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女员工案”再反转：面对性侵，不等于不！
被告无认罪、悔罪表现，将上诉。
撰文 | 李慧琪
编辑 | 谌彦辉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6月22日，备受关注的“阿里女员工案”迎来最新进展。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以强制猥亵罪判处张国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该院经审理查明，2021年7月27日晚，被告人张国在参与宴请时与被害人周某初次相识，趁周某醉酒之机，在餐厅前台附近及包间内对周某实施猥亵行为。次日7时许，张国到周某所住酒店房间内又对周某实施猥亵行为。
去年8月7日晚，前阿里女员工周某在网上发文。她自称，7月27日前往济南出差期间，先遭客户张国在饭局包间内猥亵，被送回宾馆后，又被其男上司王某文性侵。一时间，舆论的潮水铺天盖地而来。
该案一审宣判后，张国的妻子表示不服判决将提起上诉。而被害人周某亦对媒体表示，量刑结果让她感到困惑，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猥亵行为，最终施害人只获得了一年半的有期徒刑。
对于该案，社会舆论也几经“反转”，除了涉案当事人，张国的妻子和王某文的妻子也卷入舆论场，各方观点割裂对峙。
那场引发舆论风暴的饭局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王某文能够提前脱罪？周某是否存在“主动邀约”？根据张国妻子提供的一审判决书，我们又能从中读懂什么？
一场风暴眼中的饭局
2021年7月27日晚，因济南华联超市和阿里巴巴公司签约成功，阿里方在济南市中区中海环宇城渔家灯火餐厅宴请对方。在包间里，一行八人落座，双方各有四人。阿里方有王某文、周某、胡某敏和王某兵，华联方有张某、张国、陈某丽和刘某。
据华联方主要对接人张某证言，当晚周某和张国是初次见面。张国并非直接受阿里方邀请，而是他和张国私交较好，于是让他一同参加了这次宴请。
饭局上，除刘某和陈某丽外，其他人都喝了白酒。餐厅员工薛某提到，客人先后共点了五瓶白酒，一开始喝酒节奏很快，二十分钟就喝了两瓶白酒，之后的两瓶喝了大约一个小时。
薛某以及华联方二人称，整个过程没有人“灌酒”。但王某兵的证言表示，张国总是主动向周某敬酒。另外，胡某敏的证言提到，在周某喝了三四杯白酒的过程中，周某向张国敬酒时，她用右手抓着张国的左手，劝他把酒喝完。
当晚，饭局上仅有的两位女性座位相邻，陈某丽左侧是周某，右侧则是张国。陈某丽证言说，在自己第二次陪周某去卫生间时，周某已经有了酒意。
随后，张国随周某离开了包间。21时许，餐厅员工曹某看到周某喝多了，走路不稳，张国扶着周某在餐厅门口一侧的垃圾桶旁呕吐。张国还向曹某要卫生纸，曹某将卫生纸递给了张国。曹某还看到，张国和周某面对面，身体紧贴着，张国用双手抱住她的腰部，摸她的腰部、背部和面部。
陈某丽出包间寻找二人时看到，周某靠着墙，像是刚吐完，张国拿着餐巾纸不停地在周某胸前擦拭。陈某丽在餐厅外待了一会儿，再回到包间时，又看到张国坐在她的位置上，紧挨着周某，周某趴在张国的腿上。在场的张某将这一场景拍了下来，因为他觉得不妥，想事后对张国进行批评教育。见周某喝得太多，张某遂提议散场，他安排陈某丽将周某送回酒店。
周某事后回忆说，她喝醉了，只记得喝了约一杯半白酒，模糊记得坐着或斜靠着什么东西时，有人摸其隐私部位。
据张国供述，他在扶着周某出去吐酒的过程中，亲了周某的嘴，并隔着衣服摸了周某的胸部，在周某坐在其腿上时，又摸了周某的隐私部位。而根据张某的证词，张国在事后跟他承认聚餐当晚自己亲了、摸了周某。
