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17日，是我研究生毕业的日子。这一天，我已经期盼太久了。当火车开动的那一刻，我给同门小薇发去微信：“走了，车开了。”她回复：“走吧，3年了，终于解脱了，以后我们都会越来越好。”
南方的梅雨季，车厢里人潮拥挤。正望着车窗上被风吹得斜向后流去的雨滴，突然感到手机震动，打开一看，是辅导员在年级群里通知“21日举行毕业典礼”。我烦躁地关掉手机，塞进包里——这场毕业典礼，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参加（小薇也是），不去的理由只有一个：不愿意再见到我们称之为“老板”的导师。
几天后，小薇发来消息，兴奋地告诉我：在毕业典礼上，其他学生都在和自己的导师合影留念，只有她满场乱转，寻找我俩的身影，遍寻无果后，还对辅导员大发脾气。
我哈哈一笑，回复了两个字：“活该。”
1
我曾经在心里无数次地幻想：在毕业答辩那天，当评审老师宣布我审查合格，准许毕业的时候，我将会是怎样的兴奋与激动。然而在现实中真的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却心里没一丝波澜，平静到自己都有些意外。
毕竟，临毕业前3个月，我还在被导师威胁延期毕业。
被威胁延毕的原因，说起来匪夷所思——我又一次因为打扫办公室卫生不彻底而被挑毛病。导师将我喊到办公室，指着水杯底部的一个指纹印问我，“为什么不清洗干净？”我习惯性地向她认错，道歉，告诉她我下次会注意。那阵子我正因为毕业论文忙得焦头烂额，实在没有多余的力气去应对她的无理指责，反正这样的事情也不是一回两回了，无论我做得好坏，她总是会挑出些毛病的。
也许是我稍显不耐烦的态度激怒了她，突然间，她将水杯重重地砸在桌上，开始厉声数落我的不是。从我打扫卫生不认真，到我写的论文像垃圾，再到我的态度问题，最后又重新提起了我研一时想要换导师的事情——提及此事，她内心的怒火再次被彻底点燃，她恶狠狠地看着我，说道：“你延毕吧！”
这四个字犹如一道惊雷从我的脑中劈过，泪水瞬间夺眶而出。我深知这3年来她想尽办法漠视我，打压我，辱骂我，这些我都认了，也都受着，全是为了可以顺利毕业的这一点希望。如今我绝不能连这点希望都失去。我颤抖着声音向她连声道歉：“对不起，林老师，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保证我绝对不会再有下一次，请不要让我延毕，我承受不住。”
“什么叫你承受不住？承受不住怎么办？你要怎么办？跳楼吗？咱俩一块跳吧，好吗？还是你要到医院去，开个抑郁证明，啊？你是在威胁我吗？”她厉声说道。
我用尽全力压制住自己的泪水，平复自己的嗓音回答她：“我没有！”
几分钟的沉默过后，她抬起头告诉我：“我再给你1个月的时间证明自己，做不好的话，你知道后果——我说得不仅是打扫卫生的事儿，听懂了吗？”
我连忙点头：“听懂了，谢谢老师。”
她不耐烦地摆了摆手，示意我出去。
我不知道自己那天是怎样从办公楼回到宿舍的，恐惧使我的身体止不住地颤抖，我感觉自己好累，累到了极点，我用尽全力爬上床，任凭泪水落下。
上一次我这样哭，还是研一的时候。
2018年9月16日，我带着录取通知书来到学校报到。学校里到处是红色横幅，上面写着“欢迎新同学”，一片喜气洋洋。4个多月艰难备考后的成功上岸，继续攻读医学技术类方向，我对自己的研究生生活充满了期待。
办理入学手续后，我第一时间联系了我的导师。读研阶段，导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仅手握学生毕业的“生杀大权”，更影响着我们在校时的研究方向、实验项目内容、奖学金评选、学术成果发表等方方面面，有些导师甚至能够在弟子求职时依旧“余威尚存”。因此，我在暑假便专门跑到学校提前准备，本已经跟一位老师取得了联系，确定开学进入他的“门下”，但谁知，这时他却告诉我，今年他组里已经招了一个女生了，需要再招一个男生，不能再收我了。为了表示歉意，他将我推荐给了我后来的导师——林教授。
我对林教授的研究方向兴趣不大，但所有导师的学生名额几乎都满员了。无奈之下，我只得妥协。
我和林教授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她的办公室。我去时屋门大开，她正坐在一张宽大的红木办公桌前对着电脑敲击键盘。我敲了敲门，说了声：“老师好，我是刚刚跟您联系的王欣。”她头也没抬只回复了一个字：“进！”我慢慢走到她身边，约莫等待了有2分钟，她才停下手中的工作，抬头看了我一眼后让我坐下。
林教授留着干练的短发，带着一副半包边的眼镜，言语犀利简短，没有多余的废话。我们之间的交流很短暂，她就问了我两个问题：一是，你能不能吃苦？二是，你每天睡几个小时？也许是被她的气场吓到了，我结结巴巴地回答道：“我、我能吃苦，不怕吃苦，我每天睡、睡大概7、8个小时吧。”
她没再说话，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让我先到门外等着。等待期间，屋里断断续续传来她讲电话的声音，具体说了什么我不得而知。挂了电话之后，她再次喊我进去，说：“我给你一个微信，你去Z大找这个王教授，跟他见面聊聊，具体他收不收你，看你自己。”
Z大是本省最好的985大学，很多科目在全国都首屈一指，科研排名更是甩开我们学校不知几条街。这是她不收我的意思吗？让我去Z大？Z大的教授能要我？带着满腹疑惑，我战战兢兢地联系了那个王教授。当时接近中午，路上有点堵车，我怕打扰了老师午休，便在微信上表明了歉意。他很快回复：“没关系，慢慢来。”这友善的样子，跟凌厉的林教授大相径庭，让我有点出乎意料。
与王教授聊完之后，我感觉他的研究方向对我来说实在太难，心里有点犹豫。正当我思考怎么回复时，微信提示我已经被拉进了课题组群，群里涌现出一条条的欢迎新人进组的消息。着急寻找导师的焦躁夹杂着Z大这所顶级高校的光茫，让我一瞬间冲昏了头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进了组。
2
几天后，研二的许妍师姐将我拉进了另外一个课题组的群，群名显示，这是由王教授和林教授共同管理的实验群。我正奇怪为什么两位老师会有一个共同的群组时，微信提示音响起，有人在群里@我，让我第二天下午去实验楼整理材料。
那天我第一次见到了课题组里的所有人，也慢慢厘清了两位老师之间的合作关系：凭着强硬的人脉后台一路坐到院长位置的林教授，这些年工作重心一直放在行政上，科研方面建树寥寥，她本人也越来越无心无力去钻研。听师兄师姐们吐槽，如果按照科研实力排名，林教授一定是垫底的。至于王教授，许妍师姐告诉我，他去年刚刚被聘请回国，迫切地需要做出成果，好能在藏龙卧虎的Z大站稳脚跟，他既需要人力来帮忙干活、做实验，也需要资金与项目的支持。
各有所长的两人一拍即合，各取所需——林教授这边借着行政权力和带的学生，支援王教授的教研，而王教授则以科研成果回报，但苦的是本校和Z大之间两边跑的学生们。课题组里的每届学生都被林教授要求去Z大“学习历练”至少3个月，而我作为王教授面见过的“亲”学生，更是要长期驻扎在Z大。
尽管如此，我还是对未来的研究生生活抱有无限期待。毕竟那里是Z大啊！学生都是千挑万选的优秀人才，能够和他们一起学习、共事，我一定会进步的很快吧。我甚至觉得，只要自己足够努力，3年内发一篇sci应该不是什么难事。退一万步说，就算最后没有文章，但是能够在Z大“熏陶”3年，想来也是一件受益终身的事了。
可事情并不如我所料，此后我每次去Z大，都在干杂活，不是搬桌子，就是打扫卫生，要不就是“奉命”去结识隔壁实验室的学生，美其名曰“扩大人脉，掌握动向”。虽不情愿，但考虑到王教授的实验室目前正处于搭建阶段，起初我并没有多想。
我第一次意识到事情不对劲，是因为我的“校外导师师生协议”被Z大行政部门驳回了。
按照我们学校选导师的制度，每个研究生都可以选择一位校内或者校外导师，但选择校外导师的同学，需要额外签署一份师生协议，协议上要注明在读研期间，校外导师会对学生的学业和科研负责，并按时出席开题和毕业答辩。这份协议不仅需要导师本人签字，还需要其所在工作单位的盖章。与此同时，选择校外导师的学生，仍需要有一位校内导师，算作校内的学业负责人。按照我目前的情况，我的校外导师就是Z大的王教授，而校内挂名的导师则是林教授。
然而，当我拿着这份协议去Z大盖章时，负责的老师告诉我，Z大没有收到“联合培养”手续，这种情况下王教授收我进课题组，纯属他的“私人行为”，和学校无关，所以这个章不能盖。王教授的助理拉着负责人争论了老半天，最后这个章也没盖成。
