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睡｜“她被家暴了，活该！”
今年3月21日，诗人余秀华在微博公开宣布与男友杨槠策的恋情。
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于我而言，这确实是一份意外。但是一个46岁的女人，还有什么意外不能接受？”
余秀华对待爱情的态度很清晰，是只争朝夕，不问未来，不谈结果。
言犹在耳，新的意外却再次出现了：
他们闹翻，分手了。
分手的原因还非常俗套且丑陋：家暴。
两个人先是在直播时互相对骂，彼此拆台，大曝对方隐私。
随后，余秀华发微博说自己遭到男友家暴，被抽了上百个耳光。
家暴的原因是杨槠策与别的女人暧昧，在520那天发1314、520这样的红包，她与他吵，被掐脖子。
第二天两个人再次发生对骂，杨槠策动手打了她无数个耳光。
因为怕杨槠策找上门来，把自己打死，她已经离开家里，躲了出去。
她的经纪人胡涛证实，目前余秀华的众多亲友已赶到她家中，二人已分手。
这件事情的本质很简单，家暴就是家暴。
跳出他们特殊的身份，这就是一起典型的男人利用自己的肢体优势，通过暴力来宣泄情绪，在两性关系中掌握控制权的事件。
但只因为被伤害的是余秀华，她所得到的同情都大打折扣，很多之前就不看好的网友十分幸灾乐祸，“杨槠策就是在利用她，她这是在为自己的无知买单。”
感觉有些人一直在等这一天，看她倒霉，看她吃瘪。很不幸，终于，还真的让他们等到了。
连某媒体的记者采访余秀华，都能看出这种强烈的情感倾向，他们十分怀疑她在夸大自己的遭遇。
比如余秀华说自己怕被打，要躲出去，记者还在不断追问：
“你怎么确定他会打你？老夫老妻都会吵架。”
“他找你和打你不能划等号，说不定是来协商的。”
图源：上游新闻《余秀华回应被小14岁伴侣杨槠策抽上百耳光事件》
在余秀华已经明确表达对方家暴很厉害的情况下，记者却问出了“你在微博上说被家暴是真的吗”这种问题。
图源：上游新闻《余秀华回应被小14岁伴侣杨槠策抽上百耳光事件》
记者的口气真的很欠揍，令人非常不舒服。
媒体有责任探寻真相，却不应该按照自己的理解随意下断言，这样的态度是对家暴受害者的第二次伤害。
余秀华已经把宣布遭受家暴的微博删除，更新了一条新的，“我这一生，走得实在辛苦，我一直咬牙坚持。如果我坚持不下去了。我希望侮辱我的人，打我的人负法律责任。”
但要做到这点真的太难了，警方已经介入过，结论是家庭纠纷各回各家，没有人受到处罚，哪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规定残疾人遭受暴力要重点保护。
现在网上的惯例是，一个女人被家暴了，首先要问的是“她都干了什么？”
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也能发挥丰富的想象力编排出各种可能性：
“是不是男人发现孩子不是自己的？”
“是不是女人对老人不好？”
“是不是女人脾气太坏？”
尤其是像余秀华这种非常倔强与高调，树敌太多的女人，她被男人打就更好理解了，是活该，是自取其辱，是明知故犯。
“年龄大了，身有残疾，又那么丑，哪个年轻男人会真心喜欢你？”
那个无情无义的家暴男躲开了漩涡中心，被打的余秀华反倒陷入众矢之的。
逍遥在外的杨槠策还通过第三人为自己狡辩。
打了，但是没打那么多。
图源：上游新闻《余秀华自曝被家暴，各方最新回应！》
打人不对，但是被逼的。
打了耳光，但是有轻有重，分寸掌握的好。
动手是错，但是忍不住。
图源：上游新闻《余秀华自曝被家暴，各方最新回应！》
1314的红包发了，但那是恩人，买过我蜂蜜。
真是荒谬。看得人血压升高。
他们在直播中吵架，杨槠策一直在用语言刺激余秀华，还曝光余秀华的隐私，说她喝醉之后尿在裤子里，他把余秀华最狼狈最不堪的一面曝光在网友面前。
余秀华本来肢体有残疾，走路、说话都有困难，在情绪激烈的情况下，更是无法准确地表达出自己的感受。
这一幕看得人特别难受，而且绝望。
是，余秀华恋爱脑，余秀华自不量力，妄图想要突破肉体的局限而获得灵魂的相认。
事实证明她错了，失败了，输给了人性的复杂和算计。