然而，在开庭审理中，张国当庭翻供，不承认强制猥亵。张国和代理律师称，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不应采信，应作为非法证据排除，法院驳回了这一意见。法院认为，张国在侦查起诉阶段的有罪供述稳定，笔录符合程序，与悔过书和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条，其作为非法证据的意见不能成立。
法院同时认为，公诉机关指控张国犯强制猥亵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且充分。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刑辩律师于天淼接受本刊采访时称，刑事案件主要看证据，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本案二审翻案的希望不大。
报警后，又补报警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刚发生时，社会舆论几乎都站在周某一方。当时，阿里内部员工还自发组建了一个“勇敢牛牛互助小组”，该群有近6000人，大家希望给她提供支持。
之后，济南警方回应了周某此前发帖中的一些细节，比如未发现周某所述被迫出差情况，且就餐期间无人强迫饮酒，当晚6人中4人共饮近5瓶白酒，周某饮用白酒约350毫升。
在警方公布案情调查之后，网友们又开始指责周某说谎。其中一处细节更是让舆论的态度发生了180度转变。
2021年8月14日，济南公安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情况通报》。其中提到，7月28日7时14分，周某与张国联系，并告知房间号，张国从家中携带一盒未开封的避孕套来到酒店房间。
这一情节一度被舆论认为是“女方主动邀约”。但一审判决书的表述则是，“张国自案发当晚聚餐后至次日早上多次联系周某、询问周某住宿酒店并设法进入周某房间。”另外，张国家中的监控也显示，28日早上，张国询问了周某酒店地址，在微信通话里说“你给我发个定位，行不行”，周某回复完酒店地址，张国又确认了一遍，“208？208，对吧”。
据张国供述，他在当天上午8时许赶到酒店，因无房卡无法乘坐电梯，后随其他房客乘坐电梯上楼。他进入房间后，周某说想再睡一会儿，便躺在床上，张国隔着被子对周某实施了猥亵行为。周某睁开眼，躲在床边，张国问周某想不想发生关系，周某说不要这样……此后气氛比较尴尬……周某断断续续问其前一晚在饭店发生的事。9时30分左右，周某才让其离开。
周某的说法和张国的供词基本一致。对于周某为何第二天让张国来自己房间的疑问，周某的律师杜鹏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表示，周某那天早晨把张国叫来，主要是想了解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28日上午，周某与丈夫通话后于中午报警，但涉案人只有其同事王某文一人。侦查过程中，涉案人张国进入警方视野。据警方通报，8月4日，周某选择了补报警，涉案人又增加一人——张国。
张国在庭审中提到，周某提出控告自己并非出于她本意。判决书显示，周某向警方自述开始因为不想牵扯商家，之后才决定控告张国。此外，周某同事胡某鹏证实，周某曾发微信向自己表示“现在只想追究王某文的责任，其他人我认了，吃亏就吃亏了”。
一开始，周某控告张国的罪名是强奸未遂。张国携带避孕套进入周某房间，最终没有使用。法院则认为，对方无强奸主观意愿，并驳回了这一指控。
在司法实践中，强奸未遂和强制猥亵如何区分？于天淼律师解释说，目前我国强奸罪的定罪采用“插入说”，即男子的生殖器插入到女子的阴道内为犯罪既遂。未遂是指因为意志之外的因素导致事情没有发生，“想而不能”。强制猥亵是指，从一开始到后来只是想占点便宜，实施了抚摸接触等行为。
上司为何提前脱罪？
在周某的自述帖中，“男领导当夜带着避孕套四次进入房间对我进行侵犯”。这一细节格外引人关注。
2021年8月7日当晚，阿里巴巴即回应称，对此事绝不容忍，涉嫌员工王某文已停职接受警方调查。第二天一早，阿里宣布辞退王某文永不录用。随后，警方通报表示，经调查，没有证据证明王某文有强奸犯罪实施。