我联系本校教务处老师说明了情况，询问后续处理方式，只收到回复说：“那就不交（校外师生协议）吧。”这件事之后，“私人行为”4个字就一直缠绕在我心头，想起师姐们之前说的老师之间的利益交换，我隐隐有了些不好的感觉。
很快，我迎来了进组后的第一次训话。
当天，我正在帮博士师姐收集实验材料，协助进行受试者的采血工作。工作结束后，下午就收到了林教授通知我去办公室找她的微信。小薇偷偷告诉我，是另一个研一的同门张丽，举报我和师姐干活儿不认真，一直唠闲话，让我去见导师的时候小心点。
见面后，林教授不问缘由，劈头盖脸将我数落了一顿，随后说：“你以为你签到王教授那里，就只归王教授管吗？错了！咱们两个组是兄弟组，我也是你的导师，明白吗？两边的活儿都干干，多学学，是为你好，不要每天就知道偷懒！”直到我低头认了错，才被“大赦”出来。
回宿舍的路上，我想明白了林教授的意思：名义上我是王教授的学生，但也只是个没有经过学校认证的“黑户”，实际上我归两位导师“共同所有”，两边的课题组的活儿我都要干，两位教授的话我都要听。今天的数据收集是林教授这边的工作，她是怕我“厚此薄彼”，不用心做事，这才要“提点”我。
在此之后，这种一仆侍二主、夹缝求生的日子成为了我的日常。
因为专业的特殊性，我研一的课程相对较多，不单要应对理论课，还要上许多的实验课反复实操训练。但王教授规定，课题组里外校的学生，只要是没课，都必须待在Z大的实验室里，还让我们上交了各自的课程表，让师姐监督我们的“到岗情况”。
从那之后，同处研一的我和小薇，每天开始骑着共享单车往返于两所大学之间。到了Z大，我俩也经常面临设备准备不充分、实验实验无法开展的情况，只能在实验室看文献。不过实验室里人声嘈杂，看文献的效率并不高。
我们学校下午1点开课，Z大实验室规定中午12点之后才可以离开，于是我俩经常上午在学校上完2节课后骑半个小时单车奔往Z大，看上不到2个小时的文献，又要骑车回来继续上下午的课，根本来不及吃午饭。我们被这样的规定折腾得精疲力竭，但都敢怒不敢言。
很快，我发现两边人际关系的复杂和微妙，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不仅导师们逐渐展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专制与无理，师兄师姐们也是极难相处。明面上，两个课题组都在一个实验室工作，但是暗地里的“学术鄙视链”，隐隐地刺伤着我们这些“外来户”。Z大的同门始终瞧不上我们，态度一直高高在上，我们在人家的屋檐下做事，也不得不低头，每次只要实验出现了任何差错，一定都会算在我们头上。
一次，Z大博士一年级的师姐教全组学习使用移液器的时候，因为手不稳，一下子污染了好多个吸头（每个吸头大概两毛钱）。王教授到实验室的时候，我刚好就站在那堆吸头前面，当场就被他数落了一顿，还被定义为“最差的学生”，甚至被警告“如果下次再这样，浪费的耗材由你补上”。我有口难言，只能受着，那个师姐却在此时事不关己地附和道：“接下来实验室一周的卫生由你打扫。”
还有一次，王教授安排另一个博士师姐去机场给一位专家送资料，但是她推说自己有实验没完成，离不开，强行将这件事塞给了我。因为当天有课，我拒绝了，她却很强硬：“这我不管，你要是不去的话，就去跟老师讲吧，让他再安排别人去。”
我只得翘了课去送资料，但还是得罪了这位师姐，她不仅朋友圈屏蔽了我，就连微信消息也经常故意不回。慢慢地，我意识到，整个课题组都是在为这几个博士师兄师姐们服务的，毕竟他们才是写论文的主力，我们这些啥也不懂的新人，只能打好配合。他们对刚刚进组的新生最大的要求，就只有乖乖服从命令。
但最让我心累的，依旧是和导师们研究方向不对口的情况，师姐们安排我看的文献中有许多专业知识都需要我重新学起，这让我倍感压力。
一切都与我的想象背道而驰，我开始感到疲惫，厌倦，力不从心，第一次萌生了想要逃离的想法。
3
我不记得是听谁说起过，签了导师之后的1个月内时可以申请更换。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换导师”的想法就在我心里生了根，越扎越深。
那是我第一次跟着师姐去动物房学习老鼠跑台实验，她发现其中一笼里有几只老鼠没有断气，但躺在笼子里不怎么活动。我没有经验，问师姐：“这几只还能跑吗？”师姐说：“不要紧，拿出来跑跑吧。”但是拿出来后，这几只老鼠依然没有什么反应。在征求了师姐的意见后，我又将它们放回了笼子，但第二天这几只老鼠就断了气。
林教授知道老鼠死了后很生气，向师姐询问缘由，师姐没有直面回答，只说：“我昨天带着王欣去跑老鼠，她第一次，不太会，可能手重了，不是故意的。”我百口莫辩，也不敢当着导师的面和她争执，只能憋着气扛下了这个雷。林教授就在课题组群里公开宣布，不允许我再进动物房，不允许我再接触动物实验。
这些不愉快积攒起来，让我做出了一个懊悔终生的决定。我将换导师的想法告诉了当时无比信任的金宇师姐——她是林教授最喜欢的学生，也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我们班的班导。为人圆滑，八面玲珑，处理起所有事都游刃有余，平时可以一边享受着林教授的庇佑与偏爱，一边在私下狠狠地吐槽林教授管理上的专制与科研上的白痴。
得知我的想法后，金宇没有一丝犹豫地支持我做这个决定。她告诉我，这个课题组不是什么好地方，能走就赶快走，又建议我先去找辅导员说明情况，还向我推荐了另外一个导师，方教授。
方教授很快答应见我，耿直又单纯的我当面直言道出了自己的种种委屈。方教授静静地听我说完后，屏退了身旁的其他学生，留下我一个人单独谈话。她说，王教授和林教授有很多她没有的实验项目和人脉资源，如果我到她这里，一定会后悔的。她劝我留在现在的课题组，还安慰我说，所有的挫折都只是一时的。她言辞恳切，目光温柔，和我的导师们形成鲜明对比，让我产生了强烈的信任感，我答应她会重新考虑。
从她那里出来后，辅导员也找了我，耐心地告诉我，本科和研究生的生活本身就有很大差异，我服务于2个老师，往返于2所学校，还要应对日常的上课和考试，一时之间不适应是很正常的，等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发现，大家的生活都差不多的。
仔细思考方教授和辅导员的话，我觉得也有道理，也许真的是自己想多了，只是眼前一时不适应。而且，Z大的光芒还在我心头萦绕，导师们手里的科研项目听起来也确实高大上。思虑再三，我决定留在原本的课题组里好好学习，好好做科研。我安慰自己，即使前路艰难，但也许会磨练出一个更加坚强的我，不走到最后，谁又能判断这一切到底是福是祸呢？
调整好心态后，我不再东想西想，还买了2本跟项目相关的书籍，打算从头开始学起。我给辅导员和方教授发去了微信，告诉了她们我的决定。
就在我慢慢追赶大家的脚步、觉得一切都重新有了奔头的时候，一件意外让所有的事情急转直下。
一天晚上，林教授找了我。她一反常态，笑眯眯地看着我，轻声让我坐下，然后温柔地询问我最近怎么样，生活和实验都是否顺利。
我有些疑惑且尴尬地点了点头，随后她的脸色一变，问道：“你对我那么有意见，为什么不直接找我说呢，你去找别的老师讲是什么意思？”
我顿感惊慌，不知所措，她接着说：“咱俩是老乡，你知道吗？”
我点了点头。
“看在咱俩是老乡的份儿上，我再给你个机会——你不要在我们课题组了，这里不适合你，我把你推荐到北京去吧，那里有一个老师，跟你的专业一致。你考虑一下，尽快答复我。”
说完，她不给我任何辩解的机会，就让我出去了。
在回宿舍的路上，我整个人都是懵的。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金宇师姐打来电话，她告诉我，是方教授跑去林教授那里将我想要换导师并且私底下联系过她的事情全盘托出！
这个消息就像是一击重锤，将我钉在原地。一时间，所有的情绪涌上心头，彷徨，无助，惊恐，迷茫，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失魂落魄地回到宿舍，我看到微信里的消息显示，我已经被王教授移出群聊。
第二天，一个研三的师姐找到我，告诉我，北京不能去，去了之后就永远毕不了业了。她说前几年也有个学生跟我一样被林教授推荐去了北京，但那边课题组的成员都很难相处，她无论如何都融入不进去，工作量也是多到脚不沾地，还要天天被骂，最后也是延期1年才毕业。师姐说：“林老师什么样，想必你现在心里已经有数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北京的那个是她的朋友，你想想会是什么人呢？其实林老师就是觉得你让她丢了面子，你就多找她两次，跟她道歉，这件事就会过去了。”