杨槠策不是她幻想的良人，她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而低估了对方的野心。
但这样的她就应该被羞辱和伤害吗？
她不是一个温柔的贤惠的善解人意的女人，她是一个受过太多苦，从苦海中熬出来的好战分子。
她的前半生因为残疾而被前夫嘲笑，前夫作为一个正常人觉得自己比其高贵。
世界没有善待她，她干脆活成了一个异类，粗暴、直接、赤裸裸地表达自己的欲望和愤怒。
这样一个因为脆弱而强悍的生命，爱情是她唯一的死穴，她号称是女流浪，打遍天下无敌手，却偏偏折堕于男人的温柔当中，哪怕是蓄意的虚假的温柔。
在这残疾而丑陋的身体之下，藏着一个灵魂丰满，极度渴望爱的女人，她也希望得到玫瑰、甜言蜜语、海誓山盟，就像每一个普通女孩那样。
她都懂的，但她愿意去相信。
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值得嘲笑的？
即使失败了，也不能抹煞她向爱情发起冲锋的勇敢，更无法掩盖她为爱情善后的坚强。
遭受家暴后，她第一时间陈述事实，并宣告分手。
她依然在微博中调侃，“可能我人品不好，配不上他”，还能风度良好地表示，“谢谢他的陪伴，希望他能够找到更好的！”。
遇上了坏男人，也没有让她变成一个心怀愤懑的怨妇，这比很多女人都更坚强和高贵。
余秀华在微博上写：得之我未必是幸，失去也未必是命。
我们当然可以八卦她的“丑闻”，嘲笑她的轻率，可扪心自问，我们有她那样的勇敢吗？我们的成熟与理智难道不也是一种懦弱和畏缩吗？
没有人能够拥有一个不出错的人生，她的前半生因为无法掌控在自己手里，已经被他人安排着漏洞百出，现在她夺回了自主权，犯了一个自己能够承受结果的错，又能怎样呢？
就像她说的，“一个46岁的女人还有什么意外不能接受？”爱情是意外，家暴也是意外，分手更是意外，全都接受。
一个能够迎接生命中所有意外的人，有资格活得肆意一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余秀华的恋爱观并不值得所有女性效仿，值得学习的是她身上那种强大的生命活力，像一颗被丢到贫瘠之地，石板之下还能顽强冒头的种子。
温室的法则并不适合她，那些对于普通女性来说是平常的东西，对她来说需要千辛万苦去获得。
她从不服输，拳打脚踢地反抗一切压迫和束缚。女性需要多样化的社会定义，她是难以被归类的那一种。
在那么多面目模糊的纯良女子中，这个“烟熏火燎、泥沙俱下”的“女流氓”是多么可贵啊。
我愿余秀华经此一役，还会相信爱情，还要勇敢追求爱情。
但受束于爱情，依然是天下女子的软肋和误区，除了爱情，还有更多情感可以作为生命的支撑。
追逐亲情、友情，与追逐爱情一样，能使灵魂丰满，人生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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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的那次高考
支边生活全然不是想象中那样美妙简单。生活极艰苦，劳动超强度，精神文化生活枯燥单调，……一切都始料未及前所未有。但我很快意识到唯一出路只有咬牙坚持。我始终不忘爸爸妈妈对我的殷切期望，始终不忘毛主席“胜利往往都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的教导。我真诚地理解和相信“坚持一下”得来的“胜利”就是积极上进、入党提干、不断进步、不断发展。只要自己不断进步，就是为国家建设做出了贡献，就是为解放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水深火热之中的、等待我们去解放他们的劳苦大众贡献了力量。
在兵团，入党、提干、上学、当兵，首先要过劳动关。既然如此，就好好地干拼命地干。我们学校1971年4月到兵团，我5月提副班长，7月入团，年底升任女生排的副排长并代排长。连队两个男生排，一个女生排。一排长昆明中专生，二排长退伍军人，三排长上海知青黄梅林。黄梅林因公务，很长时间未到岗，由我担任的三排副自然代排长和连队的团支部书记。我们女生排的人数最多，45个。我带领大家认真完成工作任务，评为1972年度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先进班排，受到表彰。我组织团支部办图书室搞读书学习和比赛、搞一帮一“一对红”，带着连队文艺宣传队到周边寨子与老乡联欢活跃文化生活……
