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527）

 

 

丹东封城的60天

Original 人间君 在人间living 2022-06-27 04:56 Posted on 北京

 

 

撰文｜郑立颖   编辑｜马可

  出品｜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

 

举家迁徙丹东这半年，黑龙江七台河人万鑫用“时运不济”这个词来形容自己。

他满怀憧憬地在丹东开了一家熟食店，想在这个城市扎下根来，没想到小店刚一开业，丹东便暴发疫情。“开了一个半月，关了两个月”，万鑫砸进去近十万本钱，没有收入一分钱。

4月24日起，丹东连续遭受三轮疫情，累计报告感染者近千例。其实早在3月，为防沈阳等地疫情输入，丹东就暂停了高铁和快递，机场从4月2日起也已经关闭。这个人口约为218万的城市几乎停摆。

作为辽宁省重要的边境口岸和港口城市，丹东地处辽宁省东南部，与朝鲜的新义州仅隔一条鸭绿江，直线距离不足一千米，旅游和边贸是这座城市的两个重要产业。

从事旅游业的李天感慨，“过去旅游旺季，我们一天都捞不到休息，现在丹东根本没有游客。”

在封城的这两个月里，很多丹东人都经历过焦虑与无助的时刻。丹东市民莫丽煎熬于如何为11个月大的女儿买到奶粉、打上疫苗；而如何为患有慢性白血病的妈妈供上药，成为丹东郊区农村走出的大学生唐唐寝食难安的心病。

他们在各种社交平台发文、发视频，希望自己的家乡能被更多人看见。

 

 

 

3月10日，万鑫迎来33年人生中的高光时刻，他的熟食店开业了。门口摆着两个大大的花篮，父母和妻女笑盈盈站在店门口迎来送往。那一刻，万鑫觉得一家人的日子就要红火起来了。

为了这间店铺，万鑫和家人大年初六便千里迢迢从黑龙江七台河来到丹东。丹东是万鑫爷爷的老家。老人家年轻时是个铁匠，为了生计辗转到七台河，生了儿子就在当地煤矿工作，后来煤矿效益不好，儿子下岗。如今，他87岁了，还常和子孙们讲起丹东的好来，这是一座英雄城市，70多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是从这里走向朝鲜战场。此外，丹东临海、临江、临边、气候湿润，是东北不可多得的好地方。

深受爷爷的感染，万鑫很早就对丹东充满了向往。大学毕业时，他和同学自驾到丹东旅游，相较于自己所生活的煤城七台河，万鑫发现这座海滨城市更干净，生活也更安逸。

在七台河，万鑫已经开了五六年的熟食店，小店的招牌是红肠和干肠。这几年，东北城市的人口一直在外流，而在东北内部，黑龙江人往更靠南的辽宁走也成了普遍的趋势。万鑫早就盘算着，把主打哈尔滨特色红肠的熟食店开到辽宁丹东。

从大年初六开始，选址、租房、装修……万鑫一家几乎每天都在为这个店忙活着。万鑫的熟食店在振兴区农贸市场的一间门市里，小店不大，也就十来平米，加上自己的住房，两份房租一年6万，给店铺进设备、请人打柜台，又花了几万块钱。为了这间小店，万鑫投入了差不多有十万。

开业后，万鑫和家人总是从早忙到晚，到市场批肉，准备调料，熏制，他60岁的父母也跟着忙前忙后。一有客人来，万鑫最愿意逮住他们问对自家卤肉和红肠的评价，“黑龙江人和辽宁人口味也不太一样，我们老家口重一些，我希望通过客人的评价，不断调整配方。”

万鑫没想过要很快收回成本，“像我们做小本买卖，特别是吃的，刚到一个地方人生地不熟，前期一定要积攒客户，第一年投10万赚回5万就行了。”

开业后，万鑫店里每天能有一千多的营业额，虽然不多，但他相信会卖得越来越好。

然而，开业也就一个半月时间，坏消息传来了。

4月24日，丹东市人民医院在对入院患者开展例行核酸检测中发现2名人员核酸检测结果异常。随后，丹东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公告，从4月25日0时起，主城区市民足不出户，非疫情防控需要的全部停业、停课、停运。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非防疫人员、非公共服务企业单位人员全部居家办公。4月25日上午起，三个县（市）也全部实施静态管理。