据通报，涉案人王某文当晚四次出入周某房间。第一次是送其回房间休息；第二次是受同事嘱托返回酒店查看周某是否安全，并在房间内实施了强制猥亵行为；第三次是受周某同事嘱托再返回酒店向同事确认周某安全；第四次则是返回酒店取自己遗忘在周某房间的雨伞。
之后，王某文的妻子也在微博公开发声，称该案中周某回酒店的途中主动亲吻抚摸丈夫，丈夫的脖子上还留有“草莓印”。当晚，陈某丽和王某文一起打车送周某回酒店，王某文和周某坐在后排。陈某丽的证言也提到，她从周某房间出来后，看到王某文的左脖颈上有一个圆形红印。
在王某文和张国因涉嫌强制猥亵罪被立案侦查后，去年9月6日，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检察院发布通告称，经依法审查认为，王某文不构成犯罪，未予以批捕，处以治安拘留15日。这样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剧了公众对周某不实指控的指责，让舆论进一步反转。
不过，一个常被公众忽略的案件事实是，尽管不存在强奸，但根据官方通报，强制猥亵始终存在。
于天淼律师解释道，要构成强制猥亵罪，要点之一是违背妇女意志强行发生猥亵行为。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有王某文案知情人士表示，涉嫌强制猥亵的不一定构罪，王某文最终不构成犯罪不予批捕，是因其身上确有女方吻痕等证据被警方掌握，无法证明违背妇女意志，且警方发布通告称未有强奸事实，以强制猥亵立案，部分原因在于警方未能发现周某体内留有王某文的精液等证据，无法证明两人发生了性关系。
于天淼律师表示，性侵类案件的难点就在于没有证据，基本上就是各执一词。事情发生的地点往往也没有监控，证人也很少。“很多以强奸为罪名最后不起诉的，理由基本上都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酒后性同意的争论
近年来，随着公众性别意识的增长，很多性侵类案件被一一曝光，酒后性侵也是常发生的场景之一。
于天淼律师检索裁判文书网发现，自2017年以来，我国强奸案一审判决有48000多起。其中，包含“酒后”、“喝酒”任意一词的一共有4000多起，占比在十分之一左右。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在《法治的细节》一书中提到，性侵犯罪包括强奸罪、强制猥亵罪、侮辱罪和猥亵儿童罪。性侵犯罪中的核心问题，其实是不同意问题。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使用的是“违背意志”这一说法，强奸就是“违背妇女意志与其发生关系”。
近年随着女性地位的不断提高，不同意的标准也历经了变化——从最大限度反抗（为了表明不同意，必须进行最大限度的反抗）、合理反抗过渡到不等于不标准（No means No）和肯定性同意标准(Yes means Yes)。其中，不等于不标准是指，说“不”就意味着不同意。肯定性同意标准是指，只有表达肯定性的同意才能在法律上被视为同意，而沉默也被视为一种拒绝。
罗翔认为，目前我国的性同意标准是将“不等于不标准”和“肯定性同意标准”合二为一。我国的司法解释规定，在判断女方不同意时，主要依据反抗，判断男方是否采取了暴力威胁或其他方法，使得女方不能反抗、不知反抗和不敢反抗。
具体到酒后性侵案，于天淼律师指出，无论是不能正常说话或者表达自己的想法，还是已经深度醉酒，意识已经完全不清醒，只要是酒后达到了这样不清醒的状态，就会默认当事人是不同意的。醉酒就是“不知反抗”和“不能反抗”的原因。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犯罪学研究所所长赵军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曾详细调查过一个案例，女方因处于无意识的深度醉酒状态，主动脱衣服，之后与网友发生了性关系，女方酒醒后报警，最后案件判处男方强奸罪。