我照着师姐说的，几度前往林教授的办公室向她道歉，每一次都被她羞辱一番后灰溜溜地走出来。我至今都记得她那洋洋得意又高高在上的模样——背靠在宽大的办公椅上，两手端着一个透明的水杯，翘着二郎腿，斜着眼睛看我：“你不用跟我道歉，你这样的学生我教不了，你走吧，方教授那里不要你，北京你也不去，我这里也不要你，你去找别的老师吧，好吗？”
随后她起身在身后的柜子里拿了几本书，翻了半天之后，又说：“你也不想想，我是院长，从我这里退出去的学生谁敢接着？这个学院里看不惯我的人多了去了，可是他们照样得听我的。”
整个过程，我始终低着头强忍着泪水，两只手无力地揉搓着衣角，我感觉自己的自尊和脸面被她踩在地上狠狠地践踏，从来都没有那么无地自容过。
事已至此，我自知在她这里事情已经没有转圜的余地，便也不再卑微地乞求她的原谅，我抬头对她说了句“对不起，打扰您了”，然后就离开了。
4
几天之后，辅导员带我去见了学院书记，那是一个年近半百的中年男人，面容和言语都慈祥和蔼。他没有批评我的不是，反而安慰我说，像我这样大的孩子，尽管年纪成人了，但是心理还不成熟，年轻人犯点错误很正常，让我不要放在心上，还说我的情况他都了解了，学院会解决的，让我安心等消息，不要想那么多。
很快，我收到了林教授的消息，她推给了我一位校外导师的名片。那位沈老师恰好是我本科一个师姐的导师，那个师姐比我高一年级，也考到我现在的学校读研。我去找她打听，她说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不建议我转来，还提醒我说，相比林教授，沈老师对学生的过分程度有过之无不及。
“沈老师也是个很不讲情面的人，我之前因为实验的原因一年多没回过家了，就找了个周末，没告诉她，偷偷跑回了家。结果她发现了，打电话过来骂我，说我不尊重她。那时候我刚到家，行李箱都没打开呢，就又拎着走了。我回来之后，她好长时间都不见我，奖学金申请表也不给我签字，我今年没有奖学金你知道吗？”
师姐又给我推荐给了一位外省的许教授，加上许教授的微信后，我直接提出想请他做我的导师。他说微信里说不清楚，想跟我见面聊。
在我准备去见许教授那天早上6点多，方教授打来了电话，直接告诉我，她在学校东门等我。我推辞不过，穿上衣服去了。她开车载着我，和她学生、我同门一个研三的师姐和张丽，去她家一起熬制阿胶，整个过程中她都在如慈母般地开解我，但她的每句话在我听来都充满了虚伪和鄙夷，我想不明白她在出卖了我之后再这样做到底是什么意思。
下午回来之后，我带上简历和所有的资料，踏上了前往外省的火车。我一路祈祷，希望此行一切顺利。见到许教授之后，一切都如我希望的一般顺利，他当即答应收我，也帮我签了导师同意书。
我满心欢喜地踏上了回程，路上我给沈老师发去消息，感谢她给我机会，但是我不打算去她那里了，并且表达了我的歉意。接着，我几乎同时收到了两条消息，一条是来自沈老师的“知道了，没关系”，另一条是来自许教授的“抱歉，我不能收你了，你另找他人吧”。
我盯着这条信息看了好久，才想起来给许教授回微信和打电话，但都没有收到任何回复。我呆坐在人潮拥挤的车厢里，听不见周围的任何声音，也看不清周围的一切，我仿佛置身巨大的漩涡当中，滔天的水力裹挟着我的全身，让我喘不过气来。泪水瞬间夺眶而出，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爬上了3层的卧铺，只记得自己哭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回到学校，学院书记再一次找我，告诉了我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在我走后，许教授联系了我们学校的张教授打听我的情况。两人师出同门，又是多年的好友，而那个张教授跟出卖我的方教授在同一个办公室。可能许教授知道了我的情况后，不愿意趟这滩浑水。
我只能叹气，我以为所有被称为“老师”的人都是好人，他们会像课本里介绍的那样永远以学生为中心，我从来没想到，老师和学生之间也是会相互算计的。
就在我焦头烂额之际，张丽也找了林教授，提出要换导师。辅导员找到我，质问我为什么要把张丽搅进来。我百口莫辩——这个时候最不希望节外生枝的人应该是我才对啊，为什么会怀疑我呢？后来小薇告诉我，可能因为我跟张丽要换导师的事情让辅导员被领导骂了，所以辅导员才会拿我撒气。
张丽和小薇比我进组早，早在暑假期间就已经开始帮忙干活了。张丽这个人爬高踩低，总是有意无意地排挤我。不过她确实努力，甚至努力得都有点过了头。这次她提出换导师的理由是扛不住课题组的压力，想换个环境。林教授大发雷霆，将她骂了一顿，之后张丽跟了沈老师，听说她换了导师后日子也不好过。
那一个月，我每天浑浑噩噩地去上课，下课就躲在寝室不出门，既不敢去图书馆，也不想在校园里多逗留。每次出门我都害怕见人，更害怕同学之间聊起导师的话题，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也说不出口那句“我没有导师”。没有导师，就意味着没有课题组，没有实验项目和经费，没有理由进实验室，更没有同门。我觉得自己丢脸到了极点。
在我行尸走肉般的那段日子里，从每一次和舍友、“前师姐”、“前同门”的交谈和哭诉中，我渐渐整理清楚了自己的处境——
舍友小李在入学之前就把学校里所有的导师都打听了一遍，她一开始就知道最不能选的就是林教授；金宇师姐之所以会给我推荐方教授，是因为她研一的时候也想过换导师，也找过方教授，只不过那时候方教授没有出卖她，她才以为方教授可靠；而这次，我赶上了方教授的亲戚想要进学校工作，需要林教授帮忙推荐，所以她才会去向林教授求助，并且顺带“帮”我说了几句话（那天在她家里做的阿胶，就是要送给林教授的）；而林教授能有今天的院长位置，完全因为她当年的导师是我们现在的校长。
我想起了第一次正式去Z大实验室见王教授的时候他对我说的话：“你记住了，你来这里不是来读研的，你是来上班的，这里就是一个小型社会，这里没有你的师兄师姐，有的只是你的同事。”
当时我还不是很明白，但我现在明白了。我想，如果这是一场宫斗戏的话，我一定是死得最惨的那一个吧。
5
12月11日晚上，正在上课的我收到了金宇师姐的消息，让我到林教授的办公室一趟，我不敢耽搁，当即溜出教室。
见面后，林教授直接问我：“想清楚了没有？”我点了点头。然后她指着金宇师姐对我说：“以后你就跟着她，有什么事情你都找她，不管是生活还是学习上的，你不要找我，我没有空管你，我很忙的，听清楚了吗？”
从办公室出来后，金宇师姐告诉我，这是书记的意思，让我还是跟着林教授。她拍了拍我的后背说：“没关系的，先去上课吧，以后有什么事找我就行了。”
从被发现要换导师开始，折腾了这么一大圈，我还是回到了原点，心情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自寻苦果后免不了被针对，从那之后，“老板”对我的厌恶毫不收敛，很多原本属于我的科研机会一再被剥夺，但干杂活、打扫卫生却几乎次次有我。有时候，我甚至不觉得我和小薇是来学习深造的，我们就像丫鬟一样被她支使。我常觉得自己少学了很多知识，也没有获得真正的锻炼机会，每天都在体会得罪导师之后的代价。
2019年，研一下学期，李师姐让我准备林教授下学期给本科生讲的课程。这是课题组一直以来给本科生讲课的课时任务，每年都是由研究生代讲，以此锻炼我们的能力和胆量。当时小薇已经接下了另一个师姐负责的实验课，所以这门理论课就“传”给我了。李师姐即将毕业，她提醒我提前备课。
为了尽可能做得完善，我花了1个月的时间准备，所有的PPT和课程资料整理妥当后，老板一句话就让我的努力变得毫无意义——她在开组会的时候，让我把所有课程资料都给其他人，不用再负责这件事了。
不仅如此，她像是后悔留下我了一样，一直在找各种机会想把我丢给其他项目组。
6月，北京某个研究机构需要2名学生去帮忙做项目，这是个每年都有的常规合作。按照惯例都是派研三的学生，如果表现好的话，就有机会留下工作。但这一次，老板找到了研一的我。
那天我收到她的消息后就赶去了她的办公室，在门口正好碰见她和新调来的书记。看见我之后，她开门见山：“告诉你一个事情，是个好事儿。北京那边呢现在有一个工作机会，我打算派你过去，你到那边之后要好好学习，以后你的研究和你的毕业呢就到那里去完成。具体的事情，你听这个老师的安排。”她指了指新书记，然后就离开了。