餐饮业全停了。

万鑫感叹，“唉，也许我就属于命运不好的、倒霉的人。”那一天，万鑫把店铺里剩余的熟食打包带回家，再回头看看这个农贸市场，200多个摊位，一家一家都在默默地收摊，昔日热闹的场景已不在。

万鑫的店铺是从个人处承租的，租金交给房东，而农贸市场的摊位租金交给市场。封城的日子，万鑫听说农贸市场给摊主都延期了半年，等于是减免了房租。万鑫感到羡慕，但他从未想过去求房东减点儿房租，“疫情之下，谁都不容易，人家可能也指着这个门市的房租养家生活呢。”

店没开好，孩子也没学上。万鑫的女儿四周岁，来到丹东后，“总共上了能有10天学，做了40多次核酸。”5月末，实在没办法，万鑫在居委会开了“离丹证明”，让爸爸开了1000多公里车，把妻女送回七台河上学。

本想全家一起，现在又只能分隔两地。

 

 

李天在丹东经营一家旅行社，今年他的旅行社还没开过工。

此前，李天的旅行社主做赴朝旅行业务。2020年疫情刚一开始，对朝业务就做不了了，相较于疫情前，游客数量骤减，也就是之前的十分之一。

2020年丹东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也能体现疫情对当地旅游业的打击，数据显示，2020年，全市旅游总收入同比下降79%；接待入境游客下降96.9%。而2021年的统计公报中，并未提及旅游业的数据。

“南方的游客一般都是冲着朝鲜来的，想看看这个神秘的国家。只有北方的一些游客来丹东是为了在本地旅游”，李天说。由于当地的气候条件，旅游业的旺季一般是从5月到10月，干半年休半年是当地旅游从业者的常态。

之前，从丹东到对岸的新义州，外地游客只需拿着身份证跟旅行社报名，一日游只需要几百块钱。要去平壤的话，时长是四天起步，两千多块钱就玩一趟。

李天还记得疫情前的繁荣，丹东作为旅游城市，有一百多家旅行社，具有赴朝资质的也有十几家，旅游从业者可以达到上万人。

“那时候一到旺季，游客都不断，江（鸭绿江）岸全都是人，导游一个月休息不了几天，经验丰富的每月能赚个两三万”，李天说，丹东封控后，别说游客了，店铺也不让开，街上几乎是空无一人。

导游除了赚团费，更多的提成来自特产店，丹东盛产草莓、蓝莓、海鲜、鸭蛋、板栗，朝鲜特产则有高丽参、蜂蜜、安宫牛黄丸和熊胆。外地来的游客一般都会买一些回去送给亲友。

旅游业原本也能促进当地的餐饮业、特产店、甚至是出租车行业，“当地人一般也不打车，丹东市区不大，最远也就十多公里，坐公交和骑车的比较多，游客来了，出租车司机也好干了。”

但疫情之后，游客数量断崖式下降，“去年全年，旅游业就活了两个月，五月营口鲅鱼圈疫情，丹东也受到了影响。”李天说，今年旅游业更是还没开始就疫情管控了，一般是四月份开始有人来，但今年高铁从3月到现在一直没通，游客人数几乎为零。

旅游业陷入停滞，过去一万多旅游业直接从业者马上没了收入，餐饮店、纪念品店、特产店也变得萧条。人们不得不谋求其他生路。李天开始在网上卖一些朝鲜族风味的食品，但很多包装材料从南方进货，快递停了后，他无法进货，也无法卖货发货。

过去人们愿意来丹东旅游，看看鸭绿江断桥、虎山长城，吃吃朝鲜族的美食，甚至亲自到江对岸的朝鲜，感受一下那个神秘的国家。

现在这些都没法实现。

 

 

 

 

在与振兴区相邻的元宝区，莫丽知道封城消息的那一刻，觉得自己要崩溃了。自3月起快递就停了，她眼睁睁看着自己11个月大的宝宝奶粉罐一点点变空。

 

“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想办法买奶粉。”