正因为这一定罪理由，张国在翻供辩护时否认周某因醉酒进入无意识，另外他还提到，周某对他有主动亲密行为（不属于违背意志）。法院则认定，上述辩护意见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
实际上，张国在向警方供述时，已经承认周某是醉酒状态。根据判决书，多位证人证实女方一路呕吐，走路摇晃。中海环宇城的监控也显示，当晚的饭局于22时左右结束。据判决书记载，散场后胡某敏、张国架着王某兵在前，其他人跟在后，陈某丽搀扶周某。其间周某曾有“在行走时踉跄”“倚靠着电梯墙，闭着眼，身体轻微晃”等动作。
陈某丽的证言也佐证了周某当时并不清醒。她说，到居住的酒店时，周某把手机等物品落在出租车上了，是她帮周某收拾的。到酒店前台时，周某还说错了房间号，此外，周某进入房间后随即呕吐。
按照常识来看，周某第二天早上意识已经恢复了一部分，张国在问周某想不想发生关系时，周某明确说了“不要这样”，这也是“不等于不”的不同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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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上海，吃一顿堂食 | 谷雨
6月29日开始，上海正式恢复堂食。人们期待着一切恢复正常。妮雅想象店里恢复堂食后的场景——老顾客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推开熟悉的店门，发出一些感叹，“三个月不见，真的三个月了呀。”然后瘫坐在椅子上，把爱吃的菜全部点一遍，接着开始叽哩咕噜抱怨一通，跟老板和朋友们大谈过去的琐碎经历。
“密室逃脱”
6月29日是上海恢复堂食的第一天。过去一个月，人们已经绞尽脑汁想要大吃一顿了。妮雅是上海本地的一名探店博主。解封后，她决定和朋友去下馆子。那是一天下午，他们还没走到餐厅门口，就被人拉住了。“你们是去XXX餐厅吗？”他们回答“是的”。那个人是领餐员，带着他们，穿过高耸林立的商业楼，特意叮嘱：“不是这栋，也不是那栋，我们不走大门进去。”他们七扭八拐地走到一扇侧门，掀开棉布帘子，路过吵闹的后厨，来到一处犄角旮旯的座位，悄悄地坐下。
从外面看过去，一切就像是还没有营业的样子：店面的招牌灯是不开的，一楼的大门和窗帘紧闭，吧台没有服务员，椅子倒扣在桌面上。当你上到二楼，才发现另一个隐秘的场景——原来这里是可以吃饭的。
你需要走外卖系统点单，因为这样就不算堂食，而是自提。做好的菜品用一次性打包盒装好，外面套好了塑料袋，以便随时可以拎着离开。店里只留了几盏昏暗的灯光，妮雅和朋友摸着黑蜷缩在角落里，“在上海生活了二三十年，第一次把一顿饭吃出了密室逃脱的感觉。”
还有一次，她和朋友想吃一次泰国菜，千方百计找到了一家营业的餐厅。但是那个商家却在电话里说，“不可以堂食，但是你们可以在外面吃。”
店家并未直接指明外摆的餐桌在哪里。妮雅和朋友来到商场的天台，这里似乎还没有装修完毕，地上有几滩水渍，四处散落着管道和断裂的泡沫板，墙壁上有一个很小的标志，指示她们向里走。她以为自己找错了地方，因为很多人走两步看不到头就出来了。她们尾随了一只跟主人去宠物店洗澡的小狗，穿过这片布满灰尘和脚手架的工地，来到了餐厅的天台，那摆放着几张白色塑料桌椅。
天气正好，黄昏让夏天傍晚的光线变得柔和，空气还没有那么潮湿闷热，上海恼人的白蚁也还没有来。她们拎着用一次性餐盒打包好的食物：冬阴功汤、芒果糯米饭、河内鲜虾卷，打开来摊在桌上，“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就吃上了那样一顿饭。”这个隐蔽的地方很难被发现，她感觉无比幸福。
江若云也遇到过好几次这样的情况，她吃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堂食。