随后，新书记跟我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我似懂非懂地听着，快结束的时候，书记问我：“你愿意去吗？”
我不愿意，可是我不敢说，就犹豫着没有回答。
见状书记又说：“那这样吧，你先回去想想吧，咱们再联系。”
我回去之后打听了一圈，要到了一个研三师姐的电话。那个师姐当时就在北京的那个机构里实习，她告诉我，学校派来的学生在这个机构里做的都是些办公室跑腿打杂的活，很难接触到项目，更别说用人家的项目毕业了。我当即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
新书记看出了我的不情愿，所以在我走后就让辅导员帮忙找了其他学生，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一次组会上，老板想起了这件事，问我进展到哪一步了，我回答书记找了其他学生去了。她当即脸色一变，大声说道：“那你是干什么吃的！自己的事情自己都不上心，你将来能成什么事！猪脑子吗？送到手的机会都不知道把握！你是傻子吗？”
我没说话，忍了下来。反正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我早就在各种大事小情发生之后，习惯了她指着我的脑门问我“你是傻子吗”。
9月，研二刚刚开学，我协助师姐开始准备队列项目，在组会上听师姐汇报了项目情况后，老板瞟了一眼坐在角落里的我，丢下两个字：“换人。”散会后，师姐又找到我，告诉我还是正常跟进项目，只是项目书上需要划掉我的名字。我不想说话，只是点了点头。日复一日，科研和各种杂事，我都照做不误，但都没有得到过任何的肯定，甚至会被抹杀所有付出的痕迹。
月底，老板又一次找到我，说准备将我送出去锻炼一下，去的地方不远，就在周边的一个县。我需要在那里独自完成毕业论文，包括选题、实验设计、人员和设备安排、数据收集等，基本就是我的毕业设计她不准备管了的意思。
结果，项目合作方在看了我的简历之后，以我是个女生为由将我拒了，因为他们机构里全是男生，我一个女生过去有点不方便。为了不驳她的面子，人家答应在年后让我过去帮忙。但过了年就出现了疫情，这件事也就没有再被提及。
6
疫情像是一个缓冲，让我有了短暂的喘息空间。但为了毕业，文献和实验是躲不过去的。
再次开学回到课题组的时候，老板进行慕课改革立项，在组会散会回宿舍的路上，小薇给我看了微信——老板新建了一个教改的群，课题组上上下下十几个人都在群里，唯独没有我。
慢慢地，老板开始觉得就这样“架空”我让我闲着有点太便宜我了，于是每隔几天她就会发一些公众号的文章给我，让我做成PPT。最过分的一次，我熬了一整个晚上做了100多页的PPT，她连看都没看过。
开组会的时候，只要她想骂我，任何事情都能成为借口，比如凳子多搬了一张，关窗户的时候声音太大，空调的风叶没有向上折等等。很多无关紧要的小事，她都能揪着不放，骂我白长了个脑子，啥都干不好。任何时候她看见我，望过来的永远是一双白眼。她曾经以我打扫办公室不认真为由，让我连续打扫了4个月的卫生，期间有一次，她将我喊到办公室，让我帮她打理绿植，我蹲在地上整整干了2个小时。一次下雨天，我得跑到医院里花一上午的时间去帮她买药，还得去她儿子的学校帮忙取作业本。她会将自己穿过的旧拖鞋送给我，说这些都是大牌，让我别客气。
小薇的日子也并不比我好过，组里所有跑腿、卖力气的活基本都是她干。她跟我说过，研一刚开学不久，有一次为了帮老板搬东西，在办公楼4楼与停车场之间一共往返了7趟，最后连声“谢谢”都没有听到，还被指责办事不细心碰坏了东西。取快递也是小薇的工作，有次不知道是谁给老板寄了两大箱水果，小薇搬不动，无奈之下打电话让我去帮忙，我们俩一人搬着一箱水果，从学校的西门到东门，一路走走停停，好不容易扛上了4楼，老板就只回了3个字：“放那儿吧。”小薇陪着老板出去录制视频课，录制过程中因为老板自己背稿子不顺利，导致录制几度暂停，小薇就成了出气筒，被她当场责骂“办事像个蠢货”。
印象最深的一次，小薇给我打电话，哭得很大声——她替老板给本科生上课，因为不熟悉实验仪器，课程也有些难度，所以提前联系了另外一个课题组的师兄前来帮忙，但是课堂上的一个仪器还是出现了故障，导致几名同学的实验未能完成。下课之后，老板当着师兄的面，指着小薇鼻子骂道：“废物！”
这件事之前，老板曾多次将小薇和师妹们一起喊到办公室，让师妹们说出小薇的缺点，再对小薇大声责骂。师妹们非常清楚我和小薇在课题组的地位，指责小薇的时候毫不留情。
我常常在想，即便做的真的不好，我们这些能力有限的人，是不是也不应该被这样对待？更何况，这些杂事，真的是我和小薇的工作吗？
经过几年的折磨，我发现老板最在意的只有一件事：在课题组里，她的权威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挑衅，所有人都必须对她的命令言听计从。什么学术和科研，在这条“铁律”面前不值一提。
金宇师姐毕业的时候，我恭喜她终于离开了这个畸形的课题组。她毕业之前，因为论文写得不顺利，心情焦灼，而老板却接二连三地给她派各种任务，终于有一次，她没忍住脾气，指着其中一件事，跟老板直言没法办。
这件事之后，金宇师姐被老板移出了各种项目群，在组会上，老板也不再对金宇师姐好声说话了，甚至曾当场让她离开。金宇师姐找的第一份工作也被老板的一个电话搅黄了。其他师姐也遭受过这种待遇，因为反驳拒绝了老板的要求而在组会上被她无视，散会后也在组会群里被挑毛病针对。
坦白说，如果导师真的能在科研方面给我指导和领路，那我觉得即便态度不好或者帮忙干点杂活，也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实际情况是，她无法解决我在科研方面的任何困惑，这让我觉得自己曾经为了考研而付出的努力就是一个笑话。
研一上学期，我还是个科研小白，老板让我讲一篇IF十几分（文章是从基因层面论述的，对研一的我来说真的很难理解）的文献，组会上我直接说出了论文中有一些地方我没看懂，希望她给讲解一下，却被她劈头盖脸一顿臭骂。过后金宇师姐跟我说，那是因为老板自己也不懂，我提问只会让她下不来台。
我和小薇合写了论文，请老板修改，她骂我们写得像狗屎，却不说到底是哪里写得有问题。师姐们开题答辩的时候，别的老师都在针对实验思路和设计点评，我们的导师却永远只会盯着看PPT是否精美、字体大小是否合适等无关紧要的问题。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同门之间也只能心照不宣，装聋作哑。每个人的日子都不好过。除了老板的学术能力不容置疑之外，组里的不公平大家也都已经见怪不怪了。当师兄师姐们写论文投期刊时，我和小薇一起帮着从几千篇文献中筛选出来几十篇，还参与了一部分的论文撰写，但在文章发表时，我俩的名字从没有出现在作者栏一次。
时间久了，面对组里的压抑气氛，大家也都麻木了。这一切让我筋疲力尽，毕业是我唯一的指望。
7
2020年11月，所有人都在忙着写毕业论文的时候，老板以“历练”我为由，将我派往一个公司“打白工”了1个月。期间，我每天早起搭最早的那班地铁出门，奔波一天之后，再搭末班车回学校，每日光通勤就要4个半小时。
身体上的疲惫并不是最让我痛苦的，精神上的折磨才最致命。共事一段时间后，一次聊天之中，那个公司的直属领导向我透露，我之所以被派来充当免费劳动力，是因为林教授想要接他们公司的一个项目，双方谈了很多的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林教授需要提供必要的“人员支持”。
对于这种被喊来喊去打杂的情况，我已经习以为常，懒得计较了，我只想好好写论文，顺利毕业。但没想到，我本打算写论文用的实验数据，因为老板的一句话，全部转给了师兄写论文用了。然后，她以“实验数据不充足，不足以支撑两篇毕业论文”为由，让我再重新开始做毕业设计——那个被换走的项目我跟了2年，马上要结题了，之前的辛苦就全白费了，所有的一切都要重新开始。
那一刻，我真的心如死灰。
这次，老板给我换了个完全不同方向的研究项目，因为涉及我在基因层面的知识盲区，我又需要重头开始学。在某天轮番被她和师姐责骂之后，我在一个饭局上当着正在协助项目的公司领导的面哭了出来，毕业的无望，让我感到深深恐惧。
即便我已经被踢出了之前跟进的项目，在师兄向老板做结题汇报时，她还是将这个项目的主要参与人员都骂了一顿，尤其是我。接到老板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外面工作，一顿痛骂之后，我还没缓过神来，就又收到了博士二年级师姐的微信电话，质问我为什么上午的论文会议没有参加。