莫丽给孩子买的是某品牌的奶粉，原本在网上有稳定的货源。自从快递停发以后，她和丈夫就开始为孩子奶粉问题焦虑。他们轻易不想给孩子换奶粉品牌，担心影响孩子生长发育。他们先是联系其他婴儿家长，发现别人也没有那么多存货，甚至还有人家跟莫丽家一样，面临着奶粉短缺的难题。

他们开始寄希望于母婴店。丹东市区的三个主城区振兴区、振安区和元宝区人口有80多万人，母婴店也并没有几个。后来莫丽终于联系上一家母婴店，有货，但店铺在振安区。

根据当时的管控政策，丹东施行网格化管理，不在一个网格内都不得互通，仅在莫丽所在的元宝区就划分出了6个网格，不同网格甚至在路上安了栅栏和铁板，有网格员把守。“想出网格难，想要跨区更是比出国还难”，莫丽说。

为了这两罐奶粉，莫丽四处求人。年轻的社区工作人员马上就拒绝了她，幸好社区负责人是位母亲，给莫丽开了证明，但要求必须两小时内返回。

“奶粉、尿不湿，这是孩子每天都要用的。”离开了网购，莫丽发现这些东西都贵了不少。尿不湿只能在母婴店团购，“刚开始四五百块钱四包，后来降了也要80块一包，比封城之前自己网购涨了一倍”。

“这两个月光给孩子买东西就花了将近四千”，莫丽夫妇共同经营一间猫社，这两个月也没有收入。

还有一家人的吃菜问题，多数时候，他们只能通过社区订购蔬菜包。有一次光订菜就花了400多，“那些东西平时也就200不到，但是人活着，不能不吃饭。”

最让莫丽担心的是孩子的疫苗。孩子到了8个月就可以接种麻风腮疫苗，但是疫情管控下，卫生所的医生护士都去了一线，现在莫丽的宝宝已经块11个月了。不按时打疫苗，她担心孩子会出什么问题。

莫丽也两个多月没见妈妈了。他们两家同住在元宝区，平时走路也就10多分钟，可疫情之下，她们被划分在不同的网格区，想见上一面很难。她还很担心94岁的姥姥，老人家在另一个区自己生活。

6月15日，莫丽29岁的生日，也是她过去29年最提心吊胆的一天。当天社区十混一的核酸检测中查出一例阳性，莫丽被认定为密接。

接到电话那一刻，莫丽一下子跌坐在床上， “万一我被拉走了，孩子怎么办，猫怎么办？”好在后来社区考虑到婴儿太小，允许她和孩子在家隔离。

这两个月的疫情管控，莫丽常常觉得对不起孩子。“有那么几个瞬间，我甚至后悔生下她。在这样的环境下，奶粉、尿不湿都难以保障。孩子出生几个月了，大部分时间憋在家里，大夏天出门做核酸还要戴着口罩。”

难得趁做核酸的机会出门，孩子在婴儿车里新奇地打量世界的眼神，更让莫丽感到心酸。

有一天，莫丽在收拾房间之余，感觉孩子好安静，回头一看，小小的女儿正扒在窗台前，呆呆地望外面。

“我就突然觉得她好可怜啊。”

 

 

 

莫丽为女儿奶粉发愁时，丹东凤城农村的大学生正在沈阳为母亲的药而忧心。

 

2019年10月，唐唐刚从丹东到沈阳上大学，家中传来噩耗，妈妈患上了慢性白血病。从那后，每日两片的伊马替尼片就成了妈妈的必备药。唐唐亲眼看到这种药在妈妈身上的副作用，吃完就会呕吐。但如果一天不吃，她体内的白细胞数值就可能变得很危险。

伊马替尼片（又名格列卫）作为治疗白血病的特效药很难买到，唐唐说，就算在丹东市里，他们也只找到了一家药房供应此药，而且需要提前一周预定。

丹东出现疫情后，唐唐所在村子在5月初也有了阳性病例，一位孕妇去丹东市里检查，回来后感染了一家人。这件事情之后，唐唐一家去市区买药成了不可能。但妈妈剩下的药片也就够到5月中旬的。