六月初上海市颁布的复工指示文件里，没有明确提及不允许堂食，但各街道的要求并不相同。解封后，江若云和朋友们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一家可以堂食的餐厅。打电话过去询问，要么不接待堂食，要么模棱两可，没有人正面回应这件事。
他们遇到的一家，在电话里是这样回复的。店员说，“现在不允许堂食。”接着停顿了一下，冲着旁边人说，“你点这个好吃。”江若云噗嗤笑出了声，“这个明显就是有人在点单嘛。”
她们来到这家餐厅，饭店里的窗帘全部是拉起来的，服务员和食客来来往往，点单、上菜、吃饭，一气呵成，速战速决。但饭吃到一半，巡查人员来了，大家散了桌。江若云打电话跟朋友吐槽，朋友说自己在不远处的另一家饭店，叫她过去接着吃。
但那家店他们也只吃到一半。老板娘突然冲上来，把所有的灯都关闭了，紧张地说，小声一点，下面有人在巡查。江若云和朋友们打着手电筒，低声聊天，“不是复工复产了吗？”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后来，江若云和朋友们出门都随身携带着露营的桌椅，她们拉了露营车，在大马路上寻找可以落脚的地方，点单后直接支在门口吃。江若云说，她不要求环境多么优雅，不要求餐具多么精致，摆盘什么的也不需要。“我们甚至不需要空调，在路上也可以吃。”
江若云从小在上海长大，她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韩国街”人山人海，一群妆容精致、穿着得体的女生，她们可能是高级写字楼里面的白领，穿着高跟鞋和很漂亮的小裙子，画了精致的妆容，背着香奈儿，拿着苹果笔记本电脑。在街中心寻找一块空地，席地而坐，在纸箱子上抱着塑料袋吃外卖。
这里算是上海的一个小地标，类似于北京的望京地带。道路两边挂满了韩文招牌，到了夜晚霓虹灯也很好看，“有一种很洋气的感觉，现在像澡堂子似的。”
“韩国街” ©妮雅
吃客们在缝隙中寻找一些浪漫。他们在防疫规定允许的范围内探索出一些新招式——不让在店内吃，那就在店门口的台阶上吃；不让坐着吃，那就站着吃、走着吃；不让坐商家的椅子，那就自己随身携带小板凳；花坛、台阶、厕所门口的休息区、天台……一切曾经不会跟“吃饭”二字产生联系的地方，都变成了饮食场所。
一天晚上，妮雅散步路过一家商场，里面冷冷清清，外面却热闹非凡。年轻人和老人们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有人拎了一箱啤酒和炸鸡，有人放着音乐，有人带着花和狗狗来，对来往的行人说，“你们可以买我的玫瑰花，也可以摸我的狗。”
解封后第一次出门吃饭，宜君和朋友们约在了电话亭里。
六月正值上海的梅雨季，时不时落一点小雨，空气里是道路两旁法式梧桐树叶的味道。雨水打湿了草地和长椅，宜君和朋友没有地方去，转身看到路口有一个红色的公共电话亭。
电话亭不大，是半封闭式的，公用电话已经废弃不用，据说这里之前会有外卖小哥和过往的行人歇脚。亭内有两排对列的座椅，中间是一块小桌板，刚好可以容纳他们三个人坐下。宜君用随身携带的酒精湿巾仔仔细细地将电话亭擦拭了一遍，打开两盏手机手电筒的闪光灯，灯光透过灰棕色的酒瓶映射在桌子上，泛起一圈红黄色的光晕。坐在电话亭里，外面的雨声沙沙作响，她们感到惊喜。
撤店了
妮雅的父母在上海开了一家本地菜小饭馆，已经有三十多个年头了，比她的年纪还要大。在经历了近一百天的封闭后，他们准备重新营业，报备街道，消杀完毕，备好各种菜品（但也不敢准备太多）。
但是，妮雅幻想中的“报复性消费”并没有到来。员工们“手机都要刷烂了”，也没能刷到一个订单。终于遇到很久未见面的老顾客出现在店里，她也差点没认出来。他们全副武装，带着口罩帽子手套，随身携带酒精，点了菜就打包带走。
妮雅和父母在门口摆了几张塑料餐桌椅，陆续有客人坐下来吃饭。没过十分钟，巡查人员来制止了，他们站在旁边，一直等到顾客们吃完才离开。