可以不谦虚地说，当时在我们连队的知青里，我的表现最突出。
1973年6月，我第一次获准回成都探亲。
云南兵团两年一次探亲，每次二十天，工资照发，兵团报销交通费。动身前一天，彻夜未眠，揣摩着与两年未见的爸妈双亲妹妹弟弟的相聚场面，盘算着回家的安排打算……
在呼啸着奔驰的火车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送的一则消息让我惊愕不已——1973年全国将马上公开招收大学生。早就风闻此事，没有想到就在眼前。这是自“文革”来，国家第一次公开招收大学生。自愿报名、群众推荐、参加考试、择优录取。这与近年一直采用的个别推荐，纯粹靠劳动表现进入大学不一样了。
天大的好消息！
农场有没有高考指标限制、休完假回农场能否赶得上报名考试、能否得到大家推荐、文化考试难吗？咋办呵？
……
到家，来不及与亲人细叙久别亲情，就和爸妈弟妹围坐一堆，商议高考之事。爸妈说，你们确实没有学到什么，考大学实在成问题。但文革这么多年耽误的是所有的娃娃。……任何考试都是比较而言。……起码应该试一试，去争取。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尽百分之百的努力。一定要报名试一试！爸妈反复地鼓励我。
那晚，我又彻夜未眠。
一周后，我带着亲人的期盼，拎着一大摞弟弟妹妹为我搜罗的中学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一大堆复习课本又踏上了南去的列车，提前返回农场，准备参加大学招生报名推荐考试。
我必须试一试！
从成都到连队，两天火车，四天汽车。马不停蹄地赶呀赶。还好，尽管是雨季，一点没耽误，在连队上报推荐名单前我回到连队。赶上了自愿报名和群众推荐。顺利通过群众推荐，我全身心投入文化考试的准备。
1973年7月25日高考那天，我早晨四点过起床。尚木冬、雷老四她们不知道从那里搞来鸡蛋，做了一碗香喷喷的荷包蛋猪油葱花挂面端给我。俊华用她的军用水壶为我泡了满满一壶白糖茶水，说是镇静又提神。天琼不爱说话，但她反反复复叮嘱我考试的时候千万不要紧张不要慌……
许多年后，一想起这些，我仍然抑制不住地一次次地揪心的感动。那些年，副食品供应很困难，所有物资凭票供应，女人每月用的那种卫生纸，都要“号号票”购买，一月两包。我们在兵团的更困难，好点的食品都是城里的亲人从牙缝里省下来，积攒后邮寄给我们。大家有点腊肉、猪油、白糖都锁在木箱底珍贵得很，舍不得吃。更为重要的是，大家知道我就此可能离开边疆离开她们回成都读书后，都很难过。事后她们告诉我：大家一起来就应当一起走！凭啥子要有的走，有的不走，要走就都走，要不就都不走。有的走了，留下的咋办……她们不愿意我走！但她们仍然倾尽全力真诚地关心我、帮助我……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善良。
考场设在勐定街小学。清晨六点，我和连队另外一个参加高考的同学打着手电筒，冒雨一步一滑地下了山，赶到营部乘拖拉机前往。一个多小时路程，颠颠簸簸。考试同桌是三中同学二营九连时宏兵。
第一天考语文政治，大家都说还好，不算太难。第二天上午考数学，出得考场个个神色凝重，不言不语。下午考理化，开卷。拿到试卷展开一看，脑海里一片茫然。只听到考室内的同伴个个都在呻唤。坐我前面的是个上海男生，他干脆利落地在试卷上写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征得监考老师同意后，他大声地读了一遍：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懂就不懂，不要装懂。然后，拔开长腿，不失得意地离开了考场。我们在他的身后，“哄”地一声大笑起来。……不少人纷纷开始交白卷。监考老师提醒，不要轻易放弃哟，大家认真翻书看看……。也是，反正不会做，两个多小时，不如硬着头皮，慢慢翻书找，说不定能得几分，得点算点。真是还发现，填空、名词解释的好几道题都是书上现成的定义，计算题有的就是例题，于是乎不管懂不懂，照葫芦画瓢就抄了上去……