妈妈先是在天津医院治疗时的病友群里询问，倒是有病友愿意帮忙，但一问地址，都在外省。

唐唐在沈阳急得直哭，一家人开始想办法为妈妈找药。唐唐拿着药盒的照片在沈阳一家家药房问，跑了快十家药房后，终于有一家药房说可以预定。

又等了一周，唐唐拿到了一盒药，60片，妈妈可以挺一个月。

快递已经不通，唐唐舅舅托凭证行驶的保供货车司机将药送到村口，在关卡处，唐唐爸爸拿到了救命药。

慢性白血病对免疫力系统损伤很大，虽然病人看着正常，但他们不能吃正常人吃的药，不能打针，就算是一场小感冒都可能有“那个”的风险。妈妈生病后，唐唐就再也不愿意看到、听到和说起那个字。

“我最担心妈妈的身体，3月的时候，丹东这还很冷，她要跟着村里人去外面排队一个小时做核酸，我每天都祈祷她千万不要感冒。”唐唐说。村里有阳性病人后，家里人更是怕得不敢出家门一步。

一盒伊马替尼片800多块，唐唐之后又订过两盒，托人给家里送了回去。在外地买药，医保一点都不能报销，但唐唐已经顾不上心疼钱了。

家里更是如此。唐唐说，她家所在的丹东凤城农村，90%都是种植蓝莓和草莓的，几乎家家都有大棚。种植业也是丹东的主要产业之一，根据中共丹东市委宣传部，2021年，全市蓝莓种植面积达6.1万亩，年产量3.67万吨。唐唐家有5个蓝莓大棚，每个大棚平均三百平米，里面日常都是30多度，父母二人一直辛勤劳作，每年能有10万元收入。

疫情之下，往常来收草莓和蓝莓的货车都消失了，仅有的几辆车，看到村里草莓和蓝莓滞销，就会拼命压价。唐唐的妈妈抱怨说，“过去收购价三四十一斤的蓝莓，今年有人开价就是十块钱五斤，但不卖也没办法，烂在地里更心疼。”

一年到头，唐唐一家就靠着这5个大棚的蓝莓收入生活，供唐唐和妹妹两个孩子上学，但今年收入能保住一半就不错了。

蓝莓卖不出去，但唐唐父母还是照常进到30多度的大棚里摘果子，“熟了就得摘，果子不能烂到大棚里。”

唐唐的妈妈亲眼看到，隔壁邻居把草莓倒在外面的大沟里。

 

 

 

 

6月23日，丹东被一则 “黄码”父女与警察发生冲突的视频冲上热搜后，莫丽百感交集。这两个月，她一直在微博上呼吁大家关注丹东，关注丹东长期封城对当地民生的影响。

“丹东是我的家，我怎么不希望她好呢。”作为四代都生活在丹东的本地人，莫丽期待市民生活中一些实际问题得到解决，但又不希望人们以这种方式认识丹东。

6月23日当晚，辽宁省省长李乐成亲自主持召开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专题调度会议，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视频调度丹东市疫情防控工作”。

6月24日0点，在封城整整两个月后，丹东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发布关于全市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的通知，宣布除封控区、管控区的居民外，其他居民可凭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在全市有序流动。 

莫丽能回家看妈妈了，但姥姥所在的小区仍在管控，不知道何时能够完全放开。6月27日，她接到通知可以去卫生所给宝宝打疫苗了，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下。但在路上，她看到被封了两个月的同乡们，依旧和刚解封那天一样，疯狂地囤货，像是患上了某种“后遗症”。

李天期待尽快恢复高铁和快递，那样他的朝鲜族风味食品才能进货和发货。半年的旅游旺季已经过去了两个月，他期待今年还能干上两个月旅游，“一旦过了十一，就彻底没希望了”。

唐唐还在算计着药片过日子，三盒一共180片，够妈妈吃三个月的，现在应该还剩一个月的药量。她想，只要一完全解封，一定要让妈妈去多囤点药，不要再过这种在断药边缘下，担惊受怕的生活。

这两个月里，中年男人万鑫只能用沉默来抵抗眼前的无奈。“每天就是在家躺着看手机，没赚钱，但花了不少钱买蔬菜包。”6月27日，万鑫的熟食店终于开业，营业时间要求是从早上7点到中午12点，进入市场的人数也要限流，人一多就只能出一个进一个。