自从把实验转给师兄、开始新实验之后，负责指导我毕业论文的人就换成了这位师姐。我说：“师姐，林老师最近让我在外面帮忙干活，我跟你说过的，我白天真的没有办法参加会议。”她冷冷地回道：“反正开会讨论的是你毕业论文的事情，你自己看着办吧！”说完就挂了电话。
在老板让博二师姐负责指导我之前，我一直觉得她算是课题组里讲道理、热心肠的人，永远笑眯眯地讲话，还曾多次跟我说，如果生化方面有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问她，千万别客气。
在我们这次密切沟通之后，我才发现她是个那么难说话的人，架子派头都足得很，对于我的所有询问都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答，看似经常找我开会讨论我毕业的事，实际上却没进行过什么学术上的交流，每次讨论我的论文，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就连我写完综述后请她修改，她也只会指出我的错别字，或者让我写得再长一点。写论文的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晚上都熬到凌晨1、2点，长时间盯着电脑，眼睛痛到睁不开，也不敢哭，哭了只会更痛。
我不敢去想象，如果真的不能按时毕业，后面的日子要怎么熬。这个压抑的课题组，多待一秒都会让人窒息，组里面有太多的无理的规定，比如组里所有人之间不许称呼“师兄”“师姐”，都要直呼姓名；手机要永远开机，微信要秒回；群里面除了回复“收到”，从来不能有任何其他交谈；每个人要定期去结识别的课题组的学生，并且要添加对方的微信；老板办讲座，需要人撑场面的时候，每个人要再带3名自己的同学去，如果带的人不够，就会被骂；组里进行实验所需要的设备，基本都靠借；每个人都有的3000元实验经费也不能用于科研，至于这笔钱都花到了哪里，我至今都不知道，唯一意外得知的一件事，是一个师妹曾经买过一副羽毛球拍，走了我的账……最重要的一条规定是，不许谈恋爱。老板还会不时地挨个询问组里我们每个人，让大家说出其他人的优缺点和最近在做什么，这种例行公事必须回答的问询，常让人有一种互相监视的感觉。
在课题组里待得久了，我的心开始变得坚硬，我慢慢地学会了揣度人心，不敢再去轻易地相信他人，从自己嘴里说出的每一个字都要再三思考。我变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总觉得每一个人脸上的笑容背后都藏着另一层含义。我开始强迫性地反复核对自己做过的每一件事情，确保万无一失。
在被老板威胁延毕之后，每一次单独见她，我都会打开手机录音，我不知道自己这样做到底有何意义，因为即使她真的不让我毕业，我也没有勇气将这些散布出去。我从来都无意伤害任何人，只是想保护自己。
但不管导师如何打压我，我还是想证明自己的能力，我不想因为她的压迫而就此放弃自己。我认真阅读文献，认真学习，积极地在投入到实验之中。
我还记得自己读研阶段的“高光时刻”——一位新加坡高校的教授被请来指导线上虚拟仿真实验，在最后的交流提问环节中，我指出了一个核心问题，说完之后，那名教授当即竖起了大拇指，他说我的问题问到了关键，这个问题目前正是他手下一个博士在做的课题。事后，他询问了我的名字，还对老板说我是个很棒的学生，思维很开阔。而她听到之后，只是尴尬地笑了笑。
其实，在我跟了2年的项目里，我从来没有出过差错，结束实验的时候，受试者也多半对我是正面评价。在被派出“置换资源”的时候，我的工作能力也得到了那个公司领导的肯定。我迫切渴望得到夸赞，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我才会短暂地忘记来自于导师的辱骂与否定，才会觉得原来自己并非一无是处。
人终究是生活在阳光之下的动物，苦中作乐成为我和小薇之间的默契。每一次我们俩被骂的时候，都会寻个机会出去走走。有时在商业街上，看着闪闪发光、设计精巧的建筑，我都会抚着胸口安慰自己：“没关系，至少我还在这个城市里活着。”
2021年元旦，我和小薇凑在一起默默许愿：只求顺利毕业。直到5月26日毕业答辩结束，我们终于能自在地出来放风，心里一块大石头这才算重重落地。那天，太阳透过树梢落下斑驳光点，让人无比平静。有一瞬间，我觉得，我真的走出来了。
后记
自从被威胁延毕之后，我就在宿舍的书桌前贴了一张便利贴，上面写着“王欣，一定会毕业！”每一次坐在书桌前，只要抬头就可以看到，它像是一股强大的信念支撑着我走下去，直到这句话真的被实现。
如今，距离毕业已经整整1年，我的生活也开始慢慢步入正轨。我与小薇依然保持着联系，我们闲聊的话题也从对导师的抱怨开始逐渐转移到日常工作的琐碎、明星的八卦、拆家的二哈以及阳台上满满的花草，我们都开始对未来抱有更大的期待。
我依然保持着以前的习惯，在自己的书桌前贴上许多的便利贴，写上许多鼓励自己的话，以此带给自己勇气和力量。我最喜欢的是村上春树的一段话：“不必太纠结当下，也不必太忧虑未来，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以后，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人生没有无用的经历，只要我们一直朝前走，天总会亮。”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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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串过的几个知青点
我插队的那个村子，是晋中平川腹地上的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内涵的大村，四五百户，两千四五百口人，又地处祁县、汶水、清徐三县交界，东南五六十里是浑厚的太行余脉；西北四五十里是峻峭的吕梁边山，汾河从村西自西北缓缓地向东南淌过。村子旧日人口流动大，经济活动也频繁，一年有两个庙会，阴历七月七和十一月初二，这两个日子是村子里盛大的节日，这会不仅左右祁县村里人要来，汶水和清徐县的村子里的农人也要赶来，那就是个全村的集市，小到针头钱脑，大到骡马牛驴，乡下人屋里用的，地里用的，男人用的，女人用的，集市上都能找到，除了贸易交流，会上还要请戏班子唱大戏，请来的班子，多是省里和专区的，不少山西邦子的名角都要来的，要是遇上好年景，那大戏是要唱几天的，欠收入的年景也得唱上三几场。
有这种自然和人文环境的滋养，村子里自然会生出些社会之精英，新、旧社会都有，该是金子就是埋进土里，遇上个翻动，一定发光。村子旧时就出过不少名人，有文化名人也有进天津、北京开卖场的坐商，还有跑过口外的游商。又由于抗战时期这里是游击区，鬼子、二战区、八路军都来过，村公所里的掌门人多是红白两道都能应酬的能人，明里打点二战区，暗里又为八路军筹粮、送信，村子里的老百姓也就与人为善者多。就是共产党建政后，搞的各次运动中，平和多于斗争，不论是从城里撵回来的右派，还是本村自产的“四类”遇上运动斗起来，也顶多是个口诛，绝少动其体肤，最多扫两日街衢也就过去了。
我们进村之前，村里也曾经游斗过前县委书记，台上喊过阵子“打倒”之类的口号后，下了台，村民们争着拉书记去家里吃饭，好酒好菜地款待，都是平时他们自家年节都舍不得吃的货色。要说书记本人究竟给过村里人啥好处？还真没几人能说清楚，要不是斗争会，他们中的大多数见都没见过这父母官。那又凭啥这好生招呼？是因为他们自古就见不得受难的人。我在村子里的那些年就见过，有讨饭的不管进了谁家的大门道，都没空着碗出来的。就是那会儿，遇上荒年村民也不富裕，可人家讨到你门上，好歹也得给人家弄一口，因为谁都晓得，讨饭人的日子比咱村里人更难。
我们那个知青点是1968年冬天才有的。这青年点还真和这村子及村里人有缘，都是良善之辈。知青点三十个人，十男二十女，却来自北京不同区县的七所中学。没有团伙，也没有权威，谁比谁不高出半头，也谁比谁矮不出寸分。因此，各行其事，每个人的个性在此地能够尽可能地张扬，我不管你，你也休想指使我。这种生态环境与村子里的人文环境相对一致，只要与人为善，不算计人，不祸害庄稼，不管你劳作不劳作，是不是在家睡大觉，或者乱串知青点，都不会有人收拾你，批斗你，把你打成另类，也只是不给你计那值不了仨瓜俩枣的工分便摆了。这自由、宽松的日子对我们后来选择各自的生活方式，以及后来的自我心境成长有着相当积极作用。
