党的， 但我不想忤逆父亲，就由着他去了。他已经老了，可能已经不明白大道理，高兴做什么由他去吧。
父母亲抚养我们6个孩子长大成人，辛劳大半生。但我却没有什么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我很少给父亲经济上的帮助，我也没有接父亲在我身边常住，让我有机会侍奉他。父亲临走前生病那几年，我只从美国回去过2次看望他。 17次住院治疗，都是三姐在照看他，全程由三姐一人陪同，出院在家时则由四妹照看，做各种检查，恢复期治疗，办转诊手续，四妹还要照看我的已开始出现老年痴呆的母亲，身体都要累垮了。等到父亲走了以后，三姐把母亲接到她的家中照看多年，直到母亲安然离世。我唯一自豪的是带给父亲的荣誉，1978年我参加了初中二年级(那时初中还是2年制)的全县数学竞赛，获得了上蔡县的并列第10名，并在上蔡县城西关的剧院领到了奖状和一朵大红花，父亲保存了多年。我那年还因数学竞赛成绩被推荐免试进入上蔡县高中，全县唯一的重点高中。后来我还是参加了高中的入学考试，为的是有机会上中专，早日吃上商品粮。 因为身体健康体检没通过，我没能上中专，但我以全县第三名的考试成绩进入高中。 高中2年里我一直在全年级名列前茅，1980年高中毕业，我参加了全国统一的高考，我的高考成绩是全县第二名，全河南省大约第140名，我进入了重点医学院之一，中山医学院。我后来上北京医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及读博士，再后来出国，都是让父亲值得自豪的事。父亲一生坎坷，没有升官，没有富贵，甚至从未拥有自己的房子。我做的另外一件事是让父母亲有机会到外边的世界看一看，年轻时父亲从未出过河南省， 他曾在信阳的明港电厂工作了几年，出差到过郑州，这在我们老家已经是见过大世面了。
1986年夏天我大学毕业，在等待研究生录取通知时我把父母接到了广州，父亲第一次有机会看到外边的世界，我带父母在广州游玩了约2个星期， 去了烈士陵园，越秀公园，华南植物园等等地方。后来我到北京上班以后，又接父母在北京小住了几次，让父母亲看到了首都的样子，去了天安门，北海公园等等，尽管来去匆匆，时间不长。
2006年9月底，我把父母接到了美国，在我的公寓里住了3个月，那是自从我上大学以后和父亲同住时间最长的一次，是一段值得怀念的快乐时光。2000年我还自己救了父亲一命， 那年9月底，父亲得了不明原因的高烧，在老家的上蔡县人民医院，治疗了一个星期无任何效果，眼看就有生命危险，我让妹夫送父亲到我上班的北京友谊医院，用上了三种最好的抗菌素，用药20余天，虽然仍没有查明病因与病灶，但父亲完全康复了。上苍顾念我的父亲，又赐给他12年时间，直到2012年因为患非何杰金氏淋巴瘤去世。 （我已在“我是我爸的儿子么”一文里讲述过细节）。
父亲， 愿您在天国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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