万鑫急切期待着把小店盘活。他还是想再在丹东挺一挺，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妻女和老父亲尽快回来，“咱们作为老百姓，能把养咱的人养老，把该养的人养大，就是最大的心愿了。”

（文中采访对象均为化名。封面图片为2020年5月，游客在鸭绿江边游览。于海洋/中新社/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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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故事计划｜失去工作这一年

06/27/2022

 

 

对没工作的人而言，今年如同一个分水岭，招聘的公司不断消失，私活也越来越难接。收入数字锐减，背后是生活与精神的收缩。

没活了

清晨五点多，汤平睁着眼，就在床上干躺着，脑袋里想的全是还贷的事。

他感到自己最近的脾气越来越不好了。他让妻子递个东西，稍微慢一会儿火就上来了。俩人没少吵架。最后，还得妻子反过来劝他：“你看别人现在过得还不如咱家呢。”每次聊完，汤平的情绪都能稳定几天，可一到还款的日子，心态又崩了。

而这一切，和没工作有关。原本，他是给巡演歌手伴奏的主音吉他手，一周跑两场livehouse或剧场，每场两千到三千元。年薪相当于一个互联网大厂的小领导。

疫情爆发后，演出一个接一个取消，他有两年多没接到什么活了。

没有演出，很多同行都扎进了夜场。就是底下有大哥喝开心了，甩二百块钱要点首歌那种。赚的比之前少不说，活还不好抢。他不得不开着那辆40多万的新能源保姆车去跑闪送。车是去年四月份，为了给妻子创业的经纪公司谈合作，接送艺人，咬着牙贷款买的。

汤平演出照

情人节那天，雪下得特别大，单子也多，都是送花的。那时汤平刚入行一个月，由于送单心切，一个没刹住，把前车给怼了。好在前车主人好，下来一看，车没啥事，直接放他走了。

凌晨两点收完车，汤平大概算了一下，挣了一千多。

后来他就再不敢跑了。不是心疼车，是怕成密接。那段时间，司机属于高危职业，总有人跑着跑着就被拉去集中隔离了。“挣那点钱不够自费隔离的。”

无所事事的每一秒都让汤平感到窝心。那是一种被生活推着，又实在不知该往哪走的拉扯。

没工作这一年，对方婷来说过得挺快。靠着靠着工作期间积攒的人脉和资源，私活始终没断过。主要是帮客户做营销策划方案，周期两到三个月，按项目结钱，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拿三万。

可到了今年，事情正在起变化。

三月底，方婷手上的项目刚刚收尾。打游戏的间隙，她突然想起有人联系过自己，随即拿起手机询问朋友：“你上个月是不是找我了？那个产品推广计划还有吗？”

对方回答：“没有了，产品不上线了。”

她从朋友口中得知，很多广告公司、营销策划公司，都在今年因为没项目而陷入停滞。之前吵着要合作的客户，也都陆续没了动静。她猜，估计是甲方没钱了。

员工没有绩效，离职的离职，被裁的被裁。一时间，所有人都散发着同一个信号：大家都没活了。

几个月里，方婷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白噪音、褪黑素、助眠香薰，全都不管用。极度亢奋状态下，她甚至出现了臆想：地球爆炸了怎么办？我是哪个国家的公主该多好……逐渐，她的行为也不受大脑控制了，有时会不由自主地去厨房做饭，却一口也不吃。

精神意志因没有工作而解离，生活也随之悬置。

挣扎

对这些疫情期间的失业者来说，今年如同一个分水岭，招聘公司不断消失，私活也越来越少。直到这时，他们才明白没工作到底意味着什么。“工作没了可以再找，活没了可以再接，只要有能力，总有口饭吃。但如果平台没了呢？”

去年五月份离职那会儿，何川每月都能接到四条拍摄项目。作为一名短视频编导，这个频率在上海还“勉强吃得上饭”。其中一部分还得归于他是本地人，不用交房租。

2021年下半年，何川的拍摄数量逐渐从每月四条变成了两条，又从两条减到了一条。到了今年，他彻底接不到活了。

失去收入来源的何川并没有放挺。失业的一年里，他一共面试了一百一十多家公司。有的是投资人转行，没等入职团队就解散了。有的是公司和岗位都在，但进去一看，整个公司就剩老板一个人了。还有一次，他和项目主管聊了两个小时，结果，对方只是找他学学经验，没想真招人。