因此，插队那些年，我自然不是个安分的知青，我不喜欢总在一个地方猫着，总过一成不变的日子，我喜欢新鲜的环境，新鲜的人际，新鲜的世面，为此有出民工的机会，我要一定去，不为劳作挣工分，只为见见世面，看看自己以前没有见识过的山水、村落和人文，尝试一下民众们生存之艰辛与苦乐。为此，我还找书记要求走吕梁的大山，为队里放羊。在这些农业社外出的营生之外，还有一种我视为最为快乐的生存方式，就是串知青点，附近的青年点和外县的青年点都是我常常光顾的去处。去不同的青年点，看看同道们各自的生活，去听听同道为生存而整出来的各种故事和传说，是那个时代我最为美妙的生活。
下面的亲历就是我串过的众多青年点中，现在还能记得起来的有趣旧事。
这村穷得连个地主都没有，还阶级斗争个球
崔家山是我们的羊群进山和出山的必经之地。这村地处吕梁边山，山石陡峭，瘦弱的草从石缝里钻出，稀疏并缺少水分，羊群吃不好，也就不大好放，不像深山里尽是宽坡大洼，草深且厚，大群的羊儿撒出去，羊儿吃得舒服，羊夫也得空歇息。这村别说大群的羊儿难放，连养活老百姓的山地都薄得很，用手扒几下薄土，就露出了的山石。这地要是再没有我们的羊群给卧地，早晨撵起来羊儿留下些屎尿，撒下去的种子，秋后怕是都收不回来。所以村子里特别希望我们的羊群给他们卧地，自然也就好吃好喝地款待我们这些羊夫。据说，自打我们村子里有羊群走吕梁山起，就顺道给崔家山卧地，多少年一贯制。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进山的头一年，羊夫头儿老喜维就告诉我，这村里的老少，都要好生对待。打他年轻时就在村里给乡亲们放羊，那会儿还没农业社，春天各家的羊儿集中起来交给他进山放。因为谷雨过后，平川地里的青苗出来，羊儿不能进地里了，羊儿吃不上地里的枯草，就得走山，进山活个大半年，地里的庄稼开了镰，割出了空地，羊群才能回川里，吃地里的枯草败叶。春天进吕梁路过崔家山，秋里出吕梁还要途经崔家山，那村里的山民也熟悉羊夫，人到了总要热接热待，每个晚上，圈了羊，烧酒、莜面栲栳栳这些当年金贵的吃喝总是短不下的。
那年，我春天进山时，村子里还没有知青点，可出山时，那小山村也来了帮知青，是从太原城里下来的。
那天，我刚把当年羊群下的羔子们安顿进了圈里。便有人和我说话。那口音有点儿普通话的意思，又带点儿山西味，但肯定不是当地人的口音。他问我，这羔子能不能卖他一只。一抬头，见是个一身工装的小伙子。我说，羔子是队里的，卖不卖我做不了主。他听出我一口京腔，便很兴奋地问我，是不是北京下来的知青？我便反问他，是不是也是知青？我说，你是新来的？春天我们过来时，没听说这村有知青点。他笑了，很和善地说，他是太原的，他们刚下来个把月，这村就有了知青点。
晚上，他到我们羊夫住的窑里找我，说，他们点的知青听说来了个北京知青都挺高兴，想请我过去和他们聊聊，交流一下插队日子的心得。我便跟他去了。
那孔窑里大概有十来个男女，一盏不知他们从哪儿弄来的大汽灯把屋子照得通亮。我这时才知道带我来的人叫小代。小代给大伙介绍了我。他们便要我讲讲自己插队的经验。我笑了，说都进山放了羊，还有什么经验？大家随便扯扯就是了。他们见我语气俏皮，便也随便起来，闲扯了几句各自的自然情况，一个长得挺好看的女孩儿便一本正经地和我说，能不能谈谈知青参与三大革命的体会？
我说，你这问题对我来说太深，我是比你们多下了两年乡，可我对这三大革命真没有多少能拿上桌面的体会。你们要听，我就讲讲自己的看法。从字面上说，三大革命就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这三个革命。可据我在村子里的感受，那阶级斗争绝没有电影和报纸上宣传的那么尖锐复杂，那么惊心动魄，那么你死我活，那么轰轰烈烈热气腾腾。老乡中间，贫下中农有地富分子的亲戚；地主老财中也有不少在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工作的子女。你说，他们之间能有你死我活的拼杀么？能分得清哪是阶级阵线，哪是亲情么？生产斗争是啥？是出工不出力，拄着锨把子站在地里扯闲篇混工分么？是深翻土地，把阳土翻进去，再把阴土亮出来，完成上面要的指标？还是动不动就来个大兵团作战，天不亮就把劳力们撵到地头，顶着露水有一搭没一搭地收拾庄稼？还有科学试验就是弄些朽木枯枝培养些假灵芝或者其他什么不知有啥用的菌类？要不，再培育些高产的“三尺三”，亩产达吨粮的高粱？这东西在国外可是连牲口都不吃的。
听我这么反问，那女孩儿有点吃惊地望着我，说：你在村里待了两年就收获了这些和报纸、广播唱反调的体验？不是我批判你，你这说法儿我不赞成，咱们看看毛主席是咋说的，他老人家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面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早就把阶级斗争是革命最重要的动力说清楚了。他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还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做文章，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
我笑了，我说毛主席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四十多年前，他是在中国进行民主革命时提出的。如今人民政权建立二十年了，你还和谁暴力？就说你这村子，穷得连个地主都没有，你斗个球呀！听我这么说，那帮小知青都笑了。那女孩仍不甘心，但声调显然放低了，嗫嚅着说，还有苏修、美帝呢，难道他们不是阶级敌人？不该和他们斗？我说，他们当然是敌人，是国家敌人，但不是你眼下最该打倒的敌人。
这回她语气和善了说，那我们目前的敌人是谁呢？我说，是你们自己。女孩吃惊了，那帮小知青也大眼瞪小眼地盯着我。我说，敌人是你们自己的意思是说，战胜自己要先学会在这个小山村里生活下来，学会自己造饭，自己能够适应老百姓的生活方式，适应他们的语言，他们的风俗，他们的人情世故，让他们把你们当成他们的姊妹兄弟，自家的儿女。你们才能活得有吃有喝，活得快乐，才不会被虱子、臭虫吓着，才不会被这弯弯的山道愁死。
我自己都被自己这番一本正经又有点儿创意的鬼话惊住了。说出这话，我不知道该感谢谁，是那些让我说得目瞪口呆的小知青，还是川里那个村子对我们思想十分放纵，从不用政治口号吓唬我们的父老乡亲。
那晚，那帮小知青和我说了不少他们当初的打算，要先开个批斗会，正正村子里没有一点政治敏感性的风气。他们也知道村里既没有地主也没有富农，但阶级斗争一定要搞，他们有两个方案，一是和公社联系，能不能从外村借来个“四类分子”斗一斗；二是抓几个把山里核桃弄到山外去卖的偷机倒把分子，斗一斗坏人，才好扬扬知青的斗志，给死气沉沉的村子带来些朝气。另外，还要开展生产斗争，要开山造田，那么大片的山地总不能一点变化都弄不出来吧？也要搞些增产的科学实验，比如搞些能提高产量的高粱、玉米试试能不能改变多少年来村子只种低产的谷子和莜麦的传统农作物种植方式。
我说，你们征询我的看法，就阶级斗争这条，我劝你们要慎重，你们要清楚，村民们对血缘关系的纽带的倚重，远远要比理论上的阶级斗争对他们的生存重要得多，这里一个人联系着几个家庭，几个家庭又会联系着更多的家庭，更多的家庭就是这个村子，这种亲缘关系不是你们几个学生就能撼动的。至于你们关于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打算，我不清楚村子里的实情，这两个问题该多和老百姓商量，他们祖祖辈辈生息在这里，知道种植哪些作物的利弊，他们才最有发言权；科学实验的事更复杂，我不知道你们的学识有多深。可我知道，物理、化学、生物这些搞科研的基础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更不是动动嘴就能办成的。
这帮小知青直爽明朗的态度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想把青春过得红红火火，也想证明他们是改造山区落后农业的生力军，可他们偏偏还没来得及扎进底层人群时，就生出这些不知从哪里搞来的美妙梦幻。我没有奚落他们的意思，只是因为两年的知青生活使我比他们更能理解村子里的现实，生态和人文的现实。但这并不会拉开我们同为知青的距离，在离开崔家山时，我和小代成了朋友。