然后参加面试，面试专门为准备录取为外语等专业的同学设置。那年高考也填志愿，我想选择我喜欢的中文和医学专业。招生老师说，……应当填上服从分配呵！……国家现在急需英语人才……。我想，只要能读书，能回城，学什么都行，横竖不挑。
老师读英语单词，我跟着读。老师说，会英语句子吗。我说会读一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只会这一句，初中两年，尽是学工学农劳动。就会这句。
老师听了很有意思地笑了笑，纠正我的发音，要求我再朗读一段什么，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革命诗歌都行……
我用普通话高声地背诵了毛主席语录“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在学校、农场都参加过业余文艺演出队，担任过报幕之类的事，这段语录很熟。
从几个老师的眼神中，我知道，他们很满意，我过了。
我被四川师范学院（现四川师大）外语系英语专业录取。欣喜若狂好不得意，天天都盘算着憧憬着回成都上大学的种种景象……
出乎意料的一个事件彻底粉碎了我的梦想，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没有走成。录取通知书也没有到我的手里。我的录取通知书被改成另一个同学的名字，她顶替我去了。因为有人写匿名信，告我走后门。理由很简单，如果不是走后门有把握，怎么会轻易放弃两年一次的探亲假，风风火火地赶回来。等等。
个把月后，现役军人，营部教导员找我谈话。我被告之，团部组织人员专门调查了此事，匿名信所述内容完全不实。……他希望我，正确对待，不要气馁，哪个地方跌倒就在哪个地方爬起来，……继续努力，明年再考……
最后，他又说，看得出来，写信的人也就是想上学想回城……
回连队的路上，我久久地停留在那遍望得见勐定坝四方井傣族寨子的山顶上，面对着我们亲手栽下的片片胶树和远山的莽莽森林，面对着满眼的云南边疆红土泥泞，遥望着云遮雾绕的耿马大山，和被它隔断的我的家——成都方向，不停地流着眼泪：想上学想回城，谁都想上学，谁都想回城，……这算什么本事呀，使暗器搞阴谋，整人害人！这是什么样的混蛋坏人呵！无耻流氓！小人坏人！……
我不停地哭述着，喊叫着，我只能在这里哭，只能在这里叫，我不愿意其他人看见我的这个样子……
开始下雨了。云南的雨季，说起风就是雨，风声雨声，滂滂沱沱，……所有的一切都笼罩在风雨中，十九岁的我，站在雨地里，裹在风雨中，发疯似地哭着喊着，渲泄着满肚子的委屈怨恨，思念着远方的亲人……
之后，我大病一场，高烧不起……过了好多天以后，才慢慢地爬了起来，继续扛着锄头提着刈刀，上山劳动……
……
天地如此大，世间许多事，谁都不会停住脚步来在乎一个普通女孩的一次生命经历和感受。有些事，那怕是最爱你的人，也帮不上忙。最终还得靠自己，收拾情绪，调整步履，继续人生路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年底，我调任分场宣传干事，竭尽全力为农场工作的同时，从未放弃想上大学的愿望！
那年，张铁生理化考试交白卷，卷子后面他附信一封，“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18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没有时间复习。对那些不劳动“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们”不服气……。
此事全国沸沸扬扬。自此大学文化考试又被取消，继续沿用完全凭推荐选送的程序，直到1977年全面恢复高考。