上海封控的几个月，何川每天除了抢菜，就是到处问朋友：“你们公司还开着吗？”那时，他已经跟政府申请了失业补贴，一个月能领一千三百块钱。

有朋友曾给何川推荐过一家娱乐公司，旗下有个老演员，接不到戏，想转型做短视频剧。正需要他这种既拍过网大，又做过短视频的编导。双方聊得都很不错，就等一个offer。七天过去，他收到好友的消息：公司黄了。

环境的萎靡让何川感到无力。他开始上网搜索缓解焦虑的方法，那是一种让画笔在纸上随身体自由移动的绘画方式。他席地而坐，两手同时画出一团团无序的线条，有时候是黄色，有时候是绿色。整个人仿佛遁入了虚空。

何川在家里画画

他说：“大厦崩塌后，个体的规律早已不复存在。”他要在废墟中寻找新的意义。

封控期间，何川尝试过申请志愿者，一方面是他对小区志愿者的服务不满意，经常把菜堆在门口，不往下分发，另一方面是志愿者每天有400到800元的薪资。可他还是晚了一步，“早被有关系的占满了，送钱都当不上。”

于是，何川又一个转身复习起了PCR考试，俗称“核酸检测上岗证”。他听闻，那些核酸检测员一天工资是2000到3000元。

同在影视行业的王希莫记得，2020年疫情爆发后，每周都有院线高管、影视投资人组织线上分享会，主要讨论疫情之下行业的发展和困境。到了今年，没人再提这些事了。

王希莫正是2020年底辞职的，原因很简单——想回家打游戏。

那年，他在北京一家发行公司做城市专员，负责联系各大院线，给电影排片。影院关停后，公司接不到项目，员工只能拿两三千的最低工资，钱是老板取公积金发的。当时他的想法是，赶紧离职，先打两个月游戏再说。

第二年春节过后，王希莫试图重新找一份工作，发现行业已经卷起来了。一个月薪6000元的发行专员岗，十几个人竞争，“必须得跟地区最大的头儿有往来才能录用。”

这，还只是个专员。

王希莫大学专业是影视戏剧文学，一个同样失业的同学告诉他，自己一个月接了三个项目，干到第二阶段，资方全跑了，最后就拿了点订金。

王希莫自认为是个不会为以后考虑太多的人。眼前，唯一让他感到焦虑的就是钱不够花了。失业之后，王希莫一度靠跟家里要钱度日。“连外卖会员都开不起了。”

他爱抽烟，二十多块的黄鹤楼软蓝、小苏，一天两包，现在换成了十几块的红利群、南京。他也试过十块钱以下的烟，嗓子受不了。

原本，王希莫还能靠接私活维持生活，每周去外地带两天艺考班，一周两次，能挣6000块钱。直到2021年9月，教育部官网出台政策——到2024年艺术类专业将基本实现省级统考全面覆盖，各院校不再组织校考，同时将逐步提高文化课录取成绩。

丢了艺考班的王希莫为此愤愤不平：“艺术生跟其他专业不一样，大学之前他们没接受过这方面教育。”有艺术课老师给学生上网课，让说说对电影的基本了解，有同学一张嘴：我擅长研究党史。

去年4月份，王希莫曾有过短暂的工作。公司只有一个项目和电影相关——一个靠区块链技术驱动的排片平台。进去时，项目正处在试水阶段。整个团队没一个人懂电影市场。果然，两个月后项目宣布告终。

老员工都被分到其他部门，只有他没过试用期，不幸被裁。

4月23号，周六，北京的天气炎热起来。方婷拎着一兜冰棍雀跃着往劲松的小区走。就在大家都接不到活的时候，一个NFT项目送到了嘴边。经过两周的线上磨合，甲方和她敲定，下周一起去公司开个会。

她笃定，去就是签合同的。

正当方婷走到楼下，眼前的一幕让她发懵。门口全拉上了围栏，一群“大白”正忙活着。她问了一圈，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一个防护人员提醒她：“进去可不能再出来了。”