疫情留下的印记在很多地方显现。妮雅家的饭馆位于黄埔、静安和徐汇的三区交界点，她观察到一些封控时期留下来的“遗迹”。黄埔区封控用的是比人还要高的木板；对面徐汇区是一排稍矮些的绿色隔离网；再往北走，可以看到静安区，封控区围着白色的铁栏。
就在前一阵，妮雅家的餐馆又被通知临时封闭了九天。这几个月里，店内的流水砍掉百分之九十，一个炒菜的师傅转去做美团线上，如果不是因为没有租金的压力，她们也快要顶不住了。
妮雅看到了一条新闻：专家称，疫情下餐饮业必须要主动自救，而不是等、靠、要。“我们真的已经很努力在救自己了。”妮雅说。解封后，她和年迈的父母开始学习如何上线店内的外卖系统。平台会抽取商家佣金，他们还需要补贴一些配送费，再搭上一些红包和优惠券，才能勉强接到一些订单。
餐厅经营者们想尽了各种办法，有的开始露天摆摊，有的悄悄提供一些外摆位。网上流传着一些方法——如果顾客实在想正常堂食，可以考虑办个健康证，去餐厅当兼职人员，这样在检查来临的时候，可以说自己是店员，等吃完之后再离职。有痛下血本的老板，甚至在餐厅隔壁的酒店，专门开了房给客人就餐。另外一些高端餐厅也放下身段，做上门私厨生意，能回一点本是一点。
妮雅发现，自己所在的上海探店博主群名历经了几次变化，从最早的“魔都新鲜热点”变成“魔都哪里喝奶茶”，现在又变成“魔都哪里可以堂食”。她统计过自己发布的帖子，只要带上“上海堂食”几个字眼，哪怕只是标题党，浏览量都不会低，因为大家“都在找哪里可以堂食”。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安利和分享一家能够堂食的餐厅可不那么容易。因为一旦说出去，他们可能就吃不成了。博主们在帖子里写道：“偷偷来问我，悄悄告诉你。”
有人在评论区留言对暗号：你说的是“xxxx”吧？
另有人回复，“我竟然猜出你说的是哪家了。”
阿莫发现自己喜欢吃的一些餐厅撤店或倒闭了，最早听到坏消息的是查餐厅。那是一家港式茶餐厅，在上海开了很多年，无论从装修、桌椅、餐具，到透明玻璃桌板底下的繁体菜单，以及各款经典美味，完全就是香港街边的模样。
“尤其两家店，思南路店和天钥桥路都挨着常去的戏院。每每看完戏，可以信步走过去，喝杯咸柠七，吃块菠萝油，才算完美地收尾。”
但是，经历了这几个月，老板悄无声息地结业了所有的餐厅，回了香港。得知查餐厅停业，阿莫有些感伤，朋友第一时间给他发了消息：“那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吃饭的餐厅吗？”
人们尝试恢复疫情前的生活，阿莫认识一些私人餐厅的老板，他觉得自己作为食客，在和商家互助，“这段时间以来，我们早就非常有默契，每一家餐厅都变成了speakeasy。”如果遇到店门头黑灯瞎火，也不以为怪，自信地走进去，进门时再跟领位员小心谨慎地确认。
生日那天，阿莫去相熟的私房菜老板那边吃了碗三虾面，他和朋友全程压低了声音，不敢肆意说笑，吃完抹嘴匆匆离去，很怕给老板招惹麻烦。那位很有名的师傅满脸倦态，身上也有了压力过大的迹象，一面来欢迎他们，一面还不忘嘱咐“不要发朋友圈不要写点评。”
阿莫听老板说，现在很多餐厅的菜品和食材都是短缺的，餐厅不敢备菜太多，还不敢恢复到之前的状态。有人原本为开业准备了不少新鲜食材，但门店又突然被关闭，只能等着放过期。对于这次放开，他们开心中有一点焦虑不安。如果疫情再次卷土重来，店铺关停怎么办？
生日当天吃到的三虾面 ©阿莫
恢复的“锅气”
经历了长达两个多月的封控，食客们对于堂食这件事，有一种执念在。江若云说，“我憋的太久了，一定要吃到这个东西。后果我可以承担。”“堂食对人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它不能被外卖取代。”妮雅从小就听开饭店的父母讲，吃饭看重“锅气”——炒菜最讲究的是火候，菜品的口感只有在出锅时的第一时间品尝，才能吃出食物的本味。
拿炸物来说，最好吃的时候一定是刚盛出来的那一刻，酥酥脆脆。经过打包盒盖子一捂，水汽蒸腾出来，当然味道尽失。又比如一道简单的上海家常菜，酒香草头。其实做法很简单，买来新鲜的草头（也叫苜蓿，有的地方叫金花菜），摘洗沥干，烧热滚油，下入草头翻炒几下，烹入调料和少许白酒就可以出锅。但妮雅觉得，确实是馆子里面的炉灶炒出来的更好吃一些，师傅对于火候的把握也更精准。