201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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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敢直视她的眼睛
这就是我曾就读过的小学校吗？诺大的校园杂草丛生到处留下的不知何时造反派们所遗弃的垃圾，墙上的字迹斑驳的大字报、大字块还在随着风飘荡。教学大楼满目昌夷，人迹罕见，这座曾是日本关东军空军医院的日式建筑现在更加显得阴森恐怖了。
这一年文革已经进入到清理阶级队伍的期间，各单位都在深挖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所谓阶级敌人及阶级异己分子。教育系统也不例外，而且是重点呢。好像挖出的敌人都关在这座大楼里隔离审查交代问题。
这一天我的邻居，高我三年级的洪，他让我晚上陪他去学校值班。他那时已经是群众专政指挥部XX分部的一成员，这值班就是看守那些阶级敌人。因为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也就答应和他同去学校。看着破败的校园我忐忑不安的随着洪走进大楼里，他给我安排了一休息的地方让我休息，他扔给我几本不知从哪抄家抄来的没来得及烧掉的大众电影画报。我抱着画报看着看着睡着了。
半夜时分我被大楼内不知何地方传来的一声声凄惨的号叫声惊醒了。整座大楼漆黑一片，只有几个窗口闪出鬼火似的灯光，不时有几个身影在晃动。在某一角落还不时传出瘆人的哭叫声。我害怕了、睡不着了。夏天的蚊子也在耳边嗡嗡叫着，十三、四岁的我后悔极了，不该来到这个鬼地方，想回家可天这么黑连路灯都没有，文革期间一到天黑路上行人都没有了，大家都龟缩在家里哪都不敢去。
我正在左右为难时，走廊的尽头传来脚步声，“跨啦……跨啦……”我害怕极了，大气都不敢出，急忙打开灯。门打开了，原来是洪。他手里拎着一根棍子，满脸兴奋的对我说“走，带你看看热闹去，反正你也睡不着了。”“看什么热闹呀？”“别问了，到那你就知道了，快点走。”我急忙穿好鞋跟他走了。
左拐右转上楼下楼来到一间小教室内。这是一间审讯室，昏暗的灯光下烟雾缭绕。这里的情景就象渣滓洞白公馆的审讯室。我站在门后看着屋内发生的事情。负责审讯的群专也就是20多岁的年轻人，还有一些16、7岁的手拿三角皮带、木板条的学生，各个都是凶神恶煞的。中间站着一个被捆着双手的女人。从背影我看不出她是谁。
一个主审的问“你为何要去欢迎蒋介石？”那女人说“那是解放前的事，那是学校组织学生到路两旁欢迎的，我看都没看到蒋介石。”“你这个混蛋居然敢去迎接我们头号公敌蒋介石，还狡辩。你这个特务。给我狠狠的打。”一声令下，那些手持皮带、棍棒的学生一股脑的向那女人身上砸去。一阵阵刺耳的惨叫声不绝于耳。我看不下去了，我想走可又不敢走，我往洪的身后躲。
一个学生拿着木棒向那女人后腰砸下，扑通一声那女人摔在我的跟前。我刚想扶她，洪一把推开我。一个学生抓起那女人的头发往上拎，她的头抬起了。啊！我看清了原来她曾是我的班主任王老师，小学二年级时她教过我们算术，她和蔼可亲，和我们一起过队日。
她曾给我们讲故事。有一个故事我至今还不忘，说的是镇反时有个女特务把电台藏在高跟鞋的后跟里和台湾联系。然而今天这个满脸青肿、嘴角流着血，我的老师就是那个女特务吗？
我不敢直视她的眼睛，我不知她还认不认得我了？我尴尬极了，她会以为我和群专是一伙的呢。那些打人的学生中有的可能还是她的弟子呢？在那个心灵扭曲的年代，学生打老师下手又黑又狠的，他们认为这就是革命，这就是保卫红色江山。
天刚蒙蒙亮我就急急忙忙的逃离了这座“白公馆”。
以后洪再让我去我说什么也不去了。
我永远都忘不了王老师那双幽怨疑惑的眼睛、那阵阵刺耳的惨叫声、那昏暗的灯光下弯曲的身躯。以后在路上远远的见到她我就急忙躲开她，我觉得我在她的面前是有罪的，虽然我没有动她一个手指头，但因为我看到她在受折磨，而我却无能为力帮她解脱困境。对于一个13、4岁的孩子又有什么办法呢？
哦，三十多年过去了，不知道王老师还健在吗？恐怕也是70多岁的老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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