很多年后，小代回到太原当了产业工人，我那时在太原读大学，工休时他常来学校看我，每次来都请我去校门口的小馆吃浇肉面，他说，这会儿他才明白，革命还真就是请客吃饭，是绘画绣花，也是做文章，要不你上那大学做甚呀？
他还告诉我，那个和我聊过的挺漂亮的女孩儿早早就回太原了，不知是那回的见面，我打击了她的心气儿，还是她本来就只会说几句领袖的语录，反正那以后，她改天换地的情绪不那么高了，也很少再说大话，她更大的兴趣是打听回城的信息，到底她成了他们青年点最早回太原的知青。他们那个青年点的知青都挺羡慕她，当然最终他们也都各显神通地回了太原，以后那个崔家山这个词只出现在他们偶尔的聚会里，而且这词随着时间移动，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低了……
一是图能吃饱，二是图快乐
1972年，村子里的知青开始各想各的辙了，前一年在知青中招工的风已经从陕西的知青中刮开，很快刮到了山西，并且实施了。先是本县的财贸和服务行业开始招那些表现好的家庭社会关系没啥问题的知青去县城端起了月薪三二十块钱的公家饭碗。后是，剩下的知青虽人还在村子里，心里却算盘起自个的前景。家庭出身好，又有些想法的知青，便思谋家里给的信息，大学已经开始招生，这事要是成了，前景可比小县城里站柜台强出许多；家庭出身不大好，或多少有些问题的知青眼光虽没那么贪婪，但也盯上厂企招工的动态，他们把省里、地区、县里可能招工的厂企，一个一个地比较，其实这些被比较的厂企都是他们从小道消息中得来的，究竟有多少可信性，知青们是顾不上多想的，好像那些招工的师傅都已经住进了县里的招待所，很快就会有电话打到村子里，招他们去面试。
说心里话，我对招工还真没多大兴趣，一来在乡下混的这几年也疲了，适应了这种闲散的慢节奏生活，吃的淡饭口感是差点儿，但填饱了肚子还是没有顾虑的。老百姓的口粮一年的原粮也就三百多斤，都能活着；国家给知青订下的口粮指标却是五百二十八斤，生产队分的不够的那部分，公社粮站能一斤不少地补上，吃的有了，还有什么可愁的？二来，爹妈还都在干校劳动，至少说明他们还没有完全回到人民一边，就是我想去当工人，好点的厂企人家一政审，不是白扯了么？因此，我犯不着劳那神，犯不着想那些想也白想的球事，还是怡然自得地过着想下地就下地，想读书就读书，想串知青点就串知青点的日子。
想离开村子去外面逛逛，我既不用和谁打招呼，又不要开什么介绍信，想走了抬腿就走，像个旧时的云游僧人，甩开步子，四海为家。
那年大秋后，我决定去晋南绛县逛逛，我哥曾在那儿插队。只是那会儿他已经转插去了黑龙江。走之前，他曾给过我信，说绛县还有几个他挺要好的哥们，聋子和猴子最铁。聋子是有大号的，只是这哥们耳朵有毛病，听不见，本来政策上有残疾是可以不插队的，但他也是为家庭出身老财所累，只得带个助听器下了乡。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毛病，大家才叫他聋子，他自己并不恼这有损人格的绰号，日子长了不少人竟忘记了他是有大号的。猴子也有大号，但村里人随知青叫猴子日子长了，他的大号也就只留在生产队的户籍册页上，他和聋子是一个学校的同学，互为哥们。猴子也是因为有个不大符合出身政审标准的先人，自然去不了好些的厂企，只得留在村子里继续插队，打发时光。
刚下乡时，我去过绛县崔村，我哥他们的知青点，那回见过猴子，没见过聋子。只知道聋子在另一个自然村，时间紧也就没去过。这次横水火车站下车后，接站的是猴子，他一眼就认出了我，说聋子在家等我。
上了那条通往崔村的土路，快到村口了，猴子却领我拐进了一条深沟。我问他，咋不进村？猴子说，现儿今聋子已经把家安在了这沟里，咱们先吃个饭，你要是愿意在沟里住，就沟里，要是想进村，吃过饭，跟我走。
进了沟，才知啥叫别有洞天。一沟的果树，虽已深秋，叶子仍郁郁葱葱，透过沟口枯枝扎下的栅栏，一地散养的土鸡摇摇摆摆地树下觅食，那沟里一片从地垅钻出长得胖胖的白萝卜，一条土狗冲猴子兴冲冲地摇着尾巴，扑在柴门前。聋子正在地里伺弄着什么作物，真是一幅悠然的田园风光图画。
见我们到了门口，聋子迎上来，笑了笑，只说了一句：来了，便把我们引进沟壁前掏出来的窑洞。后来我才知道那窑洞还真是他自己设计，自己招呼他的小伙计们掏出来的。聋子的身世我上次来横水就知道一些。说聋子老财出身真是冤枉他了，老财出身对他来说只是个符号，他既没有享受过老财出身给他带来的丁点儿好处，也没有继承老财先人留给他的分毫实惠，白白担了个老财公子的名，在北京他实在是个地无一垅房无一间的穷小子，而又正是贫穷度日，造就了聋子为生存从小就练就的极为强大的动手能力，遇上啥活儿都能应付，都能很快进入角色，成为这一领域的行家。
聋子的洞不大，当间有个树枝编成的床，还有个破砖头垒成的灶台，灶台上已经摆上了几碟有刀工有色彩的小菜和一只蒙着蒸锅布的竹编笸箩，几个木头钉的小凳子散放在铺前。
聋子把铺上的铺盖卷起，猴子便把那几个小碟摆在了铺上，对我说，来吧，聋子在这就给你接风了。聋子把那笸箩上的蒸锅布揭开，竟是一摞白面葱花油亮亮的大饼。
聋子说，你来得急，也没给你准备个烧羊肉、炖小鸡之类的硬菜，来日方长，有时日给你补上，今儿咱就是大饼摊鸡蛋，我这就把砖茶烧上，你要是能吃羊奶，一会儿往砖茶里兑上鲜羊奶，撒把盐，就是蒙古人待客的奶茶了。
吃饭时，我才知道聋子盘踞的这条沟里俨然是个自给自足的生态园。这沟里有个四季长流的泉眼，他种了玉米、谷子、大白菜、白萝卜，还有果树，苹果、柿子都结了果；他还养了百十只鸡、几十个兔子、七八只羊，还有一只产奶的山羊。所以他要请我喝奶茶不是笑话。他还说，他这沟里，植物和动物相辅相成，动物吃植物，植物又吃动物的粪便，而他又是它们的主宰，不是神仙胜过神仙。
我问他，咋就相上这块宝地的？他说，本来这儿就是条荒沟，没人看得上。有次他来这里闲逛，看到了这股泉，这股清澈得能搅动他心灵的泉，他动了心，想，要是把这沟两头堵上，能种能养，不就过上了个吃喝不愁又不求人的日子。
我说，队里能答应你占了这沟？他说，这沟荒了多少年，不是没人看上，是看上的人主不了当官的事儿，而当官的谁也不愿意管这讨不了好的屁事儿！哪个农民敢占？谁占了众人还不眼红，？还不割他的资本主义尾巴？哥们是知青，占着国家对知青政策的便宜，咱占了，农民眼红也没辙，再说咱干活种地，不给队里惹事，自己养活自己，不比那些说大话，扎根农村却四处卖嘴的货色强？我和队长说了，兄弟我经营这沟，待里面的果树能下果了，队里来人随便采，那队长不出劳力，光得实惠还不乐？本来是条荒沟，有了人烟，有了收成，总是好事么。
我说，你还有点集体主义？他笑了，说，啥集体主义？咱就图个清静，图个自得其乐，你见那羊儿、鸡娃、兔子，还有这条狗多喜人，不比和那些装人都装不像的人打交道心情舒畅？这年头咱能图啥？一是图能吃饱；二是图快乐，这两条我不都占了？就是当上公家人，又有几个比哥们活出了自己，活出了自在！你哥去东北还不是这里活不出他要的自我，活不出他要的自在，才另去找一个天地的。
用我当时的知识和智慧真想不出知青中还有如此宽大境界的人，他还真有点儿“肚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的禅意。
晚上，我和猴子说，兄弟就住聋子大哥这儿了。猴子便回了他的庄上。
从二天起，我就和猴子在这沟里过上了为自己更好生存的日子。和他一起刨那些长得又胖又长的白萝卜，去搓那一堆堆收下的玉米棒子。聋子说，那玉米粒子是为鸡儿、羊儿和兔子过冬准备的，当然麦子吃没了，人也能吃。
我在聋子窑里住的那些天，每到晚上总有一些当地的村民来窑里闲扯，那些人中大多是些半大的孩子，每每他常从吊在窑顶自己编织的篮子里摸出些馍给他们吃。我曾问过他，那都是些啥人？为啥要给他们馍吃。聋子说都是他的小伙计，给他们馍吃不是可怜这些半大的娃常常吃不饱肚子，是因为他们帮他，是娃儿们自己挣下了干粮。我说咋帮你了？他说，咱窑里的玉米、柴草不都是娃儿们帮着收来、打来的么？娃儿们出了力，就该有回报，馍就是回报。我说，你这不是成了地主老财雇佣小短工么？他说，干活吃粮，天经地义，哪朝哪代都是这个理儿。
睡不着时，我就想聋子的这条沟和伺弄这条沟里动物和植物的人，聋子，还有那些他叫做伙计的娃儿们。越想越感到这条沟和这沟里的人与千百年来生活在这片塬上的人生存的模式竟是一个样的。想不明白，来这里改天换地的知青咋蜕变成雇短工的小老财呢？还快乐地过着千年一样的日子。
自给自足的沟里生活让聋子满足，也让来此玩耍、帮忙的娃儿们有吃馍的快乐，还给我带来了追寻久远生存方式的遐想，真是一举三得。直到我离开那条沟，接过聋子递给我的那一篮子叫我道上吃的葱花大饼，我也没想明白，聋子是这个时代的知识青年，还是从前朝喜气洋洋走来的自耕农。