她怀念店里之前那样热闹的情形。如果你是外地新来的顾客，看着琳琅满目的菜单不知所措，可以伸长脖子看隔壁桌点什么菜，那才是“吃饭的氛围”。 菜一盘一盘从你面前端过去，只有堂食才能体会到这种快乐。
他们的小店开了三十多年，周边的邻居熟悉如同亲人，她遇到过失恋的女孩在店里大哭，见证了很多小孩子从上学到工作，很多顾客也和自己开店的父亲一样，从小伙子变成老头子。
妮雅的解封心愿清单之一，是出去吃一次寿喜锅，她如愿实现了，觉得很开心。“哪怕很多菜品不全，小鲍鱼呀什么都没有，但有的吃就不错了。”父亲不这样觉得，他说，这一顿饭吃的没滋没味，“很着急，总感觉会有人突击检查。”
堂食的社交属性，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产生连接的场所，承载着人们的情绪价值。吃饭是社交活动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在此之前，阿莫和朋友去商场的一个重要活动就是吃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堂食是他社交活动中很大的一部分。他从早上起来就开始期待，朋友们从四面八方相聚在一起，吃完饭再接着喝一点酒，结束愉快的一天。但现在失去堂食，一部分社交也随之失去了。
人们期待着堂食的到来，但是一些细微的东西似乎发生了改变。
起初是身体上的变化。“上海人热衷喝咖啡，就像喝水一样。”在以前，喝咖啡对宜君来说稀松平常，她需要咖啡来唤醒自己的一天。解封后，宜君第一次喝咖啡，兴奋到凌晨都没睡着觉，好像已经完全对咖啡因不耐受了。
疫情前，吃饭是宜君每个月最大的一笔开销。“之前出去吃饭点菜，我喜欢尝鲜，我会点很多。”但现在不这样了，她会克制点菜的数量，吃不完打包带回家。也没有那么追求环境了。在以前，她会为了饭店的精致环境和良好服务买单。
她还开始计算成本，以前自己从未有过这个习惯。她叫了一份乌冬面，48元。宜君研究了一下，这就是一点菜炒了炒，煮一些乌冬面，滴一些酱油，“这成本不会超过10块，她卖给我48。”
更重要的是，就连生活习惯也改变了。阿莫开始很少出门就餐。外面的很多娱乐活动都停了，出去也没什么不一样，而且还有点麻烦，他需要全副武装带好口罩，选择一趟不停站的地铁，或者打车，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好自己的绿色二维码。所以没有重要的事，阿莫一般不出门。
6月29日，根据最新发布的《本市餐饮服务业复商复市疫情防控指引》（第三版）要求，上海辖区内无中风险地区，且近一周内无社会面疫情的街镇，可陆续开始恢复堂食。餐饮企业堂食应实行限流管理，提倡预约、分时、错位就餐等。另外，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鼓励实行餐饮桌长制，就餐时长一般需控制在1.5个小时左右。
经历过上次的合围封控后，妮雅抱有一种谨慎的乐观。她认为，人们或许还没办法马上回到正常的生活，那上面附加了不少条件——七日内无新增，无风险地区、分时错位等等。但现在明确可以恢复堂食了。
阿莫不知道“桌长制”具体要如何操作？江若云马上举出一个应对办法：我快到时间的时候去结一次账，然后我进来再续1.5小时，是不是也可以？
人们期待着一切恢复正常。妮雅说，她能想象到店里恢复堂食后的场景——老顾客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推开熟悉的店门，发出一些感叹，“三个月不见，真的三个月了呀。”然后瘫坐在椅子上，把爱吃的菜全部点一遍，接着开始叽哩咕噜抱怨一通，跟老板和朋友们大谈过去的琐碎经历。
“舒服，太舒服了。” （来源：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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