方婷紧忙跑上楼，把冰棍往地上一撂，又跑下去询问情况。此时，通知已经贴在了墙上，本楼出现确诊病例，整栋楼进行封闭，所有住户居家隔离。再回到家，冰棍都化了。第二天，她拿出手机给项目负责人发信息，说自己被隔离了，希望能把线下会议改成线上。

对方的答复很爽快：“线上也不用了，等你解封再说吧”。方婷知道，这是不能再委婉的拒绝了。

五脊六兽

去年下半年，汤平隐约感到环境有所好转，便借了80万商贷供妻子创业，配套的还有一辆40多万的保姆车。加上2020年为孩子上学在燕郊买的40平公寓，贷款共计140多万。他没想到，今年形势又严峻了。

在家躺了几个月，汤平的情绪几近崩溃。他突然想带孩子出去旅游，“要是哪天我被列为失信人，这就是最后一场旅行。”

5月末的一天，汤平到社区开好了保证书：特殊时期，一旦离开，短期内不能再回燕郊。接着，他就带上7岁的女儿驱车一直往南方开去。他们走国道，一路途径陕西、四川，最后抵达云南。每路过一个地方，他就给女儿讲当地的文化故事，“这几年孩子一直没出来过，连果树都很少见。”

朋友给汤平发来信息时，爷俩正在楚雄参观原始人遗址。朋友说，北京三里屯那边有个酒吧驻场的活，一天700。“感觉压在心头的重量一下轻了。”

本计划出了云南再进西藏的汤平，一接到消息，立马调转车头，千里迢迢从云南赶回北京。到家那天是6月9号，就在两天后，北京卫健委发布了通报：6月10日0时至24时，北京新增36例本土确诊病例和25例无症状感染者，均与天堂超市酒吧相关。

天堂超市酒吧离三里屯商圈直线距离不到一公里。很快，三里屯所有娱乐场所全部关停，其中就包括74家酒吧。刚恢复一周的餐厅堂食，也再次停止。

“已经麻木了，你要玩就玩死我吧。”

百无聊赖的日子里，跟合租的大爷喝酒是王希莫唯一的娱乐。

大爷是内蒙人，70岁，每次问起大爷的职业，大爷的回答都不一样。有时候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教授，有时候是联合国环保组织秘书长，有时候是中国茶文化协会主席。主要取决于爷俩聊到啥。

客厅被隔出了一个屋，没有窗户，一张长方形办公桌就是俩人喝酒的地方。大爷一般这样喊王希莫：“今儿过节，咱爷俩喝点，我来弄。”吃食无非是速冻饺子和塑封猪蹄，王希莫咬了一口猪蹄，真难吃。大爷问，味道怎么样？他说，好吃。酒是“杂牌茅台”和啤酒，如果王希莫不想喝这些，大爷也能瞬间从屋里拿出来一瓶威士忌。

王希莫从不打听大爷的私人生活，他们爱聊国际大事，比如：土耳其的宗教信徒到底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多少？喝高兴了，大爷就想升华一下彼此的友谊，认他当干儿子。

那是王希莫极少数不为现实而发愁的时光。

王希莫喝的啤酒，1.5元一罐

就在今年春节期间，从室友那传来大爷去世的消息，脑梗。人走的时候，只有大爷一个人在合租的房间里。王希莫过完年从老家回到北京，大爷的房间已经被家属收拾一空，只留一张四四开的结婚照挂在墙上。他走进去搜刮一圈，最后把大爷剩的“杂牌茅台”拿去喝了。

没有人聊天喝酒，王希莫的孤独和焦虑逐渐在扩大。有时候他自己在家做饭，竟然情不自禁地把过程给说了出来：“我该倒油了，把菜放里……”

失业以后，他经常出现头晕、呕吐、腿脚无力的症状。有天他喝完酒，突然一股无名火涌上心头，然后开始用拳头砸路边电线杆和大树。第二天手肿得生疼，去医院一查，粉碎性骨折。现在还有一片碎骨没取出来。

这种情绪每隔一周都会发作一次。为此，王希莫专门去医院挂了好几个号，查了好一通，最后医生告诉他：“你有鼻窦炎。”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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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弒母 -YMCK1025- ♂ (212 bytes) () 06/27/2022 postreply 20:49:04