当年老财这个出身没给聋子带来丝毫好处，还把他划到了另类，而在这条他开发的沟里，他却过上了在北京从来没想到过的如同老财般的生活……
谁还不知道你长了个啥
我串知青点串得最多的还是M村知青点，主要是因为那村的知青中有几个从小玩儿大的铁哥们，还因为那村子景致好，村子地处太行余脉，后山景致尤其有活的风景画特征，特别是秋日，一眼望去层层叠叠起伏的林带，红黄交映，很像山水大师李可染那幅《万山红遍》中的林木舞动起来。我们常观着山景，扯些去城里饭店吃过油肉，喝烧酒，再顺几个柜台上笸箩里馒头的趣事，这些快乐在那个年代算得上我等生活中的自娱自乐。
那村的知青平民子弟多，不张扬，多是自顾自，没有闲心管我们这些外来的知青是不是吃了集体灶上的粮，少缴或干脆不缴饭伙钱。反正正房那条大通铺宽敞得很，我们去了，每晚灌饱几碗和子饭，睡下就是了，二天循环往复，直到我们自己住烦了，走人。所以插队那些年，没少去M村的知青点，蹭吃蹭喝，那里还是个我散心解闷的据点。
1973年的春节前，我们村本来剩下不多的知青差不多又都回家猫冬了。我积攒大半年的人民币实在不想交给火车轮子，便买了两条当时相当高级的群英烟，把那小卖部的杨老板喜得夸了我好几句“大大的良善”。我知道M村还有几个哥们也是同样的理由没回北京，便又将自留地里分下的粮（村里替我种，秋后按平均亩产分我粮，高粱、玉米随我选），送到村里过年杀猪的人家换了十来斤肉，心想要过年了，总不能一点表现没有干吃那几个哥们，便把那群英烟和红白相间的猪后丘一并扛到了M村，打算和那几个伙计一起过个肥年。
我进他们那间青砖砌得挺体面的正房时，已经傍黑了。几个伙计不知是刚睡下，还是根本晌午睡下就没起来。看了眼炕头的那灶口，灶火半死不活，就要燃尽了，看来伙计们情绪不大高。
我把带来的货很有点夸张地甩到炕沿，眼尖的伙计伸手拽过那条群英烟，没等我说话，便麻利地撕开，自顾自地插到了嘴上。他的行为立马带动起其他几个伙计的情绪大为好转，也都快乐地爬起来，吃烟。
他们吃烟的工夫，借着昏黄的灯光，我才看到炕上还有本翻得卷破了书页的《红楼梦》，便说，哥几个还都是文化人？有人笑了，说，那叫上红楼，还不是为看看贾少爷如何和他那堆帖身的丫鬟们云雨。我调侃，你们看了人家书上的云雨，就没动过心思实践一回？几人大笑，说，哥们还真不敢，怕弄出了动静，真要安家落户了，你小子要是有扎根的肥胆儿，哥们还真能给你找个能让你云雨的小妹。大家又笑，我只当这些滥话是男人间的黄色说笑，谁知二天，还真让我领教了这村知青中的尴尬事。
早晨，朦朦胧胧中有人拉着了灯。睁开眼，见一女人坐在灶台前的背影，我大惊，想这知青点啥时开化得多了这个风景。四下望望哥几个，有睁开眼想自个心事儿的，也有闭着眼继续打鼾的，总之没个人大惊小怪。我还没想明白这景致时，睡在炕头灶台前的王哥们出声了：别回头，哥们可要出窝了。很明显，他是冲着那女人的背影说的。
“叫什么叫，谁还不知道你长了个啥？”是那女人挺好听的京腔。
王哥们光溜溜地爬出被窝，穿上衣服起来了，对那女人说：今儿咱这儿来了远方的客人，你回你屋洗个脸，梳个头，要过年了，总得干干净净吧？也算是给咱村的北京家长个脸。
女人没再说话，站起身走了出去。
我问王哥们，这是啥人呵，咋随随便便就进了男生宿舍？王哥们叹了口气，说，她病了，是神经出了毛病，都是谈朋友谈出的祸。
后来，他们才告诉我，这女生看上了村里的一个男生，两人处了几天，到了那男生没答应，好像是男生家里不同意。女生转不过这弯子，便自己糟践起自己，满村子张扬她那点儿想不开的事儿，像是不把那男生也逼疯了，她不算完似的。也许都是从北京出来的是老乡，从前些日子起，她总是一早就来这男生的屋子里报到，进来也不言语，就坐在灶火边烤火，一次两次有人说她，次数多了，她还那样，哥几个说疲了，也就习惯了，由她去了。
我说，还有这样的事儿？你们不插门么？
王哥们说，插啥门？你插门，她真叫起门来，四邻不安，老乡们围上来看热闹，还不是丢咱自家的人？再说这人也可怜，本来到了该恋爱结婚的年岁，可那条件呢？看不见摸不着呵，是不是要想想知青将来分配的去处？俩人能同时去一处么？有政治条件，也有经济条件，还有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的条件，哪一样条件没对上，就都有拉倒的可能。这“知青”名义上是从城里来的，前景听着好听，处个对象还真没乡里人利索。村里人谈对象，关键就是个彩礼，彩礼齐了，啥都好说，没那些前程和社会关系差距的顾虑，两家人招呼父老乡亲吃个酒，小两口睡到一处就算一家人了，扯不扯公社给的那个证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两家人认可，村子里的老百姓认可就行就好。
听了王哥们的话，我突然记起读过的一本啥书里关于男女关系的论述：男女关系说到底就是性活动，这性活动就和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是一个道理，是人类快乐和繁衍不可或缺的手段。可这女生为实现这手段付出的代价着实大了点儿，不说尊严不尊严，也不说羞耻不羞耻，关键是个来时好好的姑娘弄成了个头脑有毛病的病人，还是难治的神经病，以后的日子叫她咋个熬？也是，混到这一步，又该怪谁呢？怪她中断了本该完成却没完成的学业，早早下了乡？怪她还不曾学会处理青年人总要面对的情感问题，就走出了这一步？还是怪那个“再教育”忽视了青春期中的个体？再细细琢磨，这怪得也不对，和她同村的其他哥们、姐们怎么头脑没毛病，怎么都全须全尾地活着？
当天，我把带来的那些肉，做了个粉蒸肉，锅一打开，满屋飘香。王哥们夹出了一盘，给那女生送了过去。回来他说，好歹又过了一年。
吃饭时，我没有把刚才的那些突如其来的想法告诉我那些已经咀嚼起油汪汪粉蒸肉的哥们，不是怕坏了弟兄们的兴致，是因为我自己想来想去也没想明白。
第二年秋天，女生的母亲来把她接回老家了。后来听那村的知青说，她走的那天，村里特地派了挂大车送她们去火车站，她穿得干干净净上了车，看不出是个病人，可那大车一出村，女生就大叫起那男生的名字，声音凄厉，飘出了老远。不少送行的婆姨、女子都抹了眼睛。
而那男生那时已经离开了村子……
串知青点的日子离开我越来越远，可我每每想起，都会生出不同的感受，五味杂陈，这次是这样的：
崔家山的小知青刚下乡，那热情其实只是宣传手册和宣传广播鼓动起来的，他们对“三大革命”的理解还仅限于书本上的文字，就是对那些文字也没有弄明白，那时他们还不知道理想和现实之间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这鸿沟有时需要血汗的付出才能填埋，而有时即便你付出了血汗，未必能在这鸿沟上架起过往的桥梁，因为这鸿沟两岸的土质并不都那么坚实，能顶得住桥梁的重压，弄不好是要坍塌的……
崔村的知青聋子的理想和努力都是要回到我们先人几千年传统的农耕文明，为啥？他的出身已经注定了他是那个社会底层人中的底层人，他最好的生存环境就是不受当时社会政治影响，在那个自给自足的沟里快乐地劳作，快乐地生活，快乐地和他的小伙计们享受劳作的果实。这就是他的人生乐趣。因为他养的植物和动物不会歧视他，他的那些小伙计还会帮衬他，他们吃着他的馍，会和他一同快乐。可他们的这些快乐总是要受不断变化的知青政策制约的，也就不可能长久。但是，聋子又确实在那条沟里度过了与我们不一样的知青生活，所以我们就真要想想“再教育”的成果该是什么了？
M村的女知青想爱，可想爱和能爱毕竟是两回事，在该爱的时候，没有准备好爱的条件，生理的，心理的，家庭的，社会的，传统和现实的，这些烦琐的条件都会在她没有长成的心智前搅得她心神恍惚，搅得她手足无措地钻进了她本不该钻进的牛角尖。事后说这些话，还真有点儿卖乖的嫌疑。的确，那个年代，尊严、羞耻、善恶这些本该非常容易分辨、理解和掌控的词儿，我们当中又有多少人能够完全理解、吃透，并指导自己的生活呢？
所以，我们也就没有理由指责那女知青这不对，那不好。在这件事上，我们能够做的是把这事情原本记录下来，警醒我们，也告诉后人，我们年轻时有过这段让人隐隐心痛的经历，这经历不仅属于她，也属于我们，属于我们成长过程中的代价。记录下来，是为了永远不再发生。
于是，我想明白了，对那女知青来说，当时最有人性的记录就是：不管是她坐在男生宿舍的灶台前，还是走时凄厉地呼喊，回应只能是王哥们端去的一盘粉蒸肉和村子里婆姨、女子为她送行时抹去的泪水……
2